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概念_范文大全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范文精选】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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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优秀范文】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范文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投稿:杨寑寒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他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贫富分化,分配不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佣方必须有对等地位的谈判,出来打工的农民和城里的人都是单个的又是弱者,而雇佣他们的是大企业、是强势,谈判地位是不均等。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采购商是强势。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和师资力量城乡差距较大,再就是城乡社会保障体制,要一律平等。

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搞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中产阶级三个条件:第一当然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

让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越来越多。从制度方面和技术方面入手,把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掀起创新、创业的高潮,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

范文二: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 投稿:袁騍騎

“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极为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许多学者“扩容”曲解了这一概念的含义,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本文力图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入手,指出国内学术界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出现的偏差,并回答拉美和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由来,国内外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它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2006年出版的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此观点是与事实相符合的,中等收入国家增速既不如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①

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有一小节的题目便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而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②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复苏强劲,风险上升》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已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量、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劳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完成其国家价值链提升,也无法进入正在快速增长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业和劳务市场。③

尽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上述报告中未明确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得出这一结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发展困境。

一些外国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解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其真实的含义。例如,秘鲁学者路易斯·阿布加塔斯-马杰鲁夫(Luis Abugattas-Majluf)认为,向技术密集型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活动过渡,是约旦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法。④印度学者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印度尼西亚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⑤日本学者大野健一(Kenichi Ohno)将产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外资引导下的简单制造业(simple manufacturing);在第二阶段,支持性产业(supporting industries)开始发展,并通过从国外直接购买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形式获得技术;在第三阶段,国内企业掌握了生产高质量产品所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创新和产品设计。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产业发展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的“玻璃天花板”。⑥美国学者爱娃·帕斯(Eva Paus)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很难再拥有低成本商品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尚未在广泛的基础上具备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她指出,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生产结构逐渐向附加值更高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转化。换言之,中等收入国家总是面临这样一种挑战:如何将商品生产导向更加符合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她还

认为,中国在技术密集度的高低两端产业都已成为一个国际市场上的“凶猛”竞争者,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因而正在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⑦

当然,我们不会同意帕斯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归咎于中国。但从上述外国学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问题和挑战,而仅仅是指在劳动力成本提高后且产业结构缺乏科技创新之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2013年2月16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中写道:“富国自诩拥有最好的技术;穷国自诩拥有最低的工资。此二者,中等收入国家皆不具备。”⑧言下之意,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了一种与高、低收入国家都存在竞争的局面。

然而,在国内学术界,“中等收入陷阱”却常常被曲解为以下三种意思:第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发展道路上长期趑趄不前,从而无法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有些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积累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会集中地爆发。除经济增长乏力以外,这些国家还面临着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劳动力转移困难、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金融体系脆弱、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问题。第三,有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失灵,政府无法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挑战和系统性风险,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等等。⑨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⑩该杂志发表的多篇文章认为,拉美国家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在国内学术界,许多人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一个“筐”,把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往里装”。

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数字游戏”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义未能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了这一陷阱。但有些学者认为,世界银行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2196年美元以上(2009年)的作为高收入经济体,将996~12195美元作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界定范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GNI长期不能达到12196美元,它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11) 将一个国家的人均GNI是否达到一定量化指标当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欠妥的。

第一,何谓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显然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时间状语,多少年可被视为“长期”,显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而且,“长期”这一表达方法还低估了发展的艰难程度。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 W. Rostow)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大约要经过60年左右。(12)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世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能够脱颖而出的毕竟是少数。很难想象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能在短期内由中等收入国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须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NI在提高时,发达国家的人均GNI也在不断提高,高收入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等收入国家,也就不会有高收入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地位。 第二,将人均GNI视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不啻为“数字游戏”。如前所述,

2009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NI标线为12196美元;2010年,这一标线上升了80美元,变为12276美元;2011年,这一标线又变为12476美元。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世界银行设定的分界标线是否发生变化,而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另外,世界银行所定高收入标线是动态的,因此,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许会在明年再次跌入这一陷阱。之所以有这样的出出进进,就是因为生搬硬套了世界银行对高收入经济体设定的“门槛”。

我们还可提出这样的问题:以2009年为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195美元或12194美元(即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标准线少1美元或2美元),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接近12196美元就算跳出“陷阱”,那么这个“接近”的数字应该是多少?我们甚至还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急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当政者或许会用“做假账”的方法来提高本国或本地区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而且,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NI很容易受汇率因素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的大胆的想象:由于汇率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国家的人均GNI会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或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跌落到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伴随着这样的“跳出”或“跳进”,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可能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如将人均GNI引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或许还能闹出天大的笑话。例如,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GNI因种种原因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该国某天遭遇了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其人均GNI就随之快速上升,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标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次自然灾害居然会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实不可思议。

第三,人口大国的人均GNI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例如,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只有经济总量超过16万亿美元才有可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6.5万亿美元,从6.5万亿美元增长到16万亿美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可以断定,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标线必然会“水涨船高”。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三、如何正确理解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内学术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常将拉美作为反面教材。有人认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13)还有人认为,拉美国家“在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时,这些国家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城市化进程过快,贫富不均现象非常严重。而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民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迭起,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14)

将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或“典型”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其经济并非长期停滞不前。诚然,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但所谓“停滞不前”的持续时间不足十年。在进入90年代后,拉美经济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以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而且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有些年份甚至接近6%。

第二,经济增长缓慢、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

愈下等等问题,不仅仅是拉美国家的“专利”,而且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也部分存在。

第三,在讨论“拉美病”、“拉美化”、“拉美陷阱”和“拉美现象”时,拉美国家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被当作典型的“症状”,在讨论“1000美元门槛”时,这些问题被说成是拉美未能逾越这一“门槛”的论据;(15)讨论拉美现代化道路或拉美的发展时,这些问题被视为其“失败”的反面教材;在讨论拉美经济改革的成效时,这些问题被定性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后果;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这些问题又被奉为有力证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拉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将大量工厂从墨西哥等国转移到中国或亚洲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二是大多数拉美国家难以减轻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长胡安·帕布鲁·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说过,“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看到,石油带给我们的将是毁灭。”(16)

由此可见,如果非要说拉美已跌入这个陷阱,那么我们应该指出,这个陷阱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导致造成的不良后果,不是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遇到的无所不包的问题。

四、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也在显著上升。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成本的推升是不可抗拒的。安永(Ernst & Young)在2012年9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2007年初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增长了一倍多。(17)而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早在若干年前就指出,“刘易斯拐点”已降临中国。(18)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其结果是,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其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的国家。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柬埔寨工人的月薪为110美元至130美元,而中国工人的月薪则高达400美元。(19)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平均工资从2000年的每小时0.6美元上涨到了2012年的每小时2.5美元,因此,很多产品在墨西哥生产的成本已低于中国。(20)

据报道,阿迪达斯在华的10家代工厂已被终止合同。(21)业内人士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关。以铜陵东隆的阿迪达斯代工厂为例,2007年,约2000名工人的人均月薪为1100元人民币,到2012年上升至2000元人民币。成本的快速增加必然减少阿迪达斯的利润。(22)

应该指出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中国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即国际竞争优势的逐步丧失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但是,中国最终是否会跌入这一陷阱,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明确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指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五、结论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及自身产业结构缺乏科技创新,其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进一步发展面临困境。换言之,“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或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也不是指一个国家长期不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一定意义上,将人均GNI能否达到12196美元(12276美元或12476美元)视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当然,我们反对将世界银行所定人均GNI高收入标准作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指标,并不意味着无视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种种挑战。拉美国家的经历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环境面临的压力会上升,收入分配会更加不公,社会问题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民众参政意识会不断强化,政府治理的难度会增加,与外部世界接轨的程度会提高,等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它指出了及时调整发展模式、优化增长方式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增加。因此,中国必须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尽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范文三:“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 投稿:冯河沴

作者:江时学

国际问题研究 2013年06期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极为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许多学者“扩容”曲解了这一概念的含义,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本文力图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入手,指出国内学术界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出现的偏差,并回答拉美和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由来,国内外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它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2006年出版的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此观点是与事实相符合的,中等收入国家增速既不如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①

  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有一小节的题目便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而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②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复苏强劲,风险上升》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已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量、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劳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完成其国家价值链提升,也无法进入正在快速增长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业和劳务市场。③

  尽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上述报告中未明确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得出这一结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发展困境。

  一些外国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解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其真实的含义。例如,秘鲁学者路易斯·阿布加塔斯-马杰鲁夫(Luis Abugattas-Majluf)认为,向技术密集型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活动过渡,是约旦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法。④印度学者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印度尼西亚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⑤日本学者大野健一(Kenichi Ohno)将产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外资引导下的简单制造业(simple manufacturing);在第二阶段,支持性产业(supporting industries)开始发展,并通过从国外直接购买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形式获得技术;在第三阶段,国内企业掌握了生产高质量产品所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创新和产品设计。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产业发展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的“玻璃天花板”。⑥美国学者爱娃·帕斯(Eva Paus)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很难再拥有低成本商品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尚未在广泛的基础上具备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她指出,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生产结构逐渐向附加值更高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转化。换言之,中等收入国家总是面临这样一种挑战:如何将商品生产导向更加符合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她还认为,中国在技术密集度的高低两端产业都已成为一个国际市场上的“凶猛”竞争者,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因而正在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⑦

  当然,我们不会同意帕斯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归咎于中国。但从上述外国学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问题和挑战,而仅仅是指在劳动力成本提高后且产业结构缺乏科技创新之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2013年2月16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中写道:“富国自诩拥有最好的技术;穷国自诩拥有最低的工资。此二者,中等收入国家皆不具备。”⑧言下之意,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了一种与高、低收入国家都存在竞争的局面。

  然而,在国内学术界,“中等收入陷阱”却常常被曲解为以下三种意思:第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发展道路上长期趑趄不前,从而无法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有些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积累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会集中地爆发。除经济增长乏力以外,这些国家还面临着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劳动力转移困难、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金融体系脆弱、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问题。第三,有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失灵,政府无法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挑战和系统性风险,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等等。⑨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⑩该杂志发表的多篇文章认为,拉美国家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在国内学术界,许多人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一个“筐”,把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往里装”。

  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数字游戏”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义未能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了这一陷阱。但有些学者认为,世界银行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2196年美元以上(2009年)的作为高收入经济体,将996~12195美元作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界定范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GNI长期不能达到12196美元,它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11)

  将一个国家的人均GNI是否达到一定量化指标当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欠妥的。

  第一,何谓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显然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时间状语,多少年可被视为“长期”,显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而且,“长期”这一表达方法还低估了发展的艰难程度。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大约要经过60年左右。(12)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世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能够脱颖而出的毕竟是少数。很难想象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能在短期内由中等收入国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须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NI在提高时,发达国家的人均GNI也在不断提高,高收入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等收入国家,也就不会有高收入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地位。

  第二,将人均GNI视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不啻为“数字游戏”。如前所述,2009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NI标线为12196美元;2010年,这一标线上升了80美元,变为12276美元;2011年,这一标线又变为12476美元。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世界银行设定的分界标线是否发生变化,而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另外,世界银行所定高收入标线是动态的,因此,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许会在明年再次跌入这一陷阱。之所以有这样的出出进进,就是因为生搬硬套了世界银行对高收入经济体设定的“门槛”。

  我们还可提出这样的问题:以2009年为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195美元或12194美元(即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标准线少1美元或2美元),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接近12196美元就算跳出“陷阱”,那么这个“接近”的数字应该是多少?我们甚至还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急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当政者或许会用“做假账”的方法来提高本国或本地区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而且,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NI很容易受汇率因素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的大胆的想象:由于汇率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国家的人均GNI会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或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跌落到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伴随着这样的“跳出”或“跳进”,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可能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如将人均GNI引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或许还能闹出天大的笑话。例如,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GNI因种种原因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该国某天遭遇了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其人均GNI就随之快速上升,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标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次自然灾害居然会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实不可思议。

  第三,人口大国的人均GNI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例如,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只有经济总量超过16万亿美元才有可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6.5万亿美元,从6.5万亿美元增长到16万亿美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可以断定,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标线必然会“水涨船高”。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三、如何正确理解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内学术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常将拉美作为反面教材。有人认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13)还有人认为,拉美国家“在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时,这些国家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城市化进程过快,贫富不均现象非常严重。而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民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迭起,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14)

  将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或“典型”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其经济并非长期停滞不前。诚然,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但所谓“停滞不前”的持续时间不足十年。在进入90年代后,拉美经济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以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而且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有些年份甚至接近6%。

  第二,经济增长缓慢、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等问题,不仅仅是拉美国家的“专利”,而且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也部分存在。

  第三,在讨论“拉美病”、“拉美化”、“拉美陷阱”和“拉美现象”时,拉美国家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被当作典型的“症状”,在讨论“1000美元门槛”时,这些问题被说成是拉美未能逾越这一“门槛”的论据;(15)讨论拉美现代化道路或拉美的发展时,这些问题被视为其“失败”的反面教材;在讨论拉美经济改革的成效时,这些问题被定性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后果;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这些问题又被奉为有力证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拉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将大量工厂从墨西哥等国转移到中国或亚洲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二是大多数拉美国家难以减轻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长胡安·帕布鲁·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说过,“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看到,石油带给我们的将是毁灭。”(16)

  由此可见,如果非要说拉美已跌入这个陷阱,那么我们应该指出,这个陷阱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导致造成的不良后果,不是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遇到的无所不包的问题。

  四、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也在显著上升。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成本的推升是不可抗拒的。安永(Ernst & Young)在2012年9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2007年初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增长了一倍多。(17)而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早在若干年前就指出,“刘易斯拐点”已降临中国。(18)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其结果是,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其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的国家。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柬埔寨工人的月薪为110美元至130美元,而中国工人的月薪则高达400美元。(19)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平均工资从2000年的每小时0.6美元上涨到了2012年的每小时2.5美元,因此,很多产品在墨西哥生产的成本已低于中国。(20)

  据报道,阿迪达斯在华的10家代工厂已被终止合同。(21)业内人士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关。以铜陵东隆的阿迪达斯代工厂为例,2007年,约2000名工人的人均月薪为1100元人民币,到2012年上升至2000元人民币。成本的快速增加必然减少阿迪达斯的利润。(22)

  应该指出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中国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即国际竞争优势的逐步丧失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但是,中国最终是否会跌入这一陷阱,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明确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指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及自身产业结构缺乏科技创新,其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进一步发展面临困境。换言之,“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或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也不是指一个国家长期不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一定意义上,将人均GNI能否达到12196美元(12276美元或12476美元)视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当然,我们反对将世界银行所定人均GNI高收入标准作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指标,并不意味着无视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种种挑战。拉美国家的经历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环境面临的压力会上升,收入分配会更加不公,社会问题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民众参政意识会不断强化,政府治理的难度会增加,与外部世界接轨的程度会提高,等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它指出了及时调整发展模式、优化增长方式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增加。因此,中国必须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尽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①World Bank,East Asia Update:Managing through a Global Downturn,November 2006,p.34.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APHALFYEARLYUPDATE/Resources/550192-1163436396659/EAP_Update_Full_Report_Nov06(with-indicators).pdf.

  ②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The World Bank,2007,pp.17-18.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ASTASIAPACIFIC/Resources/226262-1158536715202/EA_Renaissance_full.pdf.

  ③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Robust Recovery,Rising Risks,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010,Volume 2,p.27.

  ④Luis Abugattas-Majluf,"Jordan:Model Reformer without Upgrading?"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47,Issue 2,June 2012,pp.231-253.

  ⑤Vikram Nehru,"Indonesian Manufacturing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August 7,2012.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8/07/indonesian-manufacturing-and-the-middle-income-trap/.

  ⑥Kenichi Ohno,"Avoid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 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26,No.1,April 2009,pp.25-43.

  ⑦Eva Paus,"Confront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Insights from Small Latecomer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47,Issue 2,June 2012,pp.115-138.

  ⑧"Middle-income Claptrap:Do Countries Get Trapped' between Poverty and Prosperity?" The Economist,February 16,2013.

  ⑨曲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者很多。郎咸平:“中国离中等收入陷阱有多近?”http://finance.jrj.com.cn/opinion/2012/12/24073114861912-7.shtml;刘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624390.html;王友明:“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当代世界》,2012年第7期;唐俊:“拉美‘中等收入陷阱’探析”,《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4期;张平、王宏淼:“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战略要点和政策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左晓斯:“经济社会政治三管齐下破‘中等收入陷阱’”,《南方日报》,2011年5月30日;王逸吟:“国是聚焦: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206/c49155-19810791.html。

  ⑩“‘中等收入陷阱’大考降临”,http://www.rmlt.com.cn/News/201101/201101131049511724.html。

  (11)郑秉文、齐传钧:“智利:即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首个南美国家”,《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

  (12)W.W.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pp.4-16.

  (13)“怎样才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http://jingji.cntv.cn/20110124/103023_2.shtml。

  (14)薛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http://www.21cbh.com/HTML2010-10-29/yNMDAwMDIwMzUyNA.html。

  (15)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后,会面临两种发展前景,一是如韩国和新加坡等,继续在发展道路上快步向前;二是如拉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趑趄不前,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姑且称之为“1000美元门槛”。对拉美的这一判断与事实不符。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在达到1000美元后,其经济增长并没有停滞不前。此其一。其二,拉美在各个领域中遇到的问题并非完全与“1000美元门槛”有关。

  (16)Jerry Useem,"The Devil's Excrement," Fortune,February3,2003.

  (17)Ernst & Young,China's Productivity Imperative,17 Sep.2012,p.13.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China_productivity_imperative_en/$FILE/China-Productivity-Imperative_en.pdf.

  (18)蔡昉:“迎接‘刘易斯拐点’充分发掘人口红利”,《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9期,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794480.html。

  (19)Rahul Jacob,"Cambodia Benefits from Rising China Wages," Financial Times,January 8,2013.http://www.ft.com/cms/s/0/00344fe6-4355-1 1e2-a68c-00144feabdc0.html#axzz2I42Ck100.

  (20)David Luhnow and Bob Davis,"For Mexico,an Edge on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16,2012.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08723963904443181045775 87191288101170.html.

  (21)“阿迪达斯清算代工,10家代工厂被终止合同”,http://www.ce.cn/cysc/newmain/jdpd/fz/201209/01/t201 20901 _21243548.shtml。

  (22)“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代工厂正走向命运十字路口”,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cjp1/20120907/1003531.shtml。

作者介绍:江时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

范文四: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合理 投稿:徐婆婇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合理

赵亮亮

 2013-04-09 10:34: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36期

【核心提示】我们看到,各国的经济差异很大,发展模式、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把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悉数囊括其中,很不合理。

最近一两年,很多人都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认为中国很有可能会陷入这样的陷阱之中。但笔者认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也没有弄清楚到底那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存在哪些问题,从而阻碍了经济继续增长。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分析,给出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比较常见的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社会冲突加剧,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贸易条件恶化,存在制度缺陷尤其产权保护不力、腐败盛行,金融自由化和宏观不稳定,人口红利消失等。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原因,例如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节等等。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难成立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能不能在学术上成立,有学者做了专门探讨,认为能够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成立,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探讨和解释。理由是,当一国的经济水平达到某个阶段之后,就会出现一些阻碍经济继续增长的力量,这

就好比物理学中的两种力达到了平衡,向上推动的力和向下的拉力同时作用,导致经济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不能自拔。强调的主要因素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剩余劳动力耗尽,人口红利消失,社会养老负担加重,从而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不能继续维持,这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但是,笔者并不能同意这种看法。首先,“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能否成立,需要从各国发展的经验事实去提炼。如果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确实发生了增长的停滞,那么在经验上,这一概念具备了成立的基础。但是,有很多研究发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一国能否继续实现高增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具体来说,有人在对大量经济突然减速或者突然提速的例子作了研究之后,发现一国突然进入减速或者提速的概率大约各占50%。也就是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并不是都出现了经济停滞或者减速。至少在经验上,减速与否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联系。

其次,要使一个概念成为规范研究讨论分析的对象,就必须在理论上能给出合乎逻辑的、具有统一框架的解释。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现实,但是造成中等收入国家增长停滞的原因并不具体,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几乎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有可能用来解释增长停滞的现象,例如,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政治动乱或者战争、人力资本匮乏等。我们很难把这些因素归结为经济学领域还是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这些因素相互缠绕,无法厘清,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出一个严格的内在机制,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能解释经济发展缓慢

我们看到,各国的经济差异很大,发展模式、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用一个“中

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把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悉数囊括其中,很不合理。例如,拉美发展缓慢有制度因素、历史背景因素的作用,有发展战略失误的原因。而在东亚,政府干预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这种干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良好作用,人们很容易同时找到政府干预的优越性和弊病,支持政府干预模式和反对它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南亚的一些国家,投资率过低、积累不足,是长期停滞的原因,似乎这些国家的缓慢发展用贫困陷阱来解释更合理。

在大量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也有一些学者不支持这种提法,如徐康宁就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目前普遍将中等收入水平界定为人均GDP5000—11000美元,这是十分模糊的,根本无助于分析问题。而胡祖六则告诫,我们不应该自设“中等收入陷阱”。

笔者认为,目前对一些所谓的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增长问题,研究还很不充分。由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数量很多,存在很大的异质性,较为可行的思路是,分别研究不同增长模式的优缺点,比如对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东亚内部,日本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成功实现了突破。而亚洲的另外一些国家,马来西亚和韩国大约同时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在发展的初始期,收入水平基本相当,后来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这是值得探讨的。

“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成立,目前似乎难下定论。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个提法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必然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范文五:中等收入陷阱是个陷阱吗 投稿:赖癖癗

勿要杯弓蛇影

—浅谈“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存在与否

【摘 要】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6100美元,跨进了上中等收入国家。

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公众对于中国是否陷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讨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自提出以来就备受争议,陷阱真的存在吗?是我们在杞人忧天,杯弓蛇影还是确实存在那么一个坑?本文就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个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得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知识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并通过数理分析得出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普遍漫长和艰辛的阶段,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急功近利。

【关键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等收入阶段 佩恩表 人均国民收入 Abstract: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表示“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习总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模糊表达,再一次引发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是否存在的争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变缓,贫富差距的加大,无论是大众媒体(如人民网的“我们能否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2011年07月25日”,还是众多的专家的学者(如林毅夫: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胡祖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深化体制改革)都认为中国正在接近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但“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存在吗,中等收入阶段真的存在一个危险的坑吗?分析此问题,必须先找出其渊源。下面先让我们寻根刨源。

一、“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提出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6年由世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世行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其后的支持者将其概括为“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我国的学者列出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要搞明白哪些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世行将世界上比较大的国家和经济体根据其人均GNI分为三个组别,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又分为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划分依据是人均GNI低于世行“土木工程优先”基准的国家划分入低收入经济体;人均GNI高于世行“土木工程优先”基准而低于世行17年IBRD贷款业务基准的国家划分入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高于世行17年IBRD贷款业务基准而低于高收入国家基准的国家划分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备注:2008年,世行简化了IBRD类别,取消了17年基准。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分析基准依然保持,每年按上述方法进行更新。但这种划分方法显然会出现了一下几个问题。

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存在的问题

(一)人均GNI不能完全反应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对美元贬值,汇率上升e,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R,用M表示本国GNI,则货币贬值之后,其GNI为M (1+r)\(1+e),如果经济增长小于货币贬值速度,用美元表示的GNI反而会出现下降,但本国生活水平却提高了。假如一个国家几十年来本币对美元不断贬值,其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将会高于以美元表示的GNI增长。为此我们要剔除汇率等因素,用考虑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又表现如何呢?我们取五个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计算1951年到2011年6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见下表。

表一 五个中等收入国家根据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长率

国家 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 泰国 菲律宾 美国

1951年rgdpe 2000年rgdpe 2011年rgdpe 总增长率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100% 年均增长

率100%

118060.4531 1093909.125 1459002.625 12.35809779 0.0427956 79149.64063 1313103.25 1827816.5 23.09317497 0.0537187 38717.64453 375820.2188 591396.6875 15.27460399 0.0464845 18834.29102 390564.9688 590284.5

31.34094612 0.0590956

25445.92773 258211.8594 333979.1875 13.12505447 0.0438426 2118026.5

11437912

13351904

6.303936235 0.0311619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佩恩表8.0计算而来)

从表中可以看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过去60年来其平均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中的代表美国的增长率。我们还可以用图表直观的表示。下图是根据佩恩算的不同收入阶段的国家60年来人均GDP的增长。

图一 不同收入阶段的人均GDP增长

(数据来源:《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http://www.dooo.cc/article-11460-1.html 2013-12-2)

从图中可以看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增长,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高于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综合来看,中等收入国家表现最好,那么掉入所谓的陷阱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二)人均GNI未考虑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我们以M代表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r代表每年的经济增长率,P代表人口,rp代表人口增长,则 人均GDP=

M1r

· P1rp

仍根据刚才五个中等收入国家为例,下表是人口增长数据和经济增长对比。

表二 六个国家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对比

人口年均增长

1951年人口 2011年人口

国家 率

百万 百万

百万

墨西哥 28.79284476 114.793341 0.023317816 巴西 55.22199157 196.655014 0.021393797 阿根廷 17.53272668 40.764561 0.014161738 泰国 20.5556247 69.518555 0.020515255 菲律宾 19.9970485 94.85203 0.026285073 美国 158.2103295 313.08538 0.011440794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佩恩表数据计算而来)

GDP年均增长率

(1+r)/(1+pr)

百万 0.042795609 0.053718797 0.046484578 0.059095693 0.043842604 0.031161913

1.019033962 1.031647931 1.031871484 1.037804861 1.01710785 1.019498046

人均GDP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初始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数,还取决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之比。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年平均增长率大于美国,但由于过快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均GDP增长小于美国,这就表现在与美国的人均

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2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统计显示,发达国家人口为增长率是0.3%;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是1.4%。假设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为1.8%,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在人均收入方面不被落下,其经济增长至少为2.9%。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迟迟不能快速增长的原因所在,其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被新出生的人口给稀释了。

(三)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期限问题,世行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知识根据一些案例(如阿根廷50年代以来进入中等收入,至今没能跨进高收入国家)来确定大概时间的长短。但是多长时间算长?长时间是因为掉进了陷阱还是一个必然呢?

首先判断一个国家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必然需要一个标准,但一个绝对的标准和一个相对的标准将影响很大。根据一个绝对的标准,理论上只要经济保持正的增长就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譬如以2012年OPEC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3726)为绝对线,各国以之前6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未来增长率,,五国各需要的时间如下表。表中可以看出,即使设定一个绝对的高收入线发展中国家追赶上发达国家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菲律宾。如果根据一个相对的标准,时间将会更长。

表三 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所需时间

国家

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 泰国 菲律宾 美国

发达国家平价水

2011年人均GDP

(根据2005年1951-2011年达到2011年的达到2011年的美购买力平价计间年平均增长发达国家平均国平均水平所需

算) 率 水平所需时间 时间 12,776 1.042795609 23.16420922 28.67439886 10,278 1.053718797 22.70901703 27.12187564 15,501 1.046484578 17.10880162 22.19073846 7633 1.059095693 25.87785656 29.8995208 3353 1.043842604 53.79824433 59.17956492 42486

33726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佩恩表数据计算而来)

我们假设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时间为T,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NI(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为M,高收入国家为H,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人均增长分别为Rm和Rh,根据公式M(1+Rm)=H(1+Rh)可以得出下面的一个公式

T = lnH/ln1Rm

M

1Rh

可以看出中等收入国家跨进高收入国家有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初始比值,也即初始阶段的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阶段的比值。如以2012年标准为例,大于1261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大于1036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两者的比值约为12。另一决定因素是两者经济的相对增长率,只有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大于高收入国家,才存在理论上追赶的可能性。我们假设中等收入国家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3%,高收入国家为1%,那么刚跨入中等收入的国家(2012年人均GDP为1035美元)跨进高收入国家(2012年人均GDP12616美元)需要大概127年。而根据WDI的数据分析,50年来(1961-2011),141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4个国家个增长率大于1.5%小于2%,31个国家大于3%,但同时也只有9个国家大于5%。我们假设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1.8%,不同起步阶段和发展速度的中等收入国家赶上高收入国家需要的时间为下表

表四 中等收入国家赶超高收入国家所需时间 H\M 25 20 15 10 5 4 3 2 1.5

2% 1640 1526 1380 1173 820 706 560 353 207

3% 275 256 231 196 137 118 94 59 35

4% 151 140 127 108 75 65 51 32 19

5% 104 97 87 74 52 45 35 22 13

6% 80 74 67 57 40 34 27 17 10

7% 65 60 54 46 32 28 22 14 8

8% 54 51 46 39 27 23 19 12 7

9% 47 44 40 34 24 20 16 10 6

10% 42 39 35 30 21 18 14 9 5

(数据来源: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Fernando Gabriel Im David Rosenblatt)

从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发展中国家赶上高收入国家,特别是美国那样的高收入国家,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去努力,还得保证每年的经济增长都比美国高。假如想50年之内赶上美国或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需要

每年经济增长率为多少呢?2011年,美国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为42483美元,OPEC中的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3726美元,从2011年开始追赶,50年之内赶上(假设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为1.8%),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下表。

表五 中等收入国家50年之内赶上发达国家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

2011年根据购买

50年内赶上美国所

国家

力平价计算的人

需增长速度

均GDP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墨西哥 尼日利亚 俄罗斯 南非 泰国 土耳其

15,501 10,278 15,272 7,404 3,203 4,094 13,672 12,776 2,221 14,808 9,678 7,633 13,466

3.9 4.7 3.9 5.4 7.2 6.7 4.1 4.3 8 4 4.9 5.4 4.2

速率 3.4 4.2 3.4 4.9 6.7 6.2 3.7 3.8 7.5 3.5 4.4 4.9 3.7

1.4 1 3.3 8.9 4.3 3.7 3.4 0.7 1 N.A. 0.3 4.1 2.7

达国家平均水平所需

增长率

50年内赶上OPEC发

1980-2011年间平均

(数据来源:《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Fernando Gabriel Im David Rosenblatt )

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在未来50年之内赶上发达国家,要保持比之前更快的增长速度,并且要平稳的增长,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当然这还要考虑到人口的增长。

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可以较快的增长,跨进高收入国家呢?这种状况要考虑到时代的因素。在冷战时期,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

都处在两大阵营的边缘,他们的发展很大一部风源自外来的援助和政策优惠。中东一些国家也成功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靠的是战后对石油资源需求的急剧增长。这些国家的成功有着和时代不可分割的机遇。如果在正常的一个环境中,中等收入阶段将是一个普遍和漫长的过程,需要几十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几十年未能从中等收入国家摆脱,不能说是掉入了一个陷阱,而是在没有重大机遇的情况下的一个正常的发展。

三、对中国的启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概括性和经验性的概念,缺少理论的支持。特别是由于采用人均GNI作为衡量标准,未考虑到汇率,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在剔除了上述影响因素,采取考虑购买力平价的GDP,我们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要好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陷入所谓的陷阱中,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和缓慢。但是由于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处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使得之前隐藏的矛盾不断爆发,社会陷入混乱。

2011年我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404美元,处在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我们要明确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然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假设按照每年7%的增长速度,赶上美国(假设美国平均增长速度为1.8%),我们还需36年之久,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还需要至少31年。按照我国设定的目标,在2050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我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需要不低于5.8%的增长速度,难度很大。我们不能为了提高收入,避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不顾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切勿以GDP论英雄,切勿以GDP用于考核干部。

在不同的收入的阶段,社会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对每个收入阶段都要保持足够的警戒。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停下来,看看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如现在的结构性失业,大学生就业难,收入差距大等,针对不同的问题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法。

【参考文献】

[1] David Rosenblatt,Fernando Gabriel Im 《 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 》 world bank search 6594

[2] 邓聿文 《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规律吗》深圳特区报 2012-4-12 [3] 经济学人 《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这回事》 独家网 2013-2-26

[4] 赵亮亮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合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36期

[5] 马凯 《异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763.html 2013-12-4

范文六:中等收入陷阱,谁的陷阱? 投稿:韩靈靉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创立的概念,正在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不仅主宰着学术思维,而且变成一种社会观念和政治忧虑。从这里可以看出世界银行的特殊影响力。

  按照定义,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便是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开发银行进一步区分,如果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未能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行列,则可看作落入“中高收入陷阱”。

  对这个说法,我是不无疑问的。若说陷阱,恐怕哪种收入水平的社会都有,有些国家一直在低收入中不得自拔,日本这样的高收入国家近二十年在停滞中,但只有中等收入国家才有陷阱的说法。这是为中等收入国家量身定做的概念?而中等收入国家,按照2012年标准,包括从1036美元到12615美元的国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在这个发展区间里。被认为陷入了陷阱的只有52个国家,是因为要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28年以上,很多中等收入国家还没有达到28年,而是这个定义的候补者。

  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应的,是一系列避免落入陷阱的献策,例如应避免收入和福利的过快增长以保持竞争力就是常见的献策。先不说这样的献策到底如何,只看那些被认为落进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从拉丁美洲国家到马来西亚、泰国,哪一国不是按照世界银行的献策走路的呢,拉美国家甚至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忠实实践者。但献策家的逻辑就是这样,对任何后果都不会承担责任,哪怕是良心的责任,如果你不按其献策而失败,那么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接受献策;如果你接受献策而失败,那也是你的操作不当,甚至根本就像没有过献策与接受那一曲,总而言之,失败的永远是各国政府,有理的永远是献策家。

  我在权威媒体上看到权威人士讲怎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包括减少农业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以保持劳动力供应;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联合起来与雇主谈判工资福利等等。这类建议,核心就是保持低福利状态,保持工人的弱势地位。工资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福利随着经济增长而发展,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话语体系之下,则是一种不正常、不可持续、落入陷阱的原因,因而要避免。既然是这样,高收入状态又是谁的理想境界呢?

  高收入国家的历史,表明现代化核心在于工业化,不少国家的工业化是在保护主义或者垄断瓜分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而后是产业升级,依靠标准、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以及流行概念的设计、国际规则的制定、“世界通识”的形成而收割利益。被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大多缺乏工业体系,我们知道阿根廷生产大豆和牛肉,委内瑞拉出产石油,一些国家专门出产咖啡原料,与此同时,服务业、地产业、旅游业、金融业得到发展,跨国企业及本国财富全球流动,一时汇聚一时抽离,并将来去作为评价政府好坏的依据。企业经济师、国家智囊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输出学术,装备所有人的大脑,不发达社会的官产学纷纷接受“经济学”而放弃“政治经济学”,如此等等,保证了现有世界财富秩序的源源生产。

  中等收入到底是一个阶段,还是一个陷阱?一个新的阶段,要遇到新的问题,中等收入阶段要解决与低收入阶段不一样的矛盾,如此而已。但一旦思维铆定了“中等收入陷阱”,就好像前景暗淡,爬出来是幸运,爬不出来是定数,并跟着献策家们的调门亦步亦趋,而忘记献策家们在许多国家正是步入“陷阱”的引路人。

范文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投稿:胡踾踿

从黄浦江漂浮的死猪到春寒未褪的寒冷天气再到习李新政严打铺张浪费,各国的分析师们试图从方方面面找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GDP7.7%的增长率没有达到预期8%的目标,这一数字比前一季度低了0.1个百分点。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西方观察家们深感不安。

  中国经济自2000年至2010年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速,现在英国《金融时报》放出狠话,认为中国两位数的扩张时代已经结束,基建投资潜力缩小,资产收益率降低,出口增长放慢,产能过剩激增,旧的增长引擎正在崩溃,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则直呼这一数字令人失望,并打出大标题:“中国经济走入‘死胡同’了吗?”《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更加悲观:“中国放缓脚步,将令全球经济失去最后的支撑。”

  从黄浦江漂浮的死猪到春寒未褪的寒冷天气再到习李新政严打铺张浪费,各国的分析师们试图从方方面面找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

  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提及这场反对官员铺张浪费、不准大吃大喝和送奢侈礼品的“运动”,认为这将削弱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事情的确有关联。恒生中国指数下跌,奢侈品股价受影响更大,奢侈品牌普拉达等以及香港珠宝商已经感受到阵阵寒意。

  尽管如此,现在就谈论由此引发大宗商品、奢侈品或汽车的全球需求将大幅下滑依然有些为时过早,而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走到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也依旧见仁见智。

  实际上,中国经济今年仍将增长7.5%,比全球五大经济体中其他任何经济体都要快得多,这样的增速仍然意味着增添巨大的产能和需求。

  俄罗斯《晨报》是众多言论中的乐观派,他们强调增速放缓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遭遇了严重问题,相反,它正步入有别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新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原本很高的经济增速放慢反而为预防经济过热提供了可能。

  这家报纸援引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未来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认为中国领导层对国家今后的发展有完全明确的展望,“中国高层打算大幅修改经济方针,引领经济迈上新台阶,这首先指的是将重心从服务外需转向提振内需”。

  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保护环境需要和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制造商将开始做美国、欧洲和日本当年做过的事:将部分生产线移师海外——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地区,从而建立起新的经营模式,即研发在本土,生产和营销在国外。

  另一方面,中国将加快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超级大国转变。预计这将通过鼓励本国企业发展资本、技术和服务密集型产业、生产性价比高的产品来实现。

  倘若中国能成功完成这一任务,世界将发生180度转变:最大的商品制造国和思想技术的进口国,将成为思想输出国和商品出口国。

  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确需要改良发展模式,而非过于依赖出口和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过去许多年来,这种模式得到了增长过快的信贷的刺激。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信贷发放量已经同比增长了近60%。可怕的是,尽管信贷规模大幅扩大,可GDP增速仍然放慢,银冠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战略家帕特里克-霍瓦内茨认为,“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在他看来,当“爆炸性的”信贷扩张遇上放缓的经济增长时,等于进入了“死胡同”。

  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中国每发放1元贷款,就会创造1元左右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到了2012年,创造同等数量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所需的贷款增值3元,显然大量放贷不再产生10年前信贷所带来的增长幅度。

  中国必须挖掘更大的国内需求以及寻求新的增长源泉,英国《金融时报》给出的药方是服务业。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确实也是言之凿凿。

  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只占劳动力总量的34%,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占到60%,美国则占到81%。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服务业就业人数本来应该占到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左右,在医疗、金融和教育领域,这样的不足尤为明显。

  从2000年到2010年,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六成以上降至不足一半。服务供给的短缺抑制了消费,不仅如此,医疗、教育和金融服务难以获得,而且价格高昂。

  不过,《汽车商业评论》认为,中国政府未必会采取新的经济刺激措施,毕竟增速回落并未导致失业率的攀升,一季度新增就业岗位300万个。正如巴克莱银行分析师在报告中所说:“中国新领导人正试图努力平衡短期放缓与中期性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他们似乎持如下观点,即有必要容忍增速下降,以扶持新的增长点。”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范文八:中等收入陷阱 投稿:方囼国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很多,而对于一个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系统理论却很少。从既有的文献中,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表现:收入差距过大;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 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1.收入差距拉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智利、巴西、阿根廷幸田必兽等)尤为普遍 。

2.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促进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3.金融体系脆弱

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 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4.劳动力转移困难

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5.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来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一、中国经济面临多方面挑战

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至少面临四大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陷阱。

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在中等收入国家跨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加速。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的发展就会相当痛苦。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然而现在的2亿农民工,很难真正地成为城市居民,毕竟这个群体的收入不能承担其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个关键的动力源。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金融改革不仅是要防止金融危机,而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有关系。设计出配套的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正是目前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问题。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吸引了那么多的外资,就是别国转移过来的结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有相当大规模的产业可能要转移出去,很可能就是转到

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如果中国企业总是不能掌握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产业迟迟无法升级,与此同时,出口"加工型产业不是转移到内地,而是转移到交通更为便利的其他国家,那么中国经济将会遭受双重打击:既不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占据高端, 又不能吸收大量的低技能就业人口。

事实证明: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的扩张性激励会造成财力和政策效率的同步下降。不仅如此,中国还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二是民主政治的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主要指产业升级及教育的投入和鼓励科技创新;所谓民主政治的转型,基于历史经验,主要是指经济起飞后,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国家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开始进行民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顺利实现“中等收入陷阱” 的跨越,首先须从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转向追求共享式增长、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力求实现第一梯队地区的产业继续升级,因为收入导向的原因,这些地区在吸引高级人力资本上存在优势。通过主动性产业转移,这些地区可以摆脱单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这一过程伴随的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增多,相应的金融体制也必须完善,以加速这一过程。而第二梯队则可以部分承接第一梯队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解决就业问题。此外,还应放开第二、三梯队地区的诸多经济管制,尤其是金融类管制,以加强其经济活力,加大自主创业民营经济在该地区的比例,分化部分非就业人口。

其次要抓住和谐社会建设,从关注二次分配转移到关注一次分配中来。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比政府做的二次分配其实有效得多。

再者必须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核心部分就是转换政府的角色。政府应努力成为服务型政府,并努力提升自己应对外界带来的变化与挑战的速度与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之所以没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还因为过早过快地构建了一套成本非常高的社会福利体系。但是在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薄弱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007年,中国在医疗、社会保险和失业福利项目上的政府开支只占财政预算的15% , GDP的2.4% ,远远低于发达民主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一般百分比。在社保体系不够健全和居民收入增速缓慢的背景下,中国要从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依靠国内消费的经济体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尽管存在众多挑战,但从长期来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治稳定、金融稳定,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这已经显著高于国外跨国

公司,并且中国的制造业升级速度正在加快。与上世纪70 年代不同的背景是,中国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突破的前夜跨入人均GDP3000 美元的敏感阶段,产业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同时,从45%左右的城市化率来看,中国的人口集中还没有完成,杠会服务业发展空间也十分广阔。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人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人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人“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中国收人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中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中国频繁受到同际经济波动的冲击。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四、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规避

中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范文九:中等收入陷阱 投稿:龙苋苌

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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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定义??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经济学家认为的目前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

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编辑本段主要特征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编辑本段主要表现

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

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将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

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在危机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经济体,投资相对较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经济体,集中精力强化投资环境和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关键,让企业得以找到新的竞争优势。

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

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

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

报告说,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此外,尽管各国在危机后一直致力于加强金融和银行业,但很多经济体有必要加快这种努力的步伐。

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发展更加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包括面向穷人的信贷渠道;开放服务业贸易;促进教育体系发展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强调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97年7月后进行的改革。”

在题为“东亚城市边缘的可持续发展”的特别聚焦部分,报告分析了对东亚地区城市化的惊人预测。到2025年,城市人口预计会猛增5亿,增幅高达65%,对已显不足的公路、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 报告还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在内的东亚小型经济体。部分由于商品价格上涨,这些经济体中有些已出现增长率回升,但政局不稳和社会紧张状况仍然危害着部分国家的发展前景。 编辑本段发展现状

1、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将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危机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经济体,投资相对较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经济体,集中精力强化投资环境和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关键,让企业得以找到新的竞争优势。

2、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3、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此外,尽管各国在危机后一直致力于加强金融和银行业,但很多经济体有必要加快这种努力的步伐。

4、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发展更加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包括面向穷人的信贷渠道;开放服务业贸易;促进教育体系发展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强调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报告还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在内的东亚小型经济体。部分由于商品价格上涨,这些经济体中有些已出现增长率回升,但政局不稳和社会紧张状况仍然危害着部分国家的发展前景。[1] 编辑本段典型代表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编辑本段经济社会特征比较

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有重要意义。我们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

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 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 从 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 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 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 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 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

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 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1960年仅为54.2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11岁。到2008年,韩国提高到79.8岁,已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75.3岁和 74.4岁。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情况,韩国 1960年婴儿死亡率高达96‰,远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59.9‰和66.1‰,到2008年,韩国已经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领域,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纪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8.9和

9.7年。

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 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表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

5.3%。在外债方面,阿根廷 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

编辑本段陷入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 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编辑本段中国式特征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

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我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编辑本段规避方式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19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目前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范文十:中等收入陷阱) 投稿:邵胞胟

2012年12月1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产业竞争力蓝皮书》中指出,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考验,建议通过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整体国民收入水平。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乏力、增长放缓、人均收入水平难以提高的现象。

【标准表述】

[深入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个诱因是经济风险。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主要表现在: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主要表现在: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措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第二,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这就要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农民“市民化”。

第三,跨越“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在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深化改革不仅需要更大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新思维、新路径。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学会在深水区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结,以民富优先为导向来改革。

第四,跨越“陷阱”,必须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

一、“十一五”末期中国经济处于战略转折点上

(一)处于30年发展巨变点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过三次巨变,每次时间都在30年左右,即30年必大变,如1919至1949年的30年,中国人经过革命,建立新国家;1949至1978年,近30年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体制和战略问题,最终导致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巨变;此后的30年中国经济步入稳定的加速发展期,中国经济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现在又到了新的发展路口,国际金融大危机的影响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求再有一次巨变,也就是现代化的最后一步(冲刺阶段)。新30年在战略任务上将明显与过去的30年不同,但都要求体制创新和战略的大调整。过去30年我们的发展任务是:搞活、转型和加快增长,未来30年仅靠这些是不够的,仅仅有快速发展不够,必然要加上在重要的产业上建立国际竞争力,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上要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优势不足以使我们跨过中等国家水平。

(二)可能面临中等国家陷阱

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267.1美元(现价),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6年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为3051美元,即我国在2009年或2010年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大转折的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但我们不能以为未来会自动成功,现在离最终成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特别是可能遭遇中等国家陷阱。

现代化道路并不容易,上百年来,许多国家都试图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实现现代化目标,但结果是仅极个别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就大国而言,百年仅有2个国家实现了现代

化,即日本和韩国。绝对多数国家要么仍在进行艰苦的初期探索,而一些相对幸运的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转变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成功者很少,许多国家步入中等国家的发展陷阱,即经济发展面临长期停滞,甚至陷入政治上的长期危机之中。早的如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晚近的如亚洲金融危机受重创的泰国、马来西亚,从区域上讲集中在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所谓中等国家陷阱就是很多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长达10年甚至20年以上。有专家概括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我国的高增长也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发生,而且经过最近一轮的经济高增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果不及时扭转这些陷阱因素的约束,“十二五”之后我国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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