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政治的核心特点是_范文大全

东晋政治的核心特点是

【范文精选】东晋政治的核心特点是

【范文大全】东晋政治的核心特点是

【专家解析】东晋政治的核心特点是

【优秀范文】东晋政治的核心特点是

范文一:读《东晋门阀政治》 投稿:段娧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评书论学・  

田余庆先生 的《 东晋门阀政治》 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 了, 相关  的书评 时有 所见 。一 直 希望 在 别人 的评 论 中看 到 自己 想说 的话 。   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 , 自己想说的话还得 自己说 。  

《 东晋 门 阀政 治》 书为 我 们讲 述 了这样 一 段 故 事 : 一 与通 常皇  权 至上 的时期 不 同 , 东晋 一朝 出现 了皇权 与士 族共 天 下 的 特殊 政  治 局面 。最 开始 是所 谓“ 与 马 , 天下 ”即士 族琅 邪王 氏与 皇帝  王 共 , 司马 氏共 治 天下 。 由于士族 并非 一家 , 彼此 间 势力 强弱有 变化 , 所 

以王与马之后 , 还会有庾与马、 桓与马、 谢与马等等 的变化 ; 同样 ,  

由于士 族并 非一 家 , 此之 间存 在着 制约 的关 系 , 以任何 一 家也  彼 所

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 , 由此 , 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   至此为止 , 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 , 作者的思考并 

没 有停 下来 。他 又发现 , 士族 与皇权 之外 , 在 还有 另外 一 支不 为人  所 注意 的政 治力量 存在 着 。这支 力量 就是 流 民。 当时北 方有 源源  不 断 的流 民南 下 , 这些 流 民不是 西汉那 种 流 民 , 而是一 些 由流 民帅  控制 着 的武装 组织 。起 初 , 他们在 热 闹的政 治史 中并 不显 眼 , 在  但

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  权、 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 只有发  现了这条线索 , 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 、 消亡的原 因。我  们看作者的总结 :东晋一朝 , “ 皇帝垂拱 , 士族 当权 , 流民出力 , 门阀 

政治 才能 维持 。等 到士 族 不 能照 旧 当权 , 马 氏也 不能 照 旧垂 拱  司 而居帝 位 的时候 , 已经走 到 历 史 前 台 的流 民领 袖 人 物 既抛 弃 了司 

马氏, 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 树立 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 

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历史 并 未 因此 而 断裂 , 史 的规律 在晋宋之 际仍 在顽强 地起作 用 。 历  

次等土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 了孝武帝伸张皇权 的遗志, 又在朝堂  上安排 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土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  士族 的权威 , 士族 则保 留着 很 大 的社 会 政 治影 响 。这就 是 具 有南 

朝特点 的 皇权政 治 。可见 , ” 如果作 者没有 引入 流 民问题 , 最终  这个 的结论 是不 可能得 出的 。找 到 了流 民 帅 , 终 于找 到 了东 晋 通往  才

南朝 的历史 之 门。  

对 一个 问题 的研究 倘 若 长久 地 没 有进

展 , 常是 因 为研 究者  通 忽视 了不应 忽视 的 因素 。寻 找到 这些 被 忽视 的因 素是 很 困难 的 。  

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 , 而在于前人 已有 的研究思路根深  蒂固, 无形之中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 , 以往的研 

究 者 多是从 士庶 对立 的角度 加 以讨 论 , 要说 流 民问题 , 皇权  不 就连 在这之 中的地位 、 作用 也 没有 引起 多少 关注 。作 者 突破 了不 易突  破 的制 约 , 以才 为人 们 展 现 出一 番新 的 天地 。抛 开 流 民问题 不  所

谈, 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 间  

历史变 动 的剧烈 , 而是 清 醒地 注 意 到历 史变 化 的背 后 也还 存 在着  历史 的延 续 。要 解释 变化 背后 的延 续 , 必须 看到历史 的深处 , 果  如

思考仅仅停 留在表面 , 那么“ 延续” 变化” 与“ 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 

究者 在解 释上 陷入 困境 。   《 东晋 门 阀政 治 》 一书 2 万 字 。如果让 我写 , 5 可能 有 3 字就  万 够 了。为什 么他 需要 这 么大 的篇 幅? 我想 , 是 因为作 者 对 历史  这 细节有 着特 殊 的偏好 , 妨 说他 有 一种 “ 不 细节 嗜好 ” 。要说 明 细节 

问题 , 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 的, 因为在这里, 一般性的说明无济 

于事 。  

我们 来看 一个例 子 。永 嘉之 际 , 室南 渡 。关 于南 渡 的 建议  晋 者有 三种 记载 : 一说 是 王导 , 一说 是裴 妃 , 一说 是 王 旷 。对 于 这样  的 问题 , 慎一 点 的研究者 可能 不作 判断 , 谨 只是存 疑 。轻 率一点 的 

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 而排斥其他。但本书作者  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 : 以上三说 , “ 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 了一  些 真实情 况 , 以互 相补 充 , 可 而不是互 相排斥 。它说 明南渡 问题不 

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 , 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 这个结论  ” 真 可谓是 预料 之外 , 理之 中 。在考证 到 了最关 键 的时候 , 突然  情 他

不考 证 了 , 敏捷 的思 维 化解 了这 个 问题 。类 似 的 例 子在 书 中还  用

有许 多 。  

将近二十年前 , 田余庆先生 曾和我们学生说 :要注意排除反  “

证, 没有 反证 的 问题是 简单 问题 , 复杂 问题 往往有 反证 。反 证必需  在 我 们 的 考 虑 之 中 。 以 上 这 个 例 子 可 以说 是 排 除 反 证 的 经  ” 典 之作 。   老 实说 , 竟 是 谁 提 出 了南 渡 的建 议 并 不 重 要 , 果 我来 研   究 如 究, 大概 不会 注意这 个 问题 。这 里之所 以提 出它 , 主

要 是想说 明作 

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 , 他不仅  会提 出有 价值 的观 点 , 而且 也 会 让 你看 一 看智 慧 的模 样 。从 古 至 

今 , 慧远 不如 知识 增 长得 快 , 以每 当我 们 看 到智 慧 的光 芒 时 , 智 所   就会 感 到 由衷 的喜 悦 。   他不 会永 远顺 利 的 , 也会 陷 入 困境 。在 阐释 东晋 门 阀政 治 出  现 的原 因时 , 他提 出 的理 由使 人 怀 疑 。作 者在 此 是采 用 了一 种叙  述 的模 式 来说 明 问题 。他指 出 , 晋王 导 与司马 睿 的政 治结 合 , 东 实  际是 来源 于西 晋王 衍与 司马 越 的政 治结 合 。同样 是王 、 马结 合 , 但 

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 , 政治上是 以司马越为主 , 王衍为辅 , 而在 

东晋 , 则是 “ 与马 共 天下 ” 王 。王 、 之 间关 系 为何 会 发 生变 化 呢? 马   这是 因为早 在西 晋末 年 尚未南 渡 的司 马睿 与 王 导结 合 时 , 马 睿  司 就处 在一 个弱 势 的地位上 。那时 的他 只是一 个 “ 俭退 让 ”“ 恭 、时人  未之 识 ” 的一般 宗室 成员 , 王导 已经 具有政 治 阅历和 名望 。这种  而 关 系延伸 到东 晋 ,便 有 了祭则 司 马 、 在 士族 的政权 模 式 ” 由此  “ 政 ,

开启 了百 年 门阀政 治 的格局 。  

这样 叙述 历史 事 实是 一 点 也不 错 的 。但 是从 道 理 上讲 , 我们  并不 能排 除前 一对 王与 马南 渡 的可能性 。如 果过 江 的是 司马越 与  王衍 , 必定 还是 以马 为 主 , 以王 为辅 。如 此 一来 , 岂不 是 就 没有 百 

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 , 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 与  王导 , 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 共天下” 的局面在王导 以后并没 

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有结束 , 而是一再出现, 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 , 这种局 面 

绝 不 是一个 偶然 事故 所造 成 的。   在本 书结尾 的 时候 , 又再 次触 及 到这 个 问题 。他说 :如 果  他 “ 没有一 个成 熟 的有力 量有 影 响 的社 会 阶层 即士族 的存 在 , 果 没  如

有一个丧失 了权威但 尚余一定号召力 的皇统存在, 如果没有 民族  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 , 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   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 , ” 但依然只  是对事实的叙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 到底是什 么原  因?我曾当面征询 田余庆先生 的意见。他 略作沉思 , 答道 :我不  “ 愿意追求终极 原因, 因为一追求终极原 因, 文章就飘起来 了。 的 ” 

确 , 于 习惯 了从 细节 出发 的他

来说 , 求 终极 原 因是 有 困难 的 , 对 追  

因为终 极原 因不会 在 细节里 。  

无法在 深 层次上 解释 东晋 门 阀政 治 的 出现 , 其 实并 不 仅仅  这 与他个 人 的研 究 习惯 有 关 , 而且 也 与 政 治 史 研究 方法 本 身 有 关 。  

极端地说 , 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 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 ,   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  的时候, 它必定牵涉到超 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  如同说我们可 以用政治史 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  力的此消彼长 , 但却不 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  场辛亥革命 。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 

政治、 济、 化、 经 文 国际 形势 种 种复 杂 的 因素 。在 时代 发 生 大转 折  的时候 , 终归 是政治 跟 随着 时 代 , 而不 是 时代 跟 随着 政 治 , 管 表  尽 面 现象 可能恰 好 相反 。   政 治史研 究 方 法对 他 的制 约 不 仅 表现 在 研究 东 晋 门 阀政 治 

上。在研究三国史 时, 同样 的问题也发生 了。在《 吴的建 国道  孙

路》 《 、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 等文章中, 他为我们揭示 出了吴、 蜀政  治演变的清晰线索 , 关于曹魏, 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 的文章, 但涉 

及到曹魏政治发展线索的时候 , 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 , 这  是因为吴、 蜀的历史较为单纯 , 都是有头有尾的 , 容易把握。而曹  魏则 不然 , 一涉 及到 曹魏 , 必 定要 和前 面的 东汉 、 面 的西 晋联  就 后

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系起来 , 而汉 晋时期 的历 史变 动是 多方 面 的 , 远超 出 了政 治史 的  远

范畴。一到这时, 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 治史 以外  的 因素 , 纯思 考政 治 发 展线 索 , 面 临 的 困难 也 同样 不 少 , 单 他 因为 

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 , 时代剧烈的 、 多次的变化打  碎 了政治 史 。政治 史 只是 些 零碎 的 片断 。我 们 知道 , 的性 格 是  他

从 细节 出发 , 追求 的是 不 缺少 任 何 中间环 节 的 完整 链 条 。 当这 个  目标 不 可能 实现 的时候 , 只能 沉默 了 。 他   有趣 的是 , 他沉 默 的地 方 , 十 年前 , 寅恪 先 生 却 为我 们  在 几 陈

提供 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 世说新语 ) 书< 文学类钟会撰 四   本论始毕条后》 一文中说 , 东汉末年有两种政 治势力 , 一为内廷之  宦官 , 一为外廷之士大夫 。魏末曹 氏与司马 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  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 , 而司马氏则

为信奉儒学 的士大夫  代表。魏晋禅代 , 曹氏败 , 司马氏胜 , 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  条清晰的线索 。为什么陈寅恪能找 到线索呢?很 明显 , 他所凭借 

的是他 自己的 阶级分 析学说 。这个学 说其 实就 是血 统论 。 因为曹 

操是宦官的后代 , 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 , 他用理论  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 了起来。   他 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 出, 陈寅恪  先 生忽 视 了一个 事实 , 曹 氏父 子早 已转化 为 皇权 的代表 , 即 而不再  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 在转化为皇权 以前 的东汉末年 ,   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 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时 , 曹操就已经参  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看 , 年轻时 , 曹操的理想很简单 , 就是想 当  

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 田余庆先生 的分析方法 , 或许可以说, 东 

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 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 以上的对 比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陈、 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 

究 政 治史 , 表 面上看 , 从 陈寅 恪 先 生也 是 在 寻找 历 史 线索 , 从 深  但 层 次上 看 , 有 时实 际上 不 自觉 地 是要 用 历 史 的线 索 来 证 明 自己  他

的理论。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 他没有预  设什么, 他只是一心一 意地寻找历史 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 。如果  找 不 到 , 宁可 沉默 。 他  

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两种方法 , 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 背景的 

政治史 , 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 的时段较长 , 显得有气 魄, 田余 庆  而 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 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 

是思考缜密 、 深刻 , 一旦得出结论 , 往往不可动摇 。客观地说 , 陈寅  恪 先生 在他认 为 有意 义的许 多细节 、 多点上 也有极 精致 的 、 许 令人  叹服的考辨 , 但是在点与点之 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   幅度越 大 , 失误 的次数 也就 越多 。  

我 们通 常认 为 , 个研 究 者 应特 别 注 意克 服 自己 的弱点 。 因  一 为你 的优势 不用 管它 也会 发 挥作 用 , 弱点 如 果 不被 克服 就 会妨  而

碍进步。这个认识看似合理, 其实是有些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 ,   人能克服的弱点其实都是比较次要的, 真正严重的、 致命的弱点往  往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如此 , 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杰出   的学者并不是没有弱点 , 他们也不是因为克服 了弱点才变得杰出。   他们之 所 以有杰 出贡 献 , 只是 因为他 们 把 自己的优 势 发挥

得 淋漓  尽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 的, 余庆先  田

生也是 成功 的。  

学 术 要发展 , 后来 者一 定会 找到新 的研究 方法 , 只是新 的方法  不会 离 旧的方法 太远 。  

l  O

范文二: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投稿:卢峇峈

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胡宝国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

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

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

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

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

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

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范文三:东晋门阀政治 投稿:袁洡洢

《东晋门阀政治》读书报告

作者:王国昌

院系:工学院

学号:1100011087

摘要

田余庆先生所著《东晋门阀政治》从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东晋时期侨姓士族与司马氏皇权共掌天下的历史。作者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各侨姓士族的起源与发展出发,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解释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局面。

正文

田庆先生所著的这本《东晋门阀政治》主要论述了东晋年间几家侨姓士族与司马氏皇权共同掌管天下的一段政治史。当然书中也有涉及一些东晋年间的经济、军事、地理和人文环境的方面的内容,但也都是为了论述门阀政治而书。本书是研究东晋政治演绎的经典之作,作者以其独特的思维向我们展现了东晋特殊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演绎过程。

大家都知道,东晋是一个皇权衰微、士族掌权的年代,其实这种皇权旁落的迹象在西晋时期已经有所表现。魏晋士族由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演变而来,但是在西晋时期士族的权力还未凌驾于皇权之上,士族只是依附于皇权,并未对皇权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但是到了东晋时期,由于皇权的衰落,士族开始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政治上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各个士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本书的前七题分别讲述了东晋年间各个士族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他们与司马氏皇权的结合。其中比较大的家族是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和太原王氏。首先作者由“王与马共天下”这一谚语引入了琅琊王氏家族与司马睿的合作建立了东晋王朝。“王马共天下”讲的是西晋末年琅琊王氏家族诸兄弟与琅琊王司马睿共同建立东晋王朝,并与司马氏共同管理天下的历史,当时琅琊王氏王导和王敦两兄弟一个是朝中宰辅,一个是大将军,掌管了整个东晋朝廷。皇帝对王导言听计从,十分信任。琅琊王氏与司马氏皇权的合作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后来王敦的两次叛乱,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却失败了,也主要是因为第一次的叛乱符合了士族的共同利益,第二次的失败也主要是由于王家想推翻司马氏的天下,自立为王,违背了士族的利益。由此可见,东晋初年的士族权力很大,士族在保证皇权的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内部的斗争,而绝不允许一个家族单独掌握权力。

第二题主要讲述了高平郗氏的兴起和发展。郗鉴本来是以流民帅的身份进入东晋朝廷的。为了平定王敦的叛乱,朝廷不得已启用了流民帅。但是流民帅带领的军队毕竟不是朝廷的军队,朝廷对他们也不是非常的信任。(祖狄便是流民帅之一,他虽然一心北伐,并无二心,但是朝廷依然不信任他。)王敦的叛乱被平定后,郗鉴就留在了京口这一朝廷的门户。当时王敦叛乱,王家失势,王导为了保存王家,选择了与郗鉴合作,两家联姻。郗氏在缓和王家和后来兴起的颍川庾氏的矛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也保证了东晋王朝的稳定。但是郗氏从未介入过朝廷的权力斗争,对东晋朝廷一直是忠心耿耿。

第三题中由于王氏在王敦叛乱之后失去了绝对统治地位,颖川庾氏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庾氏与王氏分庭抗礼的局面。颖川庾氏虽然在朝廷中明争暗斗,但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维护士族的权力,一旦皇权试图排斥士族或者宗族企图夺取权力之时,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士族的敌人。庾氏在庾亮出都后得到了更加快速的发展,他们控制了上游地区,对下游的王氏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但是由于郗氏在井口的镇守,所以王氏在朝廷中也得以与庾氏相抗衡。同时,庾亮的出都也为士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巩固了士族的地位。在庾亮出都后,庾氏与王氏的争夺重点也就变成了江州,江州后来也就在庾氏和王氏之间反复易手。

第四题中由于庾氏后来的衰微,对上游地区的控制力下降,谯郡桓氏便开始在上游地区

兴起。桓氏发展到桓温一代,便已基本控制了上游地区,由于桓氏家族南迁的人数极少,所以桓氏家族并没有人能被派到京城做官,所以尽管桓温意指朝廷,但是由于朝廷中缺乏内应,而且由于当时京城士族的力量还是很强大,所以他一直也不敢进入建康。桓温后来也进行了几次北伐,但是目的并不在首付北方,其实他是意欲东迁,其实东晋除了桓温之外,还有很多人都曾经进行北伐,例如庾亮,但是目的都不是很单纯。桓氏经过桓温这一代的发展,逐渐在朝廷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由于桓氏家族并不兴旺,所以桓氏的兴盛时间也不像琅琊王氏那样长。

第五题中主要讲述了陈郡谢氏的兴起和发展。庾亮出都以后,朝廷为了有能力对抗上游的庾氏(庾冰和庾翼等),就安排谢氏家族的人任豫州刺史,后来为了对抗桓温,同样是用谢氏的人任豫州刺史,陈郡谢氏便在豫州得到了发展。但是此时的谢氏并没有军权,所以还是显得很单薄。后来由于桓冲对朝廷的压力以及北方各民族由前秦统一后对南方的压力,谢氏重建了北府兵,由谢玄统领,从此谢氏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基础,便可以在朝廷中有更多的权力了。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这支北府兵部队发挥了主要作用。谢氏在经过淝水之战后权势压过了桓氏,到达了谢氏的极盛时期。谢氏也是东晋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在朝廷中权势最大的一个士族家族,它的权力空前绝后,以至于谢氏就可以代表东晋朝廷。所以后来孙恩在造反的时候最恨的是谢家人,杀的最多的也是谢家人。

第六题中太原王氏主要是通过与司马氏的联姻开始兴旺和发展。其实这个时候士族的政治权力已经大不如从前,政权已经开始回到司马氏的手中。其实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士族已经开始堕落,士族阶层的人才已经面临枯竭,所以士族社会就没有能力掌控局势,政权便开始回到司马氏的手中。这时的主要政治斗争表现为孝文帝和会稽王司马道子的矛盾,太原王氏也分为两部分,王蕴及其亲属支持孝武帝,王坦之及其亲属支持会稽王司马道子,在这次主相之争中,太原王氏内部也就发生了分裂和矛盾,并且太原王氏的两部都只是附着在皇权和相权之上,并未真正掌权,所以这时门阀政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第七题中主要讲述了门阀政治的覆灭和东晋王朝的灭亡。东晋末年的上游势力主要是桓玄,矛盾自然表现为桓玄与朝廷之间的矛盾。这时像刘裕和孙恩这样的低级士族也开始掌权,他们后来也成为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桓玄的权利欲急剧膨胀,他后来以诛乱臣司马道子为名灭亡了东晋,这时的士族已经失去了东晋初年的雄风,想当年王敦叛乱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出面灭了王敦,而现在,他们只要无奈的接受桓玄灭东晋这一事实。桓玄作为高级士族,本来可以在此时重新振兴士族,但他选择了灭东晋,最后导致自己被刘裕灭掉,刘裕建立刘宋政权,导致了门阀政治的覆灭。

作者从东晋的建立到灭亡,以时间顺序动态的看待东晋门阀政治的发展。东晋门阀政治自琅琊王氏而兴,至陈郡谢氏达到顶峰,再到太原王氏而逐渐覆灭。作者的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独出一辙,别开生面,从一个独特的方面讲述了一段不同的东晋历史。同时,作者能够结合各士族的起源以及历代为官的情况来全面的各个士族的兴盛和发展,这是其他许多学者都没有采用的方法。作者还根据各种文献和考古发掘推测典籍中没有记载的历史知识,这也是难得的。

作者对于问题的分析透彻而深入。例如在写关于“王与马共天下”一题的时候,由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开始讲起,八王之乱后期主要表现为东海王司马越成都王司马颖的斗争,与司马越合作的便是王氏的王衍,后来王衍提议让王导和司马睿到江左地区进行发展,才诞生了后来的东晋王朝,而由于匈奴刘氏和羯人石氏在八王之乱后期支持成都王司马颖,所以东晋王朝“不与刘、石通使”,这也是有其中的道理的。作者将这一时期的历史分析的透彻而深入,使读者能够很快的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现状以及它背后的“真相”,作者的笔法不可谓不妙。

另外作者还善于分析地理位置和军事条件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例如郗鉴在维持东

晋政权稳定的发面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平定王敦和苏峻的叛乱,在王氏和庾氏之间磨合以维持两家的稳定。所有这些贡献都与郗鉴在京口的经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会稽地区是三吴地区的腹心,而京口这是会稽地区和都城建康的交通线上的重镇,京口对于朝廷对于三吴地区的控制至关重要,同时京口地区还可以帮助朝廷抵御海盗,东晋时期海盗十分猖狂,京口在沿海地区,可以很方便的出兵对付海盗,同时京口还可以保卫京城建康,相当于建康的大门。并且京口是流民聚居之地,郗鉴在京口的经营也有利于朝廷对于流民的控制。作者在地理位置对于国家稳定的方面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这也体现了作者对于东晋历史现象的认识之深。

作者还结合了有关资料推断了一些史书中未有记载的史事。例如作者关于桓温先世的推断,桓氏从东汉时期桓荣开始,经过十世到达桓温,而桓氏之中第六世缺失在历史中找不到任何文献记载桓氏第六世。而桓氏家族自己的家谱中,也没有提到桓氏的第六世,而作者根据桓氏的发展和年代,得出桓氏第六世很可能是桓范,而桓范死于曹爽嘉平之狱,著史之人因此讳之。作者根据已有的历史资料,做出大胆而合理的猜想,这也是作者的独特之处。

总结

作者所著《东晋门阀政治》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研究了东晋的特殊的政治现状,实在是一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的好作品。作者独到而透彻的分析,让读者非常欣赏。东晋那一段陈年往事,在作者的笔中显得活灵活现,让人难以停止对这本书的品读和欣赏。

参考文献:

1.《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2.《东晋士族的双重政治性格研究》 王心扬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

3.《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 陈苏镇著 《史学史研究》 1989年第4期

4.《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 祝总斌著 《历史研究》 1993年第1期

5.《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周利著 《黑龙江史志》 2010年第3期

6.《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以琅琊王氏为中心的考察》 韩宁平著 《黄山学院学报》 2005年第5期

范文四:东晋门阀政治 投稿:方稤稥

六.学员书评

本书名为《东晋门阀政治》,自然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这“门阀”二字,何为门阀。“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时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广义上的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狭义地讲,门阀制度特指魏晋时期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世家大族控制朝政所依附的制度。而本书作者田余庆所论证的门阀政治更偏向于狭义的门阀这一概念,但并不完全相同,作者认为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是皇权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这与之前的学者所认为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有所不同。作者在书中论证了其观点的合理性。在我阅读此书时同时查阅了其他冶史者的不同观点作为对比。

在论述门阀政治时从其认为的开端“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的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 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惠帝末年和怀帝时期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有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际上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这种结合既有政治因素,又有一定的地域相系。不过此时的“共天下”并未达到东晋时期的局面,应该注意的是由司马越、王衍在洛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这才是门阀政治的真正开端。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根本原因是东晋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的永嘉之乱毁灭了几乎全部的西晋王室,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靠具有号召力的士族琅琊王导。这即作者在书中所提起的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之一皇权不振。

在对门阀政治的维持方面作者认为颍川庾氏起了很大的作用。庾亮在王导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巩固了门阀政治。其体现在,在王导受王敦之乱急于保护家族利益之时庾亮抵抗住了皇权对门阀政治的一次重大反抗。作为门阀政治

的创立者和巩固者王导和庾亮为门阀政治的运转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在此项制度巩固以后,作为门阀政治的固有矛盾即门户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要矛盾而反复出现。书中着重描写的矛盾便是庾、王两家对于江州的争夺。江州在东晋时期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其一江州运漕既要资给下游建康,还给应上游军食。其二江州居荆、扬之间军事要冲,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庾亮与王导之间争夺对江州控制权的斗争成为政局焦点的所在。在庾氏和王氏及背后支持双方的各个门阀之间斗争中并没有出现极大的问题,这中间有必不可少的调和人物,其中首推郗鉴。郗鉴维护了司马氏皇权的存在,抑制了过分强大的士族门户,使士族诸门户之间的权利平衡得以维持,使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东晋政权得以存在较长时间。

在王导、郗鉴、庾亮相继去世后,围绕他们之间的斗争也相继结束,但门阀政治的格局却并未被打破,随之而起的是桓氏家族。奠定桓氏家族在江左兴盛的人是桓彝,之后其继承人桓温通过三次北伐彻底的控制了中枢,进一步的扩大了桓氏家族在江左政局中的权势。但是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士族要求利益均沾。因而在桓温在企图动摇司马氏皇族地位时,遇到了门阀士族的剧烈反抗,因此桓温未得加九锡而死。

门阀政治的终场是太原王氏居位时期,由于淝水之战后司马皇室力图振兴皇权和相权,太原王氏作为当政士族已经没有兵权,所以太原王氏只能依附而无力超越皇帝的权威而起作用。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门阀政治的另一个形成原因即士族专兵。一旦皇权力求振兴,士族无力专兵,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变化。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

作者对于门阀政治的认知及其深刻,使我在阅读本书时对东晋,对门阀政治,乃至对历史研究有了极大的理解。但是对于本书作者所提出的观点,我翻阅了其他的书

籍。发现其中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在大多数学者看来,门阀政治存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在东晋一朝发展至登峰造极。如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另一位极有建树的学者王仲荦先生也在其著作《魏晋南北朝史中》用“西晋的门阀政治”作为题目来进行论述。其依据的是由曹魏发展至西晋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以及各世家大族在西晋朝堂上的势力极大的现象。其他的学者也诸如此类的以不同的依据对存在于长时间的门阀政治做出自己的解释。

作者与其他学者对门阀政治的论断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定义上的不同。作者将门阀政治定义为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在此基础上门阀政治仅仅存在于东晋一朝这个论断是合理的。但若是将门阀政治定义为在政治、文化、经济层面均具有较高的影响力的家族,把持着国家上层官僚机构的主要职位的一种状态。按此情况定义,则东晋以后的南朝、东晋之前的三国,都可以纳入到士族门阀的涵盖范围。

虽然本书是一部极好的作品,但是其中也有缺憾。作者秉承的冶史方法是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因此在本书里并没有看到用“大历史观”和综合运用各个学科视角分析历史的方法。作者仅就史料分析史实,而没有对门阀政治形成的背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原因做详细分析。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分析,门阀政治产生的背景是

1较为复杂的但是主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层面是

之后的社会动乱强化了宗族关系,第二个层面是在战乱造成的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情况下,门阀政治能使朝廷上和地方上的行政运行对国家财政的耗费相对较小以为适应。第三个层面是士族门阀对文化的垄断”在此三点的共同作用下,门阀政治便应运而生。

参考书目:

1.严耀中 《略论“门阀政治”背景的几个层面》

范文五: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投稿:冯鈳鈴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 政治 》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 问题 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 总结 :“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 历史 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 社会 政治 影响 。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 研究 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范文六:政治的核心 投稿:丁腻腼

作者:周浩

真理的追求 1996年04期

  去年,江泽民同志一再向全党提出: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1995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他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在政治问题上, 一定要头脑清醒”(1996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在视察北京市的工作时,他又提出, 全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5年11月9 日《人民日报》)。在接见《解放军报》社领导干部时,又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必须讲政治”,“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1996年1月22 日《人民日报》)。江泽民同志这些指示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

  讲政治,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其核心则是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

  本来,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是起码的要求。因为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人们组织政党就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的,这就不能不讲政治方向和立场。共产党人入党时都要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民主革命阶段,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社会主义阶段,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作斗争。简单来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

  但是,一段时期来,这种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起码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淡化了;而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却甚嚣尘上,“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论调,成为某些人言行的准则。而谁要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谁就是“左”。如果听任这种思潮扩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今天,强调一下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讲政治,确实十分必要。

  列宁曾经指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列宁选集》新版第4卷第308页)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已经四十六年的今天,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而且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一个走什么道路的尖锐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来说,就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我们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必须始终注意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遏制我国发展,强大、统一的图谋不会放弃。依仗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优势来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由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用战争的办法行不通,就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摧毁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堡垒,置我于从属地位。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国家“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但是,对外开放也必然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即为西方国家向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灌输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条件。他们正是竭力利用全面接触、发展关系来对我国的政治产生影响,目的是促进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自由流通,使更多的人接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最终使中国从内部发生“西化”和“分化”,像在苏联那样,不费一兵一卒就搞垮了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下,我们国内确有一些人完全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对待改革,用各种手段力图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成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已是多年存在的事实。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如果我们只管经济建设,不讲政治,不辨方向,到头来是会自吃苦头的。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并不可怕,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并不一定就跟着西方走,关键是共产党本身,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时刻把握住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政治方向。

  从国内情况看,由于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同五六十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我国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在所有制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这是符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要求的,因而也是应该长期坚持的政策。但是,不能不看到,经济上多种成分必然带来多种意识形态,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存在,必然产生维护和发展它们经济利益的理论、思想。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当非社会主义成分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在政治上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因为它们的经济利益需要有它们的政治保证。经济决定政治,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近些年来,报刊上反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理论观点,为数不少。例如,宣传劳动价值论过时了,资本也可以创造价值;“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所无”;私营企业不仅不存在剥削,甚至更好地实现了“按劳分配”;有的私营企业主宣称,主体不是自封的,谁能谁就当主体,公开要求由“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有人渲染国有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把国有经济比作一堆“破铜烂铁”,以各种理由宣传私有化的必要,主张私有化的理论文章一度充斥报刊;有的领导干部宣布改变国有企业是自己的“任期目标”,迫不及待地廉价出卖国有企业,而把发展经济的希望寄托在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身上,认为它们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有人从政治上提出“寓党于政”,要求取消党的基层组织,反对共产党在社会生活各个具体领域中的领导作用;有人宣传工人不是企业的主人,股东才是主人,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求依靠“能人”、“大款”发展经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出现这些观点和要求,在目前条件下是不奇怪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它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因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越是需要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正因为存在多种意识形态,越是需要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因为出现多种政治要求,越是需要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问题上不清醒,是会把改革开放引到错误方向去的。

  有一种看法:全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政治,因而无需强调讲政治了,甚至认为讲政治会冲击经济建设,重复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这种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强调注意政治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当大规模阶级斗争过去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是经济建设,因为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人民生活才能提高,社会才能安定。经济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进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所以,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把全党的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来。

  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发展经济不需要讲政治,甚至不能讲政治了。问题在于,任何生产都是社会生产,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进行的。我们可以从理论上研究生产一般,但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是分不开的。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当然要研究和探索经济活动的各项具体问题,诸如投资方向、资源配置、调节手段、经营形式、管理方法等等,然而无论如何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活动是在哪一种所有制基础上运行的,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是依靠谁来开展的。这就是发展经济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问题。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任何经济工作都回避不了的。而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根本的意义。列宁有一句名言:“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新版第4 卷第408页)可以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党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工作的时候,更加需要讲政治、讲方向、讲立场。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这一告诫就是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苏联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埋头具体经济事务,不讲理想与信念,不问政治方向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尼克松1983年到东欧去游历一番,访问了几位领导人,接触了几百名平民,他得出结论:“今日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理由是:“东欧共产党人已完全丧失了信仰”,“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1999:不战而胜》,第168—169页)我们不能不佩服尼克松的政治敏感,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他的论断。苏联东欧国家这一段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以及尼克松这位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的“教导”,难道还不应该使那些终日议论具体实惠而言不及社会主义的人猛省吗?

  苏联东欧剧变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些后来公开咒骂社会主义制度、以反共反社会主义急先锋自诩的理论家、政治家,在动乱初期打出的就是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用“新思维”来改变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等到人们理论观点模糊了,信念动摇了,接受了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他们才进而公开宣布搞全面资本主义化。他们不是一下子亮出底牌,而是先提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一点儿一点儿地修正和改变原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引导群众不知不觉地跟着他们走,一俟群众走上了他们引导的道路,观念改变了,他们就立即在政治上、经济上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到那时,木已成舟,无可奈何了。例如,戈尔巴乔夫之流在所有制问题上,先是宣传非国有化,鼓吹不分所有制性质的股份制,而当人们接受了这一概念,他们就宣布,他们讲的非国有化、股份制就是私有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他们先是宣传“多元化”,“世界上一切先进思想都可以吸收”,故意回避哪种思想为指导;而当人们接受了“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后,他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必须排除和摒弃;在经济问题上,他们先是讲“只要俄国人民生活能够改善,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当搞了资本主义、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他们就强调“这是改革不能避免的阵痛”,只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可见,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并不是真的不讲政治、不讲意识形态,它不过是实现另一种一时不便直接公开说出来的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的障眼法。这是一种敌对势力常用的、并在苏联东欧各国屡试不爽的手法。最近,俄罗斯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学者揭露了戈尔巴乔夫之流这一“高明的手法”,指出:“现在俄罗斯人民普遍感到受骗上当了。俄罗斯有很多骗子,包括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这些骗子只告诉人民“这一步要干什么,而不说下一步要干什么,更不说最终要干什么”,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等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实现了,人们“清醒了”,“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他们得出结论:“要及时识破骗局。”(《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2期)这是一个花费了惨痛代价获得的、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教训。它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复杂斗争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让某种玩弄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骗局在我国得逞。

范文七:从东晋人才选拔制度分析东晋政治的不稳定性 投稿:贾埀埁

摘 要: 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论述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成为一种变态的皇权政治,在晋室自八王之乱后开始逐渐形成,在晋室偏安江左后由起始奠基、巩固、巅峰最后走向衰亡,历经五族先后执掌权柄。最后终结于北府将刘裕之手,南北对峙,延续大一统的分分合合。本文从东晋门阀的最初出现、发展、总结与遗蜕入手,结合田余庆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著作,论证东晋人才选拔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其政治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而政治的不稳定性更加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东晋门阀政治 人才选拔制度 九品中正制 科举制

一、以知识经济为基础

田先生强调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时期,而在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都不可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诚然田先生在书中不断引用多代学人的观点及无数事实向我们证明了其时政治情况的特殊性,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在主弱臣强的时代皇权得到过分抑制而体现出来的病态的稳定性,但是我依然对田先生的一些观点感到不解与疑惑:如东晋时期南方士族的相对稳定对我国后来隋唐一统做出的政治经济文化贡献难道没有更好地促进了我国的南北交流与维持国家一统的稳定;而类似的士族占据过多政治优势与权力的情况实际自汉末门第兴起至唐中后期牛李党争都一直存在,可田先生却似乎没有充分估计到历史发展的完整性;再如东晋人才选拔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其政治存在极大的不稳定,于是这才使得其政治的不稳定性更加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影响了北伐。

为了达到证明门阀政治只在东晋时期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士族绝对掌权的目的,田先生严谨的考察分析令我深深感到历史学的不证不立、孤证不立的严谨性,与此同时联系钱穆先生的相关著作也引发我做出如下思考:汉以后逐渐形成的士人社会在察举制这一在大一统的选拔制度下不断维系着底层人民上升成为上层阶级成员的制度下延续着大汉王朝的国祚,给下层人民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但由于书籍知识推广的有限程度,读书做官成为一种追逐利益的有效经济形式(我认为这可以称为古代的知识经济),既得利益的读书人自然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而通过许多手段抑制优秀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竞争。日积月累之下出现了士族。时至汉末,不少底层人民仍然可能通过察举、征辟成为士族。然而经历汉末军阀混战后,乱世人命贱如草芥,知识经济为筑坞自保的世家大族所垄断,世家大族也通过自身的各种资源成为掌权者(或自身就是掌权者维护自身家族利益)拉拢的对象,因此产生了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尽管可以解救一时之渴,然而却为后来晋南北两朝皇权的集中与国家的统一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以下我将针对其对皇权集中与南北统一带来的阻碍从而影响东晋的政治不稳定进行分析。

二、士人阶层的稳定性与落后性

自春秋战国始,学在官府的局面打破,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开始走向上层①。与此同时,士这一阶级(非周代分封制之下的士)开始形成。掌握了知识的他们在耕读传家的同时,依靠自身的才能通过察举征辟等形式参与政治,再利用所获社会政治地位保护自身乃至家族的世代生活。如此循环演进,于是士族形成。士族的存在,是我国周代宗法制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结合而产生的结果。为了弥补察举、征辟这些方式可能存在的人情私情而使国家无法得到较好的人才的缺陷,避免一家一族长期垄断某些重要官职限制皇权,后来就演变产生郎署与相应的考试制度。由是通过这一套政治上固定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汉代人才充分流动,形成了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促使汉代社会在流动变化中不断前进。于是士人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层阶级,起到了稳定皇权社会、沟通上下层人民的缓冲作用,成为社会稳定前进、经济政治文化稳定发展的柱石。

然而由于统治阶层的逐渐腐朽,察举、征辟与考试、郎署乃至于太学生补郎补吏的传统制度无法继续实行,因此使士族成为一个固定的享受皇权社会各种特权的阶级。不过也不得不说这是由现实客观条件限制的。一则当时教育不普及,二则书籍流通不易。②而在汉末三国军阀混战时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中层士人阶层结坞自保、兼并土地、扩张势力,或是参与到中原逐鹿,或是在某个政权初始之时要求承认其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经济上的私户。于是底层人民要么从行伍而起家,要么私附某家某户为其部属、受人驱使。于是就导致下层人民与上层无法实现良性循环,而士人阶层地位愈发提高,所以才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其实,这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司马懿等的区别又会有多大呢?不外乎就是士人阶层中的佼佼者成为权臣分割帝权罢了。通过读书察举征辟而出仕的曹操等人不也可算作早期的士族吗?至于永嘉之乱后,在强势的地方势力、江左士族的影响之下,琅琊王为求就食江左、延续晋祚,就必须做出政治权利的妥协,否则江左就不再会打出晋室旗号。

虽然一朝妥协可换来暂时安定,士人阶层的稳定性促使了某一政权的平安。但是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政治权利的士族,而且在朝代更迭中通过易主得以保存而识破正朔实质的士族就开始继续蚕食国家权力,通过把握九品中正制中的大小中正之职扩大参政人数与范围。使得九品中正制违背最初“不计门第”的原则,随之即出现各家各门第相继掌权,而国家政权组织中长期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最后,虽然使得皇权在一定时期内得以抑制,但是社会人员的流动产生极大阻碍,这就使得内斗不休。从王敦到桓温、桓玄,没有一朝不是在钩心斗角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成为执掌国柄的第一门第。其实无论是魏晋还是南北朝,门第的存在都在各种各样的形势与程度上限制着皇权的扩张,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权的疯狂带来的灾难,也是为后来隋唐通过各种手段消除门第势力从而巩固大一统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但这样极大地降低了一个国家应有的行政效率,也更多地使得阶层流动受到阻碍,这就是士人阶层的落后性。

综上所述,士人阶层的稳定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为国家稳定带来极大裨益,但是一旦在朝代更迭中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士族门第发现上层缺失而排斥下层输入,就会逐渐自我膨胀而成为阻碍社会良性循环向前的存在。而“良禽择木而栖”的思想促使士族成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究其根源,九品中正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

三、束氏狸狌之自作堕落

明代大儒宋濂先生笔下曾记载一个典故:卫人束氏,举世之物,咸无所好,唯好畜狸狌。狸狌,捕鼠兽也。畜至百余,家东西之鼠捕且尽,狸狌无所食,饥而嗥。束氏日市肉啖之。狸狌生子若孙,以啖肉故,竟不知世之有鼠。但饥辄嗥,嗥则得肉食,食已与如也,熙熙如也。南郭有士病鼠,鼠群行有堕瓮者,急从束氏假狸狌以去。狸狌见鼠双耳耸,眼突露如漆,赤鬓,又磔磔然,意为异物也,沿鼠行不敢下。士怒,推入之。狸狌怖甚,对之大嗥。久之,鼠度其无他技,啮其足,狸狌奋掷而出。③

这个典故其实解释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富不过三代,荣不过百年。

尽管世家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等一切手段似同世袭一般不断占据着国家政权的各个位置,但是九品中正制本身应用的局限性与世家大族的堕落终究将门阀政治抛弃。

九品中正制始于汉末曹魏之时。陈群提出此法时,本意是希望实现“依据各地方之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④来选拔任用官吏,“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事实证明这项制度有效于一时,“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选拔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⑤。于是便有了初步形成的读书人家通过这一手段进一步垄断政权,门阀士族的权势便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政治。从下层阶级而言,门阀士族的存在阻碍了他们社会地位上升的空间,使得他们无论是在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无法得到相应的保障。如此积累之下,才有了孙恩等人的起事。事后,世家大族之人被杀许多。充分说明下层人民的觉醒。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

问题往往从内部产生。无论是王氏还是谢氏,他们在经历了自己家族门第发展的顶峰之后都必须面对与自己类似的门第的崛起与来自皇权的抑制。原因很简单,个别门第势力的过分扩张会影响政治权利的分配。政治权利的总额是有限的,一旦个别门第过分发展,那么其势必会侵犯别的士族甚至皇室的权利。于是便有了桓温觊觎晋鼎而终不可得、王敦起兵屡败。而除此门阀集体内部争斗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个别门第家族内部无法世代出现领军人物。例如谢家自谢万去职以后谢安被迫出山,而等到淝水之战后谢安一代人相继去世,谢家再无人可以成为执掌国柄的领袖。即便后世谢灵运等人也不过是泼墨山水间,身首异处罢了。于是,一代门阀终究走向衰落。其中,有可能是因为表亲结婚带来的生理上的退化,但最重要的原因必须归于九品中正制:即太好的条件,对子弟成才并没有好处,通过九品中正制走捷径、转空子,不让他们在艰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不过是害了他们,同时也让自己的家族无以为继。这正如同上诉的束家的狸狌一样:第一代狸狌本领高强、功劳赫赫,这才为子孙后代赢下了富贵舒适的生活。然而它那些吃鲜肉长大的子孙却连老鼠都没遇过,才会表现得如此窝囊,甚至于被老鼠吃掉。

所以,相继而下,门阀终究泯然众人。窃以为正是如此人才选拔制度造就了门阀政治,正因为如此九品中正制将门阀政治埋葬在了历史的坟墓。

所以,素质不同的代代门阀中人居于高位,阻断了下层人民上升的通道。于是才产生了孙恩等为首的各种起义,为东晋后期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至于前期,由于门阀内部存在的争斗直接影响着国家根本,江左政权极不稳定。在相互争权中,无人戮力北伐,更别提安定民生了。然而,其不断延续的错误为下层士族也提供了机会,最终北府将刘裕得以“造宋”,甚至后来隋唐大一统都不得不归因于曾经如此之不稳定的门阀政治下的政权经营实况带来的关于人才选拔甚至政治制度的启示。以下就以我认为的因九品中正制而兴、因九品中正制而衰的门阀政治给后世带来的积极影响做出分析。

四、皇室与读书人共天下

自南北朝门阀政治苟延残喘之后,关陇贵族集团的杨坚代周自立,于大业初年再行考试制度(官员考试制度应起源于汉),首次将读书、应考与做官进行结合,使用客观标准选拔官吏,扩大管理来源,为下层知识分子提供参与政权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巩固政权。这一成果实在来之不易。

皇家不会愿意看到某个门阀长期居于高位,即使是皇室政权皆拜此门阀方得,皇家只会想尽一切办法消除门阀影响。于是后来宋齐梁陈各代皇帝虽不得不倚重士族维持统治,但是还是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旧士族的权势,诸如起用寒士为心腹等手段。然而在紧抱成团的世家大族面前这种手段依然无法有效地瓦解,残余的世家大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同方面依旧有着不一样的作用。于是科举考试的出现让寒门人参与政治,不得不依附于皇权与士族作斗争,自此门阀势力越发衰弱,直至唐末便已是销声匿迹。在我看来,牛李党争作为门阀势力的尾声才真真正正代表着门阀势力的彻底消退。唐代考试礼部选才、吏部选材,然后通过入幕地方而得以锻炼寒士的处事能力,进而通过处政的事功为自己赢得政治地位上升的机会,这些都是身居高宅大院不屑俗事的官荫子弟所难以得到的。一代又一代的寒士便以这种方式分去了原属于世家残余势力的位置,进而皇权得以一统,读书人与皇帝共天下。可惜后来宋代科举一及第便授官未免过于草率,这使得进士官没有较好的行政能力,甚至还出现累世进士、三代宰相不一般的现象。这是一大缺憾。

幸而后来明初宋濂重订科举制度,使得明代在完整的科举考试制度下较稳定地延续着较稳定的局面。明室圈养了皇室宗亲,荒废了勋贵世家(实际上不止明代如此,此处仅以明代特殊为例),将治国的权力交给了读书人。而读书人想要有资格参加政治就必须参加科举,而科举极高难度决定了极低的录取率,如此必然阻止了类似于世家大族的庞然大物的产生。甚至在中后期尽管出现能使族中子弟连续中举的书香门第,但是也会在殿试后按照成绩的高低得到不一样的未来,诸如非进士及第前三四十名不得入翰林院,不入翰林院不得廷推为内阁大学士,如此便从社会公开的角度杜绝了新的世家大族的出现。于是,皇权得以集中,世家大族给国家政权带来的不稳定性不再出现,暂时的过渡的魏晋南北朝后再无严格意义上或是潜在的可以权倾朝野的多个世家。

从田先生的论点出发,我对于东晋时期的政治实况从人才选拔制度的角度作出了思考。门阀,可以是文人政治集团,可以是世家大族的集合,也可以是皇权下当年读书人作出的“对抗性”组织。我认为他们应当时技术有限垄断知识经济而出现,因九品中正制而兴盛,最终因为多种原因化作历史烟云。它们为后世考试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必需的条件,为后续政权的稳定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反例。于是,中国古代皇权统治终究走向皇帝与读书人共天下的局面,中国历史在不同因素的打断与恢复中稳定前进。

注释:

①钱穆.出自国史新论.三联书店,第十五页.

②钱穆.出自国史新论.三联书店,第十七页.

③宋濂.出自龙门子凝道记.商务印书馆.

④钱穆.出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第四十七页.

⑤钱穆.出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第四十九页.

参考文献: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宋濂.龙门子凝道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范文八:从东晋人才选拔制度分析东晋政治的不稳定性 投稿:莫郪郫

从东晋人才选拔制度分析东晋政治的不稳定性

摘 要: 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论述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成为一种变态的皇权政治,在晋室自八王之乱后开始逐渐形成,在晋室偏安江左后由起始奠基、巩固、巅峰最后走向衰亡,历经五族先后执掌权柄。最后终结于北府将刘裕之手,南北对峙,延续大一统的分分合合。本文从东晋门阀的最初出现、发展、总结与遗蜕入手,结合田余庆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著作,论证东晋人才选拔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其政治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而政治的不稳定性更加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东晋门阀政治 人才选拔制度 九品中正制 科举制

一、以知识经济为基础

田先生强调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时期,而在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都不可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诚然田先生在书中不断引用多代学人的观点及无数事实向我们证明了其时政治情况的特殊性,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在主弱臣强的时代皇权得到过分抑制而体现出来的病态的稳定性,但是我依然对田先生的一些观点感到不解与疑惑:如东晋时期南方士族的相对稳定对我国后来隋唐一统做出的政治经济文化贡献难道没有更好地促进了我国的南北交流与维持国家一统的稳定;而类似的士族占据过多政治优势与权力的情况实际自汉末门第兴起至唐中后期牛李党争都一直存在,可田先生却似乎没有充分估计到历史发展的完整性;再如东晋人才选拔制度本身的

缺陷使得其政治存在极大的不稳定,于是这才使得其政治的不稳定性更加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影响了北伐。

为了达到证明门阀政治只在东晋时期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

治、士族绝对掌权的目的,田先生严谨的考察分析令我深深感到历史学的不证不立、孤证不立的严谨性,与此同时联系钱穆先生的相关著作也引发我做出如下思考:汉以后逐渐形成的士人社会在察举制这一在大一统的选拔制度下不断维系着底层人民上升成为上层阶级成员的制度下延续着大汉王朝的国祚,给下层人民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但由于书籍知识推广的有限程度,读书做官成为一种追逐利益的有效经济形式(我认为这可以称为古代的知识经济),既得利益的读书人自然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而通过许多手段抑制

优秀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竞争。日积月累之下出现了士族。时至汉末,不少底层人民仍然可能通过察举、征辟成为士族。然而经历汉末军阀混战后,乱世人命贱如草芥,知识经济为筑坞自保的世家大族所垄断,世家大族也通过自身的各种资源成为掌权者(或自身就是掌权者维护自身家族利益)拉拢的对象,因此产生了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尽管可以解救一时之渴,然而却为后来晋南北两朝皇权的集中与国家的统一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以下我将针对其对皇权集中与南北统一带来的阻碍从而影响东晋的政治不稳定进行分析。

二、士人阶层的稳定性与落后性

自春秋战国始,学在官府的局面打破,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开始走向上层①。与此同时,士这一阶级(非周代分封制之下

的士)开始形成。掌握了知识的他们在耕读传家的同时,依靠自身的才能通过察举征辟等形式参与政治,再利用所获社会政治地位保护自身乃至家族的世代生活。如此循环演进,于是士族形成。士族的存在,是我国周代宗法制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结合而产生的结果。为了弥补察举、征辟这些方式可能存在的人情私情而使国家无法得到较好的人才的缺陷,避免一家一族长期垄断某些重要官职限制皇权,后来就演变产生郎署与相应的考试制度。由是通过这一套政治上固定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汉代人才充分流动,形成了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促使汉代社会在流动变化中不断前进。于是士人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层阶级,起到了稳定皇权社会、沟通上下层人民的缓冲作用,成为社会稳定前进、经济政治文化稳定发展的柱石。

然而由于统治阶层的逐渐腐朽,察举、征辟与考试、郎署乃至于太学生补郎补吏的传统制度无法继续实行,因此使士族成为一个固定的享受皇权社会各种特权的阶级。不过也不得不说这是由现实客观条件限制的。一则当时教育不普及,二则书籍流通不易。②而在汉末三国军阀混战时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中层士人阶层结坞自保、兼并土地、扩张势力,或是参与到中原逐鹿,或是在某个政权初始之时要求承认其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经济上的私

户。于是底层人民要么从行伍而起家,要么私附某家某户为其部属、受人驱使。于是就导致下层人民与上层无法实现良性循环,而士人阶层地位愈发提高,所以才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其实,这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司马懿等的区别又会有多大呢?不外

乎就是士人阶层中的佼佼者成为权臣分割帝权罢了。通过读书察举征辟而出仕的曹操等人不也可算作早期的士族吗?至于永嘉之乱后,在强势的地方势力、江左士族的影响之下,琅琊王为求就食江左、延续晋祚,就必须做出政治权利的妥协,否则江左就不再会打出晋室旗号。

虽然一朝妥协可换来暂时安定,士人阶层的稳定性促使了某一政权的平安。但是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政治权利的士族,而且在朝代更迭中通过易主得以保存而识破正朔实质的士族就开始继续蚕食国家权力,通过把握九品中正制中的大小中正之职扩大参政人数与范围。使得九品中正制违背最初“不计门第”的原则,随之即出现各家各门第相继掌权,而国家政权组织中长期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最后,虽然使得皇权在一定时期内得以抑制,但是社会人员的流动产生极大阻碍,这就使得内斗不休。从王敦到桓温、桓玄,没有一朝不是在钩心斗角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成为执掌国柄的第一门第。其实无论是魏晋还是南北朝,门第的存在都在各种各样的形势与程度上限制着皇权的扩张,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权的疯狂带来的灾难,也是为后来隋唐通过各种手段消除门第势力从而巩固大一统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但这样极大地降低了一个国家应有的行政效率,也更多地使得阶层流动受到阻碍,这就是士人阶层的落后性。

综上所述,士人阶层的稳定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为国家稳定带来极大裨益,但是一旦在朝代更迭中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士族门第

发现上层缺失而排斥下层输入,就会逐渐自我膨胀而成为阻碍社会良性循环向前的存在。而“良禽择木而栖”的思想促使士族成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究其根源,九品中正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

三、束氏狸狌之自作堕落

明代大儒宋濂先生笔下曾记载一个典故:卫人束氏,举世之物,咸无所好,唯好畜狸狌。狸狌,捕鼠兽也。畜至百余,家东西之鼠捕且尽,狸狌无所食,饥而嗥。束氏日市肉啖之。狸狌生子若孙,以啖肉故,竟不知世之有鼠。但饥辄嗥,嗥则得肉食,食已与如也,熙熙如也。南郭有士病鼠,鼠群行有堕瓮者,急从束氏假狸狌以去。狸狌见鼠双耳耸,眼突露如漆,赤鬓,又磔磔然,意为异物也,沿鼠行不敢下。士怒,推入之。狸狌怖甚,对之大嗥。久之,鼠度其无他技,啮其足,狸狌奋掷而出。③

这个典故其实解释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富不过三代,荣不过百年。

尽管世家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等一切手段似同世袭一般不断占据着国家政权的各个位置,但是九品中正制本身应用的局限性与世家大族的堕落终究将门阀政治抛弃。

九品中正制始于汉末曹魏之时。陈群提出此法时,本意是希望实现“依据各地方之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④来选拔任用官吏,“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事实证明这项制度有效于一时,“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选拔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

围内”⑤。于是便有了初步形成的读书人家通过这一手段进一步垄断政权,门阀士族的权势便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政治。从下层阶级而言,门阀士族的存在阻碍了他们社会地位上升的空间,使得他们无论是在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无法得到相应的保障。如此积累之下,才有了孙恩等人的起事。事后,世家大族之人被杀许多。充分说明下层人民的觉醒。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

问题往往从内部产生。无论是王氏还是谢氏,他们在经历了自己家族门第发展的顶峰之后都必须面对与自己类似的门第的崛起与来自皇权的抑制。原因很简单,个别门第势力的过分扩张会影响政治权利的分配。政治权利的总额是有限的,一旦个别门第过分发展,那么其势必会侵犯别的士族甚至皇室的权利。于是便有了桓温觊觎晋鼎而终不可得、王敦起兵屡败。而除此门阀集体内部争斗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个别门第家族内部无法世代出现领军人物。例如谢家自谢万去职以后谢安被迫出山,而等到淝水之战后谢安一代人相继去世,谢家再无人可以成为执掌国柄的领袖。即便后世谢灵运等人也不过是泼墨山水间,身首异处罢了。于是,一代门阀终究走向衰落。其中,有可能是因为表亲结婚带来的生理上的退化,但最重要的原因必须归于九品中正制:即太好的条件,对子弟成才并没有好处,通过九品中正制走捷径、转空子,不让他们在艰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不过是害了他们,同时也让自己的家族无以为继。这正如同上诉的束家的狸狌一样:第一代狸狌本领高强、功劳赫赫,这才为子孙后代赢下了富贵舒适的生活。然而它那些吃鲜肉长大的

子孙却连老鼠都没遇过,才会表现得如此窝囊,甚至于被老鼠吃掉。 所以,相继而下,门阀终究泯然众人。窃以为正是如此人才选拔制度造就了门阀政治,正因为如此九品中正制将门阀政治埋葬在了历史的坟墓。

所以,素质不同的代代门阀中人居于高位,阻断了下层人民上升的通道。于是才产生了孙恩等为首的各种起义,为东晋后期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至于前期,由于门阀内部存在的争斗直接影响着国家根本,江左政权极不稳定。在相互争权中,无人戮力北伐,更别提安定民生了。然而,其不断延续的错误为下层士族也提供了机会,最终北府将刘裕得以“造宋”,甚至后来隋唐大一统都不得不归因于曾经如此之不稳定的门阀政治下的政权经营实况带来的关于人才选拔甚至政治制度的启示。以下就以我认为的因九品中正制而兴、因九品中正制而衰的门阀政治给后世带来的积极影响做出分析。

四、皇室与读书人共天下

自南北朝门阀政治苟延残喘之后,关陇贵族集团的杨坚代周自立,于大业初年再行考试制度(官员考试制度应起源于汉),首次将读书、应考与做官进行结合,使用客观标准选拔官吏,扩大管理来源,为下层知识分子提供参与政权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巩固政权。这一成果实在来之不易。

皇家不会愿意看到某个门阀长期居于高位,即使是皇室政权皆拜此门阀方得,皇家只会想尽一切办法消除门阀影响。于是后来宋齐

梁陈各代皇帝虽不得不倚重士族维持统治,但是还是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旧士族的权势,诸如起用寒士为心腹等手段。然而在紧抱成团的世家大族面前这种手段依然无法有效地瓦解,残余的世家大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同方面依旧有着不一样的作用。于是科举考试的出现让寒门人参与政治,不得不依附于皇权与士族作斗争,自此门阀势力越发衰弱,直至唐末便已是销声匿迹。在我看来,牛李党争作为门阀势力的尾声才真真正正代表着门阀势力的彻底消退。唐代考试礼部选才、吏部选材,然后通过入幕地方而得以锻炼寒士的处事能力,进而通过处政的事功为自己赢得政治地位上升的机会,这些都是身居高宅大院不屑俗事的官荫子弟所难以得到的。一代又一代的寒士便以这种方式分去了原属于世家残余势力的位置,进而皇权得以一统,读书人与皇帝共天下。可惜后来宋代科举一及第便授官未免过于草率,这使得进士官没有较好的行政能力,甚至还出现累世进士、三代宰相不一般的现象。这是一大缺憾。

幸而后来明初宋濂重订科举制度,使得明代在完整的科举考试制度下较稳定地延续着较稳定的局面。明室圈养了皇室宗亲,荒废了勋贵世家(实际上不止明代如此,此处仅以明代特殊为例),将治国的权力交给了读书人。而读书人想要有资格参加政治就必须参加科举,而科举极高难度决定了极低的录取率,如此必然阻止了类似于世家大族的庞然大物的产生。甚至在中后期尽管出现能使族中子弟连续中举的书香门第,但是也会在殿试后按照成绩的高低得到不一样的未来,诸如非进士及第前三四十名不得入翰林院,不入翰林

院不得廷推为内阁大学士,如此便从社会公开的角度杜绝了新的世家大族的出现。于是,皇权得以集中,世家大族给国家政权带来的不稳定性不再出现,暂时的过渡的魏晋南北朝后再无严格意义上或是潜在的可以权倾朝野的多个世家。

从田先生的论点出发,我对于东晋时期的政治实况从人才选拔制度的角度作出了思考。门阀,可以是文人政治集团,可以是世家大族的集合,也可以是皇权下当年读书人作出的“对抗性”组织。我认为他们应当时技术有限垄断知识经济而出现,因九品中正制而兴盛,最终因为多种原因化作历史烟云。它们为后世考试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必需的条件,为后续政权的稳定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反

例。于是,中国古代皇权统治终究走向皇帝与读书人共天下的局面,中国历史在不同因素的打断与恢复中稳定前进。

注释:

①钱穆.出自国史新论.三联书店,第十五页.

②钱穆.出自国史新论.三联书店,第十七页.

③宋濂.出自龙门子凝道记.商务印书馆.

④钱穆.出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第四十七页.

⑤钱穆.出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第四十九页.

参考文献: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宋濂.龙门子凝道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范文九:《乡村爱情》与东晋门阀政治 投稿:梁炕炖

小摇小晃:服!//@张七公子HBU: 你们可以这么想,为什么《乡村爱情》里偏偏不像其他

农村题材电视剧有一个“老村长”?司马氏被忽略不是没有道理的。//@萧牧之:既然制造混

乱就不妨玩个大的//@萧牧之: 其实还可以再补个刀:刘裕他妈贵姓。

里面说过,“村支书岁数大了”,这就是司马氏在剧中的映射,而王长胜只是村主任。象牙山

的政治是王马共治,村支书应该姓马或者姓牛。//@萧牧之: 速度去查一下编剧是不是姓司

马的

《乡村爱情》与东晋门阀政治

2015-05-09 霍启明 X博士

此文谨献给每位不看《乡村爱情》的小清新少女和倔强女文青。

文:霍·抄襲我剋死你丫·老爺

一直以来,美剧迷、日剧迷、英剧迷们一直贬斥中国电视剧缺乏底蕴和深度。其实不然,中国的电视里有一部不亚于《权利的游戏》和《教父》的伟大作品,一部完美展现了中国的权力斗争和家族政治的史诗——《乡村爱情》。

我对《权力游戏》的解读请输入“冰与火”查看

本山子,《乡村爱情》的缔造者,有的人盲目贬斥他恶俗没文化,对此我一万个不同意!本山子从东北农村的一个最穷苦屌丝,一步步爬到今天的高位,什么人情冷暖、政治风云没有见过。睿智的本山子已经深深洞穿了社会的本质和历史的规律,所以本山子将自己的智慧和心得以一种最戏谑的方法放进了《乡村爱情》这部外人看着土的冒泡的电视剧里。

今天X博士手把手讲讲《乡村爱情》到底牛逼在哪。

本山子曰:水是有缘的,树是有根的,乡村爱情这么拍都是有原因的

乡村爱情,有着严谨的历史架构,背景设置上很大程度上参考了东晋门阀政治,里面的一些主要角色有着历史原型。本山子想用山村里几个家族的故事来影射出中国的政治斗争历史。以小见大,妙哉妙哉。

东晋是中国历史上门阀世家最庞大的朝代,所谓的东晋史就是几个东晋大家族的历史。唐代刘禹锡有名句传世:“旧世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指的“王谢”就是东晋时期的两大显赫家族,以王导为主的王家和以谢安为主的谢家,王谢两大士族主基本宰了整个东晋的政治走向。正是借鉴了东晋的历史,本山子在乡村爱情中也照搬设置了王谢两大家族,主宰象牙山村的政治走向。

谢氏一族:谢广坤、谢永强、谢腾飞、谢兰、谢小梅、谢大脚。

泛王氏一族:王长贵、王香秀、王老七、王小蒙、王大拿、王木生、王云、王天来。

其中的王氏一族,本山子设置的十分仔细。因为在东晋的历史上,王氏分四支:一曰琅琊,二曰太原正派,三曰太原支派,四曰太原别派。在乡村爱情中王氏亦分为四支:王长贵家族、王老七家族、王大拿家族、王云(王天来)家族。可见本山子的细节设置是多么用心!

除了王、谢两大士族,乡村爱情里还有两家地位略低的士族——刘能家族和赵四家族,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势力,但低于王谢两大士族。这种情况对应的是东晋政治中的另一派势力——江东士族(具体内容参看田余庆大教授的《东晋门阀政治》,这里不负责扫盲)。

怀念田教授

《乡村爱情》第一季时,谢大脚要离婚,但这个离婚提案需要象牙山村几个家族共同决议,在会议中谢广坤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象牙山村的政治问题由四大家族话事,其中王谢占主导。所以剧中人物的行为全都是基于家族利益至上的逻辑的。所谓乡村爱情指的就是大家族之间的联姻,主导着象牙山村整个政治的走向。你们想想里面描述最多、恋爱过程最复杂的两对恋人是谁——每错!就是王小蒙——谢永强和王长贵——谢大脚的婚姻。

谢永强和王小蒙的婚姻就是典型的世家联姻,历史原型事件是书圣王羲之为次子王凝之迎娶谢安的侄女谢道韫的故事。所以就算王小蒙生不出孩子来,为了王谢家族联姻的政治同盟的利益,二人也不会离婚。而王长贵和谢大脚的婚姻就更复杂了,不仅是王谢两族联姻,更是一次官商结合。这两次联姻基本建构了象牙山村的基本权力格局。在乡村爱情的早期历史中,王谢两家是决定性力量。因此就算日后刘能混上了代理村主任他也只是拿了个虚头衔,没有王谢两大家族的支持,刘能根本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哦不,是村委会,没做几天就权位不稳了。

下面具体分析象牙山村四大家族的政治格局

谢氏家族

谢氏家族组长为谢广坤,镇委书记齐三太是谢广坤的内弟,儿媳妇王小蒙是象牙山村顶级富豪之一,儿子谢永强是象牙山村唯一的大学生,还是水果种植园的老总,亦为顶级富豪,一门拥有两位顶级富豪,富比陶朱!所以谢家是山村第一位开上小汽车的家族。再者,女婿皮长山是镇教育办主任,而且精通各种拍马屁之术,为求上进不惜牺牲自己中意一直想潜规则的小李老师,能屈能伸,潜力巨大;而且谢广坤本身山货公司业绩优良,一年几千块收入,去过上海,坐过飞机,眼界非普通山村村民能比。谢广坤一直坐在家中运筹帷幄。精密计划中象牙山村的走向,颇有大阴谋家风采。

而谢家的第二代谢永强,和谢玄很相像。谢玄此人才华很高,但朝廷几次召他去做官他都推辞了,寄情于山水之乐。谢永强亦是如此,作为象牙山村唯一的大学生,他推辞了去镇政府上班的机会,醉心于山野果园之中,俨然隐士做派。后来谢玄带领东晋军队击溃了北方异族的入侵,取得了淝水之战的伟大胜利;反观谢永强,也是在强强对抗中打败了狼子野心的王兵,使得谢广坤奔走高呼“小儿辈,大破贼!”,这正是谢氏家族的高峰时刻。但谢家最大的隐患是无后,谢永强对养子谢腾飞极其冷漠,日后难免会产生矛盾。同时谢家还有一位貌合神离、笑里藏刀的女婿皮长山,虽然表面对谢广坤、谢兰毕恭毕敬,但内心早就恨之入骨,日后可能演化成安禄山一般的人物。这些都为日后谢家的政治走向埋下巨大隐患。

谢氏族长广坤,运筹帷幄

王长贵家族

王长贵本人长期担任村长、镇水利站站长等要职,又长期担任慈善基金理事会主席等职位,堪称象牙山村第一政治强人。老婆谢大脚为山村商业寡头,女婿李大国爆发力强悍,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女儿香秀担任卫生所所长,象牙山村医疗界第一人,王长贵本人更是与第一富豪王大拿为同学。官商学界都有人,家族实力从外部看起来颇为强悍。

但是王长贵家庭不和睦。与王大拿名为同学,实际上因为谢大脚,长期与王大拿有隔阂。在调任乡里任水利站长之后,刘能、徐会计迅速的在背后搞小动作,使得王长贵在村里面的影响力被架空,基本没有话语权了。后来王长贵又闹出绯闻和被开除风波,至此王长贵彻底垮台,以至于流落工地搬砖。后来随着王长贵的逝世、香秀和李大国的离婚,王氏家族全面败落,再也无法再现当年雄风。

纵观王氏家族的发展史,最大问题是家长王长贵政治眼光太差!王长贵一门心思都扑在了与垄断巨头谢大脚的联姻上面,对女儿的婚事疏忽了,没能成功与谢家联姻,导致王香秀嫁给了庶族李大国,也使得和谢氏家族交恶,这就是王家衰弱的开始。再者王长贵为人软弱,面对刘能、谢广坤的政治攻势一直是防守、退让的姿态,毫无解决方法,只能步步丧权辱国。

王氏家族最薄弱的地方还在于没有男丁,未来只能依靠女婿。而本山子选的李大国这位演员十分地道,此人面如豺狼,口蜜腹剑,阴谋都摆在脸上了。在王氏家族兴旺之时一心隐忍附和,在王长贵失势之际立刻跳出来搞家族分裂,自己单干去了。随着王长贵的死亡,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坠 ,只剩下王香秀和谢大脚默默流泪。所以说日后王长贵家族将是最为悲惨的一支。

错失好局的王长贵

刘氏家族

刘能家族实力较弱,没人才、没钱、没关系。但刘能为人像一只刚强的大锤,深深感受到王谢家族的蔑视,一直想奋力一击其中。刘能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将王谢两家踹下王座是他最大的理想。但刘能政治智慧不高,最不明智的一点就是想要和王谢两个巨族进行正面竞争。

在与王氏家族的博弈中,刘能希望打破谢大脚对山村经济的控制,炮轰谢大脚搞垄断,并自己搞了一个小超市,但资本力量薄弱的刘家在和谢大脚经济战中迅速落败,赔惨了!后来刘能趁王长贵调离山村空当,开始在背后搞小动作,谋划夺权。但缺乏人脉支持,虽然当成了村委会主任,但政令不出村委会。最后刘能不得已,只能让名不见经传的徐会计当了代理村主任。

刘能最敌视的就是傲慢的谢氏家族。当年刘能举办了庆祝刘英怀孕的庆典,希望在全村人面前张张威风,却遭到了谢广坤的带头抵制,搞得刘能下不来台。谢广坤的傲慢与轻蔑让刘能身上背负了深深的雪耻决心。但刘能这人压不住火,喜欢刚正面,冒然挑起了数次刘谢战争。第一次刘谢战争发生在第二部,地点大脚超市门口,二人由于吃鸡腿问题发生了惨烈的厮杀,刘能奋力蒿下了谢广坤的头发。在《乡村爱情》第四季中,第二次刘谢战争爆发,刘能在第二次战争中下了死手,运用了铁锹等重武器,让谢广坤大吃一惊,仓皇而逃,后来这次战争播连极大,赵氏家族和王老七家族也都卷入了这次战争,最后在谢大脚的勉力调和下才终止了这场不亚于玫瑰战争的惨烈厮杀。这两次刘谢战争是象牙山村家族政治斗争白热化和尖锐化的表现。

第一次刘谢战争

好勇斗狠的刘能缺乏斗争智慧。虽然表面总是占了小便宜,但实际上一直遭到各个家族的压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没有强有力的支援,百般折腾,终究一场空,可怜秃头翁!

不断革命的刘能

赵氏家族

同刘氏家族一样,赵氏家族也属于山村中的低等士族,政治地位远低于王谢二族。一无政治资本,二无经济实力。但在《乡村爱情》的番外篇《本山快乐营》中,赵四有一次在托梦中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在梦中告诉他不要自卑,他们家族的祖先是赵匡胤,是龙族!赵四醒后大惊,自此有了对抗几大家族的勇气。

赵四在《乡村爱情》第一季中想趁着谢永强和王小蒙冷战之际,搓成赵玉田和王小蒙的婚事,从而和王氏家族达成同盟,但是被老奸巨猾的谢广坤看穿了,一举破坏。后来赵四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与刘能家族联姻,即便刘能百般羞辱,刘英的百般刁难,赵四也不翻脸,因为赵四心里清楚赵氏家族想要在象牙山村立柱脚跟,不成为劣等家族,必须联合刘家抵抗王、谢两家的政治紧逼。而且为了隐藏自己的野心和智慧,赵四一直伪装成一个面部抽搐的语痴患者,平常总当众跳街舞使其他家族对他解除戒心。赵四此招可谓诸葛武侯一般的战略眼光和司马仲达一般的隐忍能力啊。

赵四不像刘能,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赵四绝不参与政治斗争,一直持中立态度,但私下一直和刘能保持着亲密关系。赵四将所有精力都放在经营花圃和培养赵玉田上面,赵四知道刘能失败的最重大的原因就是财力不足!比如和谢大脚的超市竞争中,刘能就是由于资本薄弱,没能抗住谢大脚的经济战,垮了。再比如刘能当村主任时手头没钱,干点什么都受掣肘。在赵四的经营下,花圃买卖越做越大,隐然已经成了可以比肩谢家的顶级富豪。可谓闷声发大财,蛤蛤!要不你们以为微博上的留几手干嘛以赵四为头像呢,这就是对智慧的崇拜啊!

终于在赵四的隐忍谋划下,赵玉田在第六季终于成了最年轻的村主任。凡是大英雄,即使一辈子再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在情之所至之时都会一舒内心之感慨悲歌。正像曹孟德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又有如织田信长的:人生五十年,如梦亦如幻。在乡村爱情第六季中,赵四曾经在酒后拉着赵玉田的手一舒胸臆:原来生活,过的就是权力啊!!!

而且根据赵玉田的性格和能力,日后很可能发展成桓温一般的人物,开始和王谢两大巨族刚正面!我预测这个剧情在《乡村爱情8》里可能会出现。日后在象牙山村的政治形势中,赵家的势力将会越来越大。

泛铁岭地区舞王、智者赵四

彩蛋:隐藏力量刘大脑袋

一句话,刘大脑袋的历史原型是刘裕。当年刘裕可是庶族中的庶族,社会地位低下,年轻时被名流所蔑视,居然连士族的家奴都看不上他。但只有大士族王谧去与他结交,甚为礼侍、提拔。这正与刘大脑袋和王大拿的关系完全切合。在日后的《乡村爱情》里,刘大脑袋必成为第一大势力,但刘大脑袋的崛起也将预示着几大家族的衰亡,基本就是乡村爱情的结局了。大家拭目以待

刘大脑袋:万王之王,士族终结者

范文十:东晋“裙带”政治的历史警示 投稿:谢帺帻

如今社会上出现一个热词“裸婚”,对于古代权力集团而言,他们在子女婚姻问题上也存在“裸婚”,不过是赤裸裸的婚姻与权力的交易,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婚姻。

  在古代官家的权力结构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家族共同体的“硬权力”。那么家族共同体的“硬权力”到底有多硬?说到“硬权力”,我们绕不开一个概念,那就是“裙带”关系。

  官家的裙带关系最为盛行的时期应该是东晋时期。“裙带”从字面上拆开看,就是妇女服饰上的一根带子,这根带子让服饰成为一件合体的衣服,引申开来就是由妇女姻亲关系所带来的官场利益关系。东晋时期的权力结构很多都是来自于豪门士族的政治地位,而决定政治地位的高低主要有两方面:士族成员自身所取得的政绩和士族阶层通过婚姻构建起来的关系网。这种来自于关系网内部的彼此提携与利用,也就是裙带关系。

  东晋时期一代豪门谢家的崛起,是家族共同体的化学反应达到巅峰的真实写照。谢家的家族共同体主要还是依靠裙带关系来拉动,裙带成为血缘的联系纽带。谢氏并不是天生的名门望族,而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奋斗成为望族大姓的。

  

  与皇族攀亲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在东晋以来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谢氏与琅琊王氏并列为南朝最牛的两大家族势力,可以说完全垄断了官家权力市场。在所有的裙带关系中,与皇族攀亲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褚蒜子是谢尚的外甥女,嫁给琅琊王司马岳为妃。司马岳即位为晋康帝,褚蒜子被封为皇后。外甥女成了皇后,谢尚自然水涨船高成为当时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从没有实职的文官飙升至封疆大吏豫州刺史。

  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谢尚受命北伐寿春,结果出师不利损失惨重,受到了朝廷的处罚。按照正常的权力规则,吃了败仗的谢尚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搞不好还有可能丢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朝廷有人好做官”并不是一句虚妄之辞,这时候已经贵为皇太后的褚蒜子亲自出面,负罪在身的谢尚也只落个降级处分,朝廷就不予追究。

  褚太后一辈子替四个皇帝当过家,就是在这一期间,谢尚从弟谢安的政治生涯迎来了火箭般的蹿升速度。而在谢安所有的关系链中,他与妻舅刘尹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刘尹在当时是个相当厉害的角色,他有着极具说服力的双重身份:既是汉朝皇室后人,又是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

  东晋一朝,黄金家族依次是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以及最后代晋而立的刘裕家族。普通士族成员如果有幸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家族通婚成功,就等于拿到了进入权力通道的VIP金卡,等于将自己的家族镶嵌进了官家权力链的重要一环。

  谢氏裙带关系的第一环扣住的是中山刘氏,谢鲲(谢安的伯父)娶了中山刘氏女。中山刘氏是魏晋时期的名门大族,其发迹史要远远早于谢氏。中山刘氏的裙带关系错综复杂,往往能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展得无处不在。刘氏的通婚对象有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内司马氏等,而其中的郭氏又与太原王氏、河东裴氏、襄陵贾氏、琅琊王氏等联姻。这些名门大族共同结成了一个封闭的政治婚姻圈,同时也结成了一个风雨不透的权力圈。豪门大族在权力结构中拥有极高的特权,他们的子弟想进入官场,只要说句话打声招呼就可以摆平,根本用不着支付过高的利益成本。他们不但操控着权力系统的重要部门,在经济上还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资源,有的家族甚至富可敌国。这些门阀不光垄断着国家的权力资源,还垄断着当时的文化话语权。他们通过招揽天下知名的士子成为自己的门客学徒,同时将其中的一些人安插进权力部门,形成一股坚强的社会力量。

  可以说与中山刘氏的联姻,使谢氏家族直接进入高级士族的圈子,对于谢家来说,至少少奋斗了二十年。

  

  裙带关系与权力的私有化

  

  到了谢安这一辈,谢家有两人娶了太原王氏,一人娶了陈郡袁氏,一人娶了高平郗氏,此外家族中还有人与河南褚氏、沛郡刘氏、琅琊诸葛氏、泰山羊氏、长乐冯氏等大族分别联姻。再下一代,婚姻可考者共有14例,其中琅琊王氏7例,太原王氏2例,同郡袁氏、颍川殷氏和高平郗氏各1例,颖川庾氏2例,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高门大族。随着谢氏与各大族间婚姻网络越织越密,越织越庞大,其世族婚姻的基础也变得越发牢固。

  在东晋前期,控制中央权力的是琅琊王氏,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也就是说,琅琊王氏和司马皇室共同治理天下,琅琊王氏是门阀中的“一哥”。当时与琅琊王氏抗衡的只有盘踞在建康上游的荆、江二州的颍川庾氏,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门阀中的“二哥”。

  既然“一哥”、“二哥”的位置都让人占据了,谢家要想在夹缝中站立起来,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那就是与王、庾两大家族都结为姻亲。在这种情况下,谢道韫成了琅琊王氏的媳妇,谢尚女儿就成了颍川庾氏的媳妇。谢家也由此成为联结一对冤家对头的权力纽带。朝廷需要的是权力结构的稳定性,皇帝就通过起用谢氏来平衡王、庾两大家族的权力争端。所以谢尚在这种背景下,趁机得到了豫州。谢尚本人娶的是同郡袁耽的妹妹,而袁耽又是王导的心腹,受到王导的特别信赖。王导作为东晋的开国丞相,历事三朝,其地位非一般人可比。通过无处不在的婚姻关系,谢家在权力结构中与这些顶尖大佬的相处也还算愉快。

  分析谢氏的裙带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特点:一是跟同乡通婚,比如跟陈郡袁氏;二是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此外还特别重视“亲上加亲”。在谢玄这一辈人的14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士族之外的人通婚,2/3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大家族,还有的主要是跟殷、庾、郗等著名士族联姻。当然,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叠关系和近亲结婚(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为了权力的递延,家族通婚怎一个乱字了得。比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妹,但他女儿又嫁同郡殷浩堂弟殷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殷浩跟谢尚是连襟,同时殷浩又是谢尚的亲家;谢玄女儿嫁袁质儿子袁湛,袁湛妹嫁谢玄侄子谢重,等等。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裙带关系越多,权力私有化的成分就会越重。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就是要把官家的权力机构变成家族部门,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在封建官家制度中,官与民在对权力的认识上会产生激烈冲突的根本原因。

  家族硬权力往往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

  隋唐帝国曾经为了遏制家族硬权力带来的权力私有化的恶性蔓延,在用人制度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推出了科举制度,希望一个帝国能够以绝对皇权的权威来限制家族硬权力的恶性蔓延。但是当官僚集团呈现出强势的姿态、皇权被削弱的时候,这种家族硬权力就会变成群雄逐鹿的资本。

  (作者为历史畅销书作家)

  责编/杜凤娇 美编/石玉

字典词典小学防震知识讲座小学防震知识讲座【范文精选】小学防震知识讲座【专家解析】借刀杀人的故事借刀杀人的故事【范文精选】借刀杀人的故事【专家解析】农村淘宝考试农村淘宝考试【范文精选】农村淘宝考试【专家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