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竹虚心风霜难侵_范文大全

秋竹虚心风霜难侵

【范文精选】秋竹虚心风霜难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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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秋竹虚心风霜难侵

【优秀范文】秋竹虚心风霜难侵

范文一:心气不虚百病难侵 投稿:吕揊揋

在我们身边,心有问题或心存隐患的人非常多。除了常见的心血管病以外,有人健忘、记性不好、丢三落四,这是心力不济、轻度心虚的表现:失眠多梦不仅是心力不济,而且是心肾不交。心虚还可能表现为发呆、木讷、胸闷、气短、心悸、动则汗出等。治疗心虚,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穴位按摩配合服用中成药。可选用膻中、神门、内关3个穴位,每日早晚各按揉3~5分钟。

膻中穴在胸前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中老年女性乳房下垂,可先找到胸骨下端的胸剑联合处,此处直上两指(食中指并拢)处,即是此穴。按摩此穴可以调理气机,扩张冠状血管,改善心肌供血。

神门穴位于手腕小指侧边的腕横纹处,有一个凹陷即是。心主神明,按揉它可以为心经补足元气,给心脏很好的濡养。心脏的元气充足,各种心血管疾病以及精神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内关穴位于前臂内侧,腕横纹上2寸两筋间,是心包经的穴位。此穴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经常按摩可增加无氧代谢,增强心功能。它还有双向调节心率的作用,心动过缓的可以调上去,心动过速的可以降下来。

中成药可服用天王补心丸,既养心气,又养心血;既养心阴,又养心神。方药由人参、玄参、丹参、茯苓、五味子、远志、桔梗、当归、天冬、麦冬、柏子仁、炒枣仁、生地、朱砂14味组成。方中枣仁、柏仁、远志、朱砂养心神:人参、茯苓补气:当归、丹参、玄参生心血;天冬、麦冬清养肺阴;生地养肾阴而且凉血:五味子收敛心气心血。桔梗具有升提的能力,能让天王补心丸的药物成分在人体上焦多停留一段时间,更好地入心养心。

护心养心,能使心气不虚,百病难侵。无此病痛的人也可用来保健养生。

范文二:心气不虚百病难侵 投稿:曾爮爯

心为神之君,血之主,脉之宗,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最高主宰,在五脏六腑中居于显赫地位。脏腑的生理功能,必须在心的统率和指挥下,才能处于相互协调状态。只要脏腑都安和无恙,人自然不会有病,永葆健康。所以,《黄帝内经》中称心脏为“君主之官”。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承受着生存的压力,同时受到外界环境中数不清的诱惑,更是喜怒无常,身心倍受煎熬,精神支出巨大。久而久之,心气就被掏空了。心气被掏空了,就是心虚,也就是心脏的气血不足。再就是每个人无时无刻都在操心:自己要为自己的现在和将来操心,还要为别人操心;儿女会为了父母的健康操心,父母又会为了儿女的事业和前途操心,亲戚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也难免要为很多事情互相操心,互相牵挂。操心就是心在操劳,我们的心一直在操劳,很少有安宁的时候,必然耗费心血。久而久之,必然造成心血亏虚;心血亏虚的时间长了,就会继续深入造成心阴虚。

在我们身边,心有问题或心存隐患的人非常多。心的一切问题,都是从心虚开始的。有人健忘、记性不好、丢三落四,这就是心力不济、轻度心虚的表现。比健忘更严重的是失眠、多梦。人的精神本应随着昼夜的交替而开合,白天该开放的时候就应该精神百倍,晚上闭合的时候就应该马上进入甜美的梦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昏昏沉沉的,到了晚上必然睡不好,多梦,这就不仅是心力不济,而且是心肾不交了。除此之外,心虚还有可能表现为发呆、木讷、胸闷、气短、心悸、动则汗出等等。

治疗心虚,也就是保养整个心脑系统,最核心、最重要、最通用、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穴位按摩配合服用中成药。

穴位按摩可选用膻中、神门、内关3个穴位。

膻中穴在体前正中线上,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生育过多及中老年女性,由于乳房下垂,可先找到胸骨下端的胸剑联合处,此处直上两指(食中指并拢)宽处,就是膻中穴。按摩此穴可以调理气机,扩张冠状血管,改善心肌供血。

神门穴位于手腕内侧,小指边的腕横纹上。腕横纹靠近小指的这一边有一个凹陷,这凹陷处就是神门穴。心主神明,神门穴是神明进出的门户。按揉它可以直接给心经补足元气,给心脏很好的濡养。心脏的元气充足,各种心系统疾病以及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内关穴位于前臂内侧,腕横纹上2寸两筋间,它是心包经的穴位。这个穴可称得上是“心脏的保护伞”。按摩此穴可增加心脏的无氧代谢,增强其功能。它并有双向调节心率的作用,心动过缓的可以调上去,心动过速的可以降下来。

以上3穴,每日早晚各按揉3~5分钟,按一按,揉一揉,就会带来健康,让人头脑清醒,心安神爽,何乐而不为呢?特别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经常按摩,把心脑系统保养好,您就可以永远不担忧心脑血管疾病了。

中成药可服用天王补心丸。天王补心丸由人参、玄参、丹参、茯苓、五味子、远志、桔梗、当归、天冬、麦冬、柏子仁、炒枣仁、生地、朱砂14味药组成。方中枣仁、柏仁、远志、朱砂养心神;人参、茯苓补气;当归、丹参、玄参生心血;天冬、麦冬清养肺阴;生地养肾阴而且凉血;五味子收敛心气心血。更妙的是,其中有一味桔梗,桔梗具有升提的能力;因为心处于人体的上部,桔梗能让天王补心丸里的其他药物在人体上焦多停留一段时间,更好地入心养心。从方子的结构看,天王补心丸是既养心气又养心血,既养心阴又养心神,可以说是面面俱到的养心药,是养心药里的王牌。

采用穴位按摩配合服用中成药来护心养心,就能使心气不虚,百病难侵。有心虚症状的人,可采用此法施治,无此病痛的人,平时也可作为保健养生之用。

范文三:法非秋霜律如春风 投稿:洪氰氱

法非秋霜,律如春风,惩恶扬善,泾渭分明,严而有义,威而不猛,好雨知时,润物无声。这就是今天昌吉市人民法院留给人们的印象。

近年来,昌吉市人民法院借助国家司法为民建设的强劲东风,以实现法治现代化的时代之机,借力给力,2008年至2011年,先后投资1800万元,以硬件建设为突破口,以软件建设为落脚点,全面实施以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兴院工程。硬件建设以法治广场建设和审判大楼维修改造为契机,借助各种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建筑与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将司法理念与司法知识呈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感受着“司法公平、司法为民”法治气息的熏陶。

一来到昌吉市人民法院,迎面而来的就是那块刻有“昌吉市人民法院”几个红色大字的长方形大理石。大理石的上部正中略显凸出,它与审判大楼正面上方山字形结构相互映衬,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理念,即“法重如山”。从大理石石碑的两侧通过就可进入园林式、开放式的法治广场。在广场的正前方矗立着四根雕刻有“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神话故事的汉白玉华表柱。四根汉白玉华表柱的右侧建有一个圆形小亭,名曰“问心亭”;左侧建有一个弧形长廊,名曰“清风廊”。这一亭一廊既是人们休闲游玩的场所,同时也警示每一位法官是否做到了两袖清风、问心无愧。走过“问心亭”,便是一面弧形“法治墙”。在“法治墙”的内外两面以雕塑形式讲述了中外法律的演进历史、主要法典与著名人物。

整个法治广场的设计与造型外圆内方,契合了中华民族“天圆地方”、“外圆内方”的理念。将这两者相结合就是要求每一位法官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又要注意工作方法,为百姓排纷解忧,化解矛盾,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审判大楼的维修改造除了保持大楼原有的基本结构与布局,在大楼的廊檐部分突出了“山”字结构与水波造型,从而更加形象地彰显出执法如山、法平如水的司法理念。维修改造的审判大楼与法治广场风格统一,主题鲜明,气势宏伟,已成为昌吉市“以人为本”、“依法治市”的地标性建筑。在装修一新的审判楼大厅、走廊、楼梯,以及当事人休息区等公共区域,结合自身工作特点,标示出“崇法、明德、秉正、慎断、为民”的昌吉市法院精神。依据楼层结构,分为5个不同的板块与区域,运用浮雕、版画、油画、国画、漫画、书法、摄影等艺术作品,处处彰显出浓厚的法文化气息,传播着公平、公正、和谐的司法理念。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法院文化建设不是搞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或者写写画画,主要是加强法院干警的思想精神塑造,核心在于弘扬‘公平司法,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

昌吉市人民法院力求将“崇法、明德、秉正、慎断、为民”的立院宗旨落实到每一项、每一件、每一步,甚至是点点滴滴的工作之中。有数字统计,昌吉市人民法院的干警占昌吉州两级法院干警总数的1/6,但接案量却达到了昌吉州两级法院全部案件的1/3。平均每天进入该院大厅的人在500人次以上,这些人不论是原告、被告,还是陪伴他们的亲朋好友,都是怀着一种焦急,甚至激动的情绪,想通过法院来讨个说法。面对这样的群体,法院的接待工作稍有不周都会造成误会,甚至将矛盾激化。为此,法院从接待环节开始,直到整个案件的调解与审理过程都做了大量细致入微、人性化的基础工作,并对每一位法官的工作方式与方法都作了具体而严格的规范与规定。

昌吉市人民法院在全疆率先开通了无障碍诉讼通道,使当事人一走进宽敞明亮的审判大楼大厅,就可以顺畅到达各个办公场所,找到任何要找的人,包括法院的院长与书记。与此同时,在大厅的右前方墙壁上装有一面电子显示大屏幕,滚动播放着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职责和流程,以及当日的开庭公告、值班领导,以方便当事人查询。“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所有服务窗口都采用开放式低柜台,使法官可以近距离地倾听当事人的要求与需要。“中心”还设立了当事人休息区域,为当事人准备了书写法律文书用的桌椅、复印机等设施,还有茶几、饮水机等供当事人使用。材料架上摆放着 “怎样参与诉讼”、“诉讼举证指南”、“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印刷精美的宣传小册子与各种司法报刊,供当事人阅读、学习。当事人休息区的墙壁上张贴着许多法治漫画,让人们随处都能够受到法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在案件的接待与审理中,该院全面推广老一辈人民调解工作开拓者杨秀峰、司法为民楷模马锡五,以及本院的全国劳模法官陈吉录、全疆十佳女法官赵瑞琴、全州信访工作先进个人宋玉霞等同志的工作方法,倡导重调查、重细节、重证据、重事实、重情义,摆事实、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能调解的尽量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需要通过审判来解决的就一定要做到事实清楚,判决得当,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要力争做到审理一个案件,解开一个死结,还一个司法的清明;绝不允许法官摆架子,打官腔,更不允许使性子,甚至是粗暴司法。

昌吉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深刻地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纠纷与矛盾,在注重司法建设的同时,更应注重文化道德的育化之效。否则,仅仅依靠简单的法律条文要想搞好司法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在当今纷繁复杂、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大背景下,要想做一名优秀的法律工作者,不但要谙熟相关法律条文的丰富内涵与精神实质,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与判断是非的能力,还需要具备深厚广博的社会文化知识与道德修养,更要有一颗至真至诚至善至美的纯洁心灵与人格魅力,积极主动地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氛围。

正是在这样一种司法理念的主导下,昌吉市人民法院把文化建设渗透到法院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之中,让文化建设真正成为促进法院各项工作的内动力与助推器。

昌吉市人民法院狠抓具有本院特色的制度文化、廉政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建设,广泛开展积极向上的文体娱乐活动与业务竞赛活动,鼓励广大干警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摄影、绘画、书法创作,撰写新闻、信息、论文等,通过这些活动来提高全院干警的综合文化素质。近两年,经上级法院确认,该院办理精品案件20余起,被收录入中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裁判文书50余份,在全州基层法院中居首位。该院干警在国家级报刊上刊发稿件4篇,在省区级报刊上刊发稿件47篇,地州、县(市)级报刊上刊发稿件64篇,制作了3部全面反映法院工作的专题片。法官们利用业余时间编写的《典型案例选》《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工作手册》《法院工作画册》等书籍,将审判经验转化为文化成果,并做到全院干警人手一份,还先后向社区、街道、乡镇以及一些企事业单位免费赠送了5000余册。自2009年开始,昌吉市人民法院连续三年举办了本院春节联欢晚会,自编自导自演的各类节目,生动再现了法官的精神风貌。该院篮球队、乒乓球队与舞蹈队在全市小有名气,并多次在昌吉市文体活动中获奖。该院审判大楼走廊与楼梯中悬挂着由本院干警创作的绘画、摄影、书法作品。前任院长越鸿武亲自为法治广场与审判大楼维修工程所撰写的序言才情并茂,尤其是序言结尾的一段对偶句,高度概括了该院进行法治广场建设与大楼维修的初衷及法院工作的追求目标,即“去藩篱,植松榆,涵养司法文明,还原人民法院之本义;持天平,执利剑,恪守公平正义,营造诚信和谐之民风”。

昌吉市人民法院还采取了与各乡镇、街道、司法站(所)的联动机制,加大调解力度以及下乡巡回审理案件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人性化司法措施,有效扼制了各类诉讼案件的上升。就2011年来看,截至11月23日,昌吉市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诉讼案件3981件,同比减少20件,收案率下降了0.5%;结案3466件,结案率87%,同比上升2.4%;受理执行案件1604件,同比减少316件,收案率比同期下降了16.5%;执结1377件,实际执结率88%,同比上升2.1%;审判执行案件正确率达到了99%。

《中庸》有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感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者,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国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更是向天下士人君子提出了这样一个作为己任的要求,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要每一位法律工作者都能有辽阔宽广、清正廉洁的胸怀,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舍我其谁”的精神,那么,我们司法为民的天就一定更清、更蓝。

范文四:雨雪风霜话秋白 投稿:严羵羶

由驻俄记者到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家

由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到中共中央领袖

由共产国际代言人到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这是张秋实新作《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封面导语,全面、概括、准确,透视了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悲剧历史走向。

瞿秋白一生,从1921年他参加共产党算起,到1935年殉难,共约十五年的政治生涯中,有12年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先是和风细雨的四年,后是冷雨严霜,狂风暴雪的八年。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之间由喜到悲的不解之缘,不仅构成其本人重大政治活动的历史背景,决定其坎坷曲折人生的命运,而且折射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这一涉及瞿氏生平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课题,长期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张秋实这本书,是试图弥补这一缺憾的初步尝试。作者利用近年解密的大量绝密档案,将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放在苏联与中国革命大历史框架下进行论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有益的见解,某些方面的研究是拓荒性的。其结论未必完全正确,但对今后的研究当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启示。

本文将沿着《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一书所揭示的历史轨迹,在叙事中体味和感悟七八十年前那场雨雪风霜留给我们的异乎寻常、永当铭记的经验和教训。

莫斯科的东方革命战略

1919年创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以区别于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它是列宁世界革命理论在组织上的体现。在列宁看来,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权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因素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和睦相处,冲突不可避免。他说:“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按照列宁和俄共(布)所设计的革命程序,就是在国际联合组织的领导下,各国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由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告全世界无产者》等文件,成立执行委员会和它选出的五人政治局(列宁、拉柯夫斯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帕拉吞)。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真正和事实上的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参加它的各国党只是它的支部。章程赋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不受限制的权力,各国支部对它的决议和指示,必须服从和执行。可见,共产国际的任务是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进一步发展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其方法是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把十月革命输送到全世界。但是,并非所有的左派政党都同意列宁的计划。德国共产党领袖罗莎・卢森堡担心一个主要以俄共(布)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将不可避免地置于俄共(布)统治之下,必将危害社会主义前途。后来事实证明,卢森堡是有先见之明的。

1920年夏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决议,制定世界革命“东方路线”的最初构想:一是在东方国家组建共产党;二是在东方国家开展民族革命运动,用以配合苏俄政权,确保其远东边界安全,消除撤退到满洲和外蒙古的白卫军的进犯威胁,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对外政策目标和苏俄国际利益。这也是俄共(布)推行的“东方路线”。从理论上说,俄共(布)应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但事实上,共产国际日益成为苏俄国家政权的一个实施对外政策即包括“东方路线”在内的机构和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由俄共(布)领导人一手创立,总部设在莫斯科,而且所有开销全由俄国卢布支撑。这就决定俄共(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只能是超然于共产国际章程之外,由俄共(布)主宰共产国际的决策和领导人选。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可以说是共产国际的决策核心。1922年底,列宁病重,苏俄的领导权逐渐转到斯大林手中。此后,不再是苏俄外交政策适应共产国际,而是共产国际政策反过来适应苏俄外交政策了。因此,本书在论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时,往往用“莫斯科的领导”加以表述,即莫斯科=俄共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

“东方路线”确立后,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从组织上分三条路线加以推行。一是通过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和远东共和国政府派遣外交官到东方各国。如契切林、加拉罕、越飞等到中国与南北方政府建立联系;二是通过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俄共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人员到远东各国进行活动;三是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派遣使者,帮助东方各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聚集革命力量。

共产国际最早派遣来华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从总体上来说,是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实施“东方路线”的战略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不仅帮助中共建党,而且与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进行接触,寻求建立亲俄政权。他们始终将中国革命利益置于服从苏俄国家利益的地位,力图使中共成为为苏俄国家利益服务的党。

1920至1922年,瞿秋白旅俄期间,通过实际采访、考察,写出一系列文章系统介绍共产国际历史、组织、思想、理论、纲领。张秋实书说他“是向中国系统介绍共产国际理论的第一人”,并非溢美之词。张书尤其指出,瞿秋白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社会主义的俄国,处于资本主义围困之中,唯一的出路只有世界革命。世界革命的理论,导致苏俄存在着两种外交:一种是苏俄政府的外交,其机构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一种是俄国共产党的外交,其机构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是瞿秋白对共产国际最本质、最真实的认识。实际上,两种外交最后都统一到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主要职能,是追求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结交他国的上层政权;共产国际则要推行世界革命,发动他国下层人民起来推翻上层政权。两者的区别和矛盾,最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予以协调解决。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莫斯科的指导就有充分的表现。

维经斯基和马林争相罗致的人才

瞿秋白1921年5月经同乡、同学、好友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属俄共(布)党员。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此时已由新闻记者兼作东方大学中国班理论课翻译并讲授俄文。学员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中的精英,有刘少奇、罗亦农、肖劲光、梁柏台、彭述之、王一飞、汪寿华、柯庆施、曹靖华等。瞿秋白对苏俄革命和建设事业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表现出强烈向往和激情,加上良好的语言条件,使他很快成为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

第一位来华帮助中共建党的俄共代表维经斯基,1922年底向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提议,希望让瞿秋白到苏俄远东沿海地区,协助远东局从事华工工作,并沿中东铁路做中国东北的工作。这个提议,由于陈独秀要瞿秋白回国工作而未能实现。

瞿秋白以新闻记者身份出访苏俄,却以青年革命者的形象回到祖国。他先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编辑工作,“二七”惨案后随同中共中央赶往上海,主编中共党刊《新青年》、《前锋》。而与此同时,围绕对他的使用问题,维经斯基和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一番争执。

1923年3月9日,维经斯基在海参崴写信给在中国南方的马林,要求中共派遣瞿秋白到苏俄远东地区工作。此时,马林也需要瞿秋白。马林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里,流露出对维经斯基的不理解,认为这是维经斯基想从海参崴指导中共的工作。3月27日,维经斯基回信说:“在莫斯科时瞿秋白曾同意和我一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陈独秀同志在莫斯科时也曾同意瞿秋白去该市。我在给斯列帕克信中提到这件事时,本意是让瞿秋白在党内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当然要听从党的决定。……因为瞿秋白精通俄语,当然希望他能同远东局一起为中国东北和〔苏俄〕沿海省份工作,后一地区大约有两万华工,其中有些已加入工会。……我现在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只要党认为有可能,就应立即派瞿秋白到这里来。”瞿秋白后来没有去海参崴,显然与马林的挽留不无关系。这时,瞿秋白正在与马林、张太雷等在广州春园,一起进行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而在此之前,马林对瞿秋白已有相当的了解。早在1923年1月,马林在莫斯科草拟国民党改组的设想中,就准备赋予瞿秋白重任,把他作为国民党中央联络部长和上海党部负责人的人选。随后,中共三大在争论是否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问题时,瞿秋白积极配合马林,说服反对者,促成“三大”顺利通过莫斯科指令下的国共合作决议。几乎与“三大”召开同时,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前锋》创刊号联袂出版。《新青年》以“共产国际号”专刊面目出现,15篇著译文章全是有关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集中宣传和阐述列宁和列宁主义学说。其中瞿秋白自撰论文9篇、短论3篇以及《国际歌》译词、《赤潮曲》等。《新青年》季刊筹备期间,编辑几乎只有他一人,组稿写稿,兼做设计和校对工作。

才华横溢,重病在身,又具奉献精神的瞿秋白,日夜勤奋工作。他为“三大”起草党纲,参与修改党章,向大会报告党纲草案和共产国际四大情况,努力促成中共策略的历史性转变。这使马林深为折服。1923年6月20日,马林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瞿秋白赞誉有加,说在中共党内瞿“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同日,马林在广州致越飞、达夫谦的信中,又说:“感谢上帝,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的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想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马林以为瞿秋白是东方大学培养的学生,于是专门写信给东方大学教师、苏俄民族人民委员勃罗伊多,赞誉东方大学办得出色,希望再送几个像瞿秋白这样的人到中国,同时对瞿秋白病弱的身体表示担忧和惋惜。

马林倡导的国共合作,进一步发展到苏俄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合作。此后,苏俄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利用由莫斯科指导和支持的中国国民革命力量来推翻现存的北京政府,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工农社会基础的、进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苏政权。它孕育了中共后来的重大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但是,它也为中共在1927年的惨重失败埋下伏笔。十多年后的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与伊罗生谈话时,不无痛心地承认:“尽管提供了发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却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作为工具,他们此后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

马林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开端,但两党的合作进程遇到种种阻力,收效甚微。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难以和谐相处;与苏俄在中东铁路归属和对张作霖评价上分歧很大(马林认为中东铁路权益应属中国,张作霖不是日本的走狗,而苏俄则持相反看法);孙中山只对苏俄的军事援助感兴趣,而对国民党改组缺乏积极性,尤其拒绝中共党刊《向导》对国民党的批评。这一切,使莫斯科对马林失去了信任。马林给莫斯科的请示报告,布哈林久拖不复。莫斯科先后提议马林出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记者,被马林拒绝。在中共三大结束后,他就黯然离开中国;在哈尔滨,马林与刚到中国的鲍罗廷相遇。

鲍罗廷的得力助手

鲍罗廷与加拉罕、维经斯基一起来华。苏俄和共产国际给三人的任务是,协调中国各地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将其纳入莫斯科对华政策轨道。鲍罗廷到北京、上海,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晤谈国民党改组问题。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设在广州大东路31号的鲍公馆,实际上成为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莫斯科三方汇合的政治中心。鲍罗廷既要担任改组国民党的总顾问和组织教练员,又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南方的代表。他接触的人员广泛,取阅的资料繁杂,急需得力的助手和翻译。瞿秋白在俄语方面的特长和在苏俄的经历,以及前任代表们的推荐,使他成为鲍罗廷的首选人物。鲍罗廷只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独秀,还没等陈独秀从组织上作出决定,他就把瞿秋白调到广州鲍公馆。对这件事,蔡和森于1926年2月10日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抱怨说:鲍罗廷当时对陈独秀说,“希望瞿秋白做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了”。在蔡和森看来,这是不符合党的组织程序的。这件事预示着瞿秋白在鲍罗廷与中共一些领导人之间的微妙处境。

瞿秋白的才华和敬业,同样赢得鲍罗廷的信赖。为加强上海地区国民党改组工作,鲍罗廷特派瞿秋白与胡汉民、汪精卫一起前往上海主持上海国民党党部,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1923年12月16日,鲍罗廷与瞿秋白在上海有过一次长谈,就国民党改组及中共工作等交流意见。上海工作稍有起色后,瞿秋白又随鲍罗廷回到广州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鲍罗廷安排,孙中山同意,鲍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瞿秋白等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至少花费15个小时的紧张商讨和修改,才使宣言草案得以定稿。在意识形态分歧的激烈争论中,在从中文译成俄文、又从俄文译成中文的过程中,瞿秋白比他人做了更多的工作。国民党一大顺利召开,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后,鲍罗廷又派瞿秋白到上海参与落实将《民国日报》改组为国民部机关报的工作。1924年2月到10月之间,瞿秋白写给鲍罗廷的九封通信表明,瞿秋白实际上成为连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以及国民党上海党部的枢纽和中介。(待续)

范文五:雨雪风霜话秋白 投稿:丁爿牀

鲍罗廷的得力助手

(续上期)国共合作大潮中,国民党内始终有一股反苏反共的暗流。国民党改组虽由孙中山主持,但实际指挥者是来自莫斯科的鲍罗廷。用鲍氏1924年2月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中所说的话,俄国人对孙中山的策略是“利用”:“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以引导国民党走上俄国人所满意的“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鲍对孙的评价是:“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辞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在孙身上充满了对中国国民运动最有害的矛盾。”国民党改组一旦成功,国内现有的革命分子团结在国民党左派的周围,“那时孙就必须同以前组织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涣散一刀两断,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或者他销声匿迹。”

国民党改组的模式以俄共(布)为蓝本。苏俄式的集中制政党,秘密的群众工作,军事的或暴力的革命,军党合一、以党治国或以党专政,对于东方专制国家如鱼得水,吸力极大。一向把人群分为先知、后知、不知,知行不必统一;以革命为少数人之事,不必与民意求同的国民党党魁孙中山,对此一拍即合。苏俄和共产国际支持或“利用”东方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对它的威胁,以保全自己。孙中山联俄之后,在鲍罗廷影响下反帝倾向激增,足以使苏俄感到满意。但国民党并不就是孙中山,国民党意识形态中的内核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远较与苏俄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要多得多。对于中国革命中反帝是否比反军阀更重要,国民党人的认识大异其趣。当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一边倒时,他所倚重的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实际上与他貌合神离。

莫斯科深知,推动中国走上革命道路,仅靠孙中山和国民党是不够的,必须使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和左派的支持者,并对国民党上层决策施加影响。因此明确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权,组织中共秘密党团,统一行动,谨慎行事,力争变国民党为工农党。国民党人指责中共此举“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指控中共案件迭起,联署党员达二千人。孙中山力排众议,压下这些指控,并努力说服部下。他指出,容共本意在联俄求得俄援,以三民主义包容共产主义,使中共党人成为三民主义者;同时,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其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创立的国民党。在吸纳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同时,又安排一批对共产党心存疑惧甚至忌恨的国民党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在批判反对容共者的同时,又不满共产党人试图吸纳国民党人加入中共,损害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声誉。对于扶助农工,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界限:工人不得罢工示威,农民不得以暴力强夺地主土地。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派的做法,孙中山尤其不满。他明确宣告,国民党人只有激进与温和之分,而对实现三民主义的愿望和决心,国民党内绝无分歧。

性质不同,思维迥异,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必将走向纷争。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择如、谢持、张继等联名向中央党部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并上书孙中山,要求紧急处理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广州的政治形势严峻,鲍罗廷一面向苏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请示办法;一面向孙中山推荐瞿秋白担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便使瞿赶往广州协助他做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工作。政治委员会,是根据鲍罗廷建议,仿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4年7月11日成立,作为党的政治指导机关,扶助孙中山制定和筹划政治方针。孙中山任主任,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瞿秋白等为委员,鲍罗廷任顾问。8月13日,瞿秋白经陈独秀同意,从上海赶赴广州出席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鲍罗廷处理“弹劾案”的前提是,必须确保中国作为保卫世界革命中心苏俄的东方革命前哨的稳固地位,因此他与加拉罕商定采取退让策略,以避免国共两党的破裂。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则认为不能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应支持左派,否则就是帮助敌人。鲍罗廷提议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由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职责是:与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联络;与第三国际联络,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以达到互相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而《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则明显是针对右派,警惕右派,回答右派对中共的攻击的。可见,“国际联络委员会”之设,并不能对中共的合法活动构成重大限制。瞿秋白把上述议案意向报告上海的陈独秀,陈的反映非常激烈,当即决定拒绝承认上述议案,并采取进攻姿态。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到达广州时,议案已获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极为不满,蔡和森认为这是想消灭独立的共产党,陈独秀则要求退出国民党。瞿秋白被中央召回上海训斥。瞿再三解释“国际联络委员会”不过是哄骗右派的一种方法,国民党可用它来束缚中共,中共也可用它反对国民党右派。他认为,采取一味进攻方针未必是策略的。

党际合作的前提,是互相让步;没有相互妥协,便没有合作。国共两党既然以党内合作形式进行合作,其行为便应以国民党纪律绳之,既不准一方节外生枝,亦不允一方暗置团体。双方的过激行为,皆不利于巩固合作关系。何况,解决党际纠纷,又必须符合莫斯科扶植国民党这一对华战略目标。大错早已铸成,小纠又有何益。

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鲍罗廷、瞿秋白主张应予响应,陈独秀、蔡和森等则反对北上,瞿因此又遭批评。恰逢上海发生“黄仁事件”,瞿遭通缉,避往北京。陈、蔡转而同意孙中山北上,与鲍、瞿关系得以缓和。12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瞿秋白与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赵世炎等参予北方局领导工作,以适应北方政局变化。1925年1月,瞿秋白回沪出席中共四大。这时,他发现“‘左派幼稚病’和‘消极性’似乎已被铲除”。“大会正确地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见”(1月26日瞿秋白致鲍罗廷信)。陈独秀放弃原先的主张,转而赞同鲍罗廷的工作。瞿秋白被选为四大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共中央局五人成员之一,长期留上海工作。瞿秋白与鲍罗廷一年多的亲密合作,至此中止。

远东局与瞿秋白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中国政治形势更趋复杂多变。莫斯科对华战略大格局不变,而其策略则忽急忽缓,时左时右,摇摆不定。它派往中国的代表、顾问、检查团等,意见不一,争论不已。坐镇莫斯科遥控中国革命的斯大林等,没有亲历中国革命实境,却要依据其驻华人员的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报告,把脉、问诊、开药方,没有不出错的。

根据莫斯科的指令,维经斯基在国民党二大共产党人中委人数比例上的退让、布勃诺夫使团在“中山舰事件”上的妥协,引起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的反弹,鲍与中共广东区委要求以同样的事变反击“中山舰事件”;陈独秀重申退出国民党;鲍罗廷期望蒋介石集团在北伐战争中走向政治上的灭亡,因而对蒋发动北伐不加阻拦。布哈林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准备退出国民党的行动,急派维经斯基到上海矫正陈独秀的“退出”计划。而被莫斯科看重的中国北方政局,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由加拉罕一手策动的郭松龄倒戈反奉行动失败,张作霖奉军进入华北,控制北京政府,使苏俄与张的矛盾加剧,苏日关系也趋紧张。为了保证苏俄自身安全,缓和日本的威胁,莫斯科对华策略变得谨慎,主张放慢中国革命的速度,要求巩固华南,坚决放弃北伐远征,以免引发外国干涉。要鲍罗廷设法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尽可能说服国民党领导人放弃立即北伐的计划。鲍执行莫斯科阻拦北伐的指令,与蒋介石长谈,蒋仍坚持,鲍只好让步。其后,确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人选,蒋介石坚辞不就,鲍力劝蒋就任,并说:如蒋不出任总司令,他将辞去总顾问一职。鲍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大讲做好充分准备,保证北伐结局有利于革命。历史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有利于革命”的反面。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设,与上述形势密切相关。1926年6月18日,远东局正式落脚上海。第二天,远东局苏俄代表团开会,决定远东局由苏俄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派出的常任代表、副代表,以及朝鲜、日本共产党中央派出的代表组成。决定由共产国际代表、远东局领导人维经斯基参予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中共常任代表定期报告中共中央的工作,远东局俄国成员帮助中共中央工作,中共中央必要时应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等等。张书确认,中共中央派陈独秀、瞿秋白作为常任代表和常任副代表,参加远东局。陈代号“老头子”,瞿代号“文学家”。瞿秋白进入远东局,得以全面参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工作。

既然莫斯科认为发动北伐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维经斯基一到上海,立即劝说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降低北伐的声调。1926年7月7日,北伐出师前两天,陈独秀遵命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说是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的南伐。维经斯基说,陈独秀文章是在与远东局成员长时间交谈后写成的,是完全正确的,是党对北伐战争的唯一正确立场。远东局的另一俄共成员拉菲斯也作如是观,说是这样一来,党的方针就纠正过来了。随即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也对北伐采取消极态度。

陈独秀反对北伐文章发表后,引起国民党人的批评和攻击。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也持反对意见。8月7日,瞿秋白撰写《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见》一文,全面阐述正确的北伐观,对北伐战争采取积极支持的立场。指出“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刊《向导》拒登此文。直到同年12月14日,拉菲斯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工作的报告》中,将远东局“在6月至8月间没有正确对待北伐”,作为其工作“重大错误和缺点”之一加以检讨时,才算对瞿秋白在北伐问题上所采取的积极态度予以肯定。

瞿秋白还参予远东局考察团,到广州全面了解“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维经斯基根据莫斯科确立的在中国实行谨慎政策的需要,在9月22日写给莫斯科的考察报告中,认为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在1925至1926年期间所采取的“左倾政策”,是导致“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原因,提议撤销鲍罗廷驻华代表职务。瞿秋白则倾向于鲍罗廷采取的“迎汪(精卫)倒蒋(介石)”策略,他回上海后向中央写的《秋白由粤回来的报告》,表明他已觉察蒋介石有野心,主张联合“左派”以代替蒋介石,否则“将来形势非常危险”。

远东局本来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到广州纠“左”,以便贯彻谨慎策略。然而,10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否决了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的建议,决定鲍罗廷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远东局一切决议和举措须同鲍协商。莫斯科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原因何在?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推进、武汉的攻克、两湖地区群众运动的高涨,这一切使莫斯科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量空前乐观。9月23日,斯大林告诉莫洛托夫:汉口不久将会成为中国的莫斯科。鲍罗廷扶植国民党左派、限制和削弱蒋介石权力的策略,又开始为莫斯科所垂青。先后发生的迎汪运动、迁都之争、恢复党权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自“中山舰事件”遭压制以来所取得的不小的胜利。然而,左派的胜利只停留在纸面上。表面上看,扶植左派的策略可谓道顺理合,绝对不错。问题是:第一,谁是左派,必须看准。不能是软弱动摇的左派,更不是口蜜腹剑的假左派。莫斯科、鲍罗廷与中共拥戴的汪精卫,恰恰就是一个假左派。第二,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左派身上,必须自己有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实际情况是,除了叶挺独立团等少数部队能够掌握,中共和左派几乎是无拳无勇的空手革命派。军事斗争靠实力,政治斗争也非有实力不可。左派们有党权,蒋介石有军权,左派的基本策略是党权限制军权,幻想用党纪、法规、舆论制服蒋介石。但是,在手握枪杆子的蒋介石面前,虚夸党权的左派们,是那么苍白无力。事实证明,胜利者是军权,而非党权。

瞿秋白的主张和意见,尽管不无可取之处,却难以为莫斯科变来变去的对华策略所容纳,更不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他的有限度的独立思考,注定不会得到完满的结局。相反,在集权专断的政治和组织体制中,坚持独立思考,坚持不同意见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其命运必定是坎坷多舛,磨难重重的。

夹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打到长江一线。随着国民政府由粤迁鄂,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莫斯科各路驻华代表、国共两党领袖一时云集于此,武汉似乎真的成了“中国的莫斯科”。此前,蒋介石挟北伐的威势,从南昌一路杀到南京、上海。而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也不甘示弱,经莫斯科批准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共产国际领导人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为根据,宣布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战略方针。向这条道路过渡的保证应是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开展土地革命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要求把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同农民土地革命方针结合起来,要求在国民党内排挤右派,发展群众运动的进攻态势。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相互排斥的荒谬的方针。上海武装起义促使蒋介石与江浙资产阶级合作,加快实行他与中共和武汉政权的决裂;引发英国军舰炮击南京,张作霖袭击苏联驻北京使馆、封锁苏联驻沪总领馆。而在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在蒋介石实行大屠杀前夕,部署总罢工和夺取租界,以反击蒋介石时,却遭到莫斯科的断然制止。斯大林一厢情愿地试图尽可能长时间拖延宁汉之间的分裂。

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意见分歧,不能统一。彭述之反对这个决议,陈独秀不清楚决议是对是错,瞿秋白则完全赞成。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认为彭述之的观点正是托洛茨基的主张;瞿秋白是值得信赖的。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瞿秋白很快写就《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并在武汉迅速刊印。5月间,当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时,这本小册子就赫然摆在每个与会代表的面前。瞿陈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是在共同执行莫斯科的路线方针、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他们背后既有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影子,也有两个人的独立思考和自我判断。瞿秋白从1923年到1927年所发表的大量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等等。《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是在上述思考基础上,对中共党内分歧和争论的总结。它得到中共党内不少同志的赞同,更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首肯。前来指导中共五大的新代表罗易、已被撤销的上海远东局成员纳索诺夫、阿尔布列赫特、曼达良等都称赞瞿秋白的言行。

莫斯科时而谨慎,时而躁动,令人无所适从,徒增混乱。1927年5、6、7月近百天里,从莫斯科、上海、广州来的革命指导者们,对共产国际决议的理解和中国革命策略的制定,诸如对于军事斗争、工农运动、组织发展、对外交涉、土地问题、国共关系等等,自视高明,各有一套。据张国焘、蔡和森说,中央政治局变成谈话会,罗易说完,鲍罗廷反驳,陈独秀、瞿秋白和维经斯基也卷入争论。罗、鲍之间不停的争论,加剧了中共领导层的分歧和困惑,其实质是中国革命实践与共产国际指导之间的矛盾。如前述,中共遵命发动上海武装起义后,引起蒋介石不满。为了拉住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继2月下旬派维经斯基到九江面蒋,修复与蒋关系之后,又在4月7日决定,拟派维经斯基再赴上海与蒋联络,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罗易也准备与蒋商谈革命力量统一问题。鲍反对,罗仍坚持己见,于4月12日电蒋,表示愿赴沪访蒋,弥合宁汉分歧。就在这一天,蒋以血洗上海宝山路,表明他的反共决心,十天后才回电谢绝罗易来访。在反蒋问题上,瞿秋白更接近于鲍罗廷。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下一步目标指向何方?鲍、罗又生歧见,这就是西北与东南之争。鲍主张向西北地区扩展,立即北伐,打到北京后再进行土地革命,所谓先广出后深入。罗主张先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有根据地,再北进,谓之先深入再广出。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赞成鲍的主张。瞿秋白先是赞同罗易,后又赞同鲍先北伐主张。后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先行北伐。斯大林支持鲍罗廷的意见。随后,在北伐方向上,鲍主张向东攻进南京,再行北上;加伦在主张经河南北进,与冯玉祥军队会师,斯大林赞成加伦的意见。旋因冯玉祥变卦,这个计划落空。

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对华政策的核心,但从莫斯科到驻华代表乃至国共两党,全然没有一套具体办法加以实施。一些地区放任游民无产者掌控农民协会,做出许多过火行为。城市群众运动则动辄罢工、加高薪、缩工时、随意捕人、私设公堂、断绝交通、没收店铺,造成物价飞涨、市场萎缩、失业者剧增。武汉政府控制的湘、鄂、赣三省财政收入锐减百分之六十以上,武汉政府拖欠北伐部队军饷,不仅影响北伐作战,而且政府自身也难以维持。国民革命的大联合,应该是工农兵学商大联合,而不只是工农的联合。国民革命军中不乏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的官兵,是大联合的重要成员。既要求他们对军阀英勇作战,又在他们的家乡分田抄家乃至诛杀其亲属,这究竟是巩固还是分裂大联合?武汉政府发布纠正群众运动失序过火的法令,对于维护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不能认为完全错误。陈独秀在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如果想同国民党合作,问题主要在农民。第二、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都是湖南的部队,军官们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家乡的坏消息,家属被戴高帽游乡、土地被没收、父兄被逮捕,如此等等。整个湖南现在出现两个极端,将军们要镇压农运,农民们想要平分土地,甚至想平分一切财产。纠正幼稚的过火行为,不是让步。我们目前暂时不提出土地问题,目的是为了有时间准备我们的军事力量,以便对付那些不可靠的将军,有朝一日把他们打倒。鲍罗廷也说,要在群众运动方面有组织地实行退却,而不是继续进攻。这时,军队由北伐初期的赞扬和支持农民运动,转而敌视农民运动。“这太无法无天了!”“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继续这样搞下去,上面也不理,我们底下就只有造反了!”(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发动反共兵变,皆由农民运动中过激行为所引发。瞿秋白一向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但面对纷繁多变的现实,他也没有确定的主张。他先是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让步政策,对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叫好,极力促成它的出版。但在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强烈反对和军事、财政危机面前,他开始对莫斯科的激进政策表示怀疑。尽管他在许克祥兵变时主张坚决反击,不能认“过火”的错,但从他受中央委托负责中央农民部工作之后,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更加犹豫。中央致共产国际的大多数电报,经政治局讨论后委托瞿秋白起草,由陈独秀签署发出。电报反映的思想观点既是中央的,也是瞿秋白的。6月15日电报认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其主力多是失业和无地的农民。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平分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由于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为。鲍罗廷对此表示赞同,他说没收土地是一个过程,首先应该实行减租,反对土豪劣绅,最后才是没收土地。瞿秋白随后提出一个土地政纲草案,将土地问题暂时限定在减租减息、保护佃农、乡村自治的水平上。

工农群众运动的作用越大,一旦形势逆转,他所遭受的损害也越重。蒋介石反共“清党”,首先殃及的就是工农群众。群众运动完全不可战胜的神话,早为中外历史所否定。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没有武力和政权做后盾,群众运动的成功难以达到,而其失败则是必然的。

在对国民党的关系方面,鲍罗廷与罗易意见截然相反。前者主张退却让步,后者主张进攻,进攻。其根源在于,鲍多从实际政治需要出发,注重力量对比,变换具体策略,以求达致既定目标。罗易则多从理论分析着眼,重原则轻措施,不计实际得失,空谈胜于实干。但是,随着武汉局势日益恶化,鲍“玩策略”的做法越来越不管用。正在这时,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即“五月紧急指示”到达鲍、罗之手。五月紧急指示虽然更为激进,却有一个不能超越的前提条件,即每项具体措施都要在不使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则下贯彻执行。而在事实上,汪精卫主持下的武汉国民政府,既不可能实行土地革命,也不会听任中共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更不允许新的工农领袖进入国民党领导机关,至于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尤其不为汪所接受。

五月紧急指示,6月1日传到中共中央,又引起一番争论。鲍罗廷、陈独秀早已主张退却让步以维系国共合作,对五月指示自然表示异议。认为实行过火的群众运动与北伐战争并举、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并存的政策是荒唐可笑的。政治局多数委员也表示无法执行五月紧急指示,因此未在党内传达。罗易认为执行紧急指示刻不容缓,并将五月指示副本送给正在策划“分共”的汪精卫看,无疑授人以柄,愚蠢之极。罗易这一严重错误,遭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莫斯科迅速将罗易召回苏联。

为了拉住汪精卫,鲍罗廷、陈独秀等热衷于“东征讨蒋”,看重唐生智和冯玉祥的武力,求解武汉困局。唐生智是一个投机者,一度要求加入中共以取得俄援和工农运动的支持,不久即转而反共。势单力薄的汪精卫,只能看唐生智的眼光行事。冯玉祥在苏联援助下,得中共帮助,由陕西南进,5月底攻克洛阳。6月初,与唐生智北伐军在陇海路会师。汪精卫赶往郑州与冯会谈,拉冯反蒋。冯左右逢源,力促蒋汪合流,劝汪不受中共左右而使国民党分裂,实则维护蒋介石。一周以后,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晤,冯要地盘蒋给地盘,冯要钱粮蒋给钱粮。会晤结束当天,冯即致电汪精卫,要求汪明令驱逐鲍罗廷公开反共,并在自己部队和辖区内清共。风雨飘摇中的武汉,形势愈加紧张。瞿秋白一面发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一文,指出当前迫切任务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进攻新军阀”,“巩固扩大革命”。另一面,接受中央委托起草“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主张全面退却的《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在7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通过。19日,鲍罗廷在提议起草全体共产党人示威性退出武汉政府宣言后,即拉上瞿秋白随他赴庐山。此时,汪精卫已选定依靠唐生智武力实施反共。

汪精卫一生,以受私利驱动而反复无常著称。汪于1926年“中山舰事件”中被蒋介石逼迫出国。1927年春,汪从欧洲归国前,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向汪发出愿意支持汪返华重新掌握政权的信息。汪抵达莫斯科,斯大林等与汪秘密会谈,许诺提供1500万卢布支持他对抗蒋介石。汪回到上海后便与陈独秀共同发表《汪陈宣言》,信誓旦旦地表示与中共相互尊重,事事开诚。但他到武汉不久,便发觉事情并非像他事先预料那样乐观。他难以接受工农运动走向不受控制的局面,更难以容忍莫斯科和中共来支配国民革命进程。汪很清楚,倘若离开国民党,他对苏对共都不会有多少价值。当张作霖查抄苏联驻华使馆,陆续公布国民党得到苏联秘密援助的文件后,汪于6月17日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随后,通过罗易致电莫斯科,要求兑现斯大林许诺的1500万卢布。斯大林回答只能给300万到500万,他既不愿多给钱,又想拉住汪精卫反蒋,可谓如意算盘。可是,这区区几百万卢布对财政危机的武汉政府犹如杯水车薪,远不足以用来吸引各方武装为它卖命,更不足以使汪舍弃他在国民党中的声望和地位,继续与中共联袂反蒋。而突然翻脸的冯玉祥投入蒋介石怀抱,又给汪精卫当头一棒。面对四分五裂的武汉政权和斯大林的出尔反尔自食其言,汪精卫终于现出反共真面目。莫斯科策动的中国大革命彻底失败。

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以国共合作名义发动中国革命,用大量金钱、军火资助国民党,武装蒋介石。“中山舰事件”后,大批苏联军火运抵广州时,陈独秀提议从中匀出5千枝枪给广东农民,这一小小要求也被鲍罗廷拒绝。名为国共合作,实乃国苏合作,在莫斯科指导者看来,共产党人奉命加入国民党,只是扮演一个小伙计角色。蒋介石一旦羽翼丰满,实行“清党”反共,莫斯科指望在中国建立为其推行世界革命效力的亲苏政权的梦幻破灭。驻华代表们可以溜之大吉,遭殃的却是中共党人和工农大众。为了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争论中占居上风,斯大林竟把他遥制指挥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执行了正确路线。两个月不到,他就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变成了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7月9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肆意辱骂中共:是“各种人物的大杂烩”,“没有一个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对领导权一窍不通”。“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编辑这些档案的俄国学者严肃地指出,斯大林的这种攻击是“不公正的”,“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针遭到失败的罪责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

斯大林带头推卸责任,布哈林等如法炮制,洗刷自己。在此前一天,即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一致通过布哈林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并决定起草公开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盖源于此。而真正的责任承担者却逃之夭夭。(待续)

范文六:雨雪风霜话秋白 投稿:马餬餭

盲动:与罗明那兹搭档      斯大林1927年7月9日在致莫洛托夫信中写道:“现在到了着手在中共中央、中央各部、每个省的地方组织、地区组织各部、共青团、中央农民部、中央军事部、中央机关、中国总工会认真建立党务顾问制度的时候了。”“让所有党务顾问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整体,受中央总顾问(他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指导。鉴于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形和业务不精通,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党务顾问……是把现在的这个大杂烩固定成政党的钉子。”斯大林的信,把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说得太清楚了。   鲍罗廷、罗易等走了,罗明那兹、牛曼等来了。罗明那兹少不更事,盛气凌人,莫斯科派他来华任全权代表,与他“素以左倾著称”不无关系。   先是,瞿秋白随鲍罗廷到庐山,俩人分析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早已知晓斯大林诿过于人意图的鲍罗廷,明知中共一切行动皆遵奉莫斯科旨意,但为维护莫斯科的威信,只能由中共中央即陈独秀承担责任。瞿秋白对此显然未表示异议。7月21日,瞿、鲍返回武汉。23日罗明那兹、牛曼到达汉口。当晚,罗找瞿秋白、张国焘等谈话,宣称中共中央违反共产国际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当谈到南昌暴动时,罗却茫然无计,声称要请示莫斯科。26日,罗召集会议,决定南昌暴动和筹备中央紧急会议。南昌暴动是临时中央已决之事,鲍、瞿在庐山表示同意。中央紧急会议,罗安排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他一起着手筹备。《告全党党员书》,是罗在瞿秋白提供大量具体情况后,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草拟的。八七紧急会议在罗、瞿主持下召开,结束了右倾妥协退让政策,确定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总方针,恢复行将溃散的党组织,挽救濒于崩坍的革命事业,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同时,过分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一味鼓吹“进攻”,普遍发动暴动,制造“烧、烧、烧”、“杀、杀、杀”的“红色恐怖”等冒险行动,进而在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政治上的盲动错误和组织上的惩办错误。全国总暴动,至广州暴动达到高峰。广州暴动后,牛曼力主坚守广州,招致失败结局。瞿秋白等有所觉悟,停止了两湖年关暴动。1928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下令制止全国各地左倾盲动错误。   张秋实书中认为,瞿秋白的盲动之所以发生,其一是在革命急剧转折关头,需要判断形势,确定政策,任务异常艰巨。瞿秋白的书生型的领导素质,难以应对历史巨大变局。他的带有经院色彩的理论研究,以及他所缺乏的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运动才能获得的实践经验,使得他在担负非常时期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显得力不从心。何况,对他发号施令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又是一个少不更事的人。其二,当时弥漫于党内的复仇情绪,受莫斯科“左倾”路线影响的罗明那兹的冒险主张,都直接感染着瞿秋白。瞿秋白内心潜藏的向反动派讨还血债的斗争愿望,迎合了盲目冒险的罗明那兹。其三,瞿秋白的“直达社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与罗明那兹来源于莫斯科的“无间断革命论”,形成理论共鸣。曾经具有清醒头脑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瞿秋白,这时似乎变成了罗明那兹的盲从者。他在《布尔什维克》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宣传罗的“无间断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革命”,“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等等错误理论和策略。直到中共六大,瞿秋白仍然为罗明那兹的“无间断革命论”辩护。瞿秋白与罗明那兹,是下级对上级的关系。瞿秋白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代表,虽然失望和不满,却是服从的,从而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瞿秋白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没有达到能以抵制和纠正罗明那兹错误的程度。中共此时的整体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没有成熟到能够独立思考和自主地对待莫斯科的领导的程度,而只能听命于莫斯科。   当然,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包括其他地方在内的中共党人,已经开始在革命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也为寻找革命新路开始最初的探索。例如,他强调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强调以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他从发动城市暴动的失误中,从理论上质疑“城市中心”观念,进而逐渐向建立“农民割据”转变。主张以暴动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农民革命军,防止暴动专意攻城而忽略了乡村土地革命工作的策略。1927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致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要求他们设法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发动群众以武力创造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由于中央的这一指示,才有朱毛红军的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诞生。192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在给河南省委指示信中,要求在中心城市周围农村“切实造成各区农民割据的局面”,对中心城市作“威胁与包围”。中共中央在给井冈山前委的指示信中,也有同样的意见。显然,这一斗争策略包含着某种农村根据地包围中心城市的设想。它对于全国各地起义武装走上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全党最终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   盲动政策刚刚结束,从莫斯科传来同意中共在苏联召开六大的决定。瞿秋白5月抵达莫斯科,参加大会筹备工作,并在会议中作长篇政治报告。他在会上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表现了党的领导人应有的民主精神。他在政治报告讨论后的结论中说:“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以攻击,大家相互之间也展开了攻击。这是新的现象,在党的生活中以前所没有的。”“得到过去的教训,指出中央的错误,此乃好的现象。”这里所说的“攻击”,就是指开展同志式的严肃的批评。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负责人布哈林在九个小时的报告中,十分难得的承认莫斯科在中国大革命期间帮助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共武装工农,结果,俄国无产阶级制造的子弹射击了中国工农的头颅。这个不无幽默的表示,足以证明斯大林扣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恰恰应该戴在他自己头上。   中共六大结果,莫斯科以提拔工人干部,改变党领导层小资产阶级成分为由,选择了工人出身、又在斯大林面前极尽讨巧之能事的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决定,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此,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某些领导人的全面冲突开始了,他的悲剧噩运也由此铸就。      莫斯科风霜雨雪中      从1928年夏到1930年初秋,瞿秋白和妻杨之华、女独伊,一起在莫斯科生活两年。这看似悠闲宁静的异域生活,却涌动着滚滚波涛。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继反托季联盟又发动反布哈林集团的大清洗运动。瞿秋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漩涡。   中共六大刚结束,瞿秋白紧接着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与会代表共32人,8人作了14次发言,瞿一人就发言5次。瞿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并与布哈林、莫洛托夫等成为政治书记处成员。从中共领导层步入共产国际领导层,地位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他固有的独立思考的性格。他对“第三时期”理论的质疑,正是这种性格的体现。   “第三时期”理论,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政治报告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国际所处时代的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认为第一时期(从大战到1923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危机,无产阶级直接起来发动革命时期;第二时期(1924到1927年),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无产阶级处于防御斗争时期;第三时期(1928年开始),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线崩溃,世界革命将取得最后胜利。共产党人在整个战线上向右派进攻,要向“左”转。“第三时期”理论,并非布哈林的思想,而是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的思想。此时,被斯大林誉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的布哈林,与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和对富农政策上发生重大分歧和对立。布哈林为共产国际六大起草的《论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内中并无“第三时期”理论。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生新的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事实。但他的提纲被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否定,以塞进了“第三时期”理论的新提纲所代替。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二会议上,对这一理论提出异议,认为“现在总的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稳定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增长”。而布哈林报告中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影响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对“第三时期”理论的质疑,种下了后来与米夫、王明一伙的争论。而由于围绕中国留苏学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的争论更具政治性和复杂性,导致瞿秋白和米夫、王明一伙关系的恶化。

中国留俄接受革命教育的学生,最早进入1921年正式成立的东方大学,后来旅欧部分中国学生转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建立中共旅莫支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政府又设立中山大学,吸纳大批中国青年。学生人数增多,来自国共两党,甚至来自张作霖、冯玉祥等军阀派系的子弟,思想倾向各有差异,矛盾不可避免。随着苏联政治气候的变化,政治斗争起伏,再加上俄国人的介入,中国留苏学生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先是,中山大学旅欧转俄学生与中国国内来苏学生之间,对于旅莫支部委员会人员安排的矛盾和分歧,逐渐演化为以国内来苏学生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与由欧转俄学生任卓宣等之间冲突的两派。继之,由“中大”联共(布)总支委员会(支部派)与教务处(教务派)干部之间的争斗,卷入学生干部之间的争斗。1927年,“中大”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支部派与教务派的争斗,以及分别支持两派的学生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中国学生思想更加混乱。意气纠葛、派别倾向与思想分歧搅在一起,迅速引发以支部派学生干部傅钟、李俊哲、张闻天、沈泽民为一方,教务派学生干部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为一方互相攻击的派别斗争。接着,一批在不久前“失意的”学生干部,又结为“第三派”,先联支部派,后联教务派,左右开弓,斗得更厉。此时,王明陪同访华的“中大”副校长米夫返莫,立即加入“第三派”反对上届党总支部。联共区委宣布撤销总支书记等俄国人职务,傅钟、张闻天、沈泽民等人问题交下届总支处理。王明向米夫建议掌握“第三派”,联合支部派,打垮教务派。米夫否决处分张闻天、沈泽民,从此王明与张、沈等人结盟,共同对付俞、周、董等。米夫不久升任“中大”校长,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在“中大”地位日益提升。   与此同时,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也发生类似矛盾的斗争。学生批评支部是“旅莫支部残余”,反对支部对学生乱扣政治帽子。“东大”当局庇护支部,压制学生。学生愤而到共产国际驻地游行请愿。“东大”当局认为学生聚众捣乱,准备开除部分学生。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参加庆祝十月革命活动,事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并参予筹备中共六大。来苏之前,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委托他对中国留俄学生进行考察。向在调查“中大”、“东大”以及各军校时,有人报告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又名“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向对米夫透露此事,米夫应向请求,开始收集学生动态,密检学生通信,并通知克格勃侦察中国学生中的可疑分子。   其实,所谓“同乡会”或“储金会”,只是同学之间在经济生活方面餐饮小聚的友谊互助,或闲话谈天的感情联络,绝非派别团体的秘密活动。然而,米夫根据克格勃人员私拆学生通信中的只言片语,便在1928年2月公开宣布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秘密组织“江浙同乡会”,立案调查。动员学生互相检举,弄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王明推波助澜,到处找人动员揭发。他利用给向忠发做翻译机会,扮演参谋角色。同时,在墙报撰文诬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准备脱党另寻出路的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与第三党保持秘密联系。米夫也在全校党员大会上,宣布“中大”是“同乡会”大本营,无疑是反党反革命的。向忠发也在“中大”全体学生大会上,声称已基本查清“同乡会”是反革命秘密小组织,上有中央下有支部,与蒋介石、第三党、联共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此事不容怀疑,谁怀疑就是反革命。此后,“同乡会”的黑名单上升到130人。4月到6月间,王明、向忠发连续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加快处理“同乡会”,以组织和法律手段予以整肃。6月26日,正在中共六大开会期间,米夫突然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解决,“中大”不是它的大本营,要求学生们停止揭发检举,改善相互关系。但是,向忠发刚当选中共总书记第三天,就召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咬定“同乡会”的存在和查处决心。王明作系统发言,并在会后形成《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成为新中央解决此事的依据。向忠发返国,“同乡会”问题摆在中共代表团面前。   联共(布)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依据被冤学生们上告材料,召集联席会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周恩来参予其事。8月下旬,提出调查报告大纲,根本否定“江浙同乡会”存在及其反革命性质。认定“同乡会”只是各校中国学生试图组织物质上的互助团体,没有其他政治目的。张在书中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参加联席会议的周恩来,没有接受这个决议,坚持中共中央实际是向忠发的意见,但也感到前此定案的证据难以确立。因而作出妥协,放弃对众多学生的指控,只将“同乡会”分子锁定在蒋经国、卢贻松、孙冶方等12人,并把对“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党性质的怀疑,作为中国内部问题处理。显然,此举与维护新中央的威信有关。9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中央监委意见,但未公开宣布为“同乡会”平反。王明、秦邦宪、李竹声、盛忠亮等继续为错案辩护,阻挠和围攻要求平反的学生。瞿秋白在处理“江浙同乡会”事件中,没有参予实际行动。但是,别有用心的人早已把他指为“同乡会”的“后台”。说他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组织自己的一派”,而“同乡会”的人则一定会同他发生关系。   这一时期,除“第三时期”理论外,瞿秋白与米夫在富农问题上也发生严重分歧。瞿秋白认为,中国土地革命中不但不能反对富农,有时还要联络富农。米夫最初与瞿观点相同,但当斯大林推行全面集体化,斥责布哈林保护富农,开展反右倾斗争时,米夫摇身一变严斥瞿秋白的“富农观点”。1929年下半年起,联共(布)在全国掀起“清党”运动。在此之前,一大批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来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对“中大”的官僚主义管理以及由王明等人控制的“中大”党支部的不正之风表示不满,得到多数学生支持。王明等人把他们称为“工人反对派”,代表人物有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等。工人出身的学生向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得到瞿秋白支持,王明、米夫等更加忌恨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9月新学期开始,“中大”部署“清党”,人人过关,手段粗暴。王明一伙视为清除异己的良机,瞿秋白成为他们诬陷的主要目标。在米夫支持下,他们掌握了“中大”权力,使“中大”这个为中国革命培育人才的摇篮变成滋生教条宗派,进而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基地。王明虽然返回中国,但他的教条宗派已形成势力。在“清党”大会上,他们抛出事先收集和捏造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瞿秋白和托派连在一起,说他参加“中大”派别活动。“中大”“清党”委员会无权处置中共代表团成员,却对他们的亲人横加迫害。在“中大”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受到严厉审查。陆定一的夫人唐仪员,被开除团籍。瞿秋白胞弟景白,对“清党”的粗暴做法不满,在一次大会上将自己的党证退给联共区委以示抗议,当晚就神秘“失踪”。类似景白遭遇,至今生死不明的人,为数甚多。   瞿秋白在种种压力下,依然关注“中大”教育的改革,连续给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写信,指出“中大”前任领导人米夫和王明教条宗派对“中大”的错误影响,要求对“中大”进行迅速的根本改造。瞿秋白的公正批评,无疑更使米夫一伙恼怒。瞿秋白又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查明“中大”“清党”中,王明一伙对中共代表及其成员邓中夏、余飞、陆定一和他本人的诬陷。而代表团另一成员张国焘却在此时倒向米夫、王明一边,反诬瞿秋白等站在右倾立场,支持与富农结盟,支持李剑如小集团反对支部局,等等。这使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腹背受敌。1930年6月28日,米夫等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宣布决议,“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处理‘中大’内部派别斗争时的行为,并建议中共中央对其代表团成员进行必要的更新”。结果,瞿秋白、邓中夏、余飞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瞿秋白虽然屈辱地受制于米夫,却以其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杰出的才华,继续博得共产国际不少同事的关切和同情。东方部长库西宁,就是其中一位。他在瞿秋白离苏前夕,对瞿表示:深信他是始终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后必然与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同情和信任,当李立三冒险错误在中国泛滥时,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米夫、王明宗派的迫害      发生在1930年上半年的李立三冒险行动,预计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在武汉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蒋介石将迁都北京;冀鲁豫暴动将推翻北京政权;东北和华南暴动,将引发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李立三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当这套计划送达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是疯了。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是反对的,但就思想理论体系来说,两者大体一致,一脉相承。故而,共产国际制止立三路线的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政权道路以及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并无根本分歧。七月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有部分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涨已是不争的事实;仍然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8月,共产国际又作决议,否定远东局代表状告中共中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又一次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七月决议和八月决议内容一致,成为处理李立三错误的指导方针。9月下旬,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完全照此办理。李立三承认错误,停止了冒险行动。可是,两个月过去,共产国际突然来信,说立三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政治路线错误,指责按照七月决议纠正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完全接受国际新指示。   事情没有就此完结。瞿秋白因中山大学纠纷而遭诬陷打击之后,又被重新启用回国主事,说明瞿秋白此时还没有完全失去共产国际的信任,这使米夫、王明一伙更为忌恨。国际新指示,恰好给他们一个彻底扳倒瞿秋白的机会。新指示送达中共中央之前,王明已先从由苏返国的沈泽民、李竹声处获知指示内容。他迅速按照新指示修改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并与秦邦宪联名向中央政治局写信,强调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改造各级领导机关,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要求改变中央领导。遭受立三压制的何孟雄等也哄闹改变中央领导层。1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和“审判”,“被告”名为在场的李立三,矛头所向都是瞿秋白。原先在三中全会上已经认错的李立三,这时竟声称他在理论上是和“秋白主义”相同的,他的错误是在瞿的影响之下的。又说,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把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张国焘说,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用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蔡和森说,真正的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同志。黄平说,秋白和立三还没有脱离“左”倾托洛茨基的和右倾富农路线的错误,而且继续小团体的斗争。共产国际的某些负责人,也纷纷发言谴责瞿秋白是小团体的首领,破坏共产国际的信仰,等等。罪名之重,骇人听闻。在莫斯科话语霸权的压制下,真实、真诚被排除净尽,剩下的只有颠倒黑白的谎言了。已于11月间到达中国的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和远东局负责人名义,致信中共中央,斥责“中共领导”即瞿秋白对共产国际表现出不能容忍的不老实的态度。1931年1月30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建议远东局承担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实际领导工作,确立了米夫在中共党内的决定性发言权。于是米夫自己安排起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拟定与会人员名单,让莫斯科归来的中国学生代表与会并有表决权。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米夫、王明点名攻击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宣称必须彻底地改造党。这是由一个国际代表指挥几个极左分子,把瞿秋白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把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塞进政治局的一幕丑剧,从而成为使中国革命蒙受巨大损失的王明路线统治中共的开端。向忠发因与立三错误有关系,成了挂名总书记;周恩来因三中全会有份儿,戴“过”留用,更加谨慎,实权便落在王明及其同伙手中。四年后,瞿秋白就义前夕在《多余的话》中说:“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至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   人们过去以为,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完全抛弃了瞿秋白。张在书中指出,从已解密的俄国有关档案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共产国际为瞿秋白提供新岗位,但被瞿谢绝。1931年1月17日,四中全会后十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提议在苏区建立中共中央局。2月10日,上海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组领导人盖利斯写信给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说,委任的苏区中央局由九人组成,即项英、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蔡和森、毛泽东、朱德、顾作霖和李文林。这个报告,最后得到批准。后来正式组成的中央局,除蔡、李外,还有瞿没有到任。米夫在2月下旬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专门提到瞿秋白表示拒绝做政治性工作,而更乐意从事翻译或讲课,研究苏维埃运动的经验。瞿秋白显然愿意转向文化教育领域,避免与王明宗派打交道,离开党内残酷斗争的漩涡。瞿秋白长期患病,中共中央有意送他到苏联治疗。5月7日,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的请求,同意瞿到苏治病。5月17日,鉴于驻国际代表黄平回国,共产国际又要求中共中央让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前往莫斯科。当时在上海的米夫和新上台的王明,绝不会给瞿秋白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最终由王明而非瞿秋白担任,瞿秋白同时失去赴苏治病的机会。此后三年,瞿秋白仅仅享受中共中央每月所付17元钱生活费(低于上海工人中等收入),主要依赖少许稿费和鲁迅的资助度日。虽有失望和痛苦,瞿秋白并不灰心。他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充分时间和精力来耕耘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黄金时期。   然而,王明一伙从未放松对瞿秋白的迫害。1933年夏秋之际,瞿秋白应邀在党刊《斗争》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引来秦邦宪(博古)为首的“左”倾临时中央在全党发动对他的批判斗争。说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中共上海书记李竹声对着瞿秋白挥拳咆哮:“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批判的结果,是让他到形势日益恶化的中央苏区。而在红军长征前夕,“左”倾临时中央竟恶意地抛下身患重病的瞿秋白,让他听任命运摆布,实际上是听任蒋介石“围剿”大军的摆布。不久,瞿即被蒋军俘获。他在狱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深刻的思索,写下了引起后世揣测非议的名文《多余的话》;又以非凡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击破了国民党的反复劝降,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王明集团借助蒋介石的屠刀,从肉体上消灭了他们不放心的“同志”。瞿秋白以他的遗文,留下了一个生命悲情、心灵真诚的人格形象,并启示后人打开心扉,继续他那心忧众生的沉重的思考。   瞿秋白死了,但未能盖棺定论。在他为之牺牲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7年即他死难的30年后,竟被加以“叛徒”的罪名,横遭掘墓鞭尸之辱。直到1980年,他的名誉才得以恢复。   历史的风霜雨雪,竟是如此残酷。然而,历史是不可人为的逆转的。这,又是历史的公正。      题外的话      末了,说几句题外话。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一书精华,仅举以上数端,已可见其不同凡响。张的书限于篇幅,有些事缺乏细节描述,简括有余,丰满不足;叙事偶有重复,有碍条理清晰。个别事如瞿秋白第一次旅俄中间不曾返国陪同达林南行,或参加西湖会议,多年前已有考证文字纠错,不能说是新发现。对李立三冒险错误的叙述,也有某些不够确切之处,等等。以上虽属小疵,无伤大雅,向读者说清楚还是必要的。我对张秋实书的评述,是否准确无误,也盼望作者、读者批评指教。(完)

范文七:春风和气,烈日秋霜 投稿:潘屒屓

回顾中国古代思想史,有两个伟大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是两宋时期。北宋极富创造性的两位旷世大儒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就是后一时期的杰出代表,被世人誉为理学体系的最早缔造者。其思想复经四传弟子、南宋大儒朱熹集大成为程、朱理学后,曾作为官方哲学统治了中国七个世纪。   “二程”虽然自称直绍孔、孟,但理学已经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儒家思想,而是融入了佛教与道教的某些思想观点,经过吸收、消化,形成了儒家的新体系,故称“新儒学”。穿过千年的时间隧道,理学至今仍然滋润着人类精神,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其中,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所著《中国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自面世半个世纪以来,有多种文字版本先后在欧美与亚洲多次再版,便是明证。

据笔者所知,为撰写“二程”的首部传记文学《程颢程颐传》,裴高才先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真可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他的足迹遍及“二程”求学的江西赣州、讲学的洛阳,程颢任职的河南开封、陕西户县、江苏南京、山西晋城、河南扶沟;程颐被流放的涪陵等地;研读了《宋史》、《中国通史》、《二程遗书》、《二程集》、《二程年谱》、《程氏族谱》、《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以及明、清的《黄陂县志》等中外典籍,对“二程”的身世与行状资料广为搜集,旁征博引,认真考订,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   古往今来,有关“二程”的评传、学谱、论著等,在中国、韩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出版有多种书籍,但以传记文学的形式全面介绍“二程”的一生,还只有裴著一家。   在这部传记里,作者从探源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视角出发,结合地域文化特点,以史家的求实精神与文学的表现手法,演绎了“二程”从双凤投怀、幼年启蒙、习文练武等轶闻趣事。通过对从政、执教、治学、传道等方面的详细叙介,解读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同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二人卷入惊心动魄的政治漩涡之前前后后,令人唏嘘。更将脍炙人口的“鲁台望道”、“孔颜乐处”、“如坐春风”、“程门立雪”等千古佳话融入书中,给读者丰富的艺术享受。

传记文学是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不论是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还是近年间悄然勃兴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均成为绝不逊色于小说、诗歌的文学经典,都在读者生命中留下了某种印痕。而高才兄所著的《田长霖传奇》、《首义大都督黎元洪》等传记文学,在全球华人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二者融合的独特文体,它要求对历史的真实性、传主生平的相对完整性和个性表现的艺术性做到和谐统一。   虽然,本书传主的一生与今天相隔千年,再现历史的原生态绝非易事,但经过作者的不懈努力,为我们走近两位历史巨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文本。他在记述“二程”的家世与治学史实时,不仅引经据典,还参照了方志、宗谱以及诗词名篇,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面目。通览全书,左图右史,其史料性与学术性,可圈可点处颇多,想必会引起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诸如后世对程氏始祖说法不一,有“程伯符”说、“乔伯”说、“程伯休父(甫)”说等,作者采用了以《诗经》、《国语》、《史记》、《帝王世纪》等典籍做依据的“程伯符说”,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关于“二程”的籍贯,一般人多认为他们是河南洛阳人。作者在这里以史家的考据功夫,运用多种证据印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二程”也是地地道道的湖北黄陂人。因为二程的祖父程�在黄陂任县令、父亲程�任县尉,于斯生活了四十多个春秋;“二程”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达十四五载。作者甚至援引旅美学者、程颐直系二十九世孙程德祥先生的现身说法:黄陂乃“二程第一故里”。

《程颢程颐传》是一部情文并茂的传记文学著作。一方面,作者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解读思想家们的高深理论,娓娓道来“二程”执政与治学的行状,使普通读者不感到枯燥。书中介绍程颢任晋城县令期间,将兴学、讲学与治学相结合,可窥一斑。如采取官办民助等筹资方式,在全县或大兴土木,或利用现有祠堂、庙宇改建乡村学校。三年间,全县陆续建立了乡校七十二所,社学数十所,实现了“诸乡皆有校”,使学生能就近上学,即使是“穷乡曲巷”,也“时闻弦诵声”。接着,他又推行“学田制”,给乡学提供经费来源。置学田的方式包括官拨、官买、官民合买、民买、民捐等五种,从而在全县出现了教授斥资为学置田、乡民捐钱买田赠学等多种方式助学。同时,他亲自到校讲学,形成了教育立县的新气象。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的叔父黄夷仲听到传闻,专程到晋城一带实地考察,当他一睹晋城浓厚的读书风气和人才辈出的景象后,欣然命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叙事诗《行县诗》。其中有云:“河东人物气劲豪,泽州学者如牛毛。大家子弟弄文墨,其次也复挎弓刀。去年较射九百人,五十八人同赐袍。今年两科取进士,十子钓海登灵�……”长使后人感奋不已。   另一方面,精选典型事例,充分运用文学手法对“二程”兄弟之间、“二程”与同僚之间着力对比刻画,并于正史中穿插些许野史佐料(作者多年搜集的民间档案与传说),渲染、烘托,让人物形象鲜活起来。例如:借用楹联“春风和气纯乎纯矣;烈日秋霜正者正也”,高度概括了“二程”兄弟各自独行的性格特征。在细节描写上,通过程颢讲学时弟子“如坐春风”,彰显其“和易”个性;叙议程颢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潮中,不像王安石或司马光那样意气用事,而是坚持“肯定之中有否定”,表现其“忠信”秉性。而程颐的性格则十分有趣,年幼时顽皮好动,成人后其“非礼勿动”竟达极致,如“烈日秋霜”或“冷若冰霜”,书中讲述程颐与苏轼之争就是生动一例。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在苏轼看来,“道”是顺应人们自然感情的原则,不是强制性的“勉强力行”。苏轼和程颐在皇帝面前或朝臣之间的争宠斗胜,最后导致了洛、蜀门人之间的斗争,结果两败俱伤。如此错综复杂的人物故事,颇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也许因为教师出身的缘故,作者不惜用三个章节,浓墨重彩地歌颂“二程”的“第一老师”――父母,尤其对母亲侯氏的描绘,可谓本书的亮点之一。无论母亲的书香门第背景,还是她注重对二子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以及诗教特色,对“二程”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像无神论思想、“重民保民”的执政理念,以及他们独具的性格特征,都可以从侯氏的教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找到根源。

我是在武汉市第五届长篇小说笔会期间认识高才兄的。当时,他携带三部长篇入住双峰山度假村修改,并请我审阅。他的勤奋、执著、谦逊,尤其不遗余力地以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可贵精神,深入开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十年间,我们用电邮往来飞鸿,友情与日俱增。我浏览了他创办的文学网站与个人博客“文心一点”,感觉甚佳。从双峰山相识,到木兰湖重逢,深感他的人品文品优秀,于是,承约写了以上的话,权充序言。   最后,为了表达我对“二程”的景仰之情,特引清代文人屠达的七言律诗《游理趣林》作为结语:   孔颜乐处复何寻,淡淡春光理趣林。   望鲁苍茫连海岱,前川浩渺接三浔。   孤亭耸立留残碣,双凤长归断好音。   为仰先生遗范在,肃然瞻目整衣襟。   (裴高才:《程颢程颐传》,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范文八:虚心竹有低头叶12 投稿:白熒熓

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王候将相宁有种乎?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

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大鹏一日因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拼得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转回。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誓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品画先神韵,论诗重性情。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忠臣不侍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三国时期,魏国与蜀国为争夺汉中而打仗,刘备和诸葛亮统率十万大军攻打曹操。曹操十分恼火,就亲自 一身是胆——赵云

统率四十万大军到了汉水,准备和刘备决一死战。 刘备和诸葛亮便商议退敌之计,诸葛亮说:“现在曹操由于粮草没有准备好,所以还不敢轻易进兵。此时

如果派一支部队去攻打曹营,把曹军的粮草烧掉,便能大大挫伤曹军锐气。” 老将黄忠再三请求出战,诸葛亮便派他和赵云(字子龙)一同领兵前往。 黄忠争打头阵,但曹军早有准备,与黄忠厮杀起来。黄忠前后受敌,被围困未能取胜脱身。赵云便带领几十名轻骑兵杀人重围救出他们。 曹操亲自带兵追赶赵云。赵云寡不敌众,退回汉中营地。部将们劝赵云闭门防守拒敌:不料赵云反而下令打开营门,叫一部分士兵埋伏起来,然后放倒军旗,停止击鼓,自己单枪匹马挺立在营寨门外,准备迎敌。 天快黑的时候,曹军赶到。曹操见蜀军营中毫无动静,又见赵云单枪匹马挺立营寨门外,威风凛凛、毫无惧色,怀疑有伏兵,恐怕中了赵云的计谋,不敢冒然进攻,便收兵回营。赵云领兵紧紧追击,杀声震天,金鼓齐鸣。曹军因昏暗难辨,摸不清赵云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丢盔弃甲,争相逃命,死伤无数;溃不成军,赵云以少胜多,反败为胜。 战后刘备亲临军营慰劳将士,封赵云为虎威将军,赞誉他“一身是胆”。

范文九:竹.虚心.坚贞不屈 投稿:孙滻滼

竹、虚心、坚贞不屈

新建路小学六年一班 刘凯新

大自然中的事物往往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潜移默化地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大自然的万物中,我最欣赏的是竹。

说到竹,我的脑海便浮现出这样几个词:虚心、向上、坚贞不屈。竹是如何体现这几个特点的呢?

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哪一根竹的叶子不是下垂着的?它们挺拔,它们高洁,但它们仍将叶子低低垂下,没有半点儿孤芳自赏唯我独尊的想法。它们不骄不躁,保持着自己的人生态度,保持着谦逊的本性,努力生长,精益求精。

新生的竹笋,节节高。看那一个个探头探脑的“竹后代”,努力地用还没长成的“叶片”,迎接阳光、露水、清风的滋养和大自然的恩泽,不论阳光是否温暖,不论露水是否甘冽,不论清风是否温柔,它都欣然接受;不论风有多狂,不论雨有多暴,不论气候多燥,它都昂着头,挺起胸去磨练,去战斗。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即使生长在奇峰怪石中,即使气候异常多变,即使整天狂风暴雨,它都傲然挺立,哪怕让闪电将它拦腰劈断,它也不肯低头弯腰,忍气吞声地屈服于大自然。它不会羡慕其他生长在窗明几净的温室里的花朵,它也不像原野上的小草不思进取,它保持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和原则,只要是对的,它就会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它只跟梅齐肩并进,都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竹,礼贤下士:竹,奋发向上:竹,坚贞不屈: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它的每一个优点。我们要向竹一样,“垂下”我们的“叶子”,放下我们的架子;我们要像竹一样,持之以恒,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件事,学好每一课知识;我们要像竹一样,秉持真理,有主张,不点头哈腰,阿谀奉承,低调做事,高调做人,浩气长存,坚贞不屈地守护我们高洁的灵魂!

大自然,实际上就是人心灵的导师。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深刻的哲理,等待我们去挖掘、去剖析、去吸取。

范文十:虚心竹有低头叶 投稿:姚賒賓

虚心竹有低头叶 傲骨梅无仰面花

人性是固执的,做到低头也是困难的。懂得适时地低头,是一种巧妙的智慧,沉稳的成熟。

——题记

谷子成熟了,就低下了头。向日葵成熟了,也低下了头。昂头是为了吸收正面的能量,低头是为了避让危险的冲撞。事实如此,正应了一句俗语:“低头的是稻穗,昂头的是秕子。”

植物如此,若不低头,就不会成熟,风会将之吹折,雨会将之腐朽,鸟儿也会将果实当作食物来充饥。只有内空干瘪的秕谷稗子,才会昂着头招摇在风中。

人生也如此,至刚易折,至柔无力。刚柔并济才会如鱼得水、遇难呈祥。上善若水,是最好的选择,便利万物,而又能高能低,能屈能伸,方能顺利长远。

低头,是适时的选择,识时务者为俊杰。成熟,是理解宽容,是沉稳谦让。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一成不变的态度。

生活中,如果一味地昂着头生活,那就会给人一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感觉,让人敬而远之。时日一长,人们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狂妄无礼、目中无人的傲气,会不被认可,或遭人排挤。

现实里,如果一味地低着头,那就会给人一种懦弱,无能,胆小怕事的感觉,别人也会趁机欺负打压,久之,会让人们看不起,而作为另类处理。

适时的低头,不只是一个动作,也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胸怀,是一种境界。适时的低头,不是委曲求全的懦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深谋远虑。

成熟的标志,是一种百炼成钢绕指柔的状态,知道什么时候昂头,知道什时候低头,柔刚并进,进退有度,是一种谦逊的姿态。

俗话说:“懂得低头,才能出头。”有时候稍微低一下头,是一种宽解,是一种从容,是一种竞争的避让,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留有一点存在的机会,才会有出头的可能。

有的时候,低头才能看见自己的幸福,才能看见自己的不足。仰望出来的幸福不是幸福。低头看看,身边最普通的生活才充满了真实的幸福。如果总是昂着头,就看不见自己的缺点。,适时地低头想想,反省一下自己,发现不足,才能完善自己。

有的人,不屑于低头,直来直去,硬撑强做,一直奉行“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到最后伤害了别人,也断送了自己。

有的人,把低头看做是耻辱和退缩,总觉得刚、猛、直才是英雄所为,才是硬汉子的做法。

做事横冲直撞,锋芒毕露,却不知,即使是最硬的弓,拉的太满也会折断。更不知道,即使是最美的月亮,也会有盈亏的自然之道。

适时的低头,就是需要我们的人生要有弹性和韧性,低头的避让是为了更坚定的前进。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受胯下之辱,这些典故充分说明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低头智慧。

人生在世,不都是称心如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适时地屈一下身,弯一下腰,低一下头,无伤大雅,只要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底线,是不失尊严的。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能屈能伸才更坦然。

适时低头,是成熟的标志,是一种取舍的从容,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理性的谦让和忍耐,不是无条件的迁就,而是有意识的谦让和迂回,是一种非凡的人生智慧。

适时低头,也是需要勇气的。这种低头是一种平和的执着,是为了胜利,而不惜做出一些牺牲的勇气,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谦卑,是一种走向成功的基石。

适时低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过一扇门,爬一座山,我们都需要低头,当一根棍子横扫过来,我们会自然的选择低头和放低身段,否则,受伤的一定是那个自以为是的硬汉。

懂得低头,会看清自己脚下的路,懂得低头,路边的野花会是你的鼓励,懂得低头,才能忍辱负重,懂得低头,低头便见水中天,懂得低头,也是人生中的风度和休养。

懂得低头,也就懂得了不低头,在金钱、命运、权贵、邪恶、困难、人格面前,我们是绝对不能屈服,绝对不能低头,否则,自己将沦陷其中,成为终生的奴隶。

成熟的人,是不会让自己撞的头破血流,而懂得低头,成熟的人,是不会在绝望面前孤注一掷,而是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巧妙的低头,这即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智慧。

人生路途,荆棘遍布,相信低调做人。信奉一句话“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也许,我们的人生会走得更顺利、更长远,我们的人生也会拥有宽容、大度的成熟和智慧。

若人在低谷时,在无力回天时,不妨低低头。也许,低头就有一丝光亮,低头就为自己开了另一扇窗。如果,生活中懂得适时地低头,生命里就会多一份韧性、一份张力和一份成熟。

如果懂得,低头处事,昂首做人,也许会感悟到人生里的诸多智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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