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荒煤_范文大全

怀念陈荒煤

【范文精选】怀念陈荒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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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怀念陈荒煤

【优秀范文】怀念陈荒煤

范文一:被荒芜的怀念 投稿:赖餚餛

  苏泽霖阿訇加快了脚步,指着不远处的一块墓碑说道:“这就是了。”我们要找的这块墓碑和周遭的其他墓碑略有差异,看起来也有些古旧,但墓碑上的文字依然可辨:“先父苏盛华之墓,生于公元一九��年古历腊月初八,归真于一九九二年正月初八。”

  那个年代的人似乎很少有人在意自己的生日,回族更是如此。因而当我搜集和苏盛华有关的文字时,关于他的生日竟有四种之多,且年份都不一致。峰回路转处,真相却在立于他坟头的那块沉默不语的墓碑上,因为那朴素的碑文内容是他临终前自己写好的。

  一

  正月初七,晨礼毕,苏盛华神情肃穆。那段时间他的身体已经明显不好了,他的小儿子就陪在九十余岁高龄的父亲身旁。和往常几日的少言语不一样,那天的苏盛华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要对自己的儿子讲。他说他梦见了自己的父母,梦见了自己的老岳父,还梦见了王静斋阿訇和他在屋子里坐着聊天。这些亡人的面目都清晰地在他的眼前一一浮现。

  说到和自己亦师亦友的王静斋,苏盛华的精神显然光彩了许多。他给儿子讲述了发生在韦州清真大寺的一件趣事。

  那天,得知苏盛华要带着王静斋阿訇来清真大寺,韦州的众朵斯提翘首以待,要一睹这位享誉全国的大阿訇的风采。可中午礼拜的时间眼看着就要到了,王静斋还趴在桌子上译经呢。众人正犯嘀咕间,伴随着唤礼声,只见王静斋头顶空无一物径直走向大殿,抬手,领拜。礼拜结束,这下可炸开锅了,“还说是大阿林,连帽子都不戴,这阿訇教门也太粗了吧。”王静斋看到眼里,便笑着对众人说道:“你们今天看到新奇了吧。你们看我不戴帽子,那你们说戴帽子的教义从何而来呢?只要礼拜,戴不戴帽子都可以的!”众人还在错愕,他二人已转身回屋去了。讲完这件往事,苏盛华也笑了。谈笑间他让儿子拿出纸和笔,说了一些人的名字让儿子记下来。儿子不明就里,他却说道:“你今天把我说的这些人都给爹请请,让他们明天来送送我,我要归真了。”

  我的心猛地一紧。采访至此,我眼前的这位老人明显有些颤抖。他仿佛回到了二十四年前听父亲说这段话时的场景,他的害怕,他的惊恐,他的不知所措。

  正月初八,苏盛华归真。临终前,他紧握着小儿子的手。小儿子关切地问,“爹,你哪里疼呢,我给你打个止疼针。”他摇了摇头,“我哪里都不疼,拜功让我此时没有疼痛。我这是瓜熟蒂落,你我父子此生将永别了。”

  二

  苏盛华出生于古镇韦州,是老父亲五十八岁时生的唯一的掌上珠。但家人并未对他过分溺爱,而是培养了苏盛华低调、上进和待人宽容的性情。父亲对他的教育尤为重视,从小就和一般的回族家庭一样照例把他送入修阿文的私塾里面去念书。后苏盛华入韦州第一清真两等小学做了当时所谓的“洋学生”,之后进入马福祥创办的蒙回师范学校学习。在接受了如他自己所说的“几段相矛盾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由于在校时成绩优异,时任甘肃教育厅厅长极力支持他出国留学深造。但父亲病重的电报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深知相差近六十岁的父子二人来日无多。因而他毅然放弃了留学的机会,毕业后回到了宁夏。

  苏盛华投身教育,始于1927年。在那之前,他刚结束了学校生活,到家没多久,父亲便去世了。彼时正在守制,他受到甘肃省党部田��山先生委派筹备镇戎县(后改为预旺县)党务,兼教育局局长。新的人生之门向他打开,他也报之以最积极的回应。当时镇戎县的县长是洛阳的杨天牖先生,他们二人商议整顿县城的学校,并鼓励回汉子弟入学。正当二人意欲作为之时,杨县长奉命调走。继任者为旗籍公子出身的蒋犁,此公官气十足,疑心颇重。刚刚走马上任的苏盛华因顶撞了这位县长并受到他人诬告,遂被冠以“鼓励学潮,扰乱治安,阻挠军需,咆哮公堂”等罪押送至甘肃省府(兰州)军法处受审。他在老牛车上被押解了十七天后到达兰州,在审讯中因诬告的证据矛盾,坐了三个月的牢后被无罪释放。

  1929年他被任命为灵武县吴南乡清真完全小学校长;1931年在他的倡导下,韦州清真大寺首次创办起中阿学校,不久又兴办同心历史上第一所女子经堂学校――韦州中阿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马鸿逵主政宁夏,倡导发展教育,年轻的苏盛华有了更广阔的舞台。马鸿逵继承了其父马福祥倡办回民教育的遗志,在省会东大寺创办了私立宁夏中阿学校,彼时东大寺的教长正是虎嵩山。到了1934年,私立宁夏中阿学校由省政府教育厅接管,校名改为宁夏省立回民师范学校。校长由马鸿逵兼任,副校长及教务主任由苏盛华担任。教学计划,除每日一节阿文课外,其他教学一律遵照教育部颁发的教育大纲进行。到了1937年春季,宁夏省立回民师范学校全部由东大寺迁入兴学巷原蒙回师范旧址,学校名称改为宁夏云亭师范。迁移后的云亭师范刚刚开办了一个学期,卢沟桥事变爆发了。马鸿逵将宁夏所有中等学校十六岁以上学生一律编入十七集团军军事教导团,云亭师范也不得不宣告停办。

  虽然马鸿逵担任校长,但自始至终都是苏盛华负责着中阿学校的具体工作。作为宁夏第一所高等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他是教导主任,同时还教授国文课程。省立回民师范学校的短暂存在之于宁夏教育而言意义非常。由于云亭小学在全省回民教育事业中的示范作用,时省教育厅长时子周亲自总结这所学校的办学经验,并在东大寺专门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教育会议。这次会议之后,全省掀起了兴办回民教育的高潮,回族聚居地区新建和改建回民小学达二十多所。更为重要的是,在苏盛华“中阿并举”办学理念的倡导下,更多的回族家长愿意将孩子送进新式学堂。到1940年,宁夏地区的中阿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遍布宁夏各地的中阿学校达二十四所。同时,苏盛华还有力推动了宁夏地区改革经堂教育基础课教材的热潮。当时中阿学校所学中文科目就包括:公民、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伦理学、教育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法学、生理卫生等,这些课程的陆续开办打开了回族经堂教育变革的新局面。

  回首那个年代,回族的新式教育尚未普及。对汉语教学的忽视导致回族中“读经者不知书”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回族青少年都站在“读汉书”的门槛之外而不得入。因而当苏盛华站在家乡韦州的古城墙上,苍茫四顾,他深知这满目望去的所在最缺失的是什么。那该是最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他却主动担负起背后那个沉默民族的前行重任,这使得他投身教育的历史选择凝聚了深刻的文化忧虑。因而当我们端详身为教育家的苏盛华时,他先觉者的身份里就多了一份孤独的气质。可以说,苏盛华是民国时期宁夏地区新式教育最重要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他是名副其实的“回族教育家”。   三

  时至今日,他依然是人们口中的苏县长。

  由于在办学过程中的杰出表现,苏盛华被马鸿逵相中,迎来了自己的仕途之路。1940年他被马鸿逵任命为磴口县县长,1947年又被任命为中宁县县长。1940年他刚刚上任磴口县县长时,正逢蒋介石在全国推行节约建国储蓄。马鸿逵在宁夏成立了九十八个劝购队,苏盛华任第八十六劝购队队长,他接到任务后,成立了磴口县节约储蓄支会。但在苏盛华开展工作的同时,他对马鸿逵的官派作风日益反感,对政令带给普通百姓的负担愈感同情。在磴口县任职两年后,苏盛华便回到老家韦州,对马鸿逵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无奈,1947年马鸿逵在调整中宁县县长时又想到了苏盛华,就任命苏盛华为中宁县县长。苏盛华拒不复命,被马鸿逵严厉训斥,要求他脱掉大褂换上制服。就这样,苏盛华“被”上任了。1947年3月,苏盛华接任中宁县县长。赴任之时,没有任何接送仪式,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他坐在县政府门口的台阶上,守门者甚至怀疑他的身份。

  他为官清廉,从不为自己敛财;他体恤民情,一身浩然正气。任期之内面对苛捐杂税、拉夫当差、抓兵征粮的任务,他没有一次能够“圆满”完成。今天,中宁县上了岁数的老人在提起苏盛华的名字时,都会说道:“苏县长是个好人呐。”任职期间,他解救过革命工作者孙殿才一家人的性命,冒险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他将富绅的土地分给穷人而得罪了不少权贵。他为人正直,从不站在权势者的立场说话。当时,马鸿宾手下的一个连长娶了一位带着三岁孩子的妇女,这个连长经常无故殴打这名女子,娘家人敢怒不敢言。后有人状告到苏盛华处,在他详细盘问情况属实后,怒不可遏地命令警察:“衣服扒了,给我打。”直打得连长连连告饶。不仅如此,苏盛华在经得该女子同意后,当堂宣布其与连长解除婚约关系,还她以自由身。事后苏盛华更是向马鸿宾反映情况罢免了该连长的职务。

  不仅如此,苏盛华在任职县长期间,依然不忘推动当地的教育事业。1947年任职中宁县县长后,他便积极筹备宁夏省立中宁初级中学的创建工作。他利用县长的政治地位和影响,疏通地方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争取宁夏省政府教育厅和当地驻军马鸿宾对学校创建工作的支持,学校创建后他兼任学校第一任校长。

  县长位置上的苏盛华似乎从来没有让马鸿逵满意过,更是因为得罪了马鸿逵,差点被要了性命。1947年,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奉命配合马鸿逵部进犯三边地区,他们在盐池县和定边县等地抓捕人员六百多名,并交给了中宁县政府严密审查身份。因一时抓去的人多,监狱都关不下了。懂得医学知识的苏盛华害怕监狱里的六百多人发生传染病,更怕错冤了无辜的路人。正好中宁县警察局局长茹振宗应家乡父老的请求到苏盛华处请求放人,苏盛华便经请示马鸿宾后将这六百人分批释放了。时任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将此事汇报给马鸿逵后,马鸿逵十分恼怒,将苏盛华县长撤职关押,听令枪毙。后马鸿宾出面斡旋,苏盛华才免于一死。1949年8月,马鸿逵在撤离大陆前给中宁县下了三道命令:全县枸杞砍倒、仓粮烧掉、伐树放水。苏盛华拒不服从,他在监狱里戴着镣铐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从被迫上任时的无奈,到任期结束时的凄凉,他的仕途之路让人感慨良多。中国文人历来最看重的就是官运,“学而优则仕”不仅仅是他们中多数人的人生信条,更是实现他们人生价值的不二选择。而对于苏盛华而言,仕途从来不是他主动想要的,他的性情和追求也从来志不在此。以他的才学和能力而言,他更像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升迁之路。当今天重新思考他对待仕途的人生选择时,让人回味更多的是他高贵的人格和从未放弃的人之尊严。

  四

  1935年春,虎嵩山顶撞了马鸿逵,被迫离开了中阿学校,苏盛华的工作就更为繁杂。而在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之外,他还把虎嵩山讲课的阿文笔记《若海百洋》译成汉文《伊斯兰教拜功之理》,发表于《突崛》杂志。不仅如此,他在《伊斯兰青年》《回民言论》《禹贡》《月华》《晨熹》《震宗报》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伊斯兰教宗旨》《伊斯兰教拜功之理》《伊斯兰教知识分子应有的觉悟和努力》《抗战以来的宁夏穆民》《回汉纠纷经历录》《宁夏省立云亭师范学校校歌》《意马尼歌》《宁夏省立回民师范学校概况》等颇具分量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但深入探讨和分析了回族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而且以一名知识分子的情怀和担当思考着民族和国家的诸多命题。

  作为民国时期知名的历史地理学杂志,《禹贡》的创办者顾颉刚、谭其骧等人并非回族,其受众群也并非针对回族大众,但《禹贡》杂志中刊载的很多文章都是回族伊斯兰研究的扛鼎之作,苏盛华发表于1937年第七卷第四期的《回汉纠纷经历录》就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这篇长文中,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用大量的史料和现实分析了回汉关系,指出了回汉隔阂的症结所在,并开出了办教育的“文化药方”。今天读来,依然闪烁着知识分子的视野和远见。

  马鸿逵看重苏盛华并对其委以重任,除了他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还因他有着极强的办事能力。苏盛华在奉调灵武办学时,河东各县百姓自清末同治以后,以前所有田产均被没收,仅得到边远不能灌溉的农田。并且田地所需粪土必须由街上买运,不但贵而且远。面对不能丰收的农田,人们便想到了改造田地的肥料。偶然间,有人得知鸽粪的效力比任何肥料都大,而且质轻易得。人们得此秘诀,便争先恐后养鸽子。这样不但鸽粪做了田地土壤的良好肥料,还可宰鸽享客和自己食用。因而家户养鸽越来越多,便不免时有出入田禾的事情发生。怎料被人以“飞起遮天盖日,落下挖根断苗”为由状告到官府,要求勒令拆毁鸽房断绝鸽种。此事一度得到批准,并布告全省实行。苏盛华听闻,当即专门向省政府呈文:“老鸹麻雀鸽均为本省农人认为三害鸟。然老鸹嘴长过寸,能崛谷种于地下;麻雀身轻可喙禾穗于茎上;而鸽嘴长不及老鸹,身轻且远过于麻雀。是鸽既不能为害地下之谷种,又不易损伤茎上之禾穗。其所食者仅田地之余粒,谷类之孑遗,何害之有?而其益农处则能产美满之肥料,可供贫人之肉食。即令与老鸹麻雀同为害于农,则除鸽固可拆其房;而除鸹则必尽伐人树,除雀亦必尽毁人屋,是又为事实之断不可能者也。”如此论述有理有据,省主席大喜,立即收回成命,农人的家鸽转危为安。   不仅如此,在保障鸽房之后,他还和当地乡绅商议按每间鸽房收清真学校学捐三元,直接供给当地回汉子弟读书。推行之时,不但没有被阻挠,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他处理事务的方式似乎从来如此,有着父母官的才能,却更具教育家的本色和情怀。

  五

  苏盛华十五岁时,他的母亲因肺痨去世,这钻心的疼痛让他立志要自学成医。此后,他虽致力于民族教育,也曾浮沉于宦海,但即使在人生最顶峰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医生。

  苏盛华在北大求学期间就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学习之余他阅读了大量的医学书籍。他热爱中医,并对中医理论有着很深的造诣;行医六十余年,在宁夏中医界颇有影响,而这更是深刻影响了他孩子们的人生走向。五个儿子中有三个都是当地知名的医生,他们治病医人的人生轨迹无疑来源于父亲苏盛华的家学启蒙,家父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和对人的生存命运的终极关怀深深地植入进子女们的心中。

  回望不堪回顾的那些岁月,他因为成分不好,人生处处被动。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但他依然坚持暗暗行医,有需要时他便提起药箱随叫随到。改革开放,万象更新,可以舒眉的年月终于来到。那时苏盛华已年近八旬,却迎来了人生最后的繁忙。韦州的大街小巷,留下了他穿行其间的脚印。从年轻时期站在古城墙头凛凛的光彩,到迟暮之年依然坚毅的目光,他从未抱怨过生活带给他的诸多不顺。

  2009年9月,韦州清真大寺的阿訇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宁的包裹。邮寄者是中宁八十多岁的杨应林先生,苏盛华在中宁做县长时曾与其父杨仙周共事过。杨应林在整理资料时获得了苏盛华归真前接受采访的六盘录音带,他遂将这六盘录音带通过清真大寺交到了苏盛华后人的手中。透过苏盛华遥远又亲切的乡音,似可感受到这声音背后的那个有温度、有表情的老人。我仿佛看到身材修长的苏盛华背倚着靠椅,身体有几分前倾,似乎随时要起身侧耳,因为他的年龄有些大,耳朵也有些背了。他清瘦的脸庞上呈现出倦态甚至病容,但倾听的双耳分明含着谦虚和耐心。是的,苏盛华的眼神中似乎总是带着善良的温存,他宁静的神态里仿佛蕴含着人道的热忱。

  作为一名医生,他终生都在给人看病;作为一位教育家,他也曾尝试着给这个民族开出一剂药方。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记住更多的是那个作为“苏县长”和“苏医生”的苏盛华,却忘却了本为教育家的苏盛华。我在寻访有关先生的资料时,所到之处,无论是他的亲友,抑或是知晓他的路人,给我讲述的无不是他为官为医的种种事迹,却鲜有提及那个为办学校而奔走呼号的北大毕业生。在他人生历程中唯一一次被记录的那六盘录音带里,两位采访者不厌其烦询问的也几乎全是和马鸿逵、马鸿宾有关的政治过往,竟没有一句问及和教育、文化相关的问题。

  青年时,他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精神的浸润,怀着深深的文化忧虑投入到民族教育的事业中;晚年时,时代的喧嚣已然迫近,他却成了被遗忘在故乡角落里一抹孤独的云霞。

  同为韦州人的我,在相似的年龄曾与他一样有过北京求学的经历,因而他的心情和思绪于我而言是具体的,可以触摸的。路过北大我驻足停留,遥想着当年那个从回族小镇踏进北大的青涩少年。我看到了他匆匆而坚定的步伐,他那岩石般沉默的背影让我相信,这个民族会有更多的少年会像他一样肩起梦想的背包奔向求知之路。

范文二:陈荒煤简介 投稿:吴孯孰

陈荒煤

姓名:陈荒煤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3年12月23日-1996年10月25日

出生地:上海

籍贯:湖北襄阳

    陈荒煤(1913.12.23-1996.10.25) 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第一任会长,作家、理论家、电影事业家。

    陈荒煤笔名“荒煤”、“沪生”、“梅白”。原籍湖北襄阳,生于上海。1930年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商科肄业。1935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长江上》,剧本《黎明》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战地文化宣传工作。曾创作独幕剧本《打鬼子去》。1993年在武汉与宋之的、罗烽、舒群集体创作多幕剧《总动员》。1943年在桂林出版短篇小说集《在教堂歌唱的人》。1949年出版多幕剧《粮食》。1951年出版报告文学集《新的一代》。1952年出版文艺评论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1953年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197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顾问兼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第七届政协教育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影协第三届常务理事,第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四、五届副主席。 撰写数十万字的电影理论文章,涉及电影美学、电影音乐、电影表演、电影特牲及电影工作的经验教训等。已出版的文学论文集、电影评论集有《回顾与探索》、《攀登集》、《探索与创新》;散文集有《荒野中的地火》、《荒煤散文选》、《梦之歌》;还出版有《荒煤短篇小说选》等。曾主编《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中国电影》卷。

       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长江上》、《在教堂歌唱的人》

    报告文学集:《新的一代》

    电影评论集:《回顾与探索》、《攀登集》、《探索与创新》

    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荒煤散文选》、《梦之歌》

    剧本:《黎明》

范文三:陈荒煤逝世 投稿:冯亟亠

作者:新华社

人民日报 1996年11期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电影事业家陈荒煤,因病于10月25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陈荒煤原名陈光美,湖北襄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反帝文化总同盟,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在鲁艺文学系任教。解放后,他长期在文化、电影、文学等部门和学术团体担任领导工作,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陈荒煤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先后创作出版了20多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等著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直到他去世之前,他还担任着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主编、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等职务,并于今年5月在重病期间创立并首次颁发了“夏衍电影荣誉奖”。

范文四:我的父亲陈荒煤 投稿:郝潈潉

  我父亲的名字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跟中国电影紧密相连的,而电影又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这样父亲的名字也就被人们所熟知了。

  父亲去世后,不少人曾写下有关的回忆,我们家人却从未写过些什么。现在这篇文章的内容,只是我回忆中有关父亲的一些片段。

  一、“你爸到底会什么?”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是“搞电影”的。但到底什么是“搞电影”,又是怎么个搞法,却并不清楚。

  记忆中父亲除了上班,在家时总是在伏案工作,我很少去书房打扰他——不是因为懂事,而是因为他根本不会跟孩子玩儿。偶然进去看看,他便折一只纸青蛙给我。好像是只会折这个,没有其他花样儿。有一次我拿了个小娃娃进去,要求给它做件衣服,他就找了一根布条,把娃娃捆上,说是衣服做好了。我举着小娃娃出去,告诉别人:“这是我爸给它做的衣服!”闻者无不微笑点头说:“做得挺好!”

  伏案累了,父亲就走出书房,背着手在院子里散步,边散步边“想问题”,好几次我跟在他身后学他:也背着手,抬着头,若有所思地迈着方步,被家人看见笑坏了——那时我也就三岁多,据说学得相当神似。

  一天,北影导演凌子风来我家,耍了各种花样给我们看,比如变个魔术啊,做个鬼脸啊,等等。他边耍边得意地问:“你爸会这个吗?”“你爸会那个吗?”我摇着头说不出话来。后来他一直追问:“你爸会什么?说啊,他到底会什么?”我被逼急了,突然大声回答:“我爸会散步!”此话一出,引起哄堂大笑,从此在我家成了经典段子。

  前些天看一个旅美女作家写的散文,说她上大学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那时她非常敬佩一位著名的启迪民智的学者——他主编了一套大型丛书,号召中国走向世界大循环。这套书在知识分子中受到高度评价,一时洛阳纸贵。

  多年后那个女作家在美国结识的一位女友,正是那个学者的女儿。于是她常和她谈起她的父亲,并又一次重读他充满智慧的著作。而那位学者的五个儿女都学理工,他们从未读过父亲的著作,也一点儿都弄不清父亲这一生究竟在做什么。在他们心目中,母亲才是家中的支柱,而父亲只是一条书虫。

  那个女作家感叹:人们遗传了自己的很多生理基因给后代,却无法遗传自己的思想。她说:“隔行如隔山,就是至亲,也是如此!”

  我觉得我们家的情况也有些类似。父亲在家什么事都不管,除了星期天偶尔带我们去公园玩玩儿,平时很少能见到他。早上我们起床看不到他,晚上睡觉时他常常还没下班。

  母亲常常抱怨说,家里的有些事应该是男人做的,比如敲个钉子啊,修理个小物件啊,等等。可是这些父亲都不会。有一次我病了,母亲女权思想大发作,问为什么孩子病了请假的总是她?于是父亲只好破天荒地带我去了一次医院。可是回家后,面对母亲提出的所有关于如何吃药如何将养等等问题,他一句也答不上来。母亲就此认命,以后还是她带我们去医院。

  因此,我小时候也一直认为父亲什么也不会,比母亲差远了。有一次我跟他去电影协会看电影,之后很多人在一起吃饭。好像是快到新年了,饭桌旁大家一起拍手说:“欢迎陈局长讲话!陈局长,给我们讲几句!”父亲温和地笑着推辞说:“今天就不讲了!大家好好吃饭!”可是人们坚持要他讲。我不禁担心极了,觉得他一定什么也讲不出来。后来他讲了几句平平常常祝贺的话,我这才放下心来。

  二、“跟我看片子去!”

  小时候我家住在北京西城的宝产胡同里,是北影厂的宿舍。这儿原来是一座王爷府,被日本人占过,在内部做了些改动。我家所在地是王爷府的花园部分,原来是个大戏台及其穿堂,被日本人改造成了住人的地方。里面有大大小小好几个房间,有的房间被日本人安上了拉门。父亲的书房就在朝北的一个小屋里,里面有一桌一椅,一张可以打开的沙发床,以及一排书架。

  院子里面住了十几户人家,包括崔嵬、田方、于蓝、海默等著名的演员、导演和编剧,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关于“下生活”、“改本子”、“拍片子”之类的术语。我觉得别的叔叔阿姨的工作一听就能明白,唯独父亲的工作我想不出来。这就像在小学里,我知道老师是干嘛的,就是不明白校长整天忙些什么。有一次校长来我们班听课后,我忍不住问二姐这个问题,她只告诉我说校长很重要,可他到底在干什么,她也说不上来。

  当然,我们对父亲的工作还不至于一点儿都不了解。那时他常常在出门前匆匆交代:今天去电影局开会;或者,今天去看片子。所以幼时的我一直认为,父亲的工作无非两类:开会和看片子。

  有时赶上假期,片子的内容又适合小孩子看,父亲就会带我们一起去看。那地方离我家不远,出胡同西口坐四分钱的公共汽车就到。有一个星期天,我们院儿里的小孩儿分了两拨人马打仗玩儿,一个个跑得蓬头垢面,气喘吁吁。这时父亲出现了,叫住大家说:“今天审的是儿童片,跟我看片子去!”于是所有的孩子立刻欢天喜地大呼小叫地一起出发了。上了公共汽车,父亲才开始一个个数人,再按人数买车票。

  还有一次,先审中国片,然后是苏联电影《复活》。父亲觉得后者不适合孩子看,就让母亲带我们先回家。可我姐不肯,在放映厅里绕着椅子跑,母亲追不着她,只好作罢。多年后我姐告诉我,她还真看进去了,而且记得很深。有一个镜头是,男主人公在法庭上看到女主人公,觉得似曾相识,便举起单柄眼镜来辨认。镜头随之一点点推进放大,人物特写越来越清晰,然后又慢慢淡出……还有男主人公坐在灯火通明的火车头等舱里吃喝玩乐,而凄风苦雨中的女主人公在外面看见了他,想跟他说话而不得……那种非常非常美的画面和鲜明的对比都让她感到震撼。

  现在想想,我们真跟父母看过不少电影。很多电影从开拍到公映,前前后后看了多次,比如《东方红》就看了五六次,“文革”前没来得及公演的《阿诗玛》也看了好几次,所以往往知道这片子原来什么样,公映时又是什么样,并且知道,这中间的修改过程就和父亲的工作有关。因为每次在放映厅,一到换片时大人们就开始议论,看完了以后大人们往往还要开会,我们就在外面边玩儿边等。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就知道了父亲在忙些什么。   比如,母亲在电影学院教表演。她对表演的要求很高,常说剧本再好,表演差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影响了我对文学作品的要求,那就是故事再好,语言差也无法忍受)。有一次她看了一部战争片,一个战士受了伤,而那个演部队首长的演员却打着官腔,拍着他受伤的肩膀……母亲对这种不合理的表演深恶痛绝,回来后一直追着父亲说:“光抓创作有什么用,再不抓表演就不行了!再说为什么不能一起抓呢?”(后来父亲确实开始“抓表演”了,据说下面顿时一片歌颂声,说他抓得多么多么及时,只有母亲说,及时什么呀,早就该抓了!)

  这样我们就知道父亲那时是在“抓创作”,其实就是“抓剧本”,“文革”中大肆批判的那几部电影“大毒草”《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和《早春二月》就是他大力“抓创作”的成果。

  父亲的工作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其一是,我们从小接触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剧本,有的是纯粹的剧本,有的是电影文学剧本,还有的是分镜头剧本。就连小人书,我家也只有电影出版社出的电影小人书,我一直以为这才是正宗的呢。这样我后来看小说,出现在眼前的总是一个个场景(听说这样的人应该去学导演,不知真假)。本来以为别人都跟我一样呢,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其二是,我们都不喜欢看歌舞节目。有歌舞之类的演出,父亲从不带我们看。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唱歌跳舞有什么好看?结果在他的影响下,我们也只喜欢有故事情节的艺术形式。(后来到了新加坡,由于缺乏艺术生活,我有两次买票去看国内来的歌舞演出,每次都看得不耐烦。我痛下决心地跟丈夫说:以后我要再作如此打算,你就用我爸的口头禅提醒我!)

  其三是,我们很快学会了如何判断电影作品的优劣,那就是能否令人“入戏”。特别是长大以后,审美观鉴赏力都已形成,那么如果一部电影能令我入戏,肯定是不错的,如果入不了戏呢,那它一定有问题,或是情节不合理,或是语言不贴切,或是表演不到位……

  三、“戴着镣铐跳舞”

  那时家里的客人总是很多。找父亲的一般都是来谈剧本的,而且大多是谈了就走,而来找母亲的一般是她的同事或学生,在这儿又玩儿又闹又留下来吃饭,比父亲的客人有趣多了。

  来谈剧本的有时也包括我们院儿的大人,经常是晚上下班以后才来。那时父亲的小书房里就变得灯火通明了,平常父亲是只开台灯的。而书房传出的声音也时大时小——有时大家七嘴八舌,乱成一片,甚至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有时忽然没声儿了,那就是父亲在说话。他的声音一向很小,所以他一开口,所有的人都会静下来,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听他说些什么。有一天他们正准备谈《烈火中的永生》,却发现少了一套剧本。父亲立刻轻车熟路地来到我们的房间,拉开抽屉,那剧本就在里面躺着呢。看来父亲早就知道,我们是常常偷他的剧本去看的。

  也有些客人是来找父母两个人的,那就是他们的老朋友了。我印象较深的是,这些客人看到我们姐妹几个,常常会问一句话:“以后长大了干什么呀?也像你爸妈那样搞电影吧!”这时母亲总是立即表态说:“她们不搞电影!”父亲则像平常那样温和地笑笑,不置可否。

  后来我家几姐妹果然没有一个搞电影的。现在想来,可能这还真跟母亲多次坚定表态形成的潜移默化有关——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与“搞电影”是毫不相关的!(但我大姐的两个女儿却分别进入电影学院文学系和北师大影视编导专业学习,现在都以写剧本为主业,这到底应该归功于我家的遗传基因呢,还是归功于她们的母亲没有像我们的母亲那样坚决地对此表示反对呢?)

  “文革”后不少电影世家的第二代都开始拍电影,我也终于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好玩儿的事情,于是这才想起问母亲她反对我们“搞电影”的初衷,但她却说不出所以然来。

  最近母亲才告诉我,这工作太不好做了,自从父亲开始管电影,就麻烦不断。他说过,这辈子从来没听过那么多批评,也从来没做过那么多检讨!他那么喜欢电影的人,弄得后来看电影都得不到享受,光忙着在那儿琢磨了!

  曾读到这么一句话,叫做“带着镣铐跳舞”。我觉得,父亲那一辈搞电影的人,无不是这样的舞者。他们一方面笃信文艺为政治服务,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最高宗旨,另一方面又追求文学即人学这样的艺术境界。偏偏这二者常常发生冲突,他们的命运也就常常随之发生变化。而且,如果只是思想上的冲突还好,偏偏还有很多政治上的风波,更是他们这些人无法避免,又永远搞不明白的。

  1965年就是这样,在文化部的所谓大整风中,父亲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我们虽然小,也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那些日子父亲整天在家写检查,倒是不那么忙了。而在广播里时时传出的点名批判文章中,虽然还是一口一个“陈荒煤同志”,口气却极为严厉。

  那时我大姐在外地上大学,而我整天只顾着玩儿,对这些事儿并不关心,只从我二姐那里听到一些只言片语:“咱爸犯错误了,以后不能搞电影了!”后来她又神秘地告诉我:“咱家要搬到重庆去了!”

  果然,不久后的一天,父亲把我们叫到院子里坐下,郑重地说要跟我们“谈谈”。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长篇大套地谈话,好像是要把近来的事向我们做个交代。但我什么具体内容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让我们在家听妈妈的话,他要先去重庆上班了。

  四、“何日君再来?”

  父亲离开北京时院儿里的不少大人都去火车站送行。田方伯伯和崔嵬伯伯是明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他们就笑眯眯地掏出墨镜戴上。火车开动时崔嵬伯伯眼眶里闪着泪花问父亲:“何日君再来?”而我二姐眼圈也红了,她毕竟大我一岁多,可能心里比我更清楚一些。

  送走父亲后崔嵬伯伯和海默叔叔带我们去东安市场吃东西,在那儿我们第一次吃到放在汽水里的冰激凌。海默叔叔对我姐为什么哭,我为什么不哭似乎很感兴趣,老想探讨其原因,估计是他的作家天性使然。但我们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好认定:我二姐比较重感情,我比较麻木不仁。(后来海默叔叔在“文革”中被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打死,我知道后也没有太感意外——那时这样的事太多了)   父亲到重庆后常常来信,说他现在是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正在各个大厂跑,准备熟悉工作。我只记得信中一些令我感兴趣的内容,比如那里的树冬天也是绿的,等等。他还照母亲的吩咐,把那儿的小学和初中课本寄来让我和二姐预习,并且告诉我们,他买了一个乒乓球台,以后我们到了重庆,就可以天天打乒乓球了。这样我们慢慢地对去重庆有了些期待。

  在重庆,父亲离开了电影界,终于可以轻松地看电影了。但他说,还是不行,总是边看边想:这里导演处理得不错,那里本子似乎有些问题……

  接着,“文革”开始了。刚开始是批判三家村,很快战火就烧到了父亲。《重庆日报》有一天头版头条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夏衍和陈荒煤在北影厂推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路线。文章发表前市委跟父亲打了招呼,父亲也跟我们打了招呼。我虽然以麻木不仁著称,心里还是知道,我们的生活将要发生巨大的变故了。

  果然,父亲很快被文化部召回“说清问题”,我们送他到重庆机场,看飞机起飞后才离开。那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父亲要到八年多以后才能够回家,而且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式,被分配到重庆图书馆,在库房整理书籍。

  父亲回重庆后,图书馆的几个爱看书的年轻人常常去找他谈天,其中有后来非常著名的学者。我们知道父亲被关了这么些年,却依然不知政治斗争的险恶,对这件事就有些担心,怕他再被扣上个毒害青少年的罪名。

  有一天,那几个年轻人到我们家来找他,一进我们那又黑又窄、堆满了煤炭炉子的走廊就叫:“荒煤呢?荒煤呢?”看到坐在屋里的父亲后,更是大声叫道:“哈哈,荒煤!荒煤在这儿呢!”一下引了好几个邻居出来看。我从小就不喜欢“讨厌的男生”,又反感他们直呼其名的无礼,当即脸色就很不好看。可父亲倒是一点儿也不以为忤,跟他们谈笑甚欢。

  后来似乎是为了平息我的不满,父亲用赞叹的语气告诉我:“他们看了好多书啊!”我没好气地回答:“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看了好多书!”

  父亲这才知道我们这些年看了不少世界名著,对此好像有些担心,也颇有些欣慰。从此,他在整理库房时看到文学名著,就会偷偷带回来给我们看,等我们看完了,再偷偷拿回去。记得有好几本狄更斯的小说我就是这样读到的。

  那时“文革”已到后期。不久后,除了那些年反复上映的电影“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几个样板戏外,终于又出了几部新电影,比如《决裂》、《春苗》,等等。它们的内容当然是极“左”的,但对于多年没有新电影看的老百姓来说,这几部电影的公映还是相当轰动,以至于一票难求。

  我那时刚从农村回来不久,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当搬运工。每当搬运社里组织看电影时,我都想办法多买一张票,带父亲去看。但他看了两三部后就不肯再看了,说是听不清。我们知道在关监狱期间,父亲因病打了好多天链霉素而导致听力受损,但他平时跟我们说话并没有障碍,估计那些电影给他的感觉太不好了吧。

  五、“能帮就帮一点儿嘛!”

  等到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父亲在夏衍伯伯的帮助下得到平反,回到北京。那时他工作热情高涨,六十多岁了,还是整天不着家。他在文学研究所当了一阵所长,又回到文化部工作。那时我们家人各忙各的,基本上互不过问。

  但我还是知道,有一阵子父亲在平反文艺界的冤假错案上做了大量工作,在否定所谓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战斗中是一名勇将。同时,他在极左遗风尚存时期发表的各种文章和讲话都非常大胆,常常让读者或听者为他捏一把冷汗。我的重庆同学看了他发表在报上的《阿诗玛,你在哪里》后就跟我说过:“你家老爷子可真敢说啊!”

  那时我二姨夫严励(张瑞芳的丈夫)在上海电影局担任艺术处的处长,也以敢说著名。有人向他打趣说:你们两个连襟一南一北,彼此呼应得够默契的呀,要是再来一次“文革”,看你们怎么办?我二姨夫公然在大会上回答:“再来个‘文革’,老命休矣!”

  有人这样评价父亲,说他历年来的表现是:一有运动就挨整,那时就会收敛一下,可是只要风头一过,他又会大力宣传他那套人性论的文艺思想。可见在他的内心,这条所谓“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是多么根深蒂固了!

  我也知道,父亲在扶持文坛新人上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那时我家门铃常响,我们只要打开门,就会看到外面站着各种各样的作者、准作者、预备作者,等等。他们是通过各种渠道找上门来的,带着他们的作品、准作品,甚至只是一些构想、一些框架……

  有几次父亲不在,我或我姐还招待过其中的一两个人。

  记得有一个不修边幅的四川老头儿,他的脸,他的衣服,他的书包都皱皱巴巴的。他在北京见了很多文化界的名人,全都跟他们合影,再把这些合影贴在一个皱皱巴巴的本子上到处展示。他的作品是《诗经今译》,已经出书了。他用浓重的四川话读他的译文给我们听,强调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哟,我是以诗译诗,以诗译诗!”

  我看着那本有些脏兮兮的书,一直怀疑地追问:“这是你写的?真是你写的?”他被追问急了,大声叫道:“小妹儿,你不要以貌取人!”后来他把我们姐妹三个的名字都问了一遍,在书的内页上写了长篇的半文半白的留言,称父亲为“荒煤兄”,我们姐仨被称为“世妹”,还专门感谢“好梅世妹”的盛情接待呢!

  还有一个小伙子,雄心勃勃地想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电影史,为此带着大纲到处乱跑,无心上班,跟单位领导关系很糟。我们认为他好高骛远,所以一致劝他先把本职工作做好。他听了表示很受启发,但不久后又抱着大纲来找父亲了。后来好像他还真折腾成了,我记得我们曾经为此感叹有志者事竟成。

  有一个和我们一起在四川插队的知青,把她写的回忆文章寄来给我二姐,我看后用四个字做评价:有事儿,没味儿。父亲看了之后,却先按惯例肯定一番,才说批评的话,指出作品缺乏文学性。那朋友弄不明白,还一直写信来追问,要加点儿什么具体内容(事儿)才能有文学性(味儿)?   如果父亲在家,就常常会跟上门来的客人谈上好一阵。而且跟我们不同,他在他们身上都能发现闪光点。有时客人走了之后,他还会意犹未尽地叹道:“他的想法真不错!”

  有时我们会劝父亲说,现在的社会很复杂,你还是爱惜一下你的名字吧,有人会利用你的名字包装自己呢。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听说有一位作者就把父亲写给他的信断章取义地发表了——说来可笑,父亲又是按惯例在信的前半段对他的作品说了些肯定的话,比如题材还是不错的啊之类的,其实只是客气话,后半段话锋一转,“但是”之后指出了种种不足,那才是重点内容呢,但人家就能只把前半段发出来!

  父亲听了我们的劝告总是温和地笑笑,不置一词。有一次我跟他说,真正的好作家你不扶持人家也能出来,差的作家你扶持也没用。父亲听了还是温和地笑笑,但这次他说了:“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嘛,有的作者还是需要帮助的!”

  六、“好人啊!”

  现在想想,父亲对我们从来都是温和的。他多次提议我拿起笔来写作,我却执意不肯。有一次我从新加坡回来跟他天南海北大大地聊了一番,他还鼓励我说:“你把你说的这些写下来就行!”可是每次我都振振有词地拒绝说:“我不爱写东西!”“你现在写什么都有人给你发,我就不行了,说不定呕心沥血也没人理呢!”“你天天写也不过如此,我再怎么写也超不过你的境况,那又何必麻烦呢?”父亲听了这些强词夺理也都一笑置之,从不反驳。倒是母亲针对我的第三句话表示反对,她说:“大狗要叫,小狗也可以叫嘛。”

  父亲的温和还表现在为人处世上。我听闻多次,说是文化部的司机都最听他的——那时需要用车时,别的人要不出来,只有父亲因为人缘好,司机随时都愿意出车。后来他有了专用车,跟司机小陈的关系也非常好。有一天晚上小陈夫妇吵架,女方抓起电话找父亲哭诉,父亲在电话里训了小陈一顿。第二天是星期天,父亲出门散步,看见他们两口子正亲密地手挽着手在街上走呢。气得他作势要打他们说:“你们倒好得快!可害得我一夜都没睡好!”

  而我从小陈那儿听来的是,你爸太不会做官了!人家都知道给自己弄点儿好处,你爸什么也不会!

  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渠道得知,父亲在文化界(包括电影界)多年,威望很高,口碑非常好。尤其是主创人员都很喜欢他,认为他是一个懂创作的领导。我想这就是所谓“内行领导内行”吧。

  父亲去世后,来家里吊唁的人纷纷叹息:“好人啊!”我原来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现在想来,这应该是对一个文化界的干部的最高评价了!

范文五:陈依炆《你,让我怀念》 投稿:廖艍艎

你,让我怀念

13中文一班陈依炆 手机号:13695815589 短号:685589

你,是辛勤的园丁,勤劳地灌溉着花朵;你,是无私的春蚕,尽情地倾吐着丝;你,是温暖的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你真实的写照;“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是你无私的表现;“呕心沥血传播知识”是你伟大的职责。

你的出现,告诉了我良师益友的真正含义;你的教诲,使我回想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意境;你的鼓励,让我坚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我失意时,你鼓励我,你的鼓励犹如一场甘霖降落到我那干旱已久的心田之上;在我骄傲时,你教我谦逊,你的教育犹如一鼓暖流流进我那冰冷的心房;在我成功时,你与我共同分享,分享那成功的喜悦。

我与你相处的这三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而又最温馨的三年,你的教导声在耳边回响;我与你相处的这三年,最最忙碌而又有意义的三年,你鼓励我冲刺的声音在脑海边回旋。

你我互相学习的誓言在日记本上停留;你我互相信任的师生情在心间流淌;你我互相珍惜的岁月已经完结。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被我们改成“一日为师终生为友”,我们有着别人羡慕的师生情,我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师生情。

我把你对我的教育编成一首诗,名为:赠恩师 赠我良言千万句,徐徐增进师生情。良师诤友实不易,雪中送炭是恩师。老师恩情难忘怀,师生情谊互珍惜。

如今已步入大学的我,心里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憧憬着自己当老师的岁月,憧憬着自己是否会像你一样,像你一样与学生留下珍贵的师生情。

看着昔日你批改的日记本,我好怀念,怀念你,怀念与你相处的那些日子,更怀念你我永恒的师生情。

范文六:《广玉兰赞》陈荒煤 投稿:宋酧酨

广玉兰赞

陈荒煤

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丛林中散步,感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在空气中荡漾。原来,在林阴道两旁,有许多开着白色花朵的高大树木,那一阵阵幽香就是从这儿散发出来的,园丁说,这些树木叫广玉兰,是从广东一带传过来的。以后我在散步的时候,都要去观赏一下。

五六月份是广玉兰花盛开的季节。在绿油油的叶丛中,花朵是那样的洁净、高雅。我无法用文字准确形容那花瓣的色彩,说它纯白吧,又似乎有一种淡淡的青绿色渗透出来;我也无法用文字准确形容那花瓣的质感,说它玉琢冰雕吧,它又显得那样柔韧而有弹性。总之,只凭几个优美的词句是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涵的。

广玉兰开花有早有迟,在同一棵树上,能看到花开的各种形态。有的含羞待放,碧绿的花苞鲜嫩可爱。有的刚刚绽放,几只小蜜蜂就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那里面椭圆形的花蕊约有一寸长。盛开着的玉兰花,洁白柔嫩得像婴儿的笑脸,甜美、纯洁,惹人喜爱。先前热热闹闹开过的广玉兰呢,花瓣虽然凋谢了,花蕊却依然挺立枝头,它已长成近两寸长的圆茎。圆茎上面缀满了像细珠似的紫红色的小颗粒,这就是孕育着新生命的种子。远远看上去,一株广玉兰就像是一个数世同堂,生生不息的大家族。

广玉兰的叶片富有光泽,好像涂了层蜡,再配上有着铁锈色短柔毛的叶背和那微呈波状的边缘,使人觉得另有一番情趣。密集油亮的绿叶终年不败,始终透着生气,透着活泼。有了它的衬托,玉兰花便显得格外皎洁,格外清丽了。

秋冬时节,许多树的叶子凋落了,唯有广玉兰披着一身绿叶,与松柏为伍,装点着自然。

我爱广玉兰的幽香与纯洁,更爱广玉兰无比旺盛的生命力。

范文七:花儿.与荒木一起怀念 投稿:郝嶴嶵

  展览时间:2012年4月28日-5月28日   展览地点:798亦安画廊   图片提供:亦安画廊   荒木经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摄影艺术大家,他举办过难以计数的摄影展,作品被很多国内、国际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可他同时也是一名颇受争议的摄影家,他作品中的裸体、生殖器、施虐受虐狂的裸体、年轻女孩的裸体,这些给他带来诸多非议,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创作与他众多追随者的热情。      荒木的摄影很强烈,很浓重;荒木的摄影,很直视,很伤感。很难说清荒木的作品究竟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复杂而奇妙,好似一款独一无二的香水,前味浓郁,中味迷惑,后味悠长。将你带入其中,难以言喻。荒木的作品不仅是那些只适合18岁以上观众的情色禁地,更多的是一个思想的禁地。      1967年,荒木经惟带着白色背幕,在三轮老家的净闲寺拍着彼岸花,为他与花最初的相遇。2004年,荒木在花上着色,如为棺木中的母亲涂上口红般,在生命被死亡吸允干净前,拍下遗照。黑色背景衬托死的冶艳,像黑暗中盛开的火焰,像色情中的凶暴,像被解剖开的内脏。滴垂下的颜料,是生的饥渴。 摄影在摄影消失之处,达到摄影的顶点。被荒木涂上颜料的摄影竟因此更为真实,被绘画破坏的照片成了一面镜子,狂暴的镜面下闪烁生与性的光辉。「色情花」亦如此,被颜料湿漉的蕊与瓣,超越官能的情色,它们既是破坏,也是礼赞。在荒木的环形闪光下,欲望的eros(生、性、此岸)、tanatos(死、彼岸)两极,回归表里一体。「所谓的活着,就是由生而死,对生与死的爱,就是摄影。」      阳子去世后荒木最先拍摄的,就是成为废墟阳台上凋谢的花束,这些图片上静止的时间默默诉说着对过往的眷恋。花所象征的生与死,生与死间的幸与不幸,使荒木成为了摄影家,不也正是人世间的全部?   

范文八:怀念陈赓(上) 投稿:邱獿玀

  在新中国的将帅中,陈赓的经历最丰富奇特……在新中国的将帅中,陈赓的性格最与众不同……在新中国的将帅中,陈赓也是与宋庆龄结识最早、交往最密切的一位。今年是陈赓诞辰110周年。我愿借此机会,和大家一起回忆陈赓大将,共同怀念宋庆龄的这位伟大的朋友。

  1955年9月27日下午,元帅和大将授衔授勋大典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位元帅授衔,周恩来为十位大将授衔。宋庆龄出席观礼。

  在这个典礼上,身着海蓝色礼服的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

  在新中国的将帅中,陈赓的经历最丰富奇特。他既是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批成员,也参加过成为共产党建军标志的南昌起义;他既是冲锋陷阵的战地指挥员,也是在敌后从事秘密工作的领导者;他在中国指挥抗击日本侵略军、在越南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在朝鲜指挥抗击美国侵略军;他领导过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军队,也亲手开启了以“两弹”为标志的国防现代化事业。

  在新中国的将帅中,陈赓的性格最与众不同。他长期身处官场,却最讨厌装腔作势、恃强凌弱;他历经艰险,却直爽真诚、开朗活泼,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

  陈毅曾经用三句话来评价他:“陈赓像一块玻璃,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陈赓是一块磁铁,风趣幽默,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起革命。陈赓是我们党的一门炮。可惜现在我们这种炮少了一些,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炮。”

  正因如此,陈赓有着超级的好人缘。

  周恩来曾说过,他最喜欢的两位儒将,一个是陈赓,另一个是彭雪枫。陈赓去世时,周恩来正在广州开会,他特意叮嘱等他回到北京再开追悼会。抵达北京时,周恩来从机场登车,直奔中山堂吊唁陈赓。

  陈赓的儿子陈知建说:“父亲的战友们哭得哟,真让我们吃了一惊,他们比我们哭得还厉害呢,都是号啕大哭。”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时与陈赓结下深厚友谊的上将李克农,从陈赓去世后,就很少说话,第二年就去世了。

  在新中国的将帅中,陈赓也是与宋庆龄结识最早、交往最密切的一位。

  今年是陈赓诞辰110周年。我愿借此机会,和大家一起回忆陈赓大将,共同怀念宋庆龄的这位伟大的朋友。

  虎将——福将

  陈赓是一员虎将。在东征、北伐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冲在最前头,以英勇顽强著称。由于在攻打惠州战役中的出色表现,陈赓率领的连队被调去担任总指挥蒋介石的警卫连。1925年10月27日,作战中军队溃散,陈赓背起蒋介石逃离险境,使蒋介石感激不尽。据说蒋介石在向黄埔军校师生训话时曾说道:“什么是黄埔精神?陈赓就是黄埔精神。”

  抗日战场上,陈赓战无不胜,每战必歼敌数百。他率领的386旅,最多的一次毙敌1500。对此,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要找陈赓报仇,在坦克车上贴出标语:“专打三八六旅!”

  解放战争中,陈赓更是威风八面的常胜将军。他率部纵横山西,全歼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军”第一旅(师)。然后历经数战抵定河南。此后的400多天里,陈赓又率部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江西。然后马不停蹄地进军广东、广西、云南,像一阵飓风横扫了半个中国。这一段令人难以想象的战斗历程,给邓小平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那些仗,打得快呀!原因是敌人跑得快。我们的追击,都是成排、成连、成团地跑路,否则迫都追不上。”接着他说了一句赞叹的话:“陈赓打得最远。”在历时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陈赓率部转战13个省,解放306座城市,立下了巨大功勋。

  全国解放后,陈赓受命协助指挥越南的抗法战争。当时越南抵抗力量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期。陈赓的指挥使越军面貌一新,一次战役就歼敌近8000人,彻底改变了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得知越军得到陈赓的协助,法军统帅惊恐不已。紧接着,陈赓又赴朝鲜战场,协助彭德怀指挥志愿军作战。

  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陈赓是一员虎将,在接受其他任务时,他也能迅速打开局面,取得出色的成绩。

  在隐蔽战线上陈赓是领导者,同时也是不断改变身份和形象出没在第一线的“百变人”。他和警察、特务、巡捕、包打听交朋友,与上层人物拉关系,跟三教九流的人都混得很熟,深得他们的信任。陈赓就此多方取得情报,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英租界巡捕房收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出的通缉令,急忙通知他们信赖的“王先生”,请他协助抓捕共党分子陈赓。其实这个“王先生”正是陈赓本人!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陈赓根据上级指示,与杜月笙交上朋友。上海的三教九流都知道陈赓和杜老板的关系不一般。上海解放前,杜月笙去了香港。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为了稳定上海的局势,中央任命陈毅为上海市长,陈赓为上海市公安局长。那时陈赓正率领部队在江西前线作战,根本没有到任。但他的名字对上海三教九流起了震慑作用。杜月笙在香港,还通知青帮的成员不要闹事,并要他们配合公安局长陈赓,抓捕国民党潜伏下的特务。

  1952年6月,正在朝鲜指挥作战的陈赓突然接到命令,回国创办军事工程学院。他白手起家,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中国的第一所军事学院,组织起一支专家骨干队伍,而且一上手就建了导弹工程系。钱学森回忆说,回国后第一个向他提出中国要自己制造火箭导弹的就是陈赓。后来,陈赓又提出除导弹工程系外,再设原子武器系。正是他的这种超前的构想,推动着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突飞猛进。钱学森曾经感慨地说:“今天,在我们歌颂‘两弹一星’成就,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时,往往对后来者的功绩说得较多。而我认为,陈赓大将对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在初创时期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初创时期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陈赓同志这位初创人的功劳。”

  陈赓又是一员福将。他救过两个人的命,而这两位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陈赓在东征中救蒋介石脱险。这件事在以后对陈赓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宋庆龄找到蒋介石,当面提醒蒋介石陈赓救过他的命,如果杀陈赓,就是忘恩负义。蒋介石对此确有顾虑,于是把陈赓押到南昌亲自劝降。陈赓宁死不屈,又被押回监狱。这时的陈赓成了蒋介石的烫手山芋,杀不得、放不得。蒋介石便按下怒气,睁一眼闭一眼,逐渐放松监视。在地下党的接应下,陈赓借机逃出,于1933年8月抵达中央苏区。应该说正因为陈赓救了蒋介石一命,1933年才能免于一死。但在陈赓的一生中,营救蒋介石这件事也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   刚刚回到苏区,陈赓因四个月前的被捕,忠诚度受到怀疑,被停止党籍进行审查。审查还没有结束,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造成了军事上的失利,红军被迫撤出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中,陈赓担任军委直属干部团团长。这个干部团的主要成分是几所军事学校的学员、受到处分及正在接受审查的干部,此外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和文化人。在这种不被信任的困难情况下,陈赓率领干部团一路上打了多次硬仗,拼死保卫了中央机关的安全。

  过草地的时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得了严重的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他躺在担架上,脸色青灰,瘦得变了形,胡子很长,持续高烧,昏迷不醒。当时药早已用完,毛泽东、彭德怀等人赶到担架旁,也束手无策,只能看着干着急。

  这时陈赓主动请缨说:“把他交给我吧!我想办法给他治。”

  他带人到山的背阴处找到积雪,用油布缝了几个袋子装上雪,放在周恩来的额头和肝部,进行物理降温。几个小时后,周恩来的体温有所下降,渐渐苏醒过来。

  陈赓临时组织担架队,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长。他的双腿都负过重伤,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但他坚持一步不离地跟着周恩来的担架走。一段时间后,周恩来肚子剧痛,排出了半盆棕绿色的脓汁。

  在陈赓的精心照料下,周恩来没吃什么药,身体居然就一天天好了起来。周恩来对陈赓说:“你是一员虎将,又是一员福将。谁遇到你准保都有好运道。东征时,你把蒋介石从战场上背下来,救了他一条命;如今你又救了我一条命。”

  救了蒋介石,又从蒋介石手里逃脱。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那里,这件事成了陈赓永远无法摆脱的小辫子。

  延安整风时期,一天,陈赓正和彭德怀在窑洞里聊天。康生掀开门帘进来,问:“你们在聊啥?”彭德怀随口答道:“陈赓救老蒋。”康生阴沉着脸说:“陈赓,当年你要把蒋介石毙了,现在哪里要打那么多仗!”陈赓不假思索地回应:“那老蒋不就跟廖仲恺一样成了烈士?我岂不成了反革命?”

  康生这种人是最可怕的,他以整人为最大乐趣,总是心怀杀机。他的资格足够老,对历史是清清楚楚的。他不可能不知道,1925年还处于国共合作的时期,东江之战时的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打击的是与孙中山对立的陈炯明。

  与廖家三代人的友谊

  讲到陈赓,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廖家。因为与这个家族的交往,几乎贯穿了陈赓的革命生涯。

  廖家是指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这个家族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做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1903年,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开始投身革命。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他们又都是最早的会员。在屡遭挫折的革命进程中,许多人产生过消沉的情绪,唯有廖仲恺始终像一台永动机,与百折不挠的孙中山一起奋斗,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

  陈赓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而黄埔军校正是廖仲恺一手筹办起来的。廖仲恺是孙中山任命的黄埔军校党代表,他从制定计划、配备干部、聘请教师、招收学员,一直到筹集一砖一瓦、一粥一饭、一枪一弹,黄埔军校的从无到有,廖仲恺出力最大。因此,后来他被称为“黄埔军校的慈母”。而赫赫有名的蒋介石,因为看到军校筹办中的重重困难,多次公开拒绝接受任命。直到军校初具规模,廖仲恺保证为军校筹集足够的经费后,他才勉强到任。廖仲恺是真正的革命者,他坚定不移的立场、埋头苦干的精神、谦逊严谨的作风、忍辱负重、公而忘私的品质,即使是他的政敌也不得不表示赞赏,在黄埔同学中当然具有极高的威望。

  陈赓是有名的天不怕地不怕,但他自己承认的“三怕”里,第一“怕”就是“在国民党里怕廖仲恺”。陈赓生性活泼、幽默,开玩笑常常会口无遮拦,甚至可以被认为是调皮。廖仲恺则是不苟言笑的领导。在他的面前,陈赓是不敢造次的。其实,陈赓对廖仲恺的所谓“怕”,是尊重、是钦佩、是服膺。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廖仲恺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在党部门前被一群刺客枪杀。周恩来听到消息后立即指出,“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

  为了调查真相,周恩来带着陈赓赶到现场。自己敬爱的导师惨遭杀害,陈赓义愤填膺。他指挥自己的连队,在现场和周围街道做了详细的搜查,加上访问、追踪种种努力,终于抓住了主凶之一的林直勉,摸到了案件的头绪。

  为此,陈赓几天几夜没睡,人熬瘦了,眼熬红了,但他提供了非常丰富而翔实的材料。看着这些材料,周恩来高兴地说:“嘿,我看你能成为中国的‘契卡’。”不久,陈赓真的被派到苏联学习保卫工作,这也使他成为有过在敌占区从事秘密工作经历的仅有的大将。

  对于廖仲恺这位严师,陈赓始终难以忘怀。1949年以后,对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每逢春节和她的生日寿辰陈赓都要去拜年和祝寿。陈赓说:“廖梦醒一再告诫说,你们来可一定要叫‘师母’,千万不要蹦出个什么‘何副委员长’来。”陈赓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是黄埔廖党代表的学生,所以只能叫师母。”

  1928年4月,在牛惠霖兄弟的精心治疗下,陈赓的腿伤基本痊愈。他接受中央的指派,留在上海做保卫工作。当时他化名王庸,给顾顺章当副手。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万幸的是时任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增的秘书、中共特科的钱壮飞截获了机密电报。陈赓协助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转移机关、疏散人员,使中共中央躲过致命一击。但是,由于暴露了身份,钱壮飞被迫转移到江西苏区。顾顺章的叛变,使上海的环境变得十分恶劣,陈赓也因此被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第二年在作战中,陈赓的右腿负伤,再次回到上海治疗。

  1933年春天,陈赓腿伤初愈,党组织派他去江西中央苏区做军事工作。想到这次去江西可以见到久别的战友钱壮飞,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陈赓去看望钱的小女儿钱臻臻,看她是否要给父亲捎话。钱臻臻因父母都参加革命不能照看她,很小就参加了黎锦晖的明月歌舞社,并改名黎莉莉。当天,她和王人美等人正在上海租界里的丽都大戏院演出。陈赓在那里遭叛徒盯梢被捕,关进了英租界老闸捕房的拘留所里。   四天以后的3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登贤和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也被叛徒出卖,关进拘留所,与陈赓成为难友。廖承志关在左边的一个小单间,中间关着一个身份可疑的人,罗登贤、陈赓等三个人关在右边较大的一间里。罗登贤和廖承志商议如何对付审讯,陈赓则慷慨激昂,大唱国际歌。

  第二天,他们逐个被提出讯问。廖承志回到拘留室时中间的那个人恰好不在,陈赓便给廖承志出主意,要他赶快设法通知他母亲,把事情闹大。当夜,廖承志就按照陈赓的主意,主动为英国特务带路,把他们诳到法租界何香凝的住所。特务们知道上了当,气急败坏。回到拘留所,廖承志把好消息告诉了罗登贤和陈赓,三个人大笑起来。陈赓还为廖承志打气说:“你要顶住,还有孙夫人哩。”

  第二天,何香凝便打发人川流不息地到老闸捕房来看望廖承志。为廖承志辩护的律师吴凯声的秘书也来了。宋庆龄领导的人权保障同盟还为罗登贤、陈赓请来了律师。

  陈赓他们则士气大振,不停地一起高唱国际歌。

  英租界的这一场闹剧是难以演下去了。3月31日法院开庭,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一起接受审判。租界当局让国民党特务提起诉讼,让叛徒出庭作证。罗登贤义正词严地进行了驳斥。廖承志和陈赓则大闹法庭。傅涯曾告诉我,当法庭叫叛徒出来作证时,廖承志就用手提着裤子。法官说:“你怎么这样无礼,上了法庭还不系好裤子?”廖承志说:“我有淋病。”他这样讽刺那些当权的是污七八糟狐群狗党的一些人,都是干这些事情的。廖承志还指着那些叛徒说:“他们开口中央,闭口中央,谁知道是什么中央?是马桶公司的中央?是叛徒公司的中央?我们替抗日义勇军筹款,犯了什么罪?”陈赓和廖承志又在法庭上大唱国际歌。最后,不顾被告律师义正词严的辩驳与抗议,法官还是宣布把他们引渡给了上海市公安局。

  当天晚上,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就到上海公安局,宣布不放廖承志就留在那里一起坐牢。经历了几个回合的较量,当局顶不住这些国民党元老的攻势,只好同意将廖承志取保释放。在宋庆龄的全力营救下,陈赓在被关押了四个月后,也终于逃出牢笼。而罗登贤同志最终不幸遇难。

  在狱中的这一段经历,令他们终身难忘。傅涯拿出两幅字给我看。一幅是陈赓书写的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上半阕: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另一幅是廖承志书写的这首词的下半阕: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这下面,廖承志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恭录毛主席咏长沙词,调寄沁园春。故陈赓同志录上半,余录下半。犹忆当年在上海老闸捕房,与陈赓同志同狱,慷慨高歌,含笑洗颈。猛回头已二十八载岁月矣。”

  廖承志的这幅字写于1961年9月9日。正是在这一年的3月17日,陈赓病逝。面对这幅字,革命者视死如归的精神、廖承志对战友深深的怀念之情,都使我们感慨系之。

  陈赓与廖梦醒也是相识已久。

  1949年6月底,廖梦醒随邓颖超从北平赴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到上海后,第一个来上海大厦看望邓颖超的就是陈赓。邓颖超见到陈赓,就派人去叫廖梦醒。到了大客厅,邓颖超作了介绍后,廖梦醒表示并不认识陈赓。陈赓却说:“我已经见过你两次了。还记得在黄埔军校跑到你前面绑草鞋带的那个人吗?”

  陈赓的提醒,使廖梦醒回想起了1924年的夏天。当时她正在休病假,一天清晨廖仲恺带她去黄埔散心。当廖梦醒和廖仲恺、周恩来等一起从军校办公室走向大礼堂时,在一条小路上,有个学员从她后面赶到她前面,然后蹲下绑自己的草鞋带。廖梦醒走到他旁边时,那个学员抬头调皮地向她笑了笑。

  原来听说廖党代表的女儿来了,大家都很好奇,但是谁都没看到这位千金长得什么样。于是胆大又机灵的陈赓就演了这样一出戏。陈赓对廖梦醒说:“第二次见你,是1925年6月23日‘沙基惨案’那天。你满身是血,我在西关街上碰到你,你被两个人搀着,我问:‘要帮忙吗?’你答:‘谢谢,不用啦,我找一部车仔(人力车)就能回家。’”

  这次见面以后,两人成了好朋友。廖梦醒住在内务部街的时候,陈赓常常来看她。他们谈起过去的事,充满怀旧的情绪。如果说陈赓和廖仲恺是师生,与廖承志是难友,那么到了晚年他跟廖梦醒就成了病友。

  1961年1月,因为罹患严重的心脏病,陈赓要去上海养病。走之前他去看望廖梦醒。此时的廖梦醒正为手部严重的风湿痛苦恼,她每天要靠把手浸泡在水里,才能暂时止痛。陈赓建议她去上海治疗,说可以介绍她进华东医院。廖梦醒反复考虑了这个建议,最后决定去上海。但没想到就是在此行中,陈赓病逝在上海。廖梦醒本来就多愁善感,陈赓的突然离世,留给她的悲痛是永远无法抚平的。

  为了安慰她,当时同在上海的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也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陈赓逝世的深切悲痛。2002年我去傅涯同志家。在谈及这件事时,陈赓的女儿陈知进跑到楼上,取来这封宋庆龄的亲笔信。她说,廖梦醒去世后,李湄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见到了这封信,便立即将原件送给了陈赓的家属。他们一家对此很感动。尽管宋庆龄和廖梦醒都已辞世多年,但当我接过这封信时,似乎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温度。

  陈赓是廖仲恺创建的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有趣的是30年后,陈赓创建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廖仲恺的孙子廖晖又考入了这所大学的导弹工程系。

  把儿子交给自己的挚友,廖承志当然是很放心的。但是作为疼爱孙子的祖母,何香凝就不那么放心了。这年春节,陈赓照例去给老人家拜年,何香凝对他说:“我的孙孙廖恺孙(后改名廖晖)到你们学院去学习,听说你们那里尽吃高梁米、苞米什么的,可不可以自己掏钱买点什么吃的?”陈赓毫不犹豫地回答:“师母啊,当年廖党代表办黄埔军校的时候可没有这个规矩呀!可都是一样的呀。”何香凝一听立即说:“对了,对了!跟大家一样就对了。我的意见撤销。”

范文九:怀念陈老师 投稿:覃辻込

怀念陈老师

学校临江的那一排教师宿舍,门口有几棵洁白的七里香,一棵合欢树的,是陈老师的家。离他家二十米远的地方,原来是块荒地,长满了杂草,还有一个垃圾堆。某天,陈老师带领着几个同学,把垃圾杂草清理掉,开辟成一个小花园,四周种上冬青围墙,里边种着夹竹桃,番石榴,半枝莲,七里香,还砌了一个石头桌子。

那个小花园,后来变成我们课间常去的所在,看书,闲聊,或者呆坐着看江景。

陈老师在闲暇时间经常来打理花草,除草,修枝剪叶,浇水,把附近村子里跑进来的牛赶走,甚至跟牛主人吵架。一年过去,花园的篱墙长得比我们还高了,花开的时候,是一堵洁白的花墙,里边夹竹桃娇艳的红与七里香芬芳的白相映成趣,女孩子们更喜欢那地方了。 我不记得是怎么跟陈老师认识了。是因为爱花草还是因为参加通讯社,而他是通讯社的指导老师?反正后来就经常跟陈老师交往。他没有老师架子,整天笑咪咪的,跟我们就像同辈朋友一样,什么都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写类似心灵鸡汤的小短文,都是我周末在左江岸边攀爬岩石,望着对面的笔架山与江上的景致得出的感悟,很得到他的鼓励。可能他也是比较民主的家长吧,他的儿子比我高两个年级,弹得一手好吉他,喜欢踢足球,有个我们同年级的女朋友,学校里比较潮的那伙人,都是他儿子的朋友,经常去他家玩。

陈老师祖籍福建永春,父亲是陈嘉庚的秘书,跟着陈嘉庚到上海到大马办厂,后来到印尼定居。陈老师出生在上海,在印尼长大。新中国成立,陈老师17岁,满腔热情回国参加建设,不料一回来就被审查,发配到我们这个边远的小县城接受再教育,在这里跟师母恋爱成家,落地开花,一辈子把根扎在这里了。他们家人后来都回了国,他的一个弟弟来探望他,在学校旁边的左江里游泳溺水身亡了。这地方不仅仅是他扎根的地方,还是亲人埋骨的地方,他对这个小城是感情深厚的。他后来把母亲接过来一起住,对母亲晨昏定省,捧洗脚水,按摩,事亲至孝。

我曾看过他写见的回忆录,印尼的家是个大农场,椰风树影,四季瓜果飘香,一家人过着完全西化的优渥生活。他说年纪越大,对小时候的记忆越清晰,反而近期的记忆不大清晰了。他还记得小时候在椰树林里玩,差点掉到里面的沟渠淹死了。

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当年陈老师那一代人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的热忱了。对于回来之后遇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不尽人意的现实环境,他似乎没有过多遗憾与抱怨。他不但回了国,还入了党。如果我曾经见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话,那就非陈老师莫属了。那时候校园还比较简陋,荒草重生,路灯是人工开关的。我曾无数次的看到下雨的早晨,他穿着一件厚厚的雨衣,裤腿卷得高高的,戴着一顶草帽,穿梭在校园的小路,一个个的去关掉开着的路灯。傍晚时分,总是看到他在校园里种花种草,捡垃圾。通讯社活动的时候,他带领着我们不同年级的几十个孩子读书,写作,出板报,总是担心我们被欧美思想文化入侵,给我们灌输爱国爱党的教育,有时候还组织我们去他家看新闻。

春节的时候,他会写针砭时弊的对联,跟别家求富贵图吉利的对子不一样。有一年我觉得写得很精彩,可惜我没记住。他看不惯贪官污吏铺张浪费,经常写信到中央举报。过年县政府放了盛大的烟火,全县人民乐在其中,他却觉得非常浪费。县政府买了一辆小车,他也觉得不该。至于各种污染环境,乱排乱放污水污气的行为,他更是看不惯。我曾问他,你写举报信,可曾知道地址么?他说知道啊,邮编不是100000吗,我就写国务院收,不会收不到吧。当时我很疑心他那些信的下落,大抵是泥牛入海吧。不过现在回头想想,那时的当政者,说不定很烦他的。

我大学的时候,经常跟陈老师通信,他视我为忘年交,一本正经的称呼我“兄台”,令我非常汗颜,我提出抗议,他说朋友之间理当如此,叫我不必拘怀,我还是非常不安,但也无

可如何。他那时觉得我很符合优秀党员的条件,老是叫我入党,叫我去参加学校里的辅导班,还说可以做我的介绍人。我虽然对他很敬仰,但是后来知道,有责任心,有爱心,善良,正直,爱护环境,对人恭谦有礼,对父母孝顺,热爱家乡与国家等等一切好性情,不是某个组织或者党派专有,而是作为一个人都应该有的素养,什么写思想汇报啊之类,我很懒,生性爱自由,也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所以没想过入党。现在90后的孩子入党,我觉得心怀理想的人少,功利性质的居多。

过了几年,毕业回去的时候,我去他家玩。他跟我说他退了党。我蛮吃惊的。他说看不惯他们的贪污腐败,自己坚决不能与之同流合污。因为他是政协委员,侨联委员,当他提出申请的时候,政协,侨联,政府有关部门都派出专员跟他做思想工作,极力劝说他不要退,影响不好。多次做了思想工作之后,他仍然坚持要退,他们后来没了办法,只好批准他退了。 他跟我说目前在练气功,觉得练气功蛮好的,还可以治病。他们同好组织有一个群体,经常在一起练功,大家一起发功,给一些人治好了病。当时我妹妹的鼻炎很严重,我觉得去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听他讲得那么神奇,忍不住介绍妹妹去跟他练气功。我妹妹也是病急乱投医,就真的听了我的话去了。陈老师爱屋及乌,对我妹妹也挺好的,认真的指导我妹练习,并给她发功。至于有没有效,当时不知道,妹妹什么时候不再去了,我也不知道。 过了不到一年,我离开了县城,到另一个地方居住工作,偶尔回去,来去匆匆,没有再去陈老师家玩。听说他老母亲早过世了,儿子没有读大学,在省城做生意,混得也还不错。有一年回去看到他儿子中学时的女友挺着大肚子站在街头,风飘摇着她的细发,穿着一件朴素的衣裳,似乎在等人,等的应该不是陈老师的儿子了。今年听说他过世了,想想他大概七十几岁吧。也许是见惯了生死,老一辈的亲友们陆陆续续的过世,我听着竟然没有太悲伤,只是记忆里那个整天笑眯眯的老头子的形象突然鲜明了起来。我后来对福建人印象不错,也许都缘于陈老师。

现在的中学校园,非常漂亮,绿化弄得很好,所有空闲的地方都铺上了厚厚的青草,陈老师弄的那个小花园,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我们那几届的同学心里,它一直都在的。

范文十:怀念陈超同志 投稿:阎鋈鋉

  陈超同志去世了。

  我认识陈超同志已有55年,但只是藕断丝连般地间接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解放初期,他是扬州专署专员(地委副书记),我是江都湾头区区长;“文革”时,他被贬为县级泰州市委副书记,我下放市郊农业社当农民;文革后,他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在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任职。虽然交结并不深,但长期的耳闻目睹,我对他充满尊重与敬畏。

  陈超同志参加革命70年来,无论在战争岁月,还是在建设年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玩弄权术,对上不阿谀,还时有“犯上”之举;对下呢,除给他戴高帽子的别有用心者,他都热情接待,视为至交好友。他曾请省报的一位记者为自己著的《人生之路》书稿写序,有人觉得序者身份不高,建议他另请高明,而他不仅婉言谢绝,还在后记中补写一段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请徐中海同志为卷首作序,意味深长。他的崇高品德,值得我钦佩。”钦佩啥呢?就是徐任某县报总编时,为维护农民利益,几次犯上,顶着不发多篇报道大跃进等浮夸的文稿。徐被当权者批斗得130斤身子压成了70多斤的瘦猴。由此看来,这就是他俩在品德上的惺惺相惜。

  陈超同志虽然去世了,但一些往事我一直铭记在心。记忆犹如画卷,缓缓展开。

  1954年末,作为地专农业合作化示范的湾头区,拟召开整社促明春备耕的动员大会,并请陈超同志亲临指导。可没料到,报到前两天就暴雪不停,区委书记黄书祥让我打电话请示陈超:大会要不要延期召开?他反问我:大会至关重要,区委为什么要延期?我说担心专署车子难开。他却半认真半玩笑地说:“我有1l号开路嘛。春阳呀,请你转告区委,我们千万别丢掉‘更喜岷山千里雪’的精神呀。我呢,就来个‘何虑平原十里雪’行了吧。”

  大会如期召开。台上只有黄书记和做《形势与任务》报告的陈超同志,他像站着讲课的老师,神情那么亲切引人,口才那么生动感人,论据那么有力服人,特别讲到小农经济,便以煤油灯不如电灯经得起风吹雨打为例,深入浅出地引申到如何扩大再生产,为社会主义经济而奋斗等问题,讲得头头是道,实在振奋人心。“乡亲们,同志们!”他大声疾呼:“瑞雪兆丰年。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明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而奋斗吧。”上呼下应。在台下的我,当即带头振臂高喊:“我们决不辜负上级领导的期待。到明年金秋,请陈专员光临湾头验收吧。”

  翌日,准备过年的联合社长陈学海提前杀猪,携来刚剁下的一只猪后蹄,托我给陈超同志家送去。我怕送与不送而夹在其中非得罪一方不可的矛盾。后经黄书记同意,我也就勉强踏雪进城了。一口气跑到他家,本想直往厨房送去的,正巧在门口碰上陈超夫人庄惠卿。见她拒收的表情,我只得申明:猪蹄不是区里拿钱买的,是陈专员与那位握手谈心的小麦丰产模范陈社长家送的。她摇手说,“无亲无故,农民家的礼物更不能收。”正在僵持时,堂屋里边看书边等饭吃的陈超开口了:“惠卿,收下吧,我和陈社长是五百年前的本家么。”

  统一了矛盾,两面都讨好。我不仅受宠若惊被留吃午饭,还接受陈超同志赠我一本《鲁迅小说选》,勉励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当走出地专机关大门时,从书中亮出伍元钞票,和一张红纸写上的几行字:陈社长:古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附上小钱请收下,为家人买几件衣裳过新年吧。读后,深受感动的我过家门而不入,冒雪直奔小陈庄,把捂得暖乎乎的钞票和红纸条送到陈社长手里。

  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大比拼。1955年,果然获得了农业大丰收。为毛主席视察江苏农业合作化,我在蹲点的联合社,受到地区机关指示,曾接待了由省公安厅洪厅长和地县区三级领导陪同罗瑞卿部长一行前来做准备工作。对这等大事,我又喜又惜,喜的是因交通不便,毛主席虽没来,但领导把视察地点选在湾头陈社长主办的农业社,这说明“示范”两字是成功的;而可惜的是,陈超同志已被调到扬州师院任职去了,没能随来验收和欣赏大丰收后的风光。不过呢,他的“何虑平原十里雪”,“煤油灯不如电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来而不往非礼也”等话语,让我获益匪浅。

  也忘不了与我老伴她哥金湘有关政治生命的大事件。那是在陈超同志尚未去扬师前。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有的地方因农业生产发展不太令人满意,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指派有关同志,深入故乡做做调研工作。金湘便回到了扬州旱谷地区,进行了详尽的访问和座谈,并撰写成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曾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国务院一位负责同志看后,却颇有微辞。很快就派员到扬州,了解文章出笼的经过。接待来员的便是陈超同志,当知道被了解的内容分量很重时,陈超严正地予以辩解:“在对金湘文章的认识上,总该允许见仁见智吧。而我们也曾对此文作过讨论,印象是并没嗅觉到生产不景气而归罪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味道,更谈不上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来员却板起面孔说:“那你是跟负责同志唱反调啦?”“哎呀,照你这么说,我简直是‘犯上’嘞。”陈超见来员稍显自己有言重之意,他也缓和口气向他解释:“此文的核心,是阐明旱谷地区农业生产的特点,就是粮食收成的高低,与猪、油、酒的多少有直接因果。统购统销后,社员家养猪逐渐减少,而集体养的猪又没能紧紧跟上。所以说,金湘文章是在‘猪是农家宝,种田少不了’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写出来的。文章若果真有错,跟作者无大关系,主要应由地委承担,尤其是我个人。”来员问:“那文章是你代笔的么?”“不。”“金湘没把调研成文的来龙去脉对你讲吗?”“没。他只夸你当过农委主任,宣传部长,是一位儒雅的地专领导者。”“哪里,我只是个干一行爱一行,又努力爱一行的有心人罢了。”陈超见来员微微点了头。接着又说:“为完成中央领导的使命,金湘来扬州十分谦虚谨慎。到哪儿调研,怎么调研,首先都听取我们的意见。写好调研报告和文章,也都经过我们认可。正因为这样,请你返京向那位负责同志说明,如还是认定文章有错,乃至需要给予处分,那就处分我吧。”后来金湘到底有无受到处分,没听说。再后来才知已被下放西南山区搞三线工作去了。陈超喟然长叹:老实人真的不吃亏么?他怀疑。

  更忘不了陈超同志对我的器重。时隔多年,我除心里仍藏有他的音容笑貌外,再没有与他见过面。而他在师院拟调我这个只读过几年孔孟书、半路出家的所谓农民干部、作家去任中文系主任。对这信息,我被蒙在鼓里,一直到11年后我才知道。

  那是在所谓“文革”省市斗批改阵地的镇江蚕种场,我与原邗江县委书记,现是镇江市委宣传部长郑铎同志邂逅相遇时。郑一开口就为我庆幸:没跟着陈超同志一道挨整受罪。我莫名其妙地愣着。他才告诉我:“为调你去师院,陈书记特地跟我商量,说我没给地委组织部面子。”他就跟陈较劲:“你有为办好师院的本位思想,我更该有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的本位主义。何况你是全专区的农村工作老手,就应该高抬贵手,让春阳安心当好刚建成的公社党委书记吧!”陈无话可说,边笑边与他握手说:“你的手,确实不是善男信女所崇拜的泥塑神像的手,春阳到底被你这位活菩萨手抓住啦。”

  从此,经过物色,陈超才把时任泰县副县长陈熙调来。“文革”伊始,这好比“孔怀兄弟,同气连枝”的两陈,竟被造反派打成师院“阎王殿”主要成员。郑铎感慨系之地说:“春阳呀,你已解放了,我靠边站的腿脚也快能走了。可我们的老上级陈超书记,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呢!”

  这时话题,句句不离我和郑铎同志在“文革”中所遭遇的灾难。他还拿我与陈超同志进行对比:你的罪名只是“铁杆老保”。陈书记呢?什么“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呀,“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呀,“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呀等等;你只经过几次室内批斗而被开除党籍。陈书记呢?从几个人到几百人再到几万人的揭发、批斗、开除党籍、罢官等等大会小会,不知参加了多少次;你只戴过马粪纸做的高帽子。陈书记呢?头上套起铁丝编成的高帽子,又重又刺疼。这还不算,高帽子内还藏着被撕碎的毛主席像,反嫁祸于他。同时又用一大桶墨汁,从头到脚把他浇得像非洲刚果人,显现他真是师院黑帮的大头目。你游街,还能站在大卡车上,陪着省文联所谓“三家村”,开到南大、南师示众。陈书记呢?他赤脚走在被酷日晒出油来的马路上,两只脚板烫得滴血,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你只是靠边被打入牛棚劳改。最苦不过到紫金山藏经楼,拉几天板车进城,为国画院搬家。陈书记呢?在游街时,造反派一是担心他窒息致死,二是更怕从邗江、仪征两县成千上万的农民抢走他而保护起来。不知出于啥鬼名堂,把他拖到地专机关大门口,后来却反诬是地委假逮捕真保护。“春阳呀,陈书记关在铁窗内,现在不知放出来了没有?”

  对陈超同志长期过着暗无天日的凄惨生活,我难过得再也受不了了。于是就把话题转到代替我当中文系主任的陈熙身上。郑铎同志说:“这还用讲么,陈熙是师院阎王殿里的主管,造反派绝对不会轻饶他。你呀,若不是我挽留了你,你定会比陈熙罪上加罪。”我不解地问:“为啥?”“你忘啦?反右时你被当毒草批判的《四十块钱》小说书稿,不正是中文系的活靶子么!”“对对。”我感激点头说:“谢谢你啦,郑大菩萨。”“我有啥好谢的,要谢么,”我从他欲言又止的眉眼间读到,他已把思路倒回到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曾作了自我批评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他像看到光明般地接着说:“春阳呀,你要谢么,我和你应该预先感谢毛主席,再发一份最高指示,让陈书记及早脱离牢狱之灾吧。”

  照样忘不了的是,从扬州我弟来信中得知,陈超同志于1970年下半年,获得解放不久就以专区宣传队长名义,进驻扬州供电局,专搞“一打三反”的工作(重中之重是深挖“516”。)这是个大喜讯,我激动得仰视晴空,遥祝他如从凶恶猎手中挣脱出的鸿鹄,又能展翅高飞了。可他不仅没有高飞,反而下到县级泰州市委担任副书记。我又为他感叹:这不是中梁木料箍桶――大材小用么。

  1973年春,我已结束“下放”当农民的生活回城。特蒙省文化局属下纸库领导关心,专派卡车到泰州帮我们搬迁。当全家人坐上车,谈笑着乔迁之喜时,驾驶员在街道不宽的城内,为避让右边忙乱的人和车,孰料车厢前龙门架,把左边树枝碰断落下,不幸吓倒刚从厕所出来的老太,当即气绝。人命关天啊,卡车被扣了,驾驶员被带到派出所去了,我老伴和孩子们急得哭了。后来,有人还诌了几则歇后语,说“马春阳搬家――飞来之祸”、“老马乔迁――节外生枝”等。不管咋说,我总觉得让无辜老太归天,确是一桩悲事。

  在焦虑下,熟悉的同志曾建议我去市委求助陈超同志解决。当时,市委仍是军代表当家,他是副手,且上任时间不长,权力有限。再则,他会不会为接受“文革”的惨痛教训,对过去那种豪迈、刚直、坦诚、义气、豁达而放荡不羁的天性有所收敛,少管闲事呢?所以我就没去打搅他。说来也怪,我不去照样有人去。大约4个小时后,我老伴单位的领导王正明去市委向陈超作了反映,其实之前陈超已晓得卡车为谁搬家的事。不容考虑,便干脆对王正明说:“不论车祸大小,是驾驶员的责任,与车和搬家者无关。你呢,既找我就该听我说,快去告诉交警同志,驾驶员照押,听后处理。并代我请交警派个驾驶员,帮助把搬家车开送到南京。”王正明想到陈超这番话后,对我老伴说:“金会计呀,你听听,陈书记多么关心人呀!”我坐上车,在内心敬佩陈超的同时,又赞王主任:“你比我大气。”他只是安慰我老伴:“这里全由我善后处理,你们尽管放心回宁把家安置好,抓紧时间早些报到上班吧。”

  老伴上班后,每天忙于接受会计业务,又见库里像没出事般地平静,也就忘记打听泰州善后处理的结果。直到半月余,驾驶员给放了出来。我又听说,最后处理意见得到统一,仍是陈超同志让王正明深入出事的地点,对旁观者及公安部门,作了更详尽的调查核实,认为此事迟迟未能处理好,主要原因是双方观点上存在分歧。一是认为,卡车没直接撞倒患心脏病的老太,是被树枝落地给惊吓死的,死者又是地主成分,给驾驶员警告后放行算了;二是却坚持相反的理由:若不是树枝落地,老太纵有心脏病,也不会无故倒地而死。至于成分不好,难道被吓死就该拉倒了么?没有这条法规。而且驾驶员的间接责任是推卸不掉的。陈超听过王正明汇报后,嗅觉出两种看法各有来头,问道:“你倾向哪种意见?”满脑子灌入阶级斗争的王正明只得说:“老太她家亲属,没有以死人压活人,讲情讲理。我就甘心做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除向老太表示哀悼外,另准备拿出300元,给她亲属作埋葬费用。陈书记,这么处理,你看行不行?”陈超认真地说:“没调查研究,就无发言权。你提出善后处理的意见,我不仅赞成而且支持你。等我给交警负责同志打个电话,你就放手去办吧,如有异议,你再来找我。”我听到这个传说后,对陈超同志不减当年勇的气概更加崇敬。

  回忆延绵不绝,今年炎夏,省钟山干部疗养院,仍是添人进口的旺季。我老伴常念叨:老同学庄惠卿为啥不陪陈部长来呢?盼到初秋,庄突然来了,只是孤苦伶仃的一人。我老伴特向一位女疗友打听。对方说,陈超同志已经去世了。庄怕见熟人,一见熟人非痛哭不行。当老伴告诉我时,我怎么也不信这噩耗是真的。因为他与我同岁,都属猪,仅大我50天。何况去年来疗养,精神尚可,能走能说,提起省文艺界往事,记性比我好。怎么离院不到一年,就与世长辞了呢?我真想不通。我更后悔:长期以来,无论在扬州或南京,我不该因我是他间接的下级,而自认卑微和自避人言可畏“攀高枝”的嫌疑,极少趋府拜望他,求教于他。特别这次,又未能参加他遗体告别仪式。我怎能不感到内疚,实在是对不起他呀!

  幸好,在我欲哭无声的哀思中,庄惠卿含泪给我送来了纪念陈超同志的征文多份。除托我转给有关同志外,还约我写一篇。我自当情不容辞,这正是我减轻万分内疚之一的好机会。这时,我因耳背,不知惠卿对我老伴说些什么。过后老伴才告诉我,说陈超对生老病死苦,一直抱着乐观态度。令人遗憾的是,生病总怕入院。因为他只差一级,只能住双人间,这倒不是他讲究享受,而是担心家人护理不便。对此,我当时产生了为陈超鸣不平的想法。在供给制改工资制后,我在扬州专署财政科任审计员,知道他工资是按专员级别定的。怎么50多年来,仍停留在相当于专员的厅局级水平上?他早我先走,是不是平时由于全身心扑在富民强国的事业上,以致忽视对自己病体的医疗保养有关?老伴看出我的心思,忙告诉我,她也曾问过惠卿。惠卿说,“凡调工资时,举个例子吧,在扬师他就该升一级。可他呢,师院知识分子多,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眼睛就左顾右盼又下看。结果呢,他只落得无条件住单人间了。这次他病发得太重,家人就不管双人间单人间,再不由他做主,才把他送进医院去抢救。不到两个月,他抛开了一切,就这样静静地走了。”说着,惠卿又痛哭了起来。

  陈超同志虽然走向另一个世界,但他的形象,将永远闪亮在人们的心中。特别是我,更将永远牢记他赠我《鲁迅小说选》的含意――应该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终身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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