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商帮_范文大全

中国四大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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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中国四大商帮

【优秀范文】中国四大商帮

范文一:中国古代四大商帮 投稿:金嫝嫞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泛指晋商、徽商、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粤商(包括广州商帮、潮州帮和客家帮)。

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浙商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之一。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

现代宁波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粤商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之一。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

粤商是诞生和发展于岭南地区,然后扩散到国内各地区、世界各国家的商帮。岭南的历史文化滋养了粤商;近代中国的开放推动了粤商的崛起;20世纪前期民族工商业的振兴,使粤商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粤商在成长、发展、壮大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

范文二:中国古代四大商帮 投稿:武莡莢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粤商(包括广州商帮、潮州帮和客家帮)。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指的是晋商、徽商、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粤商(包括广州商帮和潮州帮)四个商帮。

商人与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明代社会的繁荣,商业经营直接关系到了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江南地区新兴工商城镇的出现,便是商业发展的一种成果。商人与商业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代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尽管这种冲击充其量只是有限地打破了旧的等级界限。这都或多或少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点近代化的萌动。但是明代的商人本身却又不可能成为封建制度的对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往往表现在官商结合上,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则又往往是用来购置田产宅园。明代的大商人往往也同时又是大地主。而且明代的商帮自身也带有十分突出的封建特征,如封建宗族势力在商帮中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都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成为一个独立于封建政体之外的群体。 编辑本段分述

晋商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

徽商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徽商有个特点,崇文重德,很尊崇文化教育,他们自己有的过去读过书,有的就读书不多,后来看看都感觉到读书重要了,特别是当时封建社会,他们自己做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儿子能够读书,通过科举道路,能够走上宦道,走上仕途,所以好多徽商的子弟都是读书到外面去,读书,通过科举考试,先是考秀才,再考举人,再到北京考进士这样子上去的,所以他们对教育很重视。所以过去有这个话,国有学,州有序,乡有塾,私塾的塾,就是一级一级的学校,乡村里的塾基本上都是自己办的,都是民办的,都是商人捐资办出来的。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

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的发迹,有多方面的原因。1、人文地理环境上,西晋、唐末、南宋三次大移民之后,整个江南,人口、技术、典籍大进大出,形成了开放型的南北杂交文化;尤其南宋建都临安,带动了对皖南地区丰富的木材、茶叶、药材、文房四宝等产品的需求;三条方便的水上通道新安江、长江、京杭大运河相互贯通,对外交往有交通地理优势;唐末后徽州地区人地矛盾开始凸现,人们被迫将经商做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民风民俗,陈陈相因,久而久之,徽州人视做生意为正途,反倒淡化了传统的农本意识;徽州本土经济得到开发后,社学、私塾、刻书纷纷兴起,人的素质逐步提高。从历史上看,徽商确有过人的精明之处。2、徽商兴起还有特殊的制度背景。改朝换代的强力,自然禀赋的优越都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北宋王安石变法后,政府对盐、酒、铁、茶的专卖管制有所松动,官府愿意让渡一部分利益,弥补内盐有余、边关粮紧的赀货缺口。宋、明之际“以粮换盐”等政策直接刺激了私人贸易的发展,商行、市易务、经纪人极为活跃,

纸币(时称“交子”)开始了全国性流通,实物税收越来越多地被货币税收所代替。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唐宋以后,大城市不断涌现,而科举取仕制度下,一致奉行地方官员异地委派制。官员们不得在祖籍或成长地方圆500里之内任职,因此地区间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排外倾向不很明显。徽商、晋商俱是行商,异地拓展业务的地缘、人缘条件基本上公平透明。

浙商

古徽州府

浙商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之一。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宁波帮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给予宁波帮“无宁不成市”的评价。现代宁波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除了宁波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历史。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种经商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时期,温州、宁波、义乌、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却“顶风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领导也对此“心知肚明”。但本书所介绍的只是指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搏击的浙江企业家的部分代表人物。他们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也有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

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

浙商在历史上就是各大商帮的合作者和竞争者。晋商与浙商交易丝、绸、茶、米;徽商东进苏杭而至杨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庆余堂更是以历史见证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传人冯根生在承继其老财东的经营思想的同时演绎了一曲现代浙商的诗篇。总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比如晋商的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首先,无论晋商、徽商,其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晋商与封建政府紧密相连的关系;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经济从本质特征上说,是一种“民本经济”。所以,“浙商”与“晋商”,“徽商”的区别,前两者如果可以称为“官商”的话,“浙商”应该可以称为“民商”。

宁波商帮 百年之最

在近代我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全世界,宁波商帮都创造了众多称王、称第一的业绩,其行业几乎涵盖了工商系统的绝大部分。无怪乎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为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可见当时宁波商帮的实力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现将宁波商帮主要人物所创办的能在当时称为

第一的事业汇编如下,供大家研究参考;遗漏和错讹之处,希望共同补充和修正。

1830年,方性斋(镇海)与兄弟方润斋、方仁和在上海南市开设南履和钱庄。1870年,其后人方黼臣、方季扬将南履和钱庄改组为安康钱庄,盈利为当时钱业之冠。直至1950年收歇,是上海影响最大、营业时间最长的著名钱庄。19世纪末、20世纪初,镇海方家以先后开办43家钱庄列为上海九大钱业集团之首,“执上海商界之牛耳”。

1897年,由盛宣怀委派严信厚(慈溪,今江北区费市)筹建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严为第一任总经理,严与叶澄衷(镇海)、朱葆三(定海)参与投资并列九个总董之内。

宁波近代商帮的起航地

粤商

粤商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之一。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

粤商是诞生和发展于岭南地区,然后扩散到国内各地区、世界各国家的商帮。岭南的历史文化滋养了粤商;近代中国的开放推动了粤商的崛起;20世纪前期民族工商业的振兴,使粤商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粤商在成长、发展、壮大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

自西汉开始,广州就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从18世纪开始,广州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洋船”必争之地。

商业的需要使众多商人应运而生,许多农民、工人转向亦农亦商、亦工亦商的经济发展道路。长期的海内外贸易,使粤商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受到西方商业思想的启蒙。“近现代香山(泛指珠海、中山、澳门等地)人创办了现代中国百货业的先驱——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就是容纳吸收了西方商业文明的结果。

中国儒学文化中的吃苦耐劳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竞争、开拓精神结合起来,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对新粤商精神起了重大的影响。当代香港巨富李嘉诚(潮州籍)、霍英东(祖籍广东番禺)、曾宪梓(梅州籍)就因此受益,成为创业成功的粤商典型。

潮汕商帮

潮汕人以敢拼敢闯、勤劳、聪明、善于经营闻名于世,先于温州人享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美誉。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外的潮籍商人,民国初出版的《清稗类钞》有一则《潮人善经商》的记述:“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

【影响】:

潮汕人的商业传统深厚,商业才能比较高,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在广东省内各个角落和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很多潮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而港澳、东南亚以至全世界的许多大商人也都是潮汕人或后裔。全国的珠宝、音像、电子配件、小商品、玩具等的贸易很大比例都为潮汕人掌控,而广东省内各地很多产品的批发和零售市场也都是潮汕人所控制。

【特征】:

不是靠与官府勾结来赚钱,而是靠善于互通有无来获得利润。不像晋商、徽商一样靠勾结官府、垄断生意来获取利润,而是靠很强的洞察力和生意头脑来实现超前的利润,特别是以海上贸易为主,不但无依靠而且风险很大。 货如轮转而非囤积居奇。海上贸易和互通有无的生意方式决定了不能拖延时间,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入货出货。

范文三:中国古代四大商帮 投稿:朱毝毞

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晋商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晋商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晋商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晋商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徽商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徽商有个特点,崇文重德,很尊崇文化教育,他们自己有的过去读过书,有的就读书不多,后来看看都感觉到读书重要了,特别是当时封建社会,他们自己做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儿子能够读书,通过科举道路,能够走上宦道,走上仕途,所以好多徽商的子弟都是读书到外面去,读书,通过科举考试,先是考秀才,再考举人,再到北京考进士这样子上去的,所以他们对教育很重视。所以过去有这个话,国有学,州有序,乡有塾,私塾的塾,就是一级一级的学校,乡村里的塾基本上都是自己办的,都是民办的,都是商人捐资办出来的。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

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的发迹,有多方面的原因。1、人文地理环境上,西晋、唐末、南宋三次大移民之后,整个江南,人口、技术、典籍大进大出,形成了开放型的南北杂交文化;尤其南宋建都临安,带动了对皖南地区丰富的木材、茶叶、药材、文房四宝等产品的需求;三条方便的水上通道新安江、长江、京杭大运河相互贯通,对外交往有交通地理优势;唐末后徽州地区人地矛盾开始凸现,人们被迫将经商做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民风民俗,陈陈相因,久而久之,徽州人视做生意为正途,反倒淡化了传统的农本意识;徽州本土经济得到开发后,社学、私塾、刻书纷纷兴起,人的素质逐步提高。从历史上看,徽商确有过人的精明之处。2、徽商兴起还有特殊的制度背景。改朝换代的强力,自然禀赋的优越都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北宋王安石变法后,政府对盐、酒、铁、茶的专卖管制有所松动,官府愿意让渡一部分利益,弥补内盐有余、边关粮紧的赀货缺口。宋、明之际“以粮换盐”等政策直接刺激了私人贸易的发展,商行、市易务、经纪人极为活跃,纸币(时称“交子”)开始了全国性流通,实物税收越来越多地被货币税收所代替。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唐宋以后,大城市不断涌现,而科举取仕制度下,一致奉行地方官员异地委派制。官员们不得在祖籍或成长地方圆500里之内任职,因此地区间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排外倾向不很明显。徽商、晋商俱是行商,异地拓展业务的地缘、人缘条件基本上公平透明。

浙商

古徽州府

浙商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之一。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商帮。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宁波帮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给予宁波帮“无宁不成市”的评价。现代宁波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除了宁波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历史。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种经商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时期,温州、宁波、义乌、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却“顶风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领导也对此“心知肚明”。但本书所介绍的只是指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搏击的浙江企业家的部分代表人物。他们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也有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

浙商在历史上就是各大商帮的合作者和竞争者。晋商与浙商交易丝、绸、茶、米;徽商东进苏杭而至杨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庆余堂更是以历史见证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传人冯根生在承继其老财东的经营思想的同时演绎了一曲现代浙商的诗篇。总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比如晋商的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首先,无论晋商、徽商,其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晋商与封建政府紧密相连的关系;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经济从本质特征上说,是一种“民本经济”。所以,“浙商”与“晋商”,“徽商”的区别,前两者如果可以称为“官商”的话,“浙商”应该可以称为“民商”。

宁波商帮 百年之最

在近代我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全世界,宁波商帮都创造了众多称王、称第一的业绩,其行业几乎涵盖了工商系统的绝大部分。无怪乎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为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可见当时宁波商帮的实力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现将宁波商帮主要人物所创办的能在当时称为第一的事业汇编如下,供大家研究参考;遗漏和错讹之处,希望共同补充和修正。

1830年,方性斋(镇海)与兄弟方润斋、方仁和在上海南市开设南履和钱庄。1870年,其后人方黼臣、方季扬将南履和钱庄改组为安康钱庄,盈利为当时钱业之冠。直至1950年收歇,是上海影响最大、营业时间最长的著名钱庄。19世纪末、20世纪初,镇海方家以先后开办43家钱庄列为上海九大钱业集团之首,“执上海商界之牛耳”。

1897年,由盛宣怀委派严信厚(慈溪,今江北区费市)筹建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严为第一任总经理,严与叶澄衷(镇海)、朱葆三(定海)参与投资并列九个总董之内。

宁波近代商帮的起航地

粤商

粤商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之一。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

粤商是诞生和发展于岭南地区,然后扩散到国内各地区、世界各国家的商帮。岭南的历史文化滋养了粤商;近代中国的开放推动了粤商的崛起;20世纪前期民族工商业的振兴,使粤商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粤商在成长、发展、壮大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

自西汉开始,广州就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从18世纪开始,广州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洋船”必争之地。 商业的需要使众多商人应运而生,许多农民、工人转向亦农亦商、亦工亦商的经济发展道路。长期的海内外贸易,使粤商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受到西方商业思想的启蒙。“近现代香山(泛指珠海、中山、澳门等地)人创办了现代中国百货业的先驱——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就是容纳吸收了西方商业文明的结果。

中国儒学文化中的吃苦耐劳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竞争、开拓精神结合起来,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对新粤商精神起了重大的影响。当代香港巨富李嘉诚(潮州籍)、霍英东(祖籍广东番禺)、曾宪梓(梅州籍)就因此受益,成为创业成功的粤商典型。

潮汕商帮

潮汕人以敢拼敢闯、勤劳、聪明、善于经营闻名于世,先于温州人享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美誉。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外的潮籍商人,民国初出版的《清稗类钞》有一则《潮人善经商》的记述:“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

【影响】:

潮汕人的商业传统深厚,商业才能比较高,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在广东省内各个角落和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很多潮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而港澳、东南亚以至全世界的许多大商人也都是潮汕人或后裔。全国的珠宝、音像、电子配件、小商品、玩具等的贸易很大比例都为潮汕人掌控,而广东省内各地很多产品的批发和零售市场也都是潮汕人所控制。

【特征】:

范文四:中国新商帮 投稿:余芟芠

随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在中国的消亡,以晋商、徽商、陕商等为代表的封建商帮,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辉煌后渐渐走向衰落。

  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发展时,崛起的现代商业适应了现代生产流通的社会化分工的发展要求,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我国新一代以区域地缘为特色的现代商帮已初现雏形,初步形成了以山东、苏南、浙江、闽南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五大现代区域性商帮,它们已日益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被人们称为“五大现代商帮”的是: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以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等区域为代表的珠三角商帮;以济南、青岛、威海、烟台等区域为代表的山东商帮;以苏州、无锡、常州等区域为代表的苏南商帮;以厦门、泉州、漳州等区域为代表的闽南商帮。而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中国现代商帮是新粤商和新江浙商人,他们分别代表着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重要经济区域的商业力量。

  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其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皮鞋、服装、低压电器等轻工产品制造业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有近500万浙商、80万浙籍企业活跃在中国本土各个地区和全球五大洲市场。作为传承经世致用思想的永嘉文化传人,浙江商帮在商品经济潮流中确立了产业集中、竞争力强、优势明显的区域商帮品牌。

  闽南商帮在电器、通讯、电子、玩具、服装、纺织、鞋业、酿造等加工制造领域,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明显的比较优势。新五大商帮所在区域大都拥有完备的现代港口设施和商贸物流通道,造就了这些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优越地缘环境。

  新商帮在经济上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如果从体制来看,各个商帮各有特点。最北端的山东商帮,其企业的发展模式很有国有企业特色,所谓的“鲁商近官”,在他们发展期间的多次大的并购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功不可没。

  苏南商帮的企业具有集体企业的色彩,民营企业发展迅速,而且越往南,民营企业越多,其集体的色彩愈浓烈。这是由于这里的股份制的改革比较早,企业更多符合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做到了产权明晰,因而具有机制上的优势,这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闽商一向都置身于海洋文化的惊涛骇浪之中,他们处变不惊,敢拼敢赢。闽商总是随大海的波浪四处漂泊,他们知道怎样在陌生和险恶的环境中生存。

  广州商人视野更为宽阔,他们不追求关注眼前的利益。他们处事低调,绝少张扬。他们精明、务实,不崇尚虚空。他们经商特点也是凡事要随和,和气生财,凡事都说“好商量”。

  浙江人从针头线脑的生意做起,纽扣、拉链、打火机、圆珠笔、低压电器……白天做老板,夜里睡地板,企业品牌慢慢打响,泥腿杆子摇身一变成为呼风唤雨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崛起于最艰难竭蹶的人生低谷,来自市场、洞察市场、精于算计、善于周旋、有胆有谋,熟悉企业商业动作的每一个环节。

  可以这么说,山东商帮和珠三角商帮成为北方企业和南方企业的代表。总的说来,北方的商帮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现代。这或许代表了南北两大商圈的主要特点。

  与明清商帮不同的是,新商帮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个性中鲜明的地域文化和市场特点的经济模式。

  江浙商人对经营有着特殊的执著:他们认为,经商做生意不是为了糊弄一口饭吃,而是一桩比读书做官还要辉煌壮丽的大事业,生意寄托着他们全部的人生价值、人生理想。在社会信用缺失的大背景下,地方方言如温州话成了生意人相互信誉的保障。他们在海外经商互相帮扶、抱团打天下的事迹,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浙江人诚信、团结,也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商业品质。

  山东商帮是以中华传统文化来治理企业的。他们身处齐鲁大地,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抱着礼、义、仁、智、信的信条不放,同时也拿着孙子兵法悉心研究,所以人们说他们是左手拿着“仁义道德”,右手拿着宝剑。鲁商企业发展的里程总是难以摆脱政府的影子,喜欢运用政治的力量为企业服务。比实干、比实力是山东商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现代经商意识。

  开放、包容、平常心,这是广东商人的最大特点。但在事业上,他们却像赌徒一样。他们时刻保持锐利的眼力寻找机会,一旦看准了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下注,甚至把身家性命押下去也在所不惜。他们赢得起,也输得起。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输了也不怨天尤人,只怪自己运气不好;输了还可以从头再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广东人有赌的胆量,有“海国超迈之意量”。当然,没有只身闯海的胆气豪情,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量,就没有广东人举重若轻的平常心。这样的生意人心态不可能不好。所以很多广东商人能够超越成败,具有大将风范。

  编辑/曾文广

范文五:中国商帮论文 投稿:吕軂軃

中国商帮论文—谈徽商

徽商大致产生于明中叶,在明清商业史上与晋商齐名,“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徽商在我国历史上大约存在了400余年,其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其商品曾远销到世界市场并大受欢迎,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总结和研究徽商经营的成功经验,不仅对我国商贸行业应对今后日益复杂的经济贸易全球化局面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也对加入WTO后我国财政总体筹划有一定的意义,

一、徽人经商的基本经验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明清时期徽州商人正式形成了一个商帮集团。徽商的兴起,通常认为与地理环境有关。徽州粮食产量少,但特产却很丰富,陆路交通困难,水路交通却还方便,于是他们将境内丰富的土特产运出销售,再将本地需要的产品从外地输进来。徽商出行的势头,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们的足迹踏遍全国,不但京城、省会及大小城镇是徽商活跃之处,连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岛等人迹罕至的地方也不乏徽商的活动。徽商的商业资本发展犹如滚雪球一般快速壮大,拥资百万乃至千万的大富商人数愈来愈多。一个徽商发财后,总有一批人在其卵翼下发展成新富商。因此,徽州的富商愈来愈多,其资金总量也越来越大,各种渠道流入的资金使得整个徽州“富甲天下。”

徽商的成功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采取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

徽商的资本组合形式是多样化的、灵活的,主要类型有自由资本和借贷资本相结合、独资和合资相结合、委托和非委托经营相结合等。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形式,如行商坐贾并行、商品的囤积与垄断贸易并行,产销一体化与赊销赊购并行等。徽商很早就懂得资本对于经商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其所采取的资本运作方式十分灵活。许多创业伊始的徽州商人出自贫苦之家,是迫于生计才外出经商的,而从事长途贩运活动通常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因而这些商人在从商之初大都采用贷资经营、合资经营或委托经营的方式。采取贷资经营方式的,其借贷活动一般都在同乡同族之间或徽州商帮内部,债权人往往念及乡族之谊,给债务人很低利息的贷款以进行资助和救济,因而债务人的负担较小。合资经营是乡族宗亲之间通过投资入股,再对投资合股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制定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方式由于将经营风险按股分摊给大家,因而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就极小。还有些徽州人虽具有经营才能,但却苦于没有资本,只好通过出售服务,运营至亲好友委托给他的资本。在这种委托经营方式下,盈亏都由资本所有者承担,被委托人的风险较小,但须努力盈利以赚取酬金来积累资本。从以上三种方式可以看出,对于创业之初自有资本较少的徽州商人,他们通过低息贷款、与人合资及出售服务等方式,既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资本将其经营规模扩大,又只需承担少量风险,这是十分有利于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其商业才能而经商盈利的。

2.善于开拓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徽商的途程观念。途程是指地理、水陆交通路线方面的知识。明清时期,徽州“商贾四出”,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主要从事长距离的商品贩运贸易。长途贩运活动不了解有关的地理、交通、关津、民俗以及物产行情等常识是无法进行的。徽商在前辈商人的传授下和行走四方的过程中熟谙了这些知识,并将自己的多年积累编纂成商旅路程图书作为经商行路的指南。。徽商在经营过程中所树立起来的牢固的途程观念和所掌握的丰富的途程知识,为他们开拓当时占国内市场绝大部分的广大农村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徽商熟知交通路线,在商品运输过程中可寻找到捷径,从而可以缩短运输时间、减少运输费用;其次,徽商了解商品运输路途中何处有险滩风浪、何地有响马盗贼等等自然的和人为的危险,从而有可能设法避免这些危险,确保人身和货物的安全;第三,徽商通晓各地的物产行情和

民风民俗,避免了购销过程中的盲目性和被动局面以及与客户的沟通困难,从而在商业经营中能做到有的放矢、无往不胜。徽商在开发海外市场方面,由于明中期的海禁政策,没有正常的渠道,只得以海盗方式走向世界,也就是走私,这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其业绩也做得相当不错,徽商主要是以药、茶参与世界贸易。

3.以德治商,讲求信誉,善于开拓名牌产品

徽商本质上是儒商,其经营策略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以德治商”,对此徽商有自觉和内在的理解和把握。徽商有很好的品牌意识,注重这种无形资产的建立,涌现出一批“老字号”。徽商具有商业上的远见,并不惑于眼前小利。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如果一时贪图小利或敲诈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徽商将商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认为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因此,徽商大都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这些思想在徽商的经营活动中处处可见。徽商注重诚信,讲求商业道德,“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徽商十分注重商品的质量,以优质服务去争取广大顾客。他们总是想顾客之所想,努力使顾客满意。经营外销茶的徽州茶商为了确保商品的质量,从毛茶的收购、茶叶加工,到最后的成品包装,都十分下功夫。

4.重视教育,笃信“富而教不可缓”

徽商教育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教育,自古以来形成的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缙绅官僚,也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从而提高了徽商集团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体素质,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团,又更自觉地去重视教育,从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循环。徽商重视教育,自古至今已成为习俗,纳入其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徽州人文化底蕴深厚,“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正是如此才“代不乏人”,使徽商几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国。徽商贾而好儒,徽州人在经商致富后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们在“振兴文教”上总是毫不吝惜地输金资助。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徽商积极捐资,广建书院。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在清初时,徽州书院多达54所。徽商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世遵行。徽州在这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风气下,出现了大量人才。清代各省状元人数,安徽居第三位,有九人。安徽八府五州中徽州一府便占四人。这是徽州异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做到冷静地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进退取舍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的判断。

二、徽商衰落的原因

清末的近百年间是徽商的衰落时期。徽商衰落的原因很多,除当时的苛捐杂税太多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等原因外,值得引起重视的有以下几点:

1.官商结合的垄断市场的结束

徽商的主体是盐商。徽州盐商在清政府实行“纲盐制”时,其所经营的盐业是受政策保护最多的,他们凭借垄断两淮盐引的特权,在徽商中实力最雄。而在道光年间清政府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从根本上取消了徽州盐商在两淮盐业中的垄断特权之后,徽州盐商居然没有一点竞争能力,从此便一蹶不振。

2.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衰落

外国商品加入竞争后,徽商没有后发优势。如徽州茶商在清光绪前由于外国不谙种茶之法,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处于垄断销售的贸易地位,故而能大获其利,成为当时我国近代对外贸易中实力最强的商人集团。但富裕起来的茶商没能居安思危。清光绪时,印度、锡

兰等国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为了与中国争夺国际市场,一是这些产“洋茶”的各国对本国茶叶出口采取免税甚至倒补的鼓励扶持措施;二是这些国家的茶商采用了近代化的工厂生产,使用机器制茶,极大地提高了其制茶的工艺。与之相比清政府却从咸丰以来,逐年在提高茶叶关税,茶叶的成本在加大;徽州茶商制茶仍旧限于作坊式的手工生产,落后的制茶工艺导致其茶叶质量已不如“洋茶”。此时的茶商仍宁愿将大量资金浪费于奢侈性享受之中,也不愿进一步提高生产工艺。光绪二十三年,清两江总督刘坤一借鉴国外机械制茶的经验,明令以机器制造外销茶,但徽州茶商因循守旧,缺乏近代化生产的开拓意识,他们以费多效微为名,激烈反对,此事只得作罢,中国的茶叶一方面由于关税的原因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制茶工艺落后,质量不如“洋茶”,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出口量逐年递减。

3.积累的资本未用于扩大再生产

徽商经营方式是一种封建小农经济。鸦片战争后,徽商没有考虑后路,获利后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消费。江浙商人有一万要变两万,而徽商发迹之后,往往不注重创业而注重功名,由原来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变成了贪图享受、追逐功名、大兴土木、广建豪宅,把大量的金钱用于买田、置地、修祠、建房、娶妻、纳妾、续谱、止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商业资本萎缩。如清咸丰年问,徽商注定贵花金百两、白银八十万两在家乡修建豪宅承志堂。全宅有七个楼层、九个天井,房屋60问,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正厅前后三开间结构、两进回廊,前有天井、外院、内院,后有书厅、花园、鱼塘,还有娱乐厅、麻将厅、鸦片厅、小姐楼阁和保镖、女佣住室等等,整幢建筑装饰考究,砖、木、石三雕俱全,其徽商巨富的铺排遗风可见一斑。有的为了赏赐一个官位而挥金如土、攀亲折桂,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影响了再生产的扩大,而且造成商业资本的严重匮乏,难以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

三、借鉴与启示

1.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理顺资本市场

徽商最兴盛的时期是以盐商为支柱,而徽州盐商就象我们今天的国企,对政府的依赖性很重,一旦政府不予支持,很快就垮了下去。所以解决好国企的问题是一个瓶颈。目前我国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的形势还是不容乐观。国企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资本的问题,如果国内的资本市场充分活跃并有序发展,各种类型的企业能够充分的发展起来,才能真正形成经济发展的支柱,财政收入也才能够得到有效保证。

2.借鉴“以德治商”,把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方式相结合

一位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家说:“也许将中国的人情味与现代西方管理模式相结合将产生最好的管理方法”。而徽商崇尚儒学,儒学即仁学,仁学即人学。所以徽商的经营方式是柔性家长式的,西方的经营方式是强硬法制性的,西方的经营手段达到一定程度时反而不如水滴石穿的柔性经营方式有力量。所以加入世贸后,我国企业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吸取西方经营管理经验的精华,另一方面也应充分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一种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最有效的企业管理方式。

3.重视教育,制定有利于产生人才和人才自由流动的政策

徽商在教育方面的口号“富而教不可缓”,非常值得深思。加入世贸后,我们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需要熟悉世贸规则,要掌握各种各样的大量的信息、技术和方法。而在人才上的瓶颈,一是人才不能自由流动,一是我们很多的政策没有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不利于人才的产生,所以政府在这些方面应有深入的考虑。

范文六:中国“新商帮” 投稿:万喃善

商学院、同学会、俱乐部、地方商会等“新商帮”将企业家聚集在一起,培育人脉,拓展商机,充分挖掘圈子的价值。而这些略为松散的商帮,想要通过“财团化”进一步放大资本聚集功能,并非易事。

  2013年3月,杭州出现的一辆大巴车被称为史上“身价最高的大巴”,马云坐在售票员的位置上,车上坐着马化腾、李彦宏、古永锵、刘永好、王健林、冯仑、郭广昌、李东生、曹国伟等大佬。网友调侃说:“司机师傅,别紧张。 ”

  事实上,这只是华夏同学会的一次普通聚会。华夏同学会是一个低调而略显神秘的组织,由曾经就读长江商学院和中欧商学院CEO班的大佬们组成,他们每年聚会两次,由一位同学做东,今年正好轮到马云。据传,不能出席活动的同学将被罚款,款项全部进入华夏慈善基金会。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华夏同学会的同学们给了牛根生各种形式的帮助。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在48小时内提供了2亿元资金,俞敏洪立即送来5000万元,江南春也为蒙牛准备了5000万元救急款。马云、郭广昌等纷纷打电话表示关切,随时准备伸出援手,一些同学购买蒙牛乳业(02319.HK)的股票以示支持。事后,多位华夏同学会同学的名字出现在牛根生的感谢名单上。

  像华夏同学会这样的企业家组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影响中国经济的力量。除此之外,商人通过以天然地域而划分的地方商会团结在一起,行业协会成为某一特定行业企业的聚集,高端俱乐部、高端旅游团、高端体育活动等又以一种更为松散的方式为富人群体创造交流的空间。中国正在形成多种形式的“新商帮”。

  商帮并不是新鲜事物,但重农抑商时代的商帮主要是为处于弱势的商人群体提供抱团取暖的机会,更多的是一种“雪中送炭”。现代的“新商帮”更像是“锦上添花”,商人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圈子”,达到培育人脉、拓展商机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危难时侠义的“江湖救急”之举。

  新商帮:圈子的价值

  “娱乐是个圈”众人皆知,商界其实更是个圈。虽然我们无从考证圈子的价值到底有多大,但在信奉“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中国,圈子的价值毋庸赘言。在史玉柱与泰山会的“生死之交”中,圈子的价值可略窥一二。

  泰山会成立于1994年,全名泰山产业研究院,汇聚了段永基、冯仑、卢志强、史玉柱、柳传志、李彦宏等江湖大佬,并且每年只发展一个会员单位。上世纪90年代,在史玉柱面临着巨人大厦烂尾、巨人电脑因非法预装微软公司软件而被起诉之时,泰山会尤其是同为会员的段永基向史玉柱伸出援手,支持其依靠脑白金东山再起。2003年末,段永基所在的四通集团以12亿元收购脑白金。2007年,史玉柱复出,其临时将新闻发布会改在泰山会进行,称泰山会是其能够复出的重要条件。

  基于圈子的价值,一个个“新商帮”被创设出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由时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的刘东华创办,柳传志任理事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立了中国绿公司项目,推动中国企业通过打造良好生态获得持续发展。2009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开始举办道农会,定向邀请200人参加以企业家为主的顶级私密聚会。

  2010年,刘东华辞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一职,创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决策者俱乐部正和岛,服务包括线上社交平台和高层线下活动。2012年6月,正和岛举办了以“大家伙,新玩法:巨人的儿童节”为主题的开岛仪式,包括柳传志、王健林、刘强东、沈南鹏、李国庆、施正荣、薛蛮子、张维迎在内的近300名企业家、学者参加了活动。

  多种多样的“牛人大杂烩”为企业间“擦出火花”提供了可能,但其组织性、针对性并不强。相比之下,对于把“他乡遇故知”看成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的中国人而言,地方商会内的各成员团结得更为紧密。以浙江商帮为例,其每年举办浙商年会、浙商投资年会,企业可以直接带着项目来参会,年会直接为企业创造合作的机会。

  圈子里面总还有圈子,马云作为浙商的代表,其身边也有一个浙商圈。2006年,马云、冯根生、沈国军、宋卫平、鲁伟鼎、陈天桥、郭广昌、丁磊八位浙商共同创办江南会,其被称为杭州最高档而又最低调的会所。马云因江南会而和鲁伟鼎成为好友,而鲁伟鼎正是大名鼎鼎的鲁冠球之子,马云还向鲁伟鼎介绍了华谊,鲁伟鼎在马云投资华谊的第二年入股华谊。

  如今,以地域划分的商帮正在复苏,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成为了中国五大“新商帮”,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按照地缘为自己定位,冠以“新X商”的名号。

  商帮和财团的距离

  提到商帮,很多人会自然地联想到财团,但商帮与财团存在着诸多不同。中国的商帮以人际关系为核心,并期待以此拉动企业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多是点对点的,并没有形成系统。而与松散的、更像一个“圈子”的商帮相比,财团中的企业则通过持股等方式真正联系在一起,荣辱与共,资本通过聚集实现更大的价值,日本和韩国的财团在其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日本的财团脱胎于二战前的日本财阀体制,彼时的财阀采用以家族为中心的金字塔式垂直管理,主办银行提供资金,综合商社负责贸易,为财阀里做实业的公司提供资源。二战后,美国人认为财阀体制是战争的根源,于是财阀被解散。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企业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原来的家族关系变成了相互持股关系,形成相互关联的球状结构,拥有完整的产业链。目前,在日本比较著名的是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劝银六大财团。

  韩国的财团类似于二战前日本的财阀,受家族控制,并且多与政府关系密切。韩国的经济被财团所掌控,2011年,排名第一的三星集团销售收入270.8万亿韩元,占韩国GDP的21.9%。

  包括LG集团、现代汽车集团在内的前十大财团的总销售达到946.1万亿韩元,占韩国GDP的76.5%,而在2002年,这一比率是53.4%。财团对韩国经济的强大影响力甚至已经开始引起公众焦虑。

  中国也曾试图模仿日韩进行财团的尝试。1994年,国务院批准中化公司在全国进行首家综合商社试点,而一直处于垄断政策喂养之下的中化公司无法适应这种变革,集团管理混乱,负债严重,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濒临崩盘。1998年开始,中化公司对业务进行梳理,如今布局在能源、农业、化工、地产、金融五大领域,已经有了财团的影子。而除了中化集团,国有的中信、光大等大型集团的财团雏形也已经显现。

  2004年,温州开始了商帮财团化的尝试。中瑞财团和中驰财团相继成立,二者分别由9家和7家企业联合发起,希望能够整合温州民间资本。财团刚成立便引来了其是“炒房团”升级版的质疑,二者均回应称将建设涉及房地产、实业、金融的综合性财团。但最终,两家财团都与房地产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现在已基本名存实亡,而之后在温州成立的港瑞财团也只能查询到其旗下的房地产项目。不管是因为生不逢时还是其他原因,温州商帮的财团化尝试与其最初设想的蓝图相去甚远。

  事实上,为突破单家企业的局限,中国的企业一直在尝试通过多种形式“抱团”,这些联合体的紧密程度、表现形式不一,而参与者“各怀心思”,权力分散,缺乏实际控制人等成为资源整合的障碍。2004年,60多家温州企业组成温州家具集团,但仅一年后,其便由于在一个家具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矛盾而解体;2008年,河北省27家民营钢铁公司合资成立长城钢铁集团,但两年后,各家也分道扬镳。而这种尝试不会停止,2013年3月,国内50家本土品牌组成国货联盟,组建国货精品店,抱团销售,计划在全国开店5000家。

  相较于由多个个体“拼盘”而成的商帮或财团,由家族控制的集团因为目标及权力的相对统一和集中,更容易出现类似日韩财团的影子。例如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其产业涉及到汽配、农业、金融等多个领域,通过法人的交叉持股,实现了产业链和资本链的整合,因此,万向集团也经常被称为“鲁氏财团”。

范文七:四大商帮不是经营楷模 投稿:郭简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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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八:四大商帮不是经营楷模 投稿:杜茆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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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刊

范文九: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 投稿:许豕豖

商帮的形成,是商业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商业文明初具现代化因子的一种标志。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的时候,在浙江中西南部冷不防地崛起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商帮。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中,其中又有七大商帮是围绕这个商帮的所在地成椭圆形分布,并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发展。这个商帮在历史上被人们称作“龙游商帮”,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衢州府。据史料记载,衢州府曾固为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而改为龙游府。那么龙游商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帮呢?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3/view-9747.htm

  

  龙游出世

  

  龙游商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产生于南宋时期,活跃在明朝中叶,到清乾隆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

  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建都,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湘赣的官道。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龙游商见此大好商机,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衢江古码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闪亮登场,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20余年,遂成大贾。”至清乾隆年间童氏家族“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当时的龙游商帮,以龙游商人为主体,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

  

  儒商之道

  

  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包括江山、常山、开化县)的商人集团,其中因为龙游县的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也最为高明,所以人们将他们命名为“龙游商帮”。

  徽商经营文房四宝(歙砚、徽墨、宣纸、湖笔),大致可以推断出很多读书人由自用开始经商,很自然地完成了商人与读书人之间的角色转化,而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儒商。龙游商帮大多经营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因为经营造纸业和印书业的缘故,使他们与读书人有广泛的接触。当时全省有11家著名的刻书坊,而衢州就有7家,加上龙游一家,居然占全省除杭州之外的80%。加之历史上的南孔文化的影响,让龙游商帮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机缘,龙游就成为最早从南孔文化传播中获益的地方。读书人开始经商,使原先的商人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商人形象也由此改变。他们亦贾亦儒,注重诚信,信泰的商业原则是“义中取利”,而这正是南孔思想中的精髓。

  龙游商帮中最具代表性的儒商应该是童佩。童佩(1524~1578)字子鸣,以字行是完全儒化的书商,或者可说是典型的贾儒相兼的儒商。祖父童永良“贸易闽广,遂成富有。”其父、叔亦“往来闽粤吴中,多财善贾。”父童彦清是一位“儒雅”书商。童佩从小即随父贩书船往来于吴中,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将童佩列为藏书家,“独以诗文游公卿间”,家藏书达25000卷。童佩完全靠勤奋自学成才,诗词“清韵”,作文“亦工亦善”,深得大学问家归有光的器重,曰:“子鸣于书盖历能诵之。”经他手之书凡属珍善本者,则不惜代价即收藏之。因藏书多,成为集收藏、鉴赏、考证、校雠印刻、赈销于一身的明代儒商。

  儒学氛围中崛起的龙游商帮,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是与当时众多商帮的最大区别。明代与唐寅(伯虎)、文征明齐名的一代名士李维桢,即专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题为《赠李汝衡序》;龙游商人童佩、胡贸也与一代名士王世贞、归有光等成莫逆之交。龙游商人能与这些清高自许的名士结交,若非气质相近是很难解释的。龙游商人“贾而好儒”之风可见一斑。

  

  敢为人先

  

  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遍地龙游商”这样一句谚语。龙游历史上为姑篾文化发祥地,更是“入阑要道”、“金衢处徽之冲”,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闽、赣4省的交通枢纽。龙游人在农耕之外,借交通之便利,又把经商当作一种谋生的重要手段,加之龙游社会上素有不贱商的理念,使得头脑活络的人多选择了经商之路。龙游有丰富的资源,这也为他们经商提供了物质条件。龙游多以山林、竹木和茶、漆、粮油为主,这些土特产品就成为龙游商当时最重要的外贸商品。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在投资上,龙游商帮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敢为人先驱的精神。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埋头苦干、不露声色,却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了一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

  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

  

  海纳百川

  

  龙游商人从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和他们友善相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有利地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明清时期,有许多外籍商人纷纷奔赴龙游经商,有的还寓居于龙游,加入龙游商帮的行列,并把各自的经商经验带入到了龙游商帮中。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间曾率众在龙游经营典业和田庄;汪文俊,在龙游经营有盐业。又如赣商周学锦,在康熙年间从江西抚州趋利业商于龙游,并定居于此。还如闽商“三元”戴冯氏、黄静斋、池明英等,都先后经商于龙游。清末至民国时期,龙游县籍商人渐少,客籍居多,他们大多来自浙江的遂昌、兰溪、义乌、绍兴、宁波和徽州府所属各县,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由此可见,龙游商帮商人群体融合了徽商、粤商、苏商、浙商、闽商和赣商等外地商帮商人。龙游商帮的形成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本质上具有排他性,但他们却能容纳其他商帮的商人的融人,足可见其胸襟的宽大。

  

  诚信重义

  

  龙游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主张以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龙游商帮一贯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龙游商帮获得成功的要诀。

  明清时期,龙游商帮之所以能在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等竞争中独树一帜,在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它有开拓进取、不怕艰苦的精

神和善于经营管理之外,就是它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龙游商人傅家来开设傅立宗纸号,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精益求精,所造之纸,坚韧白净,均匀齐整,比其他家的纸,在同一件纸号中重十多斤。造纸是多工序的生产流程,他为了保证质量,层层把关,严格检验,次品决不出售,产品畅销大江南北,经久不衰。为了表示对用户负责和维持良好的信誉,他的产品都统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记。姜益大棉布店以信誉著称,冠为金(华)衢(州)严(州)三府第一家。自从胡筱渔接管以来,非常重视信誉,以诚实守信教育每一位职工,多次提出要薄利多销,童叟无欺,决不二价。为了防止流通中有银元掺假损害顾客利益,特聘请了三位有经验的验银工,严格检验,凡经过他店的银币加以“姜益大”印记,让顾客放心。胡筱渔在经营中目光远大,不以短期行为来赚钱,为了信誉,宁愿承担暂时的损失。有一次,他在海宁订购了7500匹石门布,价值6万银元,在运输过程中遭劫,这本不关姜益大店的事,海宁布商亦立即派人来龙游处理此事,主动承担损失,胡筱渔重义疏财,当场偿付了对方6万元布款,还再订购了7500匹棉布,并热情款待海宁布商。由于这一义举,姜益大布店信誉大增,遐迩闻名,在以后的经商活动中,凡碰到货物紧俏时,海宁等地布商都首先满足他的货源需求,全力支持他渡过难关。他对职工也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从不刻薄,职工中年长者,以叔伯相称,同辈以兄弟、晚辈以弟侄相呼,平等待人;年终还发“红利压岁钱”,春节赏每一职工一匹布代价的奖励金。以心比心,诚挚待人,职工受感动,工作就更负责,保证了姜益大的良好运作。

  

  西部先驱

  

  龙游商帮与同时代其他商帮相比,它最大特色和优点乃是富于开拓精神,不畏艰险,勇敢地迈出家门,走出山区,投向广阔的天地,在闯荡市场中,逐渐地扬弃了“安土重迁”、“骨肉相附”的情结。他们是明清时代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商坛劲旅。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加入商贾行列,也有大批合儒从商之人,他们“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蜀滇万里,视若比台,俗有遍地龙游之谚。”

  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长江三角洲(江南)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秦晋滇蜀西邦地区相对来说较为落后,而龙游商帮不嫌西部经济不发达,生活艰苦,路途遥远,行程险阻,以豪迈的气概,视天涯海角为若比邻,无远而不届,诚为天涯贾客。龙游商人李汝衡,携丝绸经商于蜀楚。李维桢记:“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龙游人也。自其父鹤汀贾江陵,迄今人与年盖两世矣。父子饶心计,趋时不失累。至汝衡而资益拓,所居积绮,遍四方之珍异,挽舟转毂以百数,所冠带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与时低昂,人或就之贳贷无所靳。……”童巨川偕其弟盛川于嘉靖间,在“宣府大同贸易边庭,……厥后子若侄嗣其业,资利益饶。”童氏数代在宣大做边界贸易致巨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龙游商人群体挺进大西南滇省姚安等地区开发。在明清时代交通条件下,携妻带子千万里跋涉至西南决非易事,非得有数月始可抵达。因为在江南、华南、中原等地商业中竞争已不容易,施展才能的空间毕竟也有限,他们获悉滇省尚有大发展的前景,所以毅然前往,足见龙游商帮对商业信息还是灵通的。

  明代成化元年就有大批龙游商人偕同江右商人(江西安福)在云南边陲姚安等府经商,即今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他们虽然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也不同,还有水土不服的困难,但是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准备长期生存下去,求得发展。他们不是流民,而是有眼光有气魄的商贾。他们初到云南时,见那里山多田少,不通舟车,近年雨水不调,五谷少收,米粮涌贵,过活艰难。龙游等县客商人不下三五万人在这偏僻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娶妻生子,置买奴仆,游食无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

  此外,龙游商人还具有先进的经营理念,他们将土地作为生息资本来经营,以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采取农业雇佣制来经营经济作物,把收成的农产品作为商品再投放市场,他们运用这种新式的经营方式,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农业产业资本。这是一大变革,具有转型的意义,标志着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龙游商人开发大西南的实例来看,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创造。龙游商帮等开发西南,对融洽民族关系,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具很大的意义。在近代历史(明清)上是个了不起的超前行动,表现了龙游商帮的前卫意识和对西部开发的贡献,可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先驱者。

  

  责任编辑:妙 心

范文十:中国商帮之徽商 投稿:刘詋詌

安徽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徽商正是产生于这片热土、叱咤于商界的优秀群体。他们崛起于皖南山区,活跃于南宋,鼎盛于明清,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冲破封建藩篱,打破抑商禁锢,贾道儒行,驰骋商海,以自己杰出的实践,成就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的辉煌事业,赢得了“无徽不成镇”的美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

  

  在中华文明辉煌发展的明清初期至中叶,民间流传着这样…种说法:“无徽不成商”。“徽商”是以位于长江下游的安徽省为根基,以盐和茶为主力产品进行长途贩运的商人集团。当时的山西“晋商”、广东“潮商”,加上“徽商”形成了中国三大著名商帮,徽商还是三大商帮中的翘楚。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集团之总称。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又有发展,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徽商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经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徽商在称雄中国商界的数百年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徽商好儒,处在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对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从明朝起他们就被称为儒商。徽商非常重视品牌,商店取名十分精炼,易认易记,如药铺用“益寿堂”、餐馆用“八仙楼”。在思想上,如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州人对儒与商的看重。在实际行动上,有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货真价实,不欺妄奸诈。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人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在最为辉煌的时期,被誉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富可敌国,徽墨名家胡开文、茶商胡炳衡等商界名人辈出。

  徽商的发展,为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

  

  现代徽商重新崛起

  

  在当时,食盐专卖和茶叶出口是徽商的主要业务,后来因为盐商专卖事实上不复存在,茶叶出口又受挫,使得徽商逐渐衰落。但是在衰落沉寂了100多年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商帮之一徽商,又以崭新的姿态重新登上了中国商界舞台,他们被称为――新徽商。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新徽商发展研究课题组专家在“2007中国国际徽商大会”上介绍了新徽商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以傻子瓜子年广久为代表的第一批新徽商。他们率先尝试改革,放弃了体制内的职业,下海开创自己的事业,并成为企业家。第二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以巨人集团史玉柱、雨润集团祝以才、比亚迪集团王传福为代表的第二批新徽商大量涌现,他们是一批体制内的主要人才和知识分子,拼弃了传统的观念,勇敢地人海经商。现在已成为新徽商的主要群体。第三阶段是在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涌现出一批高学历、拥有专业背景与高科技密切相关的专家型新徽商,他们凭借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创造出了一批国人耳熟能详的民族品牌,不少品牌的市场占有率甚至位居亚洲乃至世界的前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500强企业中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中有数十位安徽人,如首钢总公司董事长朱继民、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元庆、华源纺织集团总经理张杰、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小兵等。进入全球华人富豪榜中的安徽籍民营企业家有: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雨润食品集团董事长祝义才、巨人投资集团董事长史玉柱、比亚迪集团董事长王传福、南翔贸易集团董事长余渐富等。

  

  依托品牌驰骋商海

  

  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新徽商作为一种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品牌,已经开始萌芽、方兴未艾,正成为一个强大的区域经济品牌。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克明分析指出,在历史上的数百年辉煌中,老徽商造就了一批享誉中华大地的百年老字号:胡庆余、王致和、胡开文、胡玉美、张恒春、汪瑞裕等。如今,新崛起的徽商也不示弱,从20世纪80年代以傻子瓜子年广久为代表的第一批新徽商出现在人们面前开始,新徽商们就以全新的精神面貌驰骋在商海中。

  他们创造了一批产业龙头。奇瑞汽车仅4年时间就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家突破40万辆的自主品牌轿车企业。仅2005年,奇瑞就销售了189100辆汽车,增长率为118%,进入世界30强,出口海外18000辆,在国内汽车出口中排名第一。海螺集团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将一个安徽企业打造成亚洲第一、跻身世界水泥产业界前十强的大型企业,并且成为国内水泥行业唯一一家在境外挂牌上市的公司。马鞍山钢铁已经形成千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产销规模居全国同行业第五位,利润居行业第二位。丰原集团具备年加工粮食300万吨的能力,成为全国最大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其主导产品“柠檬酸”的生产能力居世界首位。

  他们依靠科技创新,占据了行业的领先地位。当代新徽商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很多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很多企业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吸收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发展起来的。例如,科大讯飞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在国内语音核心技术市场的占有率已达80%以上。深圳比亚迪依靠自身技术研究优势,自主开发,在短短7年中做成了饮誉全球的“电池大王”,迫使“东芝”退出锂离子电池业、“三洋”撤离中国市场。

  他们的文化水平领先。新徽商秉承了老徽商的“儒商”特点,他们往往都拥有高学历。调查显示,44.7%的新徽商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38.5%的新徽商具有大专学历,中专、高中以下学历的新徽商仅占16.8%,和古代徽商一样,新徽商不仅普遍学历较高,而且崇尚终身学习,从小学到大专,再到本科、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他们是创业先锋。在许多没人涉足的领域,最早的探路者中往往都有徽商的身影。芜湖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可以说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先驱者;14年前安徽人汪宏坤带着东拼西凑的75元钱独闯北京,如今已成为北京家具行业商会会长,拥有亿万资产;安徽无为人何帮喜,凭借一把木锯起家,后来开始保龄球的研制工作,最终填补了中国保龄球制造业的空白,打造出全世界最大的保龄球设备生产基地,成为世界顶级保龄球大王。徽商文化传承历史

  徽商推动了中国商业的崛起,引导了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务理念,这一切都源于博大精深的徽文化。有人认为“它所体现是以义统利的义利观、公私兼顾的公私观、民富国强的家国观、遵守契约的诚信观、贾而好儒的人才观、冲突融合的和合观等”,这是徽州当时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纵观徽州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正是这种精神支柱,让他们不甘穷困,开拓进取,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在特定的时代,造就出了一代儒商――徽商。他们凭借较高的文化素养,贾而好儒的特色,雄踞中国商界数百年,赢得了“无徽不成镇”的美誉,成就了徽州物质文化的历史辉煌。

  徽商文化与晋商文化等式古代的商业文化一样,都是当代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支撑。不是简单的复制、全盘的复古,而是从中提炼精华、凝结文化内涵,提升财富价值,把徽商文化、晋商文化等,变为激励和推动当代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共同财富。

  承上才能启下,继往方能开来。徽商的成功,让人们感悟到“亦儒亦商”的真谛,只有传承徽商精神,才能重振徽商雄风,才能再塑徽商新形象。

  

  编辑 妙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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