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创作背景_范文大全

国歌创作背景

【范文精选】国歌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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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国歌创作背景

【优秀范文】国歌创作背景

范文一:七的创作背景 投稿:夏杢杣

<<七子之歌>>的创作背景

《澳门》是闻一多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组组诗《七子之歌》中的首篇。其余六篇分别为《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诗人以拟人的手法将这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怀抱的七个孩子,用小孩子的口吻哭诉他们被迫离开母亲的襁褓,受尽异族的欺凌,渴望重回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

1922年7月,闻一多先生赴美留学。写作这组诗篇的时候,正值闻一多在美国纽约艺术学院留学期间。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将近三年的他,多次亲身体会到种族歧视的屈辱,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激发起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加上三年背井离乡的经历,使他更对祖国和家乡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也使他更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一方面怀念和赞美祖国,一方面抒发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诅咒。而这组《七子之歌》就是在这种背景中诞生的。就在写完《七子之歌》的第二天,闻一多就在写给好友梁实秋的信中将之称为“国家主义的呼声”。

写完《七子之歌》后不到两个月,也就是1925年5月,闻一多就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他提前结束学业,就是为了早日投身到报效祖国的行列当中。6月1日,他乘坐的轮船停靠在上海码头,闻一多踏上了祖国的土地。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两天前这里刚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的马路上仍然血迹斑斑。一个满怀热情回国实现理想的青年就这样被巨大的失望乃至绝望所笼罩着。7月4日,《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闻一多回国后的第一组爱国诗作,其中,就有这组《七子之歌》。

1999年,在澳门即将回归之际,作曲家李海鹰用深情而诚挚的音调为《澳门》这首诗谱上了曲。自此,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响彻了神州大地。谁都不会忘记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澳门岁月》。片中一位年仅7岁的澳门小姑娘用她那充满童真的动人声音演唱着《七子之歌——澳门》。那歌声打动了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何止如此,那歌声也牵动着全世界正直善良的人的心。

《七子之歌》原诗如下:

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ce-Lorraine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澳门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香港

我好比凤阁阶前守夜的黄豹, 母亲呀,我身分虽微,地位险要。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 啖着我的骨肉,嗳着我的脂膏; 母亲呀,我哭泣号啕,呼你不应。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台湾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 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我胸中还氲氤着郑氏的英魂,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威海卫

再让我看守着中华最古的海, 这边岸上原有圣人的丘陵在。 母亲,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 我有一座刘公岛作我的盾牌。 快救我回来呀,时期已经到了。 我背后葬的尽是圣人的遗骸!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广州湾

东海和州是我的一双管钥, 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 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 母亲呀,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 母亲,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 我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的脚踝。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九龙

我的胞兄香港在诉他的苦痛, 母亲呀,可记得你的幼女九龙? 自从我下嫁给那镇海的魔王, 我何曾有一天不在泪涛汹涌! 母亲,我天天数着归宁的吉日, 我只怕希望要变作一场空梦。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旅顺,大连

我们是旅顺,大连,孪生的兄弟。 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的比拟? 两个强邻将我来回的蹴蹋, 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 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 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 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

范文二:《打靶归来》-创作背景 投稿:朱餭餮

《打靶归来》 - 创作背景

脍炙人口的军旅歌曲《打靶归来》,堪称流行歌曲中的经典之作。当年写这首歌词的作者是个只有小学文化、年仅20岁的坦克兵——牛宝源。

1959年3月,牛宝源所在的团队开到大连海滨一个叫黄龙尾的地方进行实弹射击。一天傍晚,牛宝源在靶场看见一队战士扛着枪,拿着靶牌,唱着《我是一个兵》,胸前戴着大红花,精神抖擞地走在夕阳下。牛宝源心想,若是有一首反映战士打靶的歌儿该多好。片刻间,他被眼前这幅练兵画面感染,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掏出纸和笔,写下了“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句子。回到营房后,牛宝源将诗重新修改后寄给沈阳军区的文艺刊物,不久,竟被刊载了。

这首清新隽永的小诗还引起了另一部队词曲作者王永泉同志的兴趣,他对小诗进行了改动,并用陕北民间的曲调谱了曲。在1960年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上,由牛宝源作词、王永泉谱曲的《打靶归来》荣获一等奖,从此在军内外广为传唱。

《打靶归来》 - 词曲王永泉资料

王永泉,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著作权法协会常务理事。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作曲家。主要作品《打靶归来》《我当上解放军》《志愿军的铁匠炉》等200多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

《打靶归来》 - 背后的故事

说起《打靶归来》这首歌曲,在早些年的中国可是耳熟能详,怕是没有人不会唱的?即使歌词模糊了,曲调也都能哼唱下来。绝对是口碑相传、家喻户晓!

任何一首歌曲的流行流传,都与其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歌曲本身的生命力有着必然的联系。《打靶归来》这首歌曲,就有着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简练朴实、贴近生活、旋律优美、易于传唱的显著特点。

这首著名的歌曲是音乐家“王永泉”于1960年在部队期间创作的!诞生的经过也有些故事。据音乐史料记载及王本人的口述——

当时,王永泉在解放军步兵某团任俱乐部主任,正准备为全军文艺汇演创作一首歌曲,在准备资料时,偶然在一年前(1959年)的刊物上瞥见一首四句小诗,既:“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清脆的枪声满天飞”。小诗的作者是“牛宝源”。

当时,这首不显眼的小诗,刊发一年了,知者寥寥!但王永泉即把“胸前红花”改为“风展红旗”。因为例行的打靶归来胸前是不会带红花的,又不是凯旋归来?而“风展红旗”场面就壮观多了。又把“清脆的枪声”改为“愉快的歌声”。同理,在打靶时会有清脆枪声,可是归来就不能再乱放枪了吧?应该有的是嘹亮“愉快的歌声”回荡在天际——

如此翻新一改,就有了《打靶归来》歌曲现在的第一段歌词:“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风展红旗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接下来,王永泉又乘兴增补创作了第二段歌词:“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的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两段歌词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第一段的“写实”与第二段的“写意”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臻于完美化境。

王永泉汲取了陕北民歌的元素后,经过反复咏唱,水到渠成,“曲调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王的原话)。随后,在征求了战友们意见及对曲调进一步的润色后,王永泉将《打靶归来》的成品送参了全军文艺汇演。在如林的作品中脱颖而出,众望所归的获得了歌曲类唯一的“一等奖”!这就是歌曲《打靶归来》的诞生和获奖经过。

歌曲旋律的清新优美不言而喻,创作手法也新颖别致,独具匠心。歌中根据“旋律的音名”所加的衬词和末尾的“口令”,都充分的展现了革命战士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风貌和乐观精神。

范文三:创作背景故事 投稿:赵顠顡

傅抱石(公元1904一1965年),现代杰出的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瑞磷,后更名抱石,江西新余人。早年就酷爱绘画、书法、篆刻。解放后,历任江苏国画院院长、江苏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执教于中央大学。1949年后曾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江苏国画院院长等职。擅画山水,中年创为“抱石皴”,笔致放逸,气势豪放,尤擅作泉瀑雨雾之景;晚年多作大幅,气魄雄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关山月(1912.10.25——2000.07.03),原名关泽霈,1912年生于广东阳江。著名国画家、教育家。岭南画派代表人物。曾拜师“岭南画派”奠基人高剑父。1948年任广州市艺专教授。1958年后,历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兼院长,广东艺术学校校长,广东画院院长等职。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常务理事,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江山如此多娇》,它表现的是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意。两位画家首先从词中感受到“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雄阔气垫,和“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美丽景色,要通过可视形象把歌颂祖国大好江山的情愫表现出来。于是两位画家匠心独运,刻苦经营,用满蘸激情的笔墨去再现诗词的意境,使诗情画意水乳交融,产生出强烈感人的艺术魅力。

这幅作品,在画面上描绘的是云开雪霁、旭日东升时,莽莽神州大地“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美丽图景。但这幅画却不同于西洋风景画,因为它描绘的不是某一个实在的景物。虽然画面上也出现山岭、树木、长城、雪原、江海等景物,但它们都不是具体景物的写生。画家描绘它们,不是要表现它们的真实性,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壮美宏伟的画境,以抒发画家对祖国河山的热爱、赞美之情。因此,画家不仅在画面上集中了最能表现祖国壮丽河山,最能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景物,如苍劲的青松,雄浑的山岩,莽莽平原,绵绵雪岭,长江、黄河的奔腾倾泻,珠穆朗玛峰的横空出世,而且赋予这些景物以某种象征意义。万里长城是我们民族悠久文化的象征,冉冉旭日展示了新中国灿烂的前程。

《江山如此多娇》把伟大祖国的壮丽河山荟集画面: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普照着大地;山峦起伏,连绵不绝,浩浩瀚瀚,郁郁苍苍。其下飘然的烟云,回绕着整个大地。古老的长城,奔腾的黄河,婉蜒的长江,世界屋脊的珠穆朗玛峰,都形象地跃然于画上。近景是一片青绿的丛山,其间点画了华茂的树木。这幅画充分展现了祖国江山的雄壮、辽阔,富有时代新意,观之令人心旷神怡。

这幅作品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到近景是草木葱茏,一片江南春色;远景是冰山雪岭,一派北国风光。在时序上,跨越了春与冬,打破了时间界限,使江南春色与北国隆冬同时在画面上出现。我们还可以看到绵延不尽的崇山峻岭,莽莽无垠的肥沃原野,奔腾的长江、黄河,蜿蜒的万里长城,以及世界屋脊上的巍峨雪山,其视野纵横万里,只在航天飞机上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色,在此一眼望穿。这种表现方法是中国画家的大胆独创。当我们站在这幅作品前观赏它时,丝毫不觉得它在视野上,不足以表现我们民族的豪迈气魄,不足以表现新时代的伟大精神。把形式和内容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正是中国画艺术上的成功之处。这就是《江山如此多娇》的意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和艺术魅力所在。 这是建国以来,唯一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字的中国画。

据考证,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款的国画很少见,毛泽东主席也是比较喜欢欣赏一些古董字画的,每每看完这些字画,就有人提议毛主席在字画上提拔,可都遭到拒绝,毛泽东主席告诉身边的人,对这些国宝级的古董字画,要保留其本来的面目,不能象古代的帝王那样暴珍天物!由于特殊的原因,一些当代的画家

也很难有作品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款,去年拍卖的一幅齐白石、陈半丁合作的《富贵长青》图,那是当时做为国礼送给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的。

1959年初,关老和著名山水画家傅抱石先生接受了创作巨幅国画,准备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大厅墙上的任务之后,心理压力很大。人民大会堂是国家领导人经常接见外宾和国际友人的所在地,如果巨幅国画画得不好,将有失国家的声誉与尊严。他和傅老认真研究,经过几天的切磋,他们画出了小稿。

当时,周总理十分重视这件事。他对两位画家说,应该把创作这幅画看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并决定作画地点选在故宫中。关老他们拟定画稿之后,还请周总理提意见。

按周总理的意见,整个画面要表现出我们伟大祖国的风貌: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的北国风光;中景是连接南北的原野,而长江和黄河则贯穿整个画面。周总理看了画稿以后,指示说,画面还要画上红太阳,体现“东方红,太阳升”之意。周总理说:“画上红太阳,也是象征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

画稿通过之后,关老和傅老开始着手作画。宣纸是用乾隆年间存下来的厚古宣,“足有铜钱那么厚”,关老举起右手比划着说。他们用的笔最大的象苕帚那么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创作,《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巨画(长七米,宽五米)基本完成了。那时,周总理很忙,但他还是抽空来关心两次。当创作即将完成时,关老他们专门请总理来提意见。总理看到即将完成的巨幅国画,高兴地走上前和两位画家握手道谢,然后笑着说“画面上这个太阳小了点儿,是不是可以再画大些?”

总理望着两位画家,又说:“如果这幅画悬挂起来,这个红太阳肯定显示不出她的雄伟,其象征意义也就显示不出来了!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原来,关老他们画的红太阳只有排球那么大,确实是小了一点,听了周总理的意见后,他们立刻改进,把巨画上端的红太阳画得比篮球还要大些。

后来周总理看后,高兴地说:“好嘛,这才表现其伟大的气魄嘛!”

巨幅山水国画创作完成了,只是未题款。周总理说,要请毛主席亲自题字。两位画家异常激动,也盼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完成创作的第三天,周总理陪伴毛主席来到故宫的创作厅。毛主席刚走到门口时,两位画家急忙迎出去,与毛主席握手,表示欢迎。周总理分别向毛主席介绍他们的名字。毛主席笑着说:

傅抱石先生向毛主席介绍国画创作的意图:

范文四:《“第一书记”之歌》及创作背景 投稿:郭觴觵

白皓、

创作背景:山东省地税局王荣跃、宋兆平、葛孚卫、孙健、林欣臣

五位同志,于3月12日至17日参加了省委组织部在临沂大学组织的省直单位选派第二批 “第一书记”培训班。培训期间,他们临沂大讲堂聆听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晓兵同志的讲话,深受鼓舞和感动,宋兆平、王荣跃两位同志饭后之余,漫步在大学校园,领悟高部长讲话精神,即兴创作了《“第一书记”之歌》,培训班临时党委委员、四支部书记白皓同志又做了精心修改。高晓兵同志对该首歌曲给予了高度评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时培伟同志作《为富民强村留下不走的工作队》讲话时,全文引用了该首歌的歌词,激励大家要在农村有所作为,做好党的政策宣传队、农村党建工作队、脱贫致富服务队。该首歌曲唱出了“第一书记”们的心声和愿望,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争相传诵,相互勉励。我局选派的第二批“第一书记”表示,在2013年的帮扶工作中,将注重发挥团队作用,运用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共同做好“第一书记”工作,就象歌曲所表达的那样,唱响“第一书记”,不辜负省委、省府和省局党组的重托。

范文五:摇篮曲创作背景 投稿:薛湵湶

1853年

20岁的勃拉姆斯初次见到大他14岁,并且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克拉拉。

勃拉姆斯对克拉拉一见钟情。在此后几年内,勃拉姆斯一直同克拉拉一起照顾生病的舒曼以及他和克拉拉的孩子,直到1856年,舒曼在精神病医院里死去。

几年的朝夕相处加深了勃拉姆斯对克拉拉的爱意。但是,克拉拉是自己的师母,是他始终尊重如同父兄的老师舒曼的妻子。理智压制住了勃拉姆斯的感情,他用空间隔绝的方式把自己的爱也隔绝在绝望的思念里。所以,他选择离开,永远不相见。

那一年,1856年。

勃拉姆斯身体离开了克拉拉,但他的心是不是也离开了,无人知道。离开克拉拉的勃拉姆斯,曾经资助克拉拉全国巡回演奏舒曼的所有作品;他曾经无数次写给克拉拉情书,却始终没有寄出去;他一直和克拉拉保持联系,时刻关心着对方的生活;1875年,他完成献给克拉拉的《c小调钢琴四重奏》,前后用了20年;他一生所创作的每一份乐谱手稿,都寄给克拉拉;他一生未婚。

爱情爆发时如同洪水猛兽,势不可挡。但是,勃拉姆斯始终没有让自己爱欲浪涛漫过理智的大坝。他把这种思念全部用音乐表现。他说:“我最美好的旋律都来自克拉拉。”

但是,爱情的花不会只开一次,在和克拉拉分别的40年的漫长岁月中,勃拉姆斯也不是没有爱过别人,他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

1858年

也就是勃拉姆斯和克拉拉分别的第三年,勃拉姆斯在哥丁根遇到一位女歌唱家叫阿加特,她非常喜欢勃拉姆斯的歌曲。勃拉姆斯一生创作的歌曲有200余首,她也很喜欢歌曲,便与阿加特一起研究歌曲的创作和演唱。阿加特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阿加特,并且彼此交换了戒指。但是,最终,勃拉姆斯和阿加特只是无果花。他写给阿加特的信中说:“我渴望将你拥抱,但结婚是不可能的。”也许,在他心中,永恒的还是克拉拉吧!后来,阿加特还是另嫁他人。

5年后

勃拉姆斯把一首G大调六重奏献给阿加特。曲中第二主题用阿加特的名字作为基本动机:A—G—A—DE,寄予他对阿加特并未忘怀的感情。

10年后

阿加特生下她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勃拉姆斯从一本画报中挑选了一首童谣编成歌送给阿加特和她的孩子,这就是那首著名的《摇篮曲》:

安睡吧,小宝贝,你甜蜜地睡吧„„

范文六:四百下创作背景 投稿:吴烫烬

最佳外语片《四百下》电影创作背景日期:2011-07-05 14:58 点击:242 来源:未知他的文章文笔犀利,富于创新意识;既敢于对传统电影大加挞伐,又能大胆地倡导新的电影观念和艺术形式。《四百下》(又译《胡作非为》)是一部根据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童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来探索少年人生的自传性影片。特吕弗1932年2月6日生于法国巴黎。他的童年时代经历坎坷、性格倔强。从小由祖母带大,祖母去世后才回到父母身边。由于对电影和巴尔扎克小说的偏爱,小时候经常泡在电影院里,不想读书,学习成绩很差,常常受到老师和父母的训斥与处罚。家庭的冷漠和老师的体罚加剧了他的逆反心理,所以经常逃课和离家出走。父亲曾一气之下将他送交警察局。因此,他14岁就被迫辍学,独立打工谋生。

1947年,是特吕弗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年。15岁的他就纠集巴黎的同好,组织了一个电影俱乐部,观摩讨论电影;更重要的是,这一年他有幸结识了著名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巴赞鉴于他对电影的热情与执着追求,及他当时的困难处境,把他介绍给《工作和文化》报电影专栏写影评。1953年,特吕弗在部队服役因表现不好被复员后,又是巴赞出于对他电影才能的赏识,推荐他到自己创办的《电影手册》杂志编辑部工作,从此,他的电影才华得以充分施展。因此,巴赞和他的感情亲如父子。不幸的是巴赞于1958年(40岁)英年早逝,特吕弗悲痛万分,为了表示对巴赞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特拍摄《四百下》一片献给恩师巴赞。

特吕弗在《电影手册》和《艺术》杂志任编辑和撰稿人期间,写了不少影评文章。他的文章文笔犀利,富于创新意识;既敢于对传统电影大加挞伐,又能大胆地倡导新的电影观念和艺术形式。他的《论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1954)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被人们视为新浪潮运动的纲领与宣言;他的《法国电影在虚伪中死去》(1957)一文预告了“第一人称”影片的诞生——即他与戈达尔等人一道倡导的将电影作为个人化表现手段的“作家电影”理论的诞生。《四百下》即是这类影片的典型代表作之一。特吕弗正是以他电影理论的先锋性和电影作品的开创性,同戈达尔、阿仑·雷乃等人一道成为轰动世界影坛的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主将。

1954年,特吕弗在从事影评文章写作的同时,就开始了电影拍摄的实践。他在拍摄了《访问》(1954)、《水的故事》(1957)和《顽童》(1958)等几部短片之后,本片是他拍摄的第一部长片。正是该片使他一鸣惊人,确立了他在法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其后,特吕弗在他短暂的26年的导演生涯中,共拍摄了24部影片。这些影片不仅题材广泛,

风格各异,而且内涵深刻,语言创新,绝大部分堪称精品。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获得过多种重要奖项。按影片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以安托万·杜瓦内尔为主人公的一组自传性影片。包括《四百下》、《二十岁的爱情》(1962)、《偷吻》(1968,获同年法国路易·特吕克奖;1969年获全美电影评论家联合会最佳导演奖)、《夫妻生活》(1970)、《飞逝的爱情》(1978)等。这五部影片均是由让·皮埃尔·莱奥主演的,表现了主人公在各个时期的生活和感情纠葛,也传达出特吕弗本人的人生体验与感受。

二是以描写爱情(或深沉、或痛苦、或无望)为主要内容的影片。如《朱尔和吉姆》(1961)、《柔软的皮》(1964)、《两个英国姑娘》(1972)、《阿黛尔·雨果的故事》(1975)、《隔壁的女人》(1981,被四家法国电影杂志评为当年法国最佳影片之一)等,是此类影片的代表作。其中《朱尔与吉姆》一片是特吕弗作品中的杰出代表作之一。美国电影理论家李·R·波布克曾评价说:“《朱尔和吉姆》是当时特吕弗作品的顶峰,它包涵着这位导演天才的一切元素,这些元素在他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

三是仿效希区柯克影片风格的黑色电影。如《枪击钢琴师》(1960)、《穿黑衣的新娘》(1968)、《盼望星期天》(1983)等。在《枪击钢琴师》中,导演在表现查理和他妻子同匪徒们的连锁故事时,即仿效了希区柯克影片中惊险的追击场面。《盼望星期天》是特吕弗导演生涯的压卷之作。

四是描写某一特定社会环境的影片。如《美国之夜》(1973年,获同年英国影艺学院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全美电影评论家联合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纽约电影评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和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最后一班地铁》(1980,荣获了十项凯撒奖)等。此外,他还拍了几部儿童影片,如《野孩子》(1970)和《零用钱》(1976)等。(责任编辑:编导高考培训QQ:800038934)纵观特吕弗的电影作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不断追求与探索影片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的同时,又注意把观众的审美需求结合起来,努力创作出既有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又富于观赏性的作品。这正是他的影片能成为当代法国优质电影代表的原因所在。

在该片中饰演安托万一角的是法国电影演员让·皮埃尔·莱奥。莱奥于1944年生于巴黎的一个电影世家。父亲是编剧,母亲是演员。受家庭的艺术熏陶,从小就热爱电影表演。13岁就在影片《罪与罚》中饰演一个小角色,15岁在本片中主演安托万一角。因莱奥的性格

与安托万的顽皮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他表演起来基本上是他自己个性的流露,显得十分真实、自然、可信。不仅受到观众的欢迎,也得到特吕弗的肯定。因此,他连续主演了特吕弗关于自传性的五部影片。他的这种本色表演的特点,几乎贯穿于他整个演员生涯之中。另外,莱奥还在特吕弗执导的《两个英国姑娘》和《美国之夜》中担任男主角。

莱奥除了长期同特吕弗合作外,还与新浪潮的另一主将戈达尔也有过长时间的合作。他主演的戈达尔执导的影片有《男性和女性》(1966)、《中国姑娘》(1967)、《美国制造》(1967)、《周末》(1968)等,此外,在戈达尔拍摄《一个已婚女人》(1964)、《阿尔法城》(1965)、《狂人比埃罗》(1965)等片时,莱奥曾担任过副导演。

从某种意义上说,莱奥演艺事业的成功离不开特吕弗和戈达尔对他的教育与培养,而特吕弗和戈达尔又通过他真实、生动、形象的表演,准确地演绎阐释了他们所要表达的电影理念和影片内涵。这种配合的默契使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因此,莱奥曾将特吕弗称为父亲,将戈达尔称为叔父。

另外,莱奥还在许多著名导演的影片中扮演过角色。如杜维威尔的《大道》(1960),谷克多的《奥尔菲的遗嘱》(1960),帕索里尼的《猪圈》(1969),贝尔托鲁奇的《巴黎最后的探戈》(1972)和厄斯塔什的《妈妈与妓女》(1973)等。

范文七:图兰朵创作背景 投稿:廖膅膆

创作背景

《图兰朵》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根据童话剧改编的三幕歌剧。为人民讲述了一个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传奇故事。这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元代。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意大利歌剧界的繁荣时期,作曲家普契尼创作的歌剧《图兰朵》堪称经典,并在世界各地常演不衰

图兰朵的故事始见于17世纪波斯无名氏的东方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约在1910年前后,普契尼的一位喜欢旅游的朋友给他带回来了一首歌,这首歌便是中国民歌《茉莉花》。普契尼听到这首曲子后大为激动,他一遍又一遍听《茉莉花》,越听越觉得喜欢。因此,他决定将这一曲子用进一部歌剧中。这支曲子既然来自古老的中国,那么用在一部与中国相关的歌剧中,是最相得益彰的。他因此想到了卡罗?哥兹的寓言剧《图兰朵》,那部寓言剧讲的正是中国公主的事,剧情与这首曲子也很合拍。

范文八:梁祝创作背景 投稿:顾窚窛

《梁祝》创作背景

1958年初秋,盛夏过后"热火朝天"的日子开始降温。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 0周年献礼”的口号,在校园里激起了一阵阵波澜。

白浪滚滚的长江上,一艘银灰色的船在月光下驶向温州港。船头甲板上,围坐着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一年级小提琴专业的几个同学,这就是以后中华乐坛的风流人物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等。他们组建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其奋斗目标为,早日结束西洋作品一统小提琴乐章的历史。此刻,在去农村劳动的途中,他们商议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以响应院党委的号召。

选什么题材好?同学们争论不休。最后集中在3个题材:1、全民皆兵;2、大炼钢铁;3、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音调基础上创作。船一靠码头,一封对题材意向的征求信,带着同学们的期盼,飞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

在温州的一个乡村,何占豪这天刚收工回到农舍,门口突然出现系党支部书记刘品。他受院党委书记孟波的委托专程赶来。

刘品传达的选题意向,使何占豪吃了一惊。孟波收到意向信后,毫不犹豫地在3个题材的"3"字打了一个"√"。一个"3"被一笔勾动,横了过来,变成了""。神奇的蝴蝶就此进入了胚胎发育期。

然而,何占豪和他的同学真正的选择是,搞一个全民皆兵或大炼钢铁的题材,第三者只是凑数。这是我们当时对文艺不适当的引导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把社会主义文艺的功能视作配合形势的新闻宣传。一大批仅满足于展现生活表象、直露政治倾向的作品,变成了宣传品。诚然,一切艺术都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并非都是艺术。鲁迅先生早就作过这样的提醒。

幸好孟波是清醒的。如果他当时勾了前两者,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梁祝》协奏曲,而前两个题材的作品多半会被历史"遗弃"。孟波之所以明智"选择",绝非偶然。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滩当学徒时,就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晚上常到建国西路仁安坊7号冼星海住处求教。1936年,他任《大众歌声》编辑时传播优秀革命歌曲。他本是个音乐事业组织家,以后几十年,他都在文艺单位当领导,有着领导艺术创作的丰富经验。他之所以选择越剧《梁祝》这个题材,倒也并非是政治上先知先觉,当时就识破"浮夸风",而是认为小提琴的性格,较为纤细、柔软,难以表现全民皆兵、大炼钢铁这样一类生活所需要的气势雄壮、轰轰烈烈的情景。越剧《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动人的爱情奏鸣曲,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剧作提供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五十年代初,越剧《梁祝》被拍成电影,为海内外熟悉,容易引起社会共鸣。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在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乐队任二胡演奏员,有一肚子的越剧音乐。只有让艺术家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好。刘品把孟波的选材依据一一告诉何占豪,当说到最后一点时,何占豪竟来了个自我否定:"我肚子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

看着这位学生泄气的神态,刘品有点慌了。他对何占豪寄予很大的希望。在此之前的一次学校周末晚会上,何占豪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喜相逢》。在校园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用西洋乐器拉中国乐曲,是洋不洋、中不中,在糟蹋小提琴。刘品却欣喜地跑到何占豪宿舍,赞扬他"有志气"。准确地说, 何这次演奏是失败的。笛子曲一般特点为节奏跳跃,这次演奏未经改编,只是一个从笛孔到弦线的简单"移位",琴声自然很不悦耳。然而,就在这失败的演奏中,刘品看到了何迸发出的对民族文化的依恋与忠诚。他鼓励何占豪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音乐大胆探索,这也是孟波在院党委会提出的奋斗目标。正是由于这位学院党委书记的感召,管弦系的初生牛犊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因为受到了系党支部书记的直接鼓励,何占豪一鼓作气把越剧《梁祝》中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几段唱腔音乐连接起来,用小提琴实验演奏。这首当时被称作"小《梁祝》"的乐曲,令一些到上海音乐学院参观访问的外国音乐家惊喜。应该说,何占豪进一步探索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乐,已有良好的实践基础。

刘品原是总政歌舞团一位优秀的长笛演奏家,曾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本科。他从小参加革命,早年入党,还在学生时期就当党支部书记。尽管他比何占豪才年长1岁,却因长期的实践及组织工作锻炼,显

得十分成熟。温州之行,显示了他与他的直接指挥者孟波所共有的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导能力。这正是现在不少艺术生产组织者十分短缺的基本功力。

人的积极性与实践创造能力,并不完全等同。那个年代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将两者划等号,酿成历史悲剧。何占豪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从未学过作曲。他虽有一肚子越剧音乐,但素材不等于作品,就像从布料到成衣,需要技术一样。对这一点,孟波十分清楚。

孟波向副院长、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把作曲系四年级的一位高才生介绍给孟波。他就是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陈钢和何占豪,同院不同系的两个名字,就此"联姻",与"蝴蝶" 同时成对高飞。

在孟波决定调用陈钢的时候,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

在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 "他不仅"识才"、"用才",还敢"护才"。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当时多么需要这种政治上的信任与保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园里传出另一种非议:"《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么能把这种东西向国庆10周年献礼?"

为了使两位学生的创作情绪不受影响,孟波主动找他们消除思想疑虑。《梁祝》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反封建的主题既然是进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国庆献礼。听了这番话,两位作者坚定了信念。

然而,作为一所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孟波的职权范围毕竟只在校园之内;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作品,也不只是校内的"自娱自乐"。《梁祝》协奏曲要走向社会,首先上海这座城市能否接纳它?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孟波不能不有些担忧。

《梁祝》协奏曲刚定稿,他就组织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试奏一遍,然后把录音带直接送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那儿征求意见。石听完录音连说:"很好听!"孟波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管理部门预领一张"通行证",确保艺术家的劳动成果得以实现。

诚然,《梁祝》在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时候,不仅顺利通过,且独领风骚,声誉鹊起。这是多么地幸运!然而,《梁祝》对于孟波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有人认为,孟波组织《梁祝》创作,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告到中央,以致周恩来碰到孟波时,劈头一句话就是:"怎么?你在排斥西方的东西!"陈毅一次到上海视察经济工作,突然打电话给孟波,说要马上到音乐学院看节目,并指出,要全部西洋的。在看完演出之后,陈毅表示满意,在即兴发言中,他严肃地强调:"不能排斥西方优秀的艺术",接着,他又补充道:"当然也不能没有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来自国家高层领导的责询,使孟波蒙受难以言喻的委屈。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梁祝》被指为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制大毒草,毒害青年学生"的"反党分子"。因为他否定大炼钢铁作为小提琴协奏曲的选题,于是,又被戴上一顶"反对三面红旗" 的帽子,到处挨斗,差点儿送命。风雨过后,梦醒时分,"彩蝶"又倔强、自由地展翅高飞。这位"总策划"为扶持一部经典之作,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引领攀登艺术峰巅的向导,自己要有为艺术牺牲的准备,才可能组织生产出具有创世纪意义的优秀作品。

这是一个火热得可以使人头昏脑胀的年代。一阵"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脚步,粗暴地践踏了科学。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园里,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的画像,都被打上了"×"。孟波严肃地指出:"不要这样做,只要不把他们当作偶像就可以了。"他还指出,要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音乐,首先要向优秀的古典作品学习、借鉴。在践踏科学的年代,给科学以最高的尊重,这就是《梁祝》协奏曲的成功之本。在何占豪与陈钢进入创作阶段,孟波和刘品分别发动院和管弦系的专家一起给予具体的艺术指导。

在这个关键时刻,丁善德教授当起实质上的"艺术总监"。1928年,上海国立音专建校时,丁善德与张曙、冼星海等同是首批学生。后来,他去了巴黎音乐学院深造,曾创作多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交响乐作品。在接受指导创作《梁祝》的任务后,他对陈钢"单个教练",逐一讲解各种奏鸣曲的曲式结构,并一次

次地审读两位学生喷吐出的每一个乐段,提出修改意见。对于其他老师、专家的意见,丁教授帮助两个学生进行综合、梳理,取其精华。

民乐系主任、著名国乐家卫仲乐教授,向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开设讲座,讲解民族乐器的各种演奏技巧,帮助学生们实现小提琴演奏的"洋为中用"。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赵志华,向何占豪介绍各种小提琴演奏技法,为他提供各种艺术示范。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陈又新教授,为小组同学边讲解边演奏各种小提琴协奏曲。

当两位作者决定将二胡的指法写进协奏曲时,有人以为:"用两条弦演奏不能发挥小提琴功能",还有人以为:"把二胡的滑指用到小提琴上去,是破坏小提琴的演奏法则"。有些责难来自个别专家,两位尚幼稚的学生犹豫了。刘品以系党支部书记的名义,组织全系的专家展开论证,为两位学生的艺术创造提供实践与理论依据。

在交响乐中被称为"美丽的公主"的小提琴,有4条歌唱的琴弦,倘然以为所有的演奏都必须用4条弦,实际上是忽略了小提琴性能的多样化。韦尔汉根据巴赫咏叹调改编的"G弦上的咏叹调",以及帕格尼尼的罗西尼主题的"摩西幻想曲",都是在G弦单根弦上唱出动人的歌。现在将二胡的技巧移到小提琴的两根弦上,完全可以。

小提琴的演奏方式,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十三世纪小提琴刚发明时,琴是放在胸口演奏的,只能拉第一把位。后来出现的新技法如跳弓、揉音等,一开始时都曾被视为"大逆不道"。事实上,各国民族风格的乐曲及演奏方法,为小提琴艺术的发展作出过不少贡献。因此,把中国民族风格的乐曲和演奏技巧用到小提琴上,非但不损害其传统,还能扩大其艺术表现力。

两位学生吮吸着丰富的艺术养料,吐露出非凡的艺术才华。只有中国二胡琴弦上才有的滑指手法,终于首次出现在小提琴演奏上,使《梁祝》在表现满腔悲愤、痛苦欲绝的情感时,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还有中国越剧、京剧中常用的倒板、嚣板等,首次进入协奏曲,使《梁祝》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小提琴协奏曲在此实现了一次彻底的中华民族化。

在1959年5月27日下午首演时,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全体同学都参加了演出。18岁的俞丽拿荣任小提琴独奏;并由此获得终身荣誉。乐队指挥是指挥系学生樊承武。这是一个奇迹。这部"为中国创造民族化交响乐开拓一片绿野"的《梁祝》协奏曲,作者都是学生。而且,这两位学生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部经典之作从选材到创作,直至走上舞台的全过程。

我们当然要向两位年轻的天才作曲家表示敬佩,我们当然也不能不向这两位青年人背后的那个高智商的母体--这个高等乐府的专家群体,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全身心的投入,使两个学生缩短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漫长路程;也使这部作品缩短了必要经历的生长周期。这是一个现代化大生产的艺术成果。"总策划"孟波,实际上是这个"大生产"的"总调度"。

早在延安时期,孟波就任过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中央交响乐团指导员。在刘少奇任校长的鲁艺华中分校,孟波分管教务,兼任音乐系主任。建国后,他任过天津、广州市文化局长,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调到上海音乐学院之前,他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任秘书长。这些经历赋予他卓越的艺术统筹才干。

《梁祝》协奏曲的最初一稿,写了相爱、抗婚、投坟这几个段落。尾声是投坟之后第一主题"怀念"的再现。孟波在审读了初稿之后,把何占豪与陈钢叫到办公室。他否定了这样的结束处理。"怀念是必要的,但给人压抑的感觉。音乐要传神。"孟波建议尾声增加一段"化蝶":"这是对封建势力最强烈的反抗"。接着,他向两位学生讲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把两位学生引向更高的艺术境界。

于是,《梁祝》有了现在富有浪漫色彩的"化蝶",作品因此实现了ABA的曲式结构,作为交响乐的艺术形态,更显完整。要主要的意义,它使协奏曲的主题有了一个升华。评论家称"化蝶"为全曲"点睛之笔" 、"灵魂所在"。

"点睛之笔"出自孟波,也非偶然。他不仅是音乐事业的组织家,也是个优秀的作曲家。他抗战年代作曲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六十年代初作曲的《高举革命大旗》等歌曲,都唱遍中华大地,并成为中国一段历史的代表作。出色的生产组织家,自己应该是专家。这样就能在关键时刻, "该出手时就出手",

给作品来个"点睛之笔",使其达到理想的艺术高度。作为艺术事业的组织家,也只有这样,才能显现令他人信服并自觉追随的魅力。

范文九:《兵车行》创作背景 投稿:丁撓撔

《兵车行》的创作背景

《兵车行》究竟为唐天宝年间唐玄宗的哪一次“开边”战争所触发?当代学者主要有下列两种看法:萧涤非《杜甫诗选注》认为,钱谦益“伐南诏”之说“是很可信的”, 此诗“可能作于天宝十载”(该书27页)。刘开杨《杜甫》据旧注“谓明皇用兵吐蕃”认为,《兵车行》写作的根据是,天宝八载,“玄宗发动了对吐蕃的战争,在关中征兵出战”(该书21页)。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则试图调和两种说法:“唐朝战争十分频繁,抽丁拉夫、生离死别的情形也就成为极普遍的现象。因此这首诗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不一定为某一历史事实所局限。”(该书225页)影响甚大的《唐诗鉴赏辞典》采纳“伐南诏”说(该书431页)。新版中学教材对此未有明确说法。

诗歌文本明确标示写作时间的惟一诗句是:“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今年冬”提示了写作时间,“关西卒”(一作“陇西卒”)则暗示了用兵方向。此句无疑是破译《兵车行》编年之谜的一把钥匙。那么,究竟在哪一年,关陇方向的驻军未能按照常规进行冬季休整,而投入了紧张的整军备战活动?注意到这一个时、空的交叉点,查检《资治通鉴》天宝五载(是年杜甫入长安)至十载的记录,必会注意到如下史料:“(天宝七载十二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筑神威军城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以御吐蕃,谓之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卷二百一十五)斯时,战争态势有利于唐,边界战争一触即发。我们认为,杜甫诗中“未休关西卒”一语的内涵,即指是年季冬哥舒翰筑城备边事。由“今年”一词可初步推断,《兵车行》之作应系年于天宝七载(748),亦即杜甫居留长安之第三年。

哥舒翰筑城备边的目的是进击吐蕃。天宝六载至八载,策动对吐蕃的战事是唐玄宗的既定国策。其间,备战活动紧锣密鼓,战争计划付诸实施。先是,“(天宝六载冬十一月)上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上不悦。”(《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所述,完全符合唐与吐蕃对峙的实际,但王忠嗣却因“沮挠军计”,成为唐玄宗拓边政策的绊脚石而被罢职下狱。至天宝八载四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积檑木及石„„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所言”(《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此战,唐军虽胜,然丧师“数万”,战略上是失策的,朝野都看得很清楚。在好大喜功的皇帝的支持和邀功争宠的边帅的策动下,这确实是一场“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的战争。

《兵车行》的具体写作时间,即在哥舒翰筑城和石堡城(今青海西宁西南)之战之前。这一时间应界定于天宝七载仲冬。其时,朝廷急需汇集兵员,折冲府乃循例于十一月征兵,目的是充实陇右军力,展开拓边战争。据《元和郡县志》,“咸阳桥”“在咸阳县西南十里”,是通往进击吐蕃战场的必经之路。杜甫由眼前景触发,如实记录了这年仲冬陇右军在关中征兵的情形,写下了反对朝廷穷兵黩武、同情百姓疾苦生活的这一著名诗篇。

我们对《兵车行》的创作背景之所以作出上述推断,是因为诗歌文本提供了丰富的内证。 首先,《兵车行》反映的是唐与吐蕃的连年战争。

唐玄宗开元时代,唐王朝十分强盛,然强大的吐蕃部族却辖制着青海草原,集结大军四五十万,屯聚于今青海、甘肃两省斑境。唐玄宗于河西(驻节姑臧,今甘肃武威)、陇右(驻节湟水,今青海乐都)、剑南(驻节成都)列置三节度使,统率重兵对付吐蕃。天宝年间,唐王朝多次发动对吐蕃的战争。从战争的性质看,唐玄宗已一改开元初奉行的和蕃政策,而代之以战争政策,从而给汉、藏两族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兵车行》中,诗人对朝廷的拓边战争予以了愤怒的谴责:“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与吐蕃血战多年,损失惨重,但唐玄宗依恃国力,非但不放弃战争政策,反而在血流成海的情况下,准备发动更大

规模的边境战争,这种情形,只能是指唐与吐蕃的连续多年的战争。杜甫无疑是受朝野同情王忠嗣事件的影响,从悲悯百姓凄惨命运的角度否定这场战争的。

《兵车行》反映的是唐与吐蕃的战争,正可以从诗中证明。“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青海,是唐与吐蕃作战的主战场。《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吐谷浑有青海,周回八九百里。高宗龙朔三年为吐蕃所并。„„开元中,王君、张景顺、张宗亮、崔希逸、皇甫鲔明、王忠嗣先后破吐蕃,皆在青海西。”问题在于,唐玄宗是在吐蕃请和不允的情况下,蓄意与吐蕃交兵的。为什么杜甫要一反盛唐边塞诗人对唐玄宗拓边政策的歌颂,奏出“开边一何多”(杜甫《前出塞》)的不谐之音呢?正是因为连年的战争,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出现了“新鬼烦冤旧鬼哭”这种局面,使诗人对此作出了理性的思考。

其次,《兵车行》反映出唐代兵制的急速瓦解。

府兵制是唐立国之后实行的兵役制度。由于均田制的实行,府兵户可以分到足够的份地,府兵平时务农,战时服役,本人的租税可以蠲免。府兵隶属于折冲府,每年冬季十一月由折冲府召集,“教其军阵战斗之法”(《旧唐书·百官志》)。府兵十人一火,五十人一队,百人一旅,乡情维系,极有战斗力,成为唐王朝对外战争的主要军事力量。关中地区是均田制推行比较彻底的地区,也是府兵兵源最为充足的地区。所谓“秦兵耐苦战”,指关中地区的府兵构成了陇右军主力,长期作战于西线。《兵车行》中的“役夫”,应该是被征调的隶属府兵,这从下列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第一,“行人但云点行频”。“点行”即“拣点”,“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者,先取多丁”(《唐律·擅兴律》疏议)。简言之,即按照丁籍点照,轮换差役。至天宝中,由于连年战争,兵源枯竭,一个“频”字,透露出折冲府的“点行”已完全不受此限,“被驱不异犬与鸡”,事实上是有丁即征涸泽而渔。“归来头白还戍边”,对西北边陲环境比较熟悉的“役夫”,就是如此再次被征召入伍的。

第二,“行人弓箭各在腰”。这是府兵的一种特征。据《新唐书·兵制》,府兵每人须自备“弓一、矢三十、胡禄(盛弓器)、横刀、砺石、大觞、毡帽、毡装、行滕(绑腿)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新唐书·兵志》)府兵基本的军事装备须自备,杜诗的描绘,确是府兵被征调入伍的实录。

第三,“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这更是一个府兵的典型经历。“北防河”,即驻防黄河西岸。“西营田”,即屯田于西部边境,平时种田,战时作战。这是前诉往事,说明往昔屯戍之地。而“青海头”这一地名,既交代往昔作战处所,亦暗示来日作战地域。这可以推定,被征的府兵隶属于陇右军,将参与对吐蕃的战争。

因此,杜甫笔下的征兵情形带有府兵制的明显特征。诗中的“行人”正被折冲府召唤至所在地点集中。因为不是临时招募或强行抓丁,而募集的“役夫”们又具有乡党性质,所以,才可能出现“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种一里一乡群体送别的场景。——说明这一点的全部意义在于,虽被强行征调,实已军心涣散,唐代的府兵制已濒临瓦解。那么,唐立国以来推行的府兵制是何时宣布放弃的呢?史载,天宝八年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调集府兵的文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也就是说,折冲府“点行”的情形,只可以发生于天宝八载五月之前,《兵车行》恰恰是对唐代府兵制行将瓦解而尚未最终瓦解这种情形的形象的历史记录。

末次,《兵车行》反映的是用兵吐蕃给关中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从《兵车行》中可以读出,杜甫的“非战”思想,正产生于连年用兵吐蕃给关中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番役更代,多以不时”(《新唐书·兵志》),唐王朝长期对吐蕃用兵,不可避免地给府兵带来了无穷尽的兵役。吐蕃强盛之后,唐王朝将数十万大军驻扎于今青海、甘肃一带防备吐蕃,府兵已不能享受唐初“三时耕嫁,一时治武”(杜牧《原十六卫》)的待遇,府兵长期服役极少轮休,自然造成了“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情形。另一方面,朝廷

蠲免府兵租税,其家属获得均田利益的,却“不免征徭”(《通典·职官》)。长期频繁对外用兵,军费浩繁必然加紧对人民包括府兵家属的经济掠夺,这就造成了“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的局面。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役夫对统治者的滥用民力横征暴敛敢怒而不敢言,事出有因。一方面,与临时招募或捉捕的军士不同,府兵系在册军人,采用潜逃这种反抗手段,必然给“爷娘妻子”带来灾难。唐朝的法律对府兵逾期应征有着明确规定:“诸征人稽留者,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二十日绞。即临军征讨而稽期者,流三千里,三日斩。”(《唐律·擅兴律》)在这样的情况下,逾期或逃亡的事件都不容易发生。这应当是役夫满腹怨恨却不敢逃走的主要因素。

不仅是关中地区,京畿外其他州县由于均田制的严重破坏,实行府兵制的基础更差。而对吐蕃的战争需要更为充足的兵源和财力,热衷拓边的君主根本不让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将征召范围扩大至其他州县,终于造成了国力积弱的政治局面。“君不见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尽管诗人的描写不免带有夸大的成分,但是,较之开元年间,不独是关陇地区,整个社会经济的凋敝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这位役夫可能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归宿。如果上文对《兵车行》写作时间的推断准确的话,这位役夫从军不久,很可能即死于石堡城之战。这一战虽以唐军的胜利告终,却给唐代的府兵制划上了句号,造成了募兵制的代兴。《兵车行》的思想价值在于,敢为人民鼓与呼:正是唐玄宗的“开边”——连续不断地发动对吐蕃的战争,而使当年的“开元全盛日”一去不返。

综上,我们认为,《兵车行》不作于“天宝八载”,亦与“伐南诏”无关。《兵车行》是饱蘸杜甫同情之泪的一篇实录——实录的是天宝七载仲冬唐王朝用兵吐蕃前夕,关内道京兆郡咸阳桥一带,折冲府冬季调兵的一幕。

范文十:陋室铭创作背景 投稿:任緹緺

《陋室铭》创作背景

刘禹锡这篇脍炙人口的著作,乃是怒不可遏时所作。刘禹锡二十一岁中进士,后文中博学宏词科,唐顺宗永贞元年辅佐王叔文积极推行政治变法运动。他不仅是杰出的青年诗人、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高瞻远瞩,提出取消人治、代之以法治,因而得罪了当朝的权贵宠臣,被贬为安徽秘辨通判。按朝廷规定,他本应住衙内三室三厦。但和州策知县是个势利小人,他见刘禹锡是受贬而来的,便多方刁难他,就安排刘禹锡到城南门外临江的三间小房居住。对此, 刘禹锡随遇而安,不以为意, 反而根据住地景观, 借景言志, 作一对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策知县见状, 做贼心虚, 大为光火, 立即将刘禹锡迁移到另一地方, 并且将住房面积减去一半。此房位于德胜河边, 山清水秀, 岸柳婆娑。身临此境, 刘禹锡怡然自乐,挥毫又作一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仍在这里坚持读书写作。策知县闻讯后, 更加恼羞成怒, 一不做二不休, 他又专门找到一间仅能容一床一桌一倚的斗室将桀骜不驯的刘禹锡打发到简陋小房中居住。半年光景, 刘禹锡三迁其家。受此折腾, 刘禹锡怒不可遏,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遂奋笔疾书表达自己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的华章: 《陋室铭》, 并请人碑刻于门外。策知县闻之, 垂头丧气, 只好不了了之。

《陋室铭》构思巧妙, 通俗清新, 寓意深刻, 字字珠玑, 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是一股被压抑的喷泉—喷泉受到压迫,它只能沿着可能泄漏的裂缝去寻找自己的归宿。从文中可以看出诗人表面上对

身居陋室是心安理得的与世无争,陶渊明式的生居有何不美?然而,它的里层,喷涌着对当朝权贵的强烈愤恨,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正是这种情感的渲泄,使得诗人的心理稍稍得到平衡。也正是这种矛盾,这种悲愤,构成了《陋室铭》的主旋律,千百年来,震动着人们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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