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用的主要形式有_范文大全

国家信用的主要形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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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 投稿:邱糟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国家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不是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发挥作用,而是作为总垄断资本家代表,直接掌握国有垄断资本,在参与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与私人垄断资本结合。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在经济基础范围内,作

为经济基础组成部分,与私人垄断资本结合。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

国有垄断资本,即由资产阶级国家直接经营与掌握的资本。其形成途径有两个:

一是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投资建立国有制企业,主要分布于一些投资数量大、资本周转时间长、利润率比较低,但又是社会资本再生产所不可缺少,而私人垄断资本没有能力并且不愿意投资的产业部门。

二是私人垄断资本企业的国有化,即国家用高价收买或其他补偿办法,把一些私人垄断资本创办的企业收归国有。战后初期,英、法、意、奥等国,都对电力、煤炭、城市煤气、铁路运输、航空、邮政、电讯等公共生产服务部门及传统产业部门实行国有化。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在采煤、石油、钢铁、汽车、造船、电力、煤气、铁路运输、航空、邮政、电讯等11个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比重达到50%-100%的,原联邦德国和荷兰各有7个部门,意大利、瑞典、西班牙各有8个部门,法国有9个部门,英国与奥地利为10个部门。金融业也是西欧国有化的重点。70年代初,国家在金融业资产中的比重,奥地利为82%,意大利为75%,法国为60%,原联邦德国为54%,英国为20%

第二,国有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在企业范围的结合,其组织形式是国私合营的股份公司。这种结合主要有三种途径:

(1)国有垄断资本以参与制方式与私人垄断资本合办企业;

(2)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共同投资创办新的企业;

(3)吸收私人垄断资本加入国家或地方政府创办的企业。

在合资的股份公司中,以国有资本的股份为参照,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国家掌握股票控制权的企业;另一类是国家不掌握股票控制

权的企业。

第三,国家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在社会范围内的结合,即以私人垄断资本为主体,而国家垄断资本参与调节的结合方式,主要是:

(1)在剩余价值生产方面的结合,包括国家通过向私人垄断资本出售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对私人垄断资本企业给予补贴,提供资助及提供优惠贷款等方式,直接为私人垄断资本企业提供生产所需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还包括通过国家对科学研究、基础设施、教育及社会保险、保障,为私人垄断资本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及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

(2)在剩余价值实现方面的结合。在国内,国家作为商品和劳务的采购者,向私人垄断组织大量订货,提供稳定市场;在国际上,国家通过国有垄断资本输出为私人垄断资本企业开辟国际市场,促进其商品输出。

(3)在剩余价值分配中的结合,即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私人企业通过上缴税收形式把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转到国家手中,国家再通过财政渠道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各种形式保证私人垄断资本的利益,如在国有企业与私人垄断资本的采购与供应关系中,通过低价售出、高价购入的办法,把国有企业中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大部分,甚至国家财产转化为私人垄断资本企业的利润或形成新的私人

垄断资本。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干预和宏观调控政策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表现在资产阶级国家从经济基础范围的层面与垄断资本结合,而且凭借各种经济干预与宏观调控政策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调节。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微观经济干预政策,即对国民经济中某些产业部门中的企业乃至全社会所有企业,在进入和退出市场的资格、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及价格、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垄断与竞争关系等等,进行一系规范与制约,具体表现为以反垄断为核心的一系列规则。西方把这种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称之为管制或规制。

二是宏观调控政策,它包括两种方式:

(1)国家借助于国有经济,以巨大的资本供应者和大量商品的供应者及采购者的身份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与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中,直接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比例关系;

(2)资产阶级国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产业政策等总量及结构调节政策,间接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局部比例与宏观比例。

直接调节与间接调节相辅相承:一方面,国家掌握的国有资本越多,即直接调节能力越强,其作为上层建筑直接或间接干预经济的力量就越大;另一方面,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干预、调节经济的力量越大,就越能够集中和增大国有垄断资本。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调节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国民经济范围内对微观、宏观经济进行干预与调节,而且致力于国际经济调节。其原因在于: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已经高度国际化,垄断资本运动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垄断资本在国际间竞争十分激烈,存在很多矛盾,但又紧密联系,利益相关。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国际经济组织或国际经济联合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调节,其本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超越国界,为各自利益进行跨国协调。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调节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经济调节的一种主要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诸如成立于1945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同时成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即世界银行(WORLD BANK),1947年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替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行使职能。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典型的国际会议调节如从1976年开始每年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经济调节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发达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如欧洲经济共同体。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替代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而是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国家日益与垄断资本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的基础上,国家作为

件。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发展,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使之适应生产高度社会化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战后2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均经历了一个高速平稳增长的时期。另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表明,它正在越来越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主要来源于税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国民税负越来越重,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减少,进一步激化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经济危机频繁,周期缩短。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往往通过扩大政府开支,采取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造成长期的通货膨胀,而支持经济发展的购买力大多数是靠预支未来的购买力,使得进入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了“停滞膨胀”的局面,即经济发展停滞、缓慢,并伴之以通货膨胀。另外,国家借助于发行公债来增加财政收入,并支持私人信贷膨胀,以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其结果是形成了公、私债台高筑,引发财政金融危机。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效率低下,造成严重亏损,也成为国家财政的包袱。这一切表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国际条件的变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各种实现形式正越来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检讨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核心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审视与批判“政府失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取了降低国家干预的程度,减少国家作用范围的措施。在微观上,实行所谓规制缓和或管制放松,减少国家对企业经济活动的规范与制约,包括国有经济从一些部门、行业中逐步退出,实行所谓“民营化”;(背景资料:国有经济民营化)在宏观上,运用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主张,即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和福利费用,放宽对企业的限制,以刺激生产和增加供给;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保证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这两个方面均以降低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为基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困境和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调整反映了其明显的局限性,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只是使矛盾暂时缓解或被掩盖起来,最终使这些矛盾尖锐化、复杂化。

范文二:论发展中国家的形式主义 投稿:卢关兴

作者:郝宇青

探索:哲社版 2002年04期

  政治文化是“界定政治行动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念、政治态度、表征符号和价值的系统。”[1]它通过政治行为而体现出政治共同体基本的政治倾向。政治文化一方面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和环境,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个体政治取向模式的特殊分布。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然而,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呈现出与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发达国家的地区明显不同的特征,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其政治发展进程中,由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分离,政治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形式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基本摆脱了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上的矛盾性特征(在传统社会也基本上不存在这种形式主义)[2]。因此,形式主义也就成为发展中国家一种徒具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政治模式而缺乏真正的政治实践的独特的政治现象。固然,在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领袖或统治集团的品性和取向、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扩散之影响的反应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形式主义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原因,但是无可否认,它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政治系统、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同样大量存在着形式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曾说“形式主义害死人”,即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形式主义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在中共的许多文件中也多有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性内容。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甚至把形式主义称作是“未能根治的顽症”,并且“已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敌,成为我们实干兴邦的一大障碍。”[3]

  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形式主义就成为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任务,而这或许能够对发展中的中国克服形式主义有所助益。

  本文将主要讨论形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根源、表现及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并尝试提出一些克服形式主义的途径。

  一、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来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一般而言,两者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一致,因而政治文化是同质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等,有着基本的共识,并多认为是带有终极意义的和神圣不可改变的。在此情况下,两个方面自然能够达到一致。在现代社会中,尽管各种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但为维系这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秩序,人们依然能够遵守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两个方面仍然能够协调一致。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之间经常不一致,两者存在相当的差距,政治文化异质感强烈,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形式主义泛滥成灾的根源之所在。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之间的不一致呢?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部分由于与外界的接触,部分由于现代化的内在化过程”[4]。这种认识实际上为我们探究发展中国家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彼此分离的原因提供了两条线索,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外生”性质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独特过程。

  以现代化历程的起步时间和启动方式为标准,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无疑属于后者,因为其现代化“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5]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踏上现代化之路,都不可避免地要承受那些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辐射。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不论它们在后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在选择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模式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发达的西方国家为蓝本的。既然如此,在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的规定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自然也就把眼光瞄向了西方,期望能够在西方文明中寻找到发展现代化的救世良方和“根本解决”之途。这时,西方的各色各样的主义便纷纷输入进来。象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几乎当时世界的各种主要思潮——“从新实在论到尼采主义、国家主义,从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到旨在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主义学说,……”[6]——都蜂拥而入中国。尽管主义与主义之间相去甚远,“但对于为中国社会寻求出路的人们来说,它们曾经是同样富有吸引力的救世真义。每一种主义周围,都汇聚过有志于救治世病的知识分子。”[7]这时,发展中国家一旦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所拥有的传统文化,便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强有力的挑战,同时它也基本丧失了可以统摄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功能。但是,输入本国的西方文明是否就会自动承担起统摄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功能呢?

  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必须经过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由认同这种文化模式,进而逐步把这种文化模式内化为自己的文化模式,才能够按照它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行事。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发展中国家输入的种种主义,很大程度上只是政治精英对现代观念的选择。政治精英也可能因循种种的主义而为本国的政治发展预设了较高的目标,甚至创设了现代的政治形式,但它们仅仅是处于游离态的观念和观念的产物而已。而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关于社会变迁的观点来审观,这是一种“文化超前”的不正常状态。这种种的主义乃至具有现代色彩的政治形式,却由于没有现实的基础而无法内化为人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无法形成一整套为大家共同接受和践行的制度。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观念和行为的不一致的评价应是恰如其分的。他说:“多数国家的人们开始接受民主的说词和观念,但却很少把民主付诸实施。”[8]在“文化超前”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在理念的表达上,在日常的词藻中,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上,几乎和西方国家并无二致,但在实践层面(行为模式)上,和观念(文化模式)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传统文化丧失了统摄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功能的情况下,西方文明充其量只是承担起了统摄人们思想的功能,却无法统摄人们的行为,于是,言与行、表与里的不一致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此可谓超前的文化模式与具体的行为模式出现了脱节。在这种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则直接衍生出了政治文化中的形式主义的恶果。

  为什么西方文明无法内化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无法形成一整套为大家共同接受和践行的制度?事实上,这又是和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独特过程紧密相联的。在发展中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就是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之时所面临的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它们大多有被西方殖民统治的经历,旧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已在瓦解之中,而新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因国内政治权力分散、稳定的政局迟迟不能建立,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民众普遍处于贫困状态等。在这种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常常和民族主义强烈地交织在一起,两者同时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双重任务,而且民族主义成为动员民众为现代化目标而行动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运用民族主义固然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人们认为国际环境似乎在阻挠着自己国家的发展,不断高涨的愤怒浪潮增进了民族共识和心理参与。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性的影响,即时局造成的挫折和幻灭感倾向于加深人们对当局的怀疑,导致人们走向极端[9]。这种极端的心理分明不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和产物,而且它也会成为人们正确对待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的心理障碍。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中,虽然它们为了解决因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而产生的空虚和无助,转而从现代化的理念中间寻求暂时的安慰和归属感,虽然它们也提出了“发展”、“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号,但是这些理念和口号要内化到国家行为和个人价值观中去,还存在相当的困难[10]。

  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双重压力下,给人们产生切肤之痛的强烈印象是,西方社会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它们之所以能够称雄于世界,正是因为它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后盾。由此而得出了一个偏颇的但又很有吸引力的结论,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就是建设一个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于是,发展经济就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义,“实业救国”的观念和实践就占有了突出的位置。似乎,有了物质文明就等于有了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仅仅变成了经济的转型,而政治、文化的转型则统统抛诸脑后。其实,现代化并不仅仅指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进步,它更是一种民主化的生存方式及其制度,其蕴涵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物质意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难以抗拒的挑战,正是现代化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因为民主化的制度“不光是国家持续发展的伴随产物,而且是发展的先决条件。”[11]一个多世纪以前,日本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历程,作为当时日本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福泽谕吉就鲜明地指出:“半开化国家在汲取外国文明时,必然要取舍适宜,但是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取其易”[12]。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也认识到必须从文化心理层面改造国民,“确信没有多数国民的民主觉悟,没有一种能赋予民主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心理基础,是不可能真正建设和组织起‘西洋式的社会’、‘西洋式的国家’的”[13]陈独秀即认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根本条件。……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立宪共和绝非一物。”[14]然而这类声音在发展中国家几乎得不到任何现实的回应。因为在人们看来,发展经济的任务是那样的迫切,又是那样的富有现实的质感,而现代化的精神性内容却无法在短期内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不可能带来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富强。在这种“半拉子式”的现代化的行进中,现代化精神所蕴涵的民主及其制度是难以得到真正的实践的。

  二、形式主义的表现

  正如上文所述,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分离而产生了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形式主义。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形式主义的表现是什么呢?作者认为,言与行、表与里的不一致是发展中国家形式主义的总体表现。此可谓“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口颂其文而行不犹其道。”[15]当然,这并不是说言与行、表与里不一致的现象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存在,而是说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因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一致,这种现象较少出现,不构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却极为严重,并已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我们说,言与行、表与里的不一致是发展中国家形式主义的总体表现,是否有事实的根据呢?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方面来对它加以论证和说明。首先,政治结构的形式化,亦即只有现代色彩的政治结构,却无相应的功能或功能不全,甚或出现了在现代政治形式掩盖下的独裁和专制。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划分与配置、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上,应该说是在现代理念的导引下进行的。我们不可能发现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即使是威权政府——会公然向民主原则挑战,它们都会向国民宣称,实现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使它的全体国民得到幸福康乐的生活”[16],但是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却会看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种种不民主的做法[17],会看到各种制度都是领导人用以实施控制的工具,而非以制度限制领导人或使他负责任[18]。在西方国家,政党主要是作为联结政府和公众的纽带的角色,在发展中国家政党却“经常凌驾于形式上的政府之上,使政府处于从属地位”,其纲领或原则只是一种形式性内容,“并不代表任何东西”。象西方国家那样的政党进行政治上的竞争,也“时常被视为是不合法的”[19]。同时,发展中国家通常有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完备的法律制度,但由于其立法、司法系统的结构功能性障碍以及权大于法的情况的存在,导致立法脱离现实与民意,行政官员玩法弄权,法令不能公正地执行,以至于经常出现“制定的法律越多,带来的混乱越大”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实行民主原则可能导致现有领导人的地位不稳,可能打乱现代化的进程,则更是加剧了政治结构的形式化[20]。

  第二,就发展中国家公民个体而言,在文化心理层面具有明显的过渡形态。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在剧烈的社会变动过程中日趋衰落,它已不再能够为人们提供价值尺度和归属感,但是“个人具有这样的意识,即视其自身为在时间历程中或多或少基本同一的、连续存在的实体;他从根本上将现在的他看作是过去的他。”[21]因此,在个体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不可能是彻底的抛弃和否定,而是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情形。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的理解和取向上的偏差,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过于重视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忽视民主、自由等现代化的核心理念的传播,但是科学技术知识无法为人们提供完整的价值规范体系,无法解释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人生问题。应该说,人又是需要一种价值、规范和意义的支撑的。然而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规范缺位,现代文化的价值和规范又不到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心灵的漂泊感,而为了给自己的存在寻找价值和意义,不同地位和背景的人便会作出不同的文化选择,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歧异性之大,常常让人咋舌,而这种观念上的差异通常又会表现为行为上的巨大反差。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虽然隐约意识到用政治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力”,但是由于其社会变迁的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对政治行为的合理目标与手段产生一致的看法,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充满‘作秀’的味道” [22]。这种情形,在政治领袖那里,因为他们与大众缺乏沟通和交流,但又需要得到大众的支持,他们只有不断地运用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利益等符号和情感,唱一些空泛的高调,却很少对具体的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那里,他们要么追随政治领袖,和他们一唱一和,要么采取一种非理性的、非建设性的姿态,和政治领袖唱对台戏。但总体上而言,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普遍表现出浮躁的心态;在大众那里,“政治讨论虽然盛行而热烈,却常与政治决策无关”[23]。因为一方面国家领导人通常运用高度概括化的甚至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语言,而在这里可能就蕴涵着具体政策的潜台词,不由得民众不去仔细加以考量;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体系,大众没有正常的政治参与管道,无法影响具体政策的制订。

  第三,发展中国家十分强调教条化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特殊的国内政治背景,也由于其社会变迁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剧烈的社会变迁又引起了社会的分层化,在此情形下,要实现社会的整合,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巩固国家的合法性,国家领袖不大会求助于具体的政策,而是求助于一种意识形态,并把它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例如,在1964年9月,缅甸当时的执政党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发表的文告中,即宣布以“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其基本纲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民主也门以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为目标;坦桑尼亚执政党革命党在1967年2月发表的政治纲领《阿鲁沙宣言》中,提出了在坦桑尼亚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自力更生的政策”[24]。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市场资本主义的,还是两者的变种,都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甚至在有些时候可能被看作是解决国家问题的根本之途。但是,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在后来的发展中却又常常受困于意识形态。一旦人们发现国家意识形态所作出的种种许诺长期不能兑现时,其信任度就大大降低了。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把自己所赖以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的意识形态抛弃的。假如这样做,事实上也就否定了自身。这一悖论性的困境,无疑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统治集团,他们宁愿以与既存的意识形态相一致为准则来制订政策,只有政策符合了意识形态框框才允许出台,最起码听起来要符合意识形态,至于政策的真实有效性则退居其次。由于意识形态和政策日渐脱离民情、民意,其本身已成为形式化的东西,也就不能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上述的形式化则造成统治集团在进行政治动员时,经常借用高度概括化的、抽象化的政治口号系统以及通过描绘现代化的远景以提高民众的期望值来获得支持和实现目标。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化的做法。

  三、形式主义的政治后果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形式主义,其存在自然有其一定合理性,如它能够暂时化解人们面临的认同和合法性危机等,但更多的是它带来了一些难以估价的政治后果。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考察,作者认为,在形式主义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导致了如白鲁恂所说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政治过程”的危机[25]。白鲁恂指出,政治之精义为:“接受冲突的现实和竞争的合法性,同时使组织社会的各种不同利益经由政治艺术的调适、互动,以趋调合。”[26]他这里所说的“调适”、“互动”、“调合”,其实就是“政治过程”。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恰恰缺乏这一过程。我们知道,调适、互动和调合的功能是由政府承担的,而调适、互动和调合的过程是靠政府制订具体的政策来完成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大多只有形式上的完备性,在运作过程中却无法承担起调适、互动和调合的功能。这种情况,一是由于政府运作的不民主,政府官员只以领导的意志为转移,只对领导负责,只按领导旨意办事,政府常常成为领导人的办事机构,而不对法律和民众负责,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和民众的关系好坏不会影响到政府官员的前途,政治过程不能反映民情、民意,对民情、民意要么反应冷淡,敷衍了事,要么置之不理,政府职能虚化;二是由于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利益的分化、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之间的对立,民众之间的利益极不一致,而急速的社会变迁激起了各阶层人民对政治、经济利益的过分期盼,致使政府领导人难以制订广为人们接受的政策,即使制订出了政策,又因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而缺乏针对性,难以把握和操作,从而不得不人为地放大意识形态的作用,说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套话、假话,玩弄政治手腕和政治游戏。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政治过程,政府效能是无从谈起的,这也就无怪乎人们对政府和政治产生偏见和不满,“政治”也变成了“肮脏”的代名词。

  缺乏政治过程的政治后果直接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美国政治学家S·李普塞特认为,所谓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27]任何一个国家之政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其有效运作与社会稳定发展的文化心理保证。应该认识到,合法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赖于国家领袖的人格魅力、意识形态、维护社会公正、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等等,但是,合法性最终还是要靠政府的统治绩效诸如政治体制运作的有效性、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来保证的。如果一个政府没有统治绩效的支撑,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合法性危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政治过程,政府不仅不能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以有效的途径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以致政府的统治绩效表现平平,其种种高调和许诺无法得以实现,而且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经济利益分化、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别等问题,不能承担起对社会“调适”和“互动”的角色,而民众的不满情绪又没有适当的渠道加以宣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不可能把现存的政治制度看作是“社会最适宜的制度”的。既然对政府不能认同,合法性危机的出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形式主义带来的又一政治后果是民众对政治冷漠,整个社会弥漫着犬儒主义的气氛。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政治结构的形式化,民主的理念在其功能中不能很好地加以贯彻,更没有为民众参与政治设立制度化的渠道,政府与民众缺乏交流而彼此隔膜,民情、民意难以表达,即使有所表达,也常常被隔绝于政府的政策过程之外。民众的政治参与屡遭挫折,难免会产生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以及对自己的政治效能产生怀疑,从而也对政治心灰意懒。另一方面,在国家领导人那里,民众只能批发到大量空洞的高调和很少能够兑现的许诺,而且国家领导人在要求民众忍受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痛苦和损失时,以他们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却在一边玩法弄权,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甚至为一己之权力和私利不惜大搞政治阴谋,进行残酷的权力斗争。此情此景又怎么能够不让人对政治产生厌恶之心呢?又怎么能够让人树立起对政治的信心呢?这也难怪白鲁恂把“逃避政治”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特征之一了[28]。

  当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形式主义带来的政治后果不止于上面所讲的三个方面,还有象政治信息的传递不是靠具体的、规范的制度和政策,而是靠政治运动和人们挖空心思地去揣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和政策的取向,从而造成政治信息传递的成本高;公民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从而造成公民人格的分裂;政治结构的形式化、民主功能的缺失以及缺乏政治过程,从而造成政治上缺乏妥协机制;政治文化的异质性强烈,人们之间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从而造成整个社会难以树立起普遍的为大家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理念型的政治文化,有一套明确的特殊化的政治指向,过于强调共识,却不易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造成独断论盛行等等问题。因此,都和形式主义有直接的关系,也都应该引起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克服形式主义的两条基本途径

  一般地,民主的政治文化可以为人们提供认同和合法性基础。然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高度异质性政治文化却无法给人们提供认同和合法性基础,也无法承担起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它所表现出的高度的形式主义只能使人们学到现代文明的“外在装饰”,而不利于深入习得其内在精神,而且由此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形式主义带来的政治后果固然严重,但这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与其把它看作是危机,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契机,看作是发展民主的政治文化时机的来临。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化危机为契机,促成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来临,从而有效地保证本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那么,如何克服政治文化中的形式主义的弊端和促成向民主的政治文化的转变呢?基于上文所述,产生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分离,因此,克服形式主义的最为基本的途径也就在于真正做到使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一致。具体而言:

  首先就是要解决好公民的教育问题。阿尔蒙德和维巴在他们所作的跨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教育明显提高了五国的政治责任的频率。”[29]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知识阶层似乎有把政治参与的钥匙,而其他阶层却不那么幸运。各国的知识阶层更可能有政治认知的意识(意识到政府的影响,具有关于政府的知识,关心各种媒介传播的政治);对范围广泛的政治问题持有见解;参加各种政治议论。教育程度高的人们更有可能认为他们有能力影响政府,随意地议论政治。”[30]英格尔斯更是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必须首先有人的现代化,他说:“一言以蔽之,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31]而现代性的人格和品质,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在他对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比较研究中的一个数据显示,“在‘受教育较少’的人中,具有现代性品质的人的平均比例是百分之十三,而在‘受教育较多’的人中则占百分之四十九”[32]。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公民的教育事业。就教育的显性功能而言,它包括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角色关系模式;就教育的隐性功能而言,它有助于形成潜意识和基本人格结构的所有经验。通过教育,不仅使公民个人能够认识、认同和接受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发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也能够使自己成为人格一致、具有中心想法和方向的人[33]。这样才能为改变文化模式与行为模式脱节的矛盾打下基础。如果没有教育的进步,大多数人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仍然是精英们的特殊领地,民众对它一无所知,更谈不上认同和接受,当然也就很难去实践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了。

  教育是改变政治文化中的形式主义的重要措施和条件,但它并不是万应灵药。美国政治学家C·科恩即认为:“如果治理权最终集于被治者之手,要正确指导管理,教育将起重要作用。这已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即使提供了数量众多、内容正确、观点公允的信息,这对于仅有理性而没有学会消化与运用这些材料的人,以及缺乏必要技能来处理共同问题的人,都毫无用处。”[34]因此,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克服形式主义还必须为公民广泛而有效地参与政治创造条件。如果说教育是克服形式主义的基础的话,那么公民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参与则可以说是克服形式主义的实践形式和实现形式,是做到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相结合和统一的根本途径,从而演绎出合乎政治发展实际的民主政治模式。因为通过政治参与,一方面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影响政策的制订,增强自己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责任感,提高参与政治的兴趣,从而放弃对现实政治冷漠的政治态度和取向;另一方面公民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实践并巩固自己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政治知识,增加自己对政治的认识,体验到现实政治过程中的“调适”和“互动”,体认到民主政治的精神内涵,进而达至对政治的认同。与此同时,公民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参与,也必然会改变政治结构的形式化,充实政治结构的功能和使一些重要功能合法化,丰富“政治过程”。只有保证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政府,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而非形式上的民主政府。

  应该认识到,公民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参与需要具体的制度加以保障,它有许多相关的工作要做,如要确保公民的权利平等、建立名副其实的选举制度、建立政治妥协机制与功能、培养宽容的精神等等,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也是发展中国家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应站在战略的高度,有长远的眼光,来推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保证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因为“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这反而有助于民族国家结构的稳定。“也许在最初阶段上,人们的畅所欲言暴露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公开的和潜在的矛盾,许多制度可能会出现混乱,但从长远来看,它能巩固国家政权。”[35]在发展中国家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可能会带来暂时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因此其领导人常常以民众素质低作为自己国家不实行民主制度的托词,甚至大肆鼓吹“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然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36]事实上,这种做法所带来的稳定,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只是统治者的苟且偷安和不愿承认民主和社会政治秩序之间可能产生的良性互动。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不仅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社会政治稳定和发展,反倒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因此,只要稍有理智和政治责任感的人,权衡一下利弊之大小、轻重与缓急,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应是不言自明的。

  当然,克服政治文化中的形式主义的具体途径可以列举许多,但是作者认为,这两条是最为根本的途径。因为前者给予了人们以现代化的理念,后者则给予了人们以具体的政治实践,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两条,就能够在发展中国家自然生成民主的政治文化,就能够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克服形式主义的弊端。固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发展中国家社会全体成员为之共同努力的长期的过程。

作者介绍:郝宇青(1970-),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2000级博士生。上海 200062

范文三:主要国家的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和政党制度 投稿:陈測渭

学习诀窍

主要国家的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和政党制度

江苏 蒋国成

高三政治常识第一课和第三课分别介绍了当代国家政体的基本类型、国家结构形式的类型和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形式,在学习的过程中,每一具体类型或形式都有一些主要国家要去记忆、理解,由于这些知识分散在不同的框题,学习起来非常不便,可用两种方法将这些知识分别归纳如下,供同学们复习时借鉴。

方法一:

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君主制):主要国家:英国、日本等。 ..

议会制共和制:主要国家:德国、意大利、印度等。 政体民主共和制

总统制共和制:主要国家:美国、法国、俄罗斯、巴西等。 ..

单一制:主要国家:法国、意大利、日本等。 国家结构形式

复合制――联邦制:主要国家: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印度、

巴西等。

两党制:主要国家:英国、美国等。 ....政党制度

多党制:主要国家: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印度、巴西、俄罗斯等。 .....注:加“•”国家为起源国或典型国家。 方法二:

【巩固演练】1.下列各国中政体类型、国家结构形式和政党制度形式分别采用总统制共和制、联邦制和两党制的国家是

A.巴西 B.法国 C.美国 D.英国

2.某国执政党由于在本国非常重要的××州地方选举中惨败,为此,该国总理呈请国家元首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全国大选。在大选中,××党和×党丧失了多数议席,××党和××党也没达到组阁所规定的多数票。请结合上述材料分析,该国最有可能是下列各国中的哪国

A.意大利 B.英国 C.德国 D.俄罗斯

参考答案:1.解析:巴西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不符合题意,A不选;法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政党制度是多党制,排除,B不选;英国是历史上最早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典型国家,不是总统制共和制国家,故D不选;答案:C。

2.解析:根据“某国执政党在本国的ΧΧ州地方选举中惨败”可以判断该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应该是联邦制形式,因此,可以将单一制国家意大利排除掉,A不选;由“该国总理呈请国家元首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全国大选”可以断定该国不是总统制共和制国家,可以将俄罗斯排除掉,D不选;由“在大选中,ΧΧ党和Χ党丧失了多数议席,ΧΧ党和ΧΧ党也没达到组阁所规定的多数票”可以判断该国实行的是多党制,因此,可以将两党制的典型国家英国排除掉,即B不选;正确答案选C,材料所述的国家最有可能是德国。

范文四:“福利国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 投稿:宋斧斨

( 9 )

各种 经 济 调 节控制政策 和 手 段 的 连 贯 性

表 现 在 某 项 经 济政 策 和手 段

, ,

分支 出作为 社 会 福利 开 支 由此 可 见

,

,

以 增加 社 会 消费 能 力

愈 益加 强

从 历史 沿

资产 阶级 实 行

,

福利 国 家

,

是资 资本

革看有 续 承 性

盾性

从 同其它 政 策和 手 段 的 关 系 看无 矛

本 主 义 发展 到 当 前 阶 段

在 生 产 力 巨 大增 长

,

主 义 固 有矛 盾 深 化 的 情 况下

( 1 0)

资 产 阶 级为 了 缓 和矛

,

各 种政 策 和 手 段 愈 益 系 统化

,

使 再生 产 得 以进 行

,

,

经济 得 以 发展

资产 阶 级

( 石 边 摘 自 《社 会 科 学 》 19 8 6 年

“ ”

第3 期 )

统治得 以维护

而 不得 不采 取 的 措施

( 文 宁 摘 自 《 西 欧研 究 》 1 9 8 6 年 第 1 期 )

福利国家

是 国家

七 十年代 以来美国

垄 断资本主义的一 种形式

李珠

失 业 的新特点

孙刚

福 利 国 家 政 策 是西 方 资产阶级 国家 干 预 经 济

主要 是 干预 分 配 领 域 的政 策

, 。

生活

,

这种政策

,

一 势

失业 人 数 和 失 业 率 有 不 断上 涨 的 趋

,

资 本 主 义 发 展到 一 定 历 史 阶 段

义 阶 段 的产 物

即 国家 垄 断 资本 主

,

从 经 济基 础 上 说

福利 国 家

是 5 3

2

.

从 失 业 的 绝 对量 来 看 人数 为 2 6 万人

,

.

五 十 年代 的年 平 均 失业

国 家垄 断 资 本 主 义 的 一种 表 现 形 式

5

万人

,

六 十 年 代 的 年 平均 失 业 人 数 为

福 利 国家

是 由资 本 主 义 固 有 矛 盾 的激 化 促

而 七 十 年 代 的年 平 均 失业 人 数 猛 增 至

成的

而 根 本 的 矛 盾 在 于生 产力 的 巨大发 展 与 它 的

5 81

8万人

八 十 年代 失 业 人数 进一 步 上 升 平均失业人数在80

1

,

,

19 8 0

资 本属 性 之 间的 矛 盾

就 福 利 国 家 这 种 国 家垄 断 资

,

本 主 义 的特 定 形 式 来 说

以 下几 方 面 加 以 说 明 : (一)

其产 生 的 根 源

,

可 以从

年 — 年 平 均 失 业 人数 超 过

从 失 业 率来 看

,

3 年 8

,

, 万 以上

其 中 19 8 3

0

0万

五十年 代 平 均 年 失 业 率 为

.

生产 力的 巨 大 增 长和 生 产 的 社会 化

,

,

4

.

5 1

%

,

六 十年 代 平 均年 失业 率 为 4 达6

.

8 % 7

,

而 七十

求 国家 对 再生 产 过 程 进 行 干 预

也 必 然 要 求 国 家对 因为 劳 动 力 再生 产 是

,

年 代 年 平均 失业 率 上 升到8 二

1 % 2

,

198 。

劳 动 力 再 生产 过 程 进 行 干 预 革命 和 生 产 的现 代 化

能 力

, , ,

5

%

3 年进 一 步 8

整 个 社会 再生 产 的 重 要方 面和 组 成 部 分

新 的 科技

,

失业 具

有 经 常 化 与 长 期 化 的 趋 势

,

.

迫 切 要 求 具 有 高 水 平 专 门技

进 入 七 十年 代 后 下

美 国 的 失业 率 一 直 居 高 不

9

能 适 应 现 代 化 生 产 的 劳 动力

提供 这 样 的 劳动

,

七 十 年 代 前 半 期 的基 本 失 业 率 在 4

%以 上

5

.

,

个 别 资 本 主 义企 业 的 公 司 是 难 以 办 到 的

不能

七 十年 代 后 半 期 到 八 十 年 代 以 来 提 高 到 上

8

%以

不 由 国家 来 承 担

这样

,

教育

培训

医 疗 保 健等

这 说 明 即使 在 经 济 高 涨 阶段 依 然 有 大量 的 失 业

,

也 成 了福 利 国家 计划 的重 要 内容

(二)

人口 存在

作 为劳 动 力 大 军 的 平均 5 % 以上 的 人

。 ,

在 科 技 革 命和 生 产 力 巨 大增 长 的 条 件

,

常 年 处 于 失业 状 态 从 年 平 均 失 业长 度 看 五 十 年 代 失业1 5 周 以 上 工 人 年 平 均为 6 6 升到8 2 8 1

9

. . .

,

资 木 积 累 规 律 的 作 用大大 加强

, 。

劳动 在 新 创 造

,

3万人

,

六十年代上

,

的 价值 中 越 来 越 大 的 一部 分 被 资 产 阶 级所 占有 业增加 导 致 阶 级矛 盾激 化

,

9

万人

;

,

七 十年

代前5年为9 6万人

,

后 5 年为

81

为 了 缓和 这 种 矛 盾 国家出面

,

4 5

万人 万人

进 入 八 十 年 代 进 一 步增 长

19 8 3 年 达 4 0 5

,

.

19

年为

,

不 得 不 由其

正 式 代表

实 行某 种 救济 和 补助

(三)

对劳动者

2 28

.

,

7万人

长 期 失业 人 口 占

.

全 部 失业 人 n 的 比 重

,

五 十 年 代 平均 为 2 4 七十 年 代后 5 年为

8

.

%

在资 本主 义 生 产关 系 框 框 内 资产 阶 级为 了缓 和 这 种 矛 盾

, ,

生产力的

,

十 年 代 平均

为23

.

6%

,

2 了 3

%

巨 大增 长 危机 加 深

,

导 致 生 产 与 消费 之间 的 矛 盾 激 化

,

经济

失 业 结 构 发 生 了显 著 的 变化

,

求得 经 济

,

七 十年 代 以后 涨

美 国各

勺 部 门 灭 亚 i率均 淆

0 年 上升 8

的 稳 定 增长

也 不 得 不 由 国 家增 加 一 些 财政 支 出 建设 公 共 工 程 之 外

,

如农 业部 门的 平 均 失业 率 在 1 9 7 1

,

除 了 用 于加 强 军 备

也 以一 部

9

3

%

,

— 工 业 部 门 中制 造 业 同 建筑 业 的 失业 均 有

一 9 0一

范文五:温家宝清华演讲:民主自由在不同国家形式不尽相同 投稿:吕塶塷

温家宝清华演讲:民主自由在不同国家形式不尽相同 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来清华看望同学们!上次我来清华的时候,同学们向我提出,说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经常在国外的大学里演讲,能不能在国内的大学也作些演讲,并邀请我来清华作一次演讲。今天,我是来兑现承诺的。

走进清华园,看到同学们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心里非常高兴。清华是一块教育和学术圣地。清华园人杰地灵。一百年来,从这里走出了许多中华民族的精英,可谓人才荟萃,桃李满天下。“水木清华”,“婉兮清扬”。我年轻的时候读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文中描绘的宁静恬淡的意境,至今记忆犹新。清华大学已经有100年的历史。10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为期颐高寿,但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却正值盛年,或者说还是青年。我祝愿清华大学永远年轻!

站在这里,我首先想起曾担任过清华教授的梁启超先生。1914年11月梁先生第一次来清华作演讲,题目是《君子》。他引《易经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勉励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我以为,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校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以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就成了清华的校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强不息”的品行,是古代先人的智慧和境界,它深深地融入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的身心意识中,使其刚健而不屈,独立而不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作为客观事物的发展,以其“刚健”的品格,自行运动着, 真正有见识的“君子”当知天时、任时命,顺应“天道”自然规律,以“天”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客观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厚德载物”就是要像大地那样广博宽厚,容纳万物。这是我国古代人生修养的积极方面。孔子就说过:“宽则待众”,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不念旧恶,怨则用希”。孟子主张“君子莫乎已,与人为善”,“利人者即为,不利乎即止。”厚德,就是要加强道德修养。清华老校歌中说:“器识为先,文艺其从”,意思是说上学受教育,首先学习的是“气度”和“胆识”,学文学艺是第二位的。这里的胆识和气度其实就是泛指做人的问题,文艺其实就是为学的问题, 为人与为学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华精神集中表现于两个命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这两种精神,在铸造中

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内忧外患,历经磨难,仍得以繁荣昌盛,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品德。

清华大学历经百年沧桑,与祖国同甘苦、共患难。在老一代清华人的身上,充满理想主义的情怀,他们不仅有着卓越的才智,而且满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坚韧,表现出为国家和民族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清华一位老校长说过:“我们的清华大学,我们清华大学中的每一个成员,不是离开国家、离开人民孤立地存在的。我们学校的命运,我们学校中每一个人的命运,是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密切地联系着的。”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南迁西南边陲,敌机狂轰滥炸,物质条件极端恶劣,但没有改变师生勤于治学、弦歌不辍的斗志,一大批学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成才的,一大批老师也是在这里创造一流业绩的。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清华人第一次践履“我愿以身许国”的忠诚誓言,隐姓埋名从事“两弹一星”研究工作。有的虽然留学海外,但在获得学位后不到10天就返身回国参加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师生踊跃投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时代强音,取得高温气冷堆等一大批先进科研教学成果,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我的事业在中国”的豪迈誓言和爱国情怀。长期以来,清华人在真理面前不苟且,不低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困难面前逆势而上、敢于担当。今天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承担着将来建设国家的重任。怎样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也是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借此机会,在这里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这五千年是在艰难曲折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从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时代开始,经历过几十个朝代的更替,几十次分分合合。远的不说,就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距离我们这里不到一里之遥的圆明园遗址,就是祖国母亲身上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历史见证。虽然历经磨难,但我们的民族没有倒,国家没有散,愈挫愈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我们有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民族精神。新中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奇耻大辱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此,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走过“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弯路,犯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我们搞了多年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探索中前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不成熟到成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和实践,走符合国情的道路,使社会主义得以巩固和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生产力仍不发达外,还存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又出现一些如收入差距扩大、司法不公、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新问题。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真正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平等。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内涵、形式、途径都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为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一定基础。必须继续前进,而不能倒退。这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时代的潮流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任何政府如果不加以监督,任何权力如果不加以制约,都会蜕变和腐化,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我们之所以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就是要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建立有效制约权力、并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的制度。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领导者应该恭敬人民,相信人民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从而依靠人民。

我们党从革命到执政,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以及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职能和领导方法就要相应地转变,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宪法和法律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具有任何人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是执政和治国的基石。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坚持司法独立和公正,是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为大众所分享,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势必威胁社会稳定。 必须毫不动摇地改善民生,改革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使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还要看到,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的进步。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发展权利,让每个人生活得有乐趣、有尊严、有安全感。面对社会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只要我们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取得明显成效,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就会充满信心。我希望,在我们的社会,有对人心、人道和人本身的尊重,每个人都有其尊严、选

择和发展机会,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倡人间的同情和关爱,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社会的每个角落,让人间永远充满青春、奋斗和自由的气息。这是公平正义的真正内涵之所在。

自由平等是对每个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权利。 自由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言论、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实现。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思想的争鸣中萌发的。中国要有一个真正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要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提倡独立思想和批判思维。社会活力和凝聚力来自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自社会文化的“个性化”,来自崇尚理性、尊重科学的精神,来自国民教育的普及。要创造更加平等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 让人民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逐步推进,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民主道路。我们相信,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懈地奋斗,一个繁荣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一定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今天和大家谈谈心,我感到很高兴。我们从清华的校训、清华的精神,谈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从我们国家的历史,谈到中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其实,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在我的一生中,经历过许多真实的苦难,这些苦难使我懂得了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灾难太深重了。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爱我的祖国,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都浸透着对我们民族的爱,都流淌着对伟大祖国的深情。我的一切都是祖国和人民给予的, 即使将来我化为灰烬也属于祖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深受无数为救国救民和民族独立解放所献身的志士仁人的影响。孩提时代,母亲给我讲爱国英雄人物的故事, 告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人民,我一边听,一边流泪,立志长大后要报效祖国,献身人民。祖国和人民培养了我,给了我服务国家的机会,我也为祖国献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今天,我已年届七十,即将退休了。我将回到母亲身边,回到群众中去,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的祖国和人民。

清华大学建立以来,为共和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以渊博的学识、聪慧的才智和严谨理性的气质,诠释着一代大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箴言,上续民族惠民,下行“内圣外王”之道,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不计名利,忧道不忧贫,始终保持高尚的境界和爱国的热忱,在艰苦的环境中洗净铅华,彰显本色,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今天我们要培养和重塑民族的道德理性,就必须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神营养,倡导心存敬畏、行已知耻、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观,对社会要有奉献精神,对他人要有责任感,对弱者要有同情心,养成情操高尚的人格。这不仅是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尊重,更是人的自信与庄严。我相信,新一代清华人一定会牢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大力弘

扬清华精神,努力学习,勤奋成才,将来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谱写清华大学更加辉煌的篇章!

范文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和主要形式? 投稿:姜焚焛

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和主要形式?

【实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力量同垄断组织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可以通过国家调节经济生活,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更好地保证垄断资产阶级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更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无论采取国有经济的形式和国有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结合的形式,还是国家在私人垄断企业外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总之,所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其实质都是私人垄断资本利用国家机器来为其发展服务的手段,是私人垄断资本为了维护垄断统治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在直接参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代表资产阶级总利益并凌驾于个别垄断资本之上,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的一种形式。

【主要形式】:

(1)国家直接掌握的垄断资本,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它既可以通过国家利用财政收入投资建立,也可以通过国有化的方式将一些私人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但是最终日的都是为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2)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在企业内部的结合。它既可以由国家和私人资本共同投资建立,也可以由国家出售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股份形成,还可以由国家收购一部分原私有企业的股份而形成。总体上说,这种结合仍然是为了解决单纯的私人资本难以解决、需要由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介入的问题。

(3)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资本在企业外部的结合,也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外部起作用,通过种种方式促进和诱导私人企业向既定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节。在现实经济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这种在私人企业外部的调节控制,实现其经济职能的。

范文七:1论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 投稿:尹陎陏

论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

【摘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国家赔偿的主体中,主要包括“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委员会”、“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等。近些年,许多国内学者热衷于研究赔偿请求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等方面的问题,并获得了不错的学术成果。本文另辟蹊径,想从国家赔偿责任承担主体方面寻找一些有用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家赔偿责任主体,笔者分成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国家赔偿;形式主体;责任主体;司法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确实给不少公民向国家提出维权请求提供了法律保障,让更多受害人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国家赔偿法中所规定的国家应尽的赔偿责任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实施,甚至被某些国家机关“视而不见”,导致了很多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侵犯,严重损害了法律和国家的尊严。笔者认为在实践过程中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与实质主体并未被清晰地认识,甚至很多情况下被混淆被误解,从而导致了国家赔偿领域的众多实践问题。

一、国家赔偿责任形式主体与实质主体之含义

在国家行使权力的活动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或过失,而这些行为往往带来某些侵权致害的后果。由谁来承担行为后果的责任即赔偿责任主体是谁,这表面看来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认为赔偿责任的主体就是国家。但其实不然,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不能仅仅简单理解为国家。

在我国,国家如果行使权力中发生了致害行为,对其进行赔偿的主体确实是国家,而真正实施这些具体致害行为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可以成为赔偿主体,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被追偿主体。如果对于国家赔偿责任主体的本质进行研究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主体内容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

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两条法律规定即表明国家是赔偿责任主体,但是,国家是一个抽象化的政治实体,它的全部活动都要由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实现,因此,我们认为国家这个责任主体是国家赔偿责任的实质主体。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第37条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这就表明了在国家赔偿的实际运行活动中,国家不可能实际出面承担责任,而是靠国家机关代为履行和承担责任。因而国家机关是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

范文八:论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 投稿:孔诗诘

论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

【摘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国家赔偿的主体中,主要包括“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委员会”、“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等。近些年,许多国内学者热衷于研究赔偿请求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等方面的问题,并获得了不错的学术成果。本文另辟蹊径,想从国家赔偿责任承担主体方面寻找一些有用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家赔偿责任主体,笔者分成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国家赔偿;形式主体;责任主体;司法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确实给不少公民向国家提出维权请求提供了法律保障,让更多受害人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国家赔偿法中所规定的国家应尽的赔偿责任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实施,甚至被某些国家机关“视而不见”,导致了很多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侵犯,严重损害了法律和国家的尊严。笔者认为在实践过程中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与实质主体并未被清晰地认识,甚至很多情况下被混淆被误解,从而导致了国家赔偿领域的众多实践问题。

一、国家赔偿责任形式主体与实质主体之含义

在国家行使权力的活动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或过失,而这些行为往往带来某些侵权致害的后果。由谁来承担行为后果的责任即赔偿责任主体是谁,这表面看来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认为赔偿责任的主体就是国家。但其实不然,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不能仅仅简单理解为国家。

在我国,国家如果行使权力中发生了致害行为,对其进行赔偿的主体确实是国家,而真正实施这些具体致害行为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可以成为赔偿主体,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被追偿主体。如果对于国家赔偿责任主体的本质进行研究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主体内容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

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两条法律规定即表明国家是赔偿责任主体,但是,国家是一个抽象化的政治实体,它的全部活动都要由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实现,因此,我们认为国家这个责任主体是国家赔偿责任的实质主体。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第37条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这就表明了在国家赔偿的实际运行活动中,国家不可能实际出面承担责任,而是靠国家机关代为履行和承担责任。因而国家机关是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

二、划分形式主体与实质主体的原因

从上面介绍的宪法及国家赔偿法的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作为赔偿责任的唯一主体,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致害行为不可推卸地要承担相应的赔偿,但是如果在实践过程中,不严格区分谁是形式主体,谁是实质主体就很难使宪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得以很好地贯彻和实施。首先,从我国国家赔偿法本身来看,它规定了国家作为承担赔偿责任这一事实情况,在进行责任追究时,公民获得赔偿的来源为国家,赔偿的经费是由国库经费来负担,列入各级行政预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实质主体,避免将国家和国家机关二者关系混淆,更好地帮助被侵害者行使自己的诉权。其次,虽然国家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唯一主体,但是,在具体的诉讼实践活动中,赔偿请求人不可能将国家当作被告来请求赔偿,只能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所以国家机关必须看成是形式上的主体来对赔偿请求权人进行相应的国家赔偿。这样做体现了既体现了国家的尊严,又给赔偿请求人获赔提供了有效可行的途径。因此,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我们必须严格区分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这样才能保证国家赔偿法得以顺利实施。

三、现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赔偿变成各级财政赔偿

《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另外,1995年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规定:“国家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级负担。”在这两条的规定下,原本应该由国家国库承担的赔偿费用分成若干份加附于各级财政负担上。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国家实施这样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赔偿手续,提高了司法的效率。但是,其弊端在实践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各级财政只可以在本级有限的财政经费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也就是说,如果各级财政经费不充足,就不能够真正地实现全部的赔偿,特别是对于一些基层政府以及贫困偏远地区的政府来说,很难实现全额赔偿以履行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样就造成了被侵权人难以真正得到国家赔偿。出现这一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在立法上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可以说是混淆了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的结果。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我们已把国库分为各个分国库,可是各个分国库也就是各级财政经费的能力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在进行赔偿时,也只能是各个分国库在其能力范围之内进行一定量的赔付。此时的形式主体即国家机关既成了被告又成了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实际赔付者。这是就有种将形式主体变相为“实质主体”的意味。

(二)各级财政赔偿又进而一定程度上变成机关赔偿

按照《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这一制度一实行原本是想将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区分出来,不想将国家机关在既变成被告的同时又必须自己承担由此带来的实际赔付义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赔偿责任机关的赔付却没有同级财政机关的实际拨付。这种

现象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赔偿责任机关可能因为本来就已经对赔偿请求权人造成了损害,自己部门的“颜面”有点挂不住,所以就羞于向财政机关索要拨付款;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行政体制十分冗杂,赔偿责任机关经常在索要拨付款时被各种理由推脱,行政效率低下,或者即使要到也只有一部分,不能真正弥补本部门因赔偿所造成的经费减少。因此,在实践活动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赔偿责任机关在履行赔偿义务时只能挪用其他的费用,“拆东墙补西墙”,造成各级国家机关本身内部财务管理的混乱不清。另外,因为赔付受害人损失很多时候会损害各机关自己的切身利益,占用了其自由资金,所以往往会出现赔付机关以各种理由拖延赔付甚至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行不予赔付。(三)有时国家赔偿甚至直接演变成个人赔偿

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南北差异、东西差异明显。所以往往在一些偏远或者贫困地区,各级政府财政吃紧,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腐败现象较为严重,所以很多时候根本就不能拨付足够的经费对被害人予以全部赔偿。这时候,很多机关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实施侵害行为的公务员进行责任转嫁,比如进行罚款或者克扣工资等等。这些情况虽然不是特别普遍但是实际存在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所以这就严重违反了国家赔偿法关于赔偿责任的形式及实质的主体要求。并且因为公务员本身能力有限,可能不能将赔偿数额全部缴清,所以这是变相的损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了法律的原则和宗旨。

(四)关于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在立法与实践中的一些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2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以及第8条规定:“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在我看来,立法机关做出这两条规定的意图是想确定谁是侵权机关,从而更好地实现“谁侵权,谁赔偿”,并体现公平原则。虽然这一立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它已经违背了赔偿责任主体的区分的基本理论。因为,形式上的主体是各级国家机关这没错,但是实质主体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国家,所以在立法上,我们并没有必要做出这么“细致入微”的责任主体划分,而且这样的划分容易造成公众对于国家赔偿责任主体的误解,认为主体只是国家各级机关,从而使他们进行请求赔偿的时候发生不必要的理解失误,影响其正常索赔。还有,在实践活动中,虽然国家对于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做出了规定,但是因为实践问题是各种各样、复杂多变的,所以很难实际确定共同赔偿责任机关谁的责任更大,谁的责任更轻。这样就会导致“踢皮球”的现象产生,即不同机关的责任推诿。这样一来,赔偿请求权人就更难得到实际的赔付了,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有判决无赔付”的结果。

四、相关问题的个人改进建议

(一)健全和完善国家赔偿程序

笔者认为,我们目前应特别关注实体法之外的程序方面的问题,因为从实体

法角度我们很容易可以区分出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但是在实践中往往会因为我国国家赔偿程序的不完善而将两者混淆,国家赔偿虽然实质有国库经费保障,但是在赔偿请求权人对形式主体提起诉讼时,很多时候因为程序上尚未做出严格有效的规定,所以导致赔偿请求权人控告难、索赔难等等。因此,国家必须在诉讼程序、执行程序、追偿程序等方面做出更加符合国家赔偿责任主体本质的规定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可以建立专门的国家赔偿执行机构

我们不难发现实践活动中有时候赔偿请求权人胜诉了但是手中空有一纸判决书,却无法实在地获得赔偿。对于此现象,很多时候不能一味指责财政部门,因为在一些偏远贫困地区财政确实吃紧,无法提供足够的赔偿。这时建立一个专门的赔偿执行机构显得十分必要。在这样一个机构建立以后,国家机关在被判决要对赔偿请求权人进行相应赔偿之后,就可以不必“先划拨再申请”,免去其中产生的一系列赔偿困难。赔偿请求权人可以直接拿着生效的判决书找该专门的赔偿执行机关索赔,从而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使赔偿请求权人合法获得偿付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三)建立健全相关追偿制度

在国家机关进行了一定的赔付后,一般都会对造成违法行为的公务员进行一定的追偿以达到惩戒的作用。可是在实践中,本来公务员作为非形式主体却常常被要求个人赔付损失,从而转化为实际意义上的“形式主体”。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健全相关的追偿制度,这就要求我们:1、必须做到责罚与过错一致,不能因为某一公务员的违法行为给国家和他人造成了损失,因而加重对他的追偿与惩罚,想达到“杀鸡儆猴”的功效。这样做本身就是再用一个违法行为来惩戒另一个违法行为,不仅不能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侵犯了实施具体侵害的公务员的合法权益,违背公平正义。2、在进行追偿之前一定要保证国家机关已经对受害人进行了实际赔付,不能变相成为公务员自己进行相应的赔付,否则这从根本上违反宪法和法律。3、要确保追偿的程序的合法合理,不能就某一问题随便给予一定的责任追究,要在程序上也做到保护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务员的合法权利。

(四)借鉴相关的外国法律的经验

法国从每年的国家总预算中留一部分钱用来国家赔偿,新加坡在总检察署的行政经费上编列专门的费用,必要时还可以运用政府用金,韩国由中央政府年编列入专门的财政预算,美国由政府每年拨出赔偿基金用来进行国家赔偿。或许从这么多的国外制定的法律中,我们可以得到某些直接或间接的经验,然后在后续的国际赔偿法的修正案中引用,从而完善国家赔偿责任主体制度。

参考文献:

[1]杨小君.国家赔偿责任主体[C].胡建淼主编:国家赔偿的理论与实务,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2]欧彬武.宪政视野下国家赔偿主体分析[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3]李慧铭,苏福.国家赔偿主体一体化运行机制之弊端及改进[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5

[4]应松年,杨小君.国家赔偿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中国法学,2005,1

[5]高吉利.论我国行政赔偿主体范围及其拓展[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

范文九:论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 投稿:许钉钊

【摘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国家赔偿的主体中,主要包括“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委员会”、“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等。近些年,许多国内学者热衷于研究赔偿请求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等方面的问题,并获得了不错的学术成果。本文另辟蹊径,想从国家赔偿责任承担主体方面寻找一些有用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家赔偿责任主体,笔者分成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国家赔偿;形式主体;责任主体;司法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确实给不少公民向国家提出维权请求提供了法律保障,让更多受害人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国家赔偿法中所规定的国家应尽的赔偿责任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实施,甚至被某些国家机关“视而不见”,导致了很多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侵犯,严重损害了法律和国家的尊严。笔者认为在实践过程中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与实质主体并未被清晰地认识,甚至很多情况下被混淆被误解,从而导致了国家赔偿领域的众多实践问题。

  一、国家赔偿责任形式主体与实质主体之含义

  在国家行使权力的活动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或过失,而这些行为往往带来某些侵权致害的后果。由谁来承担行为后果的责任即赔偿责任主体是谁,这表面看来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认为赔偿责任的主体就是国家。但其实不然,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不能仅仅简单理解为国家。

  在我国,国家如果行使权力中发生了致害行为,对其进行赔偿的主体确实是国家,而真正实施这些具体致害行为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可以成为赔偿主体,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被追偿主体。如果对于国家赔偿责任主体的本质进行研究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主体内容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

  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两条法律规定即表明国家是赔偿责任主体,但是,国家是一个抽象化的政治实体,它的全部活动都要由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实现,因此,我们认为国家这个责任主体是国家赔偿责任的实质主体。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第37条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这就表明了在国家赔偿的实际运行活动中,国家不可能实际出面承担责任,而是靠国家机关代为履行和承担责任。因而国家机关是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

  二、划分形式主体与实质主体的原因

  从上面介绍的宪法及国家赔偿法的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作为赔偿责任的唯一主体,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致害行为不可推卸地要承担相应的赔偿,但是如果在实践过程中,不严格区分谁是形式主体,谁是实质主体就很难使宪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得以很好地贯彻和实施。首先,从我国国家赔偿法本身来看,它规定了国家作为承担赔偿责任这一事实情况,在进行责任追究时,公民获得赔偿的来源为国家,赔偿的经费是由国库经费来负担,列入各级行政预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实质主体,避免将国家和国家机关二者关系混淆,更好地帮助被侵害者行使自己的诉权。其次,虽然国家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唯一主体,但是,在具体的诉讼实践活动中,赔偿请求人不可能将国家当作被告来请求赔偿,只能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所以国家机关必须看成是形式上的主体来对赔偿请求权人进行相应的国家赔偿。这样做体现了既体现了国家的尊严,又给赔偿请求人获赔提供了有效可行的途径。因此,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我们必须严格区分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这样才能保证国家赔偿法得以顺利实施。

  三、现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赔偿变成各级财政赔偿

  《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另外,1995年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规定:“国家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级负担。”在这两条的规定下,原本应该由国家国库承担的赔偿费用分成若干份加附于各级财政负担上。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国家实施这样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赔偿手续,提高了司法的效率。但是,其弊端在实践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各级财政只可以在本级有限的财政经费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也就是说,如果各级财政经费不充足,就不能够真正地实现全部的赔偿,特别是对于一些基层政府以及贫困偏远地区的政府来说,很难实现全额赔偿以履行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样就造成了被侵权人难以真正得到国家赔偿。出现这一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在立法上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可以说是混淆了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的结果。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我们已把国库分为各个分国库,可是各个分国库也就是各级财政经费的能力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在进行赔偿时,也只能是各个分国库在其能力范围之内进行一定量的赔付。此时的形式主体即国家机关既成了被告又成了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实际赔付者。这是就有种将形式主体变相为“实质主体”的意味。

  (二)各级财政赔偿又进而一定程度上变成机关赔偿

  按照《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这一制度一实行原本是想将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区分出来,不想将国家机关在既变成被告的同时又必须自己承担由此带来的实际赔付义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赔偿责任机关的赔付却没有同级财政机关的实际拨付。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赔偿责任机关可能因为本来就已经对赔偿请求权人造成了损害,自己部门的“颜面”有点挂不住,所以就羞于向财政机关索要拨付款;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行政体制十分冗杂,赔偿责任机关经常在索要拨付款时被各种理由推脱,行政效率低下,或者即使要到也只有一部分,不能真正弥补本部门因赔偿所造成的经费减少。因此,在实践活动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赔偿责任机关在履行赔偿义务时只能挪用其他的费用,“拆东墙补西墙”,造成各级国家机关本身内部财务管理的混乱不清。另外,因为赔付受害人损失很多时候会损害各机关自己的切身利益,占用了其自由资金,所以往往会出现赔付机关以各种理由拖延赔付甚至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行不予赔付。

范文十:现代信用的主要形式 投稿:程儉儊

借贷关系特征的表现形式就是信用形式。按照在借贷关系中借者与贷者的不同,现代信用的主要形式有商业信用、锒行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租赁信用、国际信用。

(一)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是指企业之间在商品交易中相互提供的信用,其基本形式是赊销商品和预付货款。商业信用具有如下特点:①商业信用的债权债务人都是企业经营者。由于商业信用是以商品形式提供的信用,是在商品交易中产生的,因此,其债权债务人都是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活动的企业经营者。②商业信用贷出的资本是商品资本。企业赊销的商品是处在流通阶段、待实现价值的商品,一个企业把这些商品赊销给另一个企业时,商品资本贷出了,使用权发生了转移,由于商品的货款没有支付,形成了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买卖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③商业信用的规模一般与产业资本动态是一致的。商业信用来源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繁荣,社会生产与商品流通规模扩大,商业信用规模也随之扩大。反之,则缩小。

商业信用的特征,使它的存在和发展有明显的局限性:①商业信用规模受企业能提供的资本数量限制。商业信用是在企业之间进行的,只能在它们之间对现有资本进行再分配,所以商业信用的最高界限是企业可贷出的商品资本。②商业信用的供求有严格的方向性。商业信用是在商品交易中产生的,是以商品形式提供的,每种商品都有特定的使用价值,信用供给者提供的商品,必须是信用需求者所需要的商品。同时,只有商品的需求者,才能向商品供给者预付货款。否则,没有商品供求的一致性,就不能形成借贷关系,这就决定了商业信用在供求上具有严格的方向性。③商业信用期限的局限性。商业信用提供的对象是企业再生产总资本的一部分,尚未独立于企业再生产之外,企业再生产需要连续进行,资本闲置时间很短,如果以商品形式贷出的资本不能及时归还,企业生产和流通就难以正常进行。企业为了使再生产连续进行,不能长期将资本借出,商业信用一般只适用于短期借贷。

(二)银行信用

银行信用是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以货币形式提供的信用。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银行一方面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的暂时闲置的货币资金筹集起来,形成巨额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贷款方式将筹集的资金贷放出去,满足社会各界对资金的需求。银行通过信用活动

调剂社会资金余缺,成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中介,银行信用是现代经济中最主要的信用形式之一。

与商业信用相比,银行信用具有如下特点:①银行信用是以货币形态提供的。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具有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的能力,所以,银行可以向社会各部门提供信用,这就克服了商业信用在供求方向上的局限性。②银行信用克服了商业信用在数量和期限上的局限性。银行以一小部分自有资金为基础,广泛筹集社会闲置资金,形成巨额的资金来源,然后,银行以筹集的资金向社会提供信用。这样,银行可以超过自有资金数量提供信用,使社会闲置资金重新进人再生产过程,补充企业资金。银行可以集小额资金形成巨额资金;可以将短期资金长期融通使用。这就克服了商业信用在数量和期限上的局限性。③银行信用以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为媒介。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是社会的信用中介,从吸收存款的角度考察,银行是存款人的债务人;从发放贷款的角度考察,银行是借款人的债权人。在银行信用中,资金供求者之间并未直接发生债权债务关系,银行充当了信用中介。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的信用活动,将社会大量的直接融资转化为间接融资。由于银行与社会联系比较广泛,有较强的信用能力,特别是中央银行产生以后,银行的信誉提高,稳定性增强,银行信用成了现代经济中最主要的信用形式。

(三)国家信用

国家信用是国家(政府)以债务人身份筹集资金的一种信用形式。国家信用的债务人是国家(政府),债权人是购买国家债券的企业和居民等。国家发行的债券主要是公债和国库券。

国家信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①是调剂政府收支不平衡的手段。国家在一个财政年度内,经常会发生收支不平衡的现象,有时支大于收,有时收大于支,为了解决财政年度内收支暂时不平衡,国家往往采取发行国库券的办法解决。②是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解决财政赤字的方法主要有增加税收、挤占银行信贷资金和借债。增税会影响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正常进行,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挤占银行信贷资金会导致通货膨胀。采用国家举债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的副作用较小。所以许多国家都把发行国债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③是筹集巨额资金的重要手段。国家为了履行管理和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基本职能,在发生战争、特大自然灾害和举办大规模新开

发项目建设时,需要巨额资金。对这种巨额资金需求,许多国家采用国家信用来筹集。④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随着国家信用的发展,一些国家中央银行通过买进卖出国家债券来调节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借以影响市场资金供求,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

(四)消费信用

消费信用是指工商企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提供的信用。提供的对象可以是商品、货币,也可以是劳务。

消费信用的形式主要有:①赊销。是零售商对消费者提供的信用,即以延期付款方式销售商品。在许多国家,赊销多采用信用卡透支方式提供。②分期付款购买。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取得劳务时,第一次支付一定比例的现款,其余价款按合同规定分期加息支付。③消费贷款。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采用信用放款或抵押放款方式,直接或间接对消费者提供的信用。

(五)租赁信用

租赁信用是租赁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出租设备或工具而收取租金的一种信用形式。在物品出租期间,物品所有权仍归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有使用权。租金一般高于同期银行利息。租赁期满,承租人可以继续租赁,或归还所租设备,或作价购买所租设备。

租赁信用的主要形式包括:①金融租赁。又称财务租赁,是一种融资和融物相结合的租赁形式。其做法是:先由承租人选好所需机器设备,由租赁公司出资购买,并出租给承租人。②经营租赁。又称服务租赁,是一种以提供租赁设备或工具短期使用权的租赁形式。这种租赁出租人将自己经营的出租设备或工具反复出租,不靠一次出租收回设备或工具的价款及利息,也不单靠某一次租金获得利润。因此,经营性租赁是一种由出租人提供维修、保养、管理服务、可撤销的、不完全支付的短期租赁形式。③杠杆租赁。是一种投资和信贷相结合的租赁形式。其做法是:出租人自筹20%~40%资金,其余部分向银行借入,然后将购买的设备租给承租人,出租人以出租的设备和租金作担保向银行取得借款。

(六)国际信用

国际信用是国际间相互提供的信用。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各类信用形式逐步扩展到世界范围,形成了国际信用。

与国内信用一样,国际信用也存在不同的形式,其中主要有:

(1)国际商业信用。是指出口商以延期付款方式向进口商提供的信用。除国际贸易中的延期付款外,还有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两种形式。

补偿贸易。出口国企业向进口国企业提供厂房、机器设备、技术力量、专利、各种服务、人员培训或联合发展科研项目等。待项目实现或竣工投产后,进口国企业以该项目的产品或双方商定的其他办法,偿还出口国企业的各种投资。由于进口国企业归还欠款采用补偿办法,所以称补偿贸易。

来料加工。由出口国提供原材料、机器设备的零部件或部分生产设备等,在进Vl国企业加工生产商品,其成品归出口国企业所有,进口国企业赚取加工费。

(2)国际银行信用。是指进口园和出口国双方银行为进出口商提供的信用。其主要形式是出口信贷。

出口信贷是银行对出口贸易所提供的信贷。主要有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两种形式。卖方信贷是指出口方所在地银行向出口商提供的信贷,出口商对国外进口商提供延期付款销售。买方信贷是指由出口方所在地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向进口方所在地银行或进口商提供贷款。

(3)国际间政府信用。是指国家政府间相互提供的信用。这种信用一般由政府和财政部门进行借贷,利率较低,期限较长,条件较优惠,具有友好往来的性质,但个别附有政治条件。

(4)国际金融机构信用。是指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为其成员国所提供的信用。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一般期限较长,利率较低,条件优惠,但审查较严格。一般用于成员国弥补暂时|生国际收支不平衡、经济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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