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写沈从文_范文大全

汪曾祺写沈从文

【范文精选】汪曾祺写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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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汪曾祺写沈从文

【优秀范文】汪曾祺写沈从文

范文一:沈从文与汪曾祺 投稿:汪畫畬

1988年5月,沈从文先生逝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程,汪曾祺一堂不落地听了一遍,这对生性散漫的他来说实在

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比如沈从文讲课反复提到一

世,汪曾祺去送了恩师最后一程。

1997年5月,在崽师逝世9周年之际,汪曾祺也驾鹤西去。这两位文坛双子亦师亦友、如父如子的情谊就此定格,成为了永恒。

1939年,汪曾祺从江苏高邮辗转来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国

难得。其实沈从文的课讲得并不

好。他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轻,课堂没有讲义,也不成体系。很多慕名而来的学生听了他的课后都感到失望,可汪曾祺听得津津有味。他说:“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

个观点——要贴着人物写。对此一

些同学很不在意或是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他说:“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旬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

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文学系。在未考入联大之前,汪曾

祺就已多次拜读了沈从文的文章,内心十分崇拜这位只小学毕业的恩师。后来汪曾祺在回忆中说:“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

沈从文当时开设了《各体文习

‘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

范文二:汪曾祺和沈从文 投稿:雷奠奡

汪曾祺和沈从文:经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两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都被视为独异的作家,风格中有几点相同的特征:

1. 他们的作品都是着力表现对贫困、愚昧、落后而近于麻木的生活的不满与思考,对封建主义旧道德旧传统的鞭鞑,对美好人性和理想的追求。从沈从文家境中衰与少年时的行伍生涯,和而汪曾祺文革前后这段经历,使他们一生都在追求一种人性的温暖。

2. 他们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受感情波动的支配。《边城》、《受戒》中两者都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应、高潮的设置安排、人物的来龙去脉,而是以感情去牵动读者。

3. 字里行间蕴含着歌的节奏、诗的韵律、画的色彩。《受戒》《边城》里有很多诗意化的其乐融融的自然乡村美景的画面。

不同:从思想内容看,二人都着力表现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与追求,但沈从文更多地对不平等的物质生活加以鞭笞,更多地要求人生存的基本权利。汪曾祺则是在生存温饱基础上求发展,是对人生存状态的文化反思。

2. 所显现的感伤色彩和成分来看,沈从文更忧郁些、压抑些,追求的前景有时不够明确,呈现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命的顽强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而汪曾祺追求的理想的前景比较清晰,所呈现的力度是一种为理想斗争的顽强精神。:“《边城》是对过去纯真美好童年的迷恋,塑造了翠翠勇敢善良的女孩形象。

3. 3. 从表现手法来看,沈从文节奏迂缓,叙说中写实成份较多,而汪曾祺迂缓中夹杂着跳荡,有一些心理探索,还有哲理性议论。

范文三:汪曾祺与沈从文 投稿:顾绦继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截都给它铰了就得了。一铰,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

沈从文帮助汪曾祺渡过难关

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

汪曾祺1947至1948年在上海,和黄永玉、黄裳过从甚密,三人都是二十多岁,神采飞扬,书生意气,这是岁月挥之不去的一段美好记忆,

气味相投。„„而黄永玉在画外谈文,总是一语到位,得过沈从文的真传。那是气质。气质,气质!这也是马与马得以相亲的原因。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

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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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和>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文

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汪曾祺曾说。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车浚,三国时期作过东吴的会稽太守。因灾荒请求赈济百姓,被昏庸的吴主孙皓处死,此后车胤的家境就一贫如洗了。车胤立志苦读,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太守王胡之曾对他的父亲车育说:“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因家中贫寒,晚上看书没钱点灯。一个夏天的晚上,他正坐在院子里默默背书,见到许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象许多小灯在夜空中闪动,心中不由一亮,他立刻捉上一些萤火虫,把他们装在一个绢做的口袋里,萤光就照射出来。车胤借着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灯光,夜以继日地苦读。

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车胤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生中做过吴兴太守、辅国将军、户部尚书等官职。唐朝杨弘贞、杨番、蒋防都著有《荧光照学赋》,均是谈车胤之事。

范文四:沈从文汪曾祺比较 投稿:宋级纨

1、

沈从文、汪曾祺对抒情体小说的继承与发展

沈从文和汪曾祺为了达到他们心中的世界,为了更好地描摹湘西、高邮的人性美,人情美,抒情体小说是再好不过的文体选择了。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沈从文的大多数以故乡湘西为背景的小说给人以清新、静谧、田园的浓郁情调,如《边城》、《长河》、《萧萧》等,这源于他对人性美、人情美的描摹与刻画,这种人性不仅是健康的人性,而且是自然的人性,不曾受到世俗污染的天然形式,应该说这是一种与城市文明相对照而存在的人性。“那首歌声音既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唱完了这歌,翠翠觉得心上有一丝儿凄凉。她想起秋末酬神还愿时田坪中的火燎同鼓角。远处鼓声起来了,她知道绘有朱红长线的龙船这时节已下河了,细雨还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上一片烟(《边城》)”读后,我们所得的远比字面、画面多得多的东西。沈从文在将这种人性美抒写到作品中去的同时也极大地发展了抒情体小说。汪曾祺在1980 年的小说创作中透露出的近似于一种淡泊、静谧、隽永的情调,这又和他老师沈从文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他的《受戒》、《大淖纪事》、《职业》等作品看似有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实则是作者对于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作品中寄托着他对那种纯真质朴、自然健康的人性美的歌颂。汪曾祺作品中对人性美的描摹也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抒情体式。这种人性的同情与温暖在沈从文和汪曾祺心目中同样重要,因为他们都对下层人民“怀有不可言说的温爱”。由于汪曾祺在作品中着力表现他对生活的思考、对理想的苦苦追寻、对现实中尚未消退的阴影的忧心,他总是随着这些感情的流泻组织素材、结构文章,而传统的篇章布局却在他那里遭到了蔑视。

2 沈从文、汪曾祺抒情体小说特色分析

2. 1 结 构

抒情体小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结构松散,这是和传统单调的情节性的小说模式完全不同的,汪曾祺曾总结道:“打破定势, 是这类小说结构的特点”[1 ]78 - 79 。形散而神不散,“形散”导致叙事视角不突出;“神不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贯穿始终的是作者的主观情绪流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几乎每篇小说都很用心地去描摹风土人情,而且不惜大量笔墨,如《边城》前对茶峒景色和大量风俗的刻画。读过《边城》,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不仅仅是少女翠翠的爱情,更多的是对那样一个充满浓郁风情的小镇———茶峒的联想,对那里淳朴苗民生活的憧憬。《受戒》中对风俗的刻画也多于对情节的抒写。好像明海和小英子只是嵌在画中的点缀而已,人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纯然的自然之爱和水乡情趣盎然的景色。

2. 2 语 言

抒情体小说的语言具有非常明显的诗化特点,优美、清新、含蓄、精炼。沈从文和汪曾祺都善于用词,刻意雕琢使得文本语言具有诗的内涵,给人以审美感受。沈从文在给萧乾的信中把文字比作画画的颜料,“ 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2 ] 。另外他的古典文学涵养也使小说古诗韵味十足,“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又厚实,朴讷却又传神”[ 3 ] 。“沈从文体”的诀窍之一是“文句中尽量少用‘的’字,从而文笔朴质简练”[ 4 ] 。汪曾祺小说语言也具有如上特征,这也许和他师从沈从文有很大关系。他概括自己的气质为“一个通俗抒情诗人”,诗人的界定必然用诗意的语言结构全篇,简洁明快,迂徐平淡。苏北在写汪曾祺的《灵弧》系列中说汪曾祺是“语言文字大师,文极美,善于用词”。要说沈从文和汪曾祺两人语言运用的细微差异,那应该是汪曾祺比沈从文多了一份明快生动,少了一份悲愁淡淡。这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沈从文小说语言中多是水上人的言语,这源于他湘西水上语言的积累;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多是行话,描写各行当的语言细致,这与他的生活环境相关。汪曾祺的小说中也多用口语,用短句与沈从文很相似,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人物对话也往往采用短句,诗意盎然。如《受戒》中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相对的话语, 《大淖纪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悄悄话。看似简单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其中韵味绵长,使读者读出叙述中的诗意美来。汪曾祺在语言运用上还常用难字、拗句,给人奇崛之感,有中唐韩孟诗派的遗风。

2. 3 叙述方式

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中体会到的是一种恬淡,静谧。这与他们两人的写作技巧、叙述方式是紧密相关的,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授课“各体文写作”,汪曾祺的很多作业都是经过老师沈从文的指导才得以发表的。所以师承的特殊关系使得两人的写作上有技巧可寻,如对景物、环境、人物的描摹。他们两人对于故事的叙述是娓娓道来式的,像一绢细流。“如果说,传统的,严格意义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小说则像水”[5 ]311 。最典型的如汪曾祺的《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 只有一点感情”[ 5 ]311 。这种叙述更近于随笔,这也是抒情体小说的明显特征之一。如沈从文的《萧萧》,平静的叙述语调描绘了一个轮回的悲凉,结尾,当结亲唢呐吹到门前时,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看热闹, “同十年前一个样子”。虽然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叙述语调相似,但在相同平静淡泊的叙述中表现出的作者主观情绪却略有不同。沈从文的平静叙述外有一丝愁绪,“ 美丽总是愁人的”,那种美里有沈从文的民族感;汪曾祺的淡泊叙述很纯粹,就是“和谐”,优雅。

2. 4 题材选取

一般不写重大题材。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没有战事,没有政坛风云,也不涉及太多现世人生的关注;汪曾祺的小说中更是没有坏人,有的只是农家的风情,不写战乱,

不写家族史。我们看到的仿佛真的是世外桃源一样。沈从文的《菜园》、《大小阮》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杀戮青年是侧面写的,把它作为背景推得很远;汪曾祺的《虐猫》中对文革也只是背景而已,不是题材本身。“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 1 ]78 - 79 。沈从文和汪曾祺在“小”题材中抒发着浓烈的主观情绪,热切地关注着几近丧失的健康人性。

3 沈从文、汪曾祺抒情体小说特色成因分析

首先,每一个创作者对于某种文体的亲近与创作者的内在生命气质、审美追求有直接关系。沈从文出身行伍,不满于滥杀无辜才走出湘西,寻求独立的生命意识,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反倒让他的作品摒除了火气,呈现出对美、爱的强烈歌颂。苗民的诚实、纯朴是沈从文所要歌颂的自然人性,但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又使得无法容入外部世界。“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善良,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善良,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6 ] 。在这种审美理想的烛照下,沈从文唱的其实是一曲曲挽歌。因而,抒情体小说给了他无限的想象空间。汪曾祺出身士绅之家,生活的无忧和汉族的平等使他作品中的文化内蕴和解读较沈从文不够深,但和谐之气却更重。汪曾祺表现的是日常生活情态,是作家沉淀记忆的结晶,“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5 ]311 。他写《受戒》是“美学感情的需要”,写《大淖纪事》要“写得更美,更富于诗意”。这是乐观主义者眼中的美,纯粹的,不含悲凉的。另外,沈从文与汪曾祺对政治的疏离态度很相近。沈从文是京派的代表作家,京派作家不满于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品性,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也正因为此,沈从文在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主流的批评家视为回避现实、置身于乌托邦的消极作家。温儒敏著的《文学史的视野》中有谈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将沈从文放到《多样的小说》“中性”的标题之下,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批判沈从文地主阶级,低级趣味。汪曾祺在当代也是属于“群体、流派之外”(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 的,不被纳于新潮的人物。汪曾祺在和香港女作家施叔青的交谈中也明确说道,“我不会写政治”。他笔下呈现的也的确是无关乎政治内涵的审美特质,这和汪曾祺师从沈从文,仿效京派有直接关系。

其次,探寻两人作品中的中西文化底蕴,不难发现两人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颇深。沈从文近道,赞美自然自在的人类,汪曾祺说沈从文常看《老子》、《庄子》,这使得作品整体呈现出静谧的氛围。此外,沈从文的创作中有种原始宗教意识,这源于湘西特殊的民族地域风情,那里有渊源的楚文化,沈从文的创作也带着一种近似膜拜的态度写苗民,那人性的极至便是神性。汪曾祺则更近儒,侠气十足。汪曾祺在《〈矮纸集〉代跋》和《薄桥集》的《自报家门》中都谈到“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更大一些”,特指“曾点式的儒家”。曾皙(点) 是孔子的学生,尤指孔子问

学生志愿,曾点的回答“,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汪曾祺为这种顺乎自然,超功利的率性人生态度所倾倒。对外国文学作品营养的汲取使两人的创作呈现多元的风格。沈从文自述“较多地读过契诃夫、屠格涅夫作品”,汪曾祺“常读契诃夫,还看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如阿索林、伍尔芙, 受了一些影响”[ 7 ] 。所以说,作家形成最能契合自己内在气质的文体是多元化尝试的结果。两人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助于形成作品诗化的语言和古典绘画中留白的意境,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他们的小说往往达到一种和谐、圆融、静穆的意境。沈从文在军中曾做过陈渠珍手下的书记,陈渠珍收藏了很多古代的字画,沈从文负责记录,他在那时大量地接触了古典绘画。汪曾祺的古典文学素养也不凡,他喜欢宋人笔记和《世说新语》,而且在创作中也体现出了古代文体的神韵。他认为“作者不能什么都写尽了,要留出余地,让读者去捉摸,去思索,去补充。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汪曾祺本人诗意更浓一些,无怪乎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从他的许多散文中可以看出,汪曾祺做诗,做得都是好诗,这点要比他的老师稍胜一些。

再次,故土的水之韵。沈从文的沅水,汪曾祺的高邮湖,全都入了戏了。沈从文20 岁前的生活大半和水有关,《 从文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 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他小说中人物的性格,人物的语言,都和他船上的经历有关。如《柏子》、《丈夫》。汪曾祺的家乡是水乡,因此,他小说背景中更少不了水气。汪曾祺在《薄桥集》的《自报家门》中说,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说他很多小说里都有水。他作品中的人和事都带有点“泱泱的水气”。其实,抒情体小说从20 世纪初就有作家尝试创作,如有点颓废感的郁达夫,禅道味的废名,沈从文的《边城》(1934) 可说到了诗化小说的顶峰,无论是从文体的把握还是人物的塑造,这在当时左翼思潮的主流中可说是一个另类,它没有1933 年《子夜》的时代内涵深。无论他在当时的评价是如何的,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却让我们在21 世纪为之动容。应该说,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是无法抹灭的,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更是延承了这份宝贵的传统,在短篇小说的天地中尽显着他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抒

情特质。

参考文献:

[1 ] 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八) [M]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8 - 79.

[2 ] 傅光明. 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J ] . 纵横:1999 ,(2) :12 - 13.

[3 ] 凌 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 . 上海:三联书店,1985 :318.

[4 ] 吴小如. 书廊信步[M]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5 ] 汪曾祺. 后记[M]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311.

[6 ] 王 路. 沈从文———评说八十年[M]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201.

[7 ] 汪曾祺. 矮纸集代跋[M]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369.

范文五:沈从文、江青与汪曾祺 投稿:石樚樛

沈从文一生,钟情文字而备受政治左右,从京派领袖到午门讲解员,经历大起大落,却初衷不改,人格不降。他的学生江青,国立青大时尚为文学青年,最后弃文从影干政而竟以祸国野心家告终。衣钵传人汪曾祺本无心主流话语,却误打误撞加入操刀革命“样板戏”行列,顶头上司正是“大师姐”江青。师生三人的人生轨迹,放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实在是一出参差互映的戏剧,耐人长久寻味。

1931年对于沈从文和江青来说有着各自特殊又彼此相关的意义。

这年秋天,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到国立青岛大学国文系任教。尽管沈从文在其自订年表中仅仅做了如下简单的记述: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任青岛大学讲师,但这段时光却里程碑一样开启了他人生和创作的重要阶段。他创作的《从文自传》成为现代散文名篇,《人间世》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周作人和老舍不约而同地回答是《从文自传》。《八骏图》作为沈作中讽刺都市文明病的成功尝试,受到著名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的击节赞叹。至于在青岛构思的《边城》,则确定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质的大师地位。紧随文学成就而来的是爱情的收获。1932年夏天,他终于得到了苦苦追求4年的张兆和的芳心,两人情定终生。之后,张兆和从苏州随沈从文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而和她一起共事编中文书目的,还有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妻子、政治集团“四人帮”之首的江青。那时她叫李云鹤,17岁。

江青到青岛大学要比沈从文早一点:“一九三一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对于此前的生活,江青毫不讳言地说她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穿得破旧,穷。但这个从诸城乡下走出来的女孩子改变命运的愿望极其强烈。她喜欢演戏,喜欢抛头露面。她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每月只有30块的图书管理员(当时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梁实秋的月薪是400元),所以工作之余她就到处旁听,希望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她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写过诗。曾向戏剧家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是她的处女作。当然最让她感到骄傲的是小说。1972年她向美国学者维特克回忆时不无夸张地说:“我的小说全班第一”。教她小说的是沈从文。

那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开两门课:《中国小说史》和《散文写作》。他的教法很特别,没有讲义,只是即兴的漫谈,凭直觉说话,类似聊天,而且从不引经据典。他教学生创作,反反复复讲的一句话是:要贴着人物写,很多学生不理解。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他湘西口音重,讲话声音小,学生很难懂。有的文章说沈从文因为有了上海、武汉授课的经验,就“讲起课来有条有理,游刃有余,内容充实,语言生动”,实在是想当然。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就说过,沈先生实在是不大会讲课的。晚年沈从文接收采访时也坦言自己不会讲课。

沈从文是动手不动口。他的长处不在讲,而在改。他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大用的词:耐烦。对自己的文章,他耐烦改。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改的痕迹。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对学生的习作,更是百改不厌。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语,常常比作文本身还长。同辈作家巴金等人都对沈从文“文章不厌百回改”的精神印象极为深刻。江青有一定的文才,沈从文比较赏识她,因此要她每周写一篇文章,给她仔仔细细地修改,一处一处地解释。任何有类似经验的人都知道沈从文这种教法对提高写作能力的实际效用,在唯一而短暂的大学生涯中,江青能遇到沈从文,受知受教,得益终身。沈从文离开青岛后一年,江青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催命符》《拜金丈夫》《为自由而战牺牲》等小说、散文、评论各种文体频频见于报刊。远在北京的沈从文当时如果知道,一定倍感欣慰。沈从文是很希望江青走上文学之路的。出身蛮荒湘西自学成才的沈从文对于后辈无私奖掖全力扶持的一片赤诚,应该曾

经让来自诸城乡下的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生江青十分感动。为了表达这种感激,江青甚至要给沈从文织一件毛衣。40年后,江青对《红都女皇》的作者维特克说,自己最喜欢的老师是沈从文。

1933年9月,沈从文携张兆和离开青岛大学,赴京完婚。之后,他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教授,主编《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成为京派文学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而江青则并未像沈从文希望的那样从事文学,她结识了革命青年俞启威,加入“海鸥剧社”,参加中共地下组织,之后南下上海,踏入电影圈,然后被捕,直至出狱后投奔延安,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从她70年代对维特克的谈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国立青岛大学的这段时光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她早年求学之路上最值得怀恋的日子。那时她应该还有许多少女的憧憬。

1949年后,沈从文和江青的命运走向两个极端。

北平解放之前,也就是1948年12月,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这个对崭新时代的信念使他最终决定还是留下来。但这个“崭新”对他而言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早在同年3月份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 “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是“粉红色的作家”。追究郭文的初衷,也许是沈从文曾经善意地说过,郭沫若先生尽可以写诗,写戏剧,小说就不要写了,郭先生不适合写小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芥蒂一直到作古也没有解开。1981年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郭沫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为之作序,在序中郭对作者沈从文只字未提。这样的序也算古今少有,空前绝后。郭文《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是致命一击,然而直到北京大学壁报大字全文抄出《斥反动文艺》,沈才意识到自己深陷险境。巨大的压力让沈从文几乎精神崩溃,甚至自杀。被送进革命大学经过思想改造后,沈从文说自己“一天又一天地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他脑袋里固执的自由主义不是拿到革大毕业证书就算清洗干净了,连老朋友郑振铎也认为他是个落后分子,其他不了解的人就直斥之为鸳鸯蝴蝶派,不屑得很。那种政治气候下,沈从文只能沉默以对。最终挺过来的沈从文选择了转业,彻底搁笔。对于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来说,搁笔意味着怎样的痛苦,可想而知。转业到历史博物馆后,沈从文的名字也就被从新中国的文学史上抹掉了,没有人讲这个人,连反面教材也当不成,好像根本不存在这么个作家。

玄黄未定,万象更新。当年的青岛大学图书管理员、旁听生李云鹤,后来的上海红影星、《娜拉》女主角蓝萍,现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夫人。当然主席夫人只是一种身份,不是职务,而江青要求工作,要求参政,要求权力,特别是要像30年代一样抛头露面万人瞩目。为此,中央斟酌再三,给江青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于她的兴趣的职务——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这是她在中共党内第一个正式职务,也可以说是她政治生命的真正起点。此后江青借这一职务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等等,出尽风头的同时也赚得了不少政治资本。不过,她在中国政坛上的火箭式发迹还要从样板戏说起。

1963年秋,《红灯记》获得***的赞赏后,江青开始专心致志地搞她的第一部样板戏《沙家浜》。《沙家浜》最初叫《芦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改编的沪剧。江青要求改为京剧,树立样板,推向全国,随即把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团。这时,汪曾祺作为《沙家浜》的主要撰稿人身不由己地卷进了这场由意识形态操纵的戏剧运动。

汪曾祺是沈从文最得意的弟子。1939年,汪曾祺因为看了《沈从文小说选》,从家乡高邮辗转而至昆明西南联大,成为沈从文的学生。后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常常将汪曾祺的文章推荐给报刊杂志,而汪曾祺自己却不知道,那时汪曾祺崭露头角,人家问沈从文这个人是谁,沈就回答,汪曾祺,我的学生,他写得比我好。老师这么捧学生,不多见。当然沈从文谦虚,汪曾祺也确实才高。他的《复仇》、《异禀》在40年代文坛别具一格,好评如潮,那时汪曾祺也不过20多岁。

1949年后,汪曾祺进了老舍、赵树理主持的《说说唱唱》编辑部,搞起民间文学来。一直到58年打成右派,汪曾祺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编辑别人的稿子上,自己却不大写东西,渐渐现出与文学界的疏离状态。这期间有个随兴而就的作品却让汪曾祺入了戏行,也埋下他参与样板戏创作的伏笔。大约是1952年或53年春,汪曾祺不知怎么迷上了《儒林外史》,有事没事都捧着看,高兴了还给同事讲上一段。有人就开玩笑地说,不行你写个剧本得了。后来有一天他竟然真的拿出个本子:《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大家一惊,沈从文的学生、洋派作家还能写戏,可一看剧本,都拍大腿说好。《范进中举》后来排了戏,在北京戏曲会演中得了第一名。

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知交邓友梅说汪曾祺不仅能写戏,看戏也有水平,常有惊人之论。汪曾祺驾鹤西归后,67岁的邓友梅对汪的戏评仍然记忆犹新:“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做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这些评论是很多行家里手讲不出来的。

凭着《范进中举》,1961年汪曾祺进了北京京剧团,当上了专职编剧。在此之前,他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却没有回收之意。苦等一年后,汪曾祺无奈之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杨毓珉和团领导、市人事局局长一说,他们都知道汪曾祺写过《范进中举》,写的不错,所以都同意,汪曾祺就这么改了行。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回忆创作《沙家浜》时的情形说,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后来江青曾当面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杨毓珉回忆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

江青对汪曾祺的“特别关照”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问题,汪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江青不放心这样的人搞革命样板戏,曾多次指示,汪曾祺要控制使用。这个控制使用让汪曾祺战战兢兢了好几年。另一个原因是江欣赏汪的文笔。当年参与样板戏创作的老同事们,包括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都提到过江青对汪曾祺这支笔的看重。一九七二年四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江青脱口而出:“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还提到一件事:“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可见江青对汪曾祺的欣赏,乃至倚重。汪曾祺在文革结束后曾总结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这些唱段应该包括汪曾祺在《沙家浜》中写的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人一走,茶就凉,这话据说出自周恩来之口,汪曾祺听到后就拿来用上了,结果成了经典。

至于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弟子而江青曾就教于沈从文这段微妙的因缘,是否影响了江青对汪曾祺的态度,似乎无人提及。但江青曾看过汪的档案,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她不会不知道,她和汪曾祺这一层师姐弟的关系,她也不会不知道。。汪曾祺后来自己告诉好友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他。据剧团的当事人回忆,江青每次看到汪曾祺都很客气,恐怕不止是欣赏汪的文才这么简单吧。

文革开始后,江青对汪曾祺更可谓是有“知遇之恩”。1968年4月,按照江青的授意,关在牛棚里的汪曾祺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成了北京京剧团最早解放的几个人之一。紧接着,汪曾祺即被安排陪江青看现代戏《山城旭日》,幕间休息时,江青用一种家常的口吻对汪曾祺说:“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言外之意是,帝王将相戏不能写,但革命戏你汪曾祺应该写得比它好。

1970年,江青亲点汪曾祺上天安门,参加“五二〇”群众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棋的名字。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事隔30多年后,《沙家浜》的导演萧甲说,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说,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汪曾祺对江青确实有过感恩思想,甚至也陷入过狂热和迷信的地步。但汪曾棋除了感恩戴德、诚惶诚恐之外,没有拍马屁,只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邓友梅在《漫忆汪曾祺》中说,汪曾祺在那种形势下,头脑不热,神智不昏。照汪曾祺自己的话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从没有过非份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 „„”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没有丝毫炫耀的意思,也没有攀龙附凤的飘飘然,像干一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江青倒台后,汪曾祺自认他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但却没料到为这段工作关系又挨了两年整,先是被勒令做深刻检查,后被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断断续续写了十几万的交代材料。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中国现代文学的神来之笔、绝响之音《受戒》开始酝酿了。

汪曾祺晚年特别喜欢引用杜牧的“忍过事则喜”,欣赏的正是诗句蕴涵的饱经沧桑后的豁达洒脱。荣也样板戏,辱也样板戏,烟云散后的汪曾祺不仅有了一份达观,那份坦诚也越来越显出赤子一般的纯净。在评价江青与样板戏的时候,汪曾祺直言不讳: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儿子汪朗说,父亲觉得江青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不知道沦为阶下囚的江青在万人唾骂声中听到这番率直的表扬会做何感受。但是看看江青30年代在《新社会》、《大公报》、《妇女生活》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我们不禁也要嘘声:这个女人不简单。如果她在国立青岛大学继续文学之路,会不会成为和她的诸城同乡王统照、臧克家、孟超一样的著名作家,真是亦未可知。

海外文学史家夏志清教授60年代末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惊叹沈从文的独特风格,而当时沈从文正在湖北双溪下放劳动,养鸡,种菜,改造希腊小庙供奉的资产阶级人性。“文革”初起,有人知道沈从文是江青的老师,就劝他给江青写信,改变一下处境,被沈从文毫不犹豫地回绝了。1973年,江青特意安排沈从文到人民大会堂看演出,沈从文却“不知趣”地坐在角落里,于是这段应该颇具戏剧性的师生见面就这么没了下文。当时像章伯钧这些高层人士都知道沈江的师生关系,可沈从文却从来不提。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也看不到江青这个名字。沈先生曾有一句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句话后来刻在沈从文的故乡和长眠之地凤凰的巨石上。这句话刻在沈从文的作品和人格里。

80年初,汪曾祺再次以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文坛的时候,沈从文的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尽管这段时光成就了一位了不起的服饰史专家,美国学者甚至认为沈从文在文物研究领域的贡献不逊于他的文学成就,但回想一下,曾经叱咤文坛的大师,三十年不能写小说,三十年,连美丽的湘西世界都遥远而模糊了。

随着作品的解禁、出版、流行,沈从文越来越热,研究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沈从文却说,我的东西都是习作,不值得看。不过沈从文还说过,大家看我的东西是买椟还珠。美国学者金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当的作家”。

不管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沈从文的作品会流传下去,因为他说过: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完)

参考资料:

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凌宇:《沈从文传》

叶永烈:《江青传》

汪曾祺:《晚翠文谈》、《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沈从文转业之谜》

邓友梅:《漫忆汪曾祺》

范文六: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小说 投稿:贾歈歉

汪曾祺与沈从文小说的异同

对于沈从文与汪曾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沈从文的语言和内容更有深度,觉得汪曾祺的作品有点类似小学生的感觉,只是在重复单调的讲不同的俗世的事;但是也有人认为汪曾祺的东西更好,觉得在汪曾祺的作品里面能找到自己熟识的东西,觉得他像是在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故事,亲切感更强。不过两人的作品在写作方面确实有很多相似点,但是也是各有千秋。

首先,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沈从文就是他的老师。沈从文讲课反复提到一个观点—要贴着人物写,汪曾祺说:“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任务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依附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这人物。什么时候 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市民„„”所以汪曾祺在写作上受沈从文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的小说在某些方面又相似点。

语言风格相似。汪曾祺用安详的抒情的散淡的笔触,叙写苏北乡里的平凡琐事,对苏北谁想的山光水色民情见习细腻描绘,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而沈从文用浓重的口语,描绘自己故乡的美丽风情。他们两个都根植于自己故乡的乡土生活,用于中不同的乡土语言一往情深地讴歌故乡人地生活。寻找到了与自己笔下人物题材气氛相适合的语言,极富乡土特色。他们都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故事取材多有相似之处。汪曾祺所作的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婉约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身后的文化底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沈从文虽然一生中大部分的生活在大城市里度过,但是时刻不在怀念故乡,沈从文的作品通过融人乡土, 写乡土的美好的人性, 乡土的单纯的生活方式, 和乡土的苦难, 以及乡人们对生活顺天命的态度, 让我们随作者去追忆乡土生活本身的节律、声色、气味, 那种恒久的生存的欢乐与艰难, 爱与恨, 情与仇„„

虽然在文笔上两人的相似点很多,但是也各有各的侧重点,彼此表现的理想有一定的不同。沈从文主要宣扬的是人性美,正如他谈及《边城》时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边城》中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古拙的湘西风情自然交融,构筑了沈从文“人性美、人情美理想化的情爱天堂”——湘西世界,表现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者通过对湘西人原始、自然生命形式的描写,塑造了一系列不带任何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描绘了一个人性皆

真,人性皆善,人性皆美的情爱天堂。通过普通人身上那种不普通的人性,热情讴歌了古朴的人性之美。母女两代人对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演绎了一曲凄美清纯的爱情之歌,表现了湘西人民善良、质朴、纯真的人性美;天保、傩送兄弟在爱情竞争中的谦和友善,尽显了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老船夫对翠翠无微不至的呵护关爱,诠释了人间至真,至善的挚爱亲情;人与人之间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体现出了边城世界里恬静、淳朴的民风,浓厚友善的乡情。作者在这个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乡村世界里,以纯真的美、无暇的善、和谐的情构建了心中的希腊小庙,更净化着我们现代人和现代文明。本文从研究《边城》中人性美的建构入手,解读了湘西人性天堂里的“几个愚夫俗子”的哀乐生活,对边城自然的人性和原态的生活作一情感的阐释。

而汪曾祺主要展现的是和谐美,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出他建构和谐社会的迫切愿望,如《受戒》中的荸荠庵所在的村子,似乎是一个世外桃源,没有受到任何的尘世污染。荸荠庵虽为佛门圣地,却全无所谓的清规戒律。在当地,一个人出家当和尚,并不是出自宗教信仰,而是将它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它既不比别的职业高贵,也并不比别的职业低贱。这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审美态度。和尚们的生活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束缚,正所谓“饥来便食,困来便眠”。此中的人向生活敞开生命,让生命活力得到完全释放。卑贱中活得刚强,清贫中活得自在。这之中浸润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是对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又暗合对传统的真善美的直接单纯的肯定。《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团结友爱,《安乐居》中的酒友们友爱共处,《受戒》中尘世与佛门间亲密融洽,《大淖记事》中锡匠与挑夫们睦邻友好,同甘共苦。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多具仁人君子的热肠,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

读沈从文,汪曾祺,心里身外都在一层淡翠朦胧的清水里,沉静。微微的,一种翡翠的、奇异的醉。

范文七:读沈从文和汪曾祺 投稿:陆脤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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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够想象,假如现代文学没有了沈从文,那么这样的现代文学对我而言还会有什么意义!沈从文妥贴地、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源于自然地用乡下人的根开放出了乡下人的花朵。这样的花朵散发着浸透了楚文化的具有湘西地方风情的奇异芬芳。湘西古老的地方文化是这花朵的汁液在其中流淌。这花朵有一种柔和的光韵,徘徊在花瓣之上。世界上最美丽最绚烂最醉人的地方是在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边城》,中国人的新桃花源。

汪曾祺是深受沈从文影响的作家。作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用安详的抒情的散淡的笔触,叙写苏北乡里的平凡琐事,对苏北水乡的山光水色民情风习细腻描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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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营造了一种乡土抒情诗的气氛。在作品的结构上,他们都如水中草,随波逐流,自然,随意。更为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故乡都有水。他们都在中国的古典文化中浸淫。沈先生研究古典服饰,对中国字画、文物修养很深。汪先生家学渊源,中国的古典功夫自是深厚,晚年走笔衣食住行,故乡风物。甚至从生活经历来说,他们也都有着美满和谐的婚姻生活。这与他们作品中洋溢着的那种温情也不无关系。

沈从文和汪曾祺这两位执著的恋乡歌者。都在充满着乡土气息民俗色彩的乡土作品中寄寓着自己的深深的乡思乡情,不倦地咏唱着乡村社会里美的人情和人性,营构着充满着真善美的理想人生境界。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地不断地流动着一条充满了温馨乡情的乡土抒情小说的长河。

沈从文和汪曾祺都是语言的魔术师。可以这么说,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成功很大的程度上是在于他们都寻找到了与自己笔下的人物题材气氛相“适合”的那种语言。沈从文曾形象地叙述过他对文字性能的探索:“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他的硬性。”他特别追求文字的暗示性、音乐性与传神状貌的表现力。为达这个目的,他以湘西方言为基础,注意向民间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学习,然后予以加工、提炼、书面化,于是他获得了写入状物得心应手的工具这套语言一用来表现湘西的特殊生活形态。则如龙游大海,得臻至境。汪曾祺说:“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但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

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汪曾祺充满温情地为这世界上的人描述了一个温暖的世界。这世界就像高邮的阳光。是淡褐色的。有千丝万缕的暖流缓缓地不动声色的来将一个有着千疮百孔的生活慢慢弥合,修复。疤痕是留下了。可在疤痕处见关怀,见亲切,见滋润。汪曾祺真是一个笔笔有韵的作家。他的小说笔底有波涛,看来却是水平如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受戒》和《大淖记事》。

作为一对师生,这两位作家的小说风格是血脉相承的。他们都各自根植于自己故乡的乡土生活。用着与众不同的乡土语言一往情深地讴歌着故乡人的生活。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并把这种背景作为一条深深的河流在自己的小说中潜隐,使得他们的作品中都充满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色彩。他们都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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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这用来阐述他的语言也是很恰当的。他的语言就是人物,就是性格。他又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汪先生说得如此之妙,叫我无话可说!

沈从文和汪曾祺的语言都是极富乡土特色的。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了很多民间的俗语、歌谣。这些俗语和歌谣能使读者一下子就进入作者所营造的地方乡土氛围.如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引用的神巫唱的一段歌。他们的语言都有方言特色,口语特色。汪曾祺好用语气词,像声词,他的小说中的语气词和像声词有几十种之多!沈从文的语气词像声词没有那么多.可是人物的对话也是口语特色浓重.符合人物身份。他们的语言都有古语。汪曾祺自己的语言也是从中国古典语言中汲取了很多有益的成分,并在作品中有机融合。他们还都喜欢在作品中就地取譬。一个作家取譬并非显见.难就难在能就地取譬。这种就地取譬也是一种“氛围”。

他们的语言也有不同的地方。沈从文喜欢残忍事情温和说,涉及到男女“人事”的方面隐晦诗意地说,他还喜欢用并列的实词做同一句子成分。他的文字音韵有一种淡翠的色彩。汪曾祺喜欢在小说中自问自答,一问一答之间使结构有张力,也散发着一种脉脉的温情。他不f目喜欢在句末用词,并且有时还连用几个词,读来如电影蒙太奇,抒情意味浓重。他甚至有时以词成句,读来散漫,恰到好处。他有些句子是诗,还有些句子是词。

如果说他们的作品有一种抒情的气氛滋养了人的心灵.那么这要得益于他们运用语言的成功。品味沈从文的语言就像是在夏夜的月光下把玩一块淡绿的翡翠。全身透明有质感,在月光下,在你的手掌上,直透人心。读沈从文,我像是在弹奏月光,我怕我手中的翡翠银子月光一不小心流在地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读汪曾祺使人嗅到一种原木和阳光的温香。在冬El的阳光下,你会嗅到汪曾祺小说的味道。在被阳光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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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棉被子上,你也会嗅到汪曾祺小说的味道。汪曾祺的小说是古朴的淡褐色,随和,生动,亲

切,散淡,暖暖的,活泼泼地将你柔和地包围。

我常常在想,中国的文字.有着太多的历史,一个词,一个字,除了现时的意思之外,还承担了漫长的语言运用历史过程中所赋予的历时的意思,但凡在中国文字中浸淫久了.会从意识深处感悟到这个字词的意韵,姑且称这种意思为文字的“感性”吧。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作为形声字的中国文字,每一个字自诞生的那一刻开始,都有着不以人来命题的、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只与这个文字自身的“物质”相关的意思和情韵。这种文字的“物质”是文字自身的生理。与文字的笔画、结构、形状、音调、组合、节奏、韵律有关。姑且称之为文字的“物性”吧。文字的“感性”常在古语、方言、俗语、口语中闪烁着自己的光芒。而文字的“物性”要靠作家自己的悟性来把握。每一个文字的物性都在文章中形成了气场,就像人喜欢五音一样,有时候人也喜欢某种语言的物性。沈从文和汪曾祺都敏锐地捕捉到了文字的感性和物性.让文字不但成为人的文字,还成为文字的文字,统帅万物如军队。不如让他们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

沈从文和汪曾祺自然也有他们的不同之处。同样是情窦初开.翠翠如小鹿清明良善乖巧,小英子却爽快活泼大胆。比起来。还是《边城》里的那条河更美,清澈,可以看见白石子,并且长得像一条带子。而小英子家旁的那条河是浅的,波光潋滟的,宽得像一个小湖。汪曾祺的散文水准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的散文,在中国文化和生活中“养气”,描写故乡的风物,见情,见性,如天马行空。总体而论,他的语言造诣要超过他的老师,他解放了毛体文,在新文学的语言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正因为有这种种的差异。才使他们成为他们自己。

在秋日薄暮的阳光下。或者随便哪个庸懒的午后,能读读沈从文,汪曾祺,心里身外都在一层淡翠朦胧的清水里,沉静。微微的,一种翡翠的、奇异的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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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八:沈从文、汪曾祺风貌比较 投稿:韦咡咢

沈从文、汪曾祺风貌比较

翟业军在《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中撰文指出,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但其文学风貌却与沈从文有所不同:一、一冷一热。沈从文几乎所有出名的篇什都是冷的,要么是爱而不得,要么是得到后反而更加失落,他似乎洞穿了人性无可回避的忧伤。汪曾祺的世界是热乎乎的。他一生坎坷,却很少书写不幸,即使写了也表现出难得的旷达,侧重在苦中之乐。二、一真一善。沈从文也向“善”,但其着重点不在济世,而是要让读者从作品得到启示,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如何到达则是通过美,美的创造首推文艺,因为文艺的形成正为满足生命扩大、延长的愿望。在感性中抽象,在有死中祈求永生,在浑浊中追求圣境,沈从文便着力建构此在的真,想留住永恒的美。汪曾祺的情感寄托与当前的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他的向善文学观首先表现于他对现实主义的论述,要立足现实,着意挖掘平凡人生的诗意,用以缝补不完善的现世;其次还表现于他对和谐的强调,为引人向善,他能够直面生命的欠然。三、一楚一儒。楚文化是沈从文的世界观的坚实地基。他常说作家必须有宗教徒的热情、虔敬和悲悯。汪曾祺的儒家思想则近孟子,远荀子,强调人性的善。由此可以反观他的“和谐”观,与 之一脉相承。

范文九:沈从文谈汪曾祺 投稿:黄馊馋

  汪曾祺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汪曾祺去世前,梦见了他的老师沈从文。“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汪曾祺记下了这个梦,只有一两百字。1997年5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笔会”版读到《梦见沈从文先生》,作者的名字上加了个黑框。心里为之震动。

  汪曾祺对他的老师的感情,真是深厚。他谈沈从文的作品,谈沈从文这个人,写了一篇又一篇,写得那么多,又都那么好。临终一梦,绝非凭空而来。

  那么沈从文是怎么看汪曾祺的呢?没有专门的文章,却有零星的文字,散落在他给友人的书信中。很值得辑出来,集中起来看看。

  1941年2月3日,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谈及昆明的一些人事,其中说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语气极其肯定。现存沈从文书信,这是最早提到汪曾祺的;而汪曾祺当时还只是试笔阶段,在西南联大一群学生作家中崭露头角而已。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此信不存,却在汪曾祺记忆里难以磨灭;他还记得老师同时让三姐(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

  此一时期的存信中有沈从文1947年2月给李霖灿、李晨岚的一封,请求朋友帮忙为汪曾祺找工作:“济之先生不知还在上海没有。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想法,我再写个信给济之先生。”

  1949年初,时代巨变之际,内外交困的沈从文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不仅绝望于大势,连亲近的人也不能理解更让他感到孤立。他曾写下这么一段尖利的话:“金�、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1988年汪曾祺写《沈从文转业之谜》,谈起老师当年“精神失常”时的“呓语狂言”,有这样的评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准确。”

  1961年2月,沈从文在阜外医院住院期间,给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的“右派分子”汪曾祺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他不要放下笔。信是用钢笔写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十二页,六七千字;从医院回家后又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一次寄出。“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语重心长;又说,“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

  1962年10月,在致程流金的信中有一大段谈汪曾祺,沈从文为他大抱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1965年11月,沈从文信里与程流金谈起大学教写作,又是感慨又是骄傲地说:“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那个时候因为京剧《沙家浜》,已经不是连老舍也不知道汪曾祺会写东西的状况了。

  1972年6月,沈从文致信张宗和,提到汪曾祺:“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在这里已算得是一把手。可没有人明白,这只比较得用的手,原来是从如何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很少人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取得进展的。当年罗头徇私,还把他从联大开革!”

  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最后入医院前收到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覆去地看,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沈从文向在艰难岁月中的老友巴金夫妇谈起动荡年代里的家常,谈到彼此都熟悉的一些人的近况,当然不会忘记说说萧珊青年时代的朋友汪曾祺:“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上次来已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有一丝调侃,却是在亲切的、沧桑感怀的调子里。 ■

范文十: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对乡土文明描写的异同 投稿:魏庴庵

废名的田园小说、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汪曾祺的高邮风情小说,在总体风格上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京派小说的艺术风貌。他们在悲惨感伤的农村中寻觅诗情,极力在小说中表现农村美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纯真、善良、友爱、无私的人伦道德。废名、沈从文的田园可谓之“梦中的田园”,与其他乡土作家的现实的田园相辉映,以对原始、纯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赞颂从另一角度进行着改造“国民性”的思考。而汪曾祺在对风俗、环境的描写中似乎挖掘出了乡土中潜藏着的诗意本质。1.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都描写人性美、人情美,都运用了诗意的抒情的表现手法,但是他们的“田园梦”仍呈现出迥异的色调。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废名的小说中藏匿着禅趣,沈从文的小说里显现出神性,汪曾祺的小说则表现的是生活的诗意原质。废名在《桥》以前的小说中以隐含禅趣的笔墨,写自己领悟了的自然美景,绘出了“拈花微笑”的境界。废名亲近自然不重向自然寻求慰藉,而重在自然中寻觅顿悟,具有古代文人墨客超然尘外的庄禅人格。作者往往在竹林、桃园、陶家村、史家庄等古朴、纯真、幽静的景物中洞见世间万物生命本体的跃动。沈从文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旨归,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沈从文身居现代都市,却怀抱顽固的“恋乡”情结,这种巨大的内心矛盾、对立化的情绪,导致了他精神的流浪与逃亡,急于寻找栖息之所。古老湘西的幻梦抚慰了他疲惫的灵魂。他以湘西的眼光观察城市,极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沦落、人性泯灭的严重症结。那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丑恶的人际关系,被扭曲变态的灵魂,使他惊呼: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沈从文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沈从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写和歌颂人性美,用湘西小说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是他驰骋想象、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压迫,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帮互肋,互敬互爱。走进这一世界,受伤的精神会得到抚慰,垢污的俗念会被涤荡,凡胎之灵魂会经受洗礼而升华。汪曾祺的小说却透过对于高邮乡镇旧事的记忆,以一种恬淡平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法,和“天国仙境般”的梦幻情调,抒发着他所追索的一种空灵闲适、清新超脱的儒雅境界和浸透着东方灵性之气的健康人性。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尤其是,他对待这些人物,并不是像鲁迅写阿Q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像《祝福》那样揭示其凄惨的悲剧命运。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这些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并无多少光明可言,但,他们都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欢愉。因而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但是汪曾祺的创作目的却绝不仅仅在“风俗画”,其深刻的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及其包含着的生命意识。他向读者呈示的是一种自然的原生形态,人们的风俗习惯,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与“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显示着一种独立于传统之外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2、同样写质朴、美丽的爱情,废名笔下主人公的爱情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如小林与两位姑娘的爱情不带一丝欲望,无疑是用禅意提升了生活原态;而对于沈从文,爱情是沈从文描写人性美的重镇。他的爱情描写包括两类:一类是原始民间传说,一类是现实题材。前者多是写男女主人公超凡脱俗的灵魂,他们把爱情看得至尊无比,愿以生命换取爱的纯洁、神圣和完美(《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后者侧重表现人的自然本性,男女主人公爱得真挚、热情、活泼、勇敢,跃动着旺盛的生命力(《连长》、《柏子》、《雨》、《雨后》等)。沈从文从他的人性观出发,一直肯定人的自然健康的情欲是人性美的体现,任其小说的主人公生命本能尽情恣肆,导演着生机勃勃的爱情场面。这两类题材虽不同,但都表现了湘西人天生的恋爱观:爱必须以爱为前提。湘西人的爱情不受权势、名利、金钱等物欲的污染,具有一种自然的爱与美的情感。无论是带有原始民间传说色彩的青年男女,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男女,都不分尊卑贫富,不饰任何假面,甚至不受一般“道德”、“婚姻”的拘禁,勇敢无畏地袒露赤裸裸的一颗爱心,虽不乏蛮性和不可取之处,但那爱必须以爱为前提的“自然道德”却是值得首肯和赞颂的。沈从文对湘西人爱情方式的展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呼唤恢复爱情的纯洁、真诚、神圣,向以金钱、权势、地位为内容的“城市人”的违反自然人性的恋爱观提出了挑战;二是包含着作者的民族忧患意识,希望如湘西人“勇敢”、“发狂”地追求爱情那样去塑造起一个自由强大、生机勃发的民族。汪曾祺对爱情的描写上表现为作品中人物对清规戒律的蔑视。《受戒》里的和尚几乎没有一个严守戒律的。作为和尚的明海爱上了小英,但爱得那么自然,健康,美好,圣洁。在汪曾祺小说中,男女性爱是高尚自然的行为。他的兴趣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乃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诗性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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