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翻译_范文大全

史记货殖列传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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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史记·货殖列传》全文及翻译 投稿:杨椙椚

史记·货殖列传全文及翻译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 各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俗, 乐其业, 至老死不相往来。 ”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 夏以来,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 口欲穷刍豢之味, 身安逸乐, 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 俗之渐民久矣, 虽户说以眇论, 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 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 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 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 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 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 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 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 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 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 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 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 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 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 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 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 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 於有而废於无。 故君子富, 好行其德; 小人富, 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 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 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 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 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 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 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 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 粜齐物,关市不

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

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 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 出如粪土, 贱取如珠玉。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修之十年, 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 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 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 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 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 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 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 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 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 ,匿於穷巷。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 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 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 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 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 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

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 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 苦乐,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故曰: “吾治生产, 犹伊尹、 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 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 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 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 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 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 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 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 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 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 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 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 彊族於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 之贡以为上田, 而公刘适邠, 大王、 王季在岐, 文王作丰, 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

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 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 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 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 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 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 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 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 畜牧为天下饶。 然地亦穷险, 唯京师要其道。 故关中之地, 於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众不过什三; 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 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 地小狭, 民人众, 都国诸侯所聚会, 故其俗纤俭习事。 杨、 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 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 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 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 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 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 馀民, 民俗懁急, 仰机利而食。 丈夫相聚游戏, 悲歌慷慨, 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 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 河之间一都会也。 北通燕、 南有郑、 涿, 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 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 碣之间一都会也。 南通齐、 东北边胡。 赵, 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 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 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 阴则齐。 齐带山海, 膏壤千里, 宜桑麻, 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 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 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 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 鲁滨洙、 泗, 犹有周公遗风, 俗好儒, 备於礼, 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 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 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成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 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 之饶,

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 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江陵故郢

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 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 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 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 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 类西楚。郢之後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 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 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 长沙出连、 然堇堇物之所有, 锡, 取之不足以更费。 九疑、 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 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 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於南阳。南阳西 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 好事, 业多贾。 其任侠, 交通颍川, 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 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 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 故呰窳偷生, 无积聚而多贫。 是故江淮以南, 无冻饿之人,

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 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 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 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 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 是以廉吏久, 久更富, 廉贾归富。 富者, 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故壮士在军, 攻城先登, 陷阵却敌, 斩将搴旗, 前蒙矢石, 不避汤火之难者, 为重赏使也。 其在闾巷少年, 攻剽椎埋, 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 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 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 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 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 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 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 极能,为重

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 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 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 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 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

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 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 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 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 千足彘, 水居千石鱼陂, 山居千章之材。 安邑千树枣; 燕、 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 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 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 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 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 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 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 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 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 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 富相什则卑下之, 伯则畏惮之, 千则役, 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 千锺,薪 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 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魨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 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

角丹沙千斤, 其帛絮细布千钧, 文采千匹, 榻布皮革千石, 漆千斗, 糵麹盐豉千荅, 鲐{此鱼}千斤, 鲰千石, 鲍千钧, 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 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 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 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观 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 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 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 汶山之下, 沃野, 下有蹲鸱, 至死不饥。 民工於市, 易贾。 ” 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 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

人君。 程郑, 山东迁虏也, 亦冶铸, 贾椎髻之民, 富埒卓氏, 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 南阳。 大鼓铸, 规陂池, 连车骑, 游诸侯, 因通商贾之利, 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 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 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 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 而刀间独爱贵之。 桀黠奴, 人之所患也, 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 然愈益任之。 终得其力, 起富数千万。 故曰“宁爵毋刀” , 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 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 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 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 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 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 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 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 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 以万锺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 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 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 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 大抵尽诸田, 田啬、 田兰。 韦家栗氏, 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 尽椎埋去就, 与时俯仰, 获其赢利, 以末致财, 用本守之, 以武一切, 用文持之, 变化有概, 故足术也。 若至力农畜, 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 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 治生之正道也, 而富者必用奇胜。 田农, 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 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 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 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 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 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 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巿邪赢。白圭富 国,计然强兵。倮参朝请,女筑怀清。素封千户,卓郑齐 名。

白话文

《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 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 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 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 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 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 上)则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 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 情况, 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 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 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 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 与才能的荣耀, 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 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 终究 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 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 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 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 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 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 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

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 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 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 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 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 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 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 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哪里是因为国家颁布了 政令来要求才做到的呢?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 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 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 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 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 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 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 这难道不是合乎 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 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 不进行

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 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 不能重新得到开发。 这四种行业, 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 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 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

成,没有入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 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所以姜太 公吕望被封在营丘, 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 人口稀少, 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 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 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 辐一般,向这里集中。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 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 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 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 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会诸侯,匡正了整个天下的政 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 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 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 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 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 了, 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 潭渊深了, 里面就会有鱼, 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义也就归附 于他们了。富有者得势,越加显赫;失势了,客人也就没 有去处,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 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 ”这并不是空话。 所以说: “天

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 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 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 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 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 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 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 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 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 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 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 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 会

;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 过八十钱, 最低不少于三十钱, 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 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 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货 物的完好牢靠,不要使用需要支付利息的钱。买卖货物, 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 切忌冒险囤居以求 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 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 要返归于贵。 当货物贵到极点时, 要及时卖出, 视同粪土;

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 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 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 不顾箭射石击, 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 终于报仇雪耻, 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 “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 耻的愿望。 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 我要把它用于治家。 ” 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 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 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 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 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 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 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 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 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 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 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 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 孔门七十多个高 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 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

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 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 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 之礼。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 人后辅助他。 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 吧?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 土地资源, 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 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 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 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

售粮食。他了解, 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 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 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 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 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 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 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 甘共苦, 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 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 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 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 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

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 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 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 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 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 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 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 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 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而巴郡寡妇 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也 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 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 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个边 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 与皇帝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 吗? 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 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 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 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 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 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

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 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 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 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 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 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藉此做为都城;长安附近的 诸陵,四方人、物辐凑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

又多, 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 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 姜、 朱砂、 石材、 铜、 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 南边抵御滇、 僰, 僰地多出僮仆。 西边邻近邛、 笮地出产马和旄牛。 笮, 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 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用多余之物来交 换短缺之物。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 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 首位。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要约其通道。所 以,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 分之三;然而计算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 定都河南洛阳。 河东、 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 好像鼎的三个足,是帝王们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 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

集中聚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为小气俭省,熟悉世故。杨 与平阳两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向北可到 种、代地区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屡次遭 受掠夺。人民崇尚强直、好胜,以扶弱抑强为己任,不愿 从事农商诸业。但因邻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 运输来的物资,时有剩余。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从 三家尚未分晋之时就已经对其慓悍感到忧虑, 而到赵武灵 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 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的遗风。 所以杨和平阳两地的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 能得到他们所 想要的东西。温、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 向北可到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带 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 度日谋生。男子们常相聚游戏玩耍,慷慨悲声歌唱,白天 纠合一起杀人抢劫, 晚上挖坟盗墓、 制作赝品、 私铸钱币; 多有美色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常弹奏琴瑟,拖着 鞋子, 到处游走, 向权贵富豪献媚讨好, 有的被纳入后宫, 遍及诸侯之家。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面 通齐、赵,东北面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 遥远,人口稀少,屡次遭侵扰,民俗大致与赵、代地区相 似, 而百姓迅速捷凶悍, 不爱思考问题, 当地盛产鱼、 盐、 枣、 栗。 北面邻近乌桓、 夫余, 东面处于控扼秽貊、 朝鲜、

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阳东去可到齐、 鲁经商, 南去可到梁、 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齐 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

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 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 一个都市。 当地民俗从容宽厚, 通情达理, 而又足智多谋, 爱发议论, 乡土观念很重, 不易浮动外流, 怯于聚众斗殴, 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 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而邹、鲁两地 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 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 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剑 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 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从鸿沟以东,芒山、砀 山以北,直到巨野,这是过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 也是都会。以前,唐尧兴起于成阳,虞舜在雷泽打过鱼, 商汤曾定都于毫。 这里的民俗还存有先王遗风, 宽厚庄重, 君子很多,喜好农事,虽然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人们却 能省吃俭用,以求得财富的积蓄。越、楚地带有西楚、东 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 从淮北沛郡到陈郡、 汝南、 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慓悍轻捷,容易发怒,土 地贫瘠, 少有蓄积。 江陵原为楚国国都, 西通巫县、 巴郡, 东有云梦,物产富饶。陈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鱼盐货

物,居民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 守诺言。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 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风俗与 齐地相同。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从吴王阖闾、 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 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 是江东的一个都市。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 是南楚地区。 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 楚失郢都后, 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 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与闽中、于越习 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 江南地方地势低下, 气候潮湿, 男子寿命不长。 竹木很多。 豫章出产黄金, 长沙出产铅、 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 锡。 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 九疑山、 苍梧以南至儋耳, 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 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 类的集中地。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为政 崇尚忠厚朴实,还有先王传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敦厚老 实。 秦朝末年, 曾经迁徙不法之民到南阳。 南阳西通武关、 郧关,东

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也是一个都市。当 地民俗混杂,好事。多以经商为业。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 任, 与颍川地区相交往, 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做“夏人”。

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 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 许多地方出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 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 买, 便能自给自足。 地形有利, 食物丰足, 没有饥馑之患, 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 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 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 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 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 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 投机求财利。 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 燕、 畜牧, 并且养蚕。 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 忠于信仰坚守原则隐居在岩穴之中的士人中具有很高名 望者, 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还是为了增厚自己的财 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 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 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 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 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 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

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 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 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 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 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 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 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 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 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 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 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 谋生的人, 劳神过度, 极尽其能, 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 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 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 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

的财富。如此绞 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 物。 谚语说: “贩柴的不出一百里, 贩粮的不出一千里。 ” 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 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 望和财物。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 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做“素封”。

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享有千户的 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 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普通百姓如农、工、商、 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 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 里支出。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所以说 陆地牧马五十匹, 养牛一百六、 七十头, 养羊二百五十只, 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 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 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 山以南和黄河、 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 夏有千亩漆树; 陈、 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 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 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 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 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 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 母年老, 妻子儿女瘦弱不堪, 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 赠人路费、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 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 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 逐利,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

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 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 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隐居岩穴却有着奇 士的行为,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 羞愧了。 凡是编户的百姓, 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 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 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 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 绵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 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 醋, 一千甔饮浆, 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

, 贩卖一千钟谷物, 一千车柴草, 总长千丈的船只, 一千株木材, 一万棵竹竿, 一百辆马车, 一千辆牛车, 一千件涂漆木器, 一千钧铜器, 一千担原色木器、 铁器及染料, 二百匹马, 二百五十头牛, 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 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 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 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 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 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头 子,贪心的取交易额的三分之一作为佣钱,廉正的取五分

之一作为佣钱,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 的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 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 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蜀地卓 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 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 徙地方。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 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 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 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 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 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 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 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 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程郑是从太行山以 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 地区少数民族, 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 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 以冶铁为业。 秦国攻伐魏国后, 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 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 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

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 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 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 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 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 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 他家租赁、 放债、 做买卖遍及各地。 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 这是受曹邴氏的

影响。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 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 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 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 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 “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 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就 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 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 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 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 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 门。 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 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 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 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

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 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 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 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 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 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 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边疆地区开拓之 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 钟计算。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 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 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 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 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 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 三个月后, 吴楚被平定。 一年之中, 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 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 敌。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 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 万万钱。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 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 科而发财致富的, 全是靠推测事理, 进退取舍, 随机应变, 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 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 式维持下去,致富方式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值得认真

的学习、 研究。 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 畜牧、 手工、 山林、 渔猎或经商的人,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 一郡,中者压倒

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 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 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 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 却靠它起家。 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 而桓发却靠它致富。 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 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 是小本生意, 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 磨刀本是小手艺, 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 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 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 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 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 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 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所谓的 “素封”者?难道不是吗?

范文二:货殖列传翻译 投稿:郝撼撽

《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

《老子》曰:“至

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

治之极,邻国相望,

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

鸡狗之声相闻,民各

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

甘其食,美其服,安

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

其俗,乐其业,至老

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

死不相往来。”必用

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

此为务,挽近世涂民

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

耳目,则几无行矣。

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

太史公曰:夫神

我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

农以前,吾不知已。

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

至若《诗》《书》所

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

述虞、夏以来,耳目

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

欲极声色之好,口欲

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

穷刍豢之味,身安逸

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

乐,而心夸矜势能之

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

荣,使俗之渐民久

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

矣,虽户说以眇论,

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

终不能化。故善者因

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

之,其次利道之,其

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

次教诲之,其次整齐

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

之,最下者与之争。

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 夫山西饶材、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竹、谷、穀、旄、玉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石;山东多鱼、盐、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漆、丝、声色;江南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出楠、梓、姜、桂、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金、锡、连、丹沙、

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犀、玳瑁、珠玑、齿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革;龙门、碣石北多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马、牛、羊、旃裘、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筋角;铜、铁则千里备的东西。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往往山出棋置:此其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大较也。皆中国人民

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所喜好,谣俗被服饮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出之,工而成之,商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而通之。此宁有政教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发征期会哉?人各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任其能,竭其力,以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得所欲。故物贱之征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贵,贵之征贱,各劝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其业,乐其事,若水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之趋下,日夜无休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时,不召而自来,不

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货殖列传序》

2003/05/01

货 殖 列 传 序

作者:司马迁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

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入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

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

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会诸侯,匡正了整个天下的政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潭渊深了,里面就会有鱼,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富有者得势,越加显赫;失势了,客人也就没有去 处,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 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范文三:史记-货殖列传 投稿:陈侴侵

《史记·货殖列传》

!!!!!!!!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

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 ,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着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于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

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

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谚曰:“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 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豚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盐豉千答,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

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索隐述赞!!!!!!!!

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巿邪赢。白圭富国,计然强兵。倮参朝请,女筑怀清。素封千户,卓郑齐名。

!!!!!!!!白话文!!!!!!!!

《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

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美女,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哪里是因为国家颁布了政令来要求才做到的呢?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

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织,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会诸侯,匡正了整个天下的政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潭渊深了,里面就会有鱼,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富有者得势,越加显赫;失势了,客人也就没有去处,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货物的完好牢靠,不要使用需要支付利息的

钱。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

;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藉此做为都城;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凑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南边抵御滇、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用多

余之物来交换短缺之物。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要约其通道。所以,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计算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个足,是帝王们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集中聚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为小气俭省,熟悉世故。杨与平阳两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向北可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屡次遭受掠夺。人民崇尚强直、好胜,以扶弱抑强为己任,不愿从事农商诸业。但因邻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时有剩余。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从三家尚未分晋之时就已经对其慓悍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和平阳两地的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温、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可到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带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男子们常相聚游戏玩耍,慷慨悲声歌唱,白天纠合一起杀人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制作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色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常弹奏琴瑟,拖着鞋子,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献媚讨好,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面通齐、赵,东北面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次遭侵扰,民俗大致与赵、代地区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当地盛产鱼、盐、枣、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处于控扼秽貊、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洛阳东去可到齐、鲁经商,南去可到梁、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不易浮动外流,怯于聚众斗殴,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而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

当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剑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到巨野,这是过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会。以前,唐尧兴起于成阳,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定都于毫。这里的民俗还存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君子很多,喜好农事,虽然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求得财富的积蓄。越、楚地带有西楚、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慓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蓄积。江陵原为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陈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从吴王阖闾、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与闽中、于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还有先王传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经迁徙不法之民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也是一个都市。当地民俗混杂,好事。多以经商为业。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做“夏人”。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许多地方出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

。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忠于信仰坚守原则隐居在岩穴之中的士人中具有很高名望者,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还是为了增厚自己的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

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

都要从这里开支。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隐居岩穴却有着奇士的行为,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

的掮客头子,贪心的取交易额的三分之一作为佣钱,廉正的取五分之一作为佣钱,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的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地方。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

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冒着被椎杀后埋于荒野的风险去捕捉致富的机会,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致富方式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值得认真的学习、研究。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藉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

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所谓的“素封”者?难道不是吗?

!!!!内容分析!!!!

《史记·货殖列传》重视社会生产活动,认为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社会经济情况密切相联;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主张发展工商业,倾向于经济放任改革,反对人为干涉。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

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艺术特色!!!!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方家学者对此有口皆碑。

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

者弁言》)

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

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

!!!!后世评价!!!!

鲁迅有过“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的话,实际上很多人都有鲁迅这样的不满情绪。正史里除了帝王便是官,一般小人物难以入史书。司马迁为商人立传,开史家先河。商人在旧时是被歧视的,中国传统文化把俸禄视为天经地义,把当官获取的富贵视为荣耀,而歧视商人的智慧致富。对商人不但歧视,还要限制和打击。《管子》还主张降低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百工商贾”不许穿用羔皮貂皮做的衣服。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也就是商人经商活动。司马迁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了商人的作用,还把一个汉朝统一后的华夏大国、天南地北的物产和风土人情展示给我们。两千多年前华夏大地丰厚的自然物产便可以养人。司马迁二十岁开始,从北方南下游历长江、淮河一带,登会稽山,探禹穴,窥察九疑山,又在沅水、湘水上航行,再北上汶水、泗水,到齐鲁大地,经彭城,过梁、楚而返回家乡,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这对后来写《货殖列传》备下了足够的基础。读《货殖列传》,让我们对统一后的大中国、为她的广袤富饶而庆祝。《货殖列传》写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弥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这种国家统一后的昌盛繁荣局面势不可挡扑面而来,国家一统,才有了通商之便,南北各地的物产才得以交流,成就了千载难逢的商机。太行山以西的木材、竹子、谷木、苎麻、旄牛、玉石,太行山以东的鱼、盐、漆、丝、乐器、颜料,长江以南的名贵树木、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玑、兽牙、皮革,碣石以北的马、牛、羊,毛毡、皮裘、兽畜的筋和角、铜矿、铁矿……这一切物产都因为商人的活动得以南北交流,想想这对富民兴国带来多大的影响!

司马迁有游历全国各地的经历,对各地的风俗人情有?极深厚的兴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

的风俗人情和形成,又与地方物产水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河东、河内、河南地区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所以当地的民俗吝啬节俭,熟悉世故。中山地区土地贫瘠,人口众多,所以民俗狷急,靠投机谋利为生。郑、卫两地的风俗跟赵相似,因为接近梁、鲁,所以注重节操。齐地山海环绕,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所以那里的民俗宽容豁达。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邹、鲁靠近沭水、泗水,民俗喜欢儒术,礼仪完备,那里的人小心谨慎,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离邪恶。还有越、楚两地的风俗,彭城以东的风俗,皆与水土有关。最有意思的是楚、越地区,土地多人口少,以稻米为饭食,用鱼肉为菜羹,有的地方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用买卖就很充足,土地肥沃,食物丰富,没有饥馑的忧患,所以那里的人得过且过,没有财物的积聚。因此长江、淮河以南地区,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们,也没有千金财富之家。沂水、泗水以北地区,多受水、旱之灾,所以那里有人们喜好积蓄储藏财物。这些风俗人情非常有趣,这便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

司马迁的财富观是非常现实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记述了许多富商大贾的传奇致富,也记述了一些靠盗墓犯法、赌博恶业发家的人。还有卖浆水致富、磨刀致富、卖小食品致富、兽医致富的人。除盗墓赌博之外,司马迁对这些致富都是肯定的。司马迁充分体会到财富对人的重要性。中国这块土地自古养官不养民,官有俸禄,民不但要自食其力,还要抽粮纳税养官。

司马迁看到这样的现实:在陆地养五十匹马,一百六七十头牛,二百五十只羊,水中占有年产千石鱼的鱼塘,山中有千棵成材的大树……齐鲁千亩蚕桑大麻,等等,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本,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等。司马迁把无官职俸禄奉养,也无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富足能与有俸禄封邑的人相比,叫“素封”。千金之家可以与一地政府长官比富,亿万富翁能和国王同享乐。

难怪康熙爷感叹不如江南富贵!

范文四:史记·货殖列传 投稿:冯驧驨

《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

李埏

【内容提要】《史记·货殖列传》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季年,止于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元鼎年间,历时四百载。这个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西汉文景时期则是高峰之巅。至汉武帝时,由于政府实施了打击商贾的政策,致使盐铁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渐走向衰落。

【关键词】《史记》;中国古代;时代特征;商品经济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中,记述商品经济者极为鲜见。《史记》有《货殖列传》一篇是绝无而仅有的古代商品经济史专著。它的产生当然首应归功于太史公的天才卓识,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时代的赐予。没有时代提供素材,那么太史公的如椽大笔也不可能写出《货殖列传》那样的瑰玮篇章。因此很有必要参看一下它的时代背景。

一、《货殖列传》所覆盖的年代

《货殖列传》是一篇列叙人物的传记。《史记·太史公自序》明说,《货殖列传》写的是“布衣匹夫之人”,因此,其所列叙人物从事货殖之年就是它覆盖的时代。它列叙人物又是以那些人物的时间先后为序的,所以它的始、末年就是最早和最后见于“传”中者。

这样说来,最早见于《货殖列传》中之人是齐国的太公望,那么《货殖列传》是不是始于西周之初呢?不是的。上引《太史公自序》就已明言选取人物的标准和范围是“布衣匹夫之人”,太公望不属于此。依此标准,不唯太公望不是首选的,管仲也不是。他们是统治者,他们曾制定有关货殖的政策和法规,但不是亲操货殖之业的人。计然也不是第一人。“计然”是一个人,还是一部书,尚未能决。(注:先师钱宾四先生所著:《先秦诸子系年》据晋人蔡谟之说,谓“计然”为范蠡所著书名。孙开泰君则力辩其为人名而非书名。)即令是一个人,那也只是个市场管理的理论家,而不是从事货殖之人。正式选取而为之立传的第一人是陶朱公,即范蠡。他曾为越王勾践的谋臣,但他从事货殖之始即已彻底抛弃官僚身份,“变名易姓”,转变为一“布衣匹夫之人”。此人当是《货殖列传》中太史公为之立传的第一位货殖者。他离开勾践始事货殖之年,为公元前473年。

《货殖列传》中名次亚于范蠡者为子贡。子贡为孔门高弟。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他少孔子31岁。假若依照《礼记》“二十而冠,始学礼”之说,那么他师事孔子之时,孔子已年逾知命,进入暮年了。孔子殁于公元前479年,即勾践灭吴前6年,年73岁。这样,孔子说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的时间当在公元前5世纪初年,可能略早于范蠡去吴适齐之年。子贡和范蠡实为并世的货殖者。《货殖列传》的时代当是自他们始,模糊一点说,那就是公元前5世纪初叶。

至于《货殖列传》时代止于何时,那是很明确的,止于汉武帝朝。太史公大约卒于

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注:据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史记》成书当然在此之前。至于《货殖列传》于何年搁笔,不可考。鄙意以为它的内容可能止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杨可告缗之时,说详后。杨可告缗结束了《货殖列传》的时代,要写已无可写的了。

如此说来,《货殖列传》的时代是,始于公元前5世纪初的春秋季年,讫于前2世纪末的武帝元鼎年间,历时约四百载。

二、《货殖列传》时代的特征

这四百载作为一个时代,一个经济史上的时代,有些什么特征?下面试略述之。 第一,这是一个生产力大发展,生产工具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充当革命的中军主力的是铁器,所以这也是中国古代的“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恩格斯指出,“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它“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3页。)他又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49页。)我国自来以农立国,就更是如此。铁器的革命作用当然表现于各行各业中,不只是农业,但以农业中为最大,影响最为深远。何兹全著《中国古代社会》说:“铁农具的出现,是农具史上的革命,也是耒、耜形制和使用上的革命。铁,使耒耜合一,由两种农具合为一种农具。”那就是犁。我在农活实践中认识到,铁犁质坚而重,能深入土中,人力小,难于牵引,必须配以更大的动力,乃便运作。牛,力大而驯顺,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最佳的役畜。因此,铁犁牛耕配套出现于史。上引何著第121页指出,“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力的一个飞跃发展。这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就是春秋战国之际。铁器的使用,使广大荒野、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春秋战国之际,很多森林、池沼地带被开发出来变成良田,各国人口大量迅速增加,所有这些都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铁农具的使用、耕牛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论断与实际相符,是完全正确的。

上述农业生产工具的革命有待于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为之先驱。不言而喻,铁犁之类的铁农具,农民是不能耕且为的,必须手工业提供,所以手工业的进步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关于这个时期的手工业进步情况,治先秦史的学者多有共识。例如杨宽教授的《战国史》便言之綦详。秦汉,较之战国又更进一步,出现了许多民营手工业的大企业家,如《史记·货殖列传》所选载的猗顿、郭纵、寡妇清、程郑„„诸人便是。 总而言之,这样一个时代不唯前古所无,即汉武帝以后千年之久也是不曾有的,因此可以说,上述农业、手工业的飞跃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

第二,这是一个社会大分工突飞猛进的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促使分工发展。依照恩格斯的理论,人类社会在早期的历史上有过三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农业和牧业的分工;第二次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第三次是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1页,第163页。)这三次社会分工,在我国古代都已经发生。第一次的农牧分工,很早就已出现,后来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分工:北边主要为牧区,黄河、长江等流域则为农业地区。第二次的农业和

手工业分工也早已出现了。据考古发现,公元前2千年左右,今甘肃的广河县齐家坪已有冶铜手工业。(注:参看《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降及商周时代,青铜冶铸高精的技术令人惊叹。这样的手工业不和农业分工,不专业化,是无从进行的。不宁唯是,他如制漆、髤染、刺绣、陶冶„„,也是有待于社会分工,方能善其事的。这些情况说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古人早已有之。但是为什么农业一直逗留在使用耒耜之类的木石工具阶段,迟迟未能同步发展呢?这是因为生产关系的阻滞,政治制度的束缚。古代的专业手工业生产者叫做工匠。工匠是完全由官府控制使用,没有人身的自由。奴隶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都与外界隔绝。官府的作坊实质是一些牢狱。因此,他们以及他们掌握的生产技术几乎与外部世界绝缘,对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未能起到巨大影响。到了西周末造,王纲解纽,统治松驰,工匠及其技术才稍稍流入民间。民间蕴蓄的潜力是巨大的。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出现“百工居肆”的局面。铁,也能冶铸了。从冶铸青铜器进到冶铸铁器要突破升高炉温的瓶颈难关,工匠也把它突破了。进入春秋以后,铁器逐渐流入农村,使农业生产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农业生产发展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深化而扩大了。于是不能不导致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城市手工业自始就是商品生产。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有余粟,女有余帛”,农民也有了用以“易械器”和手工业品的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农工之间,百工之间,都需要交换,所以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正如恩格斯说的,“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6页。)这个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春秋时代已经有所发展,到战国,也即是到《史记·货殖列传》所述时代之初,达到了完成的阶段?。商人,亦于此时形成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货殖列传》的“货殖”一词不仅指专事产品交换的商人,也包括从事手工业生产而兼售自己产品的企业家。以现今划分阶级的准则来说,那就是工商业者。《货殖列传》对我国古代第二、第三两次社会大分工及分工后产生的代表人物作了很好的反映。

《货殖列传》一开篇就对当时的社会大分工有所论列。它首先指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各有特产,钢铁则山出棋置。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但人民只有“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方能获得。更引《周书》以明其重要,“《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屡不出收财匮少。’财匮少则而山泽不辟矣。”太史公最后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这些话言简意赅,把三次社会大分工及其社会功能都包含进去了。“商而通之”就是说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没有这一分工,没有商人任交换之事,那么农便不出,工虞商便乏其食;虞不出,则工无原料而乏其事;工不出则,农商虞无械器、无舟车而三宝绝了。在以上引文里,太史公用了一个“通”字和一个“绝”字,最能说明因分工而发生商品交换的关系。“通”是商品流通,“绝”是商品不流通。我们知道,产品一经交换就成为商品;商品交换须货币,货币一旦作为交换之媒介,就成为商品流通。《史记·平准书》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太史公自序》说:“维

币之行,以通农商。”读此,通绝之义就很明确了。对社会大分工和商品流通如此重视,阐释得如此明确,在我国古代史上,太史公是绝无而仅有的。

第三,这是商品经济兴旺活跃的时代。在封建社会中有两种经济形式:一是自然经济,一是商品经济。自然经济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自给自足经济。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分工发展的迟缓,商品经济一直是社会经济的附庸。进入春秋之后,才有较快的进展。到战国,发展加速,不久便附庸蔚为大国,成为社会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代文景时期,发展达到最高点,我尝称之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专门论述商品经济史的著作。从这篇著作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当时商品经济之盛确乎是我国历史上鲜见的。下面试据《货殖列传》所述,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略作申解。

这时期的商品生产从商品种类之多便可见其盛况。《货殖列传》一开篇指出的山西、山东、江西、北边的特产为数达30余种,“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这些特产是作为商品的。因为只有经过交换,方能满足人民的喜好,因此这些特产的生产当是商品生产无疑。但这些特产许多还只是一些原材料,还须经过特殊的劳动分工,甚至许多的个别分工,方能制成可以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商品。这样,商品的种类就很多了。

《货殖列传》接下去在列叙人物的传记中,在论述可与千户侯相比的“素封”之家时,都提到许多商品。商品生产的种类为数更多。计有冶铁、制盐、采丹、采金、畜牧„„数十种。这些生产适应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不仅有多种手工业的生产,而且有农林牧副渔的生产。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货殖列传》中提及的这类生产全属民营;其产品主要是供民用。这种现象,春秋之前是看不到的。春秋后短短二三百年间就有如此景象,衡以中国古史进展的速度,其迅猛也是罕见的。

再从商品流通方面看。商品流通不可没有货币和市场,这时期的货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金属铸币刀、布、圆钱„„取代贝币,在各地似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起来。虽然刀、布、圆钱等还只是贱金属的铜质铸币,但从贝币进到铜币实是具有阶段性的一大跃进。大较言之,形似农具铲子的各种布币流行于魏、赵、韩三国地区;形似腰刀的各种刀币流行于齐、燕、赵三国地区;似环的圆钱流行于东西两周及秦一带;似贝的铜贝流行于楚。这些铜币的铸造发行是不统一的。各国首都和许多地方的官府都在铸造发行,加以私铸,所以形制、单位重量多种多样。这说明商品流通遍及七国各地,对货币的需要量很大,铸造货币有厚利可图,所以人们竞相铸造。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时,货币也才统一。秦制虽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但平常交换主要仍用铜钱。汉兴,循而不改。后来国家对货币的控制还逐渐放宽。至文帝时,竟放弃铜钱的铸造和发行权,“令民纵得自铸钱”。铜钱的数量多到无法估计,国库贮藏的铜钱多到“贯朽而不可校”,但是物价并不见腾踊。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商品流通的数量是如何的庞大,商品经济遭逢它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

下面,略说市场。假若我们把货币比作一群鲜鱼,那么市场就是它的池塘了。鲜鱼

是不能生存于涸辙之中的,货币也不能没有市场。货币的发达标志市场的繁荣。这时期的市场与上述货币的发展相应,确是空前繁荣了。

市场,依其规模的大小,可分为若干层级。最小者为农村集市,即《易经》所说的“日中为市”的那种市场。最大者为《货殖列传》所说的“都会”,这是战国时代兴起,至汉而日臻极盛的大市场。从这些市场的出现可以窥知当时商品经济的进展,所以关于都会的记载是很可宝贵的。《货殖列传》中的都会计有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吴、寿春、番禺、宛等。此外,虽未称为都会,但也是大市场的名城,如长安、洛阳;还有转运枢纽、商品集散中权的市场,如杨、平杨、陈、温、轵等。若参以它书所载,则还不止此,兹不备举。这里只是据以说明商品经济之盛而已。

第四,这时代是平民走到历史前台,创造历史的伟大时代。《货殖列传》的最大特点是平民的历史,平民是它的主人公。《太史公自序》说: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由此可见,太史公选取什么人入传的第一个标准是“布衣匹夫之人”,而不是贵族官僚之辈。它开头提到太公望、管仲、勾践,并不是为之立传,只是举例说明货殖可以富国而已。计然也不是从事货殖的人,只是借用他的理论说明市场规律。正式入传的人物当自范蠡始。那些入传的人,若不遇伟大的、富于人民性的良史太史公,那么早已和草木同朽,哪能著名竹帛,垂于后世呢。太史公生当这个时代之末,目击时代帷幕的急遽降落,对这个时代是亲见亲闻的。这个时代赖有太史公而不泯灭,太史公赖生值这个时代而能成其名著。这真是旷世少有的机遇!

这个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社会的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动。突出的现象是西周建立的等级秩序日愈动摇混乱,到战国则完全破坏了。等级制度在古代是最重要的制度,《共产党宣言》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72页。)列宁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阶级都是“等级的阶级”。(注:《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3页。)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脊梁,一旦遭破坏,整个社会便要发生激烈的动荡。西周之世,从王公贵族至平民百姓,都生活在各自所属的等级里,不能越出半步。到春秋,形势丕变。所谓“王纲解纽”、“王制大坏”、“礼法失坠”、“君不君,臣不臣”„„说的都是等级旧制的破坏。在这以前,农民终年在田野劳动,“死徙勿出乡”,世世代代被封闭在井田之中;“工商食官”,“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只能为官府工作,人民群众完全被束缚在等级制度的栏栊中。不宁唯是,就是贵族、国人也只能生活在他们的等级里。谁要是超越他的等级特权,那就是“越礼犯分”,绝对不容许的。现在,周制动摇、破坏了,人民群众可以越出栏栊,走到外部世界了。他们蕴藏着的伟大力量也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出来。到战国后期,其杰出人物纷纷走到历史的前台,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名剧。在政治上,平民为天子,为王侯、布衣卿相;在学术文化上,诸子辈出,万家争鸣;在经济上,与千户侯等,与王者同乐的素封之家,„„在伟大的历史杰作《史

记》中,本纪、世家、列传都有记述他们业绩的篇章。由此可见,《货殖列传》之为时代产物,绝非偶然。

三、《货殖列传》时代的终了

前面说过,《货殖列传》的内容可能只写到杨可告缗之时。为什么这样假定呢?原因是杨可靠缗之后已无可写了。杨可告缗是武帝朝的一件大事。其始末具见《史记·平准书》。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复行算缗令,对贾人末作等征收财产税,其内容是,“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5年后,命杨可主持告缗事,结果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年轻的商人阶级怎么能经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中家以上都大率破产了,哪里还有“与千户侯等”、“与王者同乐”的“素封”之家?太史公即令享年更永,也没有可写的了,怎么能不搁笔呢?

还有,武帝朝对盐铁铸钱的营造之权完全收归国有,这也沉重地打击了商人阶级。《史记·平准书》写道: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

稍后,又收五铢钱的铸造发行归国有。《平准书》说:

“„„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有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jiān姦乃盗为之。”

煮盐、冶铁、铸钱是产生富商大贾的三大源泉。现在归于国有,这就从另一方面打击了商人阶级。此外,又施行均输平准之法,由官府直接经营贩运贸易并控制物价。这样一来,商贾致富之路都堵塞了,不可能再产生像《货殖列传》里所述的那些富商大贾了。班固《汉书》也有《货殖传》。其前部分人物全录《史记·货殖列传》之文,以后便空无一人,直到汉季年才有少许。可见商人阶级是多么萧条了。

现在要指出,从武帝方面说,他是胜利了,为什么他能取得那么大的胜利?其契机何在?这里只说一点,就是他用商贾去打击商贾。《平准书》说: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这是在朝中,其在郡县,

“„„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商人最懂得商人的窍要。用商人去打击商人自然能中其要害,置之于死地。武帝的手段是最巧妙,最成功的。马克思有一段话对我们如何了解这一历史现象很有启发。他说:

“„„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注:《资本论》第3卷第36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79页。)

汉武帝不正是这样吗?《货殖列传》时代的帷幕就由他拉下了。

范文五:评史记货殖列传 投稿:余緯緰

评《史记·货殖列传》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书籍中,记述商品经济者极为鲜见,《史记·货殖列传》一篇是绝无而仅有的古代商品经济史专著。拥有一篇这样灿烂辉煌的历史遗产,我们该如何利用它,如何传承货殖列传的文明,货值列传中究竟体现了怎样的经济思想,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一、《史记·货殖列传》简介

《史记》共有一百三十篇,分五个部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总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是皇帝级别的人,世家是诸侯级别的人,列传是大臣级别的人或者其他有特色的人,表是世系,书是典章制度。

《货殖列传》在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是整本《史记》的倒数第二篇。最后是“太史公自序”,是全书的序,这样倒数第二的位置,也可以说是倒数第一。《货殖列传》在全书就是倒数第二或者倒数第一的位置,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这部不朽名著的末班车。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传记,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

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史记·货殖列传》的产生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正史里除

了帝王便是官,一般小人物难以入史书。商人在旧时是被歧视的,中国传统文化把俸禄视为天经地义,把当官获取的富贵视为荣耀,而歧视商人的智慧致富。对商人不但歧视,还要限制和打击。司马迁为商人立传,开史家先河。《货殖列传》的产生源于司马迁勇于探索的求实精神,司马迁有游历全国各地的经历,遇到了很多人,当然也包括很多货值家,为他写作《货殖列传》提供了基础。

三、《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1.《货殖列传》中的唯物主义观

对于满足人民物资生活需要这个问题司马迁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存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他在《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神农以前,吾不 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世有贫富,人皆逐利,求富患贫是人之常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求富,是人们的本性,不用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司马迁还提出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提高,是人们所普遍要求的,是客观必然的。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这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2. 《货殖列传》中的自然经济观

天下养天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家种地,地不同而作物不同,山泽有矿产林渔之利,工匠成器,商贾往来,南方有丹沙珠玑,北方多马牛羊铁,一切皆是自然形成,物价也有它或贵或贱的自然的节奏。司马迁认为对待社会经济活动,首要一条是顺其自然,反其道而行之是不会发生好结果的,违反经济条件客观支配作用的任何企图都不会有什么效力,必须顺应这种客观条件的发展趋势。司马迁对于物价有它贵贱的自然节奏,反应了在市场自由调节下的价格机制,展现了他的完全市场经济主张,体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商品经济的调节。

3. 《货殖列传》中的科学发展观

司马迁认为,贫与富,若排除了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与,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要想用于财富,就要变的机敏,就要因地制宜,化不利的条件为有利因素,

充分利用身边的条件,使它达到效用最大化。

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农业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现象,也要早备措施,还要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谷贱伤农,谷贵病商,都不好,要调节在适当水平,比如价格“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达到农商俱利,令货币“行如流水”,经济自当繁荣。总之,要有一系列经济措施。司马迁没有说用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经济观”,他并不排斥依据规律对生产和经济有所掌控,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学发展观”。

4. 《货殖列传》中的劳动价值论

司马迁对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形成物资财富的自然物资和人的劳动这两个要素。货殖列传中有一段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人们必须不断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对于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人人各司其职,负责社会生活所需物品的不同领域,也体现了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的观点。

5.经济与政治、文化、道德的关系

姜太公在恶劣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大兴货值之事而逐渐富强,使得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都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整太公的政策,大兴货值之事而振兴齐国。越王勾践听了计然的建议,从事货值之事,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等等这些都说明了货值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具有重大影响。

子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他开始在孔子那里学习,后来开始经商,是孔子七十多个高徒中最富有的。孔子的扬名天下,得益于子贡的支持,以此来说明从事文化、教育这些事业,经济实力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

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

基础的,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因此,经济是道德的前提基础。

四、《货殖列传》的写作手法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货殖列传》作为《史记》中的一篇文章,记录的只是通史中的某个时代。《货殖列传》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录了从公元前五世纪初的春秋季年到前2世纪末的武帝元鼎年间约四百年的历史。本文的主要写作手法是由社会经济背景入手,进而为货值家立传并阐述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利用举例的方法,以大量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为例,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

五、《货殖列传》的后世评价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

司马迁的财富观是非常现实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记述了许多富商大贾的传奇致富,也记述了一些靠盗墓犯法、赌博恶业发家的人。还有卖浆水致富、磨刀致富、卖小食品致富、兽医致富的人。除盗墓赌博之外,司马迁对这些致富都是肯定的。司马迁充分体会到财富对人的重要性。中国这块土地自古养官不养民,官有俸禄,民不但要自食其力,还要抽粮纳税养官。

司马迁看到这样的现实:在陆地养五十匹马,一百六七十头牛,二百五十只羊,水中占有年产千石鱼的鱼塘,山中有千棵成材的大树„„齐鲁千亩蚕桑大麻,等等,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本,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等。司马迁把无官职俸禄奉养,也无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富足能与有俸禄封邑的人相比,叫“素封”。千金之家可以与一地政府长官比富,亿万富翁能和国王同享乐。

《货殖列传》不仅在写作方法上比较奇特,更是提出了许多先进的经济思想,被方家学者称赞。

六、《货殖列传》需要改进的地方

大凡人造之物,绝无尽善尽美,否则,社会就不再需要进步。《货殖列传》当然有其不

足之处。

前面说, 司马迁对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形成物资财富的自然物资和人的劳动这两个要素。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指出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结合相比较 ,自然有不够精确的地方;在提法上,司马迁也只重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认为这个源大就富足,小就贫乏,是比较片面的。司马迁还说到“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过分的强调了财富对人的品德形成的作用,忽视了思想教育的意义。

但是,但在两千多年前,能够在全面指出形成财富的两要素之后,进一步强调劳动的源泉作用,能够提出这么多先进的经济思想,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范文六:评史记货殖列传 投稿:郭同名

评《史记·货殖列传》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书籍中,记述商品经济者极为鲜见,《史记·货殖列传》一篇是绝无而仅有的古代商品经济史专著。拥有一篇这样灿烂辉煌的历史遗产,我们该如何利用它,如何传承货殖列传的文明,货值列传中究竟体现了怎样的经济思想,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一、《史记·货殖列传》简介

《史记》共有一百三十篇,分五个部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总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是皇帝级别的人,世家是诸侯级别的人,列传是大臣级别的人或者其他有特色的人,表是世系,书是典章制度。

《货殖列传》在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是整本《史记》的倒数第二篇。最后是“太史公自序”,是全书的序,这样倒数第二的位置,也可以说是倒数第一。《货殖列传》在全书就是倒数第二或者倒数第一的位置,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这部不朽名著的末班车。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传记,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

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

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史记·货殖列传》的产生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正史里除评《史记·货殖列传》了帝王便是官,一般小人物难以入史书。商人在旧时是被歧视的,中国传统文化把俸禄视为天经地义,把当官获取的富贵视为荣耀,而歧视商人的智慧致富。对商人不但歧视,还要限制和打击。司马迁为商人立传,开史家先河。《货殖列传》的产生源于司马迁勇于探索的求实精神,司马迁有游历全国各地的经历,遇到了很多人,当然也包括很多货殖家,为他写作《货殖列传》提供了基础。

三、《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1.《货殖列传》中的唯物主义观

对于满足人民物资生活需要这个问题司马迁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存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他在《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世有贫富,人皆逐利,求富患贫是人之常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贤人深谋于廊庙,

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求富,是人们的本性,不用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司马迁还提出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提高,是人们所普遍要求的,是客观必然的。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这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2. 《货殖列传》中的自然经济观

天下养天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家种地,地不同而作物不同,山泽有矿产林渔之利,工匠成器,商贾往来,南方有丹沙珠玑,北方多马牛羊铁,一切皆是自然形成,物价也有它或贵或贱的自然的节奏。司马迁认为对待社会经济

活动,首要一条是顺其自然,反其道而行之是不会发生好结果的,违反经济条件客观支配作用的任何企图都不会有什么效力,必须顺应这种客观条件的发展趋势。司马迁对于物价有它贵贱的自然节奏,反应了在市场自由调节下的价格机制,展现了他的完全市场经济主张,体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商品经济的调节。

3. 《货殖列传》中的科学发展观

司马迁认为,贫与富,若排除了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与,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要想用于财富,就要变的机敏,就要因地制宜,化不利的条件为有利因素,充分利用身边的条件,使它达到效用最大化。

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农业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现象,也要早备措施,还要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谷贱伤农,谷贵病商,都不好,要调节在适当水平,比如价格“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达到农商俱利,令货币“行如流水”,经济自当繁荣。总之,要有一系列经济措施。司马迁没有说用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经济观”,他并不排斥依据规律对生产和经济有所掌控,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学发展观”。

4. 《货殖列传》中的劳动价值论

司马迁对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形成物资财富的自然物资和人的劳动这两个要素。货殖列传中有一段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人们必须不断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对于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人人各司其职,负责社会生活所需物品的不同领域,也体现了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的观点。

5.经济与政治、文化、道德的关系

姜太公在恶劣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大兴货值之事而逐渐富强,使得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都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整太公的政策,大兴货值之事而振兴齐国。越王勾践听了计然的建议,从事货值之事,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等等这些都说明了货殖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具有重大影响。

子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他开始在孔子那里学习,后来开始经商,是孔子七十多个高徒中最富有的。孔子的扬名天下,得益于子贡的支持,以此来说明从事文化、教育这些事业,经济实力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

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因此,经济是道德的前提基础。

四、《货殖列传》的写作手法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货殖列传》作为《史记》中的一篇文章,记录的只是通史中的某个时代。《货殖列传》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录了从公元前五世纪初的春秋季年到前2世纪末的武帝元鼎年间约四百年的历史。本文的主要写作手法是由社会经济背景入手,进而为货值家立传并阐述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利用举例的方法,以大量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为例,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

五、《货殖列传》的后世评价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

司马迁的财富观是非常现实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记述了许多富商大贾的传奇致富,也记述了一些靠盗墓犯法、赌博恶业发家的人。还有卖浆水致富、磨刀致富、卖小食品致富、兽医致富的人。除盗墓赌博之外,司马迁对这些致富都是肯定的。司马迁充分体会到财富对人的重要性。中国这块土地自古养官不养民,官有俸禄,民不但要自食其力,还要抽粮纳税养官。

司马迁看到这样的现实:在陆地养五十匹马,一百六七十头牛,二百五十只羊,水中占有年产千石鱼的鱼塘,山中有千棵成材的大树„„齐鲁千亩蚕桑大麻,等等,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本,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等。司马迁把无官职俸禄奉养,也无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富足能与有俸禄封邑的人相比,叫“素封”。千金之家可以与一地政府长官比富,亿万富翁能和国王同享乐。

《货殖列传》不仅在写作方法上比较奇特,更是提出了许多先进的经济思想,被方家学者称赞。

六、《货殖列传》需要改进的地方

大凡人造之物,绝无尽善尽美,否则,社会就不再需要进步。《货殖列传》当然有其不足之处。

前面说,司马迁对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形成物资财富的自然物资和人的劳动这两个要素。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指出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结合相比较,自然有不够精确的地方;在提法上,司马迁也只重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认为这个源大就富足,小就贫乏,是比较片面的。司马迁还说到“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过分的强调了财富对人的品德形成的作用,忽视了思想教育的意义。

但是,但在两千多年前,能够在全面指出形成财富的两要素之后,进一步强调劳动的源泉作用,能够提出这么多先进的经济思想,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范文七:史记货殖列传 投稿:刘羿翀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

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

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

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

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

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范文八:《货殖列传》经典句子及翻译 投稿:谢傎傏

《史记•货殖列传》经典句子及翻译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译:《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译: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像《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荣耀,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译:„„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采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物品来(供他们选购)。这哪里是因为国家颁布了政令来要求才做到的呢?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译:《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 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译: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潭渊深了,里面就会有鱼,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富有者得势,越加显赫;失势了,客人也就没有去处,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译:„„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贩要受损失。商贩受损失,粮食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

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贩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货物的完好牢靠,不要使用需要支付利息的钱。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

„„(范蠡)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译:„„(陶朱公)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

„„(子贡)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富商、孔子学生)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译: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

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译: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冶铁成就家业,其财富可与王侯相比。

„„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矿主,却能与秦始皇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汉代以前的分封制故制盐、开矿、铸铁、采林都可以私人经营,甚至土地都可以私有买卖。)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

译: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译: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译: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忠于信仰坚守原则隐居在岩穴之中的士人中具有很高名望者,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还是为了增厚自己的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意指地痞流氓),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意指青楼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这段话说所有人、各种职业的人都尽是为了利欲而忙碌,为了财富而奔波,虽然说得有点重,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就是这样的。)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译: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做“素封”。„„ 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然而有了这些富足的资本,就可以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隐居岩穴却有着奇士的行为,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贫贱而不劳作的奇士就是妄谈仁义)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译: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观择焉。 „„蜀地卓氏、程郑、宛县孔氏、鲁人曹邴氏冶铸,齐人刀间渔盐业,宣曲任氏粮食,无盐氏、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捐贷„„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

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译: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蜀地卓氏、程郑、宛县孔氏、鲁人曹邴氏冶铸,齐人刀间渔盐业,宣曲任氏粮食,无盐氏、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放贷给政府平乱打仗)„„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冒着被椎杀后埋于荒野的风险去捕捉致富的机会,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致富方式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值得认真的学习、研究。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译: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此皆诚壹之所致。

译: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译: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就是所谓“素封”者?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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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九:货殖列传重点的两段翻译 投稿:袁诽课

货殖列传重点的两段翻译

俗语说:“一百里不贩卖木头,一千里不贩卖粮食。”(若打算)在此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用德行招来百姓。所谓德者,就是有道德的人才。今天有种情况,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拥有上述产业的人)都和封侯千户的贵族是一样的富有。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有着像处士一样的行径(因为他不需要外力),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家族聚餐(一般在祭祀之后),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时出卖劳力,少有钱财便可以使用智慧,(投资或小本买卖),已经富饶便可以与时机争逐利益,这是大致的规律。如今赚钱,不去危害到自己的本身,这是贤人都要嘉奖你的。所以,靠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工商业而致富次之,奸诈致富(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又喜欢跟人谈仁义,这样的人是足以让人觉得羞愧的。

凡是一般的百姓里,如果富贵相差十倍,就会屈服于他,超过百倍,就会害怕,多出千倍,就会被他役使,多出万倍,就会为人奴仆,这是大致的道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叫卖,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卖一年一千瓮的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其它的一千种水果蔬菜,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过分营求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不苟取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些也堪与千乘之家的财富相比,这是大概的规律。其他的杂业,如果利润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的生财之道了。

范文十:货殖列传翻译点评 投稿:宋顯顰

货殖列传·原文、译文与读后 张建平

前言.现在的人学经济学,必是西人所论。然比这些西人之论丝毫不逊的,当属司马迁所著《货殖列传》。货殖列传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从农业还是工商业,从行业经济到地域经济都有论及。可谓中国古代的《国富论》《通论》和《经济学原理》,仔细品读就会发现,其实当代经济学除了比比皆是的软硬伤之外,可取的部分很少有超出司马迁所记述的古代经济思想水平的。

【原文】《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翻译】《老子》一书中写到:“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

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读后】看来,自司马迁时代“闭关锁国”的做法就已经不再时髦了,但这种认识已经背离了老子对和谐社会的认识。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又非常热,大概是人的思想认识的一个轮回吧。

在提倡“和谐社会”的时候同时鼓励“充分竞争”,“竞争”与“和谐”能否达到完美统一或者说竞争之下还有没有“和谐”,这是需要当政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原文】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翻译】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挨门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读后】当今各国政府在推行市场化,并且以市场角色进行所谓的“市场操作”对经济进行干预;各地政府都以发展地域经济为己任;财政从均衡财政变成了赢利财政或者赤字财政……这些不都是“最下者”之策吗?

国不与民争利,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连封建君主都知道这是治国的下下策。行政机构以种种借口敛聚民财。国企的存在,就是一个国与民争利的工具,实属

不当。国企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剥离其“企业”功能,做为纯粹一个生产单位服务于基本的民生方面,即变“国企”为“国厂”。

【原文】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翻译】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

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请自来,各种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读后】这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比斯密早了一千八百多年的。据此也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其实是欧洲版的《货殖列传》。司马迁将自由的交换秩序看作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这种经济思想放在当今,应该是排斥和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

古代的这种自由经济秩序之所以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稳定存在着,其实有其前提,即自然资源足够丰富,以当时之人力开发其一小部分即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不存在为争夺资源而战的事情。广袤无垠的资源,只要你有能力,尽可以去开发。因此当时不存在现在经济学所说的资源稀缺问题。

而现在资源相对于人的能力发展和近乎贪婪的需求来说,已经不再是足够充裕的了,那么争夺资源的现象就自然产生,资源有了归属权问题,也就无法实现司马迁所描述的自然经济秩序了。

“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看来,高抛低吸是自古的经商之道,亘古未变,当今的商业也不过如此,似乎没有多少新意。不同的是,现在的人不知道何时算物贵何时算物贱。

【原文】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

【翻译】《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

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

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盟会诸侯,匡正天下,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虽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威王和宣王时期。

【读后】在八十年代中国流行一句格言,叫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颇有点抄袭周书之嫌。

姜太公的治国之策,用现代的术语讲就是很懂得“发展地方特色经济”,有特色则发扬特色,没有特色就创造、培育特色来发扬之,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

自古以来,经济发达的地方必定是人流、物流、财流的中心,其中以人为主,毕竟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没有了人就枉谈经济了。

古代,类似管仲这等“富可敌国”的现象是现实,但是商人和贵族是两码事。而今是政商合一的社会,只要富可敌国,就可以以商摄政,问鼎天下。另一方面,政府代表的全民权力又在防范着私有权力的膨胀,所以,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即便是声称经济自由的西方国家,也是要施以“反托拉斯”“反垄断”大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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