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的精神_范文大全

左权的精神

【范文精选】左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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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左权的精神

【优秀范文】左权的精神

范文一:雷锋精神伴我左右 投稿:梁壁壂

雷锋精神伴我左右

七年级十四班 张昊琨

指导老师:任晨亮

在我懵懂的时候,就时常听到“雷锋”这个响亮的名字。虽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但从人们说出这两个字的神情中,我能感觉到他肯定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慢慢地我长大了,在我的脑海里雷锋的形象也渐渐清晰起来。我知道了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他用自己的行动和语言塑造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传播到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这就是雷锋精神。

对我而言,雷锋精神是宏大的,他包含着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坚定政治立场,包含着把个人融入集体、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包含着刻苦学习、努力钻研、爱岗敬业的人生态度,等等等等。雷锋精神也是具体的,在我的身边都有雷锋精神的影子,为老年人让座的年青人,热心助人的好心人。对我而言,最具有雷锋精神的就是辛勤哺育我成长的每一位老师。从幼儿园到初中,接受了许多老师的教诲,每一位老师都是不辞劳苦,耗费了大量的汗水和心血。就像一首诗里说的那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雷锋精神一直伴随着我,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我

也会不时地用雷锋精神来要求自己,看到老人上公交车没座我会主动站起来,在家里我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在学校里我会主动帮助老师和同学们。但我知道我做的都是一些小事,离真的雷锋精神还差的很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路还很长。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我要更热情地对待老师和同学们;“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最有力量”,我要更热心地参与集体活动,为集体争光添彩;“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我愿在暴风雨中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我要不断坚强毅力,把自己培养成勇敢正直的人;“但愿每次回忆,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我要对自己负责,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我要再一次认真地读一遍《雷锋日记》,真心地把雷锋的每一话都印在心里,再化为行动,用一生来学习雷锋精神,让雷锋精神始终伴随着我。

范文二:精神在左花海在右 投稿:傅遘遙

精神在左 花海在右

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纪念“五四”运动91周年——“五四”表彰大会暨“五月的花海”合唱比赛决赛于2010年5月4日晚7点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剧场盛大拉开帷幕。 出席本次大会的嘉宾有校领导李忠云、李桂芳、唐峻、李名家、周承早,以及学校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研究生工作处(部)、教务处、工会等相关负责人,各学院辅导员、专职团干和近千名学生代表。表彰大会由校团委书记李金发主持。 会上,校团委副书记程为民宣读了表彰文件,校领导李桂芳、唐峻、李名家、周承早分别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发了获奖证书,其中,授予经济管理学院、土地管理学院团委等5个基层团委“五四红旗团委”称号,授予红杜鹃爱心社等17个社团第八届大学生“星级社团”称号,授予后勤集团周守君等10名同志第七届“十大青年岗位能手”称号,授予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林萌等10名同学第九届“十佳大学生”称号。随后,校党委书记李忠云发表重要讲话,对我校广大同学和青年团员提出了四点希冀:第一,希望大家坚持理论武装,做探寻真理的追求者;第二,希望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做伟大事业的开拓者;第三,希望大家善于勤读立耕,做现代文明的传承者;第四,希望大家践行立己达人,做实践创新的先行者。 表彰大会结束后,紧接着,“五月的花海”合唱比赛决赛正式唱响。首先出场的参赛队伍来自理学院,一袭蓝白相间的服饰加之嘹亮的口号声让人耳目一新。二号参赛队水产学院以闪亮金片长裙耀眼全场,以柔和婉转的《茉莉花》对比激昂奔放的《爱我中华》,唱出了青春,唱出了活力。而食品科学技术学院的同学们也不甘示弱,先配上一段诗朗诵,再加上身穿燕尾服的专业指挥投入的手势,时而铿锵有力,时而柔和百转,在《乘着歌声的翅膀》中庄严歌唱《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活动现场气氛活跃,掌声此起彼伏。 值得一提的是,文法学院用伴舞的形式演绎别样的《春天的故事》,让人徜徉在绿色的海洋里,感受春天之韵。经管土管学院用《青春舞曲》动感愉悦的旋律切合本次活动的主题,诠释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真谛。“无论你我可曾相识,无论在眼前在天边,真心的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同学们真挚动人的歌声这样唱到。另外,外国语学院作为最后一支参赛队伍,以女声合唱配以钢琴伴奏,自由演绎唯美的《蓝色多瑙河》和《歌声与微笑》。

在最后的比赛成绩公布之前,还有幸请到了大学生艺术团合唱团的友情出演,向大家演绎了专业的《在太行山上》和《葡萄园夜曲》。最后,经管土管学院以95.73分的高分荣获“五月的花海”合唱比赛决赛冠军。 至此,“五四”表彰大会暨“五月的花海”合唱比赛决赛圆满落下帷幕。

4月19日晚7:00,“五月的花海”合唱大赛预赛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剧场拉开了序幕。

“挹江流浩浩汤汤,挟沃野郁郁苍苍,„„”开场是由生科院代表队带来的校歌演唱,歌声激荡澎湃,充分展现了青年大学生的蓬勃朝气。他们满腔的热情和女生们火红的裙装将观众的激情瞬间点燃,一曲嘹亮的《大中国》,激荡着现场每一个观众的心。此外,

食科院献上的一曲《爱我中华》,唱出了对改革开放的赞扬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动科动医学院用新的方式演绎了上届的冠军歌曲《歌唱祖国》,优美地起深情地收,高潮又激情澎湃。作为上届的冠军,食品科技学院选用了轻快昂扬的《爱我中华》,多声部的高难度歌唱将观众们带入了澎湃的爱国浪潮中。

本次比赛中,楚天学院的表现无疑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他们整齐亮丽的服装、极具特色的藏族歌风、优美的藏族舞展现给观众不同的视听感受。而最后出场的水产学院则用一首深情感人的《生死不离》将观众带入对“5·12”汶川大地震中逝者的深深怀念之中。

此次活动由校团委主办,校学生会承办,特邀校团委老师范金凤、付琴、沈希飞。来自各院的13个合唱队参赛,他们将献上精心准备了近一个月的歌曲。本次“五月的花海”合唱比赛曲目由必唱歌曲《华中农业大学校歌》加一首自选歌曲组成。

后记:我校的“五月的花海”合唱大赛作为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演唱革命歌曲来纪念和弘扬五四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通过合唱培养大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充分展现了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又是一年毕业季,今年我校大学生艺术团将以往的毕业生晚会“发扬光大”,组织了舞蹈、歌曲、话剧三场专场文艺演出给毕业生送行。

“春晖芳草情”向专业团队看齐

喜欢舞蹈的同学这次可大饱眼福了,艺术团傅琴老师率领舞蹈团的同学们献上的“春晖芳草情”师生舞蹈专场是在结合了武汉音乐学院专业演出的基础上策划演出的。据傅琴老师介绍,不同于以往的综合晚会,此次的舞蹈专场给了舞蹈表演更大的空间。“这次的专场将是一场高水准的专业演出。” 傅老师说。 从去年十月份迎新晚会后开始策划,“春晖芳草情”舞蹈专场是三场专场演出中准备时间最长的一场, “很辛苦,前段时间温差大,很多同学都感冒了,但是大家都坚持训练。”付老师说。

此次的舞蹈专场将以民族特色舞蹈为主,从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到群舞,舞蹈专场将以多种形式展示。傅老师表示,专场将分“芳草青青,梦想缤纷”、“春晖灿烂,赤子深情”和“桃李芬芳,前程似锦”三个部分,将表达出毕业生们对母校的眷恋和学校对毕业生的祝福。

离歌歌友会,毕业生以歌送行

“校园十大歌手”经过发展已经成为学校每年固定举行的特色比赛,也成为学校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每年都会有热爱唱歌的同学在“十大歌手”的舞台得到展示自我的机会。艺术团沈希飞老师介绍,即将毕业的大四同学中也有不少“十大歌手”的获奖者,因此,艺术团决定为即将离校的“十大歌手”开设一场专场歌友会,让毕业生来送毕业生。

五月份开始联排的歌友会将以全场演唱纯通俗歌曲的方式来展现,沈希飞老师表示,整场晚会将以同学们大学四年的成长经历为主线,用歌曲表现出毕业生们在大学四年的经历和情感体验,表现同学们对学校的留恋和感恩。

末日话剧,启发毕业生人生思考

刚刚改名为“惊蛰剧社”的话剧社经过精心策划,将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为毕业生送行。不同于舞蹈团和“十大歌手”走的温馨路线,惊蛰剧社将把一出能够启发毕业生人生思考的话剧献给毕业生。

话剧专场将演出由惊蛰剧社社长普睿等5名编剧原创的剧目《Knockin' on Heaven's Door》,话剧以时下热议的2012末日预言为主线,深入探讨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地位的角色。对不同的角色进行多角度的探索和剖析。

普睿介绍,创作《Knockin' on Heaven's Door》的初衷是想展现出在面对死亡和末日的时候,人性的光辉和真善美。“浑浑噩噩的人生是耻辱的,只有在经历顶峰的时刻才能看到彩虹绚烂的美。”普睿说。惊蛰剧社的同学们希望这出剧目能够给毕业生一些人生启发,激励他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不畏困难,越走越远。

据悉,近日艺术团将在荟园食堂门口分批发放专场演出的入场券,同学们可前往领票。

范文三:左麟右李精神就是阿Q精神 投稿:钟阵阶

不开心岂不是亏了

  “左麟右李”这个招牌,至少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

  2002年2月,李克勤和谭咏麟先后在香港“红馆”开演唱会,因为观众反应热烈,所以都决定加场。两人属于同一家唱片公司,召开记者会时,两人便决定一起开以节省人力,结果有记者误以为是谭李两人一起合办演唱会,无心之语,最终促成了“左麟右李”演唱会在翌年成功开办。

  2003年,从2月到12月,在粤港澳、上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加坡共举办31场;2004年1月到2005年5月,在陆港澳、美加及东南亚共举办30场;2009年2月到2010年5月,同样是全球巡演,共25场。

  至于谭咏麟个人,他唱过上千首歌,卖过超过2000万张唱片,举办过的演唱会至少已超过600场。

  谭咏麟曾经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上写过“我的夜总会生涯”,自述在上世纪70年代,自己所在的温拿乐队跑过不少码头—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都有他们的足迹,但最难忘的,还是在香港本地的夜总会驻唱的日子。

  Q:“左麟右李”已经唱了超过十年,每一次合作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T:每次都会摆一些不同的元素进去,第一次—

  L:第一次是最强烈的,因为对于香港观众来说,很少有两个艺人一起来做演唱会,因此他们会觉得很新鲜,而且(我们)还这么丝丝入扣。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那时候我刚拿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那时候没想过时至今日都还能做下去,本来是各自演唱会的加场的记者招待会,结果有记者以为我们一起要开演唱会,于是第二年就开了“左麟右李”。

  Q:开这类演唱会对你们的体能要求有多高?

  T:(若无其事)我一直都没问题的,你问他~

  L:其实(压力)不小的,别说又要唱又要跳,穿着那么重的衣服,单是站三个小时也都挺累的啦。但是有一种东西,歌手只要一听到就不会觉得累的,那就是观众的欢呼声、掌声,那是灵丹妙药,无论人和嗓子多累,只要一听到,肾上腺素马上就上升。我们去年10月(“左麟右李十周年”),有三天是每天两场,六个小时,对体力是挑战,但顺利过渡。我们曾经考虑过一天做三场,早上也来一场—

  T:(满怀期待地)好像礼拜去教堂那样—

  Q:但是声带压力应该会很大吧?

  T:没有,没问题。

  L:歌手都是很有经验的,尤其是校长,其实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了。

  T:过去唱夜总会的时候,我从晚上八点唱到凌晨四点,八个小时。

  Q:你们在演唱会上讲的话,之前有没有排练过?

  T:原则上有,但你知道我的啦,他(李克勤)都害怕,不知道我到时候会说些什么。

  L:有一些是设计过的,比如栋笃笑和脱口秀的部分,但观众都习惯了“左麟右李”的风格,知道在歌与歌之间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也会现场问观众想听什么,然后马上唱给他们听,那观众会很惊喜,这是我们的特色。

  Q:开心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人生里很主要的东西?

  T:对我来说是,因为,反正每天都是这么过,如果不开心的话,岂不是很吃亏?

  Q:但你应该也经历过不少挫折的。

  T:从来不会放在心里,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的挫折,一觉醒来,那些不开心就不记得了。

  L:如果有一种所谓的“左麟右李精神”的话,我觉得跟“阿Q精神”是很像的。我其实也是,顺利和不顺利,高高低低,都会经历的,我就会跟自己说,这些顺利了,说不定另一些就会一般般,看你怎么看。

壹读:“曾经有过或现在有的最大的恐惧?”李克勤:“恐惧啊,我怕死。”谭咏麟:“谁不怕?”

老顽童和他的晚辈

  谭与李的祖籍都是广东新会,但其实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谭咏麟的父亲是广东足球名宿谭江柏,有“谭铜头”的名号,曾在1936年代表中国队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可惜在第一场就被英国队淘汰出局。谭咏麟小的时候,父亲会经常跟他讲当年的故事,例如去德国要花上半年时间,和希特勒握过手,等等,但“我不大爱听这些故事,只有他买一杯雪糕给我,我才会继续听下去,否则,我就要他抱着睡觉”。

  但家庭的影响根深蒂固,谭咏麟自幼喜欢踢足球,至今每周都会抽两个白天和两个晚上去踢球,每次踢上三个小时,“刮风下雨,雷打不动的”。

  校长于1968年开始玩乐队,1973年温拿乐队的时代开始,1978年解散之后,单飞的谭咏麟靠第三张粤语专辑《忘不了你》开始走红,此后推出《爱人·女神》《雾之恋》《爱的根源》《爱情陷阱》等专辑,更让谭咏麟走向80年代的巅峰。

  而在1985年出道的李克勤,便是凭着唱谭咏麟的《雾之恋》拿下第二届香港十九区业余歌唱比赛的冠军。随后李克勤签约谭咏麟所在的宝丽金唱片公司,与偶像谭咏麟结下亦师亦友的情谊。

  Q: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L:对我来说就很早啦,我是从读书开始就听校长的歌。

  Q:但你比校长小17岁。

  L:(大声说)不是,他25岁,我23岁,永远都要记着这些数字才行,哈哈。第一次见校长是在健身房里,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只是觉得眼前这个人用色迷迷的眼光看着他—

  T:(笑)很奇怪,直勾勾地还看那么久,那时我正举着重,好辛苦,他就走过来说:“将来我是你同事”,我就“哦”,我以为他想做我同事,其实已经是了。

  Q:对于你们来说,成就感来自哪里?

  T:对我来说,就是能做一场很开心的、观众很满意的演唱会,那就是成就。你一个人开心,怎及全世界的人跟你一起开心呢?

  L:为什么歌手这么喜欢开演唱会?尤其红馆,好像圣地一样。因为座位多。观众的反应是很直接的,哪些歌是大家真正喜欢的,哪些歌大家只是礼貌性地鼓一下掌,你是能看出来的,鼓掌的声音就是台上的表演者最喜欢听到的声音。做唱片也是另一个支持自己做下去的事情。有一次我通宵拍完戏,早上六点钟去吃早餐,邻桌有一个人在听CD,就过来问可不可以帮他签个名,我就想,哇,早上六点听我的歌?这些东西会突然让你很开心。   Q:你们最喜欢对方的哪首歌?

  L:我肯定最喜欢《雾之恋》,因为我是用那首歌去参加比赛的,印象最深刻。

  T:我最喜欢他的《仍是老地方》,我好喜欢!第一次听就毛孔竖起,有感觉。

  Q:你们选择朋友有什么标准?

  T:(干脆利落)没有。

  L:没,就是讲缘分。别说朋友,所有人都靠缘分。

  T:但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是真的。你会感觉到,不会继续聊下去的。

老谭想做皇帝,李想踢足球

  谭咏麟的经纪人曾经形容谭和李“你们俩好像一碗云吞面”,谭的解释是,“因为我们很有香港的感觉、很街坊,每个人都消费得起,‘大件夹抵食’。”

  他们在香港开了一家粥面店,就叫“左麟右李”。李克勤形容自己就“像一只乳鸽,新鲜,像婴儿一样”,谭咏麟则笑称李是肠粉,“因为肠粉是现叫现做的,时间是相对固定的,就像克勤做事的方法。他很规律的,一定要按部就班”。

  那谭咏麟像什么?“那他一定是生滚粥,次次都不同的”,李克勤说。

  校长小时候很调皮,十岁的那年圣诞,他和小伙伴们把气球吹胀,往里灌水,然后跑到八楼,把气球往楼下扔,砸到巴士,司机都以为爆胎。小学时被罚抄写检讨书,结果买通楼下卖冰淇淋的大伯来假扮自己的家长。后来年到中年,还会毫不顾忌地爆曾志伟的料,说他上厕所开“大号”有怪癖—必须要脱光所有衣服。当然,他在16岁之前就已经和曾志伟是好朋友,这种玩笑,也只有他才能开得起。

  唱歌的时候,谭咏麟喜欢喝冰水,李克勤却喜欢吃米饭,所以,每次“左麟右李”到了谭独唱的时候,李克勤就赶紧到后台去吃饭;至于到李克勤独唱的时候谭咏麟做什么,喝冰水?不知道,“可能在睡觉吧。”

  Q:你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梦想?

  L:我想做足球运动员。

  T:我就想做皇帝!当然是做不了的啦,哈哈哈哈,所以就做了校长咯。

  Q:如果可以穿越回古代,你们会选择什么朝代?

  T:我喜欢石器时代。

  L:我就不行,因为我很喜欢高科技的,我想去未来。

  Q:相信有外星人吗?

  T:我绝对相信。

  L:一定有!在你身边都不一定。

  Q:曾经有过或现在有的最大的恐惧?

  L:恐惧啊,我怕死。

  T:谁不怕?

  Q:如果可以选三样东西放在时光胶囊里,让未来100年的人看到,你们会选什么?

  T:其实我真的有的,我在香港太平山山顶上种了一个时光胶囊,里面是150年后打开的东西,里面除了当日的报纸、税单等等,还有一张我的《爱的根源》。

  L: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放进去的,因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100年后的科技是绝对可以看到现在绝大部分的东西的,唯一要放的就是回忆吧。

  Q:你们最近做过的一个梦是什么?

  T:不是很记得。

  L:你连歌词都不记得,怎么会记得这些东西,哈哈。

  T:对啊,不记得了。

  Q:对世界和未来感觉乐观还是悲观?

  T:我本来是乐观的,但现在看看环境,真是要好好珍惜。

  L:短期是乐观,长期来看很难。当人们觉得自己做的事情,不会在他的寿命范围内发生后果的话,那他自然就会自私很多,因为他觉得那不关我事。

范文四: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奋斗精神左权县开展祭奠革命烈士活动 投稿:汪幟幠

管机构整 谋体划 、精 心织 组 一。 是要 认真 分 析 前 军当

 系。

特别 在是定确动员范 、 围对 、 比象等例员动用指  标征和体总上明确动任员务目 标,时 既要着眼 局全 , 大以 局为重 , 保证 动运力员的量 数和量质,确保 能够满足   时及战平时特情殊下况军地相关行的动运保 障输需要 ,  也 统筹要考各虑地区 民运用资源生成发展力 实际和的 能 力许, 兼可顾 当地国计 民 生运 输求 需。 二要正是确  处理地 、区 门、部 单和位人的个部利益局与国安家与全 发 全 局展益利关 系。 的特是在具别区分体动 任 务和 员明确 运力调顺征序, 时强调要国 的利益高于家一 ,切不  能 无搞则原的 平。衡 满在战足时及平时特情况殊 输运

 事

争斗 准和备会安社 稳定全的 势形,正 确认 民识 用 运力 国防动的员重地要位 、作 用 及员 动案预编制的 要 重

性,

强忧化患意和责任识识 ,意 积极造营预编制的案良  好氛 , 围增强案编预制工 作的内在动。力二 要是意抓 注

好编 写人 员的业务 培 训 ,深 入 习学有关 政 策 、法规 正 ,

确会领级上的指 精神示准确把和握 有关政 策、 法规的  

精神 ,提高编人员的政 写水平和运策法规 的用力能。三

 要 注是意把握 案预编制的 关环 节键 本着求真,实务的 态度 , 认细真致 地织编组写 员人 好资源做力潜分 的析 和 需求 预测、 估评 控与制工作 ,客 、观准确 、 全 面、系  统地把 民握用运资力源潜,力力 科学求、 合 、 理客观 地  预测、 估 和评制民用运力控动需员 。求 是四 需对在动要  预案 员给中予明 和规范确重要的内容及 工作 ,认 研 真究 立指确导则,原 保对确员工作动的部与署安科排学 、  

合 、理规范 合法、。  

保障

要需的前提下 , 适当顾兼有关方的利各益,适当平 

衡所属地区 和域内运输企区 ( 事) 业位计单划员民用  动力的运模规及其结构 通。过必 的兼要顾 和平衡 ,确保  动 预案 员顾各方利兼 益需求三。是 对运动员工作力 的 筹 、划 部署与排安, 须必做平到时服务 急时应、急战与 时 战统应兼筹顾 , 既能足战时及平时满特情况 的保殊  需障要 ,也兼能顾平时应保障需急 求 ,保确员预案能动  够适和保 障 “ 平时应务服 、时急 急应、战 时应战一体 建设

” 需要的 。  (责任编辑: 东胡)霞 

统筹

兼顾 ,综 合衡。平在 织拟订组动员预案 ,时必 

须 着全眼 、 局统兼 筹顾, 障重点保 综、平合 衡 。一是要 正  确处理平 时战与时 军、需 民与用 需要、 可能与 关 

缅 怀革 先 命烈  传承 奋斗 精 神 

左 权 县 开展祭 奠 革 命烈 士 动 活交 

1 皤 ,

 山西

左省县权是 名闻 国全的革命老区, 英 勇左的权 人 民 抗为 日救国 付出巨大了价 , 许代多抗 日英烈 为革命 献  出了宝 生贵命 。 当年, 八路 著名指挥军左员权 就,是 这在土片 

上地浴 奋 血壮烈殉战 国 的 。在 国纪 举念 日战争抗利胜7 O 

周年

的 日 里 ,子 权县左 的 驻军、 英 模 、 老士战、 烈军属、 界各 群  和 中小学生众代表 , 利用 清明节 重等 纪念大 日,在 左  烈权士 陵园重等要场 隆重 所会集, 纪 为念族民解和放人民幸  福 英勇 献 身的革 命士 。烈在 举 纪念行活动 各 的个所场 ,  

发的 言志同怀满 情深 怀革缅先命烈 , 追 他忆们 战斗历的 、 程 诉 说 战争年代红 色史历 激,发 大家爱 爱岗 国、 拼 搏奉热献 

情。 通

一系过列祭奠 纪念、 瞻仰 怀缅 、参观学 见动活, 大 

家进使一 步定坚 牢记红色 史、 历继 承先烈 遗 志的念信, 升提

巩 固 强大 国防的 意识 从, 而凝聚 全会社能正量 , 激 发人 们 

干创事的业激情, 促进“ 快革命老 区崛加起, 日早建成康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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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论左翼文学精神及其流变 投稿:叶啐啑

作者:王智慧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7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5)-03-0014-04

   长期以来,学界对左翼文学一直持有“两种不健康的立场和评价”:或将其“置于惟一具有合法性的地位,认为只有左翼文学才有资格居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正统地位”,或将其视为中国文学“极左”倾向的肇端,“清算中国文学的‘极左’倾向必须从左翼文学做起”。[1]若想对左翼文学做出准确而合理的历史定位,只一味地全盘肯定或轻率地予以否定,都不是科学理性的认知态度,只有从根本上弄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左翼文学精神,以及这种左翼文学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消解或流变又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才有可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宏观体系中,对左翼文学给予公正而客观的历史描述。

   一、左翼文学精神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潮流的重要传统之一,左翼文学经过世界范围内“红色30年代”文学风暴的洗礼,历练出一种独特的文学精神,并以其强大的气质力量影响了其后一代又一代的文学。

   左翼文学诞生之初,就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最初倡导“革命文学”的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成员,就把文学当作阶级的思想意志情感的一个客观载体,当作是“组织生活”、“宣传主张”的工具;而“左联”所有的文件,以及左翼作家阐述文学理念的很多文章,更近乎一种艺术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纲领。左翼文学的理论观点十分明确:“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即没有有目的意识性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不会有的。”[2]在以阶级斗争与政治意识形态决定论为自己的身世进行了明确的自我定性之后,他们自然而然便将左翼文学的终极使命限定为:“在国际资本主义日趋崩溃而世界无产阶级起来求解放的现在,当然是求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更具体的说,在文学的领域上,时时刻刻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3]

   左翼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使它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正统地位,被当作一种主流话语来对待。其实,这是历史的误解,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左翼文学的精神实质。“左翼文学是明确地反对当时政府的,是反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4]它以“全面批判”的文学精神吸引了很大一批激进、叛逆的革命青年。虽然在“革命文学”的初倡期,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对“五四”新文学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进行过极端错误的全面清算与“文化批判”,显示了左翼文学启蒙时代的莽撞与褊狭,但它所秉持的对抗黑暗统治、瓦解政治霸权的社会批判精神却是值得褒扬的。

   此外,左翼文学的批判精神还有其独特的精神指向。倡扬“大我”、泯灭“小我”,以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展现了对“五四”人文精神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的消解。这一精神指向突出表现在“革命+恋爱”的小说创作中。蒋光慈的小说《野祭》,首创“革命+恋爱”的写作模式,并以革命战胜爱情作结,其后很多左翼作家都沿袭了这一创作模式。左翼文学这种用集团主义来批判个人主义的做法,体现出它对中国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特定精神思想层面的关注与深切表达。

   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意识及其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关注,使其充满一种浪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独特品格。“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5]其作品自然会呈现出一份青春的激情与浪漫。左翼文学的理想主义特质,还体现在作家对未来美好生活图景的热切渴望与描摹追求中。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但是他们却是用生命在写作的理想主义者。也正是他们所怀抱的那份激情与理想,使左翼文学冲决了政治功利主义的理念束缚,以理想主义的精神内核,撼动了当时及后世几代年轻人的心魂。

   左翼文学精神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即其价值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长期以来,左翼文学的多元性、丰富性被简单地以“革命”、“政治”、“主流”等概念遮蔽,这其实是对左翼文学的误读。左翼文学固然强调政治性,但它也绝非仅有政治化这一种形态。“从历时的角度看,左翼文学价值观是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许多作家对政治、对文学的看法是不断变化着的;横向考察也不难发现围绕主导价值观念,许多作家对文学价值的追求和认识是有差异的,它们有时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互相冲突,呈现出多层次性与复杂性。”[6]所以,王富仁说:“左翼文学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是没法用一个人、一种倾向、一种理论对它做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界定的文学。”[7]

   左翼文学是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文学,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身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作为自己写作的主要对象,体现出真正的人文关怀与可贵的大众意识。“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已决心“以被压迫的群众作出发点”,“全心灵地渴望着劳动阶级的解放”[8],并自觉投身工农革命洪流,充当时代的歌者:“我们的喉咙要始终为被践踏者而叫号,我们的热血要始终为被践踏的大众而奔流。”[9]一时间,“走向大众”、“获得大众”、“为大众”、“服务大众”等口号成为革命作家的重要创作主旨。但是由于大多数作家对底层社会缺乏必要了解,其作品就有些脱离现实,对工农大众精神世界的开掘也嫌不够。

   “革命文学”对工农的描塑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与纰漏,但较之“五四”时期的劳工文学,却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五四”劳工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知识者视角的醒目存在,即知识者代替工农表述思想。作品虽充斥着对工农的关注与凝视,但工农并不是作品的主体,而只是知识者目光审视下的对象之一,或仅为知识者存在的一个补充。也就是说,在“五四”作家替代工农表述思想时,是直接将一切纳入知识者自我位置进行审视、评判,启蒙者那份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昭然若揭。而“革命文学”对工农口吻的假托,至少显示了革命作家在“方向的转换”途中,其意识形态向无产阶级靠拢、接近的努力。而随着“左联”的成立,左翼作家对工农大众的关注也日益密切,比如“左联”1931年11月份的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第四部分专门就“大众化问题的意义”作出了明确论述,第五部分则“从创作的题材、方法、形式三方面提示最根本的原则”[10]。里面的表述一律是“作家必须……”这种近乎命令式的“必须如何”的创作,在今天看来有些僵化甚至有违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左翼作家为文学的大众化而尽职尽责的可贵努力。这种平民精神与大众意识,恰恰也展现了左翼文学的内在特征。

   二、左翼文学的消解及其流变

   很多文学史家及研究者都认为,左翼文学精神以其巨大的血脉力量灌注于其后的文学历史当中,并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几十年的文学主潮,致使其他的文学观念与主张几乎都不可能与之争锋。所以,人们在使用“左翼文学”这一概念时,有时会将其对象与范畴扩大到50-70年代的文学。其实,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从左翼文学精神的实质内涵来看,30年代左翼文学在进入40年代初期以后,其精髓就已被逐渐消解了。

   对左翼文学精神的消解,发生在40年代的解放区,尤其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延安文艺界的氛围是自由的。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的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为此还发表过两篇社论:《奖励自由研究》(1941年6月7日)和《欢迎科学艺术人才》(1941年6月9日)。当时宽松自由的环境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周扬等领导的鲁艺和丁玲领导的“文抗”,都为延安文艺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周扬在1941年7月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他认为文学创作需要作家与生活进行“格斗”,通过主观“融化了客观”,达到“物我一体”的创作境界。对于延安的现实生活,作家也要做到“不对黑暗宽容;对于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周扬的这篇文章因对作家与延安政治关系的阐释而遭到萧军、罗烽、艾青等人的质疑,并引发了延安文艺界的一场论争,但它对文学真实性和独立性的强调,对创作自由的主张,对创作规律的重视,在当时却得到了广泛认可。丁玲在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就号召“要写批评的杂文”,其后她就创作了《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杂文,批评延安存在的问题与缺点。与丁玲的批评性杂文相呼应,还有萧军、罗烽、艾青、王实味、陈企霞等人创作的杂文和小说。它们将文学的批判性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精神趋向上,无疑是继承了左翼文学的传统的”[11]。只有在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中,作家们才能对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诸多命题进行冷静的思考与热烈的讨论,而且这种思考与讨论对推动文学的深入发展极为有益。然而,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些有意义的思考与探索随即遭到清算。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作家的世界观必须要改造,要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等等。文学丧失了其本体性,成为政治的附庸,左翼文学精神及价值观念也就被消解了。

   虽然左翼文学精髓在40年代已基本被消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传统没有得到发扬光大,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左翼文学对其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失去了影响力。相反,以茅盾、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的另一传统,即更关注政治性与阶级性的文学价值观,却被延续下来,并在以后的总体发展中日趋极端,终因在50年代获得政权支持而最终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文学形态和规范,取得了主流文学的霸权地位,左翼文学的多样化与丰富性逐渐被一元单质的“一体化”所代替。所以,从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间的中国文学,是“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12]的文学形态。直到80年代,这种格局才得以改变。所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左翼文学精神在40年代已基本被消解,但其后的中国文学发展依然承继着左翼文学中某些支流的或极端的文艺观念和形态,依然隶属于左翼文学这一大的文学传统,只是其中发生了某些流变而已。

   首先来看一下1949年10月至“文革”发生之前的“十七年文学”,它的某些文学观念其实与40年代解放区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更加政治化罢了。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周扬在作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时,开宗明义地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3]左翼文学对阶级性、政治性的强调,到“十七年文学”时期已变得愈加僵化,一股极“左”的政治功利主义文学思潮狂卷文坛,使新中国的文艺界遭受着高度政治化所带来的凄风苦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等。“十七年文学”中“左”倾思潮的空前泛滥,虽然是对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某些极端文艺观念和形态的扩充与放大,但更是继40年代解放区文学以来对左翼文学精神的一种更为肆虐的扭曲与异化。

   而到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在“左”倾思潮的泛滥下,完全丧失了本体性而堕入最黑暗的深渊。左翼文学精神中的包容性、丰富性和多样化丧失殆尽,统治文坛的仅是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创作,文学的主流完全沦为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被褫夺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合法性。文学所遭遇到的这种空前被糟蹋、被蹂躏,固然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罪恶结果,但是也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可以说,无论是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还是后来的“十七年文学”中,其实隐隐约约已经透露出一些“文革”气息。

   综上所述,尽管左翼文学精神在40年代初期就遭遇消解,但其中某些极端的文艺观念与形态却在以后的文学发展与流变过程中不断被承续、扩大着,甚至是扭曲、异化着,并最终以一种极“左”的政治功利主义文学主潮统驭着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坛。但这些极端“左”倾的文艺观念与文学形态,已经完全偏离了左翼文学精神的实质与精髓,是对左翼文学现代独立品格的一种彻底颠覆与瓦解。

   收稿日期:2015-01-04

作者介绍:王智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北京 100038 王智慧(1974 ),女,山东莒县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公安学研究。

范文六:创新精神永远不会被世俗左右 投稿:张鉾鉿

【摘要】 实验是一种态度。可以说没有实验动画短片,就没有如今商业动画片的辉煌。默默无闻的先锋性实验动画短片,给了商业动画许多启示。无形中为商业动画和动画产业化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保护了新兴力量和新的创作手段。作为影视动画的先锋,无论是其多样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还是其内在的创造精神都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实验 创新 探索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6(b)-0139-01

  著名的实验动画电影人乔治·格里芬说:“我希望重新界定卡通艺术的内涵。它不应该只是媚俗的、幼稚的、迪斯尼式的。动画应该有它自己的先锋性。无须过谦,但也不必迎合审查的,更不是为了黄金时段的。它不应该是主流的,而完全应该是另类的。”在很多人眼里,“动画”一词在某种层面上就是搞笑、幽默、滑稽甚至是有些低龄的代名词。认为它是专门给儿童观看的,其表现内容也无非就是那些童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等等。然而,在当今这样一个崇尚个性与原创的时代,动画早就摆脱了单一的商业化制作模式,在内容的深刻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拍摄手法和材料的表现和选择等多方面都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其风格形式的多元性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实验动画发源于1927年华特·鲁特曼的《柏林:大城市的交响曲》为代表的先锋性电影。在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实验性很强或者是表现较为抽象的实验动画短片。到了五六十年代就已发展到繁荣时期。但在我国,实验动画的起步相比就晚的多。最初的美术片几乎成了实验动画的代名词。手绘形式的短片都采用单线平涂的商业化制作方式,在表现的内容方面比较单一,故事的哲理性方面也显得十分欠缺。这主要还是因为创作的动画片所面向的受众群体不同。西方的实验动画短片,主要是以面向成人市场为主,而我国的大多数动画片则是以青少年为主。这些年来,我国的实验动画在艺术性方面做出了不少的探索,其中不乏一些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但与西方发展相对较成熟的实验动画作品相比,在短片的抽象性和实验性上还几乎是一片空白。

  众多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借鉴材料。被称为中国学派的动画短片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力图摆脱外来形式的影响,汲取中国传统绘画、戏曲和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手法,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像《鹿铃》、《山水情》等水墨动画短片,就始于中国画中的写意花鸟和山水;《大闹天宫》、《哪咤闹海》等传统动画片,借鉴的是中国古代寺观壁画;《渔童》、《牛冤》等剪纸动画片,吸取的是中国皮影戏和民间剪纸的外观形式;《南郭先生》融合了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刚健风格,格调古雅。1958年,第一部具有中国风格的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试片成功;1960年,创作出第一部折纸片《聪明的鸭子》;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的诞生,为世界动画影坛增添了最能代表华夏风范的新片种;1963年,《牧笛》的诞生,扩大了水墨动画的表现领域。其题材的多元化、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画面风格的大胆尝试等共同造就了我国实验动画的辉煌。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直都难以逾越的。

  个性化是艺术的生命所在,同样也是动画艺术家们的生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实验动画形成了一种鲜明的集体风格。但在强调个性的实验动画中,创作者的个人风格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中国的手绘实验动画在这种集体表现“共性”的大环境之下,缺乏生动活泼的个性化元素。动画短片并不能如实验动画的初衷那般,很好的表达出个性和特征,缺乏其先锋色彩。今天,中国正经受着现代经济大潮的冲击,面临着全新的价值观念的挑战。有人认为中国的动画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原因就在于其题材和表现手法都显得过于传统和保守。有人甚至提出要放弃“民族化”转而主张“国际化”。我想这些观点显然都是不可取的。《三个和尚》的动画短片在首届金鸡奖获得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见,中国的实验动画今后的发展方向,并非是像有些人所说,放弃“民族化”的东西,紧跟世界潮流,走所谓的“国际化”路线。在对待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太过偏激。坚持或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融入我们的创作中去,并非就是所谓的守旧、不够创新、没有和国际接轨。正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民族化风格又不仅仅只是靠中国元素的简单堆砌。虽然我国的实验短片中会运用一定的中国元素,但是单靠中国元素是无法很好的诠释出中国意境的。我国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是我们在今后进行动画实验短片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

  “我们在探讨中国实验动画的状态时,由于实验动画在中国的历史还不长,数量也极为有限,因此我们应先从整个中国动画的发展中去理出线索。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动画在早期辉煌之后就走向了衰落。无论是在作品的内涵还是形式方面跟国际美学,哲学潮流都缺乏有效的对话,现代性不强。”

  这是吴毅强先生在关于“中国实验动画”的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的确,我们虽然有着很深厚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要墨守成规,闭关锁国的自我发展。如何能将自己的民族文化与现当代的国际大环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如何能拍出具有自己民族个性又带有一定国际共性的动画短片;如何能有效的通过动画短片与国际、潮流很好的沟通和对话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实践,通过大量的实验性短片去完成和解决的。

  结语:实验动画在中国起步较晚,历史也还不是很长。可以说它作为一个很年轻的、具有探索性和先锋性的艺术门类,在中国的发展还不是特别成熟。其发展和上升的空间都还很大。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作品去比较中西方实验动画短片,从而找出自身的不足和差距。这为中国实验动画今后的发展,探索出属于且适合自己的道路是很有意义的。我想,中国实验动画的发展应当从中国自己的艺术意境结构和精神层次上去找寻适合的出路。

  参考文献

  [1] 莉斯·费伯 海伦·沃尔特斯《动画无极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2] 薛燕平.《非主流动画电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3] 肖路.《国产动画电影传统美学特征及其文化探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范文七:高迅莹左联精神激励他一生 投稿:邱睧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80周年,也是现当代著名作家高云览诞辰100周年,这个巧合让人联想起在左联成立的第2年,即1932年6月,年仅22岁的高云览,向往上海革命风暴,披着文学和革命人生观铠甲,闯到上海参加左联的情形。当时,丁玲正在把高云览寄给她的署名健尼的《前夜》转交给地下共产党员宣侠父创办的上海湖风书局。宣侠父冲破国民党的残酷文化“围剿”阻力,力将《前夜》给予付梓,8月10日,高云览这部处女作问世了。10月,高云览由闽南同乡杨骚介绍加入左联,随后,又以健尼之名加入“中国诗歌会”。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盟员的他,内心极为兴奋,以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投入左翼文化运动中,他在自传里表述道:

  “那时,经常联络的是叶以群、穆木天、杨骚、白薇、蒲风等同志”他们在一起讨论怎样推动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特别是“对诗歌人众化问题讨论得最热烈。”每逢有革命纪念活动,他们就到大街上去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和我感情最好的一个叫阿涛,这个工人小伙子,质朴而诚恳,诗和小说写得不错,那时丁玲很关怀他,我一见了他就从心里喜欢。”

  左联于1930年3月成立,1936年春解散。短短6年里,它在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培育进步文艺队伍,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左联这些业绩和精神的印记是永远无法磨灭的。

  高云览加入左联后即选择了文学创作道路。他在左联这个革命文学团体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成长,在左联精神激励下一步步走向成熟。纵观高云览的经历和作品,使我们感受到,他的一生始终受到左联精神的鼓舞,他的作品闪烁着左联精神的光芒。

  高云览于1910年农历5月14日出生在厦门一个没落华侨的小商家庭,他的本名是高怡吕,用过的笔名除高云览,还有高健尼、高法鲁、高仆约、高友庆等。因家境贫困,上小学缴不起学费,常饿着肚子去上学。小学毕业后失学两年。1926年得到地下共产党员陈三民的关照,赴上海泉漳中学念书。在这里,他受到共产主义启蒙教育,钻研社会科学,喜爱普罗文学,常到上海艺术大学听课,并开始发表一些文艺短评。1927年由教师李鼎新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半后,其父突然逝世,辍学返回厦门,担起家庭生活重担,做记者,当教员,甚至当只求一饭、无薪水的“药局生”。由于政治迫害一再火业,常处于衣食无着状态。

  高云览早在加入左联之前,于1930年目击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轰动全国的厦门劫狱大事件,心灵深受震撼,满腔激情的他,很想以此事件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和省委宣传部长兼军委书记王海萍得知后,同意满足他的愿望,即派地下党员傅树生将一本记载劫狱事件的小册子交给他,并嘱咐不可把真实情形写出去。受此重托,高云览激动不已,不顾自己仅有20岁阅历,更不顾特务鹰犬四处侦察,悄然躲到厦门周边的同安县马巷镇启智学校,白天教书,晚上就关在一窄小的杂物间里写起来。1931年他完成了上面提到的《前夜》。这部中篇小说虽然以劫狱为线索,但远远没能把那气壮河山的史诗写下来,他深知没有完成党交给的重托,此事,一直牵挂着他的心,直至终生。

  1934年至1937年,高云览主要在厦门侨南女中和厦门中华中学教书。他经常向学生介绍鲁迅的著作,推荐左翼作家的作品。这期间,他结合当时的形势,写了三个具有较强烈的时代气息的独幕话剧:《夕影》―――控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残酷。《没有太阳的早晨》―――鞭挞渔霸的冷酷和残暴,赞扬渔工反剥削、反压迫的自发斗争。《晚边》―――反映一个流氓无产者所经历的精神毁灭悲剧,从反面证明只有反抗斗争才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出路。他把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戏剧社”,自己当导演,将这三部话剧先后搬上了舞台,最初在校内演出,后来被邀请到校外公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轰动了厦门文艺界,新闻媒体纷纷采访他,常有评论刊出,1937年6月3日厦门《江声报》登了一篇《中华话剧公演观后》,称赞高云览“是我们厦门戏剧工作者最勇敢最努力写作的一个人。”从小说创作转向戏剧舞台与剧本创作,他在文艺道路上有了新的追求和探索,显示出他广阔的艺术兴趣和才能。

  1936年10月29日厦门举行“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高云览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用《打回老家去》这首曲调谱写了挽词:

  哀悼鲁迅先生,

  哀悼鲁迅先生,

  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他是我们时代的号声。

  唤起大众争生存!

  他反抗帝国主义;

  他反抗黑暗势力。

  一生到老志不屈,

  始终为了革命而努力。

  哀悼鲁迅先生,

  我们的导师!

  他把中华中学学生组成一支歌咏队,带到大会吟唱这首挽歌。左联诗人蒲风提倡过诗歌大众化的具体工作之一是“旧瓶装新酒模仿旧形式,用歌谣时调教育大众锻炼自己。”(1)他采用了。追悼会上,他以《我们所以悼念鲁迅先生》为题,作了慷慨、沉痛、热血沸腾的即席演讲,摘几小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了一大批英雄、勇敢的战士,而像先生那样永远站在前头,为着正义,为着大众,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奔走呼吁,由生到老,由老到死,不妥协,不屈不挠,不变节,不向黑暗势力赔笑脸,像这样的人竟找不到一个。”

  “他死了,他的精神反而从此永远不死,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活在后代子孙心上。……青年失去这样伟大的导师,民众失掉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失掉这样一个勇敢的战士,尤其是这国难加深,民族危急加紧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忘记他呢?他不是这样简单就完了的,他的精神,将成为一根人类进化的鞭子,鞭策着这代和后代的子孙向前迈进的。”

  “先生不单是一个反抗黑暗势力的正义作家,而且是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的勇敢战士,我们追悼他,我们纪念他,就要继承他的意志,继续他的精神,把日本帝国主义从华北赶出去,从东北赶出去,这一场追悼会的意义才不会落空,而先生在地下才不会不瞑目了。”

  之后,他写了《纪念鲁迅先生》《关于纪念鲁迅先生杂话》两篇散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鲁迅先生热爱、崇敬之情愫,极力强调鲁迅先生是一个正义感强于一切的人,称先生一生,“除了对正义点头外,终不曾随便装过一次笑脸。”“因此必然有反对者,必然有敌人,这正是他伟大之处,正是值得纪念他的地方。”

  1937年末,他在中华中学一次全校周会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向全校师生高呼:“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才是唯一的出路!”反动教官立即跳上台大吼:“这是煽动战争!囊外必先安内!”由于和教官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他被反动当局剥夺了自由,言行受到严格监视,往来信件:严加检查。

  1938年初,高云览流亡到马来亚,蛰居�坡中华中学。这一年,他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后援会”,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功。他以笔作刀枪,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声”和《南洋周刊》等刊物上,一连发表了18篇散文、杂感、评论,在华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反映最强烈的一篇是《三万三千一百九十二颗炸弹》,在这里,作者对日本法西斯罪行之愤怒,犹如火山爆发,喷泻不止:“……一想起那侵略者的炸弹颗颗落在我们的领土里,落在我们没有设防的城市里,落在我们手无寸铁的难民区里,落在我们反侵略的呐喊声里,这条血账便越拉越长。历史上的民族,从来没有比今日被欺侮的中国更不平的,历史上的人类,也没有比今日中国人民更愤怒的!”然而,他坚信地激昂道:“……法西斯军阀想拿17分钟有一颗炸弹的恫吓来消灭中国的抗日,这政策是完全错了!它炸死的不过是极有限的人命,却加强了无限的抵抗的人心。日本的炸弹只能炸着它未来的墓穴,准备它崩溃那天自己埋葬!”《翻脸》、《汉奸往见上帝记》、《奸商与汉奸》等篇章,对汉奸咬牙切齿的憎恨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如《软性贩卖者和文化汉奸》一文,他写道,对汉奸“恨不得拿起脚上的钉鞋,对准那张没廉耻的脸,直踩下去,踩到破烂了才解气。”他斩钉截铁道,对汉奸,“每一个国民都有权利去踏烂他们的脸”,而且“钉鞋要尖,踏下去要使劲。”

[ 2 ] [ 3 ]

  一年后,高云览看到国民党由消极抗战转为积极反共,平、津、沪很快就沦陷了,面临国破家亡,他再也坐不住了,毅然辞去�坡中华中学职务,决心去“战地服务”,“将敌人罪行笔录以传世”。(2)他获取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证后立即回国参战了。自1939年至1941年初,他与张楚琨历经了1年零8个月的记者生涯,走遍了祖国大西南、大西北几个前线战区和后方,在被日机炸成火海的重庆长沙他冒着炮火硝烟采访,在西北青纱帐里他与抗日将士促膝交谈,到多所野战医院给予伤病员亲切关怀慰问,到三处俘虏收容所里体察日本战俘改造前后的变化。这期间,他在重庆结识了曾是东京左联领导者的郭沫若,经多次的采访、交谈,也就在多处篇章中留下了郭沫若演讲、朗诵、赞叹的身影,留下了可贵的《论郭沫若》、《杂话郭沫若》;最使他兴奋不已的是,他与张楚琨同国民党特务来回周旋,避开监视,机智巧妙地谒见了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林伯渠老、叶挺将军。得到周副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信任和教诲,令他俩无比感奋,时刻铭记在心,直至终生。

  左联时期大力提倡报告文学,抗战爆发后,报告文学更加蓬勃发展,高云览以他炽热的爱国情怀担负起创作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他以充沛的激情,把一年来所亲历、亲见、亲闻的活生生事实撰写成34篇报告文学。这些篇章的主题大致是:

  揭露、声讨日寇残暴罪行。在《日本在桂南的“自杀”》和《重庆的五月》篇章中,他揭露日寇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在广西许多县城他找不到一条没有烧过的市街,只看见“废墟和瓦砾堆”,耳闻目睹“那被拔尽了头发和胡须的老头子,”“那被轮奸而病倒的女人”,“被烧毁的房子约三万间以上”,“被杀害的人数约五六千人”。在重庆,被日机轰炸后,他亲睹了“削平了的脑壳”,“变成肉酱的肚肠”,“一个断头的尸体歪在那里,血在颈间涌,头不知跳到哪里去了”等惨状。然而,中国人民的血是不会自流的,他断言:日寇“今日杀人,明日不被杀也要自杀”!

  讴歌抗日将士英勇杀敌的气概。如在《叶挺将军访问记》和《指挥华南军事的两位将军》中,他详细描述叶挺将军赞扬新四军英勇善战的气慨,游击队死伤一人,日寇要付出四个半人的代价。解决战争中困难的方法是“我们的武器坏了,就夺取日寇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的枪械烂了、旧了,就找日寇去换个新的来。这叫‘补货’”。而在北伐中享有“铁军英雄”之誉的张发奎将军,在他的笔下,如今是一个“普通到像一个普通的士兵”,闻不到长官的“气味”,但“在战场上,他是一条蛟龙,”“那又猛又泼辣的战斗,使日寇前后都受到顿挫。”在《在桂南前线观察桂南战局》一文,他生动记叙了将士英勇善战的事迹:昆仑关争夺战,最后一次战役,我以包抄之术,切断敌之后援,把敌困成“瓮中之鳖。我即进行“捉鳖”。强作挣扎之“困鳖”,靠空中投下的食物又“多半落在我们士兵手里”,降下的援兵,“被我们的士兵当做空中飞鸟似的射击,一枪打一个,两枪打两个。”结果日寇“全体葬身瓮底,”除生擒52个外,无一生还。

  关爱士兵和伤兵,赞扬他们乐观主义精神。《在炮火中苦斗的祖国士兵》一文,他以大量生动事实证明祖国士兵“吃得下苦”,“顶的住苦”,从最苦的战斗中建立“咱们准打胜仗”的信心,个个都是杀敌的勇士。他情不自禁大呼:“我们有的是全世界最艰苦的士兵!”他提醒人们:“中国士兵有十分之八是出身农民的”,“中国将来抗战胜利一定要归功于农民,谁抹杀农民的功劳,谁的良心就应该拿去枪毙。”在《战时柳州印象记》一文,他写道,慰问伤病员时,听到的“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兴奋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调皮的混合着笑声的语言。”“我从来不曾见过这样乐观这样坚定的军人!他们的笑声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过去他们吃过许多苦,打过许多胜仗败仗,死了不少兄弟伙伴,最后自己也受了伤,但他们都说‘不要紧’,他们坚信最后总是胜利的。因为坚信,使他们虽然在吃苦也觉得快乐。”

  在这些报告文学中,还有深入苗族山区,与苗胞同吃同住时抒写的《黔边苗夷实察记》,寄苗胞以深切的爱;在空袭烽火中写的《我们在旅途上》,反映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赞扬新闻工作者顽强奋斗的乐观精神,尤其是把他同张楚琨情同手足的友谊,描写得绘声绘色,通篇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更有对采访的人物和事件不仅有描绘还兼有评说的特写,如《文化将军冯玉祥》一文,把将军动怒时的狮吼,温和时的欢声,“钢”与“柔”十分矛盾又十分和谐的统一在一个将军身上,写得活灵活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特别是那两篇被广大侨胞争相传阅,在南洋各地许多人报立即转载的《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陈嘉庚先生对祖国的影响》,在海内外产生了深刻影响。等等。

  这些报告文学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爱憎分明,感情激荡。每每读之,仿佛自己在跟着作者一起去经历那些事,接触那些人,常常被那爱国的情怀,正义的行为、真理的光芒而感动、而激奋,犹如受到战争的洗礼而萌发奋勇直追的力量!

  在太平洋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高云览身处险恶、严酷的环境,处处遭到敌人的监视和迫害,没有写作的自由和环境,他用了另一种方式和敌人进行斗争。

  1942年2月,高云览流亡至印尼苏门答腊岛,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了3年零8个月的岁月,他与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杨骚、张楚琨、王金丁、温平、林枫等爱国文化人士,隐匿在原始森林里和几个小荒岛上,和日本宪兵日夜周旋,靠造酒制皂隐蔽身份,维持生活;他被日本宪兵抓捕而去,即与郁达夫默契配合,机智勇敢地逃出了魔窟;他在敌人枪口鼻尖下,身边毫无只言片语材料,却勇敢顽强地创作了小说《春秋劫》,明知无法发表,但那未完成的重托,于心不死啊;1945年日寇在楠榜已掘好埋人坑,预定9月1日把这些爱国文化人士全部活埋!只是未及下手,日本投降了,仅差15天,抗日文化战士们险些丧生于虎口!

  1946年,他和张楚琨等文化人士陆续回到战后的新加波。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形势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内战全面打响了,广大爱国侨胞掀起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热潮,当时民主的喉舌阵地太小,办一张民主的报纸便成为华侨各界共同的呼声。开展海外进步文化运动需要丰厚的资金,他与张楚琨两人自告奋勇携手经商,一介书生为此花去4年时光,历尽千辛万苦,顶着巨大压力,冒着生命危险,终把经商所得的资金,不断地支持“新南洋出版社”、《风下》、《新妇女》杂志等新兴的进步文化事业,并以巨额盈利资助陈嘉庚创办了《南侨日报》,自觉地默默地肩负起周恩来曾嘱咐的:“你们两位接触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要支持他,协助他,在统一战线中做好工作”(3)的重任。依靠胡愈之社长的精明指导,依靠大批爱国文化人士协作努力,《南侨日报》引导广大爱国侨胞反对内战,反对美蒋,拥护民主,拥护共产党,起着为迎接新中国而制造舆论的作用,侨胞称之为“民主堡垒,”“海外灯塔”;他们接受地下党的倡导,毅然将自置的两艘运输轮船“南美”号和“南元”号,冲破美蒋封锁线开回祖国,为支援解放战争和开辟解放初期南北航运做出了特殊贡献;高云览被英殖民当局以“通共”罪名拘捕坐牢,后以“红色商人”被驱逐出境。落脚香港时,他天真地暗自高兴:早就想回国了,现在不是离祖国的大门更近了吗!

  1950年,高云览回到了梦寐以求的祖国。举家迁居天津。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新思想,新观念,新作风,新学习,新建设,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漱漱而下。想起青少年时,为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四处奔走呼号,曲曲折折走了多少艰难的路啊!现在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了!他在日记里写道:“经过漫漫长夜,经过摸索和战斗,突然看到新中国的黎明,还有比这更喜欢的吗?这是梦吗?不,这是现实。靠着毛主席的智谋和正确的领导,靠着战士们的英勇和坚韧的斗志,这梦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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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迫切要了却悬挂了20年的心事―――完成党所交给的严肃嘱托。他说,“要写的东西在我脑子里发酵,过去不能写,现在我可以放心放胆来写了。”“一想到已是40岁还没拿出像样的东西给人民,心里真难受!”与张楚琨合作经营的生意,两人认为,过去是为发展海外进步的文化运动而经商,现在回到自己的祖国了,把生意献给国家,纳入国家建设的轨道,顺理成章。两人以报效祖国的纯洁之心,做出了爽快、无私的决定。张楚琨即参加国家工作,无法再具体参与处理生意上的事,深感内疚地对高云览说:“我把公司包袱撂在你一个人肩上,你的管鲍之情使我刻骨铭心!”高云览开始四处游说,要求国家接受他们的生意,称自己过去“因为演戏的需要,充了个临时演员”,现在要重新拿起笔搞创作,“做一个文艺小兵”“听人民使唤”,然而,他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国家十分理解你的爱国心,但眼下新中国极需恢复国民经济,况且,国家的政策是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接受你们的生意是政策所不允许的。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出发,你再为新中国经商,再为人民做贡献,是很光荣的!天津民盟主委孟秋江同志对高云览(高于1946年5月在新加坡加入民盟,组织关系已转到天津)很了解,知道他是个对共产党十分真诚的知识分子,得知他的心思后,很理解他内心的痛苦和矛盾。便推心置腹地和他谈心:“新中国刚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各条战线均需要人才,按你的所长,理应干教育,搞新闻,当文艺工作者,但目前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只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国家政权才能巩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党希望你发挥优势,再为新中国做生意,这是一项极光荣极特殊的任务,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承担的。当然,党十分信任你。”既是党的需要又得到党的信任,高云览内心得到抚慰,感到温暖。虽感矛盾重重,还是把生意的重担又扛了起来。他认真地、艰险地为国家做了两年多的南北航运和一些又特殊又保密的国际贸易生意。直到1952年他把生意交给妹夫去掌管,才退居二线。再后来,如同上面提到的,生意以各种方式献给了国家,实现了夙愿。

  1952年,高云览终于坐下来拿起笔了,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每天孜孜不倦地写,一连四载,说他足不出户,废寝忘食,忘掉自我,倾注毕生精力乃至生命代价,一点都不为过,即使后来常因腹痛、发烧、被病魔摆弄的痛苦不堪,他也没放下笔,靠在床上坚毅地写着。左联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赋予了他创作信心和勇气,正如他在致巴人信中所说的:“是党的召唤”,是英烈的“影子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回忆”,“……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我的笔变成了鞭策自己思想感情的鞭子。当我构思的时候,那些不朽的英魂,自然而然就钻进我的脑子里来,要求发声。”他一点一点的雕琢,一遍一遍的修改,以汗水加泪水的辛劳,通过劫狱史料塑造出“那些死在国民党刀下而活在我心灵里的人”的形象。1956年5月,他终于修改完第六稿―――一部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完成了。孟秋江和胡愈之商谈后决定将《小城春秋》交巴人最后审阅即出版。

  获知《小城春秋》准备付梓的消息,高云览的心情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迫切,那样的期待。他想再完美一些,便再次推敲、修改手稿上的字句,一边给多位友人发出信件和《小城春秋》油印稿,恳请他们在稿本上写下修改意见。5月19日他给友人巴人邮去手稿,请他审阅,并附信阐明写这部小说的经过。他期待着巴人的复信。然而,6月13日,残酷的癌魔夺走了他年仅46岁的生命!临终前,他唯一的遗嘱是:“把我的笔收好!”是的,战士最珍爱的武器是枪,左联盟员最珍贵的武器是笔!左联有400多个盟员,个个都是以笔作刀枪直朝敌垒冲杀陷阵的战士,高云览这个以左联盟员为自豪的战士,在生命临终时最惦记的也是他的武器―――笔!

  张楚琨把《小城春秋》第六稿带到北京,胡愈之(出版总署署长)阅完说:“是一本好小说,很有教育意义,将成为畅销书,赶快出版!”张楚琨即把原稿交给人民出版社社长楼适夷,1956年12月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了。第一版10万册,1958年北京第四次印刷8.4万册,深受读者欢迎,风靡一时。时至54年后的今天,它相继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中国文序文学类典藏本”、“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等形式版本出现在读者面前,并多次印刷。文艺界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周扬称之为:“……描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图景和描绘历史人物的小说”。(4)冯牧等同志称《小城春秋》和《青春之歌》一样,“一南一北,互相辉映,”它“以明快的笔触,充沛的热情,把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真挚地、精确地、巧妙地表现出来,这些人物的性格是丰富的―――有共同的时代特征,也有鲜明突出的个性。”(5)丁玲评价说:“云览同志很有才华,1932年我把《前夜》交给湖风书店出版,那小说既有朝气,又有稚气。20多年后,遗著《小城春秋》在战斗中成熟了,人物有血有肉,秀苇写得很感人,是一部革命的传奇。”(6)80年代初《小城春秋》作为成功之作写进了多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称为一面“不倒的红旗”,一首“革命的正气歌”,一部“气壮河山的史诗”。

  高云览走完了短暂而光辉的46个春秋。可以这样说,贯穿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支撑他一生的精神支柱是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精神―――左联精神!他生前交往得最多最密切,对他影响最深的同志、朋友也是左联作家及左翼作家。在大革命期间,刚进入弱冠之年的他,得到丁玲、叶以群、穆木天、杨骚、白薇、蒲风等左联作家的呵护与帮助;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刚进入而立之年的他,与胡愈之、郁达夫、沈兹九、王任叔、汪金丁、蔡高岗、李铁民、张楚琨、刘尊棋、刘道南、王纪元等多位左联盟员和左翼作家一起隐蔽在苏门答腊荒岛上,大家患难与共,互帮友爱,亲如一家,胡愈之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有事都找他商量,他对形势常发表精辟预见,大家深受教益;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与接任《南侨日报》主笔的夏衍(左联作家)及接任负责该报重任的洪丝丝等左翼作家坚持战斗到最后,直至个个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在解放前夕,他接受中共中央潘汉年(左联领导人之一)和香港工委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左联盟员)的倡导,将两艘运输轮船悄然开回祖国,为华侨支援解放战争的唯一船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刚进入不惑之年的他,在阿英、胡愈之、孟秋江、张楚琨、鲁藜、龚家宝、陈元宁、李离等等左联、左翼作家的真诚关切和具体帮助下,完成了成功之作《小城春秋》。

  高云览一生在左联精神的激励下而发出的光和热,给了后人以无比的鼓舞,无穷的力量。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纪念左联成立80周年之际,把左联精神世代传承下去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让我们的肩负起这艰巨而光荣的使命,朝着更加美好更加健康更加和谐的文学艺术春天勇往直前吧!

  注释:

  (1)《左联史》第142页。姚辛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2)1938年12月9日《南洋商报》题为“高云览严赠祥等同国杀敌,均受欢迎”一则消息。

  (3)《张楚琨诗文选》第19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

  (4)周扬于1979年11月1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5)冯牧等:《新时代生活的话卷》,刊于《文艺报》1959年19-20期合刊上。

  (6)《永远的纪念》序言第4页。高迅莹编,鹭江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说明:

  本文提到的高云览的作品,除《小城春秋》外,均编入《高云览选集》(上、下册)。

  【责任编辑 朱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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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八:雷锋精神您永远陪伴在我左右(1) 投稿:邹劲劳

《感动生命的故事---雷锋精神您永远陪伴在我左右》

学校:泉州师范学院附属丰泽小学 学生:练敏淇

指导教师: 陈敏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今年的阳春三月,我们又迎来了那久违的熟悉的名字----雷锋。雷锋、雷锋他回来啦!我们用怀着对他无比崇敬的心去迎接他的到来,那犹如在寒冬中一股暖暖的春风驱赶走了寒冬时的冰冷。

雷锋——他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事,也没有发明出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物品,他------做的仅仅是一些大家认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就是这些小事,让他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个妇孺皆知的令人最敬重的人。虽然,他走了,走时才年仅22岁,在他那短暂的生命中,永远离开了我们!虽然大家都在为他的离去,感到痛彻心扉,为他的离去感到无比惋惜,但是雷锋一生为人民做的好事不下千件,这一切使他短暂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让他的生命得到了无限地延伸;他----是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的楷模;他------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骄傲;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很容易,难就难在是做一辈子的好事。有多少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为自己碌碌无为而悔恨,为曾经虚度年华而悲哀。有多少人能像雷锋一样,永远的那么富有爱心,永远的那么真诚善良,永远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看了雷锋那感动生命故事,我深深地感受到,雷锋同志真是好样的!他不愧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光荣事迹将如一盏灯照亮我们的前程。犹如小船载着我驶向前方;雷锋的精神是多么伟大啊!他总是无私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担忧,他的精神值的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传颂,-------这就是人民的好雷锋,一生都在为人民服务,他的故事将载入史册,他将成为一座人民历史上宏扬中华正气的里程碑。雷锋,他作为一种精神已经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们的心中;雷锋,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影响了所有的人,都以学习雷锋精神,学习他那种无私贡献,舍己为人的精神,以雷锋精神为骄傲,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尽管在我们的身边,雷锋精神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淡忘,但是,无论我们经历多少变化和困惑,仍然在世界的更多地方,雷锋精神被不同肤色的人们所景仰,所学习。雷锋精神以超越时空的力量成为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名字应该,永远刻在我们的心头,他的精神应该是我们工作和生活中永远的指南。

我要向雷锋同志学习,继承他的光荣事迹,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要继承雷锋的助人为乐的高贵品质。现在,雷锋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乐于助人的精神却永远的留在了人们心中,我们要拿出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神,让自己也成为像雷锋一样的人。我们要以雷锋为榜样,终于人民忠于党,争做和他一样的优秀少先队员,好好的报效祖国好人民。

21世纪,我们要真正的进步,不能忘记雷锋的种种事迹,3月5日,我们应该铭记这个日子,雷锋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小学生最好的导师„„我们要铭记雷锋„„我们要让三月的阳光更加明媚,三月

的天空更加湛蓝!“你快乐,我更快乐”要成为我们新世纪的响亮口号,让我们一起付出行动去实现吧!

“学习雷锋好榜样·····”应该长久的唱响于神州大地!”雷锋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雷锋精神让我自豪、让我骄傲!

范文九:左宗棠的格局和担当精神 投稿:熊砳破

左宗棠的格局和担当精神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人生格局,天下兴亡、唯我有责的担当精神在晚清重臣左宗棠的身上熠熠生辉。

文◎ 李永瑞

格局乃度量和胸襟,担当乃不计个人得失而勇于担当重任。人生格局其实是一种宏大的组织责任感。只有个人责任感而没有团队责任感者,必是自私之人;只有团队责任感而没有国家和民族责任感者,必是偏狭之人;惟具国家和民族责任感者,方可称为有人生大格局之人。特别重要的是,行胜于言,人生格局更重要的体现是要有真实的行为和效果。

中国历史上晚清重臣左宗棠的知和行都定位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之上,堪称有人生格局之社会精英的知行典范。仅举历史上著名的海防和塞防之争为例,就足见左宗棠对当今中国的现实和重要意义。

由于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幕后操纵或直接插手,当时新疆大部分领土事实上已经不受清朝政府控制。此时国内有了“海防”和“塞防”之争。前者以权倾朝野的李鸿章为首,认为:“新疆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认为海防、塞防“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闻

听此言,拍案而起,“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他还说:“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他进而认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经过一番廷议之后,慈安和慈禧太后最终拍板,任命左宗棠为收复新疆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受任之时,已是64岁的老人了,此后他亲率大军,抬棺出关,历尽千辛万苦,终将新疆重新纳入我中华版图。由此可见,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人生格局对后世的影响往往极为深远。

一个人只有拥有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生格局,才会不畏生死,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左宗棠49岁奉旨操练楚军驰援湘军时,已是行将就木的人了,但他一点也不敷衍塞

责,自我开脱:在江西、浙江和福建大战太平军并将其彻底剿灭,任闽浙总督后即奏请自造轮船,强兵富民。继而西北告急,奉旨移督陕甘,先平回民,后收新疆。

左宗棠的担当精神,在平定陕甘回民的拉锯战中尤有十足的体现。在那期间他身体病衰,丧友之痛、亡妻之哀、作战失利、计划中断、谤议四起,全部砸在他的头上。一切都在考验他的意志,但他毫无低头回避、自我开脱的迹象。他很沮丧,征战浙江期间所患的疟疾和痢疾,也一直没有痊愈,为此有人说他衰老得不能打仗,还有些人巴不得他早点死去。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国家正在危急关头,他认为鞠躬尽瘁是自己的责任。

当前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所面临的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考验都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为此呼吁全国和全党上下,要坚定信心、加大力度,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读贝尔斯的《左宗棠传》一书,再度体悟他的人生格局和担当精神,特撰此文,呈方家指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中国卫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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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十:从《娇女诗》看左思的精神世界 投稿:胡墺墻

摘要:左思在《娇女诗》描写出两个小女孩活泼顽皮、娇憨可怜的情态。本文通过结合左思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遭遇,窥测诗中映射出的诗人复杂的精神世界。左思在诗中寄托了对亲情的珍重,对美的追求及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等思想。

  关键词:左思;娇女诗;精神世界

  

  《娇女诗》以左思两个女儿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用半嗔半喜的语气,活画了两个小女孩形象,其中蕴含着的左思复杂的精神世界。

  一、 对亲情的重视

  魏晋是一个重情的社会,当时的玄学思潮有“圣人有情”一说,文坛亦出现了重情的风尚,不少魏晋诗人在诗中展现了个体丰富的情感,并创作了不少表现爱情、亲情诗歌。生活中太康时期的左思亦是,他有浓厚的家庭和亲情观念,并在诗中将这种心态传达出来。

  诗人对女儿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题目的“娇”字,已洋溢着父亲对女儿的娇宠。诗中,他对女儿的美貌津津乐道,称女儿伶俐的话语为“娇语”。十岁左右的女孩,家里便提供胭脂水粉给她们化妆。小女儿“握笔利彤管”,古代史官专用的笔,左思见小女儿喜欢就给了她。她看书还要挑那些以“绨素”质料的,装帧极好的,左思不吝啬给她。惠芳好赵舞,爱抚琴,可能左思从小就请师傅来教她了。两个女儿身上穿的衣物是“阿锡”,一种质量上乘的丝织品。由此可见她们生活的精致,从而推测出左思对女儿的娇惯之心与喜爱之情。

  其次,诗人能够极为耐心地关察女儿的行为、关爱女儿的生活。他可以一大早花时间观察小女儿像模像样地画眉,看大女儿惠芳“立的成复易”,画完不满意又擦掉了,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甚至,他还摸透了两个女儿的习惯和心理,惠芳“轻妆喜楼边,临镜忘纺绩”,她化妆有一个固定的心仪的地点。这应当是诗人多次观察并总结出来的。小女儿骄矜,往往能够背诵几句诗就洋洋得意起来。“羞受长者责”,这是小女孩任性恣意却自尊心却极强的心理。这么细致的描写,必定是诗人经常与女儿交流,或时常静静地观察女儿的生活的结果。

  难怪徐公持这样评价:“浓郁的家庭温馨氛围和父女间的天伦之乐,遂以洋溢。”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真和挚的父爱,从而反映诗人浓厚的家庭情结。

  二、自身的自卑感与对美的追求

  讲究人物的言辞和容貌之美是魏晋风度的一大特色。左思“貌寝口讷”,其妹左�保�晋武帝泰始八年被纳为“修仪”,却“姿陋无宠”,凄凉一生。自己貌丑而遭人唾弃,妹妹姿陋而无宠,他的心中该是有着自卑与不甘的。他在《咏史诗》中以文韬武略的名士自比,对自己的外貌却避而不谈,有可能是自卑心作祟。这样的生理特征加上寒门出身的背景,更增强了他的心理挫败感与自卑心。

  然而,对美的追求,即使是深受其害的左思也不能免俗。对女儿的美貌他是十分欣喜的。他用美好的词汇来描写她们:“皎皎颇白皙”,“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面目粲如画”。左思口拙,对两个女儿的伶俐口齿颇为欣慰:纨素“口齿自清历”,“娇语若连琐”,纨素说话流利清晰,生气时语速非常快,话语干脆。惠芳“顾眄屏风书,如见已指摘。”即使图画看不清楚,她也能够头头是道地说出见解。这种欣喜与骄傲,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自卑心理与缺憾的心态。

  “作者这样赞扬自己的小女儿的容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身的缺陷。”他写惠芳画眉“举觯拟京兆”。结合左芬貌丑,不得宠的经历来看,这句话中可能暗含着对女儿的期盼,寄托着女儿未来与丈夫举案齐眉的希望。左思 “少学钟胡及鼓琴,并不成”。于是他注重女儿才艺方面的培养,惠芳会“上下弦柱际”, “从容好赵舞”。诗人在女儿身上寄托了深深的期望,弥补自身的缺憾,平复自卑之心。

  总之,左思在《娇女诗》中体现的对美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自卑心理以及他对魏晋时期那种重视容止与言辞之美的的唯美风尚的迎合。

  三、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左思当时深受门阀士族的压迫和轻蔑,使他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正是对当时社会制度及观念的不满,使他有可能突破传统的陈腐的观念,在精神上超越了那个时代。

   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妇女地位低下。左思却不这样看,他除了两个女儿外,左思其实还有两个儿子。但在他现存的作品中,却未有提及儿子。他独树一帜地将两个女儿的娇态写入诗中,寄托了对女儿的喜爱与赞美之情。由此,《娇女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以女童的活动为题材的诗歌。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崇尚老庄、道家“自然淳朴”,反对虚伪巧饰的儒家礼教。再加上身为寒门士子的左思受严格的门阀制度的压制,郁郁不得志而感到苦闷迷惘,于是向往人性的自由。

  在《娇女诗》中,左思通对儿童自由生活的描写,寄托了内心处对自然淳朴的生存状态的追求。他首先对儿童这种随心所欲、天真质朴的生活进行赞美。她们可以自由表达看法。纨素背了几首诗就天真地跑到大人面前邀功,惠芳对屏风上模糊的画可以做出一番似是而非评论,让人看来可笑又可爱。她们无拘无束,追求美好的事物,爬树摘花,淋雨戏雪,亲近大自然。

  再而,左思通过这首诗传达他的育儿方式:“任其孺子意”,任孩子天性发展。他没有用女德、女戒对女儿进行封建礼教的熏陶,而是任女儿充分自由发展。他为女儿创造了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一个乐园,保持她们直率、活泼天真、浪漫的一面。可以说,他在儿童那里发现了本真的美好。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人对这种生存和生活姿态的赞美与渴望。

  

  参考文献:

  [1] 徐陵,吴兆宜注:《玉台新咏》,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版。

  [2] 王晓卫:《魏晋作家创作心态研究》,贵阳市: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徐淑娟:《左思接受史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5] 丁三省:《左思诗的人格美和人情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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