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夫人曾志简历_范文大全

陶铸夫人曾志简历

【范文精选】陶铸夫人曾志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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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陶铸夫人曾志简历

【优秀范文】陶铸夫人曾志简历

范文一:陶铸的名言 投稿:郭憸憹

* 一个人有了崇高的伟大的理想,还一定要有高尚的情操。没有高尚的情操,再伟大的理想也是不能达到的。 类别:理想

* 劳动是一切知识的源泉。 类别:劳动

* 一个精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一定是颐和园很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个只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的奴隶的人。 类别:人生

* 一个精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一定是颐和园很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个只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的奴隶的人。 类别:理想

* 一个人有了崇高的伟大的理想,还一定要有高尚的情操。没有高尚的情操,再伟大的理想也是不能达到的。 类别:修养

*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理想,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类别:人生

* 一个精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个只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的奴隶的人。 类别:理想

* 我们应该赞美岩石的坚定。我们应该学习岩石的坚定。我们应该对革命有着坚强的信念。 类别:学习

* 一个精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个只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的奴隶的人。 类别:人生

*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理想,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类别:理想

* 做学问的功夫,是细嚼慢咽的功夫。好比吃饭一样,要嚼得烂,才好消化,才会对人体有益。 类别:读书

*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理想,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类别:社会

范文二:陶铸在1966 投稿:阎赐赑

我是1966年4月调离陶铸办公室的。离开后虽仍在中南局机关工作,但和陶铸的接触就很少了,只能通过有关会议知道他的一些观点和动向。有几个会议是“文化大革命”中带关键性的,其中一些内容又是鲜为人知的,因此很值得回忆。

  

  突然给自己扣上“右”的帽子

  

  陶铸上调北京前作的最后一次报告,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一些议论。这就是1966年5月19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上万人的动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这次动员会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5・16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人们意料,陶铸检讨了自己“右的偏向”。

  陶铸说:“在1962年之前一段时间,我在农村工作问题上,对困难估计多了一些,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

  陶铸还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1961年到1962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1962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开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我在会上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

  陶铸指出的这两点,即他曾经推行过田间管理的责任制和在话剧歌剧创作会上的讲话,当时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因此提高了陶铸的威望。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反“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而现在却否定了,还给自己扣了“右”的帽子。这不能不引起干部们的震动,似乎“文化大革命”一来,过去很多正确的东西都错了。陶铸在讲话中还提出“要保持晚节”,说“我个人没有旁的要求,就是要求死了以后,能够在骨灰罐上写上‘中国共产党员陶铸’。”为什么讲这些?是否有什么不祥的预感?更引起干部们的纷纷议论。这时又听说陶铸即将北调中央任宣传部长,其夫人曾志和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都不以为然,认为陶铸是粗线条式的人物,不适宜任中宣部长……

  陶铸北上前夕,曾志又患了甲状腺亢进。我在一个晚上去看望他们。只见曾大姐躺在病床上,陶铸正在收拾一堆书籍。他见了我没有多讲什么,却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我毫无思想准备,就支支吾吾地说:“好像是一次比反右派还严重的运动!?”他想了一下说:“有一定道理。”陶铸当时为什么这样问我?是测验我清楚不清楚,还是他自己也有些不清楚?至今对我仍然是一个谜。

  

  一夜之间跃居第四把交椅

  

  1966年7月中旬,中南局秘书长薛光军告诉我,中央于7月底召开工作会议,接着还要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要我跟他去参加会议搞简报。当时“文化大革命”涉及的面越来越宽,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使人眼花缭乱,心中无底,我也想趁此去弄个明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从7月27日到30日,只开了三天,实际上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会上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征求意见。会上印发了一份引人瞩目的材料,即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以及毛泽东给以热烈支持的信。当时刚刚见到“红卫兵”这个词,对他们强调的“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要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越乱越好”等等感到有些绝对,但看到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就不敢再多想,更未料到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席卷全国了。

  这次会议为了使大家开阔眼界,还组织了两次参观活动。一是到北师大参观大字报。那里从校园到课室楼梯,已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谭厚兰对工作组的造反展开辩论,多数是揭发批判,少数给以支持,这可能反映了文革初期的情况。另一次是到清华大学参加给蒯大富平反的大会。这个会颇具规模,周总理、董必武、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和各大区的领导坐满了主席台,台下草地上密密麻麻地坐着全校师生。会议先由学生发言,绝大多数还是批评蒯大富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的发言,因为他批判得最系统,也因为他的相貌举止很像他父亲。蒯大富也发了言。他跑步登台,好像全不把别人的批评放在眼里,情绪激昂地讲了一番。因为他讲话很快,又是浓重的江浙口音,具体讲什么听不清楚。最后由工作组长叶林作了检讨,并宣布为蒯大富平反。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召开,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补批中央一些人事变动的名单。一开始印发的名单只有两人,一是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二是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会议开始,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责任,还讲了一些国内国际的情况。北京大学写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等7人也以革命师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会议前期大家主要围绕着《决定》草稿发言,有的泛泛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有的在推敲文件词句,气氛还比较平和。到8月4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问题,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后,大家感到问题严重,会议开始升温。8月7日印发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会议掀起巨澜。大家都感到很突然,没想到党内高层第一把手会贴第二把手的大字报,而且用词十分尖刻,并公开指称党内存在另一个“司令部”,还算老账,提出要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说得如此严重,是否问题的性质有了变化?代表们心中无底,而小组讨论时还要表态,更使大家紧张起来。怎样表态?按一般的内部矛盾讲,怕调子低;按敌我矛盾讲,又想不通,怕过了头。这一个夜晚,北京饭店大部分房间灯火通明,有的在独自思索,有的在三三两两地议论……第二天的发言却较简短,有的只按毛主席的口径空洞地表态,有的仍然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就事论事地批一番,也有的一言不发,保持沉默。只有江青、康生等少数人在那里推波助澜。陈伯达的一篇拥护《炮打》的大字报,作为正式文件印发会议。

  会议的又一个波澜,是两天后毛泽东提交会议酝酿讨论的政治局常委的新名单。这个名单的排列十分出人意料。一是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取消了党的副主席和接班人资格,这么快就对刘少奇采取组织措施,谁也没有料到;二是林彪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一个长期养病,没有做多少工作的人,这次却排在日夜操劳、威望很高的周总理前面,令人费解。更出人意料的是,陶铸由一名中央委员突然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排在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的前面。为什么这样超越提升?代表们见到陶铸便向他打听情况。陶说:我也不清楚,看到名单时我也很突然,立刻报告毛主席,请求把自己的名次向后移。毛主席答复说,名单已定,不更动了。

  这次中央全会,陶铸除有时参加小组会外,还找中南地区的领导开了几次会。一次是发动各省抽调一批得力干部来北京工作,支持一下新组建的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北京新市委。一次是研究怎样结束农村的“四清”运动,强调要有始有终,搞好生产。还有一次是因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来京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研究如何做好交接工作。看来,陶铸这时尚未把主要精力放到“文化大革命”中来。

  

  不到半年又成了要打倒的“第三号”

  

  1966年10月份,“文化大革命”已发动起来,红卫兵们已不满足于破四旧、抓“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机关,到处揪“走资派”,许多地方和部门思想抵触,和造反派出现顶牛状态。毛泽东为了打通领导干部的思想,于10月9日起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是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也是文革期间最后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我随薛光军同志作为简报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

  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再按大区编组,而是把各地打乱重编。组长也不再由各大区领导担任,而是由军队的老帅、老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担任。中央文革还组织一批军队干部任会议的工作人员。会议地点亦由北京饭店改为军队的京西宾馆。

  我当时被分到第二组。组长是叶剑英元帅,副组长是杨成武、张春桥。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开始由林彪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大搞……要闹得人们睡不着觉”,要对干部“全面观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几天后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指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区分两条路线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在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经毛泽东批示在会上和全国印发。

  但是,会议代表对这样上纲上线多数不理解,有的还对造反派的冲击有怨言。如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发言说:现在群众分成两派,这两派都是革命群众,都应该支持,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张春桥听后马上指责说:群众的一派造反,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派保守,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两派都支持就是混淆路线是非,“和稀泥”。又如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发言中批评一名副市长,说他身为高级干部,却勾结红卫兵围攻市委,致使第一书记万晓塘心肌梗死。这一发言在下一阶段被重点批判。从会议简报中看到,身为组长的陈毅元帅,也带头对造反派的冲击表示不满。这些情况使毛泽东认为会议“调子低”,有的发言“不大正常”,遂确定延长会期,对“抵制造反”的重点人物进行批判,使会议温度陡然升高。

  于是在第二组,赵武成就成了重点。为了进行批判,康生来参加会议,还让天津那位副市长与会作重点发言。他历数了以万晓塘为首的天津市委如何与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顶牛的情况。当讲到万晓塘猝死,拥护市委的一派群众上街游行时,康生声色俱厉地指着赵武成说:“你们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公开反对毛主席!”赵武成原是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我们曾经一起开过会,知道他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这时只见他面色苍白,汗珠连连滚落。我真担心他会当场晕倒。在这种压力下,赵不得不一再检讨。由于当时天津市归河北省双重领导,致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也跟着检讨“路线错误”。

  从会议简报中得知,当时其他组受重点批判的,还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华东大区则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各组的批判火药味很浓,都上纲上线。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会不按大区编组,原来每个大区都有主要领导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事先的设计。

  这次会上我没有见到陶铸,在简报上也没有看到他发言。会议快结束时,陶的秘书张汉青来看我和薛光军,并问了我们会议的情况和中南局机关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未见陶铸同志发言?张说:陶铸最后有一个书面发言,可能交得晚了,来不及印出。对此我不便再多问,但已感觉到陶铸可能左右为难,处境不妙。

  这次会议原定开7天,实际开了20天才结束。会议后期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联系历史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毛泽东最后讲了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点起来的。批转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我不是要打倒你们,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讲话的调子比林彪、陈伯达和缓。小组最后讨论时,各省代表大多愁眉苦脸,认为回去后日子更难过。果然,这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凶猛地燃烧起来,各地造反派更加横冲直撞。会后各省代表有的一下飞机就被揪走,有的省召开几级干部会也被造反派冲垮。社会出现大动乱,经济秩序被破坏,党政领导机关开始瘫痪、半瘫痪。到了1967年1月4日,陶铸被江青、陈伯达公开点名,成为“打倒刘、邓、陶”口号中的第三号人物。■

范文三: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投稿:韦簕簖

在“文革”中,最早在北京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市时代中学高中生陆荣根。他于1966年11月20日,在东城沙滩中宣部办公楼墙上贴了长达一万多字、题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12月1日又在中宣部大院内贴出一万多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再向陶铸开炮》。对这两份大字报我没什么印象了。还有一张有相当影响的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与我有直接关系,其情况和过程如下所述。

  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大学同学和他们单位的几个人,寄来一份材料,题目叫做《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其中历数陶铸从1966年6月到中央工作以来各次讲话的内容,指责陶铸:(1)是中央某些机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人物;(2)是扼杀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角色;(3)玩弄折中主义,充当极少数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物的“护法神”;(4)把矛头引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请示戚本禹怎么办,他看后告我:“太长了,摘要送首长阅。”这份材料确实很长,大概有一万多字,我让江青办信组一个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志做了摘要,压缩到三四千字,并抄在八开的稿纸上,送给江青。不几天,戚本禹把这份材料退给我,见上面写着江青落款的“送主席阅”,在“送主席阅”几个字上有个圆圈。这一看我心里明白了,非常高兴,我们整理的材料毛主席看了。

  在退给我材料时,戚本禹突然问我:“他们敢不敢贴出去?”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既然敢寄来就敢贴!”

  戚又说:“告诉他们可以贴出去,如有什么事情找我。”

  戚本禹话说得斩钉截铁。我心想戚本禹肯定是从江青那里领来了什么指示,或做了什么研究;而我当时从思想到行动是紧跟他们的。于是,我立即将这个意思用电话通知了我的同学,并告诉他我的电话,让他有什么情况告诉我。1966年12月19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包括我那位同学在内的五个人贴出《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结果,这张大字报遭到许多人反对。大概20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女同志(名字不记得了)给我打电话,说我那位同学他们因为贴陶铸的大字报受到围攻,他们的大字报被说成“反革命大字报”,还有人写出大标语:“谁攻击陶铸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砸烂他的狗头!”请求帮助,并把她的电话也告诉了我。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戚本禹,他说,“好办!我收到过教育部同志的信,我给他们写封回信,你用电话告诉他们。”很快戚本禹将一封他拟好的短信给我,我用电话通知了他们——这就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6年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上保存下来的《戚本禹同志十二月二十日给教育部等五位同志的信(电话记录)》,略去抬头,信的全文如下:

  你们几次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因忙于其它事情,一直没有答复你们,请你们原谅。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戚本禹

  1966.12.20

  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的出笼,上下配合很紧密,大字报贴前受到戚本禹(也包括我)怂恿,而大字报19日贴出,20日戚本禹就写信支持。这期间的联系就靠了现代通讯工具——电话;否则,上下联系如此“神速”和频繁,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明显,心态十分自觉。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最大、最严重的错误。戚本禹的信貌似温和,实际上把陶铸置于不受保护的地位。所谓“可以写大字报”,就是可以打倒。这封信确实是他自己写的,仿佛没请示江青(当时戚本禹住钓鱼台十六楼,江青住十一楼),也没有和谁商量(恐怕亦非戚本禹“胆大妄为”,他一定有所“本”——重要的“本”;对此,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封信在我用电话通知他们后,可能当日就抄出,贴在中宣部院内图书馆前用以张贴大字报的席棚上。这封信的作用非同小可,它立即解放了我那位同学等五人。他们写的那张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以及戚本禹那封信,离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仅半个月时间,很难说这二者有什么联系,但这张大字报,特别是戚本禹的信,可以看作是陶铸将被公开打倒的又一个信号。此后,各文教单位关于陶铸的大字报就多起来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造反派们组织的“批陶铸联络站”成立起来了。“打倒刘邓!”也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我除了积极支持这张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之外,还做了一件反对陶铸的事情。大概是1967年1月6日或7日,戚本禹叫我给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林聿时(也是关锋的朋友,“撒仁兴”三人集体笔名成员之一)打电话,他口授我用电话传:你们可以给汪东兴打电话,要求把陶铸揪出中南海批斗。林聿时答:“好!”接着他跑到《红旗》杂志社找到周英(关锋的妻子),用红机子给汪东兴打电话,汪生气,把《红旗》杂志社的红机子给掐了。事后,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是《红旗》杂志的常务副总编,我的老师,当时住钓鱼台15号楼)把我叫了去,严厉地批评我:“你看,你们(指我和戚本禹)出这种馊主意,汪东兴把《红旗》的红机子给掐了,你看怎么办吧?!”我无言以对,只能静静地听他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关锋并不是不同意把陶铸揪出中南海,而是戚本禹的主意让汪东兴掐了《红旗》的红机子损害了他的利益……

  再有一件事,就是我说了很严重、很错误的批判陶铸的话,在1967年2月8日地质学院部分师生座谈会上,我说:“朱(按:朱,是朱成昭,地质学院的学生,该院东方红第一届头头,也是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人之一,并任第三司令部的第一届头头)讲斗争对象不是揪出来,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这是错误的。陶铸、刘志坚、周荣鑫,中央文革点名前,就不知看了多少大字报,收到多少信揭发问题,12月19日在教育部,有陶铸的大字报,直到1月4日陈伯达公开点他的名。12月30日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陶铸还是那个态度,两面三刀,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做坏事……”

  上面所说我在打倒陶铸过程中所做的几件事情,当时都是诚心诚意做的,没有被谁逼迫。为什么这样?我对毛主席基本上是柯庆施所说的:“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毫无保留地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认为中央真正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头上,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处在危机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政权。我贫下中农出身,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有深厚感情,心想:“夺取政权,咱没赶上(因为年龄小),保卫政权,决不能落后”——这就是自己当时的想法和决心,是自己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根本动力。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我也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仅相信毛主席的话,也相信江青、陈伯达和戚本禹的话。总之,一句话,我当时没有一点独立思考,随时随地都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话(包括只言片语)牵着鼻子走。

  陶铸女儿陶斯亮看了阎长贵这个忏悔的草稿后给阎长贵写了信,摘要如下:长贵同志:

  文革是党和国家的灾难,就大多数人而言并不存在个人恩怨。我也作过错事,如在天安门向主席告邱会作的状,致使全军文革垮台。但这不妨碍我与邱会作儿子友好相处。文革中,我也必须要喊打倒“刘邓陶”,何况您?

  其实您比我更惨,我好歹没有离开部队,没有丢掉专业,你可是实实在在在秦城蹲了七年大狱啊!但你不记私仇,仍能客观公正对待江青,让人感佩。记得谢晋有感于对审判“四人帮”之某些遗憾,曾想拍部影片,试图客观反映那段历史,惜未能如愿,但这足以说明他是个有独立人格和判断精神的人。我敬重这样的人。

  你不是已著文讲陶铸是如何调中央的了吗?可以了,我同意你的提法。

  陶斯亮2012.3.23

  长贵同志:

  我因连续出差,又想认真对待您的文章,故迟迟没动手回复,但愿不会引起您的误会。

  读了您写的“陶铸究竟是如何被打到的?”一文,再次被您客观公正的史学态度所感动,我基本同意你的论述。

  我完全赞同你关于我党一些文革材料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说法,包括我的一些文章(母亲文章都是我写的)。我们总是在强调要实事求是,可永远也做不到实事求是,这真是困扰我党的一个悖论。江青纵然作恶多端,但说她反党反毛泽东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

  我曾对江青恨之入骨,认为我们家破人亡皆因她的陷害。但慢慢地我开始理性思考文革,觉得这种将文革浩劫一股脑推给江青和“四人帮”的做法,善意的解读是为尊者讳,但这种一推了之的做法,不可能彻底清算文革遗毒,致使极“左”思潮坐大坐强,因此,温总理忧虑文革回潮并非空穴来风。

  我父亲没有读过几天书,更不精于马列理论,但偏偏生就一副诗人情怀。他热情似火,富有激情,有着湖南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这个没有刹车只知隆隆前进的坦克车,却特别钟爱文化人,自己也喜欢舞文弄墨。他这样的人,与中央文革那批秀才相处是注定要吃亏的。胡耀邦曾经对我母亲说:其实主席不喜欢陶铸这样英雄主义的人。具体的解读就是主席不喜欢像陶铸这样争强好胜的人。这里我特别想提一句的是,在给陶铸罗织的所有罪名中,只有一条是不冤枉他的,那就是“形左实右”。这点毛已有看法,而文革证实了陶铸的确是“不老实”,不可靠的。所以,我同意你的结论,最后下决心搞掉陶铸的只能是主席。但主席不愧是权谋高手,在陶铸倒台的前夕还找他谈话,安抚他,还批评了几句江青。可怜的父亲,至死都宁可怪罪自己辜负了主席而不会对主席有丝毫的怀疑。弥留之际还向医护人员明志: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啊!我为他的忠诚所感动,更为他的愚忠而叹息!

  至于我母亲,喜怒不动声色的她,在政治上比我父亲要敏锐。照理她与主席交情比与周总理要深的多,文革中没有主席的保护她早被造反派斗死了。回北京,中组部供养,并安排很好的住房,也都是主席的关照,她也对主席十分感激。她与我父亲生离死别不曾掉一滴泪,但总理去世却泪飞如雨。令人不解的是当主席去世时,全国哀恸嚎啕,但我母亲居然没有哭?我认为母亲在内心深处对主席的功过已界定的清楚,她依然认为他伟大却不一定永远正确。主席在父亲被打倒这一过程中起的作用,母亲心知肚明只是不说穿而已。父亲则一直认为自己是遭小人陷害,每每在诗中以忠臣直节自比。毛泽东不愧是魅力型领袖,能让父亲这样一条汉子,在生命最后时刻还苦苦等待他的拯救。几乎老一代革命家都是这样的,挨多少整,吃多少苦,受多大冤,他们不怨毛主席,他们只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提到“四人帮”,我认为有学者和老百姓不同的认知,学者应该是严谨的,有时间概念的。但老百姓认为文革中以江青为首的一批人就是“四人帮”。其实这个词不是严格的政治术语,而是富有毛泽东风格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这个概念越窄越好,像王洪文这样的人与其他三人根本是不能等同而语的。

  陶斯亮3/4

  (责任编辑杨继绳)

范文四:南霸天--陶铸 投稿:薛僅僆

南霸天--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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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af 于 2014-12-11 5:55:5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陶思亮写过一篇【一封没发出的信】,换了不少愚民的同情。但是她爹是个什么货色呢?

1950年,陶铸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尚未进入毛泽东视线。当年秋调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后,在领导剿匪反霸斗争中,因取得巨大胜利才崭露头角。在剿匪反霸中,他向毛泽东报告说:“广西剿匪45万,杀了4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毛批:“广西应该杀。”一万三千多冤魂就这样被追认为功劳,陶铸也因而被誉为“用人血染红了顶子”的典型,受到了毛的肯定。

1951年11月,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方方在主管广东省土改中,犯有温情主义的“土改右倾”错误,“用人血染红了顶子”的陶铸被毛调至广州,“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他一上任,便大批“和平土改”思想,撤换了许“对地主不够狠”的土改干部,其中5.2%被判刑或处死。陶铸提出并经毛泽东批准的新方针是:“村村见血,户户斗争!”即不能让地主自动交出土地和财产就算完事,要发动贫僱农追忆地主剝削之苦、控诉地主压迫之罪、斗打地主之身,规定(内部)每村至少杀一个地主“以立政威”,借以提高贫僱农紧跟共产党的政治觉悟。于是,杀地主定额秘密分配到县、乡一级,杀人审批权限也下放到县、乡一级。由于档案尘封,人们不知道广东省土改中枪杀的具体人数,但据知情者披露(待核实),每县处死地主约两、三千人,全省死亡约为20-30万人(含自杀)。又据《带刺的红玟瑰》一书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粤西地区在土改中有1,165人自

杀,其中2月3日到3月6日,自杀者高达805人。由于功大不可抹,1955年,陶铸被毛提拔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到了1957年,中共功臣在反右中又大显身手。5月19日,他学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也玩了个“引蛇出洞”:他亲自到中山大学发动师生给共产党提意见,鼓励中文系教授董每戡和詹安泰、政治经济教授林楚君积极提,结果,这三个提意见的积极分子统统被打成右派。据统计,广东省共划右派分子36,610名。其中,在全省8,076人的民主党派成员中,有1,623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省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广东反右斗争的胜利,使成百上千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由于反右有功,陶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大跃进”中,“毛主席的好学生”陶铸紧跟导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认为广东的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三、四千斤以至1万斤,他以亩产数千到数万斤的“高产卫星”为根据,尖锐地批驳了“粮食增产有限论”者的“荒谬”,嘲笑了他们对自然界知识的“贫乏”。据此驳论,他提出了“三餐干饭不要钱”的著名口号,叫响全国。他的口号和文章,对于当年在“瓜菜代”饥肠辘辘中挣扎的广大农民来说,是张美丽馋眼而无法填肚的图脯和画饼,但他却在广大农民敢怒不敢言中成为“大跃进”运动一颗耀眼的明星!在“三餐干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口号下,全省有65.7万人在图脯吞咽中倒毙,在画饼充饥中饿死【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如果不是广东得天独厚,由数十万华侨通过港澳接济,饿殍将超过百万。由于饿死人

数相对较少,名列全国第14位,这个政绩又记在陶铸的“功劳薄”里!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当毛泽东率众批斗彭时,在中共伦理共识作用下,他摇身一变,坚定不移地站在毛的一边,对彭大加鞭挞,斥责彭的“《意见书》不过是公开放的箭,在背后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知道放了多少更毒的冷箭。”庐山会议后,全国饥馑迅速扩大,陶“功”不可抹。此时的陶铸,已经是说一不二的“封疆大吏”,被人称之为“南霸天”!

上调中央后,特别是“横扫”、“破四旧”和批“彭罗陆杨”和刘、邓中,陶铸紧跟导师的部署,赤膊上阵,“刺刀见红”;他积极参与《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中,他主持起草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上的历次讲话稿。他在支持和推动文化大革命中功勋卓著,因而使他从一个普通中央委员,一跃成为地位仅次于周恩来的党和国家第四把手。然而好景不长,他在一月风暴中,因同情和支持老朋友陈丕显和曹荻秋,偏离了导师的教诲而惨遭大难。他同周恩来一样,对“阶级敌人”立场坚定,从不手软,而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总是心慈手软,关爱有加;可惜手段玩得不如周恩来高明,最终促成他晚节不保,死无葬身之地

范文五:陶铸同志的喜和怒 投稿:段尛尜

建国初期,陶铸同志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全家住在军区一幢旧式的楼房里。小楼虽有三层,可房间并不多,光线也比较差,秘书和警卫人员都住在这里,还保留了几间作为公用,陶铸一家住的地方不算宽敞。

  过了一段时间,陶铸同志听说军区机关一些新来的干部没有地方住,晚上都挤在办公室里睡觉,心想,同志们这样休息不好,生活很不方便,会影响工作的,便决定把第三层楼房腾出来,并和秘书、警卫人员一起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好让新来的同志搬到里面住。同志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不好意思搬进政委家去住。大家知道陶铸同志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生怕打扰他的休息,谁也不肯搬,宁愿晚上继续在办公室里打地铺。同志们一致认为,首长同志应当有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可不能让他的住处变成集体宿舍。

  陶铸同志得知同志们不肯搬进来的消息后,不同意大伙的意见,反复向他们做工作,非让同志们搬进来不可,大家看陶铸同志情真意切,很不好意思地搬进去了。第一天晚上,大家感到有些紧张,都不愿大声说话,走路也放轻了脚步,生怕妨碍了首长的休息和工作。

  正当同志们小心翼翼、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陶铸同志微笑着走进来,坐在床沿上,亲切地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见同志们有些拘谨,便笑着说:“我们做邻居不好吗?”一位同志答道:“好是好,就是把首长挤跑了!”陶铸同志爽朗地大笑起来,用身子挤了挤坐在身旁的一位同志,高声说道:“挤一挤好啊!你们年轻人有劲挤,我也喜欢挤,大家挤得紧紧的,困难就进不来了!”说着,陶铸同志更加开怀大笑起来。他的话风趣而又饱含哲理,把大家都逗笑了。顿时,同志们刚才那拘束的气氛一扫而光了,他们感到和自己并肩挤在一起的不是原来想象中的领导,而是一位和自己亲密无间的同志,是和大家心连心、带领众人迎着困难、奋勇战斗的人民的公仆。

  陶铸同志也有发火暴怒的时候。那是1961年前后,国家正处于暂时困难时期,陶铸同志对自己的生活标准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他一再向炊事员交待说,家里吃的米和油等等,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个标准,绝对不准有任何特殊。

  一天,炊事员通过关系找来一点瘦肉,想让陶铸同志改善一下。他知道首长在处处体谅国家的难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吃肉了。他知道陶铸同志爱吃辣椒炒瘦肉,便自作主张,高高兴兴地炒了一碟端来。陶铸同志一看,生气了,用严厉的口吻批评这位同志:“我们的伙食不错嘛,怎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擅自炒肉呢,要知道国家在渡难关,想一想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有许多困难,我们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啊!”这位炊事员感到很为难,说了又说,劝了又劝,陶铸同志更火了:“说不吃肉就是不吃,端回去!”陶铸同志厉声命令他端走。无奈,炊事员只好把这碟菜送给其他工作人员分享了。以后,炊事员再也不敢超标准为陶铸同志加餐了。

  (责编 东曙)

  (题图为陶铸同志)

范文六:陶铸与广州起义 投稿:钱苔苕

陶铸是大家很熟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他与广州起义的故事却长期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起义前夕,他潜入警卫团做策划工作。起义发生,他指挥部分警卫团战士打长堤、守观音山,为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他组织群众隆重纪念广州起义,深情缅怀在起义中英勇牺牲的同伴们。

  

  精心谋划策起义

  

  1927年8月,陶铸在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参加南昌起义,之后随南昌起义部队撤退到潮汕。流沙镇一役,起义

  军损失惨重,陶铸带领200多名起义军将士一路冲杀,到达陆丰甲子港。在敌人步步紧逼的围追堵截下,已无立足之地,陶铸等人决定将200多条枪交给当地农会保管,并在当地农会帮助下,雇了3条大渔船,200多名战士渡海到达香港。一到香港,就被英国巡捕扣留了。一个星期后,陶铸等人被引渡到广州。

  

  陶铸等被押送到广州后,张发奎、朱晖日立即前来审讯。因他们都是在南昌起义前不久被派到十一军的,所以张发奎并不认识他们。陶铸等人团结起来,都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和连长指导员以上的干部,有的说是文书,有的说是事务长,最多说是副官。张发奎、朱晖日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就用另一条计策试他们,说:“你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军官,那就参加我的部队当兵吧。”陶铸等人机警地说:“好吧,反正在哪里也是吃粮当兵。”张发奎对他们仍然不放心,把他们关押了一个多月后,才放出来编入工兵营。陶铸每天的工作就是被派到广州市郊修工事。一天,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穿着一身国民党军的黄军服,走到陶铸跟前,悄悄告诉陶铸:“党派我来找你们,赶快设法逃出去,有重要任务分配。”他还向陶铸交代了党内的接头暗号。终于又找到了党,陶铸精神一振。在当了近20天的工兵后,陶铸乘隙逃出了工兵营。

  陶铸逃出时,广东省委已经在秘密筹备起义。一天下午,陶铸按照地下交通员的指引,在广州沙面一幢旧式双层小楼房里见到了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陶铸向聂荣臻详细汇报了南昌起义军在流沙镇一役的详细情况。聂荣臻向陶铸介绍了当时广州的敌我态势和省委关于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代表组织向陶铸分配了任务。陶铸的任务是到第四军警卫团做起义的策划工作,帮助团长梁秉枢改造警卫团。经过党的安排,由叶剑英介绍,陶铸到警卫团报到上任,公开身份是团参谋。

  警卫团是当年才成立的,下辖3个营,约有1000多人。第一营是第四军特务营拨编的,是张发奎、黄琪翔的亲信,驻在观音山(今越秀山)角。第二营是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的,驻在东校场、大沙头。第三营驻在东堤二马路八旗会馆,一部分士兵是自行招募的,一部分是党秘密安排的省港罢工纠察队员,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营长也参加过南昌起义。梁秉枢由党刚派到这个团担任团长,对团内情况也不是很熟悉。陶铸是黄埔五期毕业生,又参加过南昌起义,在团内的威信很高,对起义的策划做了很多工作。他把工作重心放在第三营,在营里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外围组织,把全营官兵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加紧对三营的军事训练,在郊外进行演习,为迎接起义做好准备。

  

  浴血奋战卫新政

  

  广州起义原计划是在12月12日举行的,但是行动被敌人知晓,张发奎决定镇压广州革命分子,解散教导团和警卫团第三营,形势逼人,省委决定提前举行起义。10日晚,起义总指挥部召集教导团、警卫团有关负责人和工人赤卫队代表开会,决定11日凌晨发动起义,起义人员颈上或臂上束红领巾、红布作为标志。

  11日凌晨,教导团打响起义枪声后,警卫团的士兵在团长梁秉枢带领下,首先将反动的团参谋长逮捕,陶铸临危受命,升任为团参谋长。驻守观音山的第一营反对起义,梁秉枢前往解除武装时被击伤,党临时任命蔡申熙为团长。第二营大部分被缴械,只有少数参加了起义。陶铸帮助新团长率领不到6个连的兵力攻打第四军军部,因去迟了一些,敌人已有准备,处处布防。楼上各层和天台也严加防守。敌人居高临下,警卫团组织几次强攻都被压了回来。黎明后,敌“江大”号军舰发排炮扫射,助战约一个小时,警卫团腹背受敌,伤亡很大,只好停止攻击第四军军部。陶铸曾希望率领士兵打过河去,把被关在南石头监狱的同志营救出来,但苦于没有桥,又找不到船渡河,敌舰又一直在河面巡游炮击,终于没有去。

  

  观音山在广州北面,紧靠市区,俯瞰广州,是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军事要点。12日午后,各路敌军大举反攻,观音山告急,叶挺命令警卫团转到观音山一线协同防守。经过在长堤的激战,此时警卫团剩下的实际上只有200多人。在大炮、机枪的掩护下,敌人向观音山连续发起冲锋,双方伤亡都很大。到下午4点钟,陶铸率领的警卫团只剩下五六十人了。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总指挥部决定起义军退出广州,下令各部于当晚10时到黄花岗集合后,转到农村去。由于临时仓促撤退,通往市区的道路也被切断,警卫团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然坚守在观音山阵地上。13日凌晨,李福林、薛岳的部队已经进入市区,他们臂膀上缠着白布,见到缠红布的就杀。陶铸等人一看情况不对,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分散向沙河方向撤退。陶铸没有和同志们一起撤离广州,而是把臂上的红布摘掉,跑到老乡家中藏了起来。

  

  隐匿广州闻惨景

  

  从观音山撤退后,陶铸藏在大东路芳草街一个老乡家里。该老乡过去曾在陈炯明部当过副官,人很好,很尽心地掩护陶铸。由于老乡同邻居相处得很好,所以邻居也没有怀疑陶铸的身份。在那里躲了20多天后,陶铸通过同学关系从广州戒严司令部弄了一张通行证,又从同乡那里借了一些路费,戴着白袖章,夹在混乱的人流中乘火车逃出广州,投入了新的战斗。

  敌军入城后血腥屠杀了数千人,广州城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陶铸虽然侥幸躲过了这场劫难,但在隐匿的日子里,他也耳闻了许多同志被害的消息,亲身感受了这场白色恐怖,心里非常难过,对敌人更加仇恨了。他曾经回忆说,那段时间每天早上都听见汽车从街上驶过,车上的同志有喊“共产党万岁”的,有唱《国际歌》的。车一过,他就惋惜又有多少好同志牺牲了。从口号声中,从《国际歌》里,陶铸想象到他们是怎样英勇地去牺牲,去就义的,心痛极了。那个老乡从外面回来也经常告诉陶铸一些情况,陶铸由此知道很多同志是在东校场牺牲的,他们的尸首有的葬在红花岗,有的被扔进珠江……

  

  纪念起义忆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重回广东工作,他没有忘记在起义中牺牲的同志,决定在红花岗建立烈士陵园。经过3年多时间施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终于在起义30周年前夕完工。1957年广州起义30周年之际,广东省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12月11日,3万人在烈士陵园举行盛大集会,董必武、叶剑英、陶铸、陈郁等领导人参加了这一集会,苏联、捷克、波兰等国驻广州领事馆负责人也参加了集会。

  陶铸在会上作了讲话。他深情地说:“英勇的广州起义已经30周年了。在经历巨大变革的3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先烈们洒过血的胜利的土地上,纪念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作为起义的参加者,当我回忆起这一英雄的壮举,以及壮烈牺牲的同伴们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崇高的敬意和沉痛的悼念之情。”

  他高度评价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是在中共领导下,以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为主力军,决心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残酷统治的一次英勇行动。广州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两湖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它响亮地号召全国人民必须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同时,陶铸又总结了广州起义留下的深刻教训和宝贵经验,“要彻底战胜反动派,要有勇敢牺牲的精神,更要有革命的智慧。广州起义的失败,教育我们在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困难局势下,革命力量应该向农村进军,建立武装根据地,借以蓄积和发展力量,由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

  他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起义。他说,我们必须十分珍惜革命先烈以头颅换来的革命成果,坚决维护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毫不留情地镇压进行破坏活动企图反攻复辟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学习革命先烈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勤勤恳恳地工作,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

  陶铸曾经中肯地评价过警卫团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当时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教导团和武装起来的工人赤卫队,他们攻下了很多重要的据点。警卫团为新成立不久的部队,比起他们来差些,但是也尽了自己的力量。”

  对于自己在起义中的经历,陶铸总是不愿意多说。

范文七:怀念陶铸同志 投稿:薛脵脶

【编者的话】

  《松树的风格》这篇内涵丰富、含义深刻、通俗易懂的60年代中期的中学课文,曾被誉为引导和培养青少年能像松树一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品质的航标。在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无人不晓。作者就是陶铸同志。

  陶铸同志出生于1908年1月16日,18岁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特别是1966年5月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我们这些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老前辈和学习楷模。今年是陶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本刊特请德高望重,开创审计历史新纪元的审计署原审计长于明涛撰写文章以示纪念。

  

  今天是陶铸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日,我们深切的怀念他。他的革命风范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陶铸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任第一书记时,始终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推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事业发展,这在很多纪念文章中都有叙述。

  我现仅就陶铸同志时时关怀人民生活的事,写几段回忆。1960年9月中南局在郑州成立,我被邀出席会议,有幸认识了陶铸同志。一天晚上,他与李先念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安排我担任中南局财委主任。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简历,自己近几年在搞工业,没有搞过财贸。先念同志插了一句说:搞过工业来搞财委工作不是更好吗。陶铸同志即说:不变了,你赶快考虑干部搭班子吧。接着又说:今天河南省委请我们看豫剧,咱们去看“陈三两爬堂”吧。陶铸同志和先念同志热情干脆的谈话,使我不能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在陶铸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六年。

  中南局在郑州会议闭幕后,陶铸同志并没有返回广州,而是到信阳这片重灾区去亲自调查了解灾情。回到广州他找我们各委的同志们开会,详谈了灾区人民的生活情况。河南受到干旱,夏季毛主席来河南视察时问省委书记吴芝圃:旱情怎么样?吴汇报说:严重,像光绪三年。陶铸同志说完后,语重心长地让我们各委的同志积极想办法,支援河南受灾地区。

  后在中南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同志对我说:你这个财委又没钱,现在城乡反映没菜吃,就叫“菜委”吧。在坐的同志们都笑了,我也笑了。当时我想陶铸同志不是促我抓钱,而是叫我“抓菜”,使我意识到由于粮食的减产,已经出现市场供应紧张的状况。抓菜就不只是青菜,而是包括肉、禽、蛋、鱼等各种食品,需要配合农口落实政策,调动生产的积极性。很快我了解到广州市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确是没菜吃,随后的日子进一步显示出粮食供应也很紧张。又一次在广州小岛宾馆东面的刘庄,王任重等同志漫谈各地区情况,一位同志正在高声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说生产关系变革太快等等。陶铸同志却高声说:现在广州“茶楼”没有恢复,街上也没有“馄饨担”和“卖小吃的”,广东人习惯喝“早茶”,这是在坐的同志都知道的。广州“茶楼”是历史沿存下来的文化,也是群众的一种生活习惯。接待客人、过节、谈心相邀去“喝早茶”。“茶楼”有茶也有小点心、小吃。后来接待外宾也有去茶楼的。陶铸同志的话使大家注意到,当前最直接的问题是群众生活的问题。陶铸同志的发言,引起了大家谈市场情况的兴趣,也触发了大家的心忧。

  陶铸同志在京开会期间,惦记着广州市的情况,曾叫随去的同志打电话回来问市场变化情况。那时,我正在番禺市调研,我接电话后汇报说:“街上有卖甘蔗水的,整个市场比较萧条,看样子一时还难缓过来。”陶铸同志在关心人民生活的同时,更关注国家大局。1960年国家在严重灾害面前粮食紧缺,能调出粮食,支持国家,是摆在党的领导者面前的大事。中南地区一向调出粮食最多的省是湖南和湖北两省。1960年湖南省又遭遇了严重旱灾,已有60万人患了水肿病,能否调出粮食又照顾群众生活呢?陶铸同志找中南局书记金明和我去他家里商量,派我俩人去湖南调查,最后与省委商量,看能不能调出20亿斤粮食,并告陶铸同志去中央开会时,好向总理汇报。

  经与湖南联系,省委派省委书记徐启文来陪同我们一道调查,提出了从郴州到衡阳,从衡阳到邵阳,从邵阳回省委的路线。经过的县市,主要看受旱的稻谷及各种农作物情况,听地、市、县汇报。转回长沙后,向平化同志作了汇报,平化同志欣然接受了调粮任务。我与金明同志才回广州汇报,陶铸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非常高兴。

  粮食紧缺,影响了各地市场的粮、肉、菜价格,为稳定市场,战胜灾荒,国家曾采取从古巴进口糖做高价点心的政策。广东当时是全国产甘蔗最多的地区,要求多产些糖支援国家也支持本省用糖。这段时间里,陶铸同志很关注甘蔗和蔗糖生产,中南局财委有不少同志到顺德、湛江等地的蔗田里去看,并想办法给予帮助。

  中南局成立在国家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陶铸同志在60年代初的几年,领导大家克服困难,顾全大局,同时一直支持对香港、澳门的出口。他一再说:这是国家的大事,宁肯自己紧张一些也要保障港澳同胞所需的市场供应物资,使港澳渡过了困难。有不少广东产的东西,如有名的龙岗鸡、文庆鱼、加吉鸭等等,广州市买不到,都直运香港去了,出不去的才留在广州市场供应。

  陶铸同志胸怀全局,时刻关心人民生活的事迹数不胜数。他自己生活俭朴,严以律己。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将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我们将铭记不忘。

  (作者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范文八:陶铸与文化人士 投稿:蒋懑懒

R AW   El U  

团 

主 政 广 东 多 年 ,后 担 任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 中 央 宣 传 部 部 长  等 职 务 的 陶 铸 , 享 j 内 “ 党 才  子 ” 的 美 誉 。 即便 不 熟 识他 的 

人 , 也 可 从 《 曾 志 》、 《 树  赠 松

的 风 格 》 等 诗文 中 , 感 受 他 的  才 华 和 道 德 情 操  “ 山 流 水  高

识知音” ,陶 铸 也 是 知 识 分 l 的  f

良师 益友 

容 庚 担 任 过 北 京 大  、中  学 山 大 学 等 名 校 教 授 , 是 文 字 学 

家 、 书 法 家 、 收 藏 家 、文 物 鉴 

赏 家  日寇 侵 略 我 国 时 , _ 量  火 的珍 贵 古 物 外 流  容 庚 变 卖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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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耗 尽 工资 .购 网 了 许 多 珍  贵的 占 ( 文)物 。  

容 庚 口无 遮  ,秉 性 刚  。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初 , 容 庚 L班 或 

开 会 , 常 说 “ 到 党 部 报 到 ”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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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一 说 , 可是 国 民党 “ 党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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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可是容庚屡教不改.   : . 他还

经 常 幽默 地 诠 释 “ 古 ”  “ 考 : 考  考古

半靠 ‘ , . 考 , 半话   

“ 动青 沦” 反   恩 来得  后 . 嘱 时 任 中南 局 书 

‘ ’ ” 他 的这  估 。

陈 寅 恪 学 贯 中 西 , 义 精 通 

多 种 义 字 ,被 人 称 为 “ 授 的  教

和 戏 谑 学 术 ,存 屡 次 开 展 的 政  治 运 动 中 ,注 定 挨 整 一 而 且 ,   鲁 迅 曾存一 篇 文章 中写 道 :  

} 的 陶 铸 找 人 给 钱 穆 做 1 作  L    

熟 识 容 庚 的 陶 铸  刎 想 剑 钱 穆  和 容 庚 曾 经 是燕 京 大 学 的 同 事 ,   便 请 容 庚 L 面  1 5 I : 9 6年 秋 ,容  庚 赴 香 港 和 钱 穆 叙 旧 话 新 。 后  来 ,钱 穆 虽 然 参 加 了那 次 “ 国 

教 授 ” 陈 寅恪 虽 然 博学 ,但 他   

谨奉 “门 由 之 思 想 , 独 立 之 精  一

“ 山大 学 已经 聘 了一 个 口吃 的 中   顾 颉 刚 . 义 打 算 聘 请 同洋 口吃 

的 容 庚  难 道 c 大 喜 欢 L 吃 ?   1 1 f ” 那 时 被 鲁 迅 点 过 名 的 人 ,就 不  是 好 人 。 容庚 存 劫难 逃 !   然 而 ,存 陶铸 的 保 护 下 ,   容庚 在接二连 _ 一的运 动 巾 并 未  遭 受 大 难 。 中 山 大 学 还 々 门 腾  出一 问 教 室 .存 放 容 庚 购 置 和  收 集 的 青 铜 器 、古 宇  等藏 品 。   不 久 .容 庚 被 感 化 ,慷 慨 地 将  他 的 珍 稀 文 物 捐 给  家 

2 世纪 5 年 代 中 期 ,关  0 0

神” .连 全 国政 协拟 清他 担任 政  委 员 ,他 也 不 感 兴 趣 ;再 如  15 9 4年 中 闰科 学 院 清他 担 任 社 

会 科

学部 历 史研 究 二 所 昕长 ,  

际学术会议” ,却 没 有 发 丧 攻 击 

新 中国 的 言 论 

1 5 年 “ 有 ”, 容 庚 没  97 反

他 提 的任 职 条件 居 然 足 “ 许  允 中_ 史研 究 所 不 宗 搴 5 主 义 , ^‘ 列   并 不 学 习 政 治 ”—一 不 当 所 长  就 是 了 , 可偏 要  蚌这  逆 历 史  潮 流而 动 的  论 

被 打成

“有 派 ”. 但 还 是 于 

15 9 8年 下 放 农 村 , 交 接 受 批 判  和 劳 动 改 造 。 陶 铸 便 专 程 剑 东 

莞 看 望 容 庚 。 省 委 主 要 负 责 人  襁 身 茅 舍 , 探 望 被 称 为 “野 

马 ”、 “ 锁 ” 的 容 庚 ,使 得 容  鬼 庚 的 恶 劣 处 境 得 到 了 很 人 改  善:  

陶 铸 对 这 位 “ 土 ” 缴 的  圈

学 者 .时时 处处 袒护 照 顾 。  

l5 9 4年 , 中 山大 学

‘ 负 责 人  个

会 j 点 名 批 判 陈 直 恪 的 思 想    “ 旧 腐 朽 ” 陶 铸 知 道 后 ,严  陈 一

圉筹 备 在 印 度 加 尔 各答 召 开 一  个 “ 际 学 术会 议 ” 主题 是 攻  国 , 击 新 中 国 。 会 议 拟 请 香 港 新 亚 

拈 院 院 长 钱 穆 作 反 其 发 言  剧 

如果说 陶铸 对 待容 庚 “ 粗 

线条” ,那 么 ,他 对陈 寅 恪 可称  得 上 体 贴 入 做 

肃 批 评 了 这 个 负 责 人 , 并要 他  向 陈 寅 恪 赔 礼 道 歉 。 陶 铸 看 到 

陈 寅 恪 住 房小 ,   籍摆不下 ,  

团 删 

著 述 没 有 助 手 .当 即 通 知 学 校 

全 部 给 他 妥 善 解 决 

  .

章士钊 后来 追忆 这 次 “ 难 

为 情 ” 的 宴 请 ,作 过 一 首 题 为  《 同 酒 家 会 食 后 呈 陶 铸 省 长》 大   的长诗。他在诗 中写道 : “   广  雅 镇 南 洋 ,张 宴 款 项 城 。 举 箸 

辄 睡 去 ,项 城 夺 帽行 。  ” “ 雅 ” 指 张 之 洞 。 因 张 之  广 洞 任 两 广 总 督 时 . 存 广 州 办 过 

15 9 6年 ,陶 铸 在 广 东 省 高 

教 』: 会 议 f 公 开 为 陈 寅 恪  作  . “说 话 ”: “ 寅 恪 教 授 不 去 台    陈

湾 , 蒋 介   要 他 去 也 不 去 . 这 

本 身 就 是 爱 国行 动 ,应 该 叫 爱  国 的  识 分 子 。 我 看 ,他 是 我 

们 的 朋 友 !  ”

“ 雅 书 院 ” 袁 世 凯 是 河 南 项  广 。

城人 , “ 城 ”指 代 袁 世 凯 。   项  

由于 陶 铸 “ 问 ” 三年 自 过 .   然 灾 害 期 间 . 中 山 大 学 对 陈 寅  恪 的 生 活 给 予 重 点 照 顾 。 听 说  陈 寅 恪 睡 眠 欠 佳 , 陶 铸 设 法 为 

他 从 香 港 买 来 进 口 安 眠 药 ; 陈 

后 两 句 是 说 : 张 之 洞 宴 请 袁 世  凯 时 睡 着 了 , 袁 世 凯 愤 懑 离 

去。  

“ 身 非 文 章 , 难 言 老 更  人

寅 恪 视 力差 . 陶 铸 指 示 中 山 大 

成 。 病 至 失 自控 , 一 瞎 万 象 

更。 ”人 生 不 是 “ 信 文 章 老 更  庾 成 ”  “ ”指 时 间 短 暂 。张 之  ; 喷 洞长袁世凯 2 2岁 ,章 士 钊 大 陶  铸 2 7岁 ; 嗜 睡 是 老 人 “ 自 失  

控 ” 的 生 理 现 象 。 章 士 钊 为 张 

;  

, 0   ±  

学 存 陈 寅 恪 的 院 子 里 修 筑 一 条 

白色 水 泥 路 .好 让 他 在 上 面 行 

走 安全 :陈寅 恪 爱 听京 剧 .  

16 9 2年 4月 . 陶铸 参 观 中 国 出 

口商 品 交 易 会 时 .买 下 落 地 式 

收 音 、电 唱 两 用 机 ,送 给 陈 寅 

冈 

之 辩 更 为自 开 。 洞 解, 是 己 脱 

“ 乡 长 沙 公 . 钢 成 百 炼  吾

2 霉 f  

2   9 鬟  薹 蓦

恪 . 动 人 的 要 数 16 .最 9 2年 7  

月 ,7 2岁 的 陈 寅 恪 意 外 右 腿 胫 

精 。骤 然 施 一 愿 ,设 鲶 浩 纵 横 。   吾 亦 偶 瞑 坐 ,人 语 渐 不 莹 。 持  况 南 洋 宴 , 宾 主 不 同 程 。宾 妄  主 绝 怜 ,戒 人 勿 我 惊 。 生 平 此 

仅 见 ,惫 矣 难 为 情 … … ” “ 吾 

骨 折 断 ,陶铸 特批 三名 护 十 ,  

2 4小 时 轮 流 护 理 和 照 顾 陈 寅 恪  的 生 活— — 在 2 世纪 6 0 0年 代 

的 中 国 ,难有 二 例 。  

本 来 . 中 央 领 导 人 也 很 关 

乡 长 沙 公 , 钢 成 百 炼 精 ” 指 代 

陶铸 。袁 世 凯 见张 之 洞 睡 着 ,   拂 袖 而 去 。 陶 铸 见 “ 亦 偶 瞑  吾

心 陈 寅 恪 ,但 如 果 没 有

“ 母  父

官 ” 陶 铸 的 无 微 不 至 , 目 盲足 

残的陈寅恪不说完成辉煌著述 ,  

的章 十 钊 兴 味 盎 然 地 讲 起 窃 国  者 袁 世 凯 、洋 务 派 张 之 洞 ; 从  占到 今 , 由北 到 南 ,指 点 江 山 ,  

纵 论 天 下  也 许 是 年 岁 已高 的缘 故 ,   尽 管 陶铸 没 让 章 士 钊 放 量 豪 饮 ,  

坐” ,却 “ 人 勿 我 惊 ” 戒 。章 士 

钊 运 用 对 比 手 法 ,夹 叙 夹 议 地 

贬袁 颂 陶 。  

就 是 生 活 也 难 以 维 继 。 陈 寅 恪  的夫 人 唐贫 后来 对 朋 友说 :  

“ 只有 陶铸 。才 真 正 懂 得 陈 寅 恪  的 价 值 。  ”

章 士 钊 历 经 沧 桑 ,交 往 众 

多 .如 他 用 名 “ 桐 ” 一 样 , 孤   清 高 孤傲 。他 终 生 用 文 言 写 作 ,   作 诗 填 词 生 僻 晦 涩 ,从 不 轻 易  改 变 本 性 。此 诗 以 实 写 “ 辛  此

陶 铸 关 爱 文 化 人 十 , 连  “ 冥 不 化 ” 的章 £ 也 对 他 赞  顽 钊

誉有加 。  

但 随 着 他 说 话 重 复 ,声 音 逐 渐  变 小 :他 居 然 伏 在 桌 上

,发 出  

鼾声!  

章 士 钊任 过 北 洋 政 府 高 官 ,  

梁 漱 溟 称 : “ 是 一 个 很 有 才    他

丑 年 事 ” 袁 世 凯 傲 视 张 之 洞 起 

陶铸 见 了 . 向 身 边 人 摇 摇  手 。轻 轻 脱 下 衣 服 ,盖 在 章 士 

笔 ,却 用 “ 平 此 仅 见 ” 颂 扬  生

陶 铸 结 尾 ,可 谓 难 得 。  

( 自 《 览群 书 》 2 1 摘 博 0 0年 第 

1 1期 )  

的人 , 多才 他 就 多欲 ,欲 望 多 ,  

所 以 他 的 生 活 很 腐 烂 — — 吃 鸦 

钊 身 上 。 示 意 服 务 员 停 止 上 菜 

后 .便 从 提包 中 拿 出 文 件 批 阅 ,  

片 ,赌 博 ,赌 钱 ,嫖 妓 女 ,娶 

姨 太 .娶 妾 … … ” 章 十 钊 也 做 

等待 章 士 钊 醒 来 。  

责 编 :戴 利 朝 

范文九:松树的品格陶铸 投稿:莫褚褛

松树的风格

陶铸

去年冬天,我从英德到连县去,沿途看到松树郁郁苍苍,生气勃勃,傲然屹立。虽是坐在车子上,一棵棵松树一晃而过,但它们那种不畏风霜的姿态,却使人油然而生敬意,久久不忘。当时很想把这种感觉写下来,但又不能写成。前两天在虎门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座谈时,又谈到这一点,希望青年同志们能和松树一样,成长为具有松树的风格,也就是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现在把当时的感觉写出来,与大家共勉。

我对松树怀有敬佩之心不自今日始。自古以来,多少人就歌颂过它,赞美过它,把它作为崇高的品质的象征。

你看它不管是在悬崖的缝隙间也好,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有一粒种子――这粒种子也不管是你有意种植的,还是随意丢落的,也不管是风吹来的,还是从飞鸟的嘴里跌落的,总之,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热,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矣!松树要求于人的可谓少矣!这是我每看到松树油然而生敬意的原因之一。

我对松树怀有敬意的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它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你看,松树是用途极广的木材,并且是很好的造纸原料:松树的叶子可以提制挥发油;松树的脂液可制松香、松节油,是很重要的工业原料;松树的根和枝又是很好的燃料。

更不用说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叫人们在如盖的绿荫下休憩;在黑夜,它可以劈成碎片做成火把,照亮人们前进的路。总之一句话,为了人类,它的确是做到了“粉身碎骨”的地步了。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

鲁迅先生说的“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也正是松树风格的写照。

自然,松树的风格中还包含着乐观主义的精神。你看它无论在严寒霜雪中和盛夏烈日中,总是精神奕奕,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和畏惧。

我常想:杨柳婀娜多姿,可谓妩媚极了,桃李绚烂多彩,可谓鲜艳极了,但它们只是给人一种外表好看的印象,不能给人以力量。松树却不同,它可能不如杨柳与桃李那么好看,但它却给人以启发,以深思和勇气,尤其是想到它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不由人不油然而生敬意。

我每次看到松树,想到它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

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畏任何牺牲的风格。

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具有松树那样的崇高品质,人们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而且毫无怨言,永远浑身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

具有这种共产主义风格的人是很多的。在革命艰苦的年代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多少人不管环境的恶劣和情况的险恶,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忍受了多少的艰难困苦,做了多少有意义的工作啊!他们贡献出所有的精力,甚至最宝贵的生命。就是在他们临牺牲的一刹那间,他们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人民和祖国甚至全世界的将来。然而,他们要求于人的是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松树的崇高的风格!

目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多少人不顾个人的得失,不顾个人的辛劳,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加速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而不知疲倦地苦干着。在他们的意念中,一切都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了使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这又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松树的崇高的风格。

具有这种风格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就会越快。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松树一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品质;我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

1959年1月中旬于虎门

范文十:参观陶铸故居有感 投稿:姚湚湛

游陶铸故居有感

东风吹暖碧潇湘,

我闻浯溪水亦香。

最忆故园秋色里,

满山枫叶艳惊霜。

初识陶铸是因为他的这首诗,这是他在家乡风景正好时有感而发,这首诗极大的表现他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也逐渐的震撼、感染了我。因为我和陶铸同在一个故乡,我能深深地体会到他那种感情流露,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这个时候只是觉得他一个比较有感情的文人而已。

而就在高三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有缘游览陶铸的故居,我的内心是多么激动啊。以前是感觉身在诗中,不见其人,现在就要去亲身去感受伟人的气息。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几座原始的小屋,旁边有一块立着的石碑,好像是记录陶铸的事迹。当我们步入小屋时,发现小屋的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小心翼翼的推开门,生怕把原始的痕迹弄坏了,进去后发现里面的东西已没什么了,只是零落的散着一些陶铸用过的杯碗,还有陶铸穿过的那件已经千疮百孔的皮大衣,那时我感觉伟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真是不容易啊,而且那种节俭朴素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这也许就是他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吧。我想每一个成功的人背后都会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吧。

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

陶铸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建立了重要的历史功绩。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毅然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身陷囹圄时,他大义凛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不渝,使陶铸同志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陶铸同志具有坦荡、宽阔的胸怀。他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在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善于深刻反思,敢于修正错误,追求真理,并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作自我批评。他曾痛切地指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

的根本原因,要严肃认真地从领导工作的缺点中去查找。他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指出: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陶铸同志说过:要培养高尚的情操,就要丢掉一切私有观念,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要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韧性”;要有丰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样的历练和修养,成就了陶铸同志旷达的人生,也给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陶铸同志作风优良,密切联系群众、勤于调查研究、勇于独立思考。陶铸同志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对于工作中的问题,他总是注意进行实地考察,集中群众智慧,提出解决办法。他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深入山区、海岛和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1959年,广东各地刮起“一平二调”风,搞“穷过渡”,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陶铸同志先后到东莞、曲江等地实地考察,运用调查报告等形式,向干部群众反复说明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空谈“过渡”,要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颁布后,陶铸同志又按照条例精神,对农村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加以推广。特别是,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基础上,陶铸同志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指导制订的有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陶铸同志曾经说:“调查研

究与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唯物论者来说,这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这是他多年革命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陶铸同志精神崇高,艰苦朴素、严于律己。陶铸同志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具体落实。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特别反对摆阔气、讲排场,坚决反对假公济私。他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从来没有更换过。住房维修时,因维修费超过了预算,他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修款之缺。陶铸同志主持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时期,有同志建议在广州从化温泉建楼办公,他坚决反对。在他以身作则的榜样影响下,广东省委和中南局机关一直保持了勤俭办公的好作风。陶铸同志说:“要时时刻刻地想着:我能够为群众做些什么?我为群众做了些什么?”正是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极端深厚的感情,陶铸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通过参观陈云故居和纪念馆,使我详细了解了陶铸同志等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的光辉一生。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将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紧紧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学习

国的国力必定日益强大,人民的生活必定日益富裕,中华民族必定能实现伟大的复兴。陶铸同志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心中的骄傲。

姓名:****

201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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