医疗事故纠纷案例_范文大全

医疗事故纠纷案例

【范文精选】医疗事故纠纷案例

【范文大全】医疗事故纠纷案例

【专家解析】医疗事故纠纷案例

【优秀范文】医疗事故纠纷案例

范文一:医疗事故纠纷案例 投稿:邵潊潋

医疗事故纠纷案例

随着医疗事故的不断发生,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也在不断增多,医疗事故纠纷的源头是什么?如何减少医疗事故纠纷呢?请大家阅读下面的医疗事故纠纷案例及分析了解医疗事故知识。

医院用药不慎 死者亲属获赔五万五 患者因腹泻住院,医院对疾病认识不够,未及时进行相关检查,用药也不够慎重,最终患者死亡。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医院赔偿死者亲属各项损失五万五千余元,并承担本案的鉴定费用。

【案件回顾】

2012年,王某因腹泻到通州区某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急性肠炎并住院输液。输液后王某病情非但未好转还有所加重,当天便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医院对王某的诊断并无过错,王某原发疾病及自身体质等自身因素是导致死亡主要原因。但王某既往有哮喘史,年龄较大,医院对疾病认识不够,没有进行相关检查,治疗用药不够慎重,可能对王某的诊治产生不利影响,但与王某的死亡作用轻微。

【法院审判】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鉴定意见医院对王某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的过失,该过失与王某的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对因此给王某的亲属造成的损失及精神痛苦,医院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比例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医院的过错程度并参考鉴定意见予以酌定为10%。最终法院依此判令医院赔偿王某的亲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五万五千余元,并负担本案的鉴定费。

高危产妇分娩医院处置不当 男婴出生后几小时内死亡

因为医院对高危产妇分娩处置不当,导致新生男婴出生不到几小时便不幸殒命,悲痛之余,家长将柳江县某医院诉至法院。

案情简介

2010年,家住柳江县洛满镇的阿辉和同镇女子阿丽相识。2011年9月2日,怀孕十个月的阿丽感觉下腹肿痛,到柳江县某医院就诊。医院诊断阿丽腹中胎儿正常。9月6日,该医院妇产科将使用催产素的原因及危险性告知阿丽的家人及其本人。次日,医院又将做剖宫手术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的原因及危险性告知阿辉和阿丽。两人同意剖宫产。当日,阿丽被送进剖宫手术室,但是儿子出生后无法自主呼吸,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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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辉和阿丽认为阿丽属于典型的高危产妇,胎儿脐带绕颈且羊水偏多,医生应当严密监测产妇及胎儿的各项指标,但是医院只是在发现胎儿缺氧后,才进行术前准备,浪费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医院对新生儿的死亡,存在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双方就相关事项协商不成,2012年12月25日,阿辉和阿丽将医院诉至法院,要求医院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医疗费2209元,同事要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法院调解

柳江法院将案卷移交至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显示柳江县某医院对阿丽分娩采取的处置措施存在不足,相关记录不完整,不能真实反映阿丽的病情变化,存在医疗过错,与阿丽孩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开庭后经法官调解,7月16日,经双方同意,法院形成调解协议,医院一方赔偿阿丽和阿辉各项损失共计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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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案例分析]医疗事故纠纷起诉状 投稿:韦婽婾

医疗事故纠纷起诉状

原告:周XX,女,28岁,汉族,现住:固始县XXX

被告:固始县XXX中心卫生院

所在地址:固始县陈淋镇街道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诉讼请求

判决赔偿原告各项损失约5万元,具体数额有待医疗事故鉴定结果出来后计算。

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事实与理由

2012年2月,原告骑电动车时不慎摔伤,导致右肱骨中段骨折,在当地医院进行肱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后伤口愈合后出院。原告于2013年2月1日在固始县XXX中心卫生院进行右肱骨内固定物取出术,术后原告右上臂至右手活动受限、麻木。而原告在做右肱骨内固定物取出术之前,右手臂及右手活动均正常。

被告在对原告进行右肱骨内固定物取出术时,由于操作不当,造成原告桡神经断裂。原告在被告处出院时,原告右手背麻木,虎口处麻木非常明显,握拳尚可,肌力较对侧偏弱,手指外展不灵活,拇指翘起困难,手腕抬起困难,经会诊确定为桡神经损伤。经被告与原告方协商,要求原告转院治疗,后来原告同意转院,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零五医院治疗。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零五医院诊断为“右上臂术后桡神经断裂”。固始县XXX中心卫生院的诊疗行为直接造成原告组织器官损伤及右手功能障碍。

原告认为被告的诊疗行为严重的违反诊疗常规,同时存在手术操作上的不当,损害了原告的身体健康,且给原告造成了相应的经济损失,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认为,被告的诊疗行为严重的违反诊疗常规,损害了原告身体健康,且给原告造成了相应的经济损失,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诉请贵院依法秉公裁决,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致

固始县人民法院

起诉人:周XX

2013年12月21日

附:1、起诉状副本一份

2、相关证明材料

范文三:[案例分析]医疗事故纠纷 投稿:萧枤枥

北京市**区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2009)通民初字第9123号

原告李,男,2008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区胡各庄前**村。

法定代理人李(原告之父),197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陕西省长安县子午镇南**村农民,住**区胡各庄前**村。

委托代理人申红军,男,北京市天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区妇幼保健院,住所地**区玉桥中路124号。

法定代表人顾岳山,院长。

委托代理人纪磊,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女,该单位医务科科员,住该单位宿舍。

原告李诉被告北京市**区妇幼保健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

原告李诉称:我于2009年4月7日在潞城卫生院接种水痘,下午4点高烧到北京市**区妇幼保健院治疗。医生诊断为扁桃体发炎,于是给左臀部注射赖氨匹林,口服液是泰若林和头孢克肟颗粒,当天出院。后原告又发高烧,后到李桥儿研所就医,医生诊断为急性感染。之后又到首都儿研所就医,住院一个多月。原告认为被告北京市**区妇幼保健院在对我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故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给付医药费16268元,护理费22362元,营养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982元,电话费84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以上共计82261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北京市**区妇幼保健院辩称:我方同意法庭调解。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被告北京市**区妇幼保健院给付原告李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电话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一万七千元,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前执行清。

案件受理费三百五十元、医疗事故鉴定费三千元均由被告北京站**区妇幼保健院负担。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范文四:医疗纠纷案例9 投稿:崔踃踄

医疗纠纷案例

2014年1月18日,杨某因发热1天就诊于某市人民医院发热门诊,血常规:白细胞6.1×109/L,胸部CT提示左肺下叶团片影,考虑感染性病变,建议治疗后复查;右肺下叶少量感染灶。杨某拒绝住院,某市人民医院予哌拉西林舒巴坦钠针及维生素C针等治疗。1月19日下午,杨某诉出汗较多,测体温37.8℃,阵发性咳嗽咳痰,某市人民医院诊断"左下肺炎,高血压",予吸氧、监护、加强抗感染治疗、留观。1月20日,杨某仍有发热,最高体温38.7℃,咳嗽咳痰,痰中带血,某市人民医院予舒普深针、阿奇霉素针、沐舒坦针等治疗,并联系住院。当天下午杨某入住某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否认活禽接触史,初步诊断:左侧社区获得性肺炎,高血压病。某市人民医院予相关检查,莫西沙星针、氨溴索针等治疗。1月21日,杨某仍发热,某市人民医院予物理降温,地塞米松针、复方甘草口服液等治疗。1月22日10时,某市人民医院查体:肺部湿罗音增多,提示感染较前加重,予复查胸部CT,加用阿莫西林钠克拉维酸钾针抗感染治疗。杨某白细胞2.7×109/L,血小板75×109/L,某市人民医院予利可君片、血美安片对症治疗。当日午饭后,杨某突感胸闷气促,血氧饱和度提示79%,血气分析提示I型呼吸衰竭,床边胸片提示肺部感染进展明显,某市人民医院考虑病毒性肺炎可能性大,予奥司他韦胶囊、甲强龙针、喘定针等治疗。19

时H7N9核酸可疑阳性,多专科会诊考虑H7N9疑似重症病例,与家属沟通后转入负压病房隔离治疗,途中行胸部CT检查,修正诊断:人感染H7N9禽流感危重症病例,重症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重度),I型呼吸衰竭,高血压病,低钾血症,低白蛋白血症。某市人民医院予特级护理,抗病毒、抗炎、抗感染等治疗。1月23日9时30分,杨某血氧饱和度进行性下降,某市人民医院予短暂无创通气后疗效欠佳,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加用白蛋白针、血浆等治疗,并请外院专家会诊。1月24日3时,杨某转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治疗。入院诊断:重症肺炎(人感染H7N9禽流感),呼吸衰竭,高血压病,予呼吸机辅助呼吸,抗病毒、抗细菌感染、抗炎等治疗。杨某总体病情未能改善,出现反复高热,循环衰竭,氧和不能维持,予CRRT治疗未见明显改善。2月5日晨,杨某出现室性心动过速,经抢救无效宣布死亡。死亡诊断:重症肺炎(人感染H7N9禽流感),呼吸衰竭,循环衰竭,高血压病。

后杨某家属就杨某医疗损害一案将某市人民医院告上法院,法院审理中委托浙江省医学会就“1.某市人民医院对杨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某市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杨某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若某市人民医院存在过错,其过错行为在杨某死亡后果中的责任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浙江省医学会向本院出具浙江医鉴(2015)41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专家组分析认为杨某死因系

人感染H7N9禽流感、重症肺炎、呼吸循环衰竭。杨某高龄、所患疾病凶险、进展迅速、预后差。根据门诊病历记载,某市人民医院根据杨某病史、查体,予血液化验、胸部CT等检查,采取吸氧、抗感染、留观等措施,且发热门诊建议杨某行甲流胶体金检测及住院,未见违规。根据住院病历记载,杨某"否认活禽接触史",某市人民医院予流感抗体IgM检测、抗结核抗体、痰液查致病菌、血液培养等相关检查,杨某病情恶化时,某市人民医院予血气分析、床边胸片、胸部CT及人感染甲型禽流感抗原等检查,修正诊断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危重症病例,重症肺炎等,采取转负压病房、抗病毒、激素、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措施,诊疗过程合理。在当时人感染H7N9禽流感疾病流行的大环境下,某市人民医院虽问及活禽接触史,但在杨某入院后首次病程记录的鉴别诊断及后续病程记录中均未提及该疾病,未尽早进行人感染甲型禽流感抗原检测,存在过错,该过错对杨某疾病的诊断、治疗有一定影响。综上,杨某死亡主要是其自身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所致,但不排除与某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有关,专家组综合认定,某市人民医院承担轻微责任。鉴定结论为:某市人民医院在对杨某的诊疗活动中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杨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某市人民医院承担轻微责任。

法院认为:杨某在某市人民医院处治疗,双方之间形成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明确。在当时人感染H7N9禽流感疾病流行

的大环境下,某市人民医院虽问及活禽接触史,但在杨某入院后首次病程记录的鉴别诊断及后续病程记录中均未提及该疾病,未尽早进行人感染甲型禽流感抗原检测,存在过错。根据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某市人民医院在诊疗活动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对杨某疾病的诊断、治疗有一定影响,与杨某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杨某高龄、所患疾病凶险、进展迅速、预后差,当时的H7N9禽流感患者死亡率较高,并结合鉴定意见书认定某市人民医院的责任程度为轻微责任,法院酌定某市人民医院对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判决如下:

一、某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医疗费165802元、死亡赔偿金220775元、丧葬费26874元、鉴定费4000元,合计417451元的20%计83490.2元;

二、某市人民医院余姚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沈天姬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范文五:医疗纠纷案例4 投稿:傅旄旅

医疗事故案例:

案例一:

患者石某于2012年4月8日因头昏半天至A医院就诊,有高血压、黑便病史,头颅CT提示两侧半卵圆区缺血性梗塞灶,入院治疗。予以丹参、银杏静滴、福里衡、活血通治疗。21时许,石某在输液过程中头晕加剧伴视物旋转,呕吐血色液体。诊断为脑梗眩晕综合征、急性胃粘膜病变。予以巴曲亭1ku肌注、1ku静注。23时石某恶心、呕吐深咖啡色液仍未好转,予以捷凝100ml静滴(缓慢滴注)。次日2时许复查头颅CT示:两侧半卵圆区小梗塞、左侧顶骨小片低密度区。2时50分许,石某嗜睡,呼之有反应,不能对答。4时许发病危通知书,诊断为脑梗塞(脑干可能)。8时15分入抢救室,后诊断为脑梗塞、高血压3期(极高危组)、吸入性肺炎。予以降颅压、营养脑细胞、促醒、减轻脑水肿、抗感染等治疗。16时10分行气管插管。后石某症状无好转。4月11日复查头颅CT:脑干片状低密度影。4月13日某外院神经内科会诊,拟诊后循环脑梗死,脑干、小脑累及可能大。石某后在A医院多次住院治疗,6月10日出院时情况为四肢活动不利;神志欠清,呼之无应答,双眼球有活动,两肺呼吸音粗,四肢查体不配合。

【专家评析】

1、2012年4月8日患者因“头昏半天”至A医院就诊。患者有高血压病史,头颅CT提示“两侧半卵圆区缺血性梗塞灶”,患者输液过程中头晕加剧伴视物旋转,提示病情逐渐加重发展至后循环病变。4月11日复查头颅CT证实脑干梗死。疾病自身的进展是导致其目前持续植物状态的根本原因。

2、据鉴病史记载,患者就诊前有“黑便”病史,就诊当日呕吐物隐血实验(++),上消化道出血诊断成立,属于溶栓治疗的禁忌症,故医方未予溶栓治疗符合诊疗规范。

3、没有证据证明使用丹参、银杏达莫加重了患者胃粘膜损伤。

4、巴曲亭药品说明书规定“有血栓病史者禁用”; 捷凝药品说明书规定“对于有血栓形成倾向者慎用”。医方使用该两种药物存在过失,虽然剂量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可能对加重脑梗死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本例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A医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使用止血药物不当的医疗过错,与患者的人身损害结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二:

汪某患糖尿病5年余,因感觉不思饮食、腹胀、腹痛、头晕、乏力入M市第一医院检查,于2013年10月医院以“肝硬化、脾功能亢进、贫血、2型糖尿病”收住该院普外科,后因贫血等原因转入该院血液科,对症治疗病情略平稳后,医生建议汪某进行脾切除术,以控制严重亢进的脾功能。汪某及家人同意,又转回外科拟行脾切除术。经术前准备,于转入外科第20天8时在全麻下行剖腹探查并脾切除术。手术记录反映:术野渗血多,血压波动在50~69/0~35mmHg,脉搏120/分,加快输液并输全血、血浆、凝血因子(拟输血小板悬液联系未果),同时应用止血、升压、糖皮质激素、纠酸药物,于14:40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转入ICU后血压测不出,心率102/分,呼吸14/分,呈昏迷状,双侧瞳孔直径5.5mm,对光反射消失。15:30患者呼吸停止、心脏停搏,继续抢救15分钟无效死亡。

【司法鉴定结论】

患者有肝硬化、脾功能亢进、继发性贫血、2型糖尿病以及原发性高血压,经多科诊治,并经一定术前准备,最终进行了手术。患者所患疾病具有手术适应证,对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是正确的,对此,医患双方已达成共识。但患者病情非常严重,加之年老体弱,手术的危险性很大。引发术中大出血的根本原因却是医方的救治措施不当,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术前准备不充分:对疾病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忽视患者有脾

功能亢进并继发性贫血这一重要问题,对术中可能发生的出血情况没有进行充分预计,备血不足。

2、术中处理欠妥:其一,手术中探查发现脾窝深、渗血多达2900ml等情况,说明手术的危险比预料的要大,术者过于自信而低估了进一步手术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同时,发现这一情况时,医方应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患者家属,征得家属同意后方能继续手术,但术者并没有这样做。其二,手术中发生出血,应当积极查找出血原因,以便采取有效措施,而术者仅凭渗血好转就匆忙关腹。患者死亡后,仅脾窝引流出的新鲜血液就达600ml。

3、抢救存在的问题:对危重患者应在手术室就地抢救,不宜把患者移至ICU病房,搬动患者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内出血。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医院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责任。而医方过于自信,对手术存在的风险没有进行充分的预估,自认为能够轻松完成脾切除这一常见的外科手术,以致术中出现休克等意外情况时,相应的处理失当,患者最终死亡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引起患者家属不满的主要原因。

除了治疗本身的问题之外,患者死亡后,在医疗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医院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失误:

1、 死亡后未做尸体解剖:没有尸解结论就不能提供死亡原因的病理诊断作为法医鉴定根据,使临床病历资料成为法医鉴定唯一的参考。

2、 死亡后未行死亡病例讨论:患者死亡后应当有死亡病例讨论,对治疗、手术和死亡原因进行讨论分析,并完整记载,而医院所提供病历中未见死亡病例讨论记录。

最后,案件经该市人民法院调解,判决医方赔偿患方各种费用64900余元。

范文六:医疗纠纷案例分析(2) 投稿:韩瞤瞥

医疗纠纷案例分析

案一:丘某诉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情简介:11月13日,81岁女性患者丘某,因反复“左侧腹痛1月余,加重1周”入住某医院。11月28日,行左锁骨上淋巴活检提示:弥漫大B细胞性淋巴瘤,高度恶性。后患者病情逐渐加重,出现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予对症、支 持治疗。12月30日,患者出现双下肢浮肿、少尿等肾功能衰竭症状。12月31日下午2时30分,值班护士错将临床的“铃兰欣”当作“新福欣”加入病人的补液中,约20分钟后被家属发现而报告护士撤换药物。次年1月2日,患者呈浅昏迷状态,1月3日呈深昏迷状态,1月5日凌晨4时20分,被宣告临床死亡。死亡诊断为弥漫性大B型恶性淋巴瘤,并粘连性肠梗阻、多脏器衰竭。医学会鉴定分析意见称:医院违反卫生部制定的《医院工作制度》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错将“铃兰欣”当作“新福欣”加入病人的补液中,而且在病历中未做如实记录。患者出现肾功能损害是恶性淋巴瘤的自然发展结果,与使用“丁胺卡那霉素”无关(“丁卡”每天超过1.5g,疗程超过10天者,易引起肾功能损害)。患者被错用“铃兰欣”后并未出现过敏反应的症状与体征。医方过失与患者的死亡无因果关系。结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医方无责任。

焦点问题:

1、 医院对丘某适用药物方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如果有过错,是否对丘某产生了损害

结果。

2、 若医院应承担责任,那么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3、 医学会鉴定分析意见认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医院是否还应承担责任? 分析与结论:

1、在本案中,医院在使用“丁胺卡那霉素”方面,违反诊疗常规,未尽必要、谨慎的注意义务。所谓的“注意义务”就是应该这么做却没这么做,不该这么做,又这么做了。“铃兰欣”为对青霉素类抗生素过敏者禁用药物,在丘某的住院病历首页、护理病历首页都均记载丘某的过敏药物包括青霉素,医院错将临床的“铃兰欣”当“新福欣”输入,违反了《医院工作制度》,客观上可能加重肾功能损害、加速病情的恶化程度。因此,医院在诊疗活动中违反了注意义务,错用了药物,存在过错,且由于患者丘某已经死亡,产生了损害结果。

2、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医院存在过错,且对丘某产生了损害后果,那么接着就涉及到了医院应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我认为丘某为高龄恶性肿瘤晚期患者,其自身疾病的自然转归是其死亡的主要因素,医院的医疗过失为丘某死亡的次要因素。因此医院在本次医疗纠纷中承担次要责任,医院承担因自己的过错而扩大的医疗费用。医院承担因其医疗过失致丘某的病情加重而产生或扩大的医疗费损失、陪护费损失和丧葬费损失的30%。且由于医院的过错客观上导致了患者的提前去世,病人家属主观心理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故还需赔偿病人家属相应程度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3、医学上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能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在法学上则采取相关因果关系说,“一个可能性的判断过程”,如果可能性的判断显示A很有可能导致B的发生,而在存在A的情况下确实有B的发生,那么人们会比较有理由相信A就是导致B发生的原因。在本案中,错输药品很有可能导致患者的死亡,在医院错将“铃兰欣”当“新福欣”输入病人体内之后,确实出现了丘某死亡的损害结果,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医院的过失导致了患者的加速死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64条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定案的当然依据。是否采信医疗事故鉴定结论,需要法官对其三性,即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

进行严格审查。鉴定结论为证据的一种,必须查证属实,必须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等法律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在本案中,虽然医学会不认为医院存在过错,但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医院在此次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虽然丘某疾病的自然转归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医院违反注意义务,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结论:医疗纠纷是指基于医疗行为,在医方(医疗机构)与患方(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之间产生的因医疗过错、违约而导致的医疗损害赔偿及医疗合同违约等纠纷。医疗纠纷通常是由医疗过错和过失引起的。医疗过失是医务人员在诊断护理过程中所存在的失误。医疗过错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等医疗活动中的过错。这些过错往往导致病人的不满意或造成对病人的伤害,从而引起医疗纠纷。

近年来,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医疗纠纷也出现了新的情况。首先,医疗纠纷的数量不断增多,且由于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采用的“举证责任倒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过错推定原则”等,使医院出现举证不能的情况增多,院方败诉的增多。 其次是赔偿数额增大。医疗纠纷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向医院提出经济赔偿的要求,只要有对医院不利的情况,尤其是出现举证不能的情况时患者和家属就大肆喧闹,要求赔偿,数额越多越好。再次,处理困难增大:多数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发生原因复杂,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而且社会各界一般认为患者是弱势群体应当加以特殊保护,因此处理起来非常困难。

如何防范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的发生,这是国家卫生界和各医疗卫生行业最为关注的问题,各级医疗机构和专家学者对此也进行了最多的研究与尝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多个部门齐抓共管,标本兼治,大力表彰先进典型,严厉查处违纪行为,努力做到一切为了患者,一切服务患者,一切方便患者。以实际行动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事故及纠纷发生。第二,增强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医务人员应与时俱进加强医疗技术,加强三基训练,学习先进医疗技术。第三,加强病案管理。病案是医疗过程各个环节的原始记录,病案中反映的问题往往就是医疗环节中存在的问题,病历是确定医方是否有过错的重要依据,如果没有病历,法院会认为医方举证不能,从而认定医方承担完全责任。第四,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各种操作规程。当前医院都制定完善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医护人员对于医疗规范应严格执行。第六,改进服务作风,提高医疗质量。加强对医务人员医德教育和业务素质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切以患者为中心,改善服务态度,切实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第七,实施知情同意,防范医疗争议。医院在医疗活动的不同阶段,自始至终都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通过告知明确医疗服务合同的目的、疾病发展转归过程和医疗服务的损害特性,明确医疗服务合同履行的风险;治疗时多提出几套治疗方案,将每一方案的优缺点、副作用讲清楚,提出可供选择及建议选择的诊疗手段,让患者参与制定和选择;告知其服务的标准、价格和可能的服务期限,以及通过积极的救治措施仍可能发生不能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意外;凡是患者死亡的均应告知患者家属应当尸体解剖,从而实现医患双方在认识上的一致,避免大多数医患矛盾的发生。

附录: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医疗规范的规定

(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侵权责任法》第58条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的诊疗义务

(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侵权责任法》第60条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

案件来源: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e4deebf8fab069dc502201b7.html

范文七:医疗纠纷案例分析 投稿:戴鏧鏨

医疗纠纷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3月4日,62岁男性患者马某,因黄疸到某医院住院治疗,经超声、CT等检查后,初步诊断:梗阻性黄疸,肝内外胆管结石,胆总管胰头段占位性病变,可疑胆管癌。3月11日,患者家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名同意手术。手术同意书中,术前诊断未写“胰头占位性病变”;“拟行手术方式”为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胆肠吻合术,备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手术风险”中写明,若术中诊断为胰十二指肠占位,需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手术记录载,术中于胆总管胰腺段触及一1×1cm大小占位性病变,质硬,胰头呈浸润性炎症改变;探查胆总管胰腺段见管腔呈增生性闭塞,决定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后病理结果为,胆总管壁纤维增生,黏膜上皮增生,慢性炎细胞浸润,胰腺间质有灶性炎细胞浸润,未见肿瘤。4月6日,患者出院,最后诊断为:梗阻性黄疸,继发性胆总管结石,慢性胰腺炎并胆总管胰腺段纤维增生。

患者以医院误诊切除其重要器官构成医疗事故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巨额赔偿(50万元)。患者起诉称:在手术同意书中,术前诊断中无胰头占位性病变,医院也未与其讲明要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故医院侵犯了其知情权。术后病理证实,无胰头部癌变,医院的误诊误治,将其胰头、十二指肠、胃的一半错误切除,对其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

医院辩称:患者术前反复腹痛、持续高热、全身皮肤发黄等,经

过检查认为是胆总管下端阻塞,对胆管癌只是怀疑,并没有明确认定,为其所施行的手术是在有合乎医疗规范的手术指征的情况下作出的。胰头部硬结位置较深,是否恶性必须经过病理的检验,但如该结节是恶性的,穿刺会造成扩散,这是有相关医学理论支持的。医院在当时作胰十二指肠切除是一种对其负责任的医疗行为,故请求法院驳回其的诉讼请求。

医学会鉴定

分析意见:患者经各种检查怀疑胆总管下段阻塞,胆管癌待排除,故具有明确手术指征;术中发现胆总管下段闭塞,不能排除癌之可能,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具有充分理由;手术操作符合常规,围手术期处理得当,无违规操作;存在的不足:医方与患者家属在术前、术中沟通不足。鉴定结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法院审判

本案争议的焦点:医院在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失,即其是否已尽到其应尽的义务:诊断和治疗方面谨慎的注意义务;充分的告知、说明义务。法院认为:医院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已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不存在过失!医院在术前、术中均未尽到其应尽之告知、说明义务,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存在过失。法院判决:医院一次性赔偿马某15000元

案例点评

引言:所谓“辩证法”,一方面是“从具体的事例发展到普遍的原则,并使潜在人们意识中的概念明确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是“使一般的东西,通常是被认定的,已固定的,在意识中直接接受了的观念或思想的规定瓦解”。[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国外)“任何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其身体”。[美] Cardozo ,1914年informed consent 理论的建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1957年要求作为医疗的专门家医师把病情与医疗方法对没有专门知识,且怀有不安的患者具体地加以说明。世界医师联盟总会,1964年美国1990年颁布的《患者决定法》,亦对知情同意权作出规定。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中国]医疗机构实施手术、特殊检查或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的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关系人的同意并签字。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或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出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产生不良后果。

《执业医师法》1999年,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如实告知患者。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年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医务

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10年7月1日即将实施

知情同意权Vs 告知说明义务

本案例中医院是否违反知情同意权?违反知情同意权与患者的医疗结局是否相关?医院是否该承担责任?医院是否违反知情同意权?癌还是占位性病变?医院是否违反知情同意权?占位性病变癌症手术方式的选择?

院方存在的不足

“术前诊断”一项中未写明“胰头占位性病变、可疑胆管癌”这一诊断。术前未与患者充分沟通“占位性病变”与“癌”的界限。未对“胰十二指肠根治术”增加的风险作着重的说明,尤其未告知存在根治术后病理检查可能为良性的风险,使患者丧失了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作出自主选择的机会。

院方是否该承担责任?

本案中,若医方充分告知,患者可能选择仅做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胆肠吻合术,这种术式与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差额是胰头、十

二指肠、部分胃的切除、治疗费用的部分增加和以后可能发生的并发症,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痛苦。 但同时,也为患者排除了癌症的可能性,打消了患者对于癌症的顾虑,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而且上述器官的切除对患者的身体机能并未造成较大的影响 。不做手术失去明确病因以及可能根治的机会做手术冒手术损伤、费用支出以及可能仅为良性病变的风险是否本案例中,患者选择与否的几率应相近。二审法院将赔偿额酌定为15000元,与上述分析基本相符 。

点评

履行告知说明义务的好处:有助于增强医患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鼓励医生慎重考虑他们的决定;促进医患之间的良好配合而使疾病的;治疗达到较好的效果;

履行告知说明义务的几点建议:口说无凭,立字为据。预防“熟人卖烂锅”现象对诊断不明确者,应进行详尽的沟通。疑难重症病情的告知或手术签名,尽量不采用格式化的知情同意书。进行重症病人抢救时,病情的告知应及时更新。

范文八:医疗纠纷案例 投稿:郑独狭

[案情]

病员男,63岁,患高血压病脑血栓已十二年,曾入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出院,出院后一直口服中药维持病情的稳定,入院前半年自觉时有头晕、全身乏力等症状,但未介意。

病员1995年5月14日,因呕吐,伴有黑便,往某市职工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脑血栓后遗症,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收入院治疗。入院后化验血常规RBC:1.0*10/L,Hb20g/L。先后两次输血700ml病情好转。化验血常规RBC:2.5*10/L,Hb60g/L。便躯干及双下肢皮肤出现大小不等散状白花斑。在输血中病员家属无意发现血袋上供血者的姓名和病室一脑血栓患者姓名相同,引起病员家属怀疑,遂发生争议。

[处理]

该院神经内科采用血液稀释疗法治疗脑血要全,即将病人的血液抽了离心后血浆回输,有形成份废弃不要。当病员需要输血治疗时,本应到院内血库取经过检验的合格血,而当班医生却擅自将本科脑血栓病人的废血两次输给病员。病员输入废血后,躯干及双下肢出现白花斑。经查验供血者确有白花斑,白花斑是可以通过输血传染的,病员的白花斑就是由输血造成的。

经该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该事故定为三级甲等医疗责任事故。

[评析]

这起事故发生是由于医务人员违反输血的有关规定而引起的。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输血治疗是正确的。但输血应根据卫生部1993年2月17日关于《发布血站基本标准的通知》卫医发(1993)第2号文件明确规定:血液是直接进行人体的特殊物质,其质量标准必须统一,保证血液质量。对供血者必须进行健康检查。《供血者健康检查标准。总则指出:为确保医疗和应急用血质量,保证供血者的身体健康和受血者的安全,供血者每次采血前须进行体格检查,有下列情况及病史才不能供应:①有心血管病患者及其病史,如各种心脏病、高血压、低血压、高血脂、心肌炎及血栓性静脉炎等。②有慢性皮肤病的患才,特别是传染性、过敏性及炎症性的全身皮肤病,如黄癣、广泛性湿疹及全身牛皮癣。根据上述规定,某市医院在给病人输血时,应严格按照医疗常规和有关规定,取合格血输给病员。而该院医生在治疗时擅自使用其他心血管病患者的废血,致使病人造成伤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起事件是完全能够避免的,但该纠纷中的主要责任者,在明知是废血的情况下,还给他人输血,其行为已经超出医疗纠纷中界定的过失。已属故意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应根据给病员造成的伤害程度追究责任人的伤害责任,后果严重的可按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来源:广州长安医院网站)

病人女,25岁,因支气管扩张咳血住某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住院的三个多月,在治疗咳血的过程中发生重症脑梗塞,并在住院期间感染重病丙肝,使多种脏器受损,造成呼吸与循环功能衰竭,最终导致死亡。经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医疗技术事故。

[处理]

病人家属起诉至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14项费用,共328771.97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项要求赔偿医疗事故补偿费6000.00元,符合该省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细则的规定,应予支持。第二项,要求赔偿住院费87683.97元,应扣除病因支气管扩张咳血而发生的费用3672.57元,实际应赔偿住院费84011.40元。第三项,要求赔偿按医嘱外购药费126000.00元,经查在发生事故至死亡期间,按医嘱在病历中记需外21068.00元,在病历中亦有记载,应予支持。第五项,护理费用20168.00元。经查,原告是以每天3班,每班4人,每班每10元护理费,4元误餐费计算出来的,但无法律证据。鉴于原告提供护理人员的证据,有农村的,有城市的,但均无固定工作,参照有关规定可选择农村1人,城市1人,以每天2人为护理人员,从事故发生日起至病人死亡止计123天,城市1人按1660元。13元÷365天×123天计559.44元,农村1人按751.39元÷365天×123天计253.20元,2人护理费计812.64元。第六项,要求赔偿营养费15000.00元,考虑病人在住院的数月间。时有病情加剧,身体极度虚弱,原告及其家属给病人服用大量补品,且在病例中亦记载需吸少量三株口服液等情况,参照有关规定,可适当给营养费2000.00元。第七项,要求赔偿因减少收入1500.00元,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项八条的规定,应由病人的所在单位解决,本院不予支持。第八项,要求赔偿请外地专家会诊费5000.00元,病人病情加重后,原告及亲属邀请外地专家,被告亦接受会诊,应予支持,但只能依据原告提供的票据为准计1060.00元。第九项,要求赔偿丧葬费90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参照有关规定,应赔偿500.00元。第十项要求赔偿医疗鉴定费400.00元,应予支持。第十一项,要求赔偿去省会参加医疗鉴定交通食宿费600.00元,原告提供二张票据207.00元,应予支持。第十二项,要求赔偿精神补偿费50000.00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省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细则第17条,《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医学院附属医院赔偿原告×××(病人家属)医疗事故补偿费6000.00元、住院费85011.40元、按医嘱外购药费126568.3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诉讼费5881.00元,由被告×××医学院附属医院负担。

[评析]

本例的赔偿部分计算精细,各具体项目的计算比较合理合法。但是,在赔偿项目的适用法律方面,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

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一规定在普遍意义上划定了侵害生命健康权所应承担民事责任范围,亦即一般伤害案件应赔偿的项目。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规定:“病员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疗费用,由医疗单位支付。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这一规定定明确指出,对于医疗事故事故应赔偿的项止是医疗费用和一次性经济补偿两项,由于医疗工作是在人体上进行,工作对象又不是健康的个体,因而,医疗事故造成人身伤害有其特列性,不应等同于打架斗殴等一般伤害案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针对医疗事故这一特殊伤害案件的特别法,该法所列的两项赔偿项目是与《民法通则》119条并例的,而不应相加,事实上,医疗费一项已清楚地表明了重叠性。

关于一次性经济补偿所包含的内容,各地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均有所表现,以《广东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为例,本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一级医疗事故:死者生前系主要劳动力、家庭负担三人以上(含三人)的,最高不超过三千元;死者生前系主要劳动力,家庭负担二人以下(含二人)的,最高不超过二千五百元;未工作的青少年、儿童有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高不超过一千五百元;死者为未满三周岁婴幼儿,最高不超过八百元。”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一级事故的一次性经济补偿,不正是相当于《民法通则》119条所规定的:“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的生活费等费用”吗?

本案既判了一次性经济补偿6000元,又判了丧葬费500元,属于重复计算了赔偿项目,是不合法的。本案属于医疗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复函的精神,应依据《民法通则》判定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具体赔偿项目及数额,应参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各地实施细则确定。

(案例1)未及时请示上级医师或进行必要术前讨论和会诊,出现诊断错误进行手术导致医疗事故。

患者罗某,因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到一乡卫生院就诊,经X光摄影检查,放射科医生诊断为“膀胱结石,约3×4㎝大小”。罗某持乡卫生院X光片来到万安县某医院复诊,接诊的外科医生看过X光片后,也诊断为膀胱结石,并收入住院治疗。

万安县某医院给患者行“膀胱切开取石术”。医生切开膀胱后,却未见膀胱内有结石,就对罗某谎称结石已取出。罗某提出要看结石,医生又说结石较小,未保存,这与放射科医生诊断结石为3×4㎝显然不相符。为搞清事实真相,罗某申请市医学会作医疗事故鉴定。

市医学会鉴定认为:外科医生与放射科医生读片错误,将膀胱区的阴茎影误认为结石影,以至错开一刀,构成三级戊等医疗事故,十级伤残。医院负完全责任。

江西省万安县人民法院对这起医疗事故赔偿纠纷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万安县某医院被判赔偿罗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2万元。

(案例2)未认真执行手术室查对制度,出现医疗事故

2005年3月28日,吴某在瑞昌市码头中心卫生院进行剖腹产手术,4月3日出院。此后,吴某持续高烧并感觉腹部疼痛。9月15日,吴某入住九江市妇幼保健院,被诊断为腹壁瘘管、盆腔异物并感染。9月28日,妇幼保健院对吴某进行剖腹探查术,发现并钳出一团状纱布(盐水垫)。11月7日,吴某办理出院手续后又感觉身体不适,于12月28日入住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剖腹探查术,又被取出纱布一块。经鉴定,吴某属十级伤残。

经江西省瑞昌市码头人民法庭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由被告瑞昌市码头中心卫生院赔偿原告吴某8.5万元。

(案例3)违反了抗感染的治疗原则,出现医疗事故

2002年2月6日,孙先生因感染戊型肝炎到铁路总医院传染科治疗。2002年3月21日,因病情没有明显好转,孙先生被转入被告医院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医院连续给孙先生服用自行研制生产的中药汤剂。在孙先生出现过敏反应后,医师不但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检查处理,反而继续令其服用该中药汤剂。在患者有发生肝肾综合症的可能情况下,医师超剂量使用甘露醇,导致孙先生肝肾功能异常,病情加重。4月11日,医师又违反基本诊疗常规,未询问患者过敏史,未作过敏皮试,就草率为患者注射了对患者禁用的药品,致使患者过敏反应加重,导致患者合并发生脑水肿、肝肾综合症、多脏器衰竭,于2002年4月13日死亡。 北京市医学会鉴定结论为,“鉴于医院在应用激素过程中未联合应用抗生素和对严重肺部感染处理不及时的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本例患者死亡原因主要是自身疾病严重,故医院在本例医疗事故的损害后果中应承担次要责任”,“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认定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判决医院赔偿孙先生家属1.5621万元。

非法行医屡发事故 11岁男孩命丧黑诊所

发布时间:2010-2-26 9:48:49 文章来源:转载 责任编辑:方玉胜 浏览:213

扬州一名11岁男童卢某,除夕(2月13日)因扁桃体发炎在仪征诊所输液丧命后,经过当地卫生部门调查,该诊所为黑诊所,21日,双方就赔偿达成一致,死者家属一次性获赔50万元。目前,该诊所负责人被当地警方控制,公安及检察部门已经介人调查,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今年除夕,对于扬州卢先生一家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回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回老家仪征吃了顿团圆饭,原本活蹦乱跳的儿子竟然没了。卢先生平时在南京工作,儿子在扬州汶河小学读书,11岁。

据死者家属介绍,大年三十,一家人赶回仪征大仪老家过年。吃过午饭后,小孩觉得嗓子有点痛,家人就把他送到镇上一家诊所治疗。测量体温,38.4℃。随后,“医生”就给小孩

范文九:[案例分析]医疗纠纷 投稿:周陭陮

案情简介:2010年4月,河北省永年县李某患病到邯郸某医院就医,因其疾病的表现特征和精神疾病极其相似,因此该医院将李某误诊为精神分裂症,并按照精神分裂症进行治疗。治疗两个月以后,李某的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日益加重。因此,李某又被转院到石家庄某医院进行诊疗,结果被诊断鉴定为脑部疾病。后李某的家属找到邯郸该医院,要求该医院对其误诊行为给李某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但是该医院拒绝赔偿。

2010年12月,李某的家属找到了我,我经过详细了解案情,收集相关证据后,代理其向法院起诉。庭审中,我举出鉴定机构对李某作出的伤害程度、伤残等级的鉴定结论及其他充分证据,经过和对方的两轮激辩,最终使邯郸该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及其对李某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事实水落石出。一审法院判决邯郸某医院赔偿李某22万余元。李某全家非常感激。

法律常识: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范文十:医疗纠纷案例 投稿:刘峻峼

案例二十一

合力调处化纠纷 创先争优促和谐

悲秋落叶,深秋已至。当人们都在为即将入冬忙碌的时候,界首市某医院门前却哭闹声一片,人头攒动,灵棚、花圈挡道,场面十分混乱,氛围尤为紧张。得知此事后,东城司法所工作人员立即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稳住紧张的局面,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及时介入了解情况。

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得知家住界首市泉阳镇的杨某之妻

王某,一周前在该医院分娩生下一男婴。亲朋好友及近邻前来祝贺,与此同时,不幸的事情也发生了,王某产后却出现全身抽搐等病症,生命危在旦夕。后经该医院全力抢救,王某病情一直未能好转。为更好地对王某进行救助,王某家人在征得医院同意后,将王某转向另一家医院,但不幸地事情又再次降临在这家人的身上,王某在转院途中突然死亡。王某家人及其亲友悲痛欲绝,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更让王某家人难以释怀的是王某正值青年时去世,还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因此,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逝者家属采取非常方式向该医院对去世的王某讨要一个合理的说法,并索赔30余万元补偿。

情况调查清楚后,东城司法所及时向东城街道党(工)委做了详细汇报。东城街道随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迅速召开由有关部门组成的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会议,紧急进行磋商,并审慎制定了针对此事件的医患纠纷处臵方案,并及时向市有关领导汇报。与此同时,为更好地开展下一步工作,安抚王某家人的情绪,街道办及时与死者娘家和夫家人所在地镇政府联系、沟通,

请求协助做好其家人思想工作。经过街道办、镇政府耐心细致地与王某家人沟通后,深入了解其家庭情况,并做好医院情况的解释工作,讲解人民调解的相关政策,逐步缓解了医患双方的对立情绪。东城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摆事实、释法律,从“情、理、法”多角度多次与该医院沟通,认真交换意见。最终,在东城司法所的努力下,双方同意通过调解解决该起纠纷。调解中,院方自愿一次性补偿王某某家属人民币15万元。王某家人同样也认识到在公众场合下采取的非常方式有失合理性,主动提出撤除灵棚、花圈,不再影响医院正常开展工作,还社会正常秩序。通过多方努力,在东城司法所的主持下,经过多次调解,协议终于达成。最后,该起因孕妇分娩后突发死亡而引起的医患纠纷得到了及时的化解。人民调解为民人,在该起事件中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点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些社会矛盾不断显现,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的快速、简便优势和特点也显得更加重要。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既能够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又弥补了各自的职能劣势。这次医患纠纷事件的解决能够划上圆满的句号,与领导的重视以及对事件发展的正确判断和快速反应有密切联系;与各部门思想统一、默契配合有密切联系,与以坚持稳定和坚持人民利益为重的宗旨意识有密切联系。医院方能够排除干扰,继续正常地开展工作;患者方能够得到经济补偿,告慰亲人在天之灵。更重要的是医患双方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纠纷,摆脱了诉讼的负累和情感上的折磨。既维护了医患双方的权利,又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案例二十三

纠纷如烟皆散去 怨恨化尽天地宽

下班回到家中,刚泡上一杯清茶,准备为忙碌了一天的工作画上圆满句号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东城司法所长李硕同志下意识的反应——有事发生。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司法人员工作时间之外,即使深夜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司法为民”却不受时间限制。果不其然,电话那头传来办事处值班人员熟悉的声音:“李所长,一些人员和某医院发生了纠纷,情况十分严重,你赶紧过来一下……”,还未来得及挂上电话,李所长便赶往突发事件现场。通过与院方和患者亲属沟通交流和认真调查后,弄清了该起事件的原委。

东城街道某社区居民李某,今年58岁,因胆囊炎、脾肿大,于2011年5月5日入住某医院,接受治疗。经过该医院诊断,患者同时具有乙肝、肝硬化病症。5月8日,在征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后,医院为李某行奇断流手术,对其脾实施摘除,手术十分成功。不幸的是,当日夜间李某术后身体出现异样,病情急剧恶化。情况危机之时,医院对其实施二次手术,全力抢救患者生命,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也未能未挽回李某的生命。因此,医患双方就李某死亡原因出现较大分歧,并发生激烈争执。院方要求对李某进行死亡鉴定,但遭到李某亲属拒绝。其亲属认为院方第一次手术虽成功,但在李某出现手术并发症时,院方却贻误了最佳抢救时间,直接导致二次手术的失败,是造成李某死亡的重大原因。因此,李某亲属要求院方支付60万元医疗赔偿款。但院方认为李某的死亡最主要原因是因其个体体征原因造成的。医务人员的医疗活动符合医疗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的要求,不存在

医疗过错,且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据由,院方只愿意给李某亲属2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其他责任概不承担。由于双方争议较大,死者亲属对赔偿的数额不满,无法达成共识,双方矛盾随即进一步恶化。为给该医院施加压力,满足赔偿要求,从5月9日到11日,死者亲属将李某尸体一直停放在重症监护室(ICU病房),并邀来亲戚朋友20余人围堵在医院住院部门前讨“说法”。

东城司法所在掌握上述情况后,随即成立了由市卫生局牵

头,市人民医院、东城街道办事处、东城司法所和东城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参加组成的医患纠纷应急处理小组。通过与李某亲属面沟通交流,安抚其情绪,了解其诉求,并说服其暂时退出医院,通过调解化解矛盾纠纷。同时,李所长向医患双方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医患纠纷的特殊侵权责任的举证以及责任承担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死亡赔偿的相关规定,医患双方均表示愿意通过人民调解解决该起事件。

在多次调解下,最终达成协议,院方支付222,000元赔偿金,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与此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因为医患纠纷而发生了暴力事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东莞长安医院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致两医生一死一伤。很可惜以现有的法律机制来处理这类医患纠纷就像在暴雨中撑着把破伞,免不了被雨淋透的悲剧。

这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足以说明医患之间的矛盾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而这深埋在医患双方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长

久的演变,仿佛一座不断汇聚熔岩的活火山,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显然这注定是个藏不住的隐患。

事实上医患之间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并不仅仅是双方自身的问题,部分医生的渎职与不负责任以及患者家属的冲动固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根源却并不在此。这就像艾滋病的源头未必来自狒狒一样。除了现有法律规定的处理途径(医院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请卫生部门进行医疗鉴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存在缺陷外,之外的处理途径如人民调解机制(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法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说服劝解、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亦有不足。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现有调解机制对医生或者患者单方面存在一种天然的利益倾斜,而另一方则会相应的对这种调解途径保持一种怀疑。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这当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可协调的矛盾,而这矛盾又进一步导致了这些处理途径的难操作性以及不可行性。但这并不能妨碍拥有热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天性的人们的思考,我们也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如果法律有一个除医患之外的第三方强制性处理机构,同时高效率运作并有相应的法律援助,那么医患纠纷愈演愈烈这个问题,或许就会像阴霾散尽后天空下的雨一样,有所缓解了。

除此,要强化人民调解工作力度。面对新时期矛盾纠纷复杂的新特点,要预防和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要紧紧围绕群众关注的问题,以化解群体性、复杂性、易激化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为重点,坚持经常性与集中性排查调处相结合,司法调解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这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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