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死于安乐的事例_范文大全

有关死于安乐的事例

【范文精选】有关死于安乐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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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有关死于安乐的事例

【优秀范文】有关死于安乐的事例

范文一:安乐死事例 投稿:陆遠遡

1935 年在英国成立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3 年后,在 美国也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1976 年后法国、丹麦、挪威、瑞典、 比利时、日本,甚至在天主教信徒很多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也都 出现了自愿实行安乐死协会。 这些民间组织的宗旨在于使安乐死合法 化。英、美的安乐死协会还曾起草过能妥善防止发生谋杀、欺骗、操 之过急的提案。 他们的提案均被国家和地方立法机构一一否决。 1987 年荷兰通过一些有严格限制的法律条文允许医生为患有绝症的病人 实行安乐死。 1962 年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判决一个著名安乐死案件中,认为正 当的安乐死必需符合以下 6 个条件: a.病人患有现代医学的知识技术 无法治疗的疾病,并有即将死亡的证据;b.病人受到不能忍受的痛苦 折磨;c.使病人死亡的唯一目的是解除其痛苦;d.病人在神志清楚时 确实存在实施安乐死的要求;e.处死的方式必需是伦理上可接受的; f.必需由医生执行,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找到医生时才由适当的人来执 行。这一判例已成为该国判断安乐死是否合理的标准。尽管有了从实 际案例中总结出来的相当具体的条例, 在执行中还是出现这样那样的 问题,如诊断的不确切性(如是否为不治之症,死期是否已迫近) , 病人要求进行安乐死的真诚性(是一时性的冲动或病态心理) ,病人 自身痛苦的程度(有时是亲人不忍睹,而非病人不能忍受) ,以及环 境和护理的条件对病人的影响等。 1993 年,英国最高法院做出准许安乐死实施的第一个判例:同 意患者家属和医生的申请,停止向一位大脑已坏死四年的 21 岁患者

输入营养液。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随后,在英美法系国家,澳 大利亚成为颁布法案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北部地 区,在 1996 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案。但与荷兰不同的 是,澳大利亚规定的可以申请安乐死的最低年龄是 18 周岁 23 岁的詹姆斯(Daniel James)是一个魁梧健硕的大三学生,从 小打橄榄球,是英格兰大学生队的队员,曾代表 16 岁以下组英格兰 国家队出赛。2007 年春天的一次训练中,詹姆斯颈椎受伤造成高位 截瘫,连手指头都不能自主活动。 在确信没有恢复知觉的希望后, 詹姆斯只求一死。 在三次自杀失败后, 詹姆斯终于说服父母陪他前往瑞士苏黎世, 在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的 慈善组织 Dignitas 的诊所里结束了自己 的生命。 Dignitas 是瑞士的一位人权律师,米内利 (Ludwig Minelli) 在 1998 年建立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 它利用瑞士法律对协助他人自 杀比较宽松的态度,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希望实施安乐死的病人。 詹

姆斯在写给 Dignitas 的信中说:“我请求你们帮助的原因是我想 死,但由于我的残障我无法做到。每一天我都祈祷这是我生命的最后 一天。我不想再一次失败。”

据信, Dignitas 已经帮助 100 多位英国人在它的诊所里实施了安乐 死。迄今为止,英国警方还没有对前往瑞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亲属或 友人提出控罪。 嘎埃丹·高斯先生的父亲患癌症后,病情日渐加重,逐渐加大剂量的 吗啡已不能减少病痛,于是求助儿子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要求使 高斯极为震惊和伤心。他不堪亲自结束父亲生命,只好借口工作忙, 将其父转至医院。1989 年父亲临终前所经受的病痛煎熬和令人揪心 的场面,至今使其终生难忘和深感自责。娜蒂内·毛哈诺女士现正面 临同样的情感折磨。其父亲 2002 年突发脑溢血长期卧床,处于植物 人的状态,在听到母亲因不愿承受父亲所受煎熬而提前留下要求“安 乐死”的心愿后,其内心极为痛苦。面对这种苦于无助的局面,她曾 强烈呼吁民众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而行动起来。 先来看一组数据。国内 ICU(重症监护病房)治疗费用大约为 每天 2000 元-5000 元不等;而高度危重的病人,其救治费用可高达 每天万元以上。我国一个植物人每年所需的医疗费用为人民币 10 万 元以上,相当于每天花费 300-500 元。尿毒症患者必须通过每周 2 -3 次到医院进行 4-5 小时的血液透析,以现在国内每次透析 400 元-500 元的费用计算,全年的治疗费用即为 5 万元左右,这还不包 括其它检查、治疗费用。肾移植手术的费用近年来降低到较为基本的 6 万-8 万元,但移植手术后患者需要终生服用抗排斥反应的药物, 为此需每月花费 5000-6000 元,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白血病的骨髓

移植治疗。大量恶性肿瘤患者的化疗费用也维持在每月 3000 元- 5000 元的水平, 甚至更多……虽然我们常常说“生命无价”, 而在现代 的医疗手段面前,危重病人的生命价格是可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上 面所列举的那些数字,意味着治疗费用的昂贵,对普通的家庭来说, 短时间的支撑可以,亲情的力量毕竟是强大的,但长时间的支持是不 能承受之重。 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这样的事例——2001 年 4 月,西安市 9 名尿毒症病人联名写信给当地媒体,要求安乐死;消息见报后,又有 40 名尿毒症患者公开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他们要求放弃生命,并非 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贫穷。能说他们的生命价值观非常消极吗?能 说他们真正自愿地选择了自己的死亡方式?在他们的故事见报后, 2001 年 8 月,西安市经实际调查,把尿毒症在社会保险中的报销额 度从 70%增加

到 90%, 把每次的透析费最高标准从 450 元降低到 380 元 (透析是中晚期尿毒症病人维持生命的方法) 鼓励一批单位参保。 , 2003 年 7 月,《南方周末》的记者去访了他们,9 人中已有 1 人病情 恶化去世, 至少有 3 人的生活状态相当不错。 其中一位有如下的话“现 在个人承担的费用降了,透析费也减了,我可以充分透析了。以前做 梦总想着下个星期的透析费在哪里,这是救命钱啊。” 1986年,王明成不忍心母亲继续忍受肝病晚期的痛苦折磨, 请求医生对母亲实施了“安乐死”。之后,王明成和执行医生因涉嫌故

意杀人罪被捕。6年后,由于其母直接死因并非安乐死所为,最高人 民法院宣告他们无罪。此案被称为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件 广州市女法官协会会长毛宇峨表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她是主张安 乐死的。安乐死的问题,既是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从道德 伦理方面来讲,中国人儿女讲尽孝,朋友讲关爱。市民的普遍看法, 总觉得活着比死了好,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敢接受安乐死。就目前 身体健康的人群而言, 他们是估计不到要求安乐死的人们群的承受能 力,对于他们而言,更是很难预测得到的这种濒临死亡之前的痛苦。 就目前的社会氛围而言,社会对安乐死问题关注是不够的。

既然那么多人都因为安乐死而被判刑, 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有志之士冒着违法的危险, 仍 要为他而奔走呼吁呢?道德

范文二: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事例 投稿:董犘犙

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事例 孟子》中说道

忧患可以使担当大任的人经得住苦难的考验,可以促进人类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 但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动物园中的鹿苑里发生了一件值得每个人深思的事……

狼捕食鹿,人们想让鹿不被狼捕杀而杀死狼。他们违背了

比如爱迪生,为人类做了巨大贡献,而他小时侯却家境贫寒,所以,他省吃俭用、 积攒零钱、购置仪器、配件,创出一千三百多项发明,才得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变。这 又凭着什么?还不是凭借他的智慧与刻苦钻研精神,而这精神从哪儿来?不屈不挠的精 神就是忧患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忧患的思想,只有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自己 的学业就会有成,自己的事业才会成功!

可是,社会上也有一些不良风气。再如:一个退休老干部,年轻时饱经风霜,现在 过上好日子后整天只想怎样养生,如何享受,最终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这些人做出这些行为的原因何在?原因在于他心中没有忧患做支撑,结果就 像那些鹿一样败下阵来,最终被社会淘汰。

因此,我们要抵制不正之风,发扬优良传统,弘扬中华美德,使我们的祖国经久不 衰,繁荣富强!若想做到这些,就必须有

勿忘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有这样一个有趣而另人深思的实验,把一只青蛙冷不防扔进滚烫的油锅里,青蛙能出人意料地一跃而出,逃离陷境。然后又把同一只青蛙放在逐渐加热的水锅里,这次它感到舒服惬意,以致意识到危险来临时却欲跃乏力,最终葬身锅底。由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出,青蛙对眼前的危险反映敏感,对还没有到来的危险反映迟钝。由此我想到了人,其实人在这方面也是如此,正如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生旅途中,逆境催人警醒,激人奋进,而安逸优越的环境却消磨人的意志,使人耽于安乐,尽享舒适,常常一事无成。有的人甚至在安逸之时沉溺酒色,自我毁灭。这于青蛙临难时的

奋起一跃和温水中的卧以待毙是何其相似。

“生于忧患”是千古不变的名言,春秋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是它最好的注册。那时,勾践屈服求和,卑身事吴,卧薪尝胆,又经“十年生聚,十年数训”,终于转弱为强,起兵灭掉吴国,成为一代霸主,勾践何能得以复国?这是亡国之辱的忧患使他发愤、催他奋起的结果。这说明,当困难重重、欲退无路时,人们常常能显出非凡的毅力,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潜能,拼死杀出重围,开拓出一条生路。

但是,有了生路,有了安逸,人们却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而“死于安乐”。这方面的例子莫过于闯王了。1644年春,闯王攻入北京,以为天下以定,大功告成。那些农民出身的新官僚把起义时打天下的叱咤风云的气魄丧失殆尽,只图在北京城中享受安乐,“日日过年”,李自成想早日称帝、牛金星想当太平宰相,诸将想营造府第。当清兵入关,明朝武装卷土重来时,起义军却一败不可收拾。这令我想起欧阳修说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句话老。险情环生时人们能睁大眼睛去拼搏,因此化险为夷;安逸享乐中却意志消退,锐气全无,结果一败涂地。

范文三:关于安乐死的例子 投稿:洪側偵

我本来是一个“安乐死”的支持者,可是在看了《一席谈》关于安乐死的辩论后,我的想法动摇了,我发

现这个问题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萌芽,如果这种思想不能有效遏制的话,就是“纳粹”思想了。

这期节目开始还是正常辩论,可是从一位在观众席上的穿绿衣服的大姐发言开始,就开始变了。这位大姐

说了什么呢?她说:如果生了一个脑瘫儿,家里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就应该实行“安乐死”

。这话乍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可是接下来这位大姐说了要给脑瘫儿实行“安乐死”的理由时,我震惊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的理由竟然是:脑瘫儿是家庭的负担,对社会也没什么贡献,没什么用,所以要实行

“安乐死”。

她的这种理由成立吗?我请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如果是家庭的负担,就应该死吗?如果一个人对社会没有

贡献,就应该死吗?如果一个人对社会没有用,就应该死吗?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我想请问,大街上

的乞丐对社会有用吗?难道要对这些乞丐实行“安乐死”吗“ 很显然,对一个人是否实行“安乐死”,绝不能以有没有用作为

标准。这种标准说白了,就是“纳粹”的

淘汰人种了。

更令我震惊的是,在场几乎没有人反驳这位大姐的看法,似乎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想法。由此看来,那些主

张实行“安乐死”的人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是人道?什么是“纳粹”?

在节目的最后,来了一位脑瘫儿的父亲,这位父亲的遭遇很让人同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要求给自

己的孩子实行“安乐死”。对于他的这个要求,我个人是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权利这么做。这

位父亲要求给孩子“安乐死”的理由几乎与那位大姐一样。 一个脑瘫的孩子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不幸的生命。对于脑瘫儿这个不幸的生命,家庭、社会应该

付出更大的爱心和精力,能够是这不幸的生命得到一丝一毫的温暖。绝不应该因为他们“没有用”就将他

们杀死,绝不能以他们是“包袱”将他们判处死刑。

我们在讨论“安乐死”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什么是人道的“安乐死”,什么是“纳粹”的“安乐死”。实

行“安乐死”一定要他本人同意,而且他本人一定应该是由理智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于脑瘫儿,他

们没有理智,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不是想死,在这种情况下,别人无权替他们

选择,包括他们的父母。

孩子不是父母的个人财产,父母无权决定他们的生死。任何人要给脑瘫儿实行“安乐死”,我都坚决反对

,因为这不是人道,而是“纳粹”。

总之,“安乐死”只能适合那些头脑清醒的人,并且有强烈死去愿望的人。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愿

望的人,别人无权替他们决定,否则就是故意杀人,是不人道的。

从这期节目来看,我觉得很多坚持“安乐死”的人头脑是不清醒的,至少在对待脑瘫儿的时候,他们的标

准是“有用还是没用”。

没用的人也有生存的权利,这就是人道。因为没用而被处死,这就是犯罪。

范文四:关于安乐死的经典案例 投稿:江柏某

安乐死,一个令举世争议的重大医疗立法提案。首先遇到来自医疗界的阻碍。传统观念中,医生救人,延长人的寿命是天职。医生无论以什么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无论是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人,都是医疗界无法接受的。英国医学专家约翰・怀厄特尖锐指出:“人为死亡不在医学范畴。”他说:“大多数医生和健康专家们认为,一旦在临床实践中引入人为死亡,医学的本旨就被改变了。它将变成主观判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医学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工程学,缩短那些“没有价值的生命”。

  更大的阻力来自于患者家属的主观情绪,这种情绪往往是超越了理智的。他们热切的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活着哪怕多一分钟,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过是怎么样的一分钟,很多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是炼狱式的折磨。他们求生不能,欲死不得,这种痛苦,即使是亲人和朋友也无法体会。

  

  合法安乐死的第一人

  

  2003年11月10日荷兰一院(即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 “安乐死”法案,这使得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法案规定,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考虑成熟后,可自愿提出结束生命的书面请求,主治医生则应向患者详细陈述实际病情和后果预测,并由另一名医生参与诊断和确诊,可实施“安乐死”。法案还规定,实施“安乐死”的手段必须是医学方法。

  2003年11月30日,在阿姆斯特丹,这是一极平常的日子,但对托莱尔来说,这又不是平常的一天,因为她的母亲选择在当天与所有的亲朋好友诀别。这也是荷兰议会顺利通过安乐死合法的第二天。上午10时,托莱尔和她的二个姐妹、孩子们及其他朋友,等待牧师走进了家门,祈祷后,两名医生随后也进来了。房间布满鲜花。老母亲躺在床上,吃力地试图做出某种表情,对来人一一含笑。她今年71岁,她是一位非常开明的退休教师,几年前得了不治之症。几个月前,她就提请医生给她实施安乐死,以减轻自己的痛苦,并且已经获得了两位主治医生的同意。开始,托莱尔坚决不同意,但看到母亲一直在经受地狱般的折磨,拗不过老母亲的强求,在与姐妹们商量之后决定同意。老太太吃力地点了点头,托莱尔流着眼泪,下令关灯,同时点起蜡烛,播放了妈妈爱听的音乐。有人轻轻地,轻轻地抽泣,医生则用他颤抖的手给老太太注射了致命的药物,一会儿,老太太走了,但她是含笑走的……

  

  合法安乐死之前的案例

  

  1950年4月14日,东京地方法院的一个安乐死案件判决中指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上的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紧急避险行为,不应受到惩罚。1962年12月22日在名古屋高等法院对一例安乐死案件的判决中,指出了在日本合法的安乐死需要具有6个要件。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日本迄今为止尚无有关安乐死的成文法。

  1973年荷兰一位名叫Geertruida Postma的医生对其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医生被法院认定谋杀,但宣判监禁一周缓行1年,这实际上是判她无罪。就此判决,法官作了特别的情况说明:必须在规定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

  1995年6月16日澳洲北部领土议会通过了“临终患者权利法案”,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的第一部安乐死立法。1996年9月22日,在澳洲北部城市达尔文,医生菲利普・尼切克帮助66岁的建筑工人鲍勃・邓特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里程:在注射了一支致命的戊巴比妥纳药液后,这位受前列腺癌折磨整整5年之久的患者终于在妻子和医生的注视下,安祥地合上了双眼,成为世界上第一名依据安乐死法离开人世的患者。但是,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推翻了北方领土的安乐死法案。

  

  

  被动“安乐死”案例

  

  15年几度徘徊在生死边缘

  如果一个人成为植物人,依靠进食管来维持生命,那么,谁有权力来决定她的生与死。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一名女性植物人特丽・夏沃身上。

  1969年以后,在美国至少有35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递交22州立法机构审议。美国的法律并无有关安乐死的条款。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留予各州由其公民决定”。 1994年11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次全民公决中,通过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使得安乐死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不是非法的。

  1990年,年轻的特丽因心脏病,导致脑损伤,被医生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并认定无任何康复可能。15年来,特丽一直靠人工进食管维持生命。1998年,特丽的丈夫迈克尔作为她的监护人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拔去特丽身上的进食管,对其实行安乐死。特丽的父母强烈反对迈克尔的做法。由于特丽在病发前并未留下任何书面文件表达过安乐死的意愿。双方为此在7年的时间里多次对簿公堂, 2001年4月和2003年10月,特丽的进食管曾经两次拔下又被插上。无法表达个人意愿的特丽几度徘徊在生死边缘。2005年3月18日,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州第六巡回法院,同意对特丽实行“安乐死”的裁定,医生拔掉了维系她生命的进食管。然而,在19、20号两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一项特别议案,驳回佛州法院的裁定,要求重新为特丽插入进食管。美国总统布什也专门为此事提前结束休假,表示会站在支持特丽继续生存的一方。

  

  刚到人间就进“天堂”

  2004年8月,荷兰医生协会―“荷兰皇家医学院”力促卫生部召开独立审查会议,通过对“没有独立意志”的晚期病人实施“安乐死”的《格罗宁根草案》,其中包括儿童、严重的智力残障者,以及那些遭遇事故而永远不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植物人。草案明确严格地规定:那些已经确诊为“先天残疾不能治愈”或是遭受“不可治愈病苦”或“严重残疾的”新生儿可以实施“安乐死”。需要主治医生组与另一些无关的专业医生共同确诊决定,并要征得患儿父母同意等等。极早早产儿,一生下来就脑出血、抽风、脊柱裂的婴儿都可能成为“安乐死”的对象。

  

  在中国安乐死是非法的

  

  

  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死亡似乎成了现代医学的目的之一。 然而,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不管投入多少资源来设法推延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着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全世界每年大约有五千万人走向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万分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患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因为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安乐死者占到30%以上。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生命”的现象(常常可见诸于报端),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方式已经进行。

  

  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件

  

  1986年,陕西第三印染厂职工王明成为身患肝癌晚期绝症的母亲夏素文申请“安乐死”,主治医生蒲连升同意为他母亲注射了100毫克的复方冬眠灵。王明成和主治医生蒲连升被陕西汉中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并刑事拘留。两年后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检察机关不同意这个判决,提出了抗诉,一年之后,汉中市法院终审判决,蒲连升无罪。

  据后来蒲连升接受中央台采访时的回忆:当时病人垂危,打不打冬眠灵都要死,整个医院的三层楼都听见,头一晚上因剧痛喊了一夜,值班医生李大夫给她打了10毫克安定。她呻吟不止,试图用头碰床头。她儿子和女儿跪在地上求我说,叫我妈早点儿走吧。我就开了处方,复方冬眠灵100毫克,处方上的话是我写的,家属要求“安乐死”,下面是家属的签字,儿子王明成,女儿王晓琳。注射的人是省卫校的实习学生,叫蔡建林。要我打进去就没有证明人了,到底注射的是什么药?注射量是多少?这个针打进去就是没有痛苦,“安乐死”就是没有痛苦地幸福地死去。3个月之后,我就被捕了,告密的是患者的大女儿。我当时的信念非常坚定,我跟患者一无冤二无仇,没有接受她的贿赂,我何罪之有啊?我为什么要去杀她啊?一个人扪心自问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件事情,不付出点儿牺牲是不可能的,不能每件事情都被别人理解,除了死亡而外,所有的人间的痛苦,可能我都受过了。有的医生悄悄地进行“安乐死”,不过是没有写在处方上,没有写在档案里面。我要奉劝和我一样的大夫,在我们国家没有立法以前,最好不要干这种事情。呼吁尽快立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7年后,案件另一名当事人王明成,由于得了胃癌,加上哮喘等各种病魔近两年的折磨,原来120斤的他只剩下了60多斤,西安交大第二医院确诊他已经到了胃癌晚期,并无法治愈。2003年2月4日,痛苦不堪的他正式向医院提出了安乐死的请求。但是医院的答复是国家没有立法,不能够实施。王明成却无法像母亲那样安静地走过2003年8月3日凌晨,王明成在病痛的挣扎中停止了呼吸。

范文五:关于安乐死的案例分析 投稿:李椕椖

关于安乐死的案例分析

泰戈尔在诗中写道:“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诗人看来,生命的结束就如其开始,是一种至美的境界。求生是人类的本能,谁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一个生命只剩下痛苦,苟延残喘是否就等于尊重生命?有朝一日,艰难的生,还是安宁的死,是否将只是一个决定?

【案例】痛苦的生还是安乐的死

据当代商报报道,长沙市某单位的一名退休职工因为喉癌晚期,痛苦不堪,他希望能为自己进行安乐死,但是其家人和医院都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生似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快乐:疼痛与日俱增;家中的所有积蓄已然耗尽。20日,患者张建波在53岁生日时,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病痛。

生前为死者做陪护的章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患病多年,张建波曾经提到过想安乐死。”为此,章先生和医院都十分关心张建波,章先生更是寸步不离。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疼痛加剧,张建波越来越感觉希望渺茫。疼痛和绝望让他再次痛不欲生。20日中午,张建波以让章先生为自己打饭为借口将其支开,独自爬到5楼的房顶跳了下去。

张建波的主治医生说:“死之前,其喉咙部位长出了直径大约有

40厘米的肿块,并且开始溃烂,病情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被

病魔折磨得非常痛苦。”

而院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对记者说——“安乐死?不。我

们不能接受病人这样的请求:因为这是违法的。”

“在巨大而不可避免的痛苦面前,张建波的非正常死亡,是个人的

无奈选择,也是法律真空地带的尴尬选择。”在采访中一位律师如此

说道。“而一部法律法规的出台,其中更牵涉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

至全人类的道德伦理。当张建波的个人命运和这些联系在一起,就对

我们形成了更大的挑战。”

关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安乐死对于个人或者家庭

社会以及科研室有一定的好处的。

第一:个人。想放弃生命的人,多数都是因为身体有不可弥补的

残疾或是疾病。他(她)们终日都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大的双重折

磨。在这种折磨下,他(她)们只有选择自杀来摆脱自己永无休止的痛

苦。但自杀的过程又是痛苦的,如;上吊、割手腕、吃毒药、触电、

绝食等,也令人很恐惧。但是他(她)们又不得不去选择这种唯一能够

解脱苦难的方式。而实施“安乐死”以后,只需要注射一支安定剂,

就会让人们在沉睡中不知不觉的离开,这样就会减轻自杀者的痛苦和

恐惧,也体现了“善始善终”的古言。达到了真正人道主义的宗旨。

第二:家庭。1.病者的家庭、亲人也都是很痛苦的。因为日夜陪

伴着病者,目睹病者忍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病者因痛苦难耐,

性格脾气变得暴躁常常会伤害到家人。而家人也因受到长时间的欺辱

身心不堪重负,脾气性格也会变得难耐,最终要发泄出来。这样恶性

循环久而久之,家庭关系就会崩溃,甚至走向不可想象的极端。2.

还有些家庭,因承受不了巨额的治疗费用而陷入了深度的矛盾中。对

于疑难病来说多数都是人财两空,最后留给家人的是负债累累的下半

生的生活。3.又有些病者家人因实在不忍心再看到自己的亲人再受身

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惜犯法来终止亲人的痛苦。这些事情对病者和

病者的亲人都是不公平的。而实施“安乐死”后,这些伤害、压力就

不会那么沉重了。

第三:社会。实施“安乐死”后,不仅解决了个人的痛苦,也解

决了家庭、亲人的痛苦跟负担,而且也减轻了社会的负担。举一个不

恰当的例子说;生九个、十个孩子的父母要比生一两个孩子的父母的

负担跟辛劳要重得多。一个身背五十斤重量的人赶路要比一个身背十

斤重量的人赶路要缓慢得多。

第四:科研。在人们以往的观念里已形成了死后留全尸或是火化

的观念。这既不科学又没有意义和价值,反而是一种浪费。1997年

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了他人,遗体捐献给了国家用

于医疗研究。“安乐死”的实施后不仅会对国家的科研有着很大的帮

助,而且使病者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然而在关注有益面的同时,从中也折射出了关于人的生命以及自

由的道德的缺失。这里,就存在很多忧虑。 忧虑一、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

子,造成新的社会悲剧。

忧虑二、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否会导致人们认知上的误解。一些病

人之所以实施安乐死,是因为他们将死,生命已不再有意义,而且自

认为是社会和家庭的累赘。如果带着这样的认知实施安乐死,对我们

的社会伦理怀道德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

忧虑三、当出现病人因为经济原因不愿再继续接受救治,继而请

求以安乐死结束生命时会怎么样呢?这无疑于因为贫困而要自杀,这

是人道还是非人道?

忧虑四、伯尔尼大学医院的精神病专家托马斯〃舒尔弗认为,那

些患有绝症的病人一时头脑发热可能会做出想要自杀的决定,但这一

决定其实是不理智的。如果病人出于一时激动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而非

深思熟虑,那么这种死亡对他们就是不人道的,甚至是在助纣为虐。

忧虑五、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

家胡亚美曾指出说: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

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一

样一来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

局面,造成更的社会不公。

关于安乐死,是结尾,也才是开始……不可否认,安乐死是人类社会文明史上的又一个进步。但安乐死并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名词,它是哲学问题、是伦理问题、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具体到立法,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立法尚不能建立时,如何让人道主义关怀减轻病人及其家属痛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此外,加速进行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建全,使更多的人能享受到医保带来的安全感,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国民的生活与生命质量,减少因疾病带来不必要的轻生有重要意义。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安乐死所面临的种种医疗与人道矛盾的社会现实的讨论,也让我们的思绪想得更多更远:这些先天性残疾儿、痴呆儿、植物人……生死之间,什么样的结局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无痛”的社会人道!问题的锁,也许,将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找到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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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六:关于安乐死的案例分析[1] 投稿:蒋硹硺

关于安乐死的案例分析

泰戈尔在诗中写道:“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

诗人看来,生命的结束就如其开始,是一种至美的境界。求生是人类

的本能,谁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一个生命只剩

下痛苦,苟延残喘是否就等于尊重生命?有朝一日,艰难的生,还是

安宁的死,是否将只是一个决定?

【案例】痛苦的生还是安乐的死

据当代商报报道,长沙市某单位的一名退休职工因为喉癌晚期,

痛苦不堪,他希望能为自己进行安乐死,但是其家人和医院都拒绝了

他的这个请求。生似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快乐:疼痛与日俱增;家中

的所有积蓄已然耗尽。20日,患者张建波在53岁生日时,选择了以

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病痛。

生前为死者做陪护的章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患病多年,张建波

曾经提到过想安乐死。”为此,章先生和医院都十分关心张建波,章

先生更是寸步不离。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疼痛加剧,张建波越来

越感觉希望渺茫。疼痛和绝望让他再次痛不欲生。20日中午,张建

波以让章先生为自己打饭为借口将其支开,独自爬到5楼的房顶跳了

下去。

张建波的主治医生说:“死之前,其喉咙部位长出了直径大约有

40厘米的肿块,并且开始溃烂,病情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被

病魔折磨得非常痛苦。”

而院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对记者说——“安乐死?不。我

们不能接受病人这样的请求:因为这是违法的。”

“在巨大而不可避免的痛苦面前,张建波的非正常死亡,是个人的

无奈选择,也是法律真空地带的尴尬选择。”在采访中一位律师如此

说道。“而一部法律法规的出台,其中更牵涉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

至全人类的道德伦理。当张建波的个人命运和这些联系在一起,就对

我们形成了更大的挑战。”

关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安乐死对于个人或者家庭

社会以及科研室有一定的好处的。

第一:个人。想放弃生命的人,多数都是因为身体有不可弥补的

残疾或是疾病。他(她)们终日都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大的双重折

磨。在这种折磨下,他(她)们只有选择自杀来摆脱自己永无休止的痛

苦。但自杀的过程又是痛苦的,如;上吊、割手腕、吃毒药、触电、

绝食等,也令人很恐惧。但是他(她)们又不得不去选择这种唯一能够

解脱苦难的方式。而实施“安乐死”以后,只需要注射一支安定剂,

就会让人们在沉睡中不知不觉的离开,这样就会减轻自杀者的痛苦和

恐惧,也体现了“善始善终”的古言。达到了真正人道主义的宗旨。

第二:家庭。1.病者的家庭、亲人也都是很痛苦的。因为日夜陪

伴着病者,目睹病者忍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病者因痛苦难耐,

性格脾气变得暴躁常常会伤害到家人。而家人也因受到长时间的欺辱

身心不堪重负,脾气性格也会变得难耐,最终要发泄出来。这样恶性

循环久而久之,家庭关系就会崩溃,甚至走向不可想象的极端。2.

还有些家庭,因承受不了巨额的治疗费用而陷入了深度的矛盾中。对

于疑难病来说多数都是人财两空,最后留给家人的是负债累累的下半

生的生活。3.又有些病者家人因实在不忍心再看到自己的亲人再受身

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惜犯法来终止亲人的痛苦。这些事情对病者和

病者的亲人都是不公平的。而实施“安乐死”后,这些伤害、压力就

不会那么沉重了。

第三:社会。实施“安乐死”后,不仅解决了个人的痛苦,也解

决了家庭、亲人的痛苦跟负担,而且也减轻了社会的负担。举一个不

恰当的例子说;生九个、十个孩子的父母要比生一两个孩子的父母的

负担跟辛劳要重得多。一个身背五十斤重量的人赶路要比一个身背十

斤重量的人赶路要缓慢得多。

第四:科研。在人们以往的观念里已形成了死后留全尸或是火化

的观念。这既不科学又没有意义和价值,反而是一种浪费。1997年

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了他人,遗体捐献给了国家用

于医疗研究。“安乐死”的实施后不仅会对国家的科研有着很大的帮

助,而且使病者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然而在关注有益面的同时,从中也折射出了关于人的生命以及自

由的道德的缺失。这里,就存在很多忧虑。 忧虑一、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

子,造成新的社会悲剧。

忧虑二、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否会导致人们认知上的误解。一些病

人之所以实施安乐死,是因为他们将死,生命已不再有意义,而且自

认为是社会和家庭的累赘。如果带着这样的认知实施安乐死,对我们

的社会伦理怀道德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

忧虑三、当出现病人因为经济原因不愿再继续接受救治,继而请

求以安乐死结束生命时会怎么样呢?这无疑于因为贫困而要自杀,这

是人道还是非人道?

忧虑四、伯尔尼大学医院的精神病专家托马斯〃舒尔弗认为,那

些患有绝症的病人一时头脑发热可能会做出想要自杀的决定,但这一

决定其实是不理智的。如果病人出于一时激动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而非

深思熟虑,那么这种死亡对他们就是不人道的,甚至是在助纣为虐。

忧虑五、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

家胡亚美曾指出说: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

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一

样一来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

局面,造成更的社会不公。

关于安乐死,是结尾,也才是开始……不可否认,安乐死是人类社会文明史上的又一个进步。但安乐死并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名词,它是哲学问题、是伦理问题、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具体到立法,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立法尚不能建立时,如何让人道主义关怀减轻病人及其家属痛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此外,加速进行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建全,使更多的人能享受到医保带来的安全感,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国民的生活与生命质量,减少因疾病带来不必要的轻生有重要意义。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安乐死所面临的种种医疗与人道矛盾的社会现实的讨论,也让我们的思绪想得更多更远:这些先天性残疾儿、痴呆儿、植物人……生死之间,什么样的结局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无痛”的社会人道!问题的锁,也许,将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找到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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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青

范文七:关于安乐死的经典案例 投稿:顾篆篇

中国“安乐死”第一案

1986年6月23日,患者夏某因肝硬化晚期腹胀伴严重腹水,被送进陕西汉中市某医院。看着母亲痛苦不堪的惨状,患者儿子王某和妹妹觉得母亲既然痛苦得生不如死,那么就要求医生对其母亲实施安乐死。6月28日,在王某等一再的央求下,医生蒲某开了一张100毫升的复方冬眠灵的处方,并注明是“家属要求安乐死”,王某在上面签了字,当天中午至下午,该院实习生蔡某和值班护士分两次给夏素文注射冬眠灵。同年9月,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蒲某和王某批准逮捕,并于1988年2月向法院提起公诉。

1990年3月,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并报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2月28日批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请求的蒲某,王某故意杀人一案,经高法讨论认为:安乐死的定性问题有待立法解决,就本案的具体情节,不提安乐死问题,可以依照刑法第10条的规定,对蒲某,王某的行为不做犯罪处理。”1991年4月6日,汉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某在母夏素文病危难愈的情况下,产生并且再三要求主治医生蒲某为其母注射药物,让其无痛苦地死去,其行为显属剥夺其母生命权利的故意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被告人蒲某在王某再三要求下,同其他医生先后向危重病人夏素文注射促进死亡的药物,对夏的死亡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行为已属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故意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条,宣告蒲某王某二人无罪。”一审后,汉中市人民检察对一审判决两名被告行为不构成犯罪提起抗诉;蒲某和王某则对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不服提起上诉。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2年3月25日二审裁定:驳回汉中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和蒲某,王的上诉,维持汉中市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

另外,事隔近18年后,2004年5月,当初要求为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某患胃癌并转移,向医院提出安乐死,被医院拒绝。2004年8月3日,王某病逝。

范文八:安乐死案例 投稿:刘廯廰

本报连续报道的“王明成要求‘安乐死’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央视昨晚首次播出两

年前对我国首例“安乐死”执行医生蒲连升的专访―――

中国首例“安乐死”始末(图)

2003-08-18 00:00:00

中国首例“安乐死”执行医生

蒲连升在接受央视采访

最近发生在陕西省的一起“安乐死”事件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事件的当事人是陕西省汉中市人王明成。在17年前,他的妈妈夏素文因为身患绝症,痛苦不堪,被医生实施“安乐死”,成为全国第一例“安乐死”事件,随后王明成和医生蒲连升被逮捕。17年之后,王明成也因为身患绝症,向医院提出来希望实施“安乐死”,但是医院的答复是国家没有立法,不能够实施。8月3日,王明成在家中病逝。 ■我在看守所呆了492天

说到“安乐死”就不能不问蒲连升大夫是怎么想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大夫,15年前在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他为一个垂危的女患者实施了“安乐死”,但是3个月之后,公安机关就把他抓了起来,检察院在公诉书中指认,蒲连升涉嫌故意杀人,但是在5年之后,汉中市法院宣判蒲连升无罪,检察机关不同意这个判决,提出了抗诉,一年之后,汉中市法院终审判决,蒲连升无罪。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第一例“安乐死”案件,2001年4月,蒲连升做客央视,接受了专访。

1986年一名叫夏素文的患者,她呻吟不止,惊叫不安,用头碰床头,坐卧不宁,尿也尿不出来,她儿子和女儿跪在地上跟我说,叫我妈早点儿走吧。我就开了处方,复方冬眠灵100毫克,开这个药的原因是他要叫他妈早点咽气,已经跪下了呀!(处方上)那个话是我写的,家属要求“安乐死”,下面是家属的签字,儿子王明成,女儿王晓琳,家属问我了,说我妈打这个针以后,什么时间能够咽气,我说大概在

12点左右吧,到凌晨5时,护士找到我说,蒲主任,病人不行了,死的时间是凌晨5点,总共19个小时,病人才死亡的。

立案是7月3日,抓我是9月20日。检察机关(起诉我)是故意杀人罪。在看守所里总共呆了492天,这个我是记得最清楚,我认为我是冤枉的,我作为一个医生,在我医生范围之内,尽我医生的职责,减轻病人的痛苦,何罪之有,往事不堪回首。

■“安乐死”是一种幸福的死亡

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对于一个大夫意味着什么呢?主持人(以下简称“主”):“安乐死”是不是一种真的没有痛苦的死?蒲连升(以下简称“蒲”):就是没有痛苦,而且是一种快乐的幸福的死亡。

主:快乐和幸福,怎么理解?

蒲:就是说没有任何痛苦,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就死亡了。

主:但是是相对来说。

蒲:就是没有痛苦地死去,不是相对的。

主:但是您并不是病人,就是病人很痛苦,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蒲:这个针有药理作用,打进去就是没有痛苦,真的。从药理上没有痛苦,就是“安乐死”三个字的本义。“安乐死”就是没有痛苦地幸福地死去。

■从杂志上学到实施“安乐死”方法

主:在医疗上实施“安乐死”,都有哪些办法?

蒲:注射药物,静脉的或者是肌肉的,都可以。

主:都有哪些药物呢?

蒲:像冬眠一号,冬眠二号。

主:像这些药是不是在一般的小医院都能买得到?

蒲:一般医院都有,为啥?这是一个常用物。

主:这些办法是怎么总结出来的呢?

蒲:这是我从杂志上看到的。因为“安乐死”这个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在日本,在1975年国际“安乐死”学术会议上,日本开始有。

■为患者注射的是卫校实习生

主:15年前的那个病人(夏素文)如果没有实施“安乐死”的话,她会怎么样?

蒲:打不打冬眠灵她都要死,垂死挣扎一样,整个医院的三层楼,头一晚上喊了一夜,值班医生李大夫没办法给她打了10毫克安定。

主:都不管用?蒲:不管用,我第二天才用的复方冬眠灵。

主:注射的人是谁?

蒲:注射的人是省卫校的实习学生,叫蔡建林。

主:像这样重大的事情,为什么叫一个实习生来注射呢?

蒲:当时我开完这个处方以后总护士长看见了。护士长说你咋开了这种药?我说这个药写得很清楚。她说你开这个药,护士都不打。

主:为什么不打?害怕,是吗?

蒲:他们害怕承担责任,一句话就是害怕承担责任嘛。

主:那么最后是谁让那个实习生打的那一针呢?

蒲:是我让他打的。

主:那个实习生怎么说?

蒲:也是迟迟地不想打,我说你不打你就回省卫校去,我这儿就不带你了。

主:你在威胁他?

蒲:那就是有一点儿,当时就是用医生的权威嘛,老师的权威嘛!

■不亲手注射是怕出了事说不清

主:如果他当时真的不打的话,你怎么办?

蒲:当时真的不打,他拉到外面,爱找谁打就找谁打,这个病人反正已经出院了。

主:如果当时他真的不打的话,你会打吗?

蒲:我也不会给她打。

主:为什么?

蒲:按道理我应该打的,你开了医嘱,你应该执行,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医院,那有个双方责任制,我打进去没有证明人了,到底注射的是什么药?注射量是多少?叫别人打,这是第二点,监督作用,督促医生的作用。

主:你希望解除病人的痛苦?

蒲:我的目的就是减轻病人的痛苦,作为医生来说,医生的责任,就是要减轻病人的痛苦。 主:那么在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执行的时候,你也不愿意亲手来注射,减轻她的痛苦吗?

蒲:我不是不愿意做,医院的关系你不知道,就是上级和下级,那医生就是权威,你护士就得执行,你不执行,你找个理由。

主:你敢下那个决定,但是不敢打那个针?

蒲:我怕出了事情说不清了,因为他们尽管是有言在先,当时也没有录音,他们讲叫我妈早点儿走,他们讲蒲主任,求求你,他们跪下了,叫他妈早点儿咽气,免得她受痛苦。

■实施“安乐死”被抓出乎意料

主:在这个“安乐死”实施3个月之后,您就被捕了,谁告的密?

蒲:是患者的大女儿。

主:你在决定给病人实施“安乐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一天?

蒲: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有这一天。

主:检察院公诉你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罪,所有的人,可能包括你在内,等了5年才等到一个判决的结果,就是无罪,那么在这5年当中,你有没有做好死的打算?

蒲:我当时的信念是非常坚定的,我说我跟患者一无仇二无怨,没有接受她的贿赂,接受她的东西,我何罪之有啊?我为什么要去杀她啊?我不可能的。

主:15年前的这个事件,改变了你的命运,虽然被无罪释放了,但是有的人却躲着你,家里的人也很怨恨你,医院也很怨恨你,还有的人说你是疯子,你的收入也成了问题。你现在后不后悔?

蒲:想起来这些事情啊,肯定后悔嘛。想想一般人,和我同年参加工作的人来比的话,我比他们都差。

主: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蒲:你说这话有道理,一个人扪心自问的时候,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任何一个事情,你要不付出点儿牺牲是不可能的,不能每件事情都被别人理解,除了死亡而外,所有的人间的痛苦,可能我都受过了。

■有人在悄悄实施“安乐死”

主:9年前法院两次判你无罪,这个判决结果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的大夫和医院,那么据你所知,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大夫也在这样做?

蒲:悄悄地进行“安乐死”,这个不过是他没有写在处方上,没有写在档案里面。

主: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多吗?您刚才说的那么多的大夫都在悄悄地做。

蒲:知道的人肯定不多了。

主:都是在医疗的圈子里边。

蒲:医疗圈子里边,谁是病人,家属他肯定知道。

主:假如说有那么多的大夫都在悄悄地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说明有很多患者有这个需要? 蒲:都需要这样死,结束他们的痛苦。

主:在没有合法的前提下,悄悄进行的事情往往容易出问题,也很难解决,比如说双方之间的责任,怎么分配;再有,如果真有受害的一方的话,那么谁来保护他呢?

蒲:所以这就说不清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给100万也不会再实施“安乐死”

主:以后再碰到15年前的那个情景,患者或者他的家属子女,要求你实施“安乐死”,你还会再做吗?

蒲:别说那样,他们就是跪下,就是拿10万、100万,我也不可能给他做的。我不可能去冒着违法的危险收他的钱,给他做这个事情。

主:但是病人确实太痛苦了,而你又是一个大

夫,你怎么办呢?

蒲:如果我再遇到这种病人,那我就请示上级大夫,找卫生局,找司法部门。

主:如果司法部门同意的话?

蒲:可以了,三方合议嘛!

主:我在汉中那个地方看到听到很多人在劝你,不要接受我们的采访,但你还是来了。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接受我们的专访?

蒲:我要奉劝和我一样的大夫,在我们国家没有立法以前,最好不要干这种事情,免得你们跟我一样,再重蹈覆辙。呼吁尽快立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文图均据央视《新闻夜话》

范文九:关于安乐死的论文 投稿:侯鏭鏮

中国有关安乐死的立法现状

——《立法理论与实践》有关立法个人探索小结

一、 问题产生

2007年,全身只有头和几根手指能动,因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29岁女青年李燕,被病魔痛不欲生而又看不到治愈的希望。无法忍受的她想要以死来获得解脱。然而安乐死至今仍不能被我国法律允许。绝望中的她写了一份“安乐死申请”议案(草案),希望由全国人大代表帮助她提交。

“我爱生命,但我不愿这样活下去……”这是一句闻者动容的悲怆话语,也是一个当下得不到我国法律允许的要求。

梳理更多公开报道可以发现,类似“安乐死”相关事件远非孤例。 2015年1月25日,一则有关安乐死的新闻再次牵动了大家的目光:安徽霍邱的一个一岁男孩,严重脑损伤,除眼睛能动之外,全身无法活动,也不能张嘴说话,全靠吸氧维持呼吸,父母看着勉强维持生命的儿子痛不欲生,含泪请求为孩子实施安乐死,但是,再大的痛苦,再毅然的决绝,却仍不能突破法律的“禁区”——这一做法与我国法律相悖。

二、 中国立法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妇产医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胡美亚,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递交了关于立法实施安乐死的议案,言简意赅地指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这是中国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的有

关安乐死的议案。

-----1994年10月,陈蕃等人发出《关于建立“自愿安乐死协会”倡议书》,并拟就了《中国自愿安乐死协会章程草案)》,受到社会关注。

-----2002年3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田世宜委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安乐死的提案。在该提案中呼吁:中国对安乐死不应一味回避,国家有关部门应着手研究与安乐死相关的法律和立法。

-----在2003年举行的全国“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公开提出建议,不应拒绝安乐死这种符合人道主义的“放弃生命”。中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当前关于安乐死的法律在中国仍属于空白,虽多次有人大上交提案,但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却始终未开始着手进行研究。而参考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安乐死不被我国允许。

其中,《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 方式。”““ 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同时宪法也提到了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 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

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 安乐死在他国立法与产生问题

对比全世界,目前只有荷兰、比利时以及美国的部分地方州政府分别立法支持“安乐死”,且经过司法实践证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世界各国对其争议也持续不断。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安乐死立法的国家。2001年11月29日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令,并从2002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安乐死在荷兰开始拥有“合法身份”,荷兰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在荷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当时,由于多种原因,医生对生命垂危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只能秘密进行,但社会和法律对此相当宽容。同时荷兰也对安乐死进行了严苛的审核条件:

一是由患者本人“深思熟虑”后提出实施安乐死申请;二是确认患者病情根本无望好转且病人正在经受病魔“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三是向患者如实通报其病情及以后的发展情况;四是与患者协商并得出结论,认为安乐死是唯一的解脱办法;五是一直看护患者的医生就上述4条写出书面意见六是征得另一位“独立”医生的支持;七是对病人实施规定的安乐死程序。 同时,上述条件仅适用于成年患者。荷兰法律对未成年患者实施安乐死则增加了附加条件:16到18岁的未成年患者,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做出决定。而12至16岁的青少年,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做出决定。

比利时是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比利时议会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承认安乐死的国家,尽管依据判决逐步形成了安乐死判例法,但也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

虽然荷兰是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争议及反对声都持续不断。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做了一个实验,将安乐死立法的益处、弊端都展现得清清楚楚。安乐死在荷兰等国家的立法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说明安乐死在人类社会是有存在合理性的。

四、安乐死在我国立法的讨论与建议

安乐死在诞生之初就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和伦理等范畴引发了数之不清的争论。当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决定自身是否要生存时,这项权利就很可能被别人滥用。

例如在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使安乐死笼罩上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发展。

滥用安乐死,会造成非正常的死亡。为了避免这个问题。荷兰也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的法则来约束。即使这样,仍产生了不少问题。仅2010年度,荷兰实施的3200件“安乐死”事件中,就约有72%的案件涉嫌“故意杀人”。

而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

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而在我国,这些问题都值得被好好的商讨。同时,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和比利时都是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生活稳定、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医疗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基本没有医疗保险,大多数老人依靠儿女生活,因病致贫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与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和比利时相差甚远。

荷兰人在选择安乐死时,他的唯一动机是难以忍受病痛折磨。而在我们多数人还“缺医少药”的中国,想提前结束生命的病人们,他们首先考虑的会是天价医疗费用无从承受,病入沉疴后无人照料。 以2007年曾发起“安乐死”提案的绝症女孩李燕为例,她希望在父母去世后就让自己安乐死,原因是“不想以后父母不在了,跟着哥嫂生活,更不想到孤儿院或是福利院去生活,因为离开了父母我就是离开了天堂,生不如死”。对于大部分中国绝症病人来说,他们连被插管的机会都不一定有,而是回到家里默默忍受病痛最后的折磨。

一旦没有充分健全的全民医疗制度,安乐死就缺少了真正的社会

基础。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只是在中国国情之下这个问题更加的复杂。中国要等到医疗、养老都由社会负担而不是由个人负担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安乐死立法,否则,安乐死合法化不大可能实现。一旦安乐死合法化,社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问题,原来的矛盾更会变本加厉。

中国当前应先解决温饱问题,完善各项医疗、社会保障体系。而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可能要在目前国内的矛盾得以解决,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做到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生活稳定、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平稳时期,才可以将安乐死合法化议案提上日程。

15级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专业:戴慧娜

范文十:安乐死案例分析 投稿:吴態慌

安乐死案例分析

马悦 旅游132班 22213202 安乐死,一个令举世争议的重大医疗立法提案。首先遇到来自医疗界的阻碍。传统观念中,医生救人,延长人的寿命是天职。医生无论以什么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无论是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人,都是医疗界无法接受的。英国医学专家约翰·怀厄特尖锐指出:“人为死亡不在医学范畴。”他说:“大多数医生和健康专家们认为,一旦在临床实践中引入人为死亡,医学的本旨就被改变了。它将变成主观判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医学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工程学,缩短那些“没有价值的生命”。更大的阻力来自于患者家属的主观情绪,这种情绪往往是超越了理智的。他们热切的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活着哪怕多一分钟,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过是怎么样的一分钟,很多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是炼狱式的折磨。他们求生不能,欲死不得,这种痛苦,即使是亲人和朋友也无法体会。“汉中案件”可谓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一案。案件大致如此:

1984年10月,患者夏素文,59岁,被医院诊断为“肝硬化腹水”。1986年6月,病情加重,被送入汉中市传染病院肝炎科住院诊疗。经该院肝炎科主任、主治医师蒲连生诊断为:1、肝硬化腹水;2、肝性脑病(肝肾综合症状);3、渗出性溃疡并褥疮2-3度。入院后的第三天,病人烦燥不安,于1996年6月28日清晨开始昏睡,8时医院查房,夏素文的儿子王明成向该院院长雷某询问病情,雷某答:“病人送得太迟,已经不行了”。王听后,要求为其母实施安乐死,免受痛苦,雷回绝。9时,王明成及其妹王晓玲来到蒲连生办公室,要求为其母实施安乐死,蒲先回绝,在王明成兄妹表示愿意承但责任后,蒲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的处方,注明家属要求“安乐死”,王明成在处方上签了“儿子,王明成,6月28日9点40分”的字样。护士长将处方退回医生办公室,拒绝执行。蒲又指令实习生为夏执行处方,实习医生不从,但在蒲的斥责下,无奈违心地为夏注射,实际只向病人的体内注射了75毫克。蒲又交代接班医生李某,“夏素文若在12点尚未咽气,你再打一针”。后李某又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的处方,让护士注射。夏素文于29日凌晨5时死于病房。(摘自《医德的困惑与选择: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1980年,蔡根法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国内首篇介绍安乐死的文章后,仅有少量反对文章,随后多是对安乐死的肯定性的证明。

1986年6月28日,在王明成和妹妹一再请求对母亲实施安乐死的要求下,蒲连升医生为病人夏素文实施了安乐死。后来,王明成的大姐把蒲医生告上法庭。汉中市公安局遂立案侦查,随后将蒲连升、医生李某、王明成和其妹收审。同年9月,汉中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和王明成批准逮捕。当时

此案在国内法学界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

1986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邀请了30多位医学界和哲学界人士座谈关于安乐死的问题。

1987 年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午间半小时》节目中播出安乐死讨论会的录音节目后,节目组收到了邓颖超同志的来信,信中说:“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了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很赞成,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1987年8月,在我国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安乐死学术讨论会”,百余名哲学、伦理学、法律、医学和社会学界的学者对安乐死进行了深刻激烈的讨论。

1988年在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医学严仁英权威、儿科专业的泰斗胡亚美首次提交安乐死立法议案,并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1990年3月,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汉中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并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法院“不作犯罪处理”的批复下,汉中法院于1992年3月做出终审判决:王明成及蒲连升无罪。

1994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安乐死学术讨论会,就安乐死的医学、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陈蕃等人发出《关于建立“自愿安乐死协会”倡议书》,并拟就了《中国自愿安乐死协会章程(草案)》,受到社会的关注。

2001年10月8日,上海市闵行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该市首起

植物人。67岁的儿子梁万山不忍其母受痛苦,为救母病钱耗尽。一向孝顺的他终于用触电的方式结束母命,以后投案自首。此案的审判结果更表明我国司法界视主动安乐死为故意杀人罪。

2003年,在“十届人大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受中国另一位医学重量级人物胡亚美的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2003年6月,国内媒体大量报道王明成要求安乐死新闻,再度引起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

2003年7月,针对有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可以实行“安乐死”,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

十多年来,安乐死的各类事件不断发生,核心问题是安乐死能不能被伦理证明,立法是否有适宜的条件。

一、案例中关于安乐死的争论说明政策问题具有哪些特征? 1、整体性:公共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整体不仅表现在政策的内容与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政策过程中。其规定的行为标准和设定的行为限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公共政策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事制定的,而是针对多数人和普遍性问题制定的,它是要求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

2、超前性:尽管公共政策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但它们是对未来的发展的一种安排与指南。

3、价值选择性:按照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公共政策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价值分配过程,这里说的价值,不仅包括实物、资金和知识,还包括权力,声誉和服务等。但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选择,注重的是对那些有形和无形价值的基本态度和根本看法。也就是说,在选择政策方案的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回答“应当怎样做”、“怎样做才有意义”等问题,这就是在作价值判断。

4、多样性:其多样性显然导源于政策的“公共”特征。政策具有导向功能、调控功能和分配功能。但从执行结果来看,政策表现出多重作用,有正面的,但很难避免负面作用。因为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变化的,所以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万无一失,它既可能导致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也可能出现

我们不愿看到的现象;既可能有我们意料之中的事,也可能有我们始料不及的事;既可能有我们易于发现的显现功能,也可能有我们难以觉察的潜在作用。

5、合法性:政府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法人行为”。体现政府行为的政策,本身就具有一定法律性质。

6、政治性:如果单纯从公共与政策的概念上来看,公共政策本应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不应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然而,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党和政府都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其一切所为本质上都要服从阶级利益的需要。尽管从表面上看,政党和政府的政策行为有时并不带有政治色彩,如人口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等,但实质上还是为了巩固阶级统治的需要,这个需要简单的讲就是为了实现政权的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7、层次性:从动态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从广义角度讲,政策过程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即政策制定阶段和后政策制定阶段(执行和反馈调节阶段)。前一个阶段涉及问题觉察、议程建立、方案评估、政策采纳及其合法化等环节;后一个阶段涉及政策实施、信息反馈、效果评估、调整变更和政策终结等环节。

二、结合案例,总结影响政策问题构建的因素有哪些?

答:影响政策问题构建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民个人的作用、利益集团的作用、政治领袖的作用、政府体制的作用、大众传媒的作用、专家学者的作用和问题自身的作用。在这个案例中,影响安乐死成为政策问题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公民自身,也就是患者个人对安乐死的态度意见

(2)利益集团,如患者亲友等对安乐死的支持与否

(3)国家领导对安乐死问题的注意程度及政府体制问题

(4)社会公众对安乐死问题的态度以及由此引起的舆论反映

(5)安乐死自身问题,以及有关安乐死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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