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概念_范文大全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范文精选】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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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优秀范文】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范文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投稿:杨寑寒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他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贫富分化,分配不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佣方必须有对等地位的谈判,出来打工的农民和城里的人都是单个的又是弱者,而雇佣他们的是大企业、是强势,谈判地位是不均等。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采购商是强势。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和师资力量城乡差距较大,再就是城乡社会保障体制,要一律平等。

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搞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中产阶级三个条件:第一当然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

让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越来越多。从制度方面和技术方面入手,把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掀起创新、创业的高潮,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

范文二: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 投稿:袁騍騎

“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极为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许多学者“扩容”曲解了这一概念的含义,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本文力图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入手,指出国内学术界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出现的偏差,并回答拉美和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由来,国内外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它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2006年出版的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此观点是与事实相符合的,中等收入国家增速既不如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①

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有一小节的题目便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而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②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复苏强劲,风险上升》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已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量、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劳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完成其国家价值链提升,也无法进入正在快速增长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业和劳务市场。③

尽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上述报告中未明确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得出这一结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发展困境。

一些外国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解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其真实的含义。例如,秘鲁学者路易斯·阿布加塔斯-马杰鲁夫(Luis Abugattas-Majluf)认为,向技术密集型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活动过渡,是约旦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法。④印度学者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印度尼西亚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⑤日本学者大野健一(Kenichi Ohno)将产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外资引导下的简单制造业(simple manufacturing);在第二阶段,支持性产业(supporting industries)开始发展,并通过从国外直接购买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形式获得技术;在第三阶段,国内企业掌握了生产高质量产品所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创新和产品设计。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产业发展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的“玻璃天花板”。⑥美国学者爱娃·帕斯(Eva Paus)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很难再拥有低成本商品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尚未在广泛的基础上具备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她指出,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生产结构逐渐向附加值更高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转化。换言之,中等收入国家总是面临这样一种挑战:如何将商品生产导向更加符合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她还

认为,中国在技术密集度的高低两端产业都已成为一个国际市场上的“凶猛”竞争者,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因而正在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⑦

当然,我们不会同意帕斯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归咎于中国。但从上述外国学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问题和挑战,而仅仅是指在劳动力成本提高后且产业结构缺乏科技创新之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2013年2月16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中写道:“富国自诩拥有最好的技术;穷国自诩拥有最低的工资。此二者,中等收入国家皆不具备。”⑧言下之意,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了一种与高、低收入国家都存在竞争的局面。

然而,在国内学术界,“中等收入陷阱”却常常被曲解为以下三种意思:第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发展道路上长期趑趄不前,从而无法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有些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积累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会集中地爆发。除经济增长乏力以外,这些国家还面临着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劳动力转移困难、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金融体系脆弱、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问题。第三,有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失灵,政府无法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挑战和系统性风险,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等等。⑨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⑩该杂志发表的多篇文章认为,拉美国家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在国内学术界,许多人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一个“筐”,把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往里装”。

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数字游戏”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义未能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了这一陷阱。但有些学者认为,世界银行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2196年美元以上(2009年)的作为高收入经济体,将996~12195美元作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界定范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GNI长期不能达到12196美元,它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11) 将一个国家的人均GNI是否达到一定量化指标当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欠妥的。

第一,何谓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显然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时间状语,多少年可被视为“长期”,显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而且,“长期”这一表达方法还低估了发展的艰难程度。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 W. Rostow)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大约要经过60年左右。(12)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世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能够脱颖而出的毕竟是少数。很难想象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能在短期内由中等收入国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须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NI在提高时,发达国家的人均GNI也在不断提高,高收入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等收入国家,也就不会有高收入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地位。 第二,将人均GNI视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不啻为“数字游戏”。如前所述,

2009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NI标线为12196美元;2010年,这一标线上升了80美元,变为12276美元;2011年,这一标线又变为12476美元。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世界银行设定的分界标线是否发生变化,而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另外,世界银行所定高收入标线是动态的,因此,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许会在明年再次跌入这一陷阱。之所以有这样的出出进进,就是因为生搬硬套了世界银行对高收入经济体设定的“门槛”。

我们还可提出这样的问题:以2009年为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195美元或12194美元(即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标准线少1美元或2美元),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接近12196美元就算跳出“陷阱”,那么这个“接近”的数字应该是多少?我们甚至还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急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当政者或许会用“做假账”的方法来提高本国或本地区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而且,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NI很容易受汇率因素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的大胆的想象:由于汇率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国家的人均GNI会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或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跌落到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伴随着这样的“跳出”或“跳进”,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可能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如将人均GNI引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或许还能闹出天大的笑话。例如,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GNI因种种原因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该国某天遭遇了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其人均GNI就随之快速上升,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标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次自然灾害居然会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实不可思议。

第三,人口大国的人均GNI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例如,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只有经济总量超过16万亿美元才有可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6.5万亿美元,从6.5万亿美元增长到16万亿美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可以断定,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标线必然会“水涨船高”。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三、如何正确理解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内学术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常将拉美作为反面教材。有人认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13)还有人认为,拉美国家“在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时,这些国家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城市化进程过快,贫富不均现象非常严重。而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民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迭起,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14)

将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或“典型”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其经济并非长期停滞不前。诚然,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但所谓“停滞不前”的持续时间不足十年。在进入90年代后,拉美经济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以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而且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有些年份甚至接近6%。

第二,经济增长缓慢、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

愈下等等问题,不仅仅是拉美国家的“专利”,而且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也部分存在。

第三,在讨论“拉美病”、“拉美化”、“拉美陷阱”和“拉美现象”时,拉美国家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被当作典型的“症状”,在讨论“1000美元门槛”时,这些问题被说成是拉美未能逾越这一“门槛”的论据;(15)讨论拉美现代化道路或拉美的发展时,这些问题被视为其“失败”的反面教材;在讨论拉美经济改革的成效时,这些问题被定性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后果;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这些问题又被奉为有力证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拉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将大量工厂从墨西哥等国转移到中国或亚洲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二是大多数拉美国家难以减轻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长胡安·帕布鲁·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说过,“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看到,石油带给我们的将是毁灭。”(16)

由此可见,如果非要说拉美已跌入这个陷阱,那么我们应该指出,这个陷阱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导致造成的不良后果,不是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遇到的无所不包的问题。

四、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也在显著上升。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成本的推升是不可抗拒的。安永(Ernst & Young)在2012年9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2007年初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增长了一倍多。(17)而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早在若干年前就指出,“刘易斯拐点”已降临中国。(18)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其结果是,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其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的国家。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柬埔寨工人的月薪为110美元至130美元,而中国工人的月薪则高达400美元。(19)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平均工资从2000年的每小时0.6美元上涨到了2012年的每小时2.5美元,因此,很多产品在墨西哥生产的成本已低于中国。(20)

据报道,阿迪达斯在华的10家代工厂已被终止合同。(21)业内人士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关。以铜陵东隆的阿迪达斯代工厂为例,2007年,约2000名工人的人均月薪为1100元人民币,到2012年上升至2000元人民币。成本的快速增加必然减少阿迪达斯的利润。(22)

应该指出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中国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即国际竞争优势的逐步丧失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但是,中国最终是否会跌入这一陷阱,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明确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指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五、结论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及自身产业结构缺乏科技创新,其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进一步发展面临困境。换言之,“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或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也不是指一个国家长期不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一定意义上,将人均GNI能否达到12196美元(12276美元或12476美元)视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当然,我们反对将世界银行所定人均GNI高收入标准作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指标,并不意味着无视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种种挑战。拉美国家的经历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环境面临的压力会上升,收入分配会更加不公,社会问题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民众参政意识会不断强化,政府治理的难度会增加,与外部世界接轨的程度会提高,等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它指出了及时调整发展模式、优化增长方式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增加。因此,中国必须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尽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范文三:中等收入陷阱是个陷阱吗 投稿:赖癖癗

勿要杯弓蛇影

—浅谈“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存在与否

【摘 要】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6100美元,跨进了上中等收入国家。

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公众对于中国是否陷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讨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自提出以来就备受争议,陷阱真的存在吗?是我们在杞人忧天,杯弓蛇影还是确实存在那么一个坑?本文就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个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得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知识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并通过数理分析得出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普遍漫长和艰辛的阶段,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急功近利。

【关键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等收入阶段 佩恩表 人均国民收入 Abstract: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表示“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习总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模糊表达,再一次引发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是否存在的争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变缓,贫富差距的加大,无论是大众媒体(如人民网的“我们能否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2011年07月25日”,还是众多的专家的学者(如林毅夫: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胡祖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深化体制改革)都认为中国正在接近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但“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存在吗,中等收入阶段真的存在一个危险的坑吗?分析此问题,必须先找出其渊源。下面先让我们寻根刨源。

一、“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提出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6年由世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世行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其后的支持者将其概括为“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我国的学者列出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要搞明白哪些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世行将世界上比较大的国家和经济体根据其人均GNI分为三个组别,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又分为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划分依据是人均GNI低于世行“土木工程优先”基准的国家划分入低收入经济体;人均GNI高于世行“土木工程优先”基准而低于世行17年IBRD贷款业务基准的国家划分入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高于世行17年IBRD贷款业务基准而低于高收入国家基准的国家划分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备注:2008年,世行简化了IBRD类别,取消了17年基准。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分析基准依然保持,每年按上述方法进行更新。但这种划分方法显然会出现了一下几个问题。

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存在的问题

(一)人均GNI不能完全反应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对美元贬值,汇率上升e,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R,用M表示本国GNI,则货币贬值之后,其GNI为M (1+r)\(1+e),如果经济增长小于货币贬值速度,用美元表示的GNI反而会出现下降,但本国生活水平却提高了。假如一个国家几十年来本币对美元不断贬值,其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将会高于以美元表示的GNI增长。为此我们要剔除汇率等因素,用考虑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又表现如何呢?我们取五个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计算1951年到2011年6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见下表。

表一 五个中等收入国家根据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长率

国家 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 泰国 菲律宾 美国

1951年rgdpe 2000年rgdpe 2011年rgdpe 总增长率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100% 年均增长

率100%

118060.4531 1093909.125 1459002.625 12.35809779 0.0427956 79149.64063 1313103.25 1827816.5 23.09317497 0.0537187 38717.64453 375820.2188 591396.6875 15.27460399 0.0464845 18834.29102 390564.9688 590284.5

31.34094612 0.0590956

25445.92773 258211.8594 333979.1875 13.12505447 0.0438426 2118026.5

11437912

13351904

6.303936235 0.0311619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佩恩表8.0计算而来)

从表中可以看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过去60年来其平均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中的代表美国的增长率。我们还可以用图表直观的表示。下图是根据佩恩算的不同收入阶段的国家60年来人均GDP的增长。

图一 不同收入阶段的人均GDP增长

(数据来源:《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http://www.dooo.cc/article-11460-1.html 2013-12-2)

从图中可以看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增长,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高于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综合来看,中等收入国家表现最好,那么掉入所谓的陷阱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二)人均GNI未考虑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我们以M代表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r代表每年的经济增长率,P代表人口,rp代表人口增长,则 人均GDP=

M1r

· P1rp

仍根据刚才五个中等收入国家为例,下表是人口增长数据和经济增长对比。

表二 六个国家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对比

人口年均增长

1951年人口 2011年人口

国家 率

百万 百万

百万

墨西哥 28.79284476 114.793341 0.023317816 巴西 55.22199157 196.655014 0.021393797 阿根廷 17.53272668 40.764561 0.014161738 泰国 20.5556247 69.518555 0.020515255 菲律宾 19.9970485 94.85203 0.026285073 美国 158.2103295 313.08538 0.011440794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佩恩表数据计算而来)

GDP年均增长率

(1+r)/(1+pr)

百万 0.042795609 0.053718797 0.046484578 0.059095693 0.043842604 0.031161913

1.019033962 1.031647931 1.031871484 1.037804861 1.01710785 1.019498046

人均GDP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初始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数,还取决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之比。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年平均增长率大于美国,但由于过快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均GDP增长小于美国,这就表现在与美国的人均

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2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统计显示,发达国家人口为增长率是0.3%;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是1.4%。假设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为1.8%,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在人均收入方面不被落下,其经济增长至少为2.9%。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迟迟不能快速增长的原因所在,其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被新出生的人口给稀释了。

(三)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期限问题,世行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知识根据一些案例(如阿根廷50年代以来进入中等收入,至今没能跨进高收入国家)来确定大概时间的长短。但是多长时间算长?长时间是因为掉进了陷阱还是一个必然呢?

首先判断一个国家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必然需要一个标准,但一个绝对的标准和一个相对的标准将影响很大。根据一个绝对的标准,理论上只要经济保持正的增长就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譬如以2012年OPEC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3726)为绝对线,各国以之前6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未来增长率,,五国各需要的时间如下表。表中可以看出,即使设定一个绝对的高收入线发展中国家追赶上发达国家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菲律宾。如果根据一个相对的标准,时间将会更长。

表三 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所需时间

国家

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 泰国 菲律宾 美国

发达国家平价水

2011年人均GDP

(根据2005年1951-2011年达到2011年的达到2011年的美购买力平价计间年平均增长发达国家平均国平均水平所需

算) 率 水平所需时间 时间 12,776 1.042795609 23.16420922 28.67439886 10,278 1.053718797 22.70901703 27.12187564 15,501 1.046484578 17.10880162 22.19073846 7633 1.059095693 25.87785656 29.8995208 3353 1.043842604 53.79824433 59.17956492 42486

33726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佩恩表数据计算而来)

我们假设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时间为T,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NI(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为M,高收入国家为H,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人均增长分别为Rm和Rh,根据公式M(1+Rm)=H(1+Rh)可以得出下面的一个公式

T = lnH/ln1Rm

M

1Rh

可以看出中等收入国家跨进高收入国家有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初始比值,也即初始阶段的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阶段的比值。如以2012年标准为例,大于1261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大于1036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两者的比值约为12。另一决定因素是两者经济的相对增长率,只有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大于高收入国家,才存在理论上追赶的可能性。我们假设中等收入国家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3%,高收入国家为1%,那么刚跨入中等收入的国家(2012年人均GDP为1035美元)跨进高收入国家(2012年人均GDP12616美元)需要大概127年。而根据WDI的数据分析,50年来(1961-2011),141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4个国家个增长率大于1.5%小于2%,31个国家大于3%,但同时也只有9个国家大于5%。我们假设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1.8%,不同起步阶段和发展速度的中等收入国家赶上高收入国家需要的时间为下表

表四 中等收入国家赶超高收入国家所需时间 H\M 25 20 15 10 5 4 3 2 1.5

2% 1640 1526 1380 1173 820 706 560 353 207

3% 275 256 231 196 137 118 94 59 35

4% 151 140 127 108 75 65 51 32 19

5% 104 97 87 74 52 45 35 22 13

6% 80 74 67 57 40 34 27 17 10

7% 65 60 54 46 32 28 22 14 8

8% 54 51 46 39 27 23 19 12 7

9% 47 44 40 34 24 20 16 10 6

10% 42 39 35 30 21 18 14 9 5

(数据来源: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Fernando Gabriel Im David Rosenblatt)

从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发展中国家赶上高收入国家,特别是美国那样的高收入国家,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去努力,还得保证每年的经济增长都比美国高。假如想50年之内赶上美国或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需要

每年经济增长率为多少呢?2011年,美国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为42483美元,OPEC中的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3726美元,从2011年开始追赶,50年之内赶上(假设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为1.8%),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下表。

表五 中等收入国家50年之内赶上发达国家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

2011年根据购买

50年内赶上美国所

国家

力平价计算的人

需增长速度

均GDP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墨西哥 尼日利亚 俄罗斯 南非 泰国 土耳其

15,501 10,278 15,272 7,404 3,203 4,094 13,672 12,776 2,221 14,808 9,678 7,633 13,466

3.9 4.7 3.9 5.4 7.2 6.7 4.1 4.3 8 4 4.9 5.4 4.2

速率 3.4 4.2 3.4 4.9 6.7 6.2 3.7 3.8 7.5 3.5 4.4 4.9 3.7

1.4 1 3.3 8.9 4.3 3.7 3.4 0.7 1 N.A. 0.3 4.1 2.7

达国家平均水平所需

增长率

50年内赶上OPEC发

1980-2011年间平均

(数据来源:《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Fernando Gabriel Im David Rosenblatt )

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在未来50年之内赶上发达国家,要保持比之前更快的增长速度,并且要平稳的增长,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当然这还要考虑到人口的增长。

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可以较快的增长,跨进高收入国家呢?这种状况要考虑到时代的因素。在冷战时期,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

都处在两大阵营的边缘,他们的发展很大一部风源自外来的援助和政策优惠。中东一些国家也成功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靠的是战后对石油资源需求的急剧增长。这些国家的成功有着和时代不可分割的机遇。如果在正常的一个环境中,中等收入阶段将是一个普遍和漫长的过程,需要几十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几十年未能从中等收入国家摆脱,不能说是掉入了一个陷阱,而是在没有重大机遇的情况下的一个正常的发展。

三、对中国的启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概括性和经验性的概念,缺少理论的支持。特别是由于采用人均GNI作为衡量标准,未考虑到汇率,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在剔除了上述影响因素,采取考虑购买力平价的GDP,我们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要好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陷入所谓的陷阱中,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和缓慢。但是由于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处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使得之前隐藏的矛盾不断爆发,社会陷入混乱。

2011年我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404美元,处在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我们要明确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然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假设按照每年7%的增长速度,赶上美国(假设美国平均增长速度为1.8%),我们还需36年之久,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还需要至少31年。按照我国设定的目标,在2050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我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需要不低于5.8%的增长速度,难度很大。我们不能为了提高收入,避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不顾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切勿以GDP论英雄,切勿以GDP用于考核干部。

在不同的收入的阶段,社会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对每个收入阶段都要保持足够的警戒。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停下来,看看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如现在的结构性失业,大学生就业难,收入差距大等,针对不同的问题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法。

【参考文献】

[1] David Rosenblatt,Fernando Gabriel Im 《 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 》 world bank search 6594

[2] 邓聿文 《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规律吗》深圳特区报 2012-4-12 [3] 经济学人 《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这回事》 独家网 2013-2-26

[4] 赵亮亮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合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36期

[5] 马凯 《异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763.html 2013-12-4

范文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投稿:胡踾踿

从黄浦江漂浮的死猪到春寒未褪的寒冷天气再到习李新政严打铺张浪费,各国的分析师们试图从方方面面找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GDP7.7%的增长率没有达到预期8%的目标,这一数字比前一季度低了0.1个百分点。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西方观察家们深感不安。

  中国经济自2000年至2010年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速,现在英国《金融时报》放出狠话,认为中国两位数的扩张时代已经结束,基建投资潜力缩小,资产收益率降低,出口增长放慢,产能过剩激增,旧的增长引擎正在崩溃,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则直呼这一数字令人失望,并打出大标题:“中国经济走入‘死胡同’了吗?”《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更加悲观:“中国放缓脚步,将令全球经济失去最后的支撑。”

  从黄浦江漂浮的死猪到春寒未褪的寒冷天气再到习李新政严打铺张浪费,各国的分析师们试图从方方面面找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

  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提及这场反对官员铺张浪费、不准大吃大喝和送奢侈礼品的“运动”,认为这将削弱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事情的确有关联。恒生中国指数下跌,奢侈品股价受影响更大,奢侈品牌普拉达等以及香港珠宝商已经感受到阵阵寒意。

  尽管如此,现在就谈论由此引发大宗商品、奢侈品或汽车的全球需求将大幅下滑依然有些为时过早,而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走到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也依旧见仁见智。

  实际上,中国经济今年仍将增长7.5%,比全球五大经济体中其他任何经济体都要快得多,这样的增速仍然意味着增添巨大的产能和需求。

  俄罗斯《晨报》是众多言论中的乐观派,他们强调增速放缓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遭遇了严重问题,相反,它正步入有别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新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原本很高的经济增速放慢反而为预防经济过热提供了可能。

  这家报纸援引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未来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认为中国领导层对国家今后的发展有完全明确的展望,“中国高层打算大幅修改经济方针,引领经济迈上新台阶,这首先指的是将重心从服务外需转向提振内需”。

  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保护环境需要和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制造商将开始做美国、欧洲和日本当年做过的事:将部分生产线移师海外——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地区,从而建立起新的经营模式,即研发在本土,生产和营销在国外。

  另一方面,中国将加快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超级大国转变。预计这将通过鼓励本国企业发展资本、技术和服务密集型产业、生产性价比高的产品来实现。

  倘若中国能成功完成这一任务,世界将发生180度转变:最大的商品制造国和思想技术的进口国,将成为思想输出国和商品出口国。

  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确需要改良发展模式,而非过于依赖出口和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过去许多年来,这种模式得到了增长过快的信贷的刺激。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信贷发放量已经同比增长了近60%。可怕的是,尽管信贷规模大幅扩大,可GDP增速仍然放慢,银冠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战略家帕特里克-霍瓦内茨认为,“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在他看来,当“爆炸性的”信贷扩张遇上放缓的经济增长时,等于进入了“死胡同”。

  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中国每发放1元贷款,就会创造1元左右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到了2012年,创造同等数量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所需的贷款增值3元,显然大量放贷不再产生10年前信贷所带来的增长幅度。

  中国必须挖掘更大的国内需求以及寻求新的增长源泉,英国《金融时报》给出的药方是服务业。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确实也是言之凿凿。

  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只占劳动力总量的34%,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占到60%,美国则占到81%。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服务业就业人数本来应该占到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左右,在医疗、金融和教育领域,这样的不足尤为明显。

  从2000年到2010年,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六成以上降至不足一半。服务供给的短缺抑制了消费,不仅如此,医疗、教育和金融服务难以获得,而且价格高昂。

  不过,《汽车商业评论》认为,中国政府未必会采取新的经济刺激措施,毕竟增速回落并未导致失业率的攀升,一季度新增就业岗位300万个。正如巴克莱银行分析师在报告中所说:“中国新领导人正试图努力平衡短期放缓与中期性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他们似乎持如下观点,即有必要容忍增速下降,以扶持新的增长点。”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范文五:中等收入陷阱) 投稿:邵胞胟

2012年12月1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产业竞争力蓝皮书》中指出,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考验,建议通过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整体国民收入水平。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乏力、增长放缓、人均收入水平难以提高的现象。

【标准表述】

[深入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个诱因是经济风险。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主要表现在: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主要表现在: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措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第二,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这就要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农民“市民化”。

第三,跨越“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在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深化改革不仅需要更大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新思维、新路径。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学会在深水区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结,以民富优先为导向来改革。

第四,跨越“陷阱”,必须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

一、“十一五”末期中国经济处于战略转折点上

(一)处于30年发展巨变点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过三次巨变,每次时间都在30年左右,即30年必大变,如1919至1949年的30年,中国人经过革命,建立新国家;1949至1978年,近30年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体制和战略问题,最终导致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巨变;此后的30年中国经济步入稳定的加速发展期,中国经济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现在又到了新的发展路口,国际金融大危机的影响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求再有一次巨变,也就是现代化的最后一步(冲刺阶段)。新30年在战略任务上将明显与过去的30年不同,但都要求体制创新和战略的大调整。过去30年我们的发展任务是:搞活、转型和加快增长,未来30年仅靠这些是不够的,仅仅有快速发展不够,必然要加上在重要的产业上建立国际竞争力,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上要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优势不足以使我们跨过中等国家水平。

(二)可能面临中等国家陷阱

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267.1美元(现价),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6年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为3051美元,即我国在2009年或2010年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大转折的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但我们不能以为未来会自动成功,现在离最终成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特别是可能遭遇中等国家陷阱。

现代化道路并不容易,上百年来,许多国家都试图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实现现代化目标,但结果是仅极个别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就大国而言,百年仅有2个国家实现了现代

化,即日本和韩国。绝对多数国家要么仍在进行艰苦的初期探索,而一些相对幸运的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转变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成功者很少,许多国家步入中等国家的发展陷阱,即经济发展面临长期停滞,甚至陷入政治上的长期危机之中。早的如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晚近的如亚洲金融危机受重创的泰国、马来西亚,从区域上讲集中在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所谓中等国家陷阱就是很多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长达10年甚至20年以上。有专家概括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我国的高增长也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发生,而且经过最近一轮的经济高增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果不及时扭转这些陷阱因素的约束,“十二五”之后我国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范文六:“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或许就是个“陷阱” 投稿:尹鄺鄻

“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或许就是个“陷阱”

作者:刘珺

在“三期叠加”和“转型升级”的新常态下,“中等收入陷阱”倏忽间成为中国经济前进道路上的一道鸿沟,必然论者有之,不存在论者有之,言可跨越者有之,言必坠入者有之,一个经济学概念不仅被高度抽象化,甚至在学理上和实践中趋于神秘,颇似“哥德巴赫猜想”的另类回归。

概念回溯

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具体而言是指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往往会因失去动力而长期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学界主要有两种争论:一派承认“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客观性,主要论据是“拉美陷阱”和几个亚洲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区间后的发展困局,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攀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被“中等收入陷阱”所套牢,长期踯躅于增长乏力的超稳定状态。既然是宿命,该派学者退而求其次致力于解释其发生的机理,提出了诸如收入分配不公、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合理、过度城市化、人口红利衰减甚至消失等影响因素。

另一派则持否定态度,认为目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概念普遍化的数据和论据是不充分的,例如,长期不能从中等收入阶段升级到高收入阶段中的“长期”究竟有多长?有些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只是短期的停滞, 另外一些国家可能是更长期的停滞,那么多长时间的停滞才算是陷阱呢?阿玛蒂亚·森更是旗帜鲜明,“我不认为有中等收入陷阱,人们应该找到经济放缓背后的原因,并不能用这样一个概念解释所有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增长陷阱,抑或转型陷阱,

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增速放缓,但这不意味着其人均收入水平不能提高,不意味着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以上正论驳论纷至沓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源于且针对东亚经济分析的具象概念不断发散,争论者所指的甚至并非同一概念,所论的也并非同一“陷阱”。

让数据和实践自证。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报告中指出,在1960年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晋升高收入经济体。其中,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如阿根廷、巴西。下图分别展示了阿根廷和巴西在1961年-201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单位为美元)与GDP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定义,人均GNI在1005美元-12276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从图1、图2可以看出,1961年-2010年的50年时间,阿根廷与巴西的人均GNI均没有超过12276美元,即没有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两国经济增速都大幅下滑,甚至是负增长。

理论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以两国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其一,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拉美国家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其二,没有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而使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消耗殆尽;其三,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社会动荡进一步殃及经济。以上是反例。

成功者的意义

少数国家确实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典型代表如美洲的波多黎各,亚洲的韩国、新加坡等。图3至图5分别展示了三国在1961年-201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单位为美元)与GDP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图3和图4表明波多黎各与韩国大约在21世纪初步入高收入国家,图5表明新加坡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高收入国家,1991年的人均国民GNI已近1.3万美元。以上是样板。

这些少数国家为什么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一般而言,失败的案例往往会引发不断的反思,一定程度上被放大并升华到一般性公理的高度。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总结失败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的结果,强调失败的意义、强调失败后的“知耻而后勇”是思想共识和行为共识,因此悲剧在文学艺术上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要强于喜剧。经过痛定思痛,失败的原因分析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蔚为大观,其后改错修正的“药方”也卷帙浩繁。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中性偏贬义的概念,其试错者和失败者无一例外是被置于放大镜之下的。诚然,不知道原因的失败可怕,但是不知道原因的成功更可怕。若成功源自纯粹的运气,甚至完全的外因,而成功者却归因于内因和自身的能力,那么不仅类似的成功无法复制,而且由此滋生的自满会埋下将来失败的种子,源自成功的失败一旦发生,往往是致命的,往往是一击之下难以恢复元气的。所以,对于成败,都要认真分析其原因,尤其是成功。如斯,不妨从成功跨越者的角度祛魅“中等收入陷阱”的迷思。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者具有什么共性特点呢?第一,样本数量小,无论是国家的数量还是合并的经济总量均占比不高,充其量仅有不到15%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实现“登堂入室”,因此样本对总量的代表性和统计数据的显著性不足;第二,经济体量小,国土面积及人口均不属大国行列,经济的广度、深度和经济治理的难度与大国相比均不在一个层面,宏观政策和调控措施的传导链条短、效率高、见效快;第三,经济稳态与周期关联度较高,即便50年的时间跨度,成功跨越者样本的组成也不稳定,个体的表现与经济周期呈现较强的同步性,一旦有利于相关经济体的周期逆转,则“坠落天使”(fallen angel)的现象成为大概率事件,如1908年阿根廷曾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比肩德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南美的巴黎”,而近期

跌入债务违约泥淖的波多黎各亦正上演“泯然众人矣”的桥段;第四,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全球化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低估,出口导向型、国际枢纽型、贸易中转型等为主要形态,且分析期正好是全球化勃兴之时,成功跨越者顺应潮流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第五,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关联度较高,甚至相当比例的成功跨越者与美国存在不同形式的联盟关系,其成功源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格局使然,是美国赋予其特定的经济定位,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坐标由美国标出,只要满足美国给定的条件,美国经济的“大河”会分流注入使相关经济体的“小河”也充盈起来,是美国提着成功跨越者跨过陷阱的,或者说,根本不需要跨,要是没有美国,成功跨越者也达不到中等收入的临界,若之后有所谓的“陷阱”,也不可能自力更生跨过去;第六,分布方差较大,成功跨越者的个性解释力强,共性解释力弱,其中的规律更难推演归纳。

学术价值几何

“中等收入陷阱”是千禧年之后的新生事物,是个新提法,即便可以称之为概念,也是未经严格学术论证和实证检验的初始化概念。对基础数据的分析,特别是抽钉拔楔地研判成功跨越者,使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辨析渐次明晰,渗滤掉学术炒作的“热”的部分,让核心议题的研究更加冷静。

首先,“中等收入陷阱”或类似的现象确实存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阶段性特点的现象,但普遍性和规律性不显著,尚无法形成趋势性的共识;其次,失败者的原因林林总总,成功跨越者的原因也不一而足,且经验无法进行均值归纳,更无法一般化并加以复制;再次,“中等收入陷阱”的语境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概念,国家与国家之间差异大,而成功跨越者样本中又不乏跨越陷阱前后难以绝对归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复次,成功跨越者的经验在经济因素上与周期和全球化高度关联,在非经济因素上又与美国高度关联,一定程度上非经济因素已上

升为主因;最后,“中等收入陷阱”的量化成分少,性质判断多,且或多或少有“一语成谶”的味道。所以,“反其道而行之”的研究更能鞭辟入里。

对于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本就是舶来品,“收入”是国际口径,“中等”是国际均值,“陷阱”也是西方主导被概念化出来的。真实的“中等收入陷阱”根本无法整齐划一,无法“一把尺子量到底”。“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强健性确实不足,但中国是否仍然可以循着成功跨越者的轨迹按图索骥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经济秩序擘划者的地位,与成功跨越者的经济无论从体量、质量和结构上均没有可比性,如巨轮无法参照小艇的航行操作一样,简单照搬显然行不通。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无法单方面设定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中的位置,抛开非经济因素,仅中国经济体量之大要使其被动位移都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的坐标一定是恒星系,而非行星或卫星。归根结底,中国解决国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综合国力,是在变化的全球化背景下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结构调整,以经济转型升级惠及民生,如斯,国民收入的增长既体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又蕴含幸福指数的提升。

“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陷阱”,无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无须投入过多资源学术挖潜,更无须纠缠于政治化的危言耸听与指摘攻讦。只要守住根本,即经济发展并且发展的成果较为公平地由国民分享,则关乎收入分配的重大危机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同时要保证收入水平的适时调整,与通胀、汇率、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协同联动,而这一切又指向就业,有质量的就业,有广泛参与率的就业,只要就业质与量同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匹配,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就不复存在。即便存在,至多就是横亘于前的“卢比肯河”(Rubicon River),不存在跨越不过去的问题,只是如何跨越的问题。

范文七: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投稿:蒋鏑鏒

继北京车牌抽签以来,北京的楼市也非常有可能进入计划经济配给状态,建立在供求关系上的价格体制全面退出,市场消失了。这只是极端情况,但绝非个例。中国经济并没有从计划经济完全转型为市场经济,经济管制依然存在于几个重要的经济领域:一、货币领域利率和汇率都是管制的,信贷配给机制长期存在,造成事实上的资金价格双轨制;二、投融资体制也不是建立在市场价格机制上;三、成品油等竞争性产品也存在不少价格管制的现象。

  以房地产调控为例,调控政策屡次导致房地产股大跌,但是不断创新高的房价重新吸引投资者。究其原因,房地产调控虽然动用了很多管制手段,但是没有解决供求关系的深层次矛盾,没有依靠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价格机制。兼顾多方利益,管制的手段适得其反。从深层次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配越来越倾向于中央,但是财政支出越来越依赖地方,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商品房价格中政府提取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居高不下,产业各参与方的激励机制无法理顺,最终只能把大头转嫁给最终的消费者。我们发现,每次调控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也不断挤压供给,造成供求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其实最朴素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供求关系自己会找到市场出清的价格水平。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地方政府以环境等为由人为压低容积率,提高容积率本身就可以在不浪费土地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供给。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已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摸索过程,现在还是遇到了经济管制的诸多约束,放松管制本身就可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管制经济本身会扭曲生产要素配置机制,降低经济效率。管制以及放松管制都会对行业景气度和行业结构带来冲击,对我们的行业配置和个股选择都有重大影响。我们认为如下几个角度值得关注:

  一、选择管制的行业作为投资标的要多加小心,认真分析管制的原因、放松管制的可能性以及周期,并制定相应的行业配置建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电力股和煤炭股在2004-2008年的相对表现。电力体制改革本来计划分步骤展开,在完成电网发电资产分离、动力煤定价机制市场化之后,电网体制改革陷于停滞。刚好从2003年开始一轮新的经济周期景气期,煤炭价格不断上涨,但是通胀等因素,电力上网价格无法调整来传递煤炭成本上升。结果是电力上市公司的业绩连续数年持续下降,而煤炭上市公司依然享受市场化带来的好处。两个板块的相对表现差异很大。

  二、选择高度管制行业中的创新企业,例如电信产业就属于传统上高度管制的产业,但是它也是技术创新不断挑战和改变产业的传统边界,这给技术创新或者模式创新的企业提供了规避管制而不断成长的机会。

  三、寻找特定阶段享受管制带来的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有些行业在特定的阶段享受国家提供的特许经营权,而且不存在取消的风险。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一直对奢侈品征收高额的消费税,导致巨大的国内外商品价格差。在蛋糕越做越大的背景下,改革既有的利益格局的难度很大,这样就可以考虑阶段性地投资此类资产。另外一个代表性行业是金融,但是金融的竞争在逐渐升级,特别是针对银行传统资产负债表的各种脱媒创新给体制外的企业提供发展的机会。

  四、享受自然垄断的优势企业通过先天优势和自身商业模式取得护城河优势,在享受垄断优势的阶段具有很好的投资价值,典型的代表是上游能源资源行业。

  五、竞争性产业出现的特定阶段管制带来的影响需要把握基本面供求关系,再把管制政策作为投资主题的主要依据,房地产就属于这一情况。

范文八: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投稿:谢溢溣

何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的阶段)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哪些国家曾陷入?

当时世界银行列举的例子中,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在内的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当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左右的时候,经济往往停滞不前,出现了过度城市化,人均GDP增速显著下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按人均GDP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阶段、中低收入阶段、中高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四类。按2012年各方面数据折算,大体是1000美元以下为低收入阶段,1000~4000美元为中低收入阶段,4000~12500美元为中高收入阶段,之后则为高收入阶段。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典型国家都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如果以0.4基尼系数作为安全警戒线的话,这些国家都大大高于0.4。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经济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无法做到收入均等化。

在此之前,二战以后的很多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到了5000多美元就停滞不前了。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也曾发展迅速,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直未走出中等收入经济陷阱。

近期越南经济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严重;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越南盾大幅贬值;股市楼市双双暴跌;国家信用评价下降,国家财政力量薄弱。泰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缺乏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马来西亚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它依然在使用1970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NEP)。

不过,同样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已经从中等收入陷阱走了出来。

如何避免落入“陷阱”?

对于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楼继伟给出五个措施: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在劳动关系上,增加就业的灵活性;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像城镇土

地那样流转;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

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杠杆率了,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无法收拾。

林毅夫称,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要不断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利用国家的后发优势,提升经济竞争力。如果竞争力提升了,就业机会多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贫民窟等问题,也不会出现过度城市化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则称,如果不出重大意外的话,到2021年左右中国一定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今年3月5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表示,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根本要靠发展,发展必须有合理的增长速度。

此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美国为什么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当时被称之为“进步时代”,同时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中等收入陷阱”表现为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等方面,最最重要的就在于产业升级困难,只有产业实现升级换代,才能更多的创造出高收入的职位,提供中产阶级产生的源泉。美国当时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美国的电气化得到了优先发展,产业提升迅猛。美国的西部开发提供了大量的致富机会,创造了一个个的财富神话,从中也诞生了美国梦的概念。西部的开发让美国建立起了大量的新兴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社会矛盾方面美国一次次通过战争予以了化解:先是美西战争夺取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开拓了资本输出的市场,然后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真正的化解了社会的对立,成功的把这些对立的枪口转移到了国外。在美国的中等收入阶段,平均不到30年就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这些战争消耗大量的美国生产的物质,给美国创造出了无数的就业机会并强力压制住美国国内的矛盾。当然美国内部的制度因素恐怕也是这个国家得以实现稳定发展、没有陷入今天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这个并不是它幸免于陷阱的先决条件。应该说战争才是美国人的救命稻草,所以美国人也迷信于战争,每次遇到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都希望一

场战争来挽救!

向“中等收入陷阱”说不 一、完善社保体系,让因病致贫因老致贫成为历史。社会保障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保护器,社会保障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劳动力再生产遇到障碍时给予劳动者及其家属以基本生活、生命的必要保障,以维系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从而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通过社会保障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适当缩小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避免贫富悬殊,使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调节器,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总需求的自动调节作用。

二、放开管制,给民营经济更多施展的舞台。我国民营经济地位相比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其发展仍然受到诸多限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就民营经济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但是在很多经济领域,民营经济仍然无法进入,即便能进入,也遭受着各种不平等待遇。在某些方面,民营企业的待遇不仅不如国有企业,甚至连外资企业都不如。民营经济具有相对分散、规模小、易吸纳劳动力的特点,能比国企和外企吸纳更多就业。

三、推进法治反腐,让腐败者倾家荡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前进中还面临一个突出问题是“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腐败现象既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坚持法治反腐,跳出“人治”反腐的窠臼。加强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收入申报等三方面的工作,尤其发挥网络民意监督的作用。学习新加坡等国先进反腐经验,依法严惩腐败行为。

四、完善税收体制,真正让应该多缴税的缴税,打击偷逃避税的行为,而不能让不该承担税负的人去承担绝大部分的税收。这也有利于延缓财富的两极分化。

五、出台鼓励慈善的法律法规,让民间的慈善行为化解社会激化的矛盾,民间的行为交给民间去化解可能会更加有效。

六、规范政府行为,让政府真正依宪法行政。我们看到很多的贪腐、以权谋私的案件中的官员其实都是法盲,他们缺乏对法律的基本尊重甚至于藐视法律的尊严,触犯法律而不自知。应该首先对官员进行普法,规范官员的行为,让官员依法行政,将更有利于把政府建设成为亲民的服务性的政府。

七、提供创新所必要的环境,只有创新才能真正让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只有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才能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缓解财富的两极分化!

范文九:中等收入陷阱综述 投稿:陆濴濵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综述

摘要:本文对于有关国内外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作了梳理和述评,内容包括“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特征以及应对措施。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本文特别强调了中国应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

一、前言

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没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出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拉美和东亚等国家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难以自拔。50位国内知名专家列出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十个方面的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2010年我国GDP为39.7983万亿元。这意味着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终于走出“下中等收入”组,进入“上中等收入”组的下沿,目前也面临着“中等收入”这个“陷阱”,国内研究颇多,我国能否避免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讨论的热点。文章对较新的国内文献进行分析归纳,将促进该领域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起到边际贡献的作用。

二、拉美等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长期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上世纪中后期的拉美国家相似,然而拉美一些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比较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内研究普遍认为,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其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选择直接相关。大部分学者指出,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于未能及时转变其经济发展战略,仍一味的遵循以前的高投资率和高物质消耗,只注重量的扩展,不注重质的拓深。杜传忠和刘英基(2011)指出,拉美国家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未能得到及时调整与转变,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发展工业,不重视与全球产业链的衔接和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造成工业化发展后劲不足,大批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制造业发

展呈现停滞甚至倒退趋势。

同时,过度的城市化、盲目地增加福利、国家干预过于极端、政府腐败等也是被普遍认同的拖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仪明金、郭得力、王铁山(2011)对比了拉美国家、韩国和马来西亚三种不同类型跨越“陷阱”的经验教训,认为拉美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导致政治权力集中和中产阶级的流失,极端的国家干预降低了市场运行效率,催生了腐败。彭刚(2011)举出例子:过度城市化导致墨西哥的城市贫困以及相伴而生的贫民窟成为整个社会难以治愈的顽疾。据统计,墨西哥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口达到1470万人,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0%。 张飞、全毅(2011)还认为拉美一些国家经过了几十年的进口替代战略,经济增长仍然停滞不前,关键在于人力资本严重不足,战后拉美国家虽然也逐步加大教育投入,但是其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投入,而对劳动力素质起更大影响的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杜传忠、刘英基(2011)创造性地指出美国队拉美债务国家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的“贝克计划”加剧了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在获得更多国外投资的同时,拉美国家的外债剧增,外汇储备减少,通货膨胀上升,经济萎缩,资本外逃,大批工厂倒闭,失业增加,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三、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回望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发展之路,和拉美等国家有些相似,例如引进国外技术、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略环境保护等。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经济的,如GDP与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协调;也有社会的,如劳资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还有政治的,如公权腐败现象高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另外,胡鞍钢(2010)指出还有国际上的原因,表现为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陈禾午(2011)强调,在一次关于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中,排在前两位的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和“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国家发改委的孔泾源(2011)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现象与中国当前出现的一些特殊表象,更进一步指出了一些影响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因素,主要有:1.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改革进展迟缓;2.金融体系相当脆弱;3.城乡二元制度尚未根本打破;4.收入分配制度有失公平;5.政府职能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等。

在2010年底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2010)”上,黄泰岩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

低;全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橄榄形的收入分配结构尚未形成,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将对我国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产生严重影响。毕吉耀研究员指出,在我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能源需求量将继续保持一个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能源供给却存在诸多困难,表现为能源供给总量上的困难,能源供求的区域性矛盾突出以及能源供给的技术矛盾突出。

四、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几乎所有为我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献言献策的学者都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也是我国“十二五”规划指出的发展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刘波(2011)指出加快四个转变,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1.优化需求结构,摆脱股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2.优化产业结构;3.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加速人力资本形成;4.积极调成能源结构。杜传忠,刘英基(2011)强调要进一步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实现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推进。要着力破解制约内需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增加就业创业机会,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制度改革创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等也多次被提及。郑秉文(2011)提出要保持社保制度建设与经济增长同步跨越“福利陷阱”。陈和午(2011)提出的“三管齐下”措施中,“一管”即为制度改革,在制度上下真功夫,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治本所在。郑新立2011年在接受《英才》杂志采访时认为一个要靠企业走出去,一个要靠企业自主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需要加大自主创新投入,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发展。仪明金,郭得力、王铁山(2011)总结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提出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和“三农问题”相结合。刘波(2011)也认为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按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完善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及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即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同时他还指出,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除了以上比较统一的观点外,各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胡鞍钢(2010)认为,转型期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的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

可持续发展。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既能促进现代因素发展,又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减小社会动荡。

孔泾源(2011)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的改革等。陈和午(2011)较为创新地指出需要思想观念的再次转变,让包容性增长理念真正融入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法律建设的保驾护航,必须扭转法治建设这块短板。

马岩(2009)第一次指出可控的国际资金流动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在开放和稳定的宏观经济中高储蓄以及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仍然是通向进步与繁荣的基本原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将继续在全球贸易中具有的国际资金流动成本优势中获益。有利的国际资金流动将促使形成国家之间更多的生产部件分工,从而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完善的劳动分工。因此,我国会从中发现更多的机会,尤其是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对于资金流动控制具有绝对的优势,目前正是发挥这一条件跨越中等收人陷阱的有利时机。

马晓河研究员认为,中国化解需求结构及产业结构困境,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从五个方面调整发展战略:一是创造和扩大消费市场空间;二是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步伐,促进我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三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四是改变我国的贸易结构方式,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五是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需求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制度条件。

五、述评

目前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已有很多,各方学者都给予了较高的重视。所谓的“陷阱”,也就是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造成的,只要解决好这些矛盾,并通过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我国就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技术创新较为落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贫富差距过大、经济发展方式久久难以转换、公民综合素质偏低、法治建设比较落后、腐败问题严重、政府效率较低、国有企业效率不高、垄断严重、民营企业发展困难等等。

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非常多,很多都是多年来都未能解决的,并有可能将长期面对的。我认为,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着重从教育和创新两方面入手,最核心的还是教育。这不仅仅是在学校里面的教育,还包括走

上工作岗位后的教育;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教育,还包括思想观念上的教育;不仅仅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还包括多元化多方位的教育。这涉及到我们教育机制的改革,而改革教育机制的负责人也需受到良好的教育才能实施出较好的改革,所以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不断地学习,才能循序渐进地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且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激励创新亦是如此,目前我们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们60%-70%的国际专利是民营企业申请的),而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也是一个较为漫长的阶段。如何建立起一系列的机制,激励着教育和创新以及全社会各方面向前发展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值得我们所有的学者乃至全国公民去研究。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代经济,2010.

[2]张飞,全毅.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亚太经济,2012(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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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文强.“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与思考.求是杂志,2011.

[5]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改革,2011.

[6]仪明金,郭得力,王铁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经济纵横,2011(第3期).

[7]彭刚.拉美借鉴: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2011.

[8]杜传忠,刘英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警示.理论学习,2011.

[9]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经济学动态,2009(第7期).

[10]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第4期).

[11]陈亮,陈霞.买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经济学动态,2011(第5期).

范文十:中等收入陷阱破解 投稿:任刹刺

“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破解之道

摘要: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历程中陷入过“中等收入陷阱”。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世界性难题,破解

引言:

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伴随而至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越来越多被经济学家们提起。在当前中国国情中,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值得人们深深思索。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存在问题的描述,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分析当下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提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案。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飞速发展,人均GDP从1981年的195美元从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7593美元,翻了39倍,实现了巨大的飞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从勉强温饱到基本小康。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小康水平处

样本进行比较。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不同。以人均GDP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

第二, 研发创新能力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悬殊。韩国2011年达到4.04%,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1.07%和0.65%,从研发人才来看,2011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究人员达到5.92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1.23和1.64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

4.81倍和3.60倍。

第三,贫富分化程度差异较大。从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和阿根廷明显存在贫富分化较大的现状。

第四,政府政策作为不同。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

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综合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人口红利消失。中国30多年的飞速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但是这种人口红利现在将要告一段落。由于中国在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2012年减少了345万,2013年减少了244万,2014年又减少了371万,中国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另一方面,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2014年,60周岁以上人口数达到2.2亿人,65周岁以上人口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5.5%,中国已经处于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养老压力巨大。

二、产业结构不平衡。中国的三产结构比例不合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过低。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均超过70%,中国则不足50%,显示了中国还是一个工业主导的社会,中国的制造业总体上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端的水平.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显示了中国消费市场的疲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中国过多的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消费则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的的一项短板

三、自主创新与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中国过去的高速发展主要是

依靠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中国的产业链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端的水平,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中国只是一个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表明中国研发创新能力的薄弱,在关键领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缺乏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在国际上没有拿得出去的自主知名品牌。

四、贫富分化加剧,腐败严重。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贫富分化,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加剧了这一现象。社会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少数富人聚集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中产阶级数量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偏小,导致市场需求不足,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官员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大案要案频发。贪污腐败拉大了收入差距,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五、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改革开放后,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大力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中国长期粗放式的发展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种对大自然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利用必然引起大自然的猛烈报复。现今,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大气污染,气候异常等现象日趋严重。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道路 第一,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收入分配方式,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贫富分化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大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们平等的享受社会资源是减小贫富差距的有效途

径。改革现有收入分配方式,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中产阶级作为市场消费的主体, 其数量的增加可以极大地刺激国内需求,形成主要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增加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以创新带动增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提升内需,改变投资、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地位,形成消费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大力发展先进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精细化高效化发展模式转变。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在关键领域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增加产品附加值,提升核心竞争力。改革现有教育体制,培养自主创新型人才,强化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引领作用,如果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有了强大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基本保障。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不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高速发展,坚决不要带血的GDP,坚持预防与源头治理并重,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保障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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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平;王宏淼;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战略要点和政策选择

[J];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05期

3、仪明金;郭得力;王铁山;“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J];经济纵横;2011年03期

4、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和对策 [J];经济学动态;2009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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