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年龄_范文大全

刑事责任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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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刑事责任年龄

范文一:论刑事责任年龄 投稿:雷啸啹

论刑事责任年龄

论文摘要

一、为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为了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有人提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条途径,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短期行为,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打击范围,将会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被列入刑法追究的视线,受到刑法的调整。因此,仅靠修改刑法的犯罪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则是扩大了刑法特殊预防的功能,这不仅对整个社会不利,而且对于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长也极为不利,可以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

(1)书证

(2)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

(3)鉴定结论

(4)未查清的分情况处理

三、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

(1)新刑法规定中的问题

(2)解决途径

四、关于我国新刑法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可行性的建议

(一)该款规定的罪名与相关罪名的包容问题

(1)强奸罪是否包括奸淫幼女罪

(2)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3)贩卖毒品罪与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

(二)非该款法定罪名的犯罪的加重情节包含上述法定犯罪行为的处理

(1)强奸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

(2)故意杀人罪与绑架罪

(三)解决途径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 未成年人犯罪 年龄认定 责任范围 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为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据报道:“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以江苏为例,10至13岁年龄段的低龄犯罪占到70%.”由于他们都不到刑事责任年龄,往往对法律肆无忌惮。为了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有人提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确定什么年龄开始负刑事责任,是刑事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刑事犯罪责任年龄是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要件之一。从我国的刑法规定来看,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二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刑法规定的八类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三是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我国刑法之所以规定这样的犯罪年龄段,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对于他们发生危害行为时,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着重于教育、改造、挽救,即使对极度少数非处罚不可的进行处罚,其目的还是为了教育。因此说,我国目前规定的犯罪年龄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合理的。

刑事犯罪年龄低龄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且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趋向成人化犯罪。对于低龄化犯罪应当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如何解决犯罪低龄化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造成犯罪低龄化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处于一种不成熟不稳定的朦胧状态,免疫能力相对较差,不仅缺少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而且也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和一些违法行为的引诱和侵蚀,他们在好奇心和寻找刺激的心理驱使下,容易上当受骗;其次,社会关爱和家庭教育也是一个来容忽视的方面,对于未成年人出现犯罪,就社会而言,更多地是出现歧视,就家庭而言,既有过于溺爱的原因,也有缺少家庭温暖的结果。

如果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条途径,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短期行为,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打击范围,将会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被列入刑法追究的视线,受到刑法的调整。因此,仅靠修改刑法的犯罪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则是扩大了刑法特殊预防的功能,这不仅对整个社会不利,而且对于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长也极为不利,可以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

刑事审判中,通常情况下认定被告人的年龄与案件处理没有多大关系,如成年被告人,

但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年龄的准确认定则显得尤为重要,这关系到对被告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是否适用死刑等。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对认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形式作一探讨。

(一)书证

书证包括户籍证明、出生证、防疫保健卡、学籍卡等,这些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年龄的依据。但实践中有时不能准确反映被告人的真实年龄,有些地区,特别是农村,由于户籍管理不到位,医院发放的出生证明不规范,有些父母为了孩子参军、入学的方便,将孩子的年龄作相应地更改。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按公历计算的,但在农村,有的父母为孩子申报户口时未按规定报公历的出生日期,而是申报农历的出生日期,这就带来了年龄认定上的差异。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一般来说,一个人的防疫保健卡上记载的年龄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因为一个人一旦出生,便建立起防保档案,在什么阶段什么时间进行防疫保健卡上会有如实的记载。如2002年12月份法院审理的一起盗窃案件中,被告人的户籍管理卡出生日期是1984年10月,起诉认定的也是这个出生日期,庭审时,被告人自称是1984年农历10月生,查阅万年历,发现1984年农历闰十月,如果被告人是后十月出生,则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按照法律规定,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的,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及其聘请的或指定的辩护人参加诉讼,后经休庭补充查证,根据相关证人的证言及被告人防保卡上记载的出生日期,认定被告人系1984年农历闰十月后一个月出生,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充分保护。因此,在依据书证认定被告人年龄时,亦不能一概而论,如有异议,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二)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

在一些书证无法取得或书证存在瑕疵时,对被告人可以依靠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认定。如在农村一些地方,由于计划生育管理滞后,超计划生育,孩子的户口得不到落实,属于“黑户”。还有些地方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搞船只运输的,常年在船上,户口未及时申报,或他人代为申报,这样,可能造成年龄认定的差异。因此,书证无法认定时,可以通过证人证言来认定。哪些证人的证言比较客观真实,一般说来,接生人员、与被告人同月出生的邻居的父母、被告人的父母及亲戚的证言比较可靠,如果与其他证据不相矛盾或有其他证据印证,可以采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证人证言均能证实被告人的年龄,应分析定之。如一起寻衅滋事案件,被告人自报一个出生日期,户籍证明上又是一个出生日期,辩护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又是一个出生日期。经调查,被告人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的,其父母称申报户口

时为了入学方便将其出生日期作了更改,相关证人也证实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由于本案疑点较多,法官没有轻意采信证人证言,而是通过调查与被告人同是邻居又是同年同月出生的孩子的父母,发现与证人证言证实不符,后又调取了被告人的防保卡,证实被告人犯罪时实际年龄已满十八周岁。所以在运用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时要综合考虑,从而作出正确的评判。

(三)鉴定结论

随着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根据一个人生长发育的特定规律,对一个人的年龄作出准确认定成为可能。常见的鉴定有骨龄的鉴定、牙齿的鉴定等。鉴定结论能否确定刑事责任年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作了如下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慎重处理。

(四)对被告人年龄确实无法查清的,应当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1、不涉及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应当认定其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2、涉及是否已满十八周岁的,应当认定其未满十八周岁,3、虽未查清被告人准确出生日期或实施被指控犯罪日期,但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已满十六周岁或者已满十八周岁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三、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

(一)新刑法规定中的问题

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负刑事责任。”也即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只对自己实施的这八种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得突破这一界限。

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还是指具体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不妥。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来看,“犯故意杀人……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其语义非常明确,是指构成了某种犯罪,触犯了一个具体的罪名,而不是指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对此不能随意作扩充解释,否则就背离了立法原意。

第二,这一解释本身与刑法理论相悖。从犯罪构成理论来看,犯罪行为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而“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犯罪行为按照刑法理论应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犯罪形态,是否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对自己实施失火、过失爆炸、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的犯罪行为也应负刑事责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学界普遍认为,这八种犯罪均为故意。因此将“八种犯罪”理解为犯罪行为不能排除其中的过失犯罪行为。司法实践中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绑架他人又杀害被绑架人的如何定罪,对此有关的司法解释认为应定绑架罪,笔者认为不妥,因为它直接违反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立法精神,而直接定故意杀人罪也缺乏法律依据。因为这种行为系绑架罪的加重情节,不能定故意杀人罪。但是此种行为性质又极其严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怎么办?笔者认为,对此应通过立法解释或直接修改立法加以解决

(二)解决途径

考虑1979年刑法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年龄直接规定为周岁,明确了杀人罪与伤害罪的主观罪过,删除了“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有利于准确有效地打击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同时也避免了司法适用上理解的分歧。这一规定本身体现了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因此,分析研究这一规定的修改,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规定,还将对今后的补充或修改立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关于我国新刑法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可行性的建议

(一)该款规定的罪名与相关罪名的包容问题

新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表明司法实践中,定罪处刑必须严格依据刑法的明文规定,不允许任意扩大与缩小解释。研究《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犯罪是否包括一些相关罪名,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这不仅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款的正确理解与适用,还将对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强奸罪是否包括奸淫幼女罪

新《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六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奸淫幼女罪被确定为独立的罪名。但理论上多数学者又认为刑法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中,强奸罪应包括奸淫幼女罪,并在有关著作中论及奸淫幼女罪的特征时,认为其主体包括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5.理由是,奸淫幼女罪的社会危害性比强奸罪更大,同时,《刑法》中“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表明,奸淫幼女罪应适用强奸罪的有关规定。事实上,如果奸淫幼女罪作为独立罪名的话,将其包容在强奸罪的规定中,是很牵强的。因为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关键不在于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在于是否为《刑法》所明文规定。行为如果没有《刑法》的明文规定,无论有多大的社会危害性,都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否是将奸淫幼女罪作为独立罪名加以考虑的。

笔者认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将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的一个特殊情节加以规定。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以…论”、“以…论处”是包括定罪量刑两方面的内容的6.如《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务的,以贪污论”。同时又在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贪污论。”很明显,“以贪污论”即以贪污罪定罪处罚。立法者既然把奸淫幼女行为规定为强奸罪的一种特殊情形,也就没必要将其作为独立罪名另外加以规定。刑法将奸淫幼女行为另外规定,是为了突出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和对这种严重强奸犯罪行为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2月17日作出的《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认为:“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7条、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分别确定为两种罪的做法是矛盾的,这也正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认识。其解决办法应当由最高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司法机关重新作出法律解释来解决。

(2)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抢劫罪是否应包括刑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观点不一。何秉松教授认为,《刑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其性质比第236条规定的抢劫罪更为严重,其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更为明显,因而更易为青少年所认识。因此,应把这两种罪都规定在内7.而有的学者认为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罪名,从立法者的本意看,《刑法》第17

条第2款规定中并不包括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8.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是因为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否包括在抢劫罪中,不在于其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在于其是否符合有关的犯罪构成。由于抢劫罪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其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一般的抢劫公私财物的犯罪严重的多。因此,《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列举这一罪名,是立法的疏漏。

(3)贩卖毒品罪与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

《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为选择性罪名,这四种行为均可独立成罪。从其法定刑可以看出,这几种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完全相同,社会危害性并无多大差异。在刑法修订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第17条第2款“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界定就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对这四种罪名是同样对待的。而在刑法修订后,仅将这四种选择罪名之一的贩卖毒品罪在《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加以规定,而对另外三种性质类似、危害相当的罪名未加以规定。应当说也是立法存在的疏漏,应对其加以补充规定。

另外,对于《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贩卖毒品罪,依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对于运输少量毒品的,“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且还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因此,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运输少量毒品的行为,也认为是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与这一规定相比,在刑法分则中,危害更大、更易于认识、应给予更重处罚的犯罪是相当多的。而刑法对危害较小的贩卖少量的毒品的行为加以处罚,而对别的危害更为严重的危害行为不予处罚,应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类行为,应当加以数量较大的限制,以免打击面过宽,有悖刑法谦抑、人道的价值追求。

(二)非该款法定罪名的犯罪的加重情节包含上述法定犯罪行为的处理

(1)强奸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

《刑法》第240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中包括有强奸的行为。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罪规定的处罚本身就比较重,其法定最低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刑为死刑,从起点刑看还要重于强奸罪。所以,立法者认为,没必要将强奸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而应作为它的加重情节。但是由于《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列举这一罪名,这就出现了问

题:如果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并对妇女实施了强奸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呢?如果不处罚的话,就出现了同样主体实施强奸行为应受处罚,而实施更严重的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并实施强奸行为的却不处罚的矛盾现象;如果按强奸罪处罚的话,同样会出现矛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与已满16周岁的人,如果均实施上述行为,前者应定强奸罪,后者却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名。虽然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独立实施上述犯罪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们参与到这类犯罪的可能性是不可排除的。因此,笔者认为,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应当在《刑法》第17条第2款加以补充规定。

(2)故意杀人罪与绑架罪

《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其法定最低刑为五年有期徒刑,重于故意杀人罪三年有期徒刑的法定最低刑,此罪本身就是具有较大危害性的危害行为,实践中也存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种行为的案例9,而《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对之加以规定,这本身就是立法疏忽10.同时这一罪名的加重情节“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包含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如果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按绑架罪处理,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不处罚的话,又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同样会出现不同年龄的人实施同种行为定不同罪名的矛盾现象。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罪名加以补充规定。

(三)解决途径

综上所述,对于新《刑法》第17条第2款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应当在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方法:

1.理论的更新。即对于想象竞合犯,应当用新的、更合理的理论去认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对于以杀人的故意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行为,可以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2.法律解释。对于强奸罪问题应当做出更合理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避免司法实践中产生的适用困难问题。

3.补充立法。对于危害严重、应当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但没有加以规定的罪名。应当通过补充立法将其加以规定。

笔者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应修改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拐卖妇女、儿童、抢劫、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绑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数量较大的、放火、爆炸、投毒犯罪行为,应

当负刑事责任。”这样规定,一方面可以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少量毒品的行为从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里分离出来,以体现刑法主要对其教育挽救,而仅对他们实施的极其严重的危害行为才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法精神;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危害较大,应当给与刑罚处罚而刑法还没有规定的,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从而使法网更加严密,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 周道鸾 张军 刑法罪名解释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466)125

[2] 最高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当前办理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手册

[3]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1996 (3)106

[4] 张明楷 刑法学 1997 (24)

[5] 陈泽宪 刑法修改中的罪行法定问题 法学研究 18(6)86

[6]《刑法原理》 江西高校出版社 利子平主编

范文二:刑事责任年龄 投稿:何載輊

我国的法律对此有以下规定:

1、已满 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

2、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16周岁的人不犯上述之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3、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4、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5、实施犯罪时的年龄,一律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过了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为已满鬃周岁。

6、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7、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犯罪时的年龄没有查清,而又关系到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处何种刑罚的公诉案件,应当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

8、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案例:

被告人王某,男,1984年6月29日生,无业。1998年3月9日,拦路抢劫一下班女工,抢得现金200元;1999年8月25日盗电脑一台,价值6500元;1999年12月20日将放学的初二女学生丁某强奸;2000年7月12日,诈骗一外地农民工3600余元。问:王某对哪些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为什么?

范文三:刑事责任年龄 投稿:方梐梑

摘要: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我国刑法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年龄阶段。本文将通过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分析和研究,指出其中存在问题和缺陷,提出自己观点。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辨认控制能力,罪刑法定原则,八大罪名

  一、刑事责任年龄概述

  刑事责任年龄(简称责任年龄),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试试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2]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达到一定年龄,只有符合年龄条件才能成为犯罪主体,是犯罪主体领域的重要因素,是犯罪构成的重要条件。

  (一)刑事责任年龄与刑事责任能力

  在主体要件内部体系安排上,考虑清各要素之间的逻辑联系,应先对刑事责任能力之内涵及对犯罪成立之意义进行分析。在此前提下才能进入年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与责任能力相关之其他问题。[3]由此看来,刑事责任年龄是与刑事责任能力相关的概念,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决定因素,是对刑事犯罪主体规范的重要概念,欲研究刑事责任年龄,首先要对刑事责任能力加以了解。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必需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行为人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的能力。[4]从概念看,这一概念体现的行为人在面对自己行为时对行为的效果评估辨别和控制自己以作为或者不作为形式遵守法律,从而免于因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刑事责任年龄是建立在刑事责任能力基础上,年龄决定了行为人辨认识别能力的有无和强弱,而能力的有无和强弱又进一步确定了行为人自由意志驱使下的行为是否故意以及危害程度,这些恰恰是刑事责任需追究的重要因素。

  (二)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

  为什么说刑事责任年龄是影响刑事犯罪能力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只有当人达到一定年龄时(除精神错乱者),通过接受教育和积累社会经验,从而获得辨识控制能力。人幼年时期由于心智尚不健全,对周围的人或事如精神错乱的病人一样缺乏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推理出幼年人并不具有犯罪的故意,并且无法对所做行为负责,因而避免了刑事责任的追究。由此看来,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本质是对辨认控制能力的数化规范限度。

  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已满14周岁而未满16周岁的人对犯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发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承担刑事责任,而对犯有一般犯罪是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是这类人对一般犯罪扔不具备辨认控制能力,此时在能力上等同于无刑事责任人。但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9条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十四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这里就产生疑问,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无须对一般犯罪负责,却要对治安管理行为负责?从社会角度吃法,违反刑法的行为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而这社会危害程度明显不同,这类人的过激行为虽不至刑法调整范畴,但客观上扔存在危害性,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是有必要的。

  二、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中的缺陷

  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防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其中列举了性质较为严重、社会损害程度大的八大类犯罪,此规定明确了相对刑事责任人犯有何种罪时应追求刑事责任,这是我国刑法进步的,但这其中不免存在缺陷。

  (一) 刑事责任年龄并无上限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所谓刑事责任年龄主要是围绕未成年人设置的,有年龄作为划分标准来界定辨认控制能力,可谓是“对未成年人的规定”。然而从自然规律来看,认得辨认控制能力是从低到高在归于低的规律,符合生理学上发展——成熟——衰退的抛物线特征。换句话说,当人达到老年时期,其辨认控制能力也会随生理机能一同衰退。我们分析得出,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是辨认控制能力,那同样呈现能力低下的老年人是否也应列入规定之列?虽然在最新的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了对75周岁以上人的犯罪从轻定罪量刑,但这仅仅是体现法律对特殊人群的照顾,是法律人性化的体现,符合现代法律发展潮流,并不是直接的明确年长者得刑事责任年龄。现如今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年龄上限问题仍处于真空,这是有违刑罚个别化要求的,不能简单的认为达到一定年龄就具备犯罪及犯罪故意的能力,能力是生理机能和心理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年龄只是界定能力的手段,本质在于是否具备能力和能力的强弱。年龄反应辨认控制能力的大小,辨认控制能力决定自由意志下支配的行为,而最终行为才是刑事责任所针对的对象。

  (二) 某些危害性和性质更为严重的罪名并未入列

  之所以列出八大罪名,是因为考虑到这类犯罪行为的性质恶劣、危害性较大,但为何比这些性质更严重的犯罪行为未列入其中?例如上面所提得到的绑架罪,并不比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犯罪性质轻,故意伤害的量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与绑架罪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起征点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又比如拐卖妇女罪,之所以未规定此罪可能是出于认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形式此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不大,其不具备拐卖妇女的能力,但护士了参与拐卖妇女的事实。

  三、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完善

  (一)缺陷产生的原因

  1.法律解释上,总则与分则的脱节。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出现在刑法总则之中,而从上面分析来看,在分则中多有与总则不协调之处。总则起到的是指导性、统领性作用,而分则相对而言更具针对性、实用性,这里肯做事理论与实践的冲突。随着时代的进步,分则的内容将越来越多,分类会越来越细,而总则却显得“固步自封”。

  2.立法技术不完善。之所以存在理发缺陷,究其根源是理发技术不完善所致。我国的现代法律建设起步晚、起点低,价值目前社会因素制约,在立法方面只能是循序渐进,不断学习和完善立法技术。这里所说的立法技术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理发内容的不严谨,还体现在立法精神与实际应用效果的不符情况。

  3.立法思维死板。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以成文法作为法律根本,让一本法典涵盖所有问题和对策谈何容易,用一条法规解释一类纠纷也并非易事,字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味死板只是自取灭亡。在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上, 单纯以年龄作为客观标准来界定,难免略显死板,应从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出发,寻求更科学、更符合实际的界定方法,面对如今众多未成年人犯罪,又有多少心怀鬼之人借年龄逃避责任。

  (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完善

  1.加快法律更新。对于刑法修正案八中,我们清楚看到对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已有更新,但这只是对年满75周岁的人而言,而对于未成年人的规定仍有待变动。另一方面,对于想象竞合犯的问题急需新的理论为支持。

  2.加速司法解释发展。法律解释是对法条法规的司法实践的补充说明,更具针对性。刑事责任年龄是刑法总论的内容,需要更加明确的规定来知道司法实践,并在实践中寻求解决新问题的方案,遵循刑法总则的指导作用,发挥司法解释的实践意义。

  3.加设立法内容。如今有关刑事责任所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法律与实际发展的不协调,解决这种发展的相对滞后最好的方案就是与时俱进,在立法层面上解决。毕竟我国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刑事责任年龄将是未来刑法领域值得研究的方向。

  四、结语

  通过对刑事责任年龄概念的深入研究,发掘其设置的内在本质,对于科学定罪量刑,更好地完成我国刑法之任务、实现刑罚之目的,意义重大而深远。综上所述,我国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上有待改进,不仅是在立法层面上,更是在司法实践上的改革创新。一方面要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事实可行的解决方面,另一方面可以参照对外国相关概念的设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来完善我国相关制度。

范文四:论刑事责任年龄 投稿:田屓屔

刑事责任年龄【1】是中国刑法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新的社会问题随之出现,与此同时中国刑法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进行广泛而较为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本文仅就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之现状结合社会现实问题对这一论题予以探讨。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概述

刑事责任年龄是认定自然人犯罪主体的一般要件之一。【2】责任年龄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所规定。近现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是根据本国少年儿童成长的实际情况和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根据一个人从完全不具备到部分具备、完全具备辩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逐步发展过程,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几个阶段,划分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

(一)中外刑法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我国早在奴隶社会的刑法中,就有了关于年龄对刑事责任影响的规定。如《周礼》在盗窃中规定“凡有爵位者,与七十者,与为瓮者,皆不为奴”,同时,《周礼》中的“三赦”制度,就是有两赦是因年龄而设立的,可见,在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到年龄与刑事责任能力之间的关系。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律》对刑事责任年龄答了较为详细和科学的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15至70岁是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2)10至15岁及70岁至80岁,是减轻刑事责任年龄阶段。(3)7至10岁至80至90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这一阶段年龄的人,只对几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如反逆、杀人、强盗等承担刑事责任,并可以从宽发落。(4)不满7岁和已满90岁,是无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我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典《大清新刑律》将刑事责任年龄分为三个阶段(1)未满17岁为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2)已满12岁不满16岁或满80岁,为减轻刑事责任年龄阶段。(3)已满16岁不满80岁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外国刑法中也很早就有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公元前451-450年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对于个别犯罪就有关于年龄的初步规定。公元534年古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法典》以“不可能存在在生的坏孩子,也不可能有不可救药的儿童的理论为依据,确立了儿童不可能预谋犯罪的规定,并据此规定:男14岁,女12岁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据介绍,罗马法还区分了责任年龄的几个阶段:未满7岁儿童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已满7岁不满14岁,则视为其辨别能力确定是否达到责任年龄;已满14岁为刑事成年人。

到了近代,18世纪许多国家根据罗马法确定其未成年人的责任年龄。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66条规定:“重罪被告人未满十六岁,而其犯罪行为认定发生于不能辨别是非者,应免除其刑。”该法典第67条和第69条还规定,对于实施重罪而具有辨别是非能力的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未满16岁的轻罪被告人,应当判刑,但应减轻处罚。《法国刑法典》的规定,对于19世纪未20世纪初西方各国的刑法立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代社会,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法律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各国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限的确定大致有以下几种:(1)不确定未成年人年龄的界限。如拉美国家的古巴、哥伦比亚、秘鲁等。(2)刑法不规定未成年人年龄的界限,由法院依照《古兰经》,根据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成熟程度来确定。如沙特阿拉伯和也门。(3)既规定未成年人的上限,又规定未成年人的下限,下限从7岁到16岁不等,上限从15岁到21岁不等,这是绝大多数国家刑法的规定。 由此可见,刑事责任年龄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规定。现代世界各国刑法立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虽然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根据本国少年儿童成

长的实际情况和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根据一个人从完全不具备到部分具备、完全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逐步发展过程来划分相同的刑事责任年龄。

(二)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现状概述。

我国刑法根据我们国家一贯的对少年儿童的危害行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为指导,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的情况等实际出发,并适当借鉴别国的立法经验,考虑刑法的发展趋势,在现行刑法典等17条里对责任年龄作了较为集中的规定,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的阶段。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按照我国刑法典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是完全不负刑事年龄阶段。现行刑法学理论认为,不满14周岁的人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不具备责任能力。法律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必要时可依法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也可视需要对接近14周岁,如12-13周岁的人由政府收容教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按照现行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达到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辩别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为的能力,即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施危险物质罪“负刑事责任。【3】全国人大党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02年8月,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问题作出答复意

见,指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按照我国现行法典第17条第1款的明文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进入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现行刑法学认为已满16周岁的的未成年人的体力和智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知识,是非观念和法制观念的增长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序,一般已能够根据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因而他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现行刑法意义上辩论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我国现行刑法认定已满16周岁的人可以构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4、减轻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以上是历史上中外刑法以及现行刑法典和刑法学理论对刑法意义上的年龄划分,那么我国刑法学理论对刑事责任年龄是如何认定的呢?实践中又是依据哪些证据类型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认定的呢?

二、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及主要依据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

中国刑法所规定的年龄是指实足年龄,而不是指虚岁。实足年龄,以日计算,并且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行为人分别过了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生日,

从第二天起,者是分别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例如:行为人1980年1月1日出生,从1994年1月2日起,才算已满14周岁。

刑事责任年龄应当从出生之日计算至行为之日而不是结果发生之日。例如:行为人在实施杀人行为时不满14周岁,但死亡结果发生时已满14周岁的,不能追究行为人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因为犯罪是行为刑事责任能力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既然刑事责任能力必须是行为时的辨认控制能力,那么,刑事责任年龄也必须是“行为时”的年龄;虽然行为与结果具有密切联系,但行为不包含结果,结果也不包含行为。

关于跨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犯罪,应当注意两种情况:(1)行为人已满16周岁后实施了某种犯罪,并且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也实施过相同的行为。至于应否一定追究刑事责任,则应具体分析。如果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所实施的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特定犯罪,则应一定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就只能追究已满16周岁以后所犯之罪的刑事责任。(2)行为人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特定犯罪,并在未满14周岁时也实施过相同行为,对此不能一定追究刑事责任,只能追究已满14周岁后实施的特定犯罪的刑 事责任。

(二)认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主要证据类型

1、书证

主要包括户籍证明、出生证明、防疫保健卡、学籍卡、母亲育龄妇女生育资料等,这些均可以作为认定行为人年龄的证明材料或者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2、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证人证言

在一些书证无法取得或书证存在瑕疵时,对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认定可以依靠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证人证言认定。哪些证人的证言较为客观真实,一般说来,接生人员、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的证言比较可靠,如果与其他证据不相矛盾或有其他证据印证,可以采信。对户籍资料记载是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或其父母提出是未成年的,并能提供一些亲属、邻居、医护人员、户籍登记机构工作人员证言等证据的,一般可认定其为未成年人。

3、鉴定结论

随着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根据一个人生长发育的特定规律,对一个人的年龄作出准确认定成为可能。常见的鉴定有骨龄的鉴定、牙齿的鉴定等。因此,鉴定结论在一定的情形下可以成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例如,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慎重处理。【4】

注释

【1】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人(正常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犯罪所必须达到的年龄。

【2】自然人犯罪主体的一般要件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某些犯罪除了要求行为人具有这两个条件外,还必须具有特殊身份。

【3】言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年龄问题分析,中国法治网。

【4】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

范文五:论刑事责任年龄 投稿:顾絖絗

论刑事责任年龄

论文摘要

一、为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为了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有人提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条途径,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短期行为,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打击范围,将会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被列入刑法追究的视线,受到刑法的调整。因此,仅靠修改刑法的犯罪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则是扩大了刑法特殊预防的功能,这不仅对整个社会不利,而且对于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长也极为不利,可以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

(1)书证

(2)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

(3)鉴定结论

(4)未查清的分情况处理

三、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

(1)新刑法规定中的问题

(2)解决途径

四、关于我国新刑法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可行性的建议

(一)该款规定的罪名与相关罪名的包容问题

(1)强奸罪是否包括奸淫幼女罪

(2)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3)贩卖毒品罪与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

(二)非该款法定罪名的犯罪的加重情节包含上述法定犯罪行为的处理

(1)强奸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

(2)故意杀人罪与绑架罪

(三)解决途径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 未成年人犯罪 年龄认定 责任范围 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为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据报道:“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

越低。以江苏为例,10至13岁年龄段的低龄犯罪占到70%.”由于他们都不到刑事责任年龄,往往对法律肆无忌惮。为了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有人提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确定什么年龄开始负刑事责任,是刑事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刑事犯罪责任年龄是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要件之一。从我国的刑法规定来看,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二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刑法规定的八类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三是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我国刑法之所以规定这样的犯罪年龄段,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对于他们发生危害行为时,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着重于教育、改造、挽救,即使对极度少数非处罚不可的进行处罚,其目的还是为了教育。因此说,我国目前规定的犯罪年龄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合理的。 刑事犯罪年龄低龄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且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趋向成人化犯罪。对于低龄化犯罪应当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如何解决犯罪低龄化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造成犯罪低龄化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处于一种不成熟不稳定的朦胧状态,免疫能力相对较差,不仅缺少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而且也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和一些违法行为的引诱和侵蚀,他们在好奇心和寻找刺激的心理驱使下,容易上当受骗;其次,社会关爱和家庭教育也是一个来容忽视的方面,对于未成年人出现犯罪,就社会而言,更多地是出现歧视,就家庭而言,既有过于溺爱的原因,也有缺少家庭温暖的结果。

如果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条途径,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短期行为,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打击范围,将会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被列入刑法追究的视线,受到刑法的调整。因此,仅靠修改刑法的犯罪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则是扩大了刑法特殊预防的功能,这不仅对整个社会不利,而且对于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长也极为不利,可以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

刑事审判中,通常情况下认定被告人的年龄与案件处理没有多大关系,如成年被告人,但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年龄的准确认定则显得尤为重要,这关系到对被告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是否适用死刑等。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对认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形式作一探讨。

(一)书证

书证包括户籍证明、出生证、防疫保健卡、学籍卡等,这些可以作为认定

被告人年龄的依据。但实践中有时不能准确反映被告人的真实年龄,有些地区,特别是农村,由于户籍管理不到位,医院发放的出生证明不规范,有些父母为了孩子参军、入学的方便,将孩子的年龄作相应地更改。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按公历计算的,但在农村,有的父母为孩子申报户口时未按规定报公历的出生日期,而是申报农历的出生日期,这就带来了年龄认定上的差异。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一般来说,一个人的防疫保健卡上记载的年龄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因为一个人一旦出生,便建立起防保档案,在什么阶段什么时间进行防疫保健卡上会有如实的记载。如2002年12月份法院审理的一起盗窃案件中,被告人的户籍管理卡出生日期是1984年10月,起诉认定的也是这个出生日期,庭审时,被告人自称是1984年农历10月生,查阅万年历,发现1984年农历闰十月,如果被告人是后十月出生,则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按照法律规定,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的,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及其聘请的或指定的辩护人参加诉讼,后经休庭补充查证,根据相关证人的证言及被告人防保卡上记载的出生日期,认定被告人系1984年农历闰十月后一个月出生,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充分保护。因此,在依据书证认定被告人年龄时,亦不能一概而论,如有异议,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二)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

在一些书证无法取得或书证存在瑕疵时,对被告人可以依靠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认定。如在农村一些地方,由于计划生育管理滞后,超计划生育,孩子的户口得不到落实,属于“黑户”。还有些地方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搞船只运输的,常年在船上,户口未及时申报,或他人代为申报,这样,可能造成年龄认定的差异。因此,书证无法认定时,可以通过证人证言来认定。哪些证人的证言比较客观真实,一般说来,接生人员、与被告人同月出生的邻居的父母、被告人的父母及亲戚的证言比较可靠,如果与其他证据不相矛盾或有其他证据印证,可以采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证人证言均能证实被告人的年龄,应分析定之。如一起寻衅滋事案件,被告人自报一个出生日期,户籍证明上又是一个出生日期,辩护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又是一个出生日期。经调查,被告人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的,其父母称申报户口时为了入学方便将其出生日期作了更改,相关证人也证实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由于本案疑点较多,法官没有轻意采信证人证言,而是通过调查与被告人同是邻居又是同年同月出生的孩子的父母,发现与证人证言证实不符,后又调取了被告人的防保卡,证实被告人犯罪时实际年龄已满十八周岁。所以在运用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时要综合考虑,从而作出正确的评判。

(三)鉴定结论

随着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根据一个人生长发育的特定规律,对一个

人的年龄作出准确认定成为可能。常见的鉴定有骨龄的鉴定、牙齿的鉴定等。鉴定结论能否确定刑事责任年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作了如下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慎重处理。

(四)对被告人年龄确实无法查清的,应当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1、不涉及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应当认定其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2、涉及是否已满十八周岁的,应当认定其未满十八周岁,3、虽未查清被告人准确出生日期或实施被指控犯罪日期,但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已满十六周岁或者已满十八周岁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三、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

(一)新刑法规定中的问题

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负刑事责任。”也即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只对自己实施的这八种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得突破这一界限。 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还是指具体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不妥。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来看,“犯故意杀人……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其语义非常明确,是指构成了某种犯罪,触犯了一个具体的罪名,而不是指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对此不能随意作扩充解释,否则就背离了立法原意。 第二,这一解释本身与刑法理论相悖。从犯罪构成理论来看,犯罪行为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而“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犯罪行为按照刑法理论应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犯罪形态,是否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对自己实施失火、过失爆炸、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的犯罪行为也应负刑事责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学界普遍认为,这八种犯罪均为故意。因此将“八种犯罪”理解为犯罪行为不能排除其中的过失犯罪行为。司法实践中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绑架他人又杀害被绑架人的如何定罪,对此有关的司法解释认

为应定绑架罪,笔者认为不妥,因为它直接违反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立法精神,而直接定故意杀人罪也缺乏法律依据。因为这种行为系绑架罪的加重情节,不能定故意杀人罪。但是此种行为性质又极其严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怎么办?笔者认为,对此应通过立法解释或直接修改立法加以解决

(二)解决途径

考虑1979年刑法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年龄直接规定为周岁,明确了杀人罪与伤害罪的主观罪过,删除了“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有利于准确有效地打击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同时也避免了司法适用上理解的分歧。这一规定本身体现了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因此,分析研究这一规定的修改,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规定,还将对今后的补充或修改立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关于我国新刑法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可行性的建议

(一)该款规定的罪名与相关罪名的包容问题

新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表明司法实践中,定罪处刑必须严格依据刑法的明文规定,不允许任意扩大与缩小解释。研究《刑法》第17条

第2款规定的犯罪是否包括一些相关罪名,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这不仅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款的正确理解与适用,还将对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强奸罪是否包括奸淫幼女罪

新《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六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奸淫幼女罪被确定为独立的罪名。但理论上多数学者又认为刑法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中,强奸罪应包括奸淫幼女罪,并在有关著作中论及奸淫幼女罪的特征时,认为其主体包括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5.理由是,奸淫幼女罪的社会危害性比强奸罪更大,同时,《刑法》中“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表明,奸淫幼女罪应适用强奸罪的有关规定。事实上,如果奸淫幼女罪作为独立罪名的话,将其包容在强奸罪的规定中,是很牵强的。因为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关键不在于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在于是否为《刑法》所明文规定。行为如果没有《刑法》的明文规定,无论有多大的社会危害性,都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否是将奸淫幼女罪作为独立罪名加以考虑的。

笔者认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将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的一个特殊情节加以规定。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以…论”、“以…论处”是包括定罪量刑两方面的内容的6.如《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务的,以贪污论”。同时又在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贪污论。”很明显,“以贪污论”即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立法者既然把奸淫幼女行为规定为强奸罪的一种特殊情形,也就没必要将其作为独立罪名另外加以规定。刑法将奸淫幼女行为另外规定,是为了突出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和对这种严重强奸犯罪行为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2月17日作出的《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认为:“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7条、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分别确定为两种罪的做法是矛盾的,这也正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认识。其解决办法应当由最高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司法机关重新作出法律解释来解决。

(2)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抢劫罪是否应包括刑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观点不一。何秉松教授认为,《刑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其性质比第236条规定的抢劫罪更为严重,其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更为明显,因而更易为青少年所认识。因此,应把这两种罪都规定在内7.而有的学者认为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罪名,从立法者的本意看,《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中并不包括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8.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是因为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否包括在抢劫罪中,不在于其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在于其是否符合有关的犯罪构成。由于抢劫罪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其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一般的抢劫公私财物的犯罪严重的多。因此,《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列举这一罪名,是立法的疏漏。

(3)贩卖毒品罪与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

《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为选择性罪名,这四种行为均可独立成罪。从其法定刑可以看出,这几种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完全相同,社会危害性并无多大差异。在刑法修订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第17条第2款“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界定就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对这四种罪名是同样对待的。而在刑法修订后,仅将这四种选择罪名之一的贩卖毒品罪在《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加以规定,而对另外三种性质类似、危害相当的罪名未加以规定。应当说也是立法存在的疏漏,应对其加以补充规定。

另外,对于《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贩卖毒品罪,依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对于运输少量毒品的,“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且还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因此,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运输少量毒品的行为,也认为是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与这一规定相比,在刑法分则中,危害更大、更易于认识、应给予更重处罚的犯罪是相当多的。而刑法对危害较小的贩卖少量的毒品的行为加以处罚,而对别的危害更为严重的危害行为不予处罚,应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类行为,应当加以数量较大的限制,以免打击面过宽,有悖刑法谦抑、人道的价值追求。

(二)非该款法定罪名的犯罪的加重情节包含上述法定犯罪行为的处理

(1)强奸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

《刑法》第240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中包括有强奸的行为。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罪规定的处罚本身就比较重,其法定最低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刑为死刑,从起点刑看还要重于强奸罪。所以,立法者认为,没必要将强奸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而应作为它的加重情节。但是由于《刑法》

第17条第2款未列举这一罪名,这就出现了问题:如果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并对妇女实施了强奸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呢?如果不处罚的话,就出现了同样主体实施强奸行为应受处罚,而实施更严重的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并实施强奸行为的却不处罚的矛盾现象;如果按强奸罪处罚的话,同样会出现矛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与已满16周岁的人,如果均实施上述行为,前者应定强奸罪,后者却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名。虽然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独立实施上述犯罪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们参与到这类犯罪的可能性是不可排除的。因此,笔者认为,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应当在《刑法》第17条第2款加以补充规定。

(2)故意杀人罪与绑架罪

《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其法定最低刑为五年有期徒刑,重于故意杀人罪三年有期徒刑的法定最低刑,此罪本身就是具有较大危害性的危害行为,实践中也存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种行为的案例9,而《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对之加以规定,这本身就是立法疏忽10.同时这一罪名的加重情节“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包含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如果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按绑架罪处理,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不处罚的话,又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同样会出现不同年龄的人实施同种行为定不同罪名的矛盾现象。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罪名加以补充规定。

(三)解决途径

综上所述,对于新《刑法》第17条第2款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应当在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方法:

1.理论的更新。即对于想象竞合犯,应当用新的、更合理的理论去认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对于以杀人的故意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行为,可以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2.法律解释。对于强奸罪问题应当做出更合理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避免司法实践中产生的适用困难问题。

3.补充立法。对于危害严重、应当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但没有加以规定的罪名。应当通过补充立法将其加以规定。

笔者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应修改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拐卖妇女、儿童、抢劫、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绑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数量较大的、放火、爆炸、投毒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样规定,一方面可以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少量毒品的行为从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里分离出来,以体现刑法主要对其教育挽救,而仅对他们实施的极其严重的危害行为才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法精神;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危害较大,应当给与刑罚处罚而刑法还没有规定的,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从而使法网更加严密,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

范文六:刑事责任年龄 投稿:余犛犜

刑事责任年龄

我国的法律对此有以下规定: 1、已满 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 2、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1 刑事责任年龄4周岁—16周岁的人不犯上述之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3、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4、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5、实施犯罪时的年龄,一律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过了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为已满鬃周岁。 6、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7、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犯罪时的年龄没有查清,而又关系到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处何种刑罚的公诉案件,应当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

8、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及死缓。

9、已满75岁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0、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之范围未包括绑架他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形。根据现行刑法第17条第二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绑架他人并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根本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显然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为按照罪行法定原则和刑法第239条的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只能定绑架罪,而绑架罪显然不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范围之列。这有可能导致想杀害他人的犯罪分子通过“曲线救国”的途径将他人绑架后再杀害而逃避法律的惩罚,更有可能导致绑架者绑架他人后故意杀害被绑架人,以免除放被害人出去后遭报复的危险,反正杀与不杀都不承担刑事责任。然而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看,其危害程度和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一点也不亚于故意杀人罪;而且刑法第20条第3款及第81条第2款的规定均将绑架与杀人、抢劫、强奸等罪相并列,这从立法上表明绑架行为是一种同杀人等罪属于同样性质的严重暴力犯罪,均为重罪应罚之列。

对于完全责任年龄人而言,其行为隐含有上述八种规定情形,但由于刑法的特别规定在构成要件上将其作为加重情节而直接认定构成某一犯罪(基本罪),不再按照该款规定罪名另行独立予以认定而只构成加重行为的独立本罪,对于相对责任年龄人而言,可以直接按照第17条第2款限定的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故意伤害罪等追究刑事责任。其理由在于:由于刑法的结合性规定,完全责任年龄者仅仅承担基本罪,例如绑架罪的责任,而将故意杀人作为加重情节对待,但这并不否认故意杀人行为无论是行为性

质还是实施方式的独立性。因此,在基本罪行不构成犯罪时,基本罪与加重行为之间的结合性关系不复存在,但基本罪行不成立并不妨碍相对独立的加重行为仍然可以独立地成为定罪量刑的对象。本罪不独立定罪而按照基本罪定罪,其前提是结合性关系的存立。在此,结合性关系虽不等同于结合犯,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无论由于哪些原因,数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需结合构成的某一犯罪,因而无法予以合并评价时,并不妨碍对该数个独立行为进行单独判定,更不导致该数个独立行为所分别充足的构成要件不能成立。

范文七:年龄与民事、刑事责任 投稿:郝锬锭

民法有关规定

1、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2、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3、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4、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 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5、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6、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 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7、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8、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9、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刑法有关规定

17、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18、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

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19、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范文八:论少年的刑事责任年龄 投稿:史惎惏

摘要 14岁以下少年不负刑事责任存在缺陷:不符合少年犯已具备一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现实,不能实现刑法的保护功能。以少年的心智成熟状况、理解判断能力为标准,少年犯应当承担适当的刑事责任。我国应当规定少年犯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2岁,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建立相应的刑事责任体系,扩大收容教养等强制性矫正措施的适用。

  关键词 少年犯 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年龄

  作者简介:李长城,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陈怡,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专职检委会委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0-230-02

  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多。最近在深圳的一次调查显示,少年犯罪中实施严重危害行为的始发年龄最小从10岁开始,较普遍的是十二三岁。这个年龄段的犯罪率正在不断上升,所犯罪行也越来越严重,趋向成人化犯罪。实际上,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智能化倾向已日益明显。因此,一个重大的问题应当反思:我国14岁以下少年不负刑事责任是否适当?本文试从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缺陷出发,探讨少年的刑事责任年龄以及少年刑事责任体系的建构。

  一、14岁以下少年犯不负刑事责任的缺陷

  (一)不符合少年犯已具备一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现实

  我国现行《刑法》是1997年颁行的,其中规定,14岁以下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这一规定与我国1979年的《刑法》是一致的,即14周岁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未满14周岁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应当说,这个规定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内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首先,从当时社会环境来看,青少年受到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多;其次,从当时的社会治安状态来看,建国后至1979年的30年间,我国社会治安总体趋势良好,未成年人作的大案、恶性案件极为罕见;第三,从当时青少年身心发育状况来看,不满14岁在当时仍算“幼年”阶段,身心发育很不成熟。然而,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心理、生理和智力上的成熟程度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初步测算,人的发育比30年前至少提高了2-3年,12周岁就已经是现代儿童向未成年人的转型期。通常,12岁也是小学毕业升入初中的年龄,相比于小学阶段的“儿童期”,少年的心理已有很大的不同。从我国传统的生肖文化来讲,12年是一个轮回,很多小孩在过了12岁生日之后,家里一般将不再如同以前那样每年给这个少年过生日了。

  犯罪能力说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没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构成犯罪。因此,决定少年犯刑事责任的两大要素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辨认能力指对自己行为的性质、结果和法律后果等的认知,控制能力主要指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主要体现为意志力。

  在我国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下,不满14周岁的少年已具备了较高的智商,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后果有着清楚的认识,对自己的行为也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因此,14岁以下少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换言之,具备了一定的刑事责任能力。

  (二)不能实现刑法的保护功能

  刑法的任务是保护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秩序。刑法具有保护法益和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功能。刑法的保护任务通过预防即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加以实现的。一般预防指对不特定的一般社会公众的犯罪抑止作用,通过制定易为大众理解的、含有明确的被禁止行为的内容以及处罚的规定来实现;特殊预防指对已经触犯刑法的罪犯判处刑罚,使其不再犯罪,特殊预防强调刑罚对于犯人的教化功能,希望通过刑罚的科处与执行,使犯人复归社会之后成为善良守法的公民。预防思想建立在三个内在的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对将来的行为进行足够准确预测的可能性,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刑罚应当完全依据危险性来确定,使得预防至少可能取得成效,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刑罚中固有的威慑和教育因素。不可否认,为了保护具体的法益,刑法规范对于侵害行为所作的消极的评价,在结果上也抑制了侵害行为的发生,并进而维护了社会伦理的秩序以及法的秩序。

  很显然,对少年犯的放纵,既不能实现对公共危险的一般预防,又可能放任有可怕前科的少年成为严重的刑事惯犯。在1980年,英国一个名叫艾文斯的有前科的少年犯被指控犯有猥亵一个12岁女孩的罪行,但是他不久就被释放,并很快从事向有问题的家庭提供服务的保姆职业,这导致在1982年和1983年因猥亵强奸对他的进一步起诉,他作了辩护并被宣告无罪。在1983年,他诱拐了一个4岁的小女孩,在满足了自己的淫欲之后将其谋杀,因此他作为少年流氓分子的生涯宣告结束。法官在1984年12月判处他终身监禁,并建议他至少应监禁30年。目前我国的青少年犯罪急剧增长,其中有相当数量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惯犯,由于法律不能对其处罚,抓了放、放了又犯、再抓、又放,如此循环,对社会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少年犯本人则对法律肆无忌惮。一个荒谬的结果就是,儿童的道德标准越是扭曲,他就越有机会逃避法律的矫正措施。

  二、少年犯应当承担适当的刑事责任

  在国际上,决定少年犯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通常为少年的情绪和心智成熟状况、辨别和理解判断能力。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1985年)》规定:“各国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差别很大。现代的做法是考虑一个儿童是否达到负刑事责任的精神和心理要求,要根据孩子本人的辨别和理解能力来决定是否能对本质上反社会的行为负责。在承认少年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这一概念的法律制度中,该年龄的起点不应规定的太低,应考虑到情绪和心智成熟的实际状况。”

  另一方面,法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没有对未达到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者听之任之、置之不理,而是通过制定青少年保护法规,运用综合治理、侧重教育和保护的方式引导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防止其再危害社会。例如在香港,司法实践中对罪行较轻的少年犯,法院可判决如下处罚作为责任方式:附条件释放、罚款、具保、感化、社会服务令、进劳役中心等,其中感化又分为禁闭式和开放式,开放式指少年犯住在家中,由感化官负责辅导。香港重视对少年犯的感化、督导教育、技能训练和善后辅导,法院可以根据少年犯的犯罪情节判决其毋须入狱,但少年犯人必须遵守法院规定的行为守则。我国澳门地区法院对少年犯的处遇措施包括:训诫、命令履行某种行为、教育上跟进、半收容和收容等。   三、改革:建立我国少年犯的刑事责任体系

  了解少年是否具备充分理解对与错之间的区别以及什么才是纯粹恶作剧行为的能力,我们才知道对具体的个人可以适用什么样的介入措施以减少他们的犯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如前所述,我国14岁以下少年已具备了一定的理解判断和辨别能力,在客观上已具备一定的刑事责任能力,将14岁作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在实践中给社会带来很大危害,不足以保护具有重大价值的法益。因此,我国对少年犯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当进行改革,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建立相应的刑事责任体系。

  对犯罪少年施加适当的刑罚并不会过于严苛。首先,刑罚不是为了处罚而处罚,而是为了保护社会免受将来的犯罪行为的威胁,有助于抵偿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责任,以公正的方式实现预防效果;对被判刑的少年罪犯而言,则起到警告和教育的作用。换句话说,通过对犯罪少年施加适当的刑罚来实现教育和挽救的目的。其次,对少年罪犯可判处比成年罪犯轻缓的刑罚,以实现区别对待,有利于实现对少年的保护和复归社会。

  对未达到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者不能听之任之,置之不理,而应当运用综合治理、侧重教育和保护的方式引导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由于经费问题等原因,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14岁以下少年犯很少适用收容教养,工读学校也几乎萎缩到无。对少年犯的收容教养制度产生于1957年,经实践证明是一种教育改造少年犯的有效途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60年发出《关于对少年儿童一般犯罪不予逮捕判刑的联合通知》指出:“今后少年儿童除犯罪情节严重的反革命犯、凶杀、放火犯和重大的惯窃犯以及有些年龄较大、犯有强奸幼女罪,情节严重,民愤很大的应予判刑外,对一般少年儿童违法犯罪的人,不予逮捕判刑,采取收容教养的办法进行改造。”但是,由于经费问题等原因,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14岁以下少年犯很少通过适用收容教养,而主要由其监护人“进行监护”。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需要送(看守所)劳动教养、(少管所)收容教养的,应当从严控制,凡其可以由家长负责管教的,一律不送。”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也规定:“不满14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但是,这些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本身就是家长管教失败的结果(甚至他们本身也存在问题),再指望他们管教好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政府把矫正少年犯的责任推给家长也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我国目前应当增加投入,扩大对少年犯适用收容教养和工读学校强制矫正。

  此外,我们应当运用综合治理、侧重教育和保护的方式引导少年健康成长,防止其再危害社会。对罪行较轻的少年犯,法院可判决如下处罚作为责任方式:训诫、附条件释放、命令履行某种行为、强制劳动等。

  参考文献:

  [1]福建市龙岩市新罗区法院课题组.新形势下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对策的调查与思考.青少年犯罪研究.2009(1).48.

  [2]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徐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野村埝著.全理其,何力译.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39.

  [4]J·R·斯宾塞.我们需要起诉人对判决的上诉吗.外国法译评.1988(4).

  [5]黄丁全.刑事责任能力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263.

范文九: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 投稿:薛嘽嘾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

一、立法特点

刑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在刑法学界被称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即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人只对部分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与 1979 年刑法相比较,具有如下特点:

1. 把“岁”变为“周岁”,在实践操作上消除了分歧,因此可以说更具体化。

2. 对“杀人”、“重伤”明确规定为“故意”,避免在实践中为“杀人”、“重伤”是“故意”、还是“过失”而引起误解与争论。

3. 删除了在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惯窃罪”和“其它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之规定,明确规定对“八种罪”负刑事责任,在立法上解决了“罪刑法定”原则中“罪”的明确化问题。

二、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现代立法模式

综观世界各国有关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刑事立法,主要有两种形式:

1. 规定处于该年龄段的人,只有被证明确实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时,行为人才应当负刑事责任;否则就不负刑事责任。

这种立法方式基本特点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应否负刑事责任,不是靠法律的规定就可以作出判断。例如 1860 年《印度刑法典》第 83 条规定, 7 岁以上不满 12 岁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人是否“达到知道怎样判断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足够的成熟程度”。从该立法看,它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至于如何适用于具体的案

件中,只能由司法人员按照法律笼统的原则规定对各个案件加以具体分析和判断,这样一来,就对司法人员各方面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来看,这种立法方式把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段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重大原则问题完全交由司法人员裁决,过分扩大了司法的权限,极易造成司法的不统一和不协调,甚至在立法上给司法中的任意出入人罪留下了缺口,而且要求司法人员对这类案件判断行为人有无责任能力,也给司法工作过分增加了本可避免的困难。”①

2.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一些较为严重犯罪行为,在处于该年龄段的人只对其负刑事责任,对其它未明列的犯罪行为无责任能力,故不负刑事责任。

采用这种立法方式的特点是:对于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在立法中就予以明示。司法实践中只需查明事实是否符合之即可。因此司法的操作性极强。但是这就对立法人员的立法技术、逻辑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会造成与司法实践相脱节,形成法条虚置或司法专断。因此在立法过程中要慎之又慎。

三、对我国两部刑法典中对相对负刑事责任问题的探析

1979 年我国刑法中第 14 条第 2 款规定:“已满 14 岁不满 16 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或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此规定有人认为“显而易见,我国刑法的规定属于前述的第二种立法方式”。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这里的“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是一个弹性规定,根本不符合“明列”之立法模式。

随着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法典的诞生,其中明列了 8 种性质特别严重并且又较为常见的犯罪行为。但正如前文所述,如果在立法过程中“急躁冒进”,则会导致逻辑混乱不易操作,给司法实践带来难已克服的困难。再加上“罪行法定原则”在我国立法中得以确立,则有导致“防卫社会”不力之严重后果。近来有学者提出“形式合理性应优先”的观点,②但在立法过程中,笔者认为仍应以“社会危害性”作为立法的根据。这诚如菲利在其《犯罪社会学》一书中指责古典学派的个人主义 ( 从个人主义中引出“罪行法定”原则 )

其实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所主张的保障只考虑罪犯个人,而不涉及也是个人并且更值得同情和保护的犯罪被害者。③而新刑法的规定看似明确,其实这里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使刑法真正反映出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并重的价值趋向。

四、新刑法中关于相对负刑事责任有关规定之思考

( 一 ) 关于转化犯的处理

刑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中的罪名是否包括其中的转化犯呢 ? 所谓转化犯,是指一种犯罪的性质向另一种性质的转化,并以后一种犯罪对行为进行定罪。此外在我国立法中还存在“以„„论”或“以„„论处”的立法形式。这被认为是一种“准”行为、“准”主体、“准”对象的立法形式。对于上述几种犯罪有存在转化的可能。

1.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立法推定

刑法第 238 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第 2 款规定:“犯前款罪„„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 234 条、第 232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 292 条第 2 款“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 234 条、第 232 条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 14 周岁到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对此类行为仍应负刑事责任。因为,首先,从理论上讲,其犯罪性质已由非法拘禁罪、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罪,符合刑法第 17 条第 2 款之明列犯罪,完全符合“罪行法定”原则;其次,从司法实践上看,近年来,未成年人犯此类罪呈上升趋势,如果不要求其负刑事责任,可能会增加社会上不稳定因素,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 关于抢劫罪转化问题的处理

刑法第 267 条第 2 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 263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 269 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 263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里毫无疑问应进行

处罚。

( 二 ) 性质相同的犯罪处理问题

1. 放火、爆炸、投毒罪与决水罪

刑法将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都规定在第 115 条中,而在第 17 条第 2 款中却独撇开“决水罪”。对于这一点早就有学者提出问题:“对于同样的决水行为,为什么已满 16 周岁的人实施时构成决水罪,而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实施时构成故意杀人罪 ? 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④这里涉及 8 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评价标准问题,在下文中将进一步分析。

2. 贩卖毒品罪与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

刑法第 347 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予以刑事处罚。”有权威性教材认为:“这是选择性罪名。凡是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之一的,即以该行为确定罪名。”在 1992 年 5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满 14 岁不满 16 岁的人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应如何使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应负刑事责任。而新刑法只列贩卖毒品罪。有学者指出“由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是选择性罪名,故贩卖毒品犯罪行为不能涵盖走私、运输和制造毒品罪。”⑤

笔者认为不能这样理解。因为一个未成年人实施贩卖毒品行为要负刑事责任,而如果实施贩卖走私毒品行为,只能定走私贩卖毒品罪,因而不能定罪处罚,这有悖于立法初衷。

3. 强奸罪与奸淫幼女罪

刑法第 236 条第 2 款规定“奸淫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条款中“以强奸论”很明显是指在刑罚上按强奸论处,因为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已明确将该条款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即“奸淫幼女罪”。要从重处罚则说明其性质比强奸

罪严重。但是刑法上对“奸淫幼女罪”的犯罪构成中并不要求以“暴力、胁迫”手段为必须要件,故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些简要的分析。首先,如果是以“暴力、胁迫”的手段进行的,则其性质的恶劣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如果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是自愿的又作何解释呢 ? “两院一部”在 1984 年 4 月 26 日发出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的男少年同不满十四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依照刑法第十条规定认为是奸淫幼女罪,责成家长和学校严加管教。”这里“幼女”的“自愿”行为应当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

4. 近来有的学者提出刑法第 239 条之规定的“绑架罪”也适用于相对负刑责任年龄段的人。其理由是从“绑架罪”的性质和它的法定刑上来看,它与前列的 8 种罪具有相似之处。本文不能认同上述的观点。因为刑法既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我们就不能在司法阶段任意适用。立法需要周延,司法必须依法执行。

五、我国关于相对负刑事责任之立法缺陷的致因

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我国当前关于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立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根本没有达到前文所述第二种关于相对负刑事责任立法形式的立法要求,导致立法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以至于出现“有罪不能罚”、“违法不能究”的不协调现象。更有甚者是处于该年龄段的人实施了较轻危害的要负刑事责任,而实施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反而不负责任,或者对相同性质的犯罪只对其中一个行为负责。纵观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种原因:

第一、立法技术上的不完善

上文已经提到的关于相对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第二种立法模式对立法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达到不枉不纵的刑事立法要求绝非易事,而我国目前的规定恰好反映了我国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立法意图与法律条文表述的这 8 种“罪”是 8 种“犯罪性质的犯罪”还是 8 种“罪名”。如果是 8 种罪名的话,那么“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显然在我国刑法

中找不到这个罪名,而把它与其他 7 种罪名并列排在一起明确列出来,显然不伦不类。

第二、总则性规定与具体刑法条文的严重脱节

刑法第 17 条 2 款作为一项总则性规定,应对分则中具体条文起指导作用。但此条在有些情况下根本无法与分则性条款结合起来使用。例如,有的犯罪如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从原来的抢劫罪中因其对象不同而单列出来放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而分则的修订没引起对该条修订时的注意,所以在其中只列抢劫罪却未将性质更为严重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列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立法上的一个失误。

第三、立法逻辑的矛盾混乱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段的人是要对一些常见的严重的且与之年龄、智力相适应的犯罪负刑事责任。例如,放火、爆炸、投毒等。立法者将决水罪未列其中是否因为它不常见以防止法条虚置的缘故呢 ? 笔者以为这样解?未免给人一种牵强之感。我们既然规定了决水罪与其他三罪并列足以说明它具有同样性质的犯罪,否则它对于成年人也仍是一个“虚置”的法条。

六、关于完善我国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立法的几点思考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们不能给实施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但法律又未

列出罪名的未

成年人定罪处罚,同时也不能容忍他们对被害人造成的痛苦和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性。因此,完善立法则成为必要。本文拟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以供参考。

1. 明确对相对负刑事责任人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标准;

2. 把原条文中的“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改为“故意伤害”;

3. 在“放火”后增加“决水”;

4. 在“强奸”后增加“奸淫幼女”;

5. 把“贩卖毒品罪”改为“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

6. 在“抢劫”中添入“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这样以来,就明确了罪名,为司法实践扫清了障碍。虽然看似增加了一些罪名,但实际上却为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思路。其实,我们对已有的 8 种犯罪以外的违法行为可以增加一个免罚性条款。

当然,“一个文明的国度,不应丧失对未成年罪犯教育、挽救的信心,不应扩大对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刑事惩罚。”但是针对社会转型的我国目前治安形势,本文提出的上述观点寄希望能作引玉之砖。李翔

范文十: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 投稿:韩勬勭

一、立法特点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在刑法学界被称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即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人只对部分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与1979年刑法相比较,具有如下特点:

1.把“岁”变为“周岁”,在实践操作上消除了分歧,因此可以说更具体化。

2.对“杀人”、“重伤”明确规定为“故意”,避免在实践中为“杀人”、“重伤”是“故意”、还是“过失”而引起误解与争论。

3.删除了在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惯窃罪”和“其它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之规定,明确规定对“八种罪”负刑事责任,在立法上解决了“罪刑法定”原则中“罪”的明确化问题。

二、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现代立法模式

综观世界各国有关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刑事立法,主要有两种形式:

1.规定处于该年龄段的人,只有被证明确实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时,行为人才应当负刑事责任;否则就不负刑事责任。

这种立法方式基本特点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应否负刑事责任,不是靠法律的规定就可以作出判断。例如1860年《印度刑法典》第83条规定,7岁以上不满12岁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人是否“达到知道怎样判断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足够的成熟程度”。从该立法看,它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至于如何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中,只能由司法人员按照法律笼统的原则规定对各个案件加以具体分析和判断,这样一来,就对司法人员各方面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来看,这种立法方式把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段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重大原则问题完全交由司法人员裁决,过分扩大了司法的权限,极易造成司法的不统一和不协调,甚至在立法上给司法中的任意出入人罪留下了缺口,而且要求司法人员对这类案件判断行为人有无责任能力,也给司法工作过分增加了本可避免的困难。”① 2.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一些较为严重犯罪行为,在处于该年龄段的人只对其负刑事责任,对其它未明列的犯罪行为无责任能力,故不负刑事责任。

采用这种立法方式的特点是:对于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在立法中就予以明示。司法实践中只需查明事实是否符合之即可。因此司法的操作性极强。但是这就对立法人员的立法技术、逻辑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会造成与司法实践相脱节,形成法条虚置或司法专断。因此在立法过程中要慎之又慎。

三、对我国两部刑法典中对相对负刑事责任问题的探析

1979年我国刑法中第14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或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此规定有人认为“显而易见,我国刑法的规定属于前述的第二种立法方式”。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这里的“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是一个弹性规定,根本不符合“明列”之立法模式。

随着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法典的诞生,其中明列了8种性质特别严重并且又较为常见的犯罪行为。但正如前文所述,如果在立法过程中“急躁冒进”,则会导致逻辑混乱不易操作,给司法实践带来难已克服的困难。再加上“罪行法定原则”在我国立法中得以确立,则有导致“防卫社会”不力之严重后果。近来有学者提出“形式合理性应优先”的观点,②但在立法过程中,笔者认为仍应以“社会危害性”作为立法的根据。这诚如菲利在其《犯罪社会学》一书中指责古典学派的个人主义(从个人主义中引出“罪行法定”原则)其实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所主张的保障只考虑罪犯个人,而不涉及也是个人并且更值得同情和保护的犯罪被害者。③而新刑法的规定看似明确,其实这里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使刑法真正反映出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并重的价值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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