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章诒和_范文大全

最后的贵族章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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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最后的贵族章诒和

【优秀范文】最后的贵族章诒和

范文一:最后的贵族章诒和 投稿:姚傪傫

在《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作品中,章诒和以深情而忧伤的笔调,讲述那些逝去的往事。她怀念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因为“见过真正的文人和艺术家是什么样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现状,她满怀失望之情。

  

  章诒和,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章伯钧之女,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1年退休并开始写作,现居北京守愚斋。

  当章诒和穿着精心挑选过的晚礼服,与贺卫方教授一起出现在酒会现场,她蓦然发现只有自己穿得这样隆重,厚重的颜色与讲究的剪裁成了她当晚的负担,恨不得马上回酒店换掉这身衣服……

  这是继去年之后,章诒和第二次应主办方――香港贸发局与《亚洲周刊》之邀参加香港书展。

  在香港下榻的酒店一楼咖啡厅,她与记者讲起头天晚上的尴尬遭遇,她应该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说起话来神采飞扬,引人入胜。她原本以为,晚礼服配酒会,理所当然,就像小时候父母在家宴请宾客时作为女主人的母亲会庄重地穿上晚礼服,小小的她也有质地考究的旗袍,现在却成了不合时宜。

  章诒和“正是那‘最后的贵族’”。与她合著过一本小闲书《四手联弹》的贺卫方说。似乎只有在回忆往事时,章诒和才会频频用“美好”这个词。她轻声细语地模仿康同璧(康有为之女)捧着水仙花跟在母亲后面来家里做客时的祝词,或者是对父辈那一代人的艺术文化趣味的深情回顾,感慨音乐家让她去聆听的心中的雨滴……

  在《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作品中,章诒和以深情而忧伤的笔调,讲述那些逝去的往事。那些美丽得仿佛只存在于旧电影中的人物与故事,在新时代到来之后,如同烟云般消散。她怀念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因为“见过真正的文人和艺术家是什么样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现状,她满怀失望之情。

  从公开指出黄苗子告密出卖聂绀弩,揭发翻译家冯亦代在章伯钧家“卧底”,到炮轰将梅葆玖称为大师的说法,感叹京剧完了,中国传统文化没戏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章诒和的许多文章和言论引发轩然大波,她说这种写作的冲动是源自经历过地狱的人对天堂的向往,她要活下来替在天堂的父母留下一双眼睛去看,说到这里她声音哽咽了。

  极度的美好与极端的失望就这样纠结在她的生活与作品里。家族命运在翻天覆地中变化无常,她在“文革”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囹圄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所有的亲人不断地走了,等日子好了些,她蓦然回首,茫然四顾,发现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当记者问起章诒和现在是不是比较多呆在香港时,她斩钉截铁地说,“不,在北京,永远在中国。”她并不打算追随父辈那一代人的流亡路线,“这样的命运就沦落到我,但我是人不去香港,书去香港。”2004年开始,牛津大学出版社替她在香港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往昔的书籍,包括《最后的贵族》、《伶人往事》、《这样事和谁细讲》等书,她戏谑地称呼自己是“香港作家”。

  往事如烟,章诒和小时候曾随父母在香港居住过三年,她对香港的感情也带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缅怀,“香港最可贵的不是它的购物也不是它的海风,香港最好的就是自由。”

  在临海的酒店咖啡厅,她穿着已经穿了八年的旧裤子,T恤束在裤子里,外面套着白底黑色印花的短袖。女主人的晚宴与压箱底的旗袍一起成为了过去,她说,现在喝咖啡也不用煮的了,就用速溶的。

  

  “绝不会出卖我的灵魂”

  

  记者:你曾说过写作的冲动,是经历过地狱的人对天堂的向往。天堂是怎样的?

  章诒和:父辈随时与我同在,家里有我母亲和父亲的遗像,我每出一本书都要拿到像前跟他们说很多话。我会跪下,我的生命以及我有点知识都是我父母给予我的,我一直这样看。那么我能活到今天,我也一直觉得是天堂的父母在看我。我父亲就很明确地跟我讲过,你要活下来,你要替我活下来。那是1969年讲的。后来他就给我讲伍子胥的故事,让我活着,留下一双眼睛帮他看。

  记者:去年你撰文指出画家黄苗子告密出卖聂绀弩,文章发表后引来“无数的批评和质疑”,这对你有伤害吗?

  章诒和:那是有极大的伤害。邵燕祥先生和朱正先生推荐给我原文,他们说你看看这(告密)文章,很多人看了是很沉痛的,很多老作家一夜无眠。后来他们就切磋着把这些人排列出来,推测哪句话是谁讲的。这些是文化人,他们的遣词造句、说话语气、为人态度以及写字方式,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谁一说就知道这是谁谁谁说的,全比出来了。细心人可以看出排队是照着什么排的,绝对不是按姓氏笔画排队,而是按揭发的轻重与多少,我看了之后就大为震惊,非常好的朋友,几十载的患难与共无话不谈的朋友,居然可以这样。想让黄苗子摘掉告密者的帽子,是绝对不可能的,你看看队列中黄苗子的位置就知道了。但人家都不说,我傻里吧唧地全写了。

  记者:这些文章是不是跟许多作家晚年的揭秘写作类似?

  章诒和:不是,问题在哪呢,这种卧底告密制度,是中国政治最落后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作品来说一说?我们都知道德国等国家都在做,只有中国不做,其实中国最盛行的就是圈子化。

  记者:接下来会写哪方面的书?

  章诒和:继续写告密者。也会写我自己是怎样的历程,还是多说说自己少评论别人。那一代人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拿出来还是很漂亮,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你看看现在的人还有故事吗?我们生活在一个格式里,无非就是受教育然后拿学位,婚姻谋职干活,你有什么故事?即使有成就的人也是他出过什么什么书、开过什么什么会、到过什么什么地方、玩过什么、结识过什么,他有故事吗?他能像储安平、康同璧、张伯驹那样?我所认识的人都是有故事的,我以后写的包括告密者也有故事。我就想把这些故事说出来,我从来不说搞的是历史或是文学,因为我不配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是认识这样一些人,还识字还能写,就好好写,故事多得不得了,可能到死都写不完。

  南都周刊:在《伶人往事》中,你对言慧珠(京剧演员,1966年用一束白腰带自缢身亡)的评价是这个女人活得很美丽,死得很漂亮,说自己很崇拜这样的女人。她对你有影响吗?

  章诒和:她太敢说太敢当了。有个细节,四个女人打牌,言慧珠奶大,有人说是假的。说曹操曹操到,言慧珠当面把衣服一脱……我很欣赏她。现在有人给我电话跟我说,不同意那么写言慧珠,说她的珠宝首饰是别人送她的,来路不正。当然是男人送的,但人愿意送,能怪她吗?她做事有担待。我入狱前,父亲跟我说,我得判刑,我说那就判呗,充其量十年。当时我26岁,出狱36岁,还能干一番,我父亲非常感动。人活着,有些起码的原则不能改。我绝不会出卖我的灵魂,我不说假话,不投靠权势,不拜倒在金钱下。哪怕喝粥,也认了。

  记者:现在回头看,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章诒和:苦难。1957年政治上受压迫,社会上受歧视,生活上受管理。周围也有卧底和告密者窥探和监视。你一直处于这种环境,外面越简单内心就越丰富。外部空间被高度挤压,内心空间就高度扩张,一定是这样的。我经常讲我在青春期没爱情,哪个男孩子敢理我啊?就不用想了,好好读书背诗写字,对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是很不幸的。接着就进了监狱十年,从26岁到36岁,关于饥饿关于疲劳关于肢体的痛苦关于一个人的尊严被当众撕下……你可以见到当年落后、野蛮到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程度,这是监狱所给我的,经历这一切你就会坚定起来,我不能病不能死不能疯。然后我所有的亲人不断地走了,等日子好了些发现剩我一个人了,那怎么活?写下来呗。

  

  “和前辈比我们都羞愧死了”

  

  记者: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

  章诒和:我很刻苦,因为我知道我很差,跟前辈比真是非常差。和前辈比我们都羞愧死了,我说的前辈还不是指鲁迅胡适啊。上世纪30年代第三流的文人都比咱们强,1949年前的高中国文班比现在大学中文本科生水平都高。当年,到柳亚子家去看,那就是诗的天地;到张伯驹家,那就是艺术的天地。你再学也赶不上,那个高度是时代抚育出来。我见过真正的文人和艺术家是什么样的。人家玩都能玩出贡献来,张伯驹所有的贡献都是玩出来的,他无职业,是散仙,一个人从早上起来就晃悠,晃悠出名堂。老说人家钱多,现在的富翁能玩出张伯驹那样吗?这个倒退非常的惊人,所以我常常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消亡了。台湾还有白先勇,你再看大陆没有一个白先勇了。你能找到吗?

  记者:遛鸟逗狗,琴棋书画,是指贵族精神吗?

  章诒和:现在都不谈贵族,谈文人了。所以我觉得除了刻苦没有别的途径了。从早到晚都在学习,不停地看从前的书不停地写。一件事情的叙述我可以写出五段来,比比看这里面哪个好。因为你知道你差,只能用这种非常笨的办法挑出你还行的。现在谁有才啊,都没才。人家那个笔一抬出来就七律,你没法弄,启功先生想都不想那个诗就出来了,现在谈他的诗,跟郁达夫比还差一些吧,但都已经这么出色了。我只有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写,琢磨出自己的文章。章伯钧和罗隆基这些人的故事起码都写了五六年,不停地再改,都说我文字挺好的,那都是磨出来的,不是流出来的。

  记者:是不是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

  章诒和:如果我们用鲁迅和胡适来做一个标尺的话,中国现在没有知识分子。你非常的悲哀。我在北京跟一些西方的记者交谈,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讲,但是西方记者说我对中国的青年学生非常失望。他说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工资、自己的钞票房子汽车,其他的不管。他们入党都是为功利入的。他说非常不喜欢你们中国青年人。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还比较含蓄啊。

  记者:你笔下描述了许多令人神往的前辈故事,你最欣赏他们的是什么?

  章诒和:首先是有人格,然后有修养、操守,然后有才气。人格第一位。现在的知识分子在重金收买下,人格溃亡。现在最明显的是争课题,争基金。我的学生就经常跟我讲,章老师您甭美。在世故和实务上您十个章诒和顶不过我们一个。

  记者:你在写文章时说会看电视会看模特大赛,怎么看现在的流行文化,比如说选秀?

  章诒和:现在是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时代,纯艺术已经没有了,即将消失。一切不足为奇,大家就图个乐呗。中国当代文学,用章伯钧的话,从《论语》读到周作人就可以了。董桥、白先勇把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文字基本结构都很好保存了,很不容易。

  记者:从周作人再往后呢?

  章诒和:我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教育。这取决于教育制度。家教都没用。

  

  “这个时代说贵族会备受攻击”

  

  记者:你刚刚说现在不谈贵族,只说文人,但你讲的故事写的书都是关于当时贵族阶层的。为什么现在会拒绝谈贵族?

  章诒和: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说贵族会备受攻击,我想还是用文人好一点。我不太想成为很多人攻击的靶子,当然我不会受到干扰和动摇,但是我觉得少一点误解吧。文人的概念更宽泛一点。其实你说聂绀弩先生吧,一辈子也没过什么好日子;储安平先生也一样也没过什么好日子,用文人更合适一点。罗隆基先生是比较讲究的,康同璧先生也是比较讲究的,马连良啊程砚秋啊梅兰芳啊言慧珠啊叶氏兄弟啊那都是非常讲究的。

  记者:有人说,你写书赚稿费,在北京请大家吃虾,生活很奢侈。

  章诒和:我是把钱花完,光着去死的那种人。一人吃不完,大家吃。奢侈不奢侈,自己心里清楚。比有钱有权的人检点多了,他们一餐几十万的都有。我们不就几百、一千。当你的家被无数次清洗、抄拿;当你中午刚在菜市场买了一些小菜、冰糖,十分钟后就有人来把你的小菜和冰糖拿走……你不断经历这这些,就会养成我这种绝不留钱、花光的习惯。大家知道我特大方,我的学生就常说今晚到您家洗去(洗劫),人的生命和情感最珍贵。

  记者:小时候你应该也穿旗袍,现在穿衣服还那么讲究吗?

  章诒和:很少买,看中了一定买。外地,北京,香港都有。我不是时髦的,身上穿的这个裤子有8年了。我比较保守,我学艺术,舞美里有服饰,有两条要把握,一个是合乎身份,比如我,我是搞教学和研究的,露太多,色彩很跳跃都不好,要尽量内敛和含蓄。第二个是看是否和你的环境协调,比如说昨天一个酒会,我穿的就是色彩很重的晚礼服,结果到那一看,就我这样,恨不得回去换掉。

  记者:坐过牢,经历过苦难,可能让小时候的一些生活讲究都丢了。

  章诒和:主要的没丢,其次的丢了,比如现在不煮咖啡了,就用速溶的。母亲在的时候,家里常常开沙龙,女主人晚上穿旗袍,我也有,现在就不穿了,也不戴首饰了。

范文二:最后的贵族 投稿:罗耳耴

大远景下,阳光照射的唐顿庄园熠熠生辉,剧中人漫步绿茵的草地上,此时的这座古老的乡村宅邸似乎在静静的注视着她身边的发生一切。而这座混合了文艺复兴、维多利亚和哥特式等风格的建筑正是这部剧一以贯之的主角。对于这样的乡村宅邸,英国人似乎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而关于乡村宅邸的变迁也正是《唐顿庄园》的主要灵感来源。它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记载了曾经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承载了大英帝国日不落的传奇。

  《唐顿庄园》背景设定在1912年代英王乔治五世时期的英格兰约克郡的一个虚构的庄园――“唐顿庄园”。其将视线锁定在了一个独特的时代,故事从1912年讲述到了1923年。放眼历史,可以看到十几年的世界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一战爆发了,旧有的世界秩序被打破;人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庄园被电灯照的更加明亮,电话、电报、火车的普及让世界变得更紧密;工业大发展,更多的工业制品涌入人们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虚构的唐顿庄园中的格兰森伯爵一家所要面对的就是改变。华丽的晚宴、规范的仆人他们不再享用得那样理所当然;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它将是全新的。既是每个历史中的人的福祉,也是每个人要面对的问题――这个时代变了。旧日贵族也将在这个时代渐行渐远。

  一、《唐顿庄园》中的现代化的新符号

  “我们也不想退的更远,为的是使故事发生在一个有火车、汽车、电话以及其他很多现代设备的环境中,这些设备虽然只具雏形,却昭示着那个时代是当代社会的前身,能让观众感到似曾相识。”[1]编剧朱利安・费罗斯在《唐顿庄园》的序言中如是说。的确在《唐顿庄园》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或者听到了更多的符号,它们为我们编织出这样一个属于唐顿庄园的现代化的背景。(表1)

  除了报纸在第四季中提及次数下降,以及电报增长基本持平以外。其余包括电话、火车、汽车、电影和冰箱都随着故事时间的前进而增加。随着电话的普及电报在局中人的生活越来越少的被使用到,然而一些异地或者跨国等距离较远的消息传递电报还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报纸的变化则与剧中人物变化有着紧密联系。在剧中人物却不及我们今天的司空见惯,之于他们这些都是崭新奇怪的甚至是难以接受的。

  与人方便和快乐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人们欣然接受。涉及到生命和观念的新生事物却没能很好的得到推广。首当其冲的就是先进的医学技术。剧中关于现代医疗问题共三次。在第一季中,克劳利夫人与老格兰森伯爵夫人关于一名心脏积水病人的救治问题,以及厨娘帕特莫夫人由于患有白内障而不得不到伦敦接受眼部手术时的心有余悸。失去女儿的珂拉把全部的责任归咎到了伯爵身上。责怪丈夫是个不可改变,“经常用过时的价值观做出决定”[2]的人,这使得二人的误会难以释怀。这虽然是两种医治方法的争议,实则现代与保守的争议。

  这个时代“人们开始习惯于乘汽车出行,乘车上下班,搭乘伦敦的地铁,坐火车去其他城市,在朋友家度过周末,到电影院看电影。你也可以给谁打个电话,读读小报上的八卦,喝上一杯速溶咖啡。现代英国就此而生。”[3]静悄悄地我们渐渐地习惯了这些现代符号带给我们的改变,融入他们同时也是我们的日常。

  二、《唐顿庄园》中的现代化的新人物设定

  1、新世界的美国人

  1776年之后,英国人口中多了一个称谓――美国人。在习惯别人隆重介绍自己的英国人眼中,这群喜欢自我介绍的美国佬是暴发户、无礼数的代名词。然而一个属于美国和美国人的未来正在路。征兆恰可以从珂拉和罗伯特身上看见。在罗伯特年轻的年代,很多英国宅邸的继承人习惯了奢侈生活,对于他们花费比收入多是很正常的事。同时他们深谙自己有义务要保护祖辈们留下来的家业,最重要的是维系自己的贵族生活和身份。当年的罗伯特和珂拉一拍而合。所幸的是在各取所需的婚姻背后,他们也获得了爱情。

  虽然骄傲的贵族不愿承认这是必然。美国人也成为了这些“最后的贵族”渴望的救命稻草。在第三季开头,伯爵的投资失误,将珂拉带来的嫁妆赔得所剩无几,唐顿面临着破产。珂拉劝解罗伯特说:“不用担心,我是美国人,拿着枪就敢闯世界。”[4]面对破产风险,显然身为美国人的珂拉在作者笔下显得比欧洲绅士更乐观。她决定搬进更小、更时髦的房子里去,以便节约开支。战后,很多贵族都卖掉了大宅子而搬进更小的房子。玛丽却说:“这只能证明你是美国人,而我是英国人。有一天我会成为格兰森伯爵夫人,在我看来,格兰森伯爵夫人就该住在唐顿庄园。“[5] 然而玛丽的在求助”美国“外婆后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世道变了,这些大宅已经过时了,你们真的想要继续这些繁文缛节吗?“[6]此时日薄西山的英国贵族显然面对变革还依然想要固守。

  2、崛起的中产阶级

  那个年代,一群将一周分为工作日和周末的人日渐强大。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和办公室,使用旋转椅;可能是医生、律师或者是小店主;更加保守、审慎也更加实用;他们的不动产很少;不如贵族富裕,但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不住在乡村的大宅子里面,却住在功能分区更合理、更私密的房子里;不在乎繁文缛节,没有严苛的餐桌礼仪,无需一天更换数套服装;不被称为“绅士“,因为那时仆人都知道真正的绅士是不需要工作的。也一度被认为是暴发户,是媚俗的代名词。他们被冠以“中产阶级”。

  英国的中产阶级形成于十八世纪。工业资本、个人财富以及贸易余额这些动产绝大多数为中产阶级所有。国家很大程度上的活力和增长都主要依赖于他们[7]。更多的人涌入城市进行商业运作。在唐顿的时代,中产阶级更成熟,数量更大。代表人物就有马修・克劳利和报业起家的爵士理查德・克莱尔。

  马修以继承人的身份来到约克郡。他不是贵族,却将成为贵族。可他并没有因为这份突如其来的继承权而感到高兴。作为中产阶级律师,初到的他还带着决不被人改变的决心。在他心中人与人都是平等的,他喜欢做自己的工作,并且为之自豪,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要服侍他人,更何况为他人所做的是别人自己可以轻易做到的事。[8]克莱尔是一个依靠报业发家的暴发户。为了得到玛丽的芳心他可以一掷千金在战后为玛丽购置豪宅。克莱尔提到要买些油画来装饰新家,此时玛丽说:“你们是去买,而我们则是直接继承。“[9]玛丽一句话就道出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巨大差距,贵族也许江河日下,但是却又很好的高贵传统。而中产阶级却是”穷“得只有钱。即使为玛丽买下丑闻的版权,似乎也更像是一场实用的交易。从某种意义上讲卡莱尔就是媚俗的代名词。   3、变革的先锋派

  处在时代变革中的唐顿庄园,如果没有这样一群人物的设定将是不完整的。不管是有社会主义运动倾向的司机汤姆,还是热衷关于政治运动的三小姐希珀尔。我愿意把他们归为时代变革下的先锋派。“先锋派是或者应该说是有意识地走在时代前面。无论是推行内政改革的劳合・乔治,还是在街头普通政治宣讲的贫民。关注自身政治权力的呼声越来越高,这里面包括开始思考自己将来的司机和女仆,他们想要摆脱为奴为婢的命运。

  在《唐顿庄园》中,革命派的司机汤姆和思维新潮的千金希珀尔制造着属于那年代的先进的浪漫。婚后移居爱尔兰的两人过起了不再奢侈的生活,希珀尔变成了那个时代的“新女性“。然而在爱尔兰纵火案之后,二人又逃回了唐顿,此时的两人开始反省自己曾经的革命热情,也开始怀疑这种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暴力革命。希珀尔去世之后,汤姆这个曾经的热血青年蜕变成庄园的经理人,渐渐地融入唐顿的生活,对于他真正的难题不再是他口中所说的跨越贵族与贫民之间的鸿沟。这样的情节设计可以理解为对这一思潮的反思。

  有人说《唐顿庄园》的人物设置是主与仆式的二元化设置。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唐顿庄园》为我们呈现了性格各异的人物数十个,在这些人物中我们看到了属于那个现代化转型时期人物的复杂性。这种复杂并不单单指的是人物阶级的复杂,同时也包括了个体人物内部的复杂性。从这一点来讲《唐顿庄园》的人物设置是多元化的。编剧尽可能地通过这样的人物设置为用今人的角度为我们还原那样一个时代的众生相。从英国人这样的怀旧情感来看似乎这样的设置更符合今人的审美趣味。

  二、《唐顿庄园》中的现代转型中遇到的新矛盾

  矛盾不再似从前那样大庄园的主人要考虑财产由谁继承。同样也不再是依靠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婆就可以迎刃而解的。在《唐顿庄园》这个时代,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这些曾经让贵族们引以为傲的乡村宅邸,如今成为了日益加重的负担。一战后许多庄园纷纷破产垮台。此时的唐顿同样面临考验,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庄园经济的改革,或者说是农业资本主义的改革。

  然而在唐顿庄园中最先嗅到巨变的是精打细算的马修。第三季中,更具有前瞻性的马修将管理触角伸向了衣食无忧的格兰森伯爵并未注意到的地方。过去生活铺张浪费与管理不善,造成了资金的大量流失。佃户土地荒芜,土地资源被浪费。马修希望通过对不动产和资金的重新整合使庄园达到自给自足。

  此时政府意识到很大一部分庄园土地在进行销售,很多庄园陷入困境。查尔斯・布雷克,一位来自伦敦的关于农村经济衰落的研究者来到了唐顿。而他需要分析的是否英国社会结构已在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这是否会影响粮食产量。政府不关心贵族们变化中的死活。”[10]大庄园之所以濒临破产是因为“很少有业主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很少考虑收益,几乎没有准备好调整生活方式。……他们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他们认为一切都应该一成不变,上帝会为旧秩序的打破而懊恼。”[11]

  那么查尔斯口中的时代,到底是个怎样的时代?在唐顿庄园侥幸存活下来的背后历史都是发生了什么?

  一战期间,英国共有75万人牺牲,250万人受伤,战争耗尽了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劳动力。同时为工业和社会领域有巨大变化,工业生产和分配也被用来满足强大战争机器的需要。扩大的货币发行量也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英国也为战争而债台高筑,债务从战前的7.06亿英镑迅猛增长到78.75亿英镑。战后,劳合・乔治政府一系列的战后重建任务迅速开展,诸如教育、卫生、养老金、普及失业保险[12]等。这一切的内忧外患都需要国家进行的资源的再分配,税收的手伸向了乡村宅邸。传统农业经济的没落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战后,英国的乡村陷于20年代的经济萧条之中。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尤其是英格兰南部以机械化农业为主的小麦种植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村收入水平降低。[13]此外由于与面包相比,肉和奶制品的需求量增加,总体趋势是谷物种植转向家畜养殖。传统的农业开始渐渐衰落。[14]这样我们也就更理解为什么玛丽在收回佃户的农场后决定变为饲养家畜了。

  当我们沉浸在《唐顿庄园》呈现给我们的历史情怀与精致的镜头中时,我们不单单需要赞美这些。似乎也该跳出它的框架继续思考。哪些是它没有呈现给我们的,或许哪些是它有意隐去,然而为什么编者要这么做?

  回看英剧的传统,我们不难发现《唐顿庄园》其实是一个被“现代化转型“所包裹的英国传统的家庭室内剧。故事内核依然是以家庭内部的人与人的关系发展和情感纠葛为主。若干成分与英国传统小说或者戏剧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包装的”创新“。在这样的外衣下,不免我们看到了《唐顿庄园》所未触及的地方,在编剧的有意掩盖下,阶级之间的冲突被隐去,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我们并未看到。同时在根本上不分阶级的剧中人价值观最终都归结到了对贵族情怀的认可与缅怀。一定程度上,《唐顿庄园》呈现给我们是一个怀旧情怀的视角。当然这一切与编剧个人的经验世界是息息相关的。与此同时,《唐顿庄园》所建构的时代也是一个现代主义思潮迸发的年代,对于现代艺术、现代派的各种思想也是编剧者所忽视的角度。然而,对此我们诚然无需苛责。

  作为一部少见的将英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包裹之下的电视剧。它留给今人的是关于这一百多年来的思考。这一百年,人类完成了之前数千年没有的飞跃,无论是财富累积还是发明创造。这一百年的时间之于人类需要被持续关注和解读。它有个名字叫作“现代”,同样它也渐行渐远。在这个将步入后现代的社会中,对于这个21世纪社会的母体――现代的20世纪,应该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和反思,我们与《唐顿庄园》所勾勒的时代一以贯之的、一脉相承的东西有很多。而之于英国人,《唐顿庄园》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于这样一个时代的缅怀,缅怀那些渐行渐远的最后的贵族,而我们也将随着缅怀一起思考。

  注释:

  [1]引自杰西卡・费罗斯:《唐顿庄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8页   [2]引自《唐顿庄园》第三季 第六集 31分45秒,原文为 Robort frequently makes decisions based on values that have no relevance any more.

  [3]引自杰西卡・费罗斯:《唐顿庄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101页

  [4]引自《唐顿庄园》第三季 第一集 27分57秒,原文为 Don’t worry about me. I’m American.Have gun ,will travel.

  [5]引自《唐顿庄园》第三季 第二集 24分54秒,原文为 Which only goes to show that you’re American and I’m English.I shall be Countess of Grantham one day,and in my book,the Countess of Grantham lives in Downton Abbey.

  [6]引自《唐顿庄园》第三季 第二集 41 分56秒,原文为 Mary,the world has changed. These houses were built for another age.Are you quite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with the borther of it all?

  [7]引自Paul Langford:《18世纪英国:宪制建构与产业革命》,外研社2008年9月第一版,第175~176页

  [8]引自杰西卡・费罗斯:《唐顿庄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131页

  [9]引自《唐顿庄园》第二季 第六集 10分35秒,原文为Your lot buys it,my lot inherits it.

  [10]引自《唐顿庄园》第四季 第六集32分42秒,原文为Mr Loyd George is more concerned with feeding the population than rescuing the aristocracy.

  [11]引自《唐顿庄园》第四季 第七集8分24秒至46秒,原文为 Because so few owners make the most of what an estate has to offer.So few think about income.So few are ready to adjust their way of life.・・・・・・ They have to get used to something different . They think nothing needs to change.The God will be upset if the old order is overturned.

  [12]引自Kenneth O. Morgan:《20世纪英国:帝国与遗产》,外研社2008年9月第一版,第146页

  [13]引自Kenneth O. Morgan:《20世纪英国:帝国与遗产》,外研社2008年9月第一版,第156页

  [14]引自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外研社2013年6月第一版,第258页

  作者简介:尹泽淞(1989.10.01-),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视觉文化,影视美学。

范文三:最后的贵族 投稿:刘艻艼

我们观察世界历史,贵族似乎是绕不开的话题。早在11世纪,一位法国主教便总结道:“从一开始,人类就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僧侣、农夫和武士。”他们各司其职,“武士为保护其他人而战斗”,这便是贵族的起源。

  欧洲的贵族是骑士,日本的贵族是武士,印度的贵族是刹帝利阶层,大清的贵族是八旗子弟。贵族是战斗的人群。在贵族与平民几千年的博弈中,1914年是历史的节点。当现代化的军事组织形态和高科技的武器装备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时,贵族成为历史。

  暴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后的法条”,如果你认同这一逻辑,便产生了一条“原规则”: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这条规则由杰弗里・布伦南与詹姆斯・M・布坎南最早提出,中国学者吴思将其进一步总结为“决定规则的规则”。既然“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贵族又是暴力的持有者,那么贵族说了算就是理所应当的事。

  对于贵族而言,他们一直处于焦虑之中。从16世纪开始,他们至少焦虑了三百多年。最早的焦虑来自托克维尔:“贵族下降,平民上升。每半个世纪,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距就缩短一点,二者变得毫无区别恐怕为时不远。”一代又一代贵族发出哀叹,“占有优势地位的贵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欧洲,贵族的人数约为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却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并垄断了政治权力。他们被人尊敬,更重要的是贵族们打心眼里认为“自己与旁人不同”。他们的服装、饰品、行为举止,衍生出一套审美取向和价值观,成为整个欧洲上流社会的共识,更成为平民效仿的对象。

  战前的欧洲贵族甚至是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贵族集团,他们垄断了高级军政职务。在欧洲,绝大多数的著名将领、政治家都来自于贵族家庭。他们的行动几乎就是世界历史的全部。

  贵族们一起狩猎、举行舞会、召开国际会议并决定世界大事。他们之间还互相通婚。以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国的皇帝们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英王乔治五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是表兄弟。乔治五世和威廉二世是堂兄弟。遇刺的斐迪南大公则是威廉二世的玩伴,他们从小就常在一起打猎。

  但是,世界历史已经走到了那个节点――贵族体制即将终结。

  19世纪以来,工业化和民主化成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贵族们的财富被工业化稀释,政治权力则遭到民主化的蚕食。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了!贵族们突然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满心欢喜地迎接战争,以证明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

  贵族子弟踊跃报名参战,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更可怕的是,骑士精神在新技术面前变得不值一提,马克沁机关枪、重炮、坦克、堑壕和铁丝网、芥子气成为战争的主流。对于贵族阶层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整个国家在新的组织体制中被全面动员起来”,战争的形态从贵族的战争转变为全民的战争。贵族们“像骑士一样地战斗,像动物一样被屠杀,像苍蝇一样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贵族们最后一击。

  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之时,贵族们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战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这样的平民领袖异军突起,贵族体制注定走向消亡。

  时代抛弃了贵族,选择了民粹。

范文四:最后的贵族 投稿:尹伶伷

最后的贵族

郑念原名姚念谖,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郑念后来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夫妇两人投奔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驻澳长达7年。

1949年之后,两人没有选择入台湾,而是留在上海。1957年,郑念在丈夫去世之后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发。‚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一个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这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郑念还保持着名媛的生活方式。

这家人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因此,他们有着丰厚的家产,在国内外的银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们才能在1966年的时候还保有那种生活方式——独立的三层住宅,男女佣人和厨师、园丁。仅在大陆的银行,她的存款就数以万计。

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郑念的家庭如同许许多多家庭一样陷入了可怕的灾难中。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郑念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已经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的郑梅萍处境更糟,在与母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人活活打死。事实上,这本书就是郑念以劫后余生的母亲身份含泪写来献给自己心爱女儿的。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七年间,郑念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郑念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

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胜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然而这正是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之展现。她的英文自传《Lifeand Death in Shanghai》追述知识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轰动世界。

‚文革‛结束后郑念成为统战对象,有机会出席各种妇女界的活动,并同时得到一些特权,比如在内部商店购物。朱大可回忆:‚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

那位叫作姚念谖(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郑念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虽然去美时已65岁,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1989年,《上海生死劫》中文翻译程乃珊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零距离接触。已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以致程乃珊感叹:‚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在《上海生死劫》一书的结尾,郑念这样写道。这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刚出版时,曾一时风行全球,包括中国大陆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它因素,似乎也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在中国大陆也再也没有出版了。

而离开上海后,郑念也再没有回过中国。但是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祖国的关切。她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

2009年11月,郑念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

范文五:《最后的贵族》是贵族的书吗? 投稿:尹棾棿

原对香港不甚了解。其文化,即人文、民风知之甚少。故从不认为对其有什么发言的理由。

  对现在的香港仍然不知道什么,却对其中华血脉之传承效应有所感悟。

  这也许是因了近多年的不少交流,也许是因了同宗同属其天然的沟通秘道。过来的人多了,过去的人亦不少。这就发现其遮掩之后的并非神秘。黑眸黑发下掩藏不了灵犀的一点即通……

  前数日我在“24小时在线博客”里发表的《我说》,是写该书的出不易、发不易、读不易……接着就出了大量盗版。

  《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章诒和,是前民盟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之女。1943年生于安徽,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书写得回肠荡气,几催涕泣。通过数个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文士的半生遭遇书写了我们身前鲜为世人所知的事件。

  书里是写了一些哀怨言辞,但有理有节,正直在胸,不能不让人敬仰。一些话是大了些,如对毛,对民盟报纸《光明日报》的真实回顾与大胆言辞……如对数年来他们的父辈所遭遇而于文字间闪烁怨词。

  现在则不同,不得不佩服邓公有先见!“两治”其结果无可辩驳的是给了这飞地一些言论的空间位置!

  《往事并不如烟》以《最后的贵族》新名称近日在香港出版。据说市场非常好,这就更加证明了两地文化传承的不可分离性。现代史里其实并不乏例:文革中香港就有同样的红卫兵存在,那有叫“国际红卫兵”的,就好似现在开商店就可以有“连锁店”,开集团就可以有世界各地各国的分公司。

  不过既是分公司当然就有其分公司的局限。无论从规模,从权限。往往就连内核也要变点味道儿,而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本土与国际的区别。本土人民总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背景演绎外来文化。

  四十七年前被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是一月份在北京出版这本书的。但被严重删裁,此次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以繁体字出版,恢复了被删的内容,书名改叫《最后的贵族》,仔细比较这两本书不仅是书名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北京的版本对一系列所谓敏感的内容做了删改。

  但不论此名是由谁所起,《最后的贵族》这名字就略显滑稽。在中国内陆,原本“贵族”一词就很陌生,而且革命半世纪是要打倒此“族”的。因此作者即使再偌大逆也是不会脱离自己生活一生的背景而自诩为贵族的。从内容来看,不知道再版者是如何看出了这里间的“贵气”来的。其主人公从当政到在野,再到最后为众所周知的际遇……何况尚未摆脱统一战线的身份。换从出身角度来看,我倒看更是以“知识分子”身份为好。

  康有为有次女康同璧(字文佩,号华),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康同璧母女在20世纪中期历史巨变的时候,选择留在了大陆,是典型的前朝“遗民”,这一身份注定她们会与新的时代发生某些不适。她们都是不喜欢政治的人,但是无处不在的泛政治还是时不时的找到她们的头上来。她们想平平静静的过一生,想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可是这样的生活都要偷偷摸摸的,但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下,她们也不失贵族风采。1969康同璧病故,终年83岁。若其人没有1949年前的一段前朝“遗民”背景,之后大概不会有人认此为“典型旧贵族”的。1949年的一场变故几乎使一切都在此形成了一道分水岭。

  而要说是章诒和自诩贵族的话,建议改过。

  其实在大陆勉强要说“贵族”的话大概要数执政党和民主党派,还有艺术界、文化界人等组成的团阵了。这样看来香港倒也似乎说出了点道道。

  是贵族吗?即使这样去看的话我看就只有是商业的“拍案惊奇的需要”了。

  《往事并不如烟》是大陆的知识分子在某一时期的集体写照。而知识分子是平民的基因,充其量是“知识贵族”的象征,但这也只是性情用语。

  但是香港版的《往事并不如烟》将此书极易归属到“社会艳情”式的地步……

  最后的赘述:《往事并不如烟》是作者的第一人称著作,是自述。是不可以由外人根据外在的任意目的改其名称的。否则,如此“贵族”章诒和标称自己为“贵族”就令人遗憾其“贵族”的真伪了。

范文六:最后的贵族岁月章永乐 投稿:郭现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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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永乐 成了职业和工作,每个星期要阅读几百 页到上千页书,书和文字堵塞得让人厌 恶。那一些在万圣书园博览群书,在醒客 咖啡厅高谈阔论的日子已是太过奢侈的 回忆。在北大的时候,感觉整个中国都在 自己的胸中,说起话来常常是气息雄浑, 浩浩荡荡t当然美国的国土也是广阔的, 甚至比中国更广阔,但在美国人的身上

957年董曲直与北大学生合影

看到的只是中产阶级的忙碌和局促的娱 乐。哈佛的朋友告诉我,即便是哈佛学生 也难有北大学生那种浩荡之气?与缺乏 浩然之气的人为伴为伍,即便日日登高 望远,又如何感觉到自己胸怀的博大

在美国的时候,时常在夜里做很长 的梦,梦里回到法学院。 法学院,多么远又多么近……我想 起的法学院是在昌平园面对满园荒草时 候突然感觉到的悲凉,紧接着是在那个 201大教室——它似乎总是屑于法学院 98级——暖气片和众人的呼吸所散发出 的温暖。在那里,朱苏力身着西服,脚 穿球鞋,顶一头鸟窝样的乱发,给我们 讲。法律没有本质”,让许多眼睛闪闪发 亮,贺卫方风度翩翩,给我们讲“法治 是法律家的统治”,引多少心灵暗暗倾 慕,小葛老师(葛云松)以点菜为例测 试合同法的考题,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口 耳相传的考题经典,而提到某个节日民 法概论课上黑板上贴着的那首写给他的 恶作剧情诗,大家都会忍不住诡异一笑。 也是在那个讲台上.我参加过98级 学生会主席的竞选,以微弱的劣势落后 于某位能干的著名同学,从此钻进主楼 的那个小图书馆埋头看书。在那里我见 识了昂格尔、诺内特、塞尔茨尼克、韦 伯与哈耶克,追随着法学界的最新思潮。 在那个荒凉的园子里,没有花花绿绿的 世界的诱惑,没有种种喧嚣和压力,我 们仿佛离现代都市文明几十年。我们尊 崇学者,关于一些学者的传说口耳相传 …强世功、赵晓力和郑戈是首当其冲 的神秘传说,还有社会学系的李猛,我 在进人大学的第二个学期就开始听他的

一次听的已经大不相同,那正是他从“韦 伯时刻”向“施特劳斯时刻”前进的时候 在法学院,社会学系和哲学系年轻 教师的那个“秘教”一样的读书小组。在 学生中有着神秘的魔力。系里~些搞实 务研究的老师对于本科生的重理论倾向 颇有微词——他们无法容忍“法治”的宏 大话语在福柯式的机智谈笑问灰飞烟灭。 但我逐渐沉稳下来,做细致的行政 法法条和法理研究,学习政治社会学,也 是在那时刻,才真正领会韦伯在。以学术 为业”演讲中的教导意义之所在。随着毕 业的来临,思想的魅影正在消散

,迫近的 是一个职业的要求:一个律师如何寻找 他的事业之路?一个法学学者如何寻找 他的思想之路?大家都变得实际了,但 并不因此变得庸俗了。我们仍然乐此不 疲地在生活中营造着一种巫魅的氛围。 在万圣书园买刚出的翻译新书仍然是一 种时尚;组织读书小组读经典,读完经典 下馆子吃饭更是充满诱惑。借着法学理 论或者社会学理论课的外壳,我们优游 于柏拉图、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经典 之中,思考这个时代的命运。对不公正的 义愤也时时驱动我们挺身而出——2000 年北大校内因邱庆枫事件而爆发的学生 抗议,正是从法学院学生的行动开始的。 而后来为孙志刚事件而行动的许志勇、 沈岿、何海波等法律家,也何尝不是出自 法学院这个共同体? 而今置身在异国他乡。阅读和写作变

呢?

我想,北大法学院的四年就是我最 后的贵族岁月吧——悖谬的是,我是在 这段生活结束两年之后才意识到。回忆 那时,一群穷困潦倒的“贵族”,宁可泡 方便面也要把书店里的书买回书架,生 活清苦却心怀国计民生,而且,总是能够 为贫乏的生活造出某种巫魅,身处其中 却陶然忘忧。同样悖谬的是,我们是在法 学院,浪漫地憧憬着法治,呼唤着法治。 但当法治真正到来的时候,肯定会把这 种种浪漫,甚至任何意义上的浪漫根除 个一千二净。职业教育盖过人文教育是 时代的必然,法学院的学生们将开始崇 拜律师和法官,而不是学院里的法学家 们。对于社会整体治理来说,这也许没什 么不好。但是,当我们的心魂丧失浩然之 气,龟缩在这个社会的种种精密的权力 利益的算计之下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力 量又从何处找寻? 贵族和士大夫的岁月已经终结,或 者即将终结,我为国家的进步而欢呼雀 跃。但在内心深处,上一个百年的回声或 许要比下一个百年更为醇厚,更为悠扬, 更值得让人反复回味。■ (作者系北大法学院98级本科生,现

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博 士研究生)

课,听他讲韦伯。那门课一西方社会

理论我已听过一遍,但李猛讲的跟我第

万方数据

Lawyer

45

最后的贵族岁月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 章永乐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 法律与生活 LAW AND LIFE 2004,""(9) 0次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lysh200409014.aspx 授权使用:北京大学图书馆(wfbjdx),授权号:82a9260c-c0d6-4189-a548-9e2e01545e63 下载时间:2010年11月14日

范文七:最后的贵族(二首) 投稿:蒋燕燖

无论是白昼还是黑夜,都有许多灿烂

  的恒星照耀在我们的天空,他们的光

  芒,令我们景仰。我们也渴望成为其中

  的一员,但这需要天分和努力。

  ――题记

  

  辜鸿铭

  

  一条辫子

  从清末的后墙

  用力地甩出

  重重打在了洋人的脸上

  一道血迹

  就让洋人们感到了无比的震撼

  

  于是

  一袭黑色的长衫

  就使广州的街头

  热闹了多年

  

  兴办洋务的齿轮

  正在江南的岸埠

  急速地咬合 你生逢其时

  红顶的瓜皮小帽

  在香帅张之洞的府上

  红透一片

  

  可漆黑的夜

  漫无边际

  豺狼的绿光

  一遍遍扫射

  狐狸的欲望

  也在嘶鸣中膨胀

  

  中国最后的一位遗老

  这时已被岁月的寒风

  吹到了紫禁城的门外

  那根锃亮的文明棍

  仍然在北京的街上

  掷地有声

  

  用洋腔说话

  用洋文写字

  一双枯瘦的小手

  把国粹国学的文脉

  挂在西洋的天边

  然后拖着那条脏兮兮的长辫

  回到了家中

  三寸的金莲

  依然让你

  醉入梦乡

  

  陈寅恪

  

  咬烂洋文

  转过身去

  就嚼碎了西域西夏的古文

  您一路地咬去

  一口好牙 就让藏、蒙、梵文

  全都成了您乖巧的儿女

  在膝前环绕

  

  这群淘气的孩子

  有谁还能让他们顽皮的性子

  在您的肚里

  认祖归宗

  西洋不是您久住的客房

  回到家国 回到水木清华的池边

  先生拿起一枝锋利的大笔

  用力画在了历史的浪尖

  厚重的史册

  开始破身

  尘封的学案

  初见了端倪

  

  先生没有就此打住

  学贯中西的笔锋

  直顶在“经史子集”的腰间

  让昔日的黄花

  一再开放

  鹤立鸡群的骨风

  呜呜作响

  于是让《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

  传》

  这些如雪的腊梅

  在青史中芬芳

  

  过去多年

  先生瘦弱的身子

  依然顶住了半个世纪的风寒

  即便双目已盲

  双足已膑

  可钢铸的脊骨

  就是不让历史的种子

  充当戏子

  不让学术的精血

  遗落在柳巷

  凡是走向先生的人们

  都能在路上

  看到先生的肩上

  其实高耸着一座

  珠穆朗玛的雪峰

  

  诗观:

  写诗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它却是一件神圣的事。如果诗歌失去了神圣性,自然也就失去了诗性。我只能常常告诫自己:行吟诗人,只能用生命去体悟生活的内涵,而不能用修辞去抵达生活的彼岸,作为一个诗人,我只有用热爱生命的感情,去热爱诗歌,从而用诗歌的语言去溶化生活给予我的启迪:诗歌,仍以一身的王气,走在人群的前面,自己却吞咽着孤独失落的酸果。在人们要求诗歌走近大众的时候,诗歌是否也应该要求人们走近诗歌呢?

范文八:最后的话剧贵族? 投稿:阎暤暥

当影视毫不留情地将话剧这门传统的艺术挤到边缘,话剧演员演变为影视剧最具实力的大军时,这位61岁的老人依然坚信话剧的重生,一如等待他的戈多――

  话剧《赵氏孤儿》正在北京人艺剧院演出。

  

  10月30日晚7时许,观众们都领票进场了,在陆续传来的舞台声响中,剧院越发显出一种无法抹却的孤清。

  

  二楼咖啡馆里,该剧导演林兆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穿着宽松的牛仔裤,套一件大大的毛衣。怎么看,都像个老年“哈韩族”。往来其间寥寥几个青年,都亲热地叫他“大哥”。

  

  “我以前拍的戏,很多人说难懂。那么这次《赵氏孤儿》会让所有的人都看懂,而且觉得好看。”

  

  《赵氏孤儿》是最早介绍到欧洲去的中国戏曲,伏尔泰进行了改写,取名叫《中国孤儿》,并把原先血腥复仇的结局改成了双方最后谅解。1990年,法国使馆的中法比较文学协会成立,委托林兆华执导该剧本,因为喜欢中国戏剧,林兆华最初用河北梆子表现这个经典剧目。北京人艺此次排演的《赵氏孤儿》是他的第二个版本。

  

  新闻周刊:事隔13年,什么原因又让您重拾《赵氏孤儿》?

  

  林兆华:第一,我看到京戏等几个戏曲版本,我觉得这个戏老百姓都比较熟悉。第二,一般人认为我的戏不大看得明白,但其实我的戏不是从先锋的角度出发的。我也想做一个专家们和老百姓都明白的戏。

  

  新闻周刊:您觉得这版《赵氏孤儿》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林兆华:除了剧情,这个戏功夫下得最大的是表演。以往历史剧的表演方式,拿腔拿调的语言,形体上的造型,我觉得是比较虚假的。我们多年倡导的所谓主流戏剧,都是那样表现的。实际上这是对现实主义的曲解。再说得难听些,就是伪现实主义充斥舞台。我希望打掉这些东西。

  

  新闻周刊:这次《赵氏孤儿》是否借鉴了戏曲的东西?

  

  林兆华:我对戏曲的借鉴并不是一招一式的借鉴。中国戏曲的一大特点就是空、无。但这种“无”又包容了一切。戏曲舞台上的一切都是靠表演来表现的,这在美学上是非常可贵的东西。我喜欢戏曲的原因,就是它给我极大自由。它能做到舞台什么都没有,而仅仅靠唱、念、做、打表现出来,这对话剧导演是极有好处的。从表演的角度,坦率地说,我不喜欢演员纯体验,我喜欢感觉,演员的创作应该重“感觉”。

  

  新闻周刊:但有人说,这版《赵氏孤儿》是“炒冷饭”,说您开始重复自己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林兆华:他恰恰没看懂《赵氏孤儿》。

  

  新闻周刊:迄今为止,它的票房如何?

  

  林兆华:票房不算太好。不比原来的《万家灯火》,场场爆满。这种历史题材的话剧,(票房)有时候八九成,有时候六七成。

  

  “像一些古典名剧,如果硬要搬到大剧场,是打不过赵本山的小品的”

  

  1982年,实验话剧《绝对信号》的成功,无疑是当时一统天下的传统话剧界的一声惊雷。当年看过该剧的一位观众,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幕话剧在那个年代带给自己的震动,“那天晚上我是神情恍惚地回到家的。我一直在想,原来话剧还能这么排。”

  

  新闻周刊:您还记得刚毕业到人艺时的情形吗?

  

  林兆华:我是196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人艺的,那是北京人艺的黄金时代。当时我对人艺排的那些好戏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每天都有戏演,经典戏剧像《茶馆》、《蔡文姬》是排队买票。最活跃的时候,连大年三十都演戏。现在不成了。

  

  新闻周刊:您什么时候开始单独执导话剧?

  

  林兆华: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开始单独执导戏剧。做《绝对信号》的时候压力很大。开始我们说“这是实验话剧”,这个“实验”的意思是说,好了就上,排不好就不上。人艺提供资金,刚开始只在排练厅演,征求意见,反映挺好,才让公演。

  

  当时小剧场在欧洲挺普遍,我们看投资的钱少,而且小剧场实验性非常强,给年轻人提供的空间大一点。

  

  新闻周刊:压力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林兆华:那时中国戏剧千篇一律,尤其是在这个很传统的剧院做。

  

  新闻周刊:做完《绝对信号》您就出名了?

  

  林兆华:不能说出名,这个戏成功了,大家觉得这个导演还成,就给以后做的戏奠定了基础。《绝对信号》当时影响挺大的,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了。一些专家原来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说,这不是人艺的传统。还有一些老专家看了,呀,还挺好看的。其实那时候演得也很简单,就是比过去说出了些新的东西,没更多的理论。但观众反响很好。一百多场,场场爆满,从1982年演到1983年。

  

  新闻周刊:后来是不是大家一窝蜂都搞先锋戏剧去了?

  

  林兆华:我想想,孟京辉是90年代开始搞的。但80年代的戏剧文学创作比90年代好,反映现实题材的戏剧比较多。

  

  新闻周刊:您觉得什么原因使90年代后戏剧不好了?

  

  林兆华:很复杂。80年代后有些作者压抑了那么多年,激情奔放了。而90年代改革开放,电视剧一进入,写戏剧剧本的人就不多了。

  

  新闻周刊:在《万家灯火》之前,您排的话剧赚钱吗?

  

  林兆华:我给剧院做的戏,都赚钱。我自己工作室做的,比如《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等待戈多》、《浮士德》,这些戏都不赚钱。

  

  新闻周刊:您排这些不赚钱的剧本,是因为您觉得这些名剧应该被重温、被创新吗?

  

  林兆华: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是强调主流戏剧。所以,你既然不排,我就拿到工作室排,自己筹集资金排。我觉得不这样做是不对的――国家剧院怎么能不演名著?像这样一些古典名剧,如果硬要搬到大剧场,是打不过赵本山的小品的,所以我在小剧场做,我只做给喜欢的人看。

  

  新闻周刊:有人认为,独立于国家剧院之外,戏剧工作室的出现更多地是为个人谋取利益。

  

  林兆华:他们赚钱有什么不好?孟京辉的戏吸引很多年轻人,有什么不好?有人批评他。但我说,孟太少了,应该多一点。现在有很多骂他们的话,我不明白骂人的那些人的心理。他们真懂得戏吗?有些评论家,只要是贴近主旋律的戏,不管多臭,都可以吹捧。而对孟京辉、李六乙那些年轻的导演做的尝试,怎么就那么刻薄。

  

  当然也有各种原因对戏剧环境的污染,比方过分强调商业化。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中国的(戏剧)制作人还是初级阶段,并没有把制作戏剧放在文化艺术角度做,从商业角度考虑得更多一些。尽管这样,独立工作室的出现也是好的。

  

  “戏剧永远不会死。我们把戏剧人才圈在戏剧圈内,是非常愚蠢的事”

  

  近十多年来,林兆华的每部戏,都会引来媒体关注的目光。我们无法判断媒体和观众的关注对林兆华个人创作的风格有多大影响。但是,可以看到,林兆华自己多年来的创作轨迹,非常切合于媒体和观众趣味的不断变化。

  

  新闻周刊:这么多年来,哪部戏可以称得上您的代表作?

  

  林兆华:《哈姆雷特》吧,《等待戈多》、《理查三世》都不错,还有《风月无边》那个舞台。《万家灯火》不成,那不是传世的东西,是大众通俗戏。

  

  新闻周刊:在业内有一种说法,比如孟京辉,他一直树立实验的先锋的旗帜,但看您的戏剧,却觉得时而非常实验,时而非常主流。为什么您要这样做?

  

  林兆华:也不全是,比如《红白喜事》,实在得要命,舞台上烟可以冒烟,井可以打出水来。我都是根据戏的需要做的。

  

  新闻周刊:《万家灯火》热演时,有人指出,话剧圈有两类铁杆观众,一类是热衷传统剧目的中老年人,一类是部分青年白领。但前者认为您的戏晦涩难懂,后者认为您的戏不够时尚。两部分观众都背离了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林兆华:我就是中庸。中庸之道是非常舒服的。大师的戏我也看过,理论家的书我也看过,但我不按照专家说怎么做,或者一个流派说该怎么做去做。我有自己的认识,我要创造(我的)学术和流派。

  

  新闻周刊:熟悉您的人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创新”,您是否因为创新而创新,有搞噱头之嫌?

  

  林兆华:原来很多教授对我也有一些意见,说我搞形式。我认为这是他们没形式,所以说我搞形式。可艺术形式是一个艺术品成熟的标志。我们原来只强调戏剧的内容,但怎么可能形式离开内容呢?真正的艺术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我们过去就是只强调意识形态,不强调艺术形式。

  

  新闻周刊:您到这么大年纪还在一直创新,是否担心创造力枯竭的时候?

  

  林兆华:我不担心。我脸皮比较厚,我做戏没有负担。我每当做一个戏,不考虑失败如何,成功如何。我想做就做了。

  

  新闻周刊:做那么多年话剧,您觉得最无奈的是什么?

  

  林兆华:其实我想说,我觉得无奈的,不是票房,而是体制。中国戏剧体制,早已落伍了。我们有些戏并不比发达国家差,但戏剧状态还是不行。

  

  新闻周刊:如果体制打开了,观众还会回到戏剧中来吗?

  

  林兆华:戏剧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死。我们把戏剧人才圈在戏剧圈内,是非常愚蠢的事。应该让尽量多的人进来。

范文九:最后的贵族张充和 投稿:蔡獝獞

著名诗人卞之琳的著名诗作 《断章》 的主角张充和,于2015年6月18日凌晨一点,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寓所离开了这个繁华世间。《断章》 选自卞之琳的一首长诗,文字如下: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苦恋张充和一生,在充和婚前苦追十年未果,写下许多诗作及数百封信,张充和无一回应。有人曾问张充和,为何不明确拒绝他,充和如此作答,“没有人请客,我怎能说不去”。从她曾说卞之琳是纯粹的单相思一事来看,“请客”暗指卞之琳即便疯狂爱恋她,却从来不曾好好表达,更不用说当面表达了。如此,你让她何从“明确拒绝”?她也说过,以为不回一个字,已经是一种拒绝了;在琴棋书画方面已臻化境的充和,其实根本看不上卞的新诗,认为其诗其人都“不够深沉”。但卞之琳的“单相思”贯穿了一生,充和随手写下的文字、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卞之琳都曾如获至宝般收集,后来还曾专门送至香港出版;在垂垂老矣的1980年,双方暌违31年之后,卞之琳赴美还专程探望张充和,递上他某年无意之中得到的沈尹默点评充和几首诗的墨宝。

  张充和是民国“合肥四姐妹”最小的一个,生于1913年5月,享年102岁,可谓“仙逝”。由于从出生8个月起,充和即被有着深厚国学功底、自己无子嗣且极重视教育的叔祖母收养,她得到了极佳的“私塾”训练;16岁时在叔祖母去世后回返合肥张家大家庭时,因其父本身就是教育家,她同样得到了很好的教育。

  张充和的老师皆为名师,譬如说幼年曾师从朱谟钦学古文和书法,少年时师从沈传芷、张传芳、李荣忻等学昆曲。她的老师不仅才华横溢,在德行方面也颇严谨。以朱谟钦为例,他不仅对于充和的书画天分因势利导,对其满不在乎用完整古墨练字的习惯加以提醒:小孩子练字用碎墨就好,用完整古墨过于浪费。张充和从幼年起即养成晨起练字三个小时的习惯,以至于从36岁随夫移民美国后,充和仍然每天晨起练字不辍;当她年近90时,去耶鲁探望她的人常常看见她在悬腕写字。她自己还不经意地说,“我在学习写字”。如此谦逊的她,书画均达化境,以至于有名家看到她的小楷后说:看了张充和的字,才知我们从小都没有好好写字。

  张充和在昆曲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很难估量。由于幼年也有名师教授昆曲,而少年时父亲及三个姐姐尤其是大姐元和痴迷昆曲,张充和也浸淫颇深。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因病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的张充和来到重庆,被聘为研究人员,专门研究古乐及昆曲曲谱。由于机缘巧合,她同时师从沈尹默研习书法。1940年,张充和曾在重庆登台演唱 《游园惊梦》,惊艳全城。但充和私下里说,并不喜欢在众人面前演戏。因此她经常悄悄一个人跑到废弃的船上演唱昆曲。

  上世纪40年代后,张充和一度在北大教授昆曲及书法。由于长期寄居在三姐兆和、三姐夫沈从文家,她于1947年在北京结识美国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次年也即她35岁时结婚。1949年1月夫妻俩移居美国。此后在耶鲁大学等地教授中国书法二十多载,同时也在家中教学生昆曲。一生挚爱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在琴棋书画每个领域都达到了顶尖水平的张充和,除了在老年短暂回国探亲外,一生旅居异国他乡。因此她曾苦笑着说,年轻时曾很不高兴章士钊将她比作蔡文姬,谁知一言成谶,她真的成了新时代的“蔡文姬”。

  合肥张家共有十姐弟,个个都出类拔萃,而三个姐姐的丈夫,都是中国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因此,充和多年以来都被称为类似于“沈从文的小姨子”之名。其实张充和在中国文化界的分量与地位,不需要任何“姐夫”或其他曾经与充和过从甚密的张大千、沈尹默、胡适等名人们背书,也不需要所谓的“民国才女”的头衔来界定,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灿烂旗帜,在风中迎风飞扬。而她的离去,也诠释着那个年代“最后的贵族”走远,甚至预示着中国古典文化贵族精神的具体物化形象的消弭。

  (选自《看世界》2015年第13期)

  编后

  1976年被认作为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个关键点,不会有人产生异议,中国这艘巨轮在历经滔天大浪后从此驶上正确的航线。李菁先生的 《1976年,中国政治大地震》 给我们展示了一些新的细节,以叶剑英为首,汪东兴等老一辈共产党人挽狂澜于既倒,抓捕 “四人帮”看似悄然无息实是历史的必然,探其成功的原因,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贞不渝、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追求。而坚持正确的路线,则是我党永葆青春的秘诀之一。实事求是,认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胡耀邦审订”说法的由来》 一文就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要成就一番事业,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需要极大的付出。《孙、袁退位与上台的背后》 中的袁世凯,不可谓不是一代枭雄,可心中的 “皇帝梦”是倒行逆施,后果就是搭上性命还没落着一个好名声。再看著名报人徐铸成笔下的蒋介石:为了达到权力的巅峰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挑起内战。《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应该是中肯而真实的评价。这二位的 “持之以恒”用错了地方,终被历史车轮践踏湮没。所以提醒大家,有了对事业追求的恒心和毅力,埋头向前的同时还应看看道路是否正确。

  政治毕竟是严肃的话题,所以在特殊的年代,连配音演员的幕后工作都变得不那么轻松,为了热爱的配音艺术也为了应对当时的 “内参片”,上译厂的老一代艺术家们在 “冬凉夏暖”的 “漏音棚”里奋战,条件艰苦,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宝贵的 “声音记忆”,应该向他们致敬!同样为了留住更多读者,在现今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如何把历史变得有趣,才子们一直在努力。近年的流行语 “国民××”,似乎把偶像平民化了、更接地气了,老百姓觉得亲切,不再 “仙”气凌人。本期吴钩先生的 《“国民老公”苏东坡》 一文赶了一回时尚,把苏大学士拿出来对比现今的 “小鲜肉”,读起来会让人莞尔。

  坚持什么,怎么坚持,于国家是政策;于个人则是是一种态度。《最后的贵族张充和》 中提到:当张充和年近九十时,还常常悬腕写字。她的离去,诠释着那个年代 “最后的贵族”走远,甚至预示着中国古典文化贵族精神的具体物化形象的消弭。我倒是比作者乐观,因为我想后人始终可以学习、传承,就如同财富的累积,“贵族”同样也应由坚持而产生。而持之以恒,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优良传统!

  欧阳文清

范文十:中国最后的贵族 投稿:侯糡糢

经历过金戈铁马,经历过沧桑荣辱,经历过从华丽巅峰到平凡如水的旅程,这样的家族一定是厚重的,这样的记忆一定是五彩斑斓的,这样的全家福一定是不仅要去看,而且要去读的。

  这张黑白的全家福照片,将时间一下子拉回到53年前。而今已逾花甲的金毓岚,那时还戴着红领巾。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全家福”,它记录着一个社会旧形态的彻底打碎,一个国家新形态的涅�重生。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在东方大地上辉煌显赫了276年的封建皇族,最终在这张照片上留下了归于平凡的质朴微笑。

  金毓岚至今还记得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次历史性的团圆,并且早在十年前就曾经专门撰文予以铭记。

  那是1959年的冬天,他和家人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第一批特赦的战犯名单里,有一个让他们欣喜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金毓岚知道,这位他从未谋面的大伯,就是清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宣统。

  没过几天,父亲告诉他,这位大伯要来家里吃饭。在那个供应非常紧张的年代,父亲竟然为了这顿饭,专门想办法弄来了一只鸭子、几条鱼以及市面上极其少见的鲜菜。

  父亲还特别叮嘱金毓岚,把平时最爱玩的陀螺收起来。那时候,孩子们把这种游戏叫做“抽汉奸”。父亲说:“你大伯最忌讳这个词了。”

  那是个星期天的晚上,金毓岚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特殊的大伯:高而消瘦的身材,中分头,一身黑布棉装,戴着宽边近视眼镜,笑着和家里每一个人紧紧握手,嘴里不停地说着同一句话:“我有罪,我是人民的罪人!”

  那顿饭,大伯吃得很香,很香。

  两年后的春节,爱新觉罗家在京的四代人同聚于载涛贝勒家,中央新闻图片社为这几十口人拍摄了这张全家福,成为这个特殊家族四世同堂的惟一一张合影。

  那一年,载涛(光绪同父异母弟,溥仪的叔父)75岁,溥仪56岁,溥杰(溥仪弟弟)55岁,溥任(溥仪弟弟,金毓岚父亲)43岁,金毓岚12岁。

  照片上,每个人都微笑着。金毓岚经常想:伯父的前半生,断不会有这种轻松、惬意的微笑。

  毛泽东曾说:“溥仪的出路在中国,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路也在中国。”

  十几年前,金毓岚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岁月轮回,朝代兴替,荣辱盛衰,历史使然。”

  随遇而安的平凡生活

  溥仪被称为“末代皇帝”,金毓岚便常被人称为“末代皇侄”。

  金毓岚的父亲溥任后来的名字叫做金友之,今年已经96岁高龄,是溥仪唯一健在的“皇弟”。这位退休前全心于教育、退休后致力于清史研究的老人,平生从不炫耀自己的显赫家族,以至于身边的很多人很长时间里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受父亲的教育和影响,金毓岚对自己的家族出身也很低调。虽然他三岁时就搬出了后海的醇亲王府,对王府生活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但是,皇族的背景,让金毓岚从小便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物质条件上也优于普通百姓,多少沾上了些“贵族出身”的光。

  然而,他从未因此而看不起别人,相反,对弱势群体始终有一种天生的悲悯之心。经常会有一些自称是爱新觉罗家族后代的人找到金毓岚,在他面前哭穷,金毓岚来者不拒,都会给些钱。其间难免会有鱼龙混珠,金毓岚却不太以为然:“碰到假的骗我,下回别来了就完了呗!”

  对类似事情,金毓岚并不觉得和家族有太多关系:“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这不是哪个家族应该做的,而是所有家庭都要做的。我现在有一点能力,那就去做一点,自己会觉得心安理得。”

  北京美术馆街东侧的西扬威胡同4号院,是金毓岚从小生活的地方。现在虽然已经搬走了,还会每天回去转一转。那熟悉的一草一木,能让他重回老北京:“什么才是真正的北京?就是一帮人在胡同里生活。”

  “每次到这里,都觉得特别舒服。跟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们聊聊天,就挺好的。经过了文革,这里还能保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这里有我儿时的回忆,有着太多难以割舍的东西。”他说。

  金毓岚喜欢古董收藏,全国的古玩市场差不多都走遍了。这一点上有父亲的遗传。“大哥金毓嶂走仕途,三哥金毓�做学问,我是一个没啥想法的人,再不让我玩玩,多冤啊!”

  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前,他刚刚去了趟河北宽城,向当地的博物馆捐赠了一些收藏品。“收藏不仅能让人正视自己,陶冶情操,使浮躁的心平静下来,还能放眼历史的长河,汲取中国几千年璀璨的文化。”

  皇族出身的性格烙印

  对自己的家族,金毓岚评价说:“称之为中国最后的贵族,我觉得这话并不为过。培养一个企业家,可能也就三五年,一个机会赶上了,就能冒出很多土豪。可要真正培养出一个贵族,就不那么容易了,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传承和积淀。”

  在金毓岚看来,所谓的贵族,是需要一些内在的气质的。首先就是家教要严。他的父亲溥任就是个大孝子,每天早晚都要去跟祖父请安。祖父说的事,从未违抗过。

  “在醇亲王府上,一直陪着祖父走完一生的就是父亲。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金毓岚说。

  骨气也是家族气质中不可或缺的素质。他举了一个例子:抗战时期,曾有日本人要借醇亲王府当军火仓库,被祖父回绝了。后来,两个日本少将亲自出面,态度非常强硬。溥任毫不示弱:“这件事绝对不可以!老王爷的安全我必须负责,不管是谁,都不能将军火放在这里!”

  在金毓岚的眼里,父亲一直都在忍辱负重,维护着家庭和家族的利益。

  而今,96岁的溥任已经卧病在床,金毓岚和兄弟姐妹悉心地轮流陪伴照料。

  每一个家族都会有一种带有标识性的性格特征,不自觉地烙刻在每一个家族成员的身上,一代代传承。金毓岚说:“父母的文化水平和家庭出身,对孩子的影响确实非常大。父辈的言谈话语和成长环境,会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慢慢地对他们的性格和人品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家族中,有好几个人都从事教书育人的职业。1947年,溥任在醇亲王载沣的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北京竞业小学,并自任校长,载沣任董事长,溥任的妹妹当老师。之后,家里将学校捐赠给政府,溥任自己以一名普通教书匠的身份,继续教学,直到1988年退休。溥任以及金毓岚的二哥金毓�、大姐金毓琨,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金毓岚自己也曾经是北京市和平街一中的一名教师。对于这种“教育世家”的传承,他解释说:“读书其实是一种退隐的方式。醇亲王的后代们如今都成了教书匠,这并非偶然,因为我们都继承了醇亲王家族那种超然于世的品格,不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世去谋求什么、换取什么。”

  父辈周围的人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无形中给金毓岚从小就营造了一个浓厚的文化氛围。“父亲对我的学习从来不提要求。”这种风格竟然也被金毓岚继承了下来。当老师后,金毓岚很少给学生留作业,练习题都是当堂完成。

  这种教育风格自然也延续到了他的女儿金钊的身上,基本上“采取散养的方式”:“女儿的工作完全凭她自己的能力应聘!”

  “凡是说教的教育都不是好的教育。教育是无声的,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的。”教了一辈子书的金毓岚总结道。

  皇族的出身也并不只有好的一面:“我从小被保护得很好,很少去胡同里跟别的小朋友玩,对外边的世界了解甚少。到了上学的年龄,我的社会经验还都几乎为零。”

  直到后来下乡插队,金毓岚觉得才把这部分缺失找补回来。

  “所以,家庭环境对孩子太重要了,会影响到一生的命运!”他说。

  真实历史的时尚之风

  在外人看来,皇族的后裔可能都会比较古板。金毓岚却不这样认为。相反,在他的眼中,家族历史上随处都写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时尚之风,他的祖父载沣就曾是中国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第一个使用电灯电话的人、第一个坐轿车的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族时尚”,就是拍照片。金毓岚收藏了家族的很多照片,有翻拍的,也有各处淘来的。

  “慈禧的第一张照片拍摄于1913年,而我曾祖的照片却比她早了整整30年,是在西山行营里拍的,可以说是清宫最早的照片。”金毓岚说。

  在他看来,那些照片上记录的,才是真实的历史。而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有情的。只有尊重真实的历史,才是尊重自己的文化,也才对得起子孙后代。

  一段时间里,影视舞台上清史剧火爆,到处都是阿玛、格格的身影,其中大量都冠以“戏说”的说辞,以逃避对历史的无知,造成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这一段真实历史认知上的扭曲和颠覆。父亲溥任对此非常气愤:“许多事都是我亲闻、亲见、亲历的,现在不去纠正,将来就更搞不清楚了。”

  金毓岚同样认为,对历史的歪曲绝不是时尚,对历史的尊重也不是古板。“不能对下一代进行知识上的歪曲,应该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谁也不愿意往自己的祖先头上瞎编故事吧!”

  “想当年清朝入关时是何其强盛,到了清末又是何其衰败。这是历史的必然。其间兴衰荣辱的道理,对今天的治家治国仍然大有裨益。”金毓岚说。

  “我认为,清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没有哪个皇帝是不勤政的,对皇子的教育历代都非常严格,并且尊重和弘扬汉文化,把汉文化跟本民族文化融合得非常好。在文化融合方面,清朝是历朝历代里做得最好的。”他补充道。

  每当凝视这张唯一的四世同堂全家福,金毓岚的眼睛里都会流露出非常丰富的内容,有温情,有怀念,有荣耀,有敬仰。拥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族,他的人生回忆也一定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特殊”。

  经历过金戈铁马,经历过沧桑荣辱,经历过大起大落,经历过从华丽巅峰到平凡如水的旅程,这样的家族一定是厚重的,这样的记忆一定是五彩斑斓的,这样的全家福一定是不仅要去看,而且要去读的。

  “说是全家福,其实人数上还远远不够,有很多人没在上面。”这是在为《中国周刊》记者介绍这张照片的时候,金毓岚说的第一句话。

  “当年,我才上小学四年级,老一辈还很年轻。如今想一想,岁月如梭,一些老人辞世了,当年十几岁的孩子,现在也都六七十岁了!”抚摸着这张全家福,金毓岚像是在对我们说,更像是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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