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内容_范文大全

三反五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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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三反五反的历史 投稿:徐嗺嗻

三反五反的历史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1950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党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3月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3月11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

违法户5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1952年4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10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反”运动指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运动是指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1951年12月1日,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开始了 。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发出的党政军民内部的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大多数是和社会上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互相勾结进行的。为了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 为了保证“三反”、“五反”运动健康发展和取得更大成效,195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3月5日毛泽东提出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5条基本原则和划分私人工商户的5种类型。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范文二:三反五反的教训 投稿:王侰侱

中共建国初年,在三反运动中发生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多少年来一直是中共反腐败的一个标本,具有绝对的正面价值。连带着,事件发生的三反五反运动,也罩上了一层不容置疑的光环。但是,无论哪种叙事,都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个最终导致当事人被枪毙的事件,其实属于典型的“运动案件”,即在政治运动中发生,并得到处理的案件,不仅跟平时的类似案件不同,即使跟那些在运动中发生,但在运动结束后定性处理的案件也大不一样。

三反运动是以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转发东北局11月1日的报告,要求在全党开展三反运动为起点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则在运动开始后一周左右,就东窗事发。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日子,是11月29日。第二天,毛泽东即批示严惩。也就是说,此案的发生和处理,均在运动的初期。稍微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习惯于采用运动进行政治运作的毛泽东,在运动初起之时,总是力求让运动升温,再升温。他此时最担心的,是“群众积极性”起不来。为此,即使出现大量的过火行为,也在所不惜。

我们再看刘青山张子善的案情。据运动中华北局的报告,刘张二人最大罪行有二,一是挪用二百亿左右,用于机关生产;二是二人私用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亲友送礼达一亿三千万元。按照当时人民币新币跟旧币比值换算,刘张二人的问题是,挪用200万,贪污6万左右。问题是,当时所谓的挪用,并非像今天的贪污犯一样,挪用公款去炒股投机,而是去做机关生产。机关生产,是中共在战争时期传下来的一种积习。那时中共没有统一的后勤供应,各个根据地各显神通,自己做自己的。本事大,人员待遇就好,本事小,待遇就差。另外,据说逮捕二人时根本就没有逮捕证。当时,甚至连一部相关的法律都没有。

不用说,反腐败无疑是应该的,也是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做的事情。但像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一样,以运动非法制的方式反腐败,却是有害的,至少是弊大于利的。从根本上讲,没有完善的民主和法制,腐败是反不了的。运动式的整肃,杀鸡吓猴,也许可以一时让人心很振奋,让人们感到很解气。但是,从长远看,却是对国家政治秩序的破坏,阻碍了中国进入法制时代的步伐。

范文三:三反五反运动的新思考 投稿:毛偫偬

“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的“为着洗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是我们的国家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之后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它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新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积累了的宝贵经验。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而全会明确强调的党的建设重大任务之一,是“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因此,回顾“三反”、“五反”运动,分析其对当时的作用,总结其历史经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须高度警惕并决不姑息腐化对党和国家政权的侵蚀 “三反”运动是指1951年12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它是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开展而逐步开展起来的。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得以迅速地蓬勃开展。随着运动的开展,一些党员干部“陷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的情况惊现出来。 据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11月29日向中央报告,他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时任书记兼天津地区专员的张子善和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用不同手段先后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左右做投机倒把等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他们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400立方米;勾结私商以49亿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刘日常的任意挥霍,有账可查的达四五亿元;向上下级及亲友送礼,有账可查的达1.3亿元。此外,张子善为消灭证据,亲手焚毁约计1,5亿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178张。由上可见贪污现象之严重。

当时,浪费现象也很严重。贪污、浪费现象是与各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为了惩处和肃清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发布后,“三反”运动随即在党政机关开展起来。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它是打击资产阶级违法活动的重大措施,是工人阶级同不法资本家之间的阶级较量。从当时的情况看,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的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1950年8月,京津糖价暴涨,1951年北京碱价波动,就是不法资本家从他们安插在我们机关内部的坐探那里窃取到经济情报后,有意制造的。”

可以说,不法资本家损人利己的恶劣手段令人发指。面对这种情况,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其中强调:“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本主义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由此正式开始。

在这次运动中,人们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称为“三害”;把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称为“五毒”。“三反”、“五反”运动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在取得巨大成效后,于1952年10月基本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的发动、进行及其取得巨大成效,都蕴涵了深刻的历史经验。从负面的经验来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有些共产党员在进入城市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经不起考验、羡慕统一战线中的资本家。”从正面的经验来说,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对资产阶级的侵蚀和党政机关的腐化决不姑息的坚决态度。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与风险,我们要借鉴这一运动的历史经验,并在法制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努力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把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法势力的侵蚀和反对党内外腐败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进行反侵蚀、反腐败斗争,要把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同始终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引导人民群众相结合

“三反”、“五反”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的。同时,又是在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法令法规引导下进行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进行“三反”、“五反”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有助于强化全党坚持“两个务必”的自觉意识,并身体力行。虽然,“两个务必”的思想,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的,但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能否毫不松懈地践行“两个务必”,对全党来说毕竟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验。事实说明,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短时间内,确有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各色各样糖衣炮弹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说明,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采取有力措施对“三害”和“五毒”进行冲击、遏制,有助于大力度地教育全党,强化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抵御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蚀的自觉性,这对保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有助于大力度地教育和引导民族资产阶级人士遵守国家法令,跟上新中国前进的步伐。由于当时“五毒”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如果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大张旗鼓地进行,是难以造成声势,对不法资本历史思考家形成威慑力量的。此外,从当时国家面临的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看,采取这样的方式,也有利于较快地适可而止,以转入常态工作,特别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三.借鉴“三反五反”之经验以整顿市场

“三反五反”运动过去快六十年了,

5、严肃法纪,坚决打击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

范文四:重建:请从三反五反一打开始 投稿:龙辯辰

  现在无论是我们的政府抑或是民众都把太多的注意力都集中于灾区了,从人情上来说,这自然无可厚菲,但问题却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具有双线作战甚至多线作战的思维和意识,不是我心肠歹毒,毕竟这个世界到底是那么的不可被认识,古人也曾说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现实世界,已经有无数的例证证实了这种可能,故而,不由的我们于当前考虑一样问题:设若于四川灾难的这当头,别的地方又起了乱子了,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人民是否已经有再次迎接挑战的勇气和心理及物质层面的准备呢。

  别的徨论,但最近我们的地震专家亦一再的表明,汶川地震的余波有向着东与北向发展的迹象,那么这种移动的轨迹会不会蔓延到重庆呢,会不会蔓延到三峡呢?这完全有可能,(不要忘了我们的地震专家就最近的地震发生的情况与未来的表现,他们与我们一样,也好似那么的茫然,他们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了: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技术能够保证对地震的正确预备,因此我也就请我们的专家容许我这样大胆的假设,也请我们的公安同志,不要以我的这个假设而来认定我在制造和传播谣言。)如果蔓延到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又有那些基础可以应对这一切,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这里我没有就重庆到底有多大概率会发生这种情况,而在这里纠缠不清的预期,我只想问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人民:你们有再次面对灾祸发生的体制及意识的应对基础。如果没有我们该怎么办。

  李晨欣先生在我的文章里评论道:唐山大地震的24万人白死了,如果我们还不去反思的话,汶川的5万人又将枉死。委实说,中国人确乎是个不习惯于自我反思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个极不喜欢于自我反省的民族,就拿将这次的大地震来说,对于地震,中国实在不缺乏,这次的地震自然不是第一次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我们的政府和他们的智囊大可以说唐山大地震对汶川地震没有太多的借鉴意义,因为唐山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平原与汶川的山地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不仅要问的是云南这几年连续的地震,他们的地形地貌大概与汶川是接近的吧,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却没有把云南的教训汲取呢?或许我们的智囊又要说了,那是因为今次的地震的强度实在是超出我们的想象范围,好,这个理由姑且成立,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在地震方面所有该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吧,连甚至不在地震带上的江西九江也发生过,现在我们总可以总结这用无数条生命换回来的教训了吧。如果下次再发生这类情况,试想那时我们将情何一堪。

  这是长期的问题,

我们可以暂且不管,(但真的可以不管吗?),对于当前的情势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救灾易,重建却会很难很难。

  为什么救灾易,而重建难呢?这得从人类需求这个概念着手,Abraham.h.maslow提出,人有一系列复杂的需要,按其优先次序可以排成梯式的层次,其中包括四点基本假设:已经满足的需求,不再是激励因素。人们总是在力图满足某种需求,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取而代之。大多数人的需要结构很复杂,无论何时都有许多需求影响行为。

  一般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途径多于满足较低层次需求的途径。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

  安全需求:安全需求包括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需求。和生理需求一样,在安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人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这种需求。生理需求: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等需求都是生理需求,这类需求的级别最低,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尽力满足这类需求。一个人在饥饿时不会对其它任何事物感兴趣,他的主要动力是得到食物。同样在自然灾害面前,一个人脆弱到了自己的生命都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对其他一切的一切自然也就不会感兴趣了,这个时候人的主要动力或许仅仅只是活下去。而这个时候对于任何能够让他们活下去的行为都会让他们极度配合。

  当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尊重需求就会突出出来,所谓的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有尊重需求的人希望别人按照他们的实际形象来接受他们,灾民们最近就冲击了我们的教育当局,因为他们想要教育当局就学校的校舍问题予以说明,这事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尊重需求,他们需要政府和其他人对他们自己的认可和尊重,因为毕竟死去的是他们的孩子。认可他们的孩子本身就是对他们的认可。一个育婴专家告诉我,如果你想讨好一对父母,最好的办法是恭维他们的孩子,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他们孩子的认可本身就是对他们的认可。另外,我们还必须说明的是,虽然他们遭遇到了灾难,但这也绝对不会降低他们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在这个时候人的需求与愿望开始分化,而不像在灾难当头的那刻一样具有统一性------几乎是划一的求生欲望,因此政府或其他组织任何的不当行为都可能引发他们的不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

们被证实已经能够生存下来后,就向我们的教育当局要说法的内在原因,这也就必然决定了,我们的重建过程与救灾相比较,形势将更趋复杂化,复杂化的必然结果是困难的增多。我们的政府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在这个特殊而敏感的时候,那些行为最容易激起灾民的反弹呢?从大量的历史文献来看,政府的失职、官僚的贪污腐败、分配的不合理都可能诱发不安定情绪。而商人的投机倒,从而使本就艰难的灾民的生活百上加斤的行为,往往会被灾民视为政府失职的表现。

  在灾难当头的时候,我在媒体的帮助下,了解到,现在在经济领域,我们的某些商人的确在行动了,并且是在进行一些并不光彩的行为,一个遽然间将平时卖3块钱一碗饺子卖到50的老板,振振有辞的告诉那么诘难他的人:特殊时期特殊价格,他的这话很好,很经典,我准备引用:基于当前的特殊情况,我们的确需要采取特殊手段.

  因此我个人建议: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而在政府体系特别是跟灾情相关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更应该全面的开展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轴的三反运动,而历史资料显然大量的公职人员的贪污与失职,跟社会上不法商人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哄抬物价“这五毒”行为有着密切关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向违法的工商从业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我们应该首先在灾区,依靠灾民,团结守法的工商业者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工商从业者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内部的“三反”斗争。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灾区应该对一切胆敢以灾民和灾情为对象而展开的包括抢劫偷窃诈骗为手段的犯罪行为,采取严厉打击措施。

  只有如此才能够按抚广大灾民的心,也只有如此,我们的重建工作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重建:请从三反五反一打开始。查看 韩和元 的所有文章

范文五:“三反五反”运动的消极影响 投稿:夏菦菧

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

根据后来的统计数字,“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184270人被捕,119355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

当时有一首被改编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大坏蛋,贪污犯……”这里的“打老虎”,打的不是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而是“贪污犯”: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者,即为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毛泽东相继发布“打虎”指示:“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

打老虎,采用的是工业生产的方式,编制计划、确定比例和数字、确定对象……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曾经总结广东“打老虎”的经验:“据省府经验,大老虎都是逼出来的。其经验如下:一,要找老虎窝,下列这种地方一定有老虎:

1、经手建筑与营造厂来往的;

2、负责采购与商人来往的;

3、公私合营的企业,兼职职员又是股东老板的;

4、本人是机关职员兼有经济职权而家里开商店的;

5、解放前后掌握接收物资的;

6、掌握经济情报,与商人来往密切的;

7、掌握仓库调拨物资的;

8、掌管小家务生产的;

9、掌管捐款账目不清的。

确定”老虎窝“之后,”大胆怀疑,作出假设,进行搜集材料。对材料分析,找出矛盾。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每一个老虎都给他开一个„户头‟,登记材料。不管他如何老奸巨猾,其组织是不坚固的,是怕死的。用死去吓他,用利去搞他,可以打破。“

有一首很有名的顺口溜,据说就起源于广东地区:“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绝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看你走向哪一条?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这首顺口溜流传于中国大地数十年,其中的“贪污分子”可以替换为任何族群、任何人。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起草的《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拟结束。斗争要继续,要警惕反攻倒算”。同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致信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要求纠正错案、冤案。根据后来的统计数字,“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184270人被捕,119355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

范文六:“三反五反”决策内幕 投稿:周轥车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以及为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铲除而发起的“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7月后,抗美援朝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国家不得不把本来可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继续用于国防。军事行政费用的增加,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资金从哪里来?出路何在?回答是只能走开源节流的路子。

  这一年的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庄严号召:“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

  然而,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都揭露出了触目惊心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其中,贪污现象有逐渐上升之势。据华北地区报告,1950年共发现和处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干部303人。1951年上半年增至531人。在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各区,亦连续揭发和处理了若干贪污事件。令人吃惊的是,河北省在11月揭发出了天津原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原专区专员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浪费现象、违反财经纪律、化大公为小公以及官僚主义问题也很严重。195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这个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严肃指出:“……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是中央首次提出开展“三反”斗争问题。

  稍后,中央又陆续收到了各中央局报来的发现大贪污犯或落实“三反”斗争的报告。

  12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这个决定为标志,中央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

  不言而喻,大贪污犯对革命和建设危害甚大,所以当时人们称大贪污犯为“老虎”。打“老虎”也是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1952年1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

  以此为开端,毛泽东又陆续批转了各地、各部门上报的多份有关打“老虎”的报告和经验,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打“老虎”上。

  毛泽东高度警觉,担心漏掉大“老虎”。在随后的一些批示中,要求“规定自己的打虎目标”“计划酌量增加预算”“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等等。但同时也提出了“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要求。

  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约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2.7%。经审理定案,绝大多数免予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67人,判处死缓9人,判处死刑42人。毛泽东原来提出的“打虎”指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比这要高。

  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

  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在揭发和清查贪污分子的过程中很快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和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1951年12月20日,华东局在给中央的《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亦更鲜明地提出:

  “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

  毛泽东洞察秋毫,当然也觉察到了这种动向。

  12月23日,毛泽东在批转华东局报告的批语中称:“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随后,12月31日,当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讲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当时,大量事实表明,进入1951年,随着共和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些资本家开始不守规矩了。

  他们的主要违法活动有: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人们称此为“五毒”。

  “五毒”行为不仅腐蚀了一批国家干部,引发和助长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反“五毒”斗争正式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向全党进一步说明:“在全国一切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邓小平的建议同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

  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特别是“三反”“五反”一起搞,整个社会都震动起来了,正常的经济生活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正如薄一波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所说:“一部分经济部门的工作几乎停顿,国营企业的业务活动也受到冲击;加之资产阶级惊恐不安,并用歇业、停工的手段来要挟我们,大批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使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障碍……”   恰在此时,邓小平和他所任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就“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于2月22日和29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来了两封很有见地的电报。

  2月22日的电报认为:从外部来说,主要是工商业表现出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厂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使大量城市贫民生活受到影响,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特务亦借此兴风作浪。从内部来说,主要是一些财经机构垮了。过去,许多事情都是留用人员或新招收的知识分子负责,“三反”以后,他们中将有一大批不能继续留用,而暂时又无人接替工作,这个问题不设法解决,国家财经机关很难应付局面。

  2月29日的电报主要认为,“暴利的提法是很不妥当的”,建议“暴利应列入盗窃国家财产或因此而使国家受到的损失为好”。

  邓小平及西南局的这些分析和建议,与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毛泽东分别于3月1日和3月7日复电表示同意。

  毛泽东说:“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

  此间,党中央和毛泽东适时调整“五反”部署,采取措施,加强控制,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

  在运动的部署上,决定适当缩短持续的时间,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暂不发动“五反”,县以下的“五反”推迟到春耕以后,中等城市尚未开展运动的也要视情况进行安排。

  “五反”运动也带来一些“后遗症”

  “五反”运动好似一柄双刃剑。

  1952年5月5日和6日,华东局、浙江省委、上海市委,分别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五反”运动中的一些情况、经验和建议。

  其中,华东局代理书记谭震林在5日的报告中说,由“三反”“五反”引起的新情况,可概括为“工人失业、成品积压、物价下跌、不敢负责”16个字……

  5月9日,毛泽东批转了华东的三个报告,要求各地“对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认真加以研究”。

  毛泽东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

  10月25日,党中央批转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五反”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共有99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只有1509人(极少数尚未定案者不包括在内),仅占工商户总数的0.15%。其中,判处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仅19人,占判刑总数的1.26%。

  1954年,中央又指示各地,对“五反”的遗留问题再做一次调查。结果表明,除少数外,对绝大多数工商户违法问题的处理都是正确的。

  这样大规模的一场“五反”运动,做到这一地步,实已难能可贵。

范文七:落实“三反五反”工作方案 投稿:薛奝奞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脱硫公司落实“三反五反”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12月4日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并结合11月22日中石化输油管道爆破重大事故情况,针对电力企业重点部位氢站、油区、制粉系统、输煤系统、液氨系统等部位的安全管理,加强排查隐患治理、堵塞漏洞,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为此绿能达脱硫公司公司积极落实开展安全大检查、“三反五反”活动,特制本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

认真查找可能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的安全生产隐患,逐项落实整改;加大安全监督、检查、考核的力度,切实提高员工主动安全意识、自我防护能力和安全互保水平,进一步提高脱

硫公司的安全管理水平和员工自觉遵章守纪的意识,提高人员、设备、作业环境的本质安全度,努力建设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二、组织机构

1、“三反五反”活动小组

组 长:苑景著

副组长:于佰策 邢晨阳 张翔 贾战

三、时间安排

1、总体时间安排:2013年12月5日—12月31日

2、第一阶段:12月5日-12月20日,制定各班组安全检查和自查方案阶段,按照检查要求、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3、第二阶段:12月20日-12月31日,为整改治理阶段。各单位查出问题,落实整改计划和措施,同时公司对整改情况进行再检查。

四、检查落实整改内容

1、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

检查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情况;安全生产第一责任者是否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将安全工作放在第一位,是否按“五同时”的要求计划、布署、检查、总结、考核安全工作;监督、检查各级人员安全生产到位标准执行情况。

2、班组班前、班后会、安全日活动执行情况

检查生产各班组是否认真执行公司《班组安全活动管理办法》,安全活动要使班组成员受到教育,认真学习领会有关安全的规程制度,遵守规章制度,接受以往的事故教训,克服麻痹思想;班前、班后会做到“布置工作的同时,布置安全工作、检查工作的同时,检查安全工作、总结工作的同时,总结安全工作”,进一步夯实安全工作基础。

3、“两票”危险预控措施执行情况

检查“两票”风险预控执行情况,工作负责人安全交底是否全面、准确,并落实到工作组每个成员;是否存在

安健环措施执行不到位的现象;危险源查找存在遗漏、偏差;危险、危害因素分析不全面、不完善;控制措施执行不到位、不及时等现象。

4、习惯性违章行为的检查处理

检查各单位在检修工作中存在的习惯性违章行为、安全管理及设备设施管理存在的隐患和问题,管理人员和员工是否熟知习惯性违章行为的表现和危害,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安于现状的思想,是否还存在工作不扎实,检查走过场,落实不严肃,处理不妥当等情况,习惯性违章行为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查处,问题是否得到了切实整改和落实。

5、安全文明标准化作业制度贯彻执行情况

检查高风险作业是否有严密的施工方案,检查安全和技术措施、风险控制措施、人员分工、安全工作分析、相关管理人员到位标准的执行情况;检查具体作业项目安全工作程序是否按标准化作业规范有序进行。

6、隐患排查治理,季节性事故预防工作

检查设备缺陷和隐患的整改、治理情况;检查安全设施的完善情况,漏电保护器、便携式电动工器具、安全工器具、起重机械及吊具、个人防护用品等是否还存在缺陷和隐患;检查 2013年度防寒防冻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确保机组脱硫脱硝安全稳定运行。

7、特种设备及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

检查脱硫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持证上岗;检查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情况;特种作业必须由有资格的人员负责组织、指挥、操作、监护、协调,确保作业安全。尤其做好外委队伍资质业绩审查工作,要严格审查外委单位作业人员特别是特种作业人员的资质与能力,禁止无证人员进入现场。要严格履行业主方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要加强脱硝改造施工程现场的外委队伍的安全监督管理。

8、防止人身伤害控制措施的落实情况

重点检查标准化作业、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措施执行情况;检查锅炉压力容器使用和检测,梯子、脚手架的使用和管理,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和管理,便携式电动工器的管理,安全工作程序的编制和工作许可手续的执行,检查急救设施、设备的配备、使用和急救知识培训情况,各类工器具正确使用和定期检验情况。

9、防火、防爆事故措施落实情况

重点检查脱硫公司防火、防爆制度的执行情况;消防器材配备是否合理和满足要求,检查安全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重点检查氨区等易燃易爆场所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消防(报警)系统是否运行正常,设施、器材是否处于良好备用状态等。

五、具体措施要求

1、加强领导,统一部署。班组长要亲自组织制定检查方案,亲自部署,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的工作方案,要明确责任人,对查出的问题要有专人负责上报,落实整改。

2、高质量地开展好“安全大检查”工作。认真组织开展“查违章、查隐患”,深挖在工作中多年存在的习以为常的行为违章,深挖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的管理违章,深挖设备安全隐患长期存在、状态失控的装置违章。

3、切实抓好“措施、责任、执行”的到位管理。进一步强化各级生产人员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保证整个安全大检查专题活动的各项计划、措施执行到位、落实到位。

4、要严格抓好每项作业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大型操作及高风险作业要做好事前危险分析,做好风险控制措施,各级相关人员及时到位监督、指导,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闭环管理;通过此次专题活动的开展,彻底消除可能造成人身、设备事故的安全隐患,最终实现系统、设备、人员、环境、管理的本质安全。

脱硫公司安全管理小组

2031.12.5

范文八:无主日记:“三反”、“五反” 投稿:贾埀埁

杜 鹃(整理)

  1952年正是抗美援朝的年月,中国国内也正在酝酿着一场不寻常的斗争。建国后面临着对外抗战,对内加紧建设的局面,而建设中遇到了党政部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和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等阻挠,于是,一场“三反、五反”的斗争就开始了。“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科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这本日记的作者是一家私营企业的工会负责人。当时这个企业营业不景气,老板不想投入资金运营,声称无钱缴税,而企业又不能宣布破产,因为职工没有谋生的出路,要求工会能在中间起到保证企业运营的作用。于是,这个工会负责人和工会干部在老板和税务管理部门之间忙开了。

  1952年3月,对他来说真是个难忘的年月,老板超额向银行贷款,又把资金放在外地去开厂,而让工会开始就令人不高兴。

  而当3月快结束时,日记的主人也积极投入了区里的“五反”工作之中。

  “五反”运动打击了资本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不法行为,通过打击敌对势力,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前进中增加了实力,也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增加了工作经验,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五反”运动是一场阶级斗争,那一晚的场景只不过比土地改革时稍微和缓一些,人和人的斗争都是平时行为的积累,所以我们从日记中可见那一幕幕人性的展现。

  

  3月3日

  为了去年(1951)所得税问题,我和[施]与人至税务局第一稽征租栽赵同志(专管人员)商谈我们的斗匀行计算,可是赵同志忙得很,不在。另外栽了一位黄同志谈了,结果,我们(的)理由被黄同志始终拒他,其谓:“去年上期是标准(屯益牛,下期盂同群是标准(屯益车计算,但是相差也不很多,迅是请你们的资方准备好款子,缴税罢!”就这样弛采取敷衍的态度未坚持我们缴税,我们当然不满意。因之,我们俩再三辩论和要求,其始渐转变原词,嘱我们明日携带管管费用和财务费用补助分类赇和传票等作缜密审查,再作决定。

  

  3月4日

  我们又应嘱前往,赵同志仍不雇,把所携账册交给黄同志审核,径其初步审核(根本没有很好核对),但坚持原来的意旨,拒谓 :“不可以,你们的帐面上摘要大简卑,传票单据大紊乱,不合规格。”我们辨诉:“赇面应如何记载摘要能不简单,传票怎样才算不紊乱,有无一定的标准,可是我们因水准的限制,请同志告诉我们这令格的标准,以便以后标准。”然其含糊其词,默不作答,革后其又向旁边的一位女同志说:“清华的所得税缴款书有没有开出?”该同志答:“巳开出,个四日缴款,计壹仟肆佰余万元。”由此可见他们根本事先下了・结论,这当然是不会允许我们的要求。蔗同志好像用压力似的说:“你们回去吧!准备缴款吧,否则是不成的。”我们只得无奈回来。

  我们担心着我们的欠缺会可能不令规格,所次(以)马上致由给会计师,要其马上给我们审查费用眯册是否令格斗自行计算。径其审核,答谓可以,像我们这样的帐册是令格的。他继说:“去年的结算一般都雇前进,凡是一贯标准(屯益车可要求斗白行计算, 凡是斗白行计算可句行计算,相反凡一贯自行计算要求半自行计算或标准他益车那坚决是不会允许的。”照这样,我们是令规格的,他们之所以拒他, 可想而知是他们的任务观点,和怕麻烦观点、促使他们这样做。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答盂的。他们是先有了结论, 然后侧面地收阜材料采证明他的桔论是对的。不客观、不具体的桔论我们不允许接受,只有合理的决定是我们合理的义务。

范文九:汽车经销商内部政策-三反五反 投稿:郝稸稹

销售部开展三反五反通知

一. 三反内容(针对销售顾问)

1.反借卖车之名假牛逼

2.反一天到晚糊涂逼

3.反出了事以后就怂逼

二.五反内容

1.反不会拖合格证

2.反没礼貌

3.反总是借车

4.反总是迟到

5.反不交绿联,不转订单

十不要

(1) 不要无视领导权威,散布不良信息。

(2) 不要时间观念淡薄,迟到早退成性。

(3) 不要恶意煽动同事,惟恐公司不乱。

(4) 不要炫耀自身经济,打击进步同事。

(5) 不要借用售车之名,为难陷害领导。

(6) 不要利用客户之名,避重就轻狡辩。

(7) 不要私下聚众密谈,制造公司困难。

(8) 不要泄露公司机密,图小利而为奸。

(9) 不要成为挣钱机器,害他人而利己。

(10)不要埋下定时炸弹,造成公司灾难。

范文十:毛泽东反贪:三反五反打老虎 投稿:彭盟盠

毛泽东反贪:三反五反打老虎 (2014-03-29 09: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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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分类: 历史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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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毛泽东反贪:三反五反打老虎作者:闫立秀作家

毛泽东搞三反五反,是被党内滋生蔓延的贪污受贿、浪费、官僚主义和不法资本家行贿拉拢腐蚀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严峻形势而逼上梁山,并非是“他搞政治运动在行”而发动的。

“三反”缘起1951年10月毛泽东建议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共中央政治局15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减机关,精减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财;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实行义务兵役制”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始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搞“三反”运动之意。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展开后,毛泽东收到了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除了总结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外,还列举了沈阳市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

东北贸易部检举坦白的赃款达5亿(旧币)人民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的严重问题。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感吃惊。

毛泽东想到:早在进城前夕,就向全党发出了“敌人的武力是征服不了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的警告。并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从西北坡去北京那天,对身边人说“是进京赶考”。在火车上毛泽东又对人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还讲不要做李自成。

毛泽东要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了。他访苏回国途径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熊掌、飞龙等做给他吃。第一餐饭因有胡志明在座免强吃了。回到住地,生气地对身边人讲: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去交待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次日,他们改了,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样子蛮好的”。同时交待说;“胡志明是客人,一定要招待好。”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专门讲了这件事。说我是不学李自成,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他敏感到在增产节约中暴露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经验,“在此次全国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这是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

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开展“三反”,并非是“好斗”,而是被党内干部中已经滋生蔓延起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逼上梁山的,是为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面对党内腐败状况,他不可能视若无睹,而他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和镇反运动那样,又着手指导着“三反”运动。很快,毛泽东就收到第一批报告。他及时批阅,发现重要情况和经验,立即以中央或他

个人名义转发全党,并加写批语。1951年11月30日这天,毛泽东转发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送来的报告。他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必请你们加以注意。”同日,他还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批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任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12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自此,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从12月4日到7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遂于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透过批示看到了毛泽东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决心,绝不能容忍这类丑恶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同时,他又要求各级领导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细地掌握这一斗争。”

毛泽东为了精细地掌握这一斗争,他每天都要批转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地方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借以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他并从这些报告中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

12月31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了除夕之夜,1952年元月1日18时半,毛泽东邀请党内几位负责人和十几位民主人士在颐年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祝我们国家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团拜会后,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他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习文件的时间,召开干部会,限期开展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时至1月中旬,毛泽东从各地报告中看出还有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了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并连续几个晚上召开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参加的书记处会议,听取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后约朱德、聂荣臻、粟裕谈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生产和“三反”问题;接着又召开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参加的书记处会议。研究布署“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把“三反”推向高潮。在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千万元以下的叫“小老虎”。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果不清除惩办,必将为患无穷,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他认为若不“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据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当年抓反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当全国“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大小老虎的高潮后,毛泽东发现了有些地方出现自上而下的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情况,就立即指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2月9日,毛泽东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类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2月26日,毛泽东在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

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一方面对一般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大多数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当“三反”进入后期时,中央鉴于查出贪污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95%—97%的情况,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就有大约85%以上的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对此,毛泽东认为此规定便于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大多数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更宽一些。提出在中央规定的撤职、降级、调级、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警告”处分。并说,这样就有约占全体贪污人数70%上下的小贪污分子,只须给予警告处分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得到轻处,有利于团结改造。不久,毛泽东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50万元以下而是100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作贪污而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同日,他告诉周恩来,100万元以下的人大部给予解脱,发一指示。

3月1日,李富春给毛泽东送去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太严了。”到“三反”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5月10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中南局“打虎”新计划》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入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极其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的错案,防止“三反”扩大化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毛泽东在处理有真凭实据的“大老虎”上也是慎之又慎的。刘青山、张子善是“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第一大案,毛泽东直接督促此案的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曾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的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

动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款1.4

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

供应站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旧币),他俩不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华北局及时将情况及逮捕法办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作出批示,肯定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1951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张的党籍。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报告了对刘,张“一致意见处以死刑”意见。12月20日,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对刘、张的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2月3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

公审大会前,有人提出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意义深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

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省省会保定对刘、张执行死刑,人心大快,称颂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让国人清楚的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留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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