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写沈从文_范文大全

汪曾祺写沈从文

【范文精选】汪曾祺写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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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汪曾祺写沈从文

【优秀范文】汪曾祺写沈从文

范文一:沈从文与汪曾祺 投稿:汪畫畬

1988年5月,沈从文先生逝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程,汪曾祺一堂不落地听了一遍,这对生性散漫的他来说实在

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比如沈从文讲课反复提到一

世,汪曾祺去送了恩师最后一程。

1997年5月,在崽师逝世9周年之际,汪曾祺也驾鹤西去。这两位文坛双子亦师亦友、如父如子的情谊就此定格,成为了永恒。

1939年,汪曾祺从江苏高邮辗转来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国

难得。其实沈从文的课讲得并不

好。他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轻,课堂没有讲义,也不成体系。很多慕名而来的学生听了他的课后都感到失望,可汪曾祺听得津津有味。他说:“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

个观点——要贴着人物写。对此一

些同学很不在意或是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他说:“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旬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

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文学系。在未考入联大之前,汪曾

祺就已多次拜读了沈从文的文章,内心十分崇拜这位只小学毕业的恩师。后来汪曾祺在回忆中说:“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

沈从文当时开设了《各体文习

‘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

范文二:汪曾祺和沈从文 投稿:雷奠奡

汪曾祺和沈从文:经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两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都被视为独异的作家,风格中有几点相同的特征:

1. 他们的作品都是着力表现对贫困、愚昧、落后而近于麻木的生活的不满与思考,对封建主义旧道德旧传统的鞭鞑,对美好人性和理想的追求。从沈从文家境中衰与少年时的行伍生涯,和而汪曾祺文革前后这段经历,使他们一生都在追求一种人性的温暖。

2. 他们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受感情波动的支配。《边城》、《受戒》中两者都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应、高潮的设置安排、人物的来龙去脉,而是以感情去牵动读者。

3. 字里行间蕴含着歌的节奏、诗的韵律、画的色彩。《受戒》《边城》里有很多诗意化的其乐融融的自然乡村美景的画面。

不同:从思想内容看,二人都着力表现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与追求,但沈从文更多地对不平等的物质生活加以鞭笞,更多地要求人生存的基本权利。汪曾祺则是在生存温饱基础上求发展,是对人生存状态的文化反思。

2. 所显现的感伤色彩和成分来看,沈从文更忧郁些、压抑些,追求的前景有时不够明确,呈现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命的顽强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而汪曾祺追求的理想的前景比较清晰,所呈现的力度是一种为理想斗争的顽强精神。:“《边城》是对过去纯真美好童年的迷恋,塑造了翠翠勇敢善良的女孩形象。

3. 3. 从表现手法来看,沈从文节奏迂缓,叙说中写实成份较多,而汪曾祺迂缓中夹杂着跳荡,有一些心理探索,还有哲理性议论。

范文三:沈从文汪曾祺比较 投稿:宋级纨

1、

沈从文、汪曾祺对抒情体小说的继承与发展

沈从文和汪曾祺为了达到他们心中的世界,为了更好地描摹湘西、高邮的人性美,人情美,抒情体小说是再好不过的文体选择了。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沈从文的大多数以故乡湘西为背景的小说给人以清新、静谧、田园的浓郁情调,如《边城》、《长河》、《萧萧》等,这源于他对人性美、人情美的描摹与刻画,这种人性不仅是健康的人性,而且是自然的人性,不曾受到世俗污染的天然形式,应该说这是一种与城市文明相对照而存在的人性。“那首歌声音既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唱完了这歌,翠翠觉得心上有一丝儿凄凉。她想起秋末酬神还愿时田坪中的火燎同鼓角。远处鼓声起来了,她知道绘有朱红长线的龙船这时节已下河了,细雨还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上一片烟(《边城》)”读后,我们所得的远比字面、画面多得多的东西。沈从文在将这种人性美抒写到作品中去的同时也极大地发展了抒情体小说。汪曾祺在1980 年的小说创作中透露出的近似于一种淡泊、静谧、隽永的情调,这又和他老师沈从文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他的《受戒》、《大淖纪事》、《职业》等作品看似有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实则是作者对于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作品中寄托着他对那种纯真质朴、自然健康的人性美的歌颂。汪曾祺作品中对人性美的描摹也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抒情体式。这种人性的同情与温暖在沈从文和汪曾祺心目中同样重要,因为他们都对下层人民“怀有不可言说的温爱”。由于汪曾祺在作品中着力表现他对生活的思考、对理想的苦苦追寻、对现实中尚未消退的阴影的忧心,他总是随着这些感情的流泻组织素材、结构文章,而传统的篇章布局却在他那里遭到了蔑视。

2 沈从文、汪曾祺抒情体小说特色分析

2. 1 结 构

抒情体小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结构松散,这是和传统单调的情节性的小说模式完全不同的,汪曾祺曾总结道:“打破定势, 是这类小说结构的特点”[1 ]78 - 79 。形散而神不散,“形散”导致叙事视角不突出;“神不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贯穿始终的是作者的主观情绪流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几乎每篇小说都很用心地去描摹风土人情,而且不惜大量笔墨,如《边城》前对茶峒景色和大量风俗的刻画。读过《边城》,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不仅仅是少女翠翠的爱情,更多的是对那样一个充满浓郁风情的小镇———茶峒的联想,对那里淳朴苗民生活的憧憬。《受戒》中对风俗的刻画也多于对情节的抒写。好像明海和小英子只是嵌在画中的点缀而已,人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纯然的自然之爱和水乡情趣盎然的景色。

2. 2 语 言

抒情体小说的语言具有非常明显的诗化特点,优美、清新、含蓄、精炼。沈从文和汪曾祺都善于用词,刻意雕琢使得文本语言具有诗的内涵,给人以审美感受。沈从文在给萧乾的信中把文字比作画画的颜料,“ 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2 ] 。另外他的古典文学涵养也使小说古诗韵味十足,“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又厚实,朴讷却又传神”[ 3 ] 。“沈从文体”的诀窍之一是“文句中尽量少用‘的’字,从而文笔朴质简练”[ 4 ] 。汪曾祺小说语言也具有如上特征,这也许和他师从沈从文有很大关系。他概括自己的气质为“一个通俗抒情诗人”,诗人的界定必然用诗意的语言结构全篇,简洁明快,迂徐平淡。苏北在写汪曾祺的《灵弧》系列中说汪曾祺是“语言文字大师,文极美,善于用词”。要说沈从文和汪曾祺两人语言运用的细微差异,那应该是汪曾祺比沈从文多了一份明快生动,少了一份悲愁淡淡。这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沈从文小说语言中多是水上人的言语,这源于他湘西水上语言的积累;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多是行话,描写各行当的语言细致,这与他的生活环境相关。汪曾祺的小说中也多用口语,用短句与沈从文很相似,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人物对话也往往采用短句,诗意盎然。如《受戒》中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相对的话语, 《大淖纪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悄悄话。看似简单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其中韵味绵长,使读者读出叙述中的诗意美来。汪曾祺在语言运用上还常用难字、拗句,给人奇崛之感,有中唐韩孟诗派的遗风。

2. 3 叙述方式

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中体会到的是一种恬淡,静谧。这与他们两人的写作技巧、叙述方式是紧密相关的,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授课“各体文写作”,汪曾祺的很多作业都是经过老师沈从文的指导才得以发表的。所以师承的特殊关系使得两人的写作上有技巧可寻,如对景物、环境、人物的描摹。他们两人对于故事的叙述是娓娓道来式的,像一绢细流。“如果说,传统的,严格意义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小说则像水”[5 ]311 。最典型的如汪曾祺的《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 只有一点感情”[ 5 ]311 。这种叙述更近于随笔,这也是抒情体小说的明显特征之一。如沈从文的《萧萧》,平静的叙述语调描绘了一个轮回的悲凉,结尾,当结亲唢呐吹到门前时,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看热闹, “同十年前一个样子”。虽然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叙述语调相似,但在相同平静淡泊的叙述中表现出的作者主观情绪却略有不同。沈从文的平静叙述外有一丝愁绪,“ 美丽总是愁人的”,那种美里有沈从文的民族感;汪曾祺的淡泊叙述很纯粹,就是“和谐”,优雅。

2. 4 题材选取

一般不写重大题材。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没有战事,没有政坛风云,也不涉及太多现世人生的关注;汪曾祺的小说中更是没有坏人,有的只是农家的风情,不写战乱,

不写家族史。我们看到的仿佛真的是世外桃源一样。沈从文的《菜园》、《大小阮》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杀戮青年是侧面写的,把它作为背景推得很远;汪曾祺的《虐猫》中对文革也只是背景而已,不是题材本身。“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 1 ]78 - 79 。沈从文和汪曾祺在“小”题材中抒发着浓烈的主观情绪,热切地关注着几近丧失的健康人性。

3 沈从文、汪曾祺抒情体小说特色成因分析

首先,每一个创作者对于某种文体的亲近与创作者的内在生命气质、审美追求有直接关系。沈从文出身行伍,不满于滥杀无辜才走出湘西,寻求独立的生命意识,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反倒让他的作品摒除了火气,呈现出对美、爱的强烈歌颂。苗民的诚实、纯朴是沈从文所要歌颂的自然人性,但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又使得无法容入外部世界。“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善良,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善良,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6 ] 。在这种审美理想的烛照下,沈从文唱的其实是一曲曲挽歌。因而,抒情体小说给了他无限的想象空间。汪曾祺出身士绅之家,生活的无忧和汉族的平等使他作品中的文化内蕴和解读较沈从文不够深,但和谐之气却更重。汪曾祺表现的是日常生活情态,是作家沉淀记忆的结晶,“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5 ]311 。他写《受戒》是“美学感情的需要”,写《大淖纪事》要“写得更美,更富于诗意”。这是乐观主义者眼中的美,纯粹的,不含悲凉的。另外,沈从文与汪曾祺对政治的疏离态度很相近。沈从文是京派的代表作家,京派作家不满于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品性,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也正因为此,沈从文在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主流的批评家视为回避现实、置身于乌托邦的消极作家。温儒敏著的《文学史的视野》中有谈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将沈从文放到《多样的小说》“中性”的标题之下,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批判沈从文地主阶级,低级趣味。汪曾祺在当代也是属于“群体、流派之外”(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 的,不被纳于新潮的人物。汪曾祺在和香港女作家施叔青的交谈中也明确说道,“我不会写政治”。他笔下呈现的也的确是无关乎政治内涵的审美特质,这和汪曾祺师从沈从文,仿效京派有直接关系。

其次,探寻两人作品中的中西文化底蕴,不难发现两人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颇深。沈从文近道,赞美自然自在的人类,汪曾祺说沈从文常看《老子》、《庄子》,这使得作品整体呈现出静谧的氛围。此外,沈从文的创作中有种原始宗教意识,这源于湘西特殊的民族地域风情,那里有渊源的楚文化,沈从文的创作也带着一种近似膜拜的态度写苗民,那人性的极至便是神性。汪曾祺则更近儒,侠气十足。汪曾祺在《〈矮纸集〉代跋》和《薄桥集》的《自报家门》中都谈到“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更大一些”,特指“曾点式的儒家”。曾皙(点) 是孔子的学生,尤指孔子问

学生志愿,曾点的回答“,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汪曾祺为这种顺乎自然,超功利的率性人生态度所倾倒。对外国文学作品营养的汲取使两人的创作呈现多元的风格。沈从文自述“较多地读过契诃夫、屠格涅夫作品”,汪曾祺“常读契诃夫,还看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如阿索林、伍尔芙, 受了一些影响”[ 7 ] 。所以说,作家形成最能契合自己内在气质的文体是多元化尝试的结果。两人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助于形成作品诗化的语言和古典绘画中留白的意境,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他们的小说往往达到一种和谐、圆融、静穆的意境。沈从文在军中曾做过陈渠珍手下的书记,陈渠珍收藏了很多古代的字画,沈从文负责记录,他在那时大量地接触了古典绘画。汪曾祺的古典文学素养也不凡,他喜欢宋人笔记和《世说新语》,而且在创作中也体现出了古代文体的神韵。他认为“作者不能什么都写尽了,要留出余地,让读者去捉摸,去思索,去补充。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汪曾祺本人诗意更浓一些,无怪乎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从他的许多散文中可以看出,汪曾祺做诗,做得都是好诗,这点要比他的老师稍胜一些。

再次,故土的水之韵。沈从文的沅水,汪曾祺的高邮湖,全都入了戏了。沈从文20 岁前的生活大半和水有关,《 从文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 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他小说中人物的性格,人物的语言,都和他船上的经历有关。如《柏子》、《丈夫》。汪曾祺的家乡是水乡,因此,他小说背景中更少不了水气。汪曾祺在《薄桥集》的《自报家门》中说,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说他很多小说里都有水。他作品中的人和事都带有点“泱泱的水气”。其实,抒情体小说从20 世纪初就有作家尝试创作,如有点颓废感的郁达夫,禅道味的废名,沈从文的《边城》(1934) 可说到了诗化小说的顶峰,无论是从文体的把握还是人物的塑造,这在当时左翼思潮的主流中可说是一个另类,它没有1933 年《子夜》的时代内涵深。无论他在当时的评价是如何的,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却让我们在21 世纪为之动容。应该说,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是无法抹灭的,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更是延承了这份宝贵的传统,在短篇小说的天地中尽显着他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抒

情特质。

参考文献:

[1 ] 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八) [M]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8 - 79.

[2 ] 傅光明. 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J ] . 纵横:1999 ,(2) :12 - 13.

[3 ] 凌 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 . 上海:三联书店,1985 :318.

[4 ] 吴小如. 书廊信步[M]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5 ] 汪曾祺. < 桥边小说三篇> 后记[M]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311.

[6 ] 王 路. 沈从文———评说八十年[M]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201.

[7 ] 汪曾祺. 矮纸集代跋[M]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369.

范文四: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对乡土文明描写的异同 投稿:魏庴庵

废名的田园小说、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汪曾祺的高邮风情小说,在总体风格上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京派小说的艺术风貌。他们在悲惨感伤的农村中寻觅诗情,极力在小说中表现农村美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纯真、善良、友爱、无私的人伦道德。废名、沈从文的田园可谓之“梦中的田园”,与其他乡土作家的现实的田园相辉映,以对原始、纯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赞颂从另一角度进行着改造“国民性”的思考。而汪曾祺在对风俗、环境的描写中似乎挖掘出了乡土中潜藏着的诗意本质。1.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都描写人性美、人情美,都运用了诗意的抒情的表现手法,但是他们的“田园梦”仍呈现出迥异的色调。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废名的小说中藏匿着禅趣,沈从文的小说里显现出神性,汪曾祺的小说则表现的是生活的诗意原质。废名在《桥》以前的小说中以隐含禅趣的笔墨,写自己领悟了的自然美景,绘出了“拈花微笑”的境界。废名亲近自然不重向自然寻求慰藉,而重在自然中寻觅顿悟,具有古代文人墨客超然尘外的庄禅人格。作者往往在竹林、桃园、陶家村、史家庄等古朴、纯真、幽静的景物中洞见世间万物生命本体的跃动。沈从文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旨归,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沈从文身居现代都市,却怀抱顽固的“恋乡”情结,这种巨大的内心矛盾、对立化的情绪,导致了他精神的流浪与逃亡,急于寻找栖息之所。古老湘西的幻梦抚慰了他疲惫的灵魂。他以湘西的眼光观察城市,极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沦落、人性泯灭的严重症结。那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丑恶的人际关系,被扭曲变态的灵魂,使他惊呼: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沈从文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沈从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写和歌颂人性美,用湘西小说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是他驰骋想象、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压迫,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帮互肋,互敬互爱。走进这一世界,受伤的精神会得到抚慰,垢污的俗念会被涤荡,凡胎之灵魂会经受洗礼而升华。汪曾祺的小说却透过对于高邮乡镇旧事的记忆,以一种恬淡平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法,和“天国仙境般”的梦幻情调,抒发着他所追索的一种空灵闲适、清新超脱的儒雅境界和浸透着东方灵性之气的健康人性。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尤其是,他对待这些人物,并不是像鲁迅写阿Q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像《祝福》那样揭示其凄惨的悲剧命运。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这些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并无多少光明可言,但,他们都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欢愉。因而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但是汪曾祺的创作目的却绝不仅仅在“风俗画”,其深刻的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及其包含着的生命意识。他向读者呈示的是一种自然的原生形态,人们的风俗习惯,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与“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显示着一种独立于传统之外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2、同样写质朴、美丽的爱情,废名笔下主人公的爱情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如小林与两位姑娘的爱情不带一丝欲望,无疑是用禅意提升了生活原态;而对于沈从文,爱情是沈从文描写人性美的重镇。他的爱情描写包括两类:一类是原始民间传说,一类是现实题材。前者多是写男女主人公超凡脱俗的灵魂,他们把爱情看得至尊无比,愿以生命换取爱的纯洁、神圣和完美(《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后者侧重表现人的自然本性,男女主人公爱得真挚、热情、活泼、勇敢,跃动着旺盛的生命力(《连长》、《柏子》、《雨》、《雨后》等)。沈从文从他的人性观出发,一直肯定人的自然健康的情欲是人性美的体现,任其小说的主人公生命本能尽情恣肆,导演着生机勃勃的爱情场面。这两类题材虽不同,但都表现了湘西人天生的恋爱观:爱必须以爱为前提。湘西人的爱情不受权势、名利、金钱等物欲的污染,具有一种自然的爱与美的情感。无论是带有原始民间传说色彩的青年男女,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男女,都不分尊卑贫富,不饰任何假面,甚至不受一般“道德”、“婚姻”的拘禁,勇敢无畏地袒露赤裸裸的一颗爱心,虽不乏蛮性和不可取之处,但那爱必须以爱为前提的“自然道德”却是值得首肯和赞颂的。沈从文对湘西人爱情方式的展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呼唤恢复爱情的纯洁、真诚、神圣,向以金钱、权势、地位为内容的“城市人”的违反自然人性的恋爱观提出了挑战;二是包含着作者的民族忧患意识,希望如湘西人“勇敢”、“发狂”地追求爱情那样去塑造起一个自由强大、生机勃发的民族。汪曾祺对爱情的描写上表现为作品中人物对清规戒律的蔑视。《受戒》里的和尚几乎没有一个严守戒律的。作为和尚的明海爱上了小英,但爱得那么自然,健康,美好,圣洁。在汪曾祺小说中,男女性爱是高尚自然的行为。他的兴趣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乃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诗性向往。

范文五: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小说 投稿:贾歈歉

汪曾祺与沈从文小说的异同

对于沈从文与汪曾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沈从文的语言和内容更有深度,觉得汪曾祺的作品有点类似小学生的感觉,只是在重复单调的讲不同的俗世的事;但是也有人认为汪曾祺的东西更好,觉得在汪曾祺的作品里面能找到自己熟识的东西,觉得他像是在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故事,亲切感更强。不过两人的作品在写作方面确实有很多相似点,但是也是各有千秋。

首先,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沈从文就是他的老师。沈从文讲课反复提到一个观点—要贴着人物写,汪曾祺说:“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任务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依附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这人物。什么时候 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市民„„”所以汪曾祺在写作上受沈从文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的小说在某些方面又相似点。

语言风格相似。汪曾祺用安详的抒情的散淡的笔触,叙写苏北乡里的平凡琐事,对苏北谁想的山光水色民情见习细腻描绘,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而沈从文用浓重的口语,描绘自己故乡的美丽风情。他们两个都根植于自己故乡的乡土生活,用于中不同的乡土语言一往情深地讴歌故乡人地生活。寻找到了与自己笔下人物题材气氛相适合的语言,极富乡土特色。他们都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故事取材多有相似之处。汪曾祺所作的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婉约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身后的文化底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沈从文虽然一生中大部分的生活在大城市里度过,但是时刻不在怀念故乡,沈从文的作品通过融人乡土, 写乡土的美好的人性, 乡土的单纯的生活方式, 和乡土的苦难, 以及乡人们对生活顺天命的态度, 让我们随作者去追忆乡土生活本身的节律、声色、气味, 那种恒久的生存的欢乐与艰难, 爱与恨, 情与仇„„

虽然在文笔上两人的相似点很多,但是也各有各的侧重点,彼此表现的理想有一定的不同。沈从文主要宣扬的是人性美,正如他谈及《边城》时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边城》中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古拙的湘西风情自然交融,构筑了沈从文“人性美、人情美理想化的情爱天堂”——湘西世界,表现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者通过对湘西人原始、自然生命形式的描写,塑造了一系列不带任何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描绘了一个人性皆

真,人性皆善,人性皆美的情爱天堂。通过普通人身上那种不普通的人性,热情讴歌了古朴的人性之美。母女两代人对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演绎了一曲凄美清纯的爱情之歌,表现了湘西人民善良、质朴、纯真的人性美;天保、傩送兄弟在爱情竞争中的谦和友善,尽显了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老船夫对翠翠无微不至的呵护关爱,诠释了人间至真,至善的挚爱亲情;人与人之间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体现出了边城世界里恬静、淳朴的民风,浓厚友善的乡情。作者在这个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乡村世界里,以纯真的美、无暇的善、和谐的情构建了心中的希腊小庙,更净化着我们现代人和现代文明。本文从研究《边城》中人性美的建构入手,解读了湘西人性天堂里的“几个愚夫俗子”的哀乐生活,对边城自然的人性和原态的生活作一情感的阐释。

而汪曾祺主要展现的是和谐美,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出他建构和谐社会的迫切愿望,如《受戒》中的荸荠庵所在的村子,似乎是一个世外桃源,没有受到任何的尘世污染。荸荠庵虽为佛门圣地,却全无所谓的清规戒律。在当地,一个人出家当和尚,并不是出自宗教信仰,而是将它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它既不比别的职业高贵,也并不比别的职业低贱。这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审美态度。和尚们的生活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束缚,正所谓“饥来便食,困来便眠”。此中的人向生活敞开生命,让生命活力得到完全释放。卑贱中活得刚强,清贫中活得自在。这之中浸润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是对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又暗合对传统的真善美的直接单纯的肯定。《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团结友爱,《安乐居》中的酒友们友爱共处,《受戒》中尘世与佛门间亲密融洽,《大淖记事》中锡匠与挑夫们睦邻友好,同甘共苦。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多具仁人君子的热肠,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

读沈从文,汪曾祺,心里身外都在一层淡翠朦胧的清水里,沉静。微微的,一种翡翠的、奇异的醉。

范文六:沈从文、汪曾祺风貌比较 投稿:韦咡咢

沈从文、汪曾祺风貌比较

翟业军在《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中撰文指出,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但其文学风貌却与沈从文有所不同:一、一冷一热。沈从文几乎所有出名的篇什都是冷的,要么是爱而不得,要么是得到后反而更加失落,他似乎洞穿了人性无可回避的忧伤。汪曾祺的世界是热乎乎的。他一生坎坷,却很少书写不幸,即使写了也表现出难得的旷达,侧重在苦中之乐。二、一真一善。沈从文也向“善”,但其着重点不在济世,而是要让读者从作品得到启示,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如何到达则是通过美,美的创造首推文艺,因为文艺的形成正为满足生命扩大、延长的愿望。在感性中抽象,在有死中祈求永生,在浑浊中追求圣境,沈从文便着力建构此在的真,想留住永恒的美。汪曾祺的情感寄托与当前的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他的向善文学观首先表现于他对现实主义的论述,要立足现实,着意挖掘平凡人生的诗意,用以缝补不完善的现世;其次还表现于他对和谐的强调,为引人向善,他能够直面生命的欠然。三、一楚一儒。楚文化是沈从文的世界观的坚实地基。他常说作家必须有宗教徒的热情、虔敬和悲悯。汪曾祺的儒家思想则近孟子,远荀子,强调人性的善。由此可以反观他的“和谐”观,与 之一脉相承。

范文七:沈从文谈汪曾祺 投稿:黄馊馋

汪曾祺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汪曾祺去世前,梦见了他的老师沈从文。“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汪曾祺记下了这个梦,只有一两百字。1997年5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笔会”版读到《梦见沈从文先生》,作者的名字上加了个黑框。心里为之震动。   汪曾祺对他的老师的感情,真是深厚。他谈沈从文的作品,谈沈从文这个人,写了一篇又一篇,写得那么多,又都那么好。临终一梦,绝非凭空而来。   那么沈从文是怎么看汪曾祺的呢?没有专门的文章,却有零星的文字,散落在他给友人的书信中。很值得辑出来,集中起来看看。   1941年2月3日,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谈及昆明的一些人事,其中说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语气极其肯定。现存沈从文书信,这是最早提到汪曾祺的;而汪曾祺当时还只是试笔阶段,在西南联大一群学生作家中崭露头角而已。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此信不存,却在汪曾祺记忆里难以磨灭;他还记得老师同时让三姐(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   此一时期的存信中有沈从文1947年2月给李霖灿、李晨岚的一封,请求朋友帮忙为汪曾祺找工作:“济之先生不知还在上海没有。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想法,我再写个信给济之先生。”   1949年初,时代巨变之际,内外交困的沈从文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不仅绝望于大势,连亲近的人也不能理解更让他感到孤立。他曾写下这么一段尖利的话:“金�、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1988年汪曾祺写《沈从文转业之谜》,谈起老师当年“精神失常”时的“呓语狂言”,有这样的评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准确。”   1961年2月,沈从文在阜外医院住院期间,给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的“右派分子”汪曾祺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他不要放下笔。信是用钢笔写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十二页,六七千字;从医院回家后又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一次寄出。“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语重心长;又说,“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   1962年10月,在致程流金的信中有一大段谈汪曾祺,沈从文为他大抱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1965年11月,沈从文信里与程流金谈起大学教写作,又是感慨又是骄傲地说:“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那个时候因为京剧《沙家浜》,已经不是连老舍也不知道汪曾祺会写东西的状况了。   1972年6月,沈从文致信张宗和,提到汪曾祺:“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在这里已算得是一把手。可没有人明白,这只比较得用的手,原来是从如何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很少人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取得进展的。当年罗头徇私,还把他从联大开革!”   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最后入医院前收到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覆去地看,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沈从文向在艰难岁月中的老友巴金夫妇谈起动荡年代里的家常,谈到彼此都熟悉的一些人的近况,当然不会忘记说说萧珊青年时代的朋友汪曾祺:“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上次来已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有一丝调侃,却是在亲切的、沧桑感怀的调子里。 ■

范文八:读沈从文和汪曾祺 投稿:陆脤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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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够想象,假如现代文学没有了沈从文,那么这样的现代文学对我而言还会有什么意义!沈从文妥贴地、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源于自然地用乡下人的根开放出了乡下人的花朵。这样的花朵散发着浸透了楚文化的具有湘西地方风情的奇异芬芳。湘西古老的地方文化是这花朵的汁液在其中流淌。这花朵有一种柔和的光韵,徘徊在花瓣之上。世界上最美丽最绚烂最醉人的地方是在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边城》,中国人的新桃花源。

汪曾祺是深受沈从文影响的作家。作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用安详的抒情的散淡的笔触,叙写苏北乡里的平凡琐事,对苏北水乡的山光水色民情风习细腻描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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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营造了一种乡土抒情诗的气氛。在作品的结构上,他们都如水中草,随波逐流,自然,随意。更为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故乡都有水。他们都在中国的古典文化中浸淫。沈先生研究古典服饰,对中国字画、文物修养很深。汪先生家学渊源,中国的古典功夫自是深厚,晚年走笔衣食住行,故乡风物。甚至从生活经历来说,他们也都有着美满和谐的婚姻生活。这与他们作品中洋溢着的那种温情也不无关系。

沈从文和汪曾祺这两位执著的恋乡歌者。都在充满着乡土气息民俗色彩的乡土作品中寄寓着自己的深深的乡思乡情,不倦地咏唱着乡村社会里美的人情和人性,营构着充满着真善美的理想人生境界。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地不断地流动着一条充满了温馨乡情的乡土抒情小说的长河。

沈从文和汪曾祺都是语言的魔术师。可以这么说,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成功很大的程度上是在于他们都寻找到了与自己笔下的人物题材气氛相“适合”的那种语言。沈从文曾形象地叙述过他对文字性能的探索:“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他的硬性。”他特别追求文字的暗示性、音乐性与传神状貌的表现力。为达这个目的,他以湘西方言为基础,注意向民间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学习,然后予以加工、提炼、书面化,于是他获得了写入状物得心应手的工具这套语言一用来表现湘西的特殊生活形态。则如龙游大海,得臻至境。汪曾祺说:“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但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

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汪曾祺充满温情地为这世界上的人描述了一个温暖的世界。这世界就像高邮的阳光。是淡褐色的。有千丝万缕的暖流缓缓地不动声色的来将一个有着千疮百孔的生活慢慢弥合,修复。疤痕是留下了。可在疤痕处见关怀,见亲切,见滋润。汪曾祺真是一个笔笔有韵的作家。他的小说笔底有波涛,看来却是水平如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受戒》和《大淖记事》。

作为一对师生,这两位作家的小说风格是血脉相承的。他们都各自根植于自己故乡的乡土生活。用着与众不同的乡土语言一往情深地讴歌着故乡人的生活。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并把这种背景作为一条深深的河流在自己的小说中潜隐,使得他们的作品中都充满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色彩。他们都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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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这用来阐述他的语言也是很恰当的。他的语言就是人物,就是性格。他又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汪先生说得如此之妙,叫我无话可说!

沈从文和汪曾祺的语言都是极富乡土特色的。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了很多民间的俗语、歌谣。这些俗语和歌谣能使读者一下子就进入作者所营造的地方乡土氛围.如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引用的神巫唱的一段歌。他们的语言都有方言特色,口语特色。汪曾祺好用语气词,像声词,他的小说中的语气词和像声词有几十种之多!沈从文的语气词像声词没有那么多.可是人物的对话也是口语特色浓重.符合人物身份。他们的语言都有古语。汪曾祺自己的语言也是从中国古典语言中汲取了很多有益的成分,并在作品中有机融合。他们还都喜欢在作品中就地取譬。一个作家取譬并非显见.难就难在能就地取譬。这种就地取譬也是一种“氛围”。

他们的语言也有不同的地方。沈从文喜欢残忍事情温和说,涉及到男女“人事”的方面隐晦诗意地说,他还喜欢用并列的实词做同一句子成分。他的文字音韵有一种淡翠的色彩。汪曾祺喜欢在小说中自问自答,一问一答之间使结构有张力,也散发着一种脉脉的温情。他不f目喜欢在句末用词,并且有时还连用几个词,读来如电影蒙太奇,抒情意味浓重。他甚至有时以词成句,读来散漫,恰到好处。他有些句子是诗,还有些句子是词。

如果说他们的作品有一种抒情的气氛滋养了人的心灵.那么这要得益于他们运用语言的成功。品味沈从文的语言就像是在夏夜的月光下把玩一块淡绿的翡翠。全身透明有质感,在月光下,在你的手掌上,直透人心。读沈从文,我像是在弹奏月光,我怕我手中的翡翠银子月光一不小心流在地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读汪曾祺使人嗅到一种原木和阳光的温香。在冬El的阳光下,你会嗅到汪曾祺小说的味道。在被阳光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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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棉被子上,你也会嗅到汪曾祺小说的味道。汪曾祺的小说是古朴的淡褐色,随和,生动,亲

切,散淡,暖暖的,活泼泼地将你柔和地包围。

我常常在想,中国的文字.有着太多的历史,一个词,一个字,除了现时的意思之外,还承担了漫长的语言运用历史过程中所赋予的历时的意思,但凡在中国文字中浸淫久了.会从意识深处感悟到这个字词的意韵,姑且称这种意思为文字的“感性”吧。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作为形声字的中国文字,每一个字自诞生的那一刻开始,都有着不以人来命题的、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只与这个文字自身的“物质”相关的意思和情韵。这种文字的“物质”是文字自身的生理。与文字的笔画、结构、形状、音调、组合、节奏、韵律有关。姑且称之为文字的“物性”吧。文字的“感性”常在古语、方言、俗语、口语中闪烁着自己的光芒。而文字的“物性”要靠作家自己的悟性来把握。每一个文字的物性都在文章中形成了气场,就像人喜欢五音一样,有时候人也喜欢某种语言的物性。沈从文和汪曾祺都敏锐地捕捉到了文字的感性和物性.让文字不但成为人的文字,还成为文字的文字,统帅万物如军队。不如让他们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

沈从文和汪曾祺自然也有他们的不同之处。同样是情窦初开.翠翠如小鹿清明良善乖巧,小英子却爽快活泼大胆。比起来。还是《边城》里的那条河更美,清澈,可以看见白石子,并且长得像一条带子。而小英子家旁的那条河是浅的,波光潋滟的,宽得像一个小湖。汪曾祺的散文水准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的散文,在中国文化和生活中“养气”,描写故乡的风物,见情,见性,如天马行空。总体而论,他的语言造诣要超过他的老师,他解放了毛体文,在新文学的语言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正因为有这种种的差异。才使他们成为他们自己。

在秋日薄暮的阳光下。或者随便哪个庸懒的午后,能读读沈从文,汪曾祺,心里身外都在一层淡翠朦胧的清水里,沉静。微微的,一种翡翠的、奇异的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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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九:写序狂人汪曾祺 投稿:曹燉燊

汪曾祺是现当代著名作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在他身上,很多地方体现了一个纯粹文人的操守,比如写序这件事。   很多人出书,喜欢请名人给自己写序。因为名人吹捧是出名的捷径。汪曾祺从来不干这事,他一生都没有找人给自己写过序。汪曾祺说:“一个写字的人,连寂寞都不能守,如何能写出好文章?”   对汪曾祺来说,生活不在别处,而在书斋。他喜欢老老实实写文章,安安静静读书,和所谓名人保持适当距离。他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他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流溢出的美质,改变了文坛的文风,影响了很多人的创作。   汪曾祺晚年,爱上了给别人写序,而且写序上瘾,自称“写序狂人”。他为刚刚出道,崭露头角的青年写序,至少有一二十篇。曾明了、阿成、徐卓人、魏志远和陶阳等作家都得到过汪先生的序。他说:“为人写序是件冒险的事,但我还是乐意。因为,我愿意。”   有一次,汪曾祺受邀到山西大同参加一个当地的创作会议,会前,一位陌生的作者曹乃谦将自己的一组短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给汪曾祺看。汪曾祺利用会前的一点空余时间,一口气看完,给了一个字评价“好”!主动要写点评,并且要一同前来的林斤澜在《北京文学》推介。于是在当年的《北京文学》第八期头条,曹乃谦的小说配上汪先生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读后》被重点推出,立即在文坛产生影响,多家选刊转载。可以说,曹乃谦的出道,与汪曾祺的推荐有极大的关系。   汪曾祺从来不找名人写序。当自己成为名人之后,偏偏喜欢给别人写序。自己淡泊名利,而对要求上进的年轻人却十分爱护,大力支持。写序这事,在他身上,就是这样矛盾地存在。   (编辑/杨逸)

范文十:汪曾祺写广告 投稿:顾遺遻

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桥集》。在不大的封面空白处,浅浅地印着一条广告: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广告写得极精彩,将汪曾祺作品的诸多优点都展现了出来,尤其以“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来比喻文章,极新颖,叫人惊喜。   广告印出,许多人都称好,有人便向汪曾祺打听是何方人士撰写,汪曾祺却遮遮掩掩。后来追问者众,汪曾祺只好“招供”,是应出版社的要求自己写的:“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署名,我是不干的。”   选自《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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