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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免于刑事处罚

【范文精选】有罪免于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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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有罪免于刑事处罚

【优秀范文】有罪免于刑事处罚

范文一: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几点思考 投稿:任匁匂

摘要:免于刑事处罚对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感化未成年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的规定过于笼统,相关司法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失当之处。本文从未成年犯罪和再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入手,分析宽泛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弊端,以尝试提出对未成年人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刑事处罚 刑事政策   作者简介:王向红,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法官;史开银,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9-074-02   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免予刑事处罚,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一种特殊的非刑罚处理方法或称非刑罚处置措施,即对犯罪者作有罪宣告、免去刑罚处罚。主要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犯罪。免予刑事处罚是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可以有效避免刑罚的弊端,体现了《刑法》的轻缓化,尤其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感化未成年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过于笼统,为了便于实际操作,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1)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2)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3)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4)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5)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6)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这一司法解释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免除处罚的范围,成为审判人员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适用法律的主要依据。实践的结果表明,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免刑规定,成功挽救了一大批初犯、偶犯的失足青少年,但是也存在许多隐患,被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再犯罪问题时有发生,撇开家庭、社会因素在未成年人再犯罪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外,我们有必要检讨刑事审判在适用免予刑事处罚规定时的失当之处。笔者拟从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特点入手,结合实践分析未成年人再犯罪的特点和原因,进而对未成年人合理适用免刑条款的几点建议。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及特点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安宁,已成为与环境污染和吸毒现象并存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近几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率逐年上升,并且低龄化、再犯罪趋势有所增强,形势非常严峻。笔者所在基层法院2008-2010年近三年来审理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人数分别是78人、109人、135人,递增速度为1.39%和1.23%,未成年人再犯罪人数分别是3、4、13,递增速度分别是3.67%和9.63%。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1)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主要是闲散于社会的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生、留守青少年、单亲家庭子女,他们因缺乏家庭温情而盲目择友,因无所事事而集结于网吧、游戏厅,因贪图享受又不能自食其力而结伙作案;(2)未成年人犯罪主观上具有随意性、冲动性,往往盲目追求义气,不甘示弱且不计后果;(3)未成年人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共同犯罪较多,作案手段简单;(4)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相对集中于侵财类犯罪如盗窃、抢夺、抢劫以及少量诈骗案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侵犯人身类犯罪如强奸、故意伤害等。其中以侵犯财产的盗窃犯罪占主要比例。   二、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原因   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由于审判人员思想上和认识上的不统一,在把握宽严相济的政策时,难免会失之偏颇,过于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和惩罚,会扩大打击面,其结果使未成年犯罪人产生自卑心理,甚至从此一蹶不振或者破罐破摔。而过于夸大刑法的轻缓性,机械性地套用免予刑事处罚的条款,又容易使未成年人产生侥幸心理,不利于其真正悔罪和改过自新,也不利于引起家庭重视,免刑判决未能发挥“挽救和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效果,反而导致更加有恃无恐,直至再犯罪的发生。   未成年人再犯罪的特点:(1)从单独作案转为结伙共同作案的形式,并且表现为多次作案,连续作案;(2)从顺手牵羊式盗窃发展为撬门入室、翻墙入院式盗窃,有明确分工,并且配备摩托车、电动车等便于逃跑的交通工具进行作案;(3)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一定了解。再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案发后能抓住机会主动到案、积极揭发同伙,争取自首或立功等可以减轻处罚的有利条件,如笔者近期处理的一起五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盗窃案件,各被告人均有违法犯罪前科,其中有缓刑期内再犯罪的,有累犯的,有被行政处罚不执行的,有免刑后再犯的,其中被告人陈某在案发后,主动到案,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又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并经查证属实,依法应认定同时具有自首和立功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还有再犯罪的未成年人在审判中拒不认罪或为留所服刑而滥用上诉权等,如笔者前期审理的冯光亮盗窃案、张锦江盗窃案等,均反映再犯罪的未成年人具有相对成熟的诉讼应对能力和心理素质。   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再犯罪固然与其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有关,其控制能力和认识能力相对于成年人而言相对较差,家庭亲情缺乏或管教方式粗暴、简单,社会不良风气的诱惑也是未成年人再犯罪的重要原因。此外,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偏轻也是造成未成年人再犯罪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三、宽泛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弊端   1.对未成年人本人未兼顾保护和惩罚的效果。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免予刑事处罚,虽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但也会导致本来法律意识就很薄弱的未成年人因为没有真切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刑罚的威慑力,而从心理上对法律无所畏惧,存在继续犯罪的可能性。   2.忽视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性要求。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是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问题,处理不当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未来。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过多适用免予刑事处罚,在其他守法或不守法的未成年人当中不能发挥应有的教育引导作用,罪责不一的结果使公众感受不到法律的公平正义,极易产生消极影响。   3.不利于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继续关注和教育。免予刑事处罚意味着犯罪的未成年人不必接受社区矫正和其他法律约束,容易使其恢复到原有的生活状态。仅仅依靠审判机关短期的,有限的法庭教育,并不能使未成年犯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切实改善。刑事审判通过免予刑事处罚的处理方式,去教育、挽救的未成年人的效果难以全部实现。   四、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免予刑事处罚条款的建议   1.将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免予刑事处罚的条款中的“应当”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修改为“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以便法官根据未成年罪犯所犯罪行的情节、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再犯可能性进行分析,对情节确属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适用免予刑事处罚。对情节较为严重的如多次作案、连续作案,社会影响较大的未成年人犯罪,即使具备第十七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也不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处理方式。   2.将初犯、偶犯作为免予刑事处罚的主体条件之一,累犯、缓刑考验期内再犯罪、多次因违法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又犯罪的未成年人,由于其存在主观危险性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使具有第十七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也应排除在免予刑事处罚主体之外,过失犯罪者除外。   3.扩大缓刑的适用空间。《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可见,缓刑的适用条件与第十七条规定的免予刑事适用条件基本相似,两者的区别在于缓刑是附条件的暂缓执行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是一种代替监禁的刑罚执行措施,并非具体的刑种。适用缓刑的前提是对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且在维持原判刑罚效力的前提下为犯罪人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在缓刑考验期内,犯罪人遵守法律法规,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适用缓刑措施的适用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罚运用中的具体体现,其实践效果也得到社会公认。而免予刑事处罚是以不判处刑罚为前提,对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主要起保护和感化效果,较之于缓刑而言缺少惩罚性和预防性。因此,笔者建议对未成年罪犯量刑时,应当全面考虑未成年人犯罪前后的表现,尤其是犯罪手段、方法、次数及造成的后果,动机,如果适用免予刑事处罚不足以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应对其判处刑罚并适用缓刑措施,主要理由有:(1)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判处刑罚体现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谴责和制裁,有利于使其他公民和未成年人感受到法律的严肃性和威慑力,树立自觉遵纪守法的观念;(2)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缓刑,是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体现,既使未成年罪犯免受监禁刑的痛苦,避免监所内的交叉感染,又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罪犯的人性关怀;(3)适用缓刑措施,便于社区矫正机构考察未成年人的表现,并适时对其进行帮助和教育,督促其加强自律,改过自新。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不是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一味迁就,过度的轻缓化会导致未成年人漠视法律的严肃性,有纵容犯罪之嫌。对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的机械性理解和运用,司法实践应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合理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条款,保障刑事司法惩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效果。

范文二:[案例分析]“盗窃罪”最终被判“免于刑事处罚” 投稿:崔脟脠

2013年8月初,于××向本人咨询,其与他人共同盗窃煤炭价值高达2万余元,其中有同案犯已被抓,自己该怎么办。

本人了解案情后,向其提供法律意见,并建议其立即联系公安机关自首,并进行退赃。

当事人在充分考虑后,依照我的建议自首、退赔并得到了受害人的谅解。

此后公安部门侦查终结将其犯罪行为定性为盗窃罪,本人查阅案卷认为:

由于同案犯中主犯为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的一个非法侵占行为,而本案为共同犯罪,考虑到相同金额下职务侵占罪要比盗窃罪量刑较轻。

因此,本人向检察院提出法律意见认为本案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而非盗窃罪。

最终检察院采纳了本人的意见,起诉书认定于××涉嫌职务侵占。

最终法院判决也认定我方理由充分,判决我方当事人于××职务侵占罪名成立,由于于××有自首、退赔并得到受害者谅解,依法“免于刑事处罚”。

其他同案犯由于未有自首情节,为进行退赔得到谅解,因此被判处处了有期徒刑或者缓刑。

从以上不难看出,一案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好坏取决与多种因素,除了律师水平如何,敬业与否外,其中当事人及家属的配合,在律师办案中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任何刑事案件委托律师都是宜早不宜迟的,比如本案如果当事人不是在发现同案犯有被抓后马上找到本人咨询法律意见的话,其有可能就丧失了争取自首情节的机会,那么最后的的量刑结果可能就要严重的多。

范文三:[案例分析]被告犯罪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 投稿:苏佷佸

关于肖某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巨宏杰律师接受莲湖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特指定我们担任肖某在审判阶段的辩护人,根据案卷材料,结合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本律师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西莲检刑诉(2014)254号起诉书中指控肖某妨害信用卡管理行为和罪名无异议。但因其主观认识错误、社会危害性轻微,建议免于刑事处罚。

二、肖某主观认识错误,客观社会危害性轻微。

1、肖某对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行为性质认识和行为违法性认识错误。

A、就肖某行为动机而言,其目的在勤工俭学。肖某加载‘南郊QQ兼职群’并从兼职群内获得散发传单、抄写文件、兼职保安等信息,进而获得劳务作业、赚取报酬;而肖某正是从多次获得劳务信息的兼职群内知道‘招聘办卡’信息,因对兼职群的信赖,盲目实施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故其目的与妨害信用卡管理非法牟利的目的有所不同。

B、肖某对信用卡认识错误。根据普通市民的常识,银行卡和信用卡是截然不同的,在他们眼中信用卡可以透支,而银行卡不能;肖某亦如此。故肖某对犯罪对象认识错误直接导致其对行为危害性的认识错误,其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C、肖某对行为性质和违法性认识错误。因肖某要勤工俭学,而孙某等人恰巧为肖某提供了‘披着合法劳务外衣’的勤工俭学机会。肖某相信并实施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在肖某看来,孙某为自己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而自己代理办理银行卡业务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劳务报酬,这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非刑事犯罪行为。

因此,肖某无意妨害信用卡管理制度、更无意侵犯他人财产权。正因为如此,当肖某被抓获归案、经教育明白自己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时,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故肖某因主观认识错误,社会危害性轻微。

2、肖某对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情节显著轻微;原因:

A、肖某,男,汉族,1997年10月6日出生,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时年满16周岁未满17周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情节规定:满十六周岁不满十七周岁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

B、肖某被抓捕归案后,主动交代所犯罪行并配合公安机关抓获徐良等五人,构成立功。《案件登记表》中证实‘肖某归案后,主动交代所犯事实并配合公安机关将徐某某等五人抓获归案’,故其行为构成立功。《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立功量刑情节规定: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多名犯罪嫌疑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20%。

C、肖某与主犯孙某等五人事前无同谋、未向同伙提供犯罪所需的身份证、电信卡和资金,更未组织、招聘人员和分派任务,故系本案从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从犯量刑情节规定: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

D、肖某认罪、悔罪态度良好。见文书卷第2页‘肖某被抓获后如实供述’;庭审认罪有目共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认罪量刑情节规定: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事实的性质、罪行的轻重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E、肖某犯罪未遂,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文书卷一P1《案件登记表》、文书卷一P119《莲公(经)诉字(2014)*号起诉意见书》证实‘民警接警后,将北大街曹家巷工行内正在冒用他人身份名义办理银行卡的肖某抓获归案’。侦查卷一P6《何某询问笔录》证实‘肖某办理的银行卡进行反交易处理、作废。银行卡收回、进行剪角处理’。在本案中,银行工作人员的发觉、关闭厅门、报警、银行卡作废行为俱在肖某意料之外,使得其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银行卡行为因被抓获而终止。综上,肖某因意志以外因素而骗领信用卡未得逞,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未遂。《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犯罪未遂量刑情节规定:未实行终了的未遂犯未造成损害后果,或者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30%-50%。

综上,肖某虽然冒用他人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但因主观认识错误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后肖某被抓获归案后协助警方抓捕徐某等五人的立功行为,积极配合、协助警方破获一起重大妨害信用卡管理的犯罪团伙,保护了信用卡管理制度、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极大节省司法资源,对推动本案有巨大作用。故肖某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轻微,建议对肖国华免于刑事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望法庭采纳!

辩护人:

年 月 日

案情简介:肖某等数十名学生、待业人员因在兼职群内看到孙某等人发布的招聘办卡人员信息,遂与对方联系相关事宜,后肖某等数十人按照孙某等人要求办理信用卡数张。

法律法规依据:

第17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

(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

(三)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

(四)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法规定的“信用卡”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

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

现予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

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违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现该案审理终结,肖某被免于刑事处罚。

范文四:[案例分析]张某非法拘禁罪免予刑事处罚 投稿:江漻漼

案情简介:

张某受传销组织的蛊惑,误入传销淫巢,转而涉嫌非法拘禁罪,经律师辩护,后免予刑事处罚。 总的辩护意见是:对张伟应免于刑事处罚。

一、对于误入这个传销非法组织,张某和本案其他受害人一样,也是通过网上被骗到即墨的。即通过QQ聊天,说要和张某处对象,要张某到即墨来。来即墨后,就直接被带到传销组织的窝点,遭到搜身、物品扣押、人身自由受到控制,身不由己,受传销组织的摆布。因此,张某本身也是一个受害人、受骗者。由于张某是四川人,文化程度又低,是农民,到即墨市人生地不熟,加之受传销组织的控制、威胁,始终没有逃出传销组织的魔掌,直到本案受害人抓住机会报案,张某也才得以摆脱和解救。

二、张某并非自愿对受害人实施非法拘禁,而是根据“主任”的指示,对受害人看管一个时段,如果不听主任的话,不实施对被害人的看管,自己同样要受到罚站、不让睡觉的惩罚。这种受胁迫,不得已听从他人指使对受害人实施的限制自由、体罚,和积极主动、自愿的为达到一定目的而实施的非法拘禁行为,有着重大本质的区别。辩护人觉得,对张某等人采取刑拘、逮捕,且已达到五个月之久,已经是罪罚不相适应了。

三、张某在进行看管受害人的过程中,没有对其辱骂、殴打和威胁。受害人额头上的伤,是3月8号晚上,是随主任一块来的那个男的,用手机敲砸受害人额头造成的(见张登武2013.3.11日讯问笔录)。 四、张某自愿认罪,悔罪态度好。尽管自己也是受害者,但能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过行为,表明他的主观恶性极轻。 五、张某无任何前科或劣迹,事发前一贯表现良好,此次犯罪又是出于无奈,受人所迫,身不由己,且未造成受害人较重的人身损害。 综上,张某在此次犯罪中,情节轻微,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形,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建议法院对张某免于刑事处罚。

范文五:免于刑事处罚在醉酒驾驶犯罪中的适用 投稿:田翟翠

免于刑事处罚在醉酒驾驶犯罪中的适用

【摘要】醉酒驾车对公共交通安全危害极大。醉酒驾车犯罪在最近两年收到广泛的关注,各级法院都会对此加大处罚力度,但是依据醉酒驾驶人的不同情况,缓刑、免刑等仍然适用,本文就醉酒驾驶免刑进行探讨。

【关键词】醉酒驾驶;定罪量刑;免刑

一、免于刑事处罚在醉酒驾驶犯罪中适用的现状

免予刑事处罚,也成免除刑罚,是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宣告,但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法律认为不需要判处刑罚,而不予判处刑罚,即只定罪不判刑。醉酒驾驶免于刑事处罚,意味着被告人将不会被处以拘役、缓刑和罚金等任何一种实质性刑罚,仅仅宣告构成危险驾驶罪。在实践中,醉酒驾驶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各地法院对醉酒驾驶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率差异很大。有的地区适用免刑案例较多,有的地方则相对较少。自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以来,广州各基层法院共受理危险驾驶案件1691件,审结1547件,判处实质性刑罚的762人,适用缓刑的776人,免刑的9人。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78件危险驾驶那件中,18人免刑。

2011年6月3日新疆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判决王某免刑的理由是:血液中酒精含量为83.06毫克,轻微超出醉驾标准;在深夜行驶,危害性较小;认罪态度较好。综合上述情节,法院认定王某“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然而,近乎在同一时间相似的案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处刘某构成危险驾驶罪,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各地量刑标准存在很大差异。在北京、杭州等城市,2011年醉驾犯罪案件判实刑率分别为99%和95%以上,北京和杭州等城市极少数醉驾者被处免刑。

第二,各地法院对醉酒驾驶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标准差异很大。在法律没有细化标准时,各地法院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有的地方醉酒驾驶的人检测出酒精含量达到入罪标准80mg的两倍仍然可以免刑,甚至无证驾驶、造成交通事故依旧可以免刑。免刑一边来说是犯罪情节较轻,但是犯罪情节较轻并不具体,那么就需要法官自主判断,这么一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量刑区分就凸显出来。

第三,各地法院对醉酒驾驶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理由有差异。有的法院依据醉酒驾驶人自首,并且情节较轻;有的法院依据犯罪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法官在给出具体判决理由的时候也各不相同,有的是“血液中酒精含量不高,醉酒程度不深”,有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重大损失”,有的是“醉酒后驾驶距离很近,没有造成危害”,有的是“在人烟稀少的马路上行驶,不足以造成危害”。这些判决理由惊颤让人觉得有些道理又有些缺陷。如果要解决其中的问题,就要

法院作出充分的说理,或者在法律上作出更具体的规定。

二、免于刑事处罚在醉酒驾驶犯罪中适用的依据

在醉酒驾驶犯罪中适用免于刑事处罚,也不会损害法律威严。

首先,约束犯罪的并不是具体刑罚的残酷,而是刑罚的比定性。醉驾者被吊销驾驶证并且在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对于当今节奏飞快的社会来说,不能驾车就是一种技能的缺失。同时,醉驾会给醉驾者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如公务员考试报名不过关、出国签证遭拒、公职人员可能会被开出公职等,这些都给醉驾者带来严厉的惩罚。

其次,醉驾免刑并不会有损法律的威严及具体实施效果。刑罚修正案八颁布2年,或许开始实施的时候醉驾免刑会让人们松懈,因此初步实施的时候醉驾一律严处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合法,法律的权威在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的到普遍支持与服从时才能最好地体现。刑法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免刑,醉酒驾驶犯罪理所当然适用刑法的普遍规定。

再次,醉驾者使用免刑指的只是不判处实刑,但是仍然判处构成危险驾驶罪。这就意味着醉驾者的档案会留有曾经危险驾驶的犯罪记录,这对轻微的醉酒驾驶人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惩罚了,不必全部判处实刑。

最后,醉驾者适用免刑说明行为人的情节已经达到适用免刑的条件,对社会的危害较小。如果这个时候仍然对醉驾者判处相对较重的刑罚,则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三、醉酒驾驶犯罪中免刑的具体适用

醉酒驾驶犯罪可以适用免于刑事处罚,但适用的法律不能仅根据刑罚第37条,应结合免除处罚具体情节来进行适用。对于醉驾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既不能违背第37条的规定,也不可将此作为醉驾免刑判决的独立依据,只有具体醉驾具有某一法定的免刑情节,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特点时,才能适用免于刑事处罚。

首先,醉驾适用免刑而不是缓刑,缓刑相对于免刑的刑罚较重,缓刑适用的要求低于免刑,缓刑不能够适用的情形免刑当然也不能适用,也就是免刑成立的条件更为苛刻。多次酒后驾驶,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肇事后逃逸,醉驾被发现后抗拒抓捕,阻挠不配合检查以及造成一人以上重伤的情节缓刑不得适用,那么也应该排除在免刑适用之外。应为这些情节反映出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主观恶性较大,适用免刑达不到刑罚应有的惩罚和预防犯罪的效果。

其次,犯罪情节包括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刑罚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判决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性并结合具体罪名来判处。对于醉酒驾驶犯罪而言,不仅应当考虑事后的

行为如果认定为如实供述、悔罪彻底和自首等情况,还应当参考客观醉驾者造成的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实际情况。实践中不免出现没有造成损害结果适用了免刑。

参考文献:

[1]醉酒驾车的标准,请参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4年5月31日发布的国家标准(GB19522—2004).

[2]李晓伶.论醉酒犯罪的可罚性依据[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7(2).

[3]张淼.从宽处罚的理论解析[J].法学杂志,2009(5).

[4]王东阳.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外部保障[J].法学杂志,2009(3).

范文六:未成年如何才能免刑事处罚未成年不犯罪的情形 投稿:陶媐媑

未成年如何才能免刑事处罚 未成年不犯罪的情形 摘要:未成年如何才能免刑事处罚、未成年不犯罪的情形、晋江聘请刑事律师、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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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如何才能免刑事处罚?

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有实施以上所述的那种行为时才构成犯罪,其它行为均不予刑事处罚,检察院也可酌定不起诉。但要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此外,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实施八种行为之外的其它罪名时,仍然以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定罪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下列情形可以免除处罚或不认为是犯罪:

首先,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

其次,未成年不犯罪的情形有以下情况:

1、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

2、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盗窃财物,数额刚达到或者略过“数额巨大”标准,而其他情节轻微,又系初犯或者偶犯的;盗窃近亲属的财物,其亲属不要求对被告人定罪处罚的;

3、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刑事辩护方面的问题不明白时,或者你想在晋江聘请知名刑事律师,可以到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律师栏目为遇到刑事案件且需要帮助的个人或者团体提供律师在线咨询,欢迎免费咨询。

范文七:免予刑事处罚 投稿:卢哷哸

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与适用

〖作者: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检察院 林乐秋 添加日期:2005-12-3〗 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也就是说,对虽然构成犯罪的被告人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达到“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法定要求,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由于该条文没有规定免予刑事处罚的具体条件和标准,再加之,对该条文所规定的“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这一内容“能否直接做免予刑事处罚的独立事由”存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使得司法实践中,对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存有误区并常常引发争议。下面笔者就免予刑事处罚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免予刑事处罚”的理解 “免予刑事处罚”是人民法院认定某种行为构成犯罪,但因犯罪情节轻微,而判决免予刑罚的一种处罚。是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构成犯罪为前提,以“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为概括性条件的随法选择。既法律规定应当免除刑罚的,必须判决免除刑罚,如《刑法》二十四条规定对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犯,应当免予刑事处罚;法律规定可以免除刑罚的则可视案情具体情况选择决定是否免予刑事处罚。如《刑法》三百五十一条规定,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的情况。 免予刑事处罚,只是免除对被告人刑罚而没有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这点从免予刑事处罚的前提必须确认被告人构成犯罪这一条件中就足可得到证明。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免予刑事处罚虽不具有刑罚的性质和作用,但却是刑罚的必要补充,具有不可替代的法律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刑法学观点认为“免予刑事处罚”与“免除处罚”是有区别的,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刑罚适用制度〈1〉.但笔者认为,因二者的法律实质后果都是定罪不处罚,而二者的其他区别与本文所将探讨的问题又不发生质的关联,故就二者异同问题,在此笔者不做深入探讨。本文所表述的“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与适用同样包括免除处罚。 二、《刑法》中关于免予刑事处罚的有关规定 1、《刑法》中的明文规定: 我国《刑法》中明文涉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条款共有十六条,分别分布在《刑法》的总则和分则中。其中《刑法》总则中涉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条款共十一条四大类:①关于《刑法》适用范围中的规定。刑法第十条规定,对在国外犯罪,依我国《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如经外国审判,在外国已受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②关于犯罪和刑事责任中的规定。《刑法》第十九条规定对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再如第二十条规定的,对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其他免除处罚的规定还有《刑法》第二十一条关于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的处罚规定;第二十二条关于预备犯、第二十四条关于中止犯、第二十七条关于从犯、第二十八条关于胁从犯的处罚的规定。③关于刑罚种类中的规定。《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④关于自首和立功的免除处罚的规定。如《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犯罪较轻的自首分子可以免除处罚;第六十八条规定的,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刑法》分则中涉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条款共有五条,分别是: ①《刑法》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②《刑法》三百五十一条规定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行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 ③《刑法》三百八十三条规定,关于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④《刑法》三百九十条关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免除处罚的规定。

2 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与适用 ⑤《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关于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规定。 2、《刑法》中的隐性规定: 所谓隐性规定,是指除上述明文规定应当或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十六个条款之外,其他可依法做出免予刑事处罚决定的相关条款。具体可分为: ①对《刑法》分则中法定最低刑为管制,并同时具有其它可减轻处罚情节的,可减轻为免予刑事处罚。 我国刑罚主刑种类从低到高依次

排列顺序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如果所犯罪行可以判处管制,再有减轻处罚情节,则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在管制刑以下减轻为免予刑事处罚。否则,只能依主刑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递减,而不能直接减为免予刑事处罚。例如对有立功表现的、犯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可以适用免予刑事处罚。因为《刑法》六十八条规定对有一般立功表现的可减轻处罚,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对非法持有枪支的最低法定刑为管制,而对有立功表现的、犯丢失枪支不报罪的,则不可直接适用免予刑事处罚。因为《刑法》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最低法定刑为拘役而不是管制,既使减轻处罚,也只能逐级递减为管制,而不能直接减为免予刑事处罚。 ②依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特殊情况。 三、当前对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法律标准与条件的主要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上述的免予刑事处罚的所有规定均可做为免予刑事处罚的独立依据。即犯罪行为只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条件,均可对该行为免除(或可以免除)刑事处罚。 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述规定中除《刑法》第三十七条外,其余规定均可做为免予刑事处罚的独立依据。即《刑法》第三十七条不能做为免予刑事处罚的独立依据。也就是说,当犯罪行为没有上述的其他法律规定的免予刑事处罚的具体情况时,只依据《刑法》第三十七条,不可做出免予刑事处罚的决定。 笔者同意上述的第二种观点,其理由是: ①以《刑法》三十七条作为免予刑事处罚的独立根据,不符合立法本意。 首先,《刑法》第三十七条是设置在《刑法》第三章刑罚第一节刑罚的种类之中。其立法本意是在该条文规定我国的刑罚制度,不仅包括刑罚方法,同时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分子,也可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其只旨在概括规定对犯罪的处罚种类和方法,而非规定具体适用的条件和标准。 其次,《刑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只是对免予刑事处罚法定情节的一般性概括描述,不具有做为条件和标准的可依据性和可操作性。正如《刑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犯罪的概念一样,那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规定,而不是判定犯罪的具体条件和标准。试问有谁会以《刑法》十三条做为判定犯罪的独立条件和具体标准呢? ②以《刑法》三十七条作为免予刑事处罚的独立根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司法实践。 前文提到,《刑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是一个相当抽象、模糊的概念,没有具体的规定和标准,倘若以此做免予刑事处罚的独立事由,那必将令人无所适从。具有什么样的情节是轻微?没有客观的具体的判断标准,仅凭法官的主观判断吗?那无疑将会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失控、过大,这不仅违背了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这一根本原则,同时也会导致司法实践的无序和混乱,不利于司法实践。 ③以《刑法》第三十七条作为免予刑事处罚的独立根据,不仅与《刑法》的其他法律条文矛盾、冲突,同时也破坏了《刑法》的协调性。 《刑法》第六十三条二款规定,对不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而又需要减轻处罚的,只有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才可以减轻处罚。如果在不具有其他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下,可以直接根据《刑法》三十七条的规定免除处罚而又不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话,这显然是极度不协调且与六十三条的规定相矛盾和冲突的。因我们肯定不能认为《刑法》对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减轻处罚需要经人民法院核准,而对不具有法定免除刑罚处罚情节的免予刑罚处罚可以由任何人民法院决定,而不需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无需证明的问题。 另外,从以上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刑法》总则与分则中均有关于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特别是《刑法》分则中的条款,对具体的罪名及情节均有明文规定。倘若可以以《刑法》三十七条的规定,做为免予刑罚处罚的独立事由,那么分则中的这些规定岂不多余?因为总则中的第三十七条不仅没有规定具体免予刑罚的情节而且又完全可以适用于分则中的任一条规定,根本无需再做重复规定,所以显然这又是一矛盾的冲突。 由此可见,《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能直接做为免予刑事处罚的独立标准。 四、免予刑事处罚条件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适用免予刑事处罚只有下述三种情况: ①总则、分则条款中有明确规定免予刑事处罚条款的(刑法第三十七条除外); ②分则条款中法定最低刑为管制,同时具有总则中规定的

可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的; ③不具备上述条件,但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和标准同样也应做为检察机关的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和标准。因为,虽然免予刑事处罚和相对不起诉两者在决定机关、诉讼程序、依据法规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二者对案情的实质要求则都是一致的,即均要求: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该要求的法定条件与标准则正是上述《刑法》中可做为免予刑事处罚的独立根据的那些相关规定。 以上是笔者就此类问题的探讨意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符合总则该条规定而刑法分则相关条文中又没有“可以免除处罚”规定的犯罪,能否直接根据第三十七条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关于此问题,国内刑法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总则中已经规定了若干个可以免除处罚的情况,如犯罪的预备犯、中止犯、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自首立功等。如果具备以上情节之一,需要免除处罚时,应当依照规定上述情节的有关条文,判决免予刑事处分。如果不具备上述免刑情节,而又需要免除处罚的,则应当依据第三十七条规定,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我国刑法学者王作富、何秉松、苏惠渔等均持该观点。 另一种以学者张明楷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刑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不是独立的免除处罚的事由,只是其他具体的免除处罚情节的概括性规定,只有当被告人具有刑法规定的具体的免除处罚的情节时,才能免除处罚。 在大陆法系德国、法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刑罚的免除主要有法律上的免除和裁判上的免除两种。法律上的免除包括一般免除和特别免除两个方面:刑法总则所规定的适用一般情况的免除事由属于一般免除, 而分则中对特定犯罪规定了免除事由的为特别免除。裁判上的免除是指法官依照法律的规定减轻被告人的刑罚后仍嫌过重者,有权免除其刑罚。由于免除处罚牵涉国家治理权威和被告人自由等重大利益,不可不加限制,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法律上的免除和裁判上的免除情形均有详细规定。 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关于免予刑事处罚的总则和分则性规定较为粗疏,因此在未来立法时应注意借鉴德、法等国的做法不断予以完善。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在司法实务中法官不能作出免予处罚的判决。我们认为,如果法官根据案件事实认定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即便分则条文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免除处罚”,也可直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从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关系来分析。第三十七条在刑法体系中属于总则性规定。从法理学原理和刑法总则内容与分则内容的关系来看,总则是对犯罪和刑罚的一般性规定,即原则性规定;分则是对具体的犯罪行为及其如何处罚的规定。总则和分则是指导和被指导、统领和被统领的关系。因此,总则关于一般性原则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分则的各条具体规定,包括分则中已有与总则相应规定的和没有相应规定的条文。但如果分则中已有相应具体规定的,应当直接适用分则的规定而不应适用总则的规定,例如对情节轻微的贪污、贿赂犯罪可以直接适用刑法分则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而不是适用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刑法总则第一百零一条 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一定参考依据。因为该条文所说的“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一般都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范畴。在民法和行政法领域,根据总则规定裁判案件就更为明显和普遍,有些民事案件甚至直接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进行裁判。 其次,从刑罚裁量情节来分析。刑罚裁量情节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法定情节指刑法明文规定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的情节。法定情节又有总则性法定情节与分则性法定情节。前者是指依据总则性刑法规范的规定对各种犯罪共同适用的情节;后者指依据分则性刑法规范的规定对特定犯罪适用的情节。由于两者都属于量刑的法定情节,因而都应当是量刑的依据。具有分则法定情节的,依据分则规定量刑;具有总则法定情节的,依据总则规定量刑;既具有分则又具有总则法定情节的,直接依据分则量刑。如果不这样理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对具有自首、立功、共同犯罪等法定情节的要依据总则予以认定和量刑,而不因分则没有规定就不予认定。 第三,从刑法的立法技术和立法意图来分析。

在有的分则条文中将总则规定进一步具体化或者有与总则相应的规定,这样更便于准确把握总则的精神,如前述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关于免处的规定。但大量的分则条文则没有再将总则的内容具体化,即分则条文里没有总则条文的相关内容。我们认为这是立法技术上的考虑而绝不意味着总则就不能直接适用于分则。例如,总则规定的自首、立功、犯罪中止、累犯等犯罪和量刑情节,在分则条文中虽无明确规定,但法官仍在裁判过程中将总则规定其适用于具体犯罪,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产生任何问题和争议。再如,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在分则中仅有第一百五十六条(走私犯罪的共犯)、第三百一十条(包庇罪的共犯)、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三百五十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第三百八十二条(贪污犯罪的共犯)作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直接根据总则性规定,对大量共同犯罪作了合法恰当的处理。这也没有任何问题和争议。 具体到本文提出的问题,在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可以免除处罚”情节的只有七个条文:第一百六十四条(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三百五十一条(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三百九十条(行贿罪)、第三百九十二条(介绍贿赂罪)、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隐瞒境外存款罪)。加上总则的预备犯、中止犯、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自首立功等,可以免处的情况也不多。如果总则不能适用于分则其他条文,意味着“可以免除处罚”这一法定情节适用范围很小。这既不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也不科学,因为很多与上述危害程度相当的犯罪都可能存在“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况,如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等。 另外,从文字表述上,我们也可以推测免予刑事处罚可以适用于分则没有具体规定的犯罪的立法意图。因为,如果立法者的意图只是对分则有规定的免处情况的概括性规定而不能适用于其他犯罪,那么这一点立法者很容易也应当表述清楚,即可以表述为:对于本法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立法却没有这样表述。所以我们有理由根据总则和分则的一般关系和立法原理,推测立法意图是免处可以适用于分则没有规定免处的犯罪。第四,从刑罚的发展趋势来分析。根据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被告人予以免处符合刑罚的发展趋势。目前,世界各国刑罚出现了由报应刑向教育刑发展的基本趋势。为有利于被告人改造和回归社会,刑罚的适用必须审慎根据犯罪案件和犯罪人的具体情况,注重对其改造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一背景下,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适用第三十七条,既符合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从刑事司法政策角度讲也具有积极意义。第五,从争论的缘由来分析。刑法第三十七条直接适用于分则是否会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由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相对于自首、立功等比较难以把握,空间也比较大,我们认为这种担忧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因此而不适用,无异于因噎废食。一个可以作为支撑的事实是: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在少数,但并未因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失去社会公众信任,故不必担心法官适用第三十七条可能导致的弊害。但为防止权力滥用,应当慎重适用,严格把关。

范文八:免于刑事处罚的条件 投稿:沈往征

以下是免于刑事处罚条件相关知识的汇总,仅供参考。

免于刑事处罚的条件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

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

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范文九:一起免予刑事处罚的刑事案例 投稿:洪衐衑

类别:刑事辩护 

承办律师:刘安财

案由:故意伤害罪

案情简介:2006年7月23日20时许,被告人×××在上夜班时,见同事被害人×××与班长××争吵,上前拉架,被害人对被告人拉架的方式不满,与被告人撕扯起来,后来被害人摔倒在地,导致右肱骨外髁胫骨折,经法医鉴定为轻伤。据此,被告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07年4月12日被沈阳市公安局经保分局依法逮捕。

律师办案:律师接受委托后,复制了案卷资料,特别对证人证言关于被害人受伤情节部分进行了汇总摘要,发现起诉书指控的“被害人从椅背上翻过摔倒在地上”这个情节,四个证人有两个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大概一致,另两个证人的证言却与被害人陈述不同,而起诉书却采纳了与被害人陈述一致的证言。当律师走访当时一起工作的四个证人时,更令人惊诧的是,四个人却说出了四种版本,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正确。

在随后进行的庭审当中,律师申请四个证人到庭作证,四个证人当庭所作证言,果如律师所料,对被害人受伤情节各执一词,相互矛盾。

律师认为,这起案件情节并不复杂,然而在证明案件事实时却出现了这么多的矛盾和疑点,在具体情节上前后明显各异,不合逻辑。从而提出辩护意见:被告人并无伤害的故意,故而认定被害人轻伤的形成是被告人加害行为所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对此,请求法庭依法给予判定被告人无罪。

审理结果:法院最终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判决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

范文十:[案例分析]常xx贪污罪免于刑事处罚辩护成功案例 投稿:陈橄橅

作者:郭永军律师 2015年8月5日

【案情简介】:

常 xx因涉嫌贪污罪,于2014年11月18日经杞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杞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4年11月28日转刑事拘留;2014年12月12日转监视居住。2015年1月12日被杞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应其家属的委托,作为本案的辩护律师,依法了解了案情,并多次约见了被告人,对事发经过进行了仔细的询问,并认真研读了起诉书、案卷材料和相关法律规定。本律师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常xx指使该装饰行老板王xx多开门头改造工程发票20228 元,并从乡财务处领取后据为己有,实属认定事实错误,被告人常XX贪污数额依据本案的事实应当认定为5748元,且被告人常xx,在案发后积极退还全部赃款,确有悔罪表现,依据《刑法》三百八十三条规定,关于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可依法对其免于刑事处罚。最终,通过本律师的努力,法院采纳了本律师的辩护意见,依法判处常xx犯贪污罪,免于刑事处罚。

【审理结果】:

免于刑事处罚

【律师点评】:

本律师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常xx指使该装饰行老板王xx多开门头改造工程发票20228元,并从乡财务处领取后据为己有,实属认定事实错误,被告人常XX贪污数额依据本案的事实应当认定为5748元,且被告人常xx,在案发后积极退还全部赃款,确有悔罪表现,依据《刑法》三百八十三条规定,关于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可依法对其免于刑事处罚。最终,通过本律师的努力,法院采纳了本律师的辩护意见,依法判处常xx犯贪污罪,免于刑事处罚。

附: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5)杞刑初字第79号

公诉机关杞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常xx,男,19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xxx,汉族,大专文化,中国党员,现任x县x乡政府副乡长,户籍地:x县xx镇xx街xx号,现住x县xx路口xx路西。因涉嫌贪污于2014年11月18日经杞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杞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4年11月28日被刑事拘留;2014 年12月12日转监视居住。

辩护人郭永军,河南龙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杞县人民检察院以杞检诉刑诉(2014)44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常xx犯贪污罪,于2015年1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杞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马xx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常xx及辩护人郭永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7月份,被告人常xx具体负责xx乡小城镇综合项目的门头改造工程,该工程由杞县xx广告装饰行承揽,常xx指使该装饰行老板王 xx多开门头改造工程发票20228元,并从乡财务处领取后据为己有。案发后常xx将赃款全部退出。被告人常xx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请法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常xx及辩护人辩称:常xx贪污是事实,但贪污数额只有5000多元,且其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赃,请法院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4年,被告人常xx负责x县x乡小城镇提升综合项目改造工程,其中门头改造项目由杞县xx广告装饰行承揽,工程款为62000元,由李 xx负责制作城镇规划图和门前三包牌费用为16000元,被告人常xx让装饰行老板王xx开具门头改造工程款发票83748元,从乡财务处领取后支付给王 xx62000元,支付给李xx16000元,下余5748元据为己有。案发后被告人常xx已将赃款退出。

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常xx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骗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处。杞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常xx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赃,可依法对其免于刑事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常xx犯贪污罪,免于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郝爱良

审判员:张 峰

审判员:谢启红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杞县人民法院印章)

书记员:刘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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