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茨周期_范文大全

库兹涅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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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库兹涅茨周期

范文一:库兹涅兹周期理论 投稿:莫琂球

库兹涅兹周期理论

库兹涅兹周期理论:是一种从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中揭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的理论。

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在《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中提出。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认为经济中存在长度为15——25(平均20年)年不等的长期波动。这种波动在美国的许多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建筑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库兹涅茨周期也称为建筑业周期。由于该周期主要是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这一周期性波动现象为标志加以划分的,所以也被称为“建筑周期”。

他认为,现代经济体系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一种持续,不可逆转的变动,即“长期运动”。他根据对美、英、法、德、比利时等国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期60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生产量和35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的时间数列资料,剔除其间短周期和中周期的变动,着重分析了有关数列的长期消长过程,提出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长度从15年到20年不等、平均长度为20年的“长波”或“长期消长”的论点。

库兹涅兹周期典型的是美国大移民时代就是这一周期的体现,主要标志是两大因素互相作用推进发展,一个是居民财产购建,二是人口转移。80年代中前期主要早期集中在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进入到“数量性扩张”,农村住房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资产累积;中后期农民开始了就业变动,“离土不离乡”的过程,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城市居民进入了家用电器普及化过程,城乡居民进入以耐用消费品为主导的“追求消费质量”阶段,家庭资产中的家用电器累积加速。

范文二:西班牙巴萨王朝如何死于库兹涅茨长波周期 投稿:任蕥蕦

西班牙巴萨王朝如何死于库兹涅茨长波周期

来源|MFI金融研究

作者|MFI研究团队江勋、熊婷婷

西班牙(巴萨)王朝坍塌的库兹涅茨周期解释

——从阿贾克斯到米兰到巴萨及西班牙的历史解释

MFI研究团队是研究宏观金融的,不是专业球迷。但昨晚西班牙耻辱出局比近20年来任何一场足球都更具历史性。我们决定冒一次险,用经济的框架去认识这一事件。

在世界杯的语境中来谈论金融,有两个建设性的角度,一是,如何像监管金融一样来监管足球,基于两种游戏都黑幕重重;二是,如何将足球队的胜败兴衰放到更广阔的经济框架之下去观察,从而判断一种足球流派兴衰的历史必然性。

本届世界杯上,西班牙连续两场的耻辱性失败,标志着从2008年开始勃兴的第三轮全攻全守足球浪潮终结了,巴萨王朝也难以挽回的结束了。

事实上,我们对巴萨重建不抱希望(尽管MFI团队中有巴萨死忠)。这是严格的周期研究给出的结果。更加不幸的是,巴萨王朝(第三波全攻全守足球浪潮)的终结,是足球世界陷入新一轮长周期衰退的标志,同时也是欧洲经济陷入长周期衰退的表征。从库兹涅茨周期的演进看,下一轮足球勃兴仍然会以全攻全守足球的重新崛起为标志,但那可能是2028年左右的事情了,而且我们预计很有可能会在意甲联赛诞生。

这样,见证过阿贾克斯王朝的球迷恐怕不一定能再见证新的王朝了,但是这群球迷朋友可以选择在金融市场做空欧洲。

对全攻全守足球的看法

全攻全守,即场上所有队员均是进攻者和防守者,场地任何一处均为防御线和进攻线,随机转换,移形换位,以无胜有。全攻全守足球颠覆了传统足球对球员精确分工和对球场的定义。全攻全守也是足球的原始形态和最高级形式,所以70年代荷兰发明全攻全守引导现代足球第三次革命之后,迄今50年始终无法有新的革命出现。

但是这样足球不但需要以哲学做支持,更需要以时间为代价。从金融支持的角度看,基于严格分工的足球体系,类似于二级市场资产配置;而基于全攻全守的足球体系,类似于一级市场的风险投资。风险高、收益高,本质上是一种概率投资。因此,全攻全守足球只能诞生于青训营,而且孵化周期极长,一般来说是需要10年左右,才能把一群孩子塑造成一个默契而富有创造力的体系。

经常有球迷攻击巴萨足球只是体系足球,看上去没有错,但是体系的极致也就意味着创造力的极致,因为当体系对球场进行全面压缩之后,进球就会只能来自于球员的创造力,而不是时机,也不是体系。体系与天才球员之间是相互成就的,正如克鲁伊夫之于米歇尔斯时代的荷兰,梅西之于瓜迪奥拉时代的巴萨,甚至于范巴斯滕之于带有全攻全守色彩的AC米兰。米歇尔斯曾经说过,全攻全守体系只有在至少拥有7名世界级球员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少一人就会导致整个系统土崩瓦解。天才球员的培育,更增加了时间成本和投资成本。

长期风险投资需要长期廉价资本的支持,这是金融世界的定律。因此,问题就转换成经济周期问题。

从克鲁伊夫到梅西的欧洲经济周期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图。我们把战后足球史上能称之为王朝的三只球队在经济周期上进行了匹配。虽然足球史上光谱意义上的王朝很多,比如50年代的皇马、70年代的拜仁、90年代英超的曼联、70-80年代的利物浦,甚至是本菲卡等等,但论影响的深度、广度和颠覆性,具有无可非议的全球征服能力的,我们认为只有70年代阿贾克斯王朝、90年代米兰王朝,和新近的巴萨王朝。如果有朋友不认同,那么你可以狭义的理解为,我们只是在讨论“全攻全守足球流派”的兴衰。

这当然涉及到一个争议话题,AC米兰是不是全攻全守足球?实际上米兰王朝分为两段,萨基奠基的米兰和卡佩罗延续的米兰。萨基时代的米兰是链式防守与荷兰足球的高度融合,萨基本人也将米兰与巴萨基因相近。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GDP数据制作了上图。从上图中,我们看到了经济周期和足球流派之间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反复重演。我们得出的规律是:

1、一个足球王朝的诞生,标志着一个足球繁荣期的到来,而一个足球繁荣期通常是一个覆盖欧洲的经济繁荣期后期的标志。每一代足球王朝的建立,随后都伴随着一场全球经济危机。

2、无论是阿贾克斯王朝(1970-1973),萨基米兰王朝(1988-1991),还是巴萨王朝(2009-2012),都是全攻全守足球的直接产物或衍生品,有着相近的足球理念和青训体系,均得不到外部补血而盛极而衰。卡佩罗的极度实用主义使得萨基米兰王朝回光返照,但在荷兰三剑客退场后体系崩溃。

3、三个王朝均在一个经济周期的衰退期踏上巅峰,在崩溃期都伴随着经济体严重的财政问题。

4、三个王朝均建立在欧洲非核心国家(德国、法国、英国之外);

5、王朝之间的时间间隔为18-20年,与库兹涅茨长波周期完全吻合。

我们对此的解释是:

由于全攻全守是现代足球的最高级形式,因此,每一代足球王朝必然是其直接产物或衍生品,其他的所谓“王朝”只是“次级王朝”。由于一个王朝的构建时间需要长达十年左右的铺垫,也就需要更长时间的资本积累,朱格拉周期(工业设备周期,一般为期10年左右)无法满足,只有更长的库兹涅茨周期(建筑周期,为期20年左右)可以匹配。

库兹涅茨周期的实质,是一种生产方式迭代所引发的的全社会生产要素配置、收入分配及人口周期与生活方式变更的全体系周期,它最终以新的城市化作为结束,从而为长周期足球投资提供了廉价资本。

另一个解释是,足球投资作为第三产业的风险投资,几乎是风险投资传导的最后一环,对经济恶化的反应最为滞后。这通常会造成成本的递增和收益的递减。于是我们就看到每一代王朝几乎都以迅速的财政恶化和存货激增(高估值球员挤占现金流)而告终。

那么,为什么每一代全攻全守王朝都建立于欧洲次级经济体呢?

三代足球王朝的兴衰和历史经济背景

阿贾克斯王朝建立在60年代启动的欧洲复兴基础之上。1967年,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成立了欧共体。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时候,荷兰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随着天然气开采量和出口量的上升,天然气出口收入快速增长。这是荷兰足球联赛迅速崛起的基础。

但天然气的出口导致荷兰盾升值,而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其他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加剧、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被称之为“荷兰病”。1973年,席卷西方世界的“石油危机”发生。

“荷兰病”时期的荷兰,财政赤字和公共开支曾一度分别占 GDP的10%和60%,商业利润和投资水平均迅速降低。经济增长水平从60年代的5.6%降到3.1%。

米兰王朝,始于荷兰三剑客入主米兰。作为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意甲联赛,崛起为“小世界杯”。意甲崛起,撇开放开引援等技术原因,根本上取决于很强的外支撑体系。意大利是彼时西方经济六强之一,欧共体第三,1984年后经济增长年均2.3%(当时荷兰还在为治疗荷兰病而努力);同时,意大利是全欧公共福利第一的国家,比如意大利率先推行众生公费医疗。此外还有一部完善的足球法。这为其实是意大利扶持第三产业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作为历史上屡遭蹂躏的弱国,意大利与和荷兰在文化的整体性追求上一致,只是一个强调防守一个强调进攻。这是AC米兰与荷兰三剑客能够进行融合的基础。同样的,荷兰足球能够在有浓厚的弱势民族主义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获得成功,同样是基于文化共性。萨基开创的米兰王朝同样垂青青训体系,缔造了当时以马尔蒂尼、巴雷西为代表的后防链条。贝卢斯科尼财团的入驻,不仅为AC米兰提供了丰厚的资本,实际上为现代足球开创了新的融资方式(与传媒的融合)。

但进入90年代后,意大利经济增长减慢,财政赤字居高不下,1991年底的公共债务为1.2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意大利人负债2万美元。1992年,意大利发生空前的政治地震。同时发生的。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同样冲击了意大利里拉。

这造成一系列影响,经济不景气开始波及足球俱乐部;而金融资本开始逐渐的脱离意大利,进入德法英等国,90年代之后意大利经济明显的落后于中北欧地区。而贝卢斯科尼1992年开始介入政坛后,卡佩罗的米兰逐渐偏离萨基主义,当然,也可以视为一种拯救,虽然卡佩罗时代米兰依然群星璀璨,但球场控制能力已显著。

至于巴萨王朝的崛起,来自于两个决定性条件:其一,米歇尔斯和克鲁伊夫的足球哲学与弥漫着民族主义的加泰罗尼亚文化的快速对接;其二,80年代经过民主化、市场开放、私有化之后西班牙经济的快速崛起。西班牙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吸引了总量排名世界第四的外资,1998—2007年期间,西班牙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3%,这是西班牙黄金时期。

拉玛西亚青训营准确说是在1989年,在克鲁伊夫的主持下建立的,完整复制了阿贾克斯的理念和模式。但是要达到培育米歇尔斯“7名世界级球员”的水平,仍然需要等到90年代末期,巴萨财政膨胀之后青训营的的规模化扩张,也就是梅西、法布雷加斯一代的到来。这样,大约经过了10年之后,巴萨走上了历史的巅峰并统治了足球世界。

我们知道,2000年,加斯帕特接任巴萨主席开始了“败家”历程,之后的巴萨一直笼罩在严重的债务阴霾之下,埋葬了拉波尔塔,直至2014年罗塞尔下课。但是巴萨财政的恶化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错误的引援,而在于巴萨的足球体系和足球哲学决定了无法对球员进行市场化套现。这支巴萨任何一位核心球员的流失,无论是梅西、哈维又或者是伊涅斯塔,都将影响其系统的稳定性和血统的正统性。

同样,这支巴萨始终难以在外部市场获得真正长期有效的补血,无论是伊布、亚亚图雷又或者比利亚。球迷一直埋怨罗塞尔迟迟不补充后卫线,但其实在克鲁伊夫和瓜迪奥拉足球的哲学体系中,巴萨后防告急的本质,是中前场统治力的削弱。所以巴萨一直在补给中前场,于是引入了内马尔。但我们都看到,内马尔与巴萨体系的融合一直存在问题。

按照市场价格去支持体系的纯正性,奠定了这些年巴萨的王朝根基。但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恶性循环,不拆散体系,就无法套现,财政无法补给,进而就不能更好的引援;同时,不拆散体系,从经济学上来讲,引援的边际难度就递增。比利亚的加盟一度给巴萨带来兴奋,但是内马尔却不能,显然内马尔的才华比比利亚高出一个层次,但结果却是相反。

所以,巴萨竞技上的高峰期远远滞后于其财务上的高峰期。世纪初是巴萨一个高峰,之后一直深陷泥潭。2009年-2010赛季巨亏8300万欧元,但是巴萨足球却是光芒万丈时刻。之后,巴萨进一步节衣缩食,2010-2011赛季,利润4880欧元。2011-2012赛季利润3590万欧元,2012-2013赛季则是3200万欧元,这其中包括出售了蒂亚戈换取了2500万欧。而结果是巴萨中场控制力的显著削弱。

相较之下,皇马虽然一直花钱毛糙,但是一直盈利。这是两种足球金融体系的结果,皇马在榨取的是球员的短期租金,类似于固定收益组合,而巴萨则是天使投资。两个俱乐部对球员的估值体系完全不同。最要命的是,巴萨不打算在估值最高的时候,将股权套现。这将使得巴萨在之后漫长的调整期中,失去财务防御。

实际上,在目前,哪怕是早一两年,放眼全欧也鲜有俱乐部能承受巴萨天王巨星们的巨额转会费和薪水。2011年后,法甲和德甲开始对包括西甲在内的其他联赛进行人才反吸收,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展到高潮,欧元区外围国家的财政一度风雨飘摇,西班牙、意大利均为风暴中心国。90年代的经济衰退摧毁了意甲联赛,本轮欧洲危机对欧洲联赛,尤其对西甲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

我们看到,这两年,传统强队如曼联、米兰双雄也都深陷亏损泥潭,在转会市场失去了竞争力,德国球队相对收支更均衡。而能够支撑国际转会市场顶级球星价格正循环的,已经是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寡头资本,比如切尔西、曼城、大力圣日耳曼、摩纳哥。但是寡头资本对西甲却不感兴趣(马拉加已经失败了)。这不是感情问题,而涉及到更广泛的宏观层面。

比如说阿布拉莫维奇入住切尔西,很大程度上是普京插入英国的一枚钉子;而雷博诺夫列夫收购法甲,则与俄罗斯与法国之间密切的政治合作有关。至于中东石油财团进入英国和法国,更是有石油合作、外汇储备合作甚至军售的背景。巴黎和卡塔尔体育投资资金的合作就是巴黎与卡塔尔政府长期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巴萨统治力的崩溃和下一个王朝的周期

因此,俄罗斯与中东寡头资本对欧洲足球的拯救,实际上是资源型外汇储备国,同时也是国家债权国对欧洲经济的援助和政治交易。甚至可以认为,欧洲足球近年的繁荣,只是欧洲经济的回光返照。

寡头金元修改了传统规则,这些球队加速冲击着巴萨王朝的技术足球体系,巴黎圣日耳曼欧冠两度威胁巴萨就很说明问题。恰好,西班牙债务危机也一步步冲击着巴萨的财务体系,梅西的税务丑闻、瓜迪奥拉负气出走、内马尔签约丑闻和罗塞尔莫名的下课,都说明巴萨运转体系已面临系统性危机。

然而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欧洲经济的库兹涅茨衰退。库兹涅茨为期20年,巴萨用了前10年孵化了可能是现代足球史上最具控制力的足球,在巅峰期停留了4年,然后内循环走向崩溃。并将进入漫长震荡。

剩下的问题是两个:

第一,巴萨统治力短期还能重建吗?由于西班牙足球并不具备意式防守的基因,因此并不乐观。2012年以来,梅西依赖症愈加突出,以后数年将更加突出。但去体系化,意味着梅西的真正价值,将从本届世界杯开始进入全面评估。

第二,下一个足球王朝什么时候到来?巴萨王朝坍塌后的足球世界将进入群雄混战。如果按照库兹涅茨周期,下一个带着全攻全守足球基因的王朝将在2028年左右到来。金元并不能简单模仿,它仍只能诞生在一个边缘性、民族意识强烈、思辨能力强的经济体中。

范文三:中国经济进入库茨涅兹周期性结构消长阶段 投稿:严窡窢

作者:夏业良

特区经济 1998年08期

  在1998年元旦后的第一个星期,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陆德明教授。陆教授才届不惑之年,是“海派”经济学家中的“少壮派”新锐。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接近而立之年的陆教授就在经济学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技术进步条件下的收益递增——不变——递减规律》、《改造产业组织 建立垄断竞争市场》等论文。他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990年以来,他主持了十多项政策性研究课题,为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陆德明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他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著述和言论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陆教授还兼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台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职,因而学术及公务活动十分繁忙,同时还指导多名经济学硕士、博士生,主持“复旦经济论坛”等学术活动。

  夏:陆教授,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主体造成严重冲击,使得东南亚数国,如韩国、日本等国的经济处于萧条状态,而中国内地却有幸避免了此次危机的直接冲击。 您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于1998年的中国经济是否具有潜在的影响?

  陆: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宏观层面来看,一九九七是世界经济总体开始进入库茨涅兹周期调整的转折点。熟知经济周期理论的人都知道五十年左右的康德拉捷耶夫长周期、十年左右的尤格拉中周期(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涉及的,也大致上是这种十年周期)、平均四十个月的基钦短周期以及熊彼特关于“长周期”与各个周期的生产技术革新的呈现密切相关性的阐述。三十年代库茨涅兹在研究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时,发现一种平均二十二年左右的周期(我愿把它定义为中长周期),也可以简称为库茨涅兹周期。这种周期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变化或结构性危机,每个国家所经历的时期长短不一,有的是十五年,有的是十二年或二十五年,平均为二十二年。

  近年我开始关注全球经济的库茨涅兹周期性变化。我们先看东半球,东亚、东南亚在六七十年代进入高速增长期,他们的基本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即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他们发挥劳动力和土地的比较优势,在六七十年代获得了比较利益,占领了世界市场,因此相继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如将日本作为别种案例放在一边,那么,先是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几国,其中较为类似的模式就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特征的出口加工型模式。这一模式在有的国家维持了十几年乃至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所谓“东亚奇迹”,由后发展国家或地区转而跃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行列。

  这一二十年高速增长期过去之后,进入九十年代,这些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因为他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估势在转移,这是符合全球经济的产业转移发展趋势的。比如说,美国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让位给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比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更低。因此,美国市场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被中国产品所取代,“四小龙”早已退出,东盟国家也逐步退出。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不是美国人在捣乱,而是被中国的强有力竞争所打败,因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是由出口危机所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两个诱因,一个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在旧的格局下已经难以为继了。因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导向型和出口加工型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在他们那里,这种优势已经转移到中国内地以及更为落后的后发展中国家。

  夏:您刚才说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仅是一种表现,那么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陆:我认为实质上是一次结构性危机。过去数年来,东南亚国家结构调整的步伐很慢,这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其次,这些国家在拼命发展制造业的同时,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包括日本在内也是这样。这些国家的制造业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小国模式”,主要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服务业相对比较弱,尤其是房地产投机性很强,出现泡沫经济,制造一种虚假的繁荣。那么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经济就好似多米诺骨牌一般,一发而不可收。货币贬值,实质上,首先诱发的是出口危机,国际收支不平衡,有外贸赤字;国际收支出现故障后,引发国内压力,诱发金融危机,以证券、房地产为代表的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危机出现。所以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只是一种表现,实质上是一次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即经历了库茨涅兹周期一二十年高速增长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进入了经济下滑时期。而台湾的经济结构调整比韩国早,三年以前就已开始,台湾经济过去是出口导向型的,现在开始向科技导向型转变,目标是加工—转运—再出口。过去台湾的营销售网络和原材料都在岛外,岛内是加工,加工后出口。现在零部件放在祖国内地生产,利用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生产半成品;半成品运回岛内,再发挥它的高科技优势,组装以后再出口。这样的两次出口在原来的简单出口模式上又提升了一步。他们的发展目标是把台湾建成科技岛,即科技产业加工集聚地。从总体上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华人经济所受冲击较小,因为台湾的结构调整比较快,内地的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而新加坡和香港的地位相对特殊。东南亚危机首当其冲,韩国、日本较晚一些,亚洲经济主体受到很大影响。

  再看西半球,同一个库茨涅兹周期,美国经济通过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的调整,经济结构已基本调过来,出现连续七年攀升;而欧洲经济一直不景气,大多处于萧条状态,失业率高,增长缓慢。美国通过主宰两大领域控制全球经济,一是高科技产业,二是金融产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战后几十年美国人对自己经济霸主地位的担忧,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经济高速增长,当时美国人十分紧张,并开始反省,某些方面向苏联学习。后来发现苏联的高速增长是粗放型的,是不切实际的纸老虎,原来是虚惊一场。到了七八十年代,东亚经济又使美国大吃惊,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先后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在国际上竞争逐渐增强,而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大大减弱。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青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季刊》上撰文认为东亚奇迹是不会长久的,他认为东亚经济也是纸老虎,是靠大量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来支撑的。日本可能是例外,因为日本经济中科技进步的作用要大一些。克鲁格曼得出的结论是:东亚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主要是靠大量的投入而不是技术创新来推动的,认为世界经济中心还在美国芝加哥附近,经济中心没有转移,东亚经济繁荣仅是表象。应该说,克鲁格曼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两三年前能够敏锐地预测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他并不能准确地预计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他预感到这个模式有问题,这就是杰出经济学家的超前意识。他能透过繁荣的表象看到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问题,这就是克鲁格曼了不起的地方。

  夏:您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1998年的美国经济是否有一定影响?

  陆: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连带传动的微弱影响。我个人判断是,1998年地区性的经济消长较为明显,东亚经济在走下坡路,而西半球的北美则在增长。东南亚的对外投资1998年将大幅下降,而美国这几年的对外投资明显增长,大约每年吸收600亿美元投资, 同时对外投资额每年约为900~1000亿美元。近几年,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保持在较低水平,对外贸易势头很好,国际服务额超过物品贸易额。美国的市场经济机制是比较健全的,这几年又加紧经济结构的调整,它的运作方式和增长方式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借鉴。

  夏:您对1998年的中国经济总体趋势怎么看?

  陆:按照中国通用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划分(这与五、六年的中短周期相近),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第九个周期。但是按照库茨涅兹周期来理解的话,1998年也是交替时期。前两年的宏观调控,中央政府搞得很成功,在通货膨胀得到抑制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维持在较高水平。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消长局面,以“长”为基调和主流。首先从产业结构来说,这两年服务业发展很快,特别是沿海地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育,已经出现金融、贸易、房地产、信息等几十个大类、上百个小类。服务业领域的增长超过了制造业,比如上海这几年服务业增长超过物品贸易,第三产业发展较快。而传统产业则大幅度萎缩,比如纺织、机电等行业,上海的家电也在走下坡路。新的制造业如汽车、钢铁、石化、通讯设备、电子设备等五大支柱已基本成型。从全国来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萎缩,新兴的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并且在各省市初步得到确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是结构性调整的主流。1994年以来的基本态势是传统产业在“消”,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在“长”。

  其次,从地区结构来看,过去沿海地区是高速增长地区,现在增长速度开始放慢,相对“消”了,而中部地区开始“长”,比如安徽、江西等省,在“大京九”通车前后,经济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并逐渐推进到其它中西部地区。当然,结构性变化与财力转移是相吻合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已由沿海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中外资的投向正在内移。目前上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已较高,因而这方面的竞争力也在下降。所以,从地区结构来看,“消长”的格局也很明显。

  再者,从企业结构来看,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处于“消”的一面,而非国有企业则处于“长”的一面。前几年国有企业的改革试点并不理想,而非国有企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其中乡镇企业以前是增长的主力,但现在也开始萧条了。

  最后,从内外经济结构来看,1997年以前我国外贸和外资双丰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盈余,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可能使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外资引进)双受损,从而影响总需求,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结构性转换期,如果说1997年以前的中国经济是以“长”为主基调的话,那么,1989年起中国经济受内外环境的影响,相对地“消”将是主流。

  夏:您认为在新的一年里经济工作的主要难点有哪些?

  陆:主要有国有企业和失业两大难题。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已进行了十八九年,至今依然是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难点。股份制改造形成“一窝风”,效果不好,不可能“一股就灵”。朱总理说要在三年内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主要是指冗员包袱和债务负担,但从制度层面来看,三年是很难解决的。目前不仅国有企业在“消”,乡镇企业也开始“消”。因此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前一时期的低通胀率似乎不太正常,有时甚至出现物价负增长,我认为物价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将会有一定幅度的回升。从就业方面看,一方面基于人口因素的新增劳动力等待就业,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原来滞留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转换的双重压力下释放出来,造成目前较为严重的下岗职工失业问题。

  夏:从宏观趋势来看,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产品滞销,库存加大,企业职工下岗现象会更加突出。

  陆:对。如果企业改革从试点推广到面上,估计下岗职工将继续增加。说到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缺乏领导潮流的新消费品,前几年政府主要以货币政策进行调控,而目前可能需要以财政政策来调控。通过扩大财政开支的方式,比如增加公共投资,大搞基础设施,增加政府采购来刺激、带动需求。尤其是通过信用手段推动住房消费需求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夏:您对上海经济的走向有何判断?

  陆:上海作为一个沿海发达地区,在过去数年中保持了13%左右的高速增长。市政府计划将今年的增长速度调低到10%,因为今年的出口将受到影响,在吸引外资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前几年投资过于集中的房地产业也很难从资金套牢的怪圈中解脱出来。上海最近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较为成功,成长起生物工程、新材料、电子、通讯和信息服务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上海应当并且能够发挥在科技产业和金融服务方面的比较优势,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将撤消省市级分行,改设大区分行,各专业银行将精简机构和人员,同时资本市场将继续扩容,以分解数万亿元储蓄的巨大压力。因此,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将会加快。

  另外,国家确定上海进行服务贸易试点,上海已选定在浦东和黄埔区先试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日本NEC跨国公司在浦东建厂, 将会成为浦东新的经济增长点。

  夏:您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们有何启示?

  陆:我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是两个方向,不能减缓。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快慢,而是在金融开放的同时,政府怎样增强金融企业的竞争力。有人估计一旦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哪怕金融开放度只有50%,我们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专业银行就要跨台。因此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竞争力,是最根本的。

范文四:【乐享】西班牙(巴萨)王朝如何死于库兹涅茨长波周期 投稿:史儮儯

【乐享】西班牙(巴萨)王朝如何死于库兹涅茨长波周期 2014-06-20MFI团队清华大学研究生会清华大学研究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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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MFI金融研究

本文为MFI金融研究中心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研究,不作为常态产品。 西班牙(巴萨)王朝坍塌的库兹涅茨周期解释

——从阿贾克斯到米兰到巴萨及西班牙的历史解释

MFI研究团队是研究宏观金融的,不是专业球迷。但昨晚西班牙耻辱出局比近20年来任何一场足球都更具历史性。我们决定冒一次险,用经济的框架去认识这一事件。

在世界杯的语境中来谈论金融,有两个建设性的角度,一是,如何像监管金融一样来监管足球,基于两种游戏都黑幕重重;二是,如何将足球队的胜败兴衰放到更广阔的经济框架之下去观察,从而判断一种足球流派兴衰的历史必然性。 本届世界杯上,西班牙连续两场的耻辱性失败,标志着从2008年开始勃兴的第三轮全攻全守足球浪潮终结了,巴萨王朝也难以挽回的结束了。

事实上,我们对巴萨重建不抱希望(尽管MFI团队中有巴萨死忠)。这是严格的周期研究给出的结果。更加不幸的是,巴萨王朝(第三波全攻全守足球浪潮)的终结,是足球世界陷入新一轮长周期衰退的标志,同时也是欧洲经济陷入长周期衰退的表征。从库兹涅茨周期的演进看,下一轮足球勃兴仍然会以全攻全守足球的重新崛起为标志,但那可能是2028年左右的事情了,而且我们预计很有可能会在意甲联赛诞生。

这样,见证过阿贾克斯王朝的球迷恐怕不一定能再见证新的王朝了,但是这群球迷朋友可以选择在金融市场做空欧洲。

对全攻全守足球的看法

全攻全守,即场上所有队员均是进攻者和防守者,场地任何一处均为防御线和进攻线,随机转换,移形换位,以无胜有。全攻全守足球颠覆了传统足球对球员精确分工和对球场的定义。全攻全守也是足球的原始形态和最高级形式,所以70年代荷兰发明全攻全守引导现代足球第三次革命之后,迄今50年始终无法有新的革命出现。

但是这样足球不但需要以哲学做支持,更需要以时间为代价。从金融支持的角度看,基于严格分工的足球体系,类似于二级市场资产配置;而基于全攻全守的足球体系,类似于一级市场的风险投资。风险高、收益高,本质上是一种概率投资。因此,全攻全守足球只能诞生于青训营,而且孵化周期极长,一般来说是需要10年左右,才能把一群孩子塑造成一个默契而富有创造力的体系。

经常有球迷攻击巴萨足球只是体系足球,看上去没有错,但是体系的极致也就意味着创造力的极致,因为当体系对球场进行全面压缩之后,进球就会只能来自于球员的创造力,而不是时机,也不是体系。体系与天才球员之间是相互成就的,正如克鲁伊夫之于米歇尔斯时代的荷兰,梅西之于瓜迪奥拉时代的巴萨,甚至于范巴斯滕之于带有全攻全守色彩的AC米兰。米歇尔斯曾经说过,全攻全守体系只有在至少拥有7名世界级球员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少一人就会导致整个系统土崩瓦解。天才球员的培育,更增加了时间成本和投资成本。

长期风险投资需要长期廉价资本的支持,这是金融世界的定律。因此,问题就转换成经济周期问题。

从克鲁伊夫到梅西的欧洲经济周期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图。我们把战后足球史上能称之为王朝的三只球队在经济周期上进行了匹配。虽然足球史上光谱意义上的王朝很多,比如50年代的皇马、70年代的拜仁、90年代英超的曼联、70-80年代的利物浦,甚至是本菲卡等等,但论影响的深度、广度和颠覆性,具有无可非议的全球征服能力的,我们认为只有70年代阿贾克斯王朝、90年代米兰王朝,和新近的巴萨王朝。如果有朋友不认同,那么你可以狭义的理解为,我们只是在讨论“全攻全守足球流派”的兴衰。

这当然涉及到一个争议话题,AC米兰是不是全攻全守足球?实际上米兰王朝分为两段,萨基奠基的米兰和卡佩罗延续的米兰。萨基时代的米兰是链式防守与荷兰足球的高度融合,萨基本人也将米兰与巴萨基因相近。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GDP数据制作了上图。从上图中,我们看到了经济周期和足球流派之间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反复重演。我们得出的规律是:

1、一个足球王朝的诞生,标志着一个足球繁荣期的到来,而一个足球繁荣期通常是一个覆盖欧洲的经济繁荣期后期的标志。每一代足球王朝的建立,随后都伴随着一场全球经济危机。

2、无论是阿贾克斯王朝(1970-1973),萨基米兰王朝(1988-1991),还是巴萨王朝(2009-2012),都是全攻全守足球的直接产物或衍生品,有着相近的足球理念和青训体系,均得不到外部补血而盛极而衰。卡佩罗的极度实用主义使得萨基米兰王朝回光返照,但在荷兰三剑客退场后体系崩溃。

3、三个王朝均在一个经济周期的衰退期踏上巅峰,在崩溃期都伴随着经济体严重的财政问题。

4、三个王朝均建立在欧洲非核心国家(德国、法国、英国之外);

5、王朝之间的时间间隔为18-20年,与库兹涅茨长波周期完全吻合。

我们对此的解释是:

由于全攻全守是现代足球的最高级形式,因此,每一代足球王朝必然是其直接产物或衍生品,其他的所谓“王朝”只是“次级王朝”。由于一个王朝的构建时间需要长达十年左右的铺垫,也就需要更长时间的资本积累,朱格拉周期(工业设备周期,一般为期10年左右)无法满足,只有更长的库兹涅茨周期(建筑周期,为期20年左右)可以匹配。

库兹涅茨周期的实质,是一种生产方式迭代所引发的的全社会生产要素配置、收入分配及人口周期与生活方式变更的全体系周期,它最终以新的城市化作为结束,从而为长周期足球投资提供了廉价资本。

另一个解释是,足球投资作为第三产业的风险投资,几乎是风险投资传导的最后一环,对经济恶化的反应最为滞后。这通常会造成成本的递增和收益的递减。于是我们就看到每一代王朝几乎都以迅速的财政恶化和存货激增(高估值球员挤占现金流)而告终。

那么,为什么每一代全攻全守王朝都建立于欧洲次级经济体呢?

三代足球王朝的兴衰和历史经济背景

阿贾克斯王朝建立在60年代启动的欧洲复兴基础之上。1967年,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成立了欧共体。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时候,荷兰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随着天然气开采量和出口量的上升,天然气出口收入快速增长。这是荷兰足球联赛迅速崛起的基础。

但天然气的出口导致荷兰盾升值,而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其他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加剧、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被称之为“荷兰病”。1973年,席卷西方世界的“石油危机”发生。

“荷兰病”时期的荷兰,财政赤字和公共开支曾一度分别占 GDP的10%和60%,商业利润和投资水平均迅速降低。经济增长水平从60年代的5.6%降到3.1%。

米兰王朝,始于荷兰三剑客入主米兰。作为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意甲联赛,崛起为“小世界杯”。意甲崛起,撇开放开引援等技术原因,根本上取决于很强的外支撑体系。意大利是彼时西方经济六强之一,欧共体第三,1984年后经济增长年均2.3%(当时荷兰还在为治疗荷兰病而努力);同时,意大利是全欧公共福利第一的国家,比如意大利率先推行众生公费医疗。此外还有一部完善的足球法。这为其实是意大利扶持第三产业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作为历史上屡遭蹂躏的弱国,意大利与和荷兰在文化的整体性追求上一致,只是一个强调防守一个强调进攻。这是AC米兰与荷兰三剑客能够进行融合的基础。同样的,荷兰足球能够在有浓厚的弱势民族主义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获得成功,同样是基于文化共性。萨基开创的米兰王朝同样垂青青训体系,缔造了当时以马尔蒂尼、巴雷西为代表的后防链条。贝卢斯科尼财团的入驻,不仅为AC米兰提供了丰厚的资本,实际上为现代足球开创了新的融资方式(与传媒的融合)。

但进入90年代后,意大利经济增长减慢,财政赤字居高不下,1991年底的公共债务为1.2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意大利人负债2万美元。1992年,意大利发生空前的政治地震。同时发生的。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同样冲击了意大利里拉。

这造成一系列影响,经济不景气开始波及足球俱乐部;而金融资本开始逐渐的脱离意大利,进入德法英等国,90年代之后意大利经济明显的落后于中北欧地区。

而贝卢斯科尼1992年开始介入政坛后,卡佩罗的米兰逐渐偏离萨基主义,当然,也可以视为一种拯救,虽然卡佩罗时代米兰依然群星璀璨,但球场控制能力已显著。

至于巴萨王朝的崛起,来自于两个决定性条件:其一,米歇尔斯和克鲁伊夫的足球哲学与弥漫着民族主义的加泰罗尼亚文化的快速对接;其二,80年代经过民主化、市场开放、私有化之后西班牙经济的快速崛起。西班牙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吸引了总量排名世界第四的外资,1998—2007年期间,西班牙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3%,这是西班牙黄金时期。

拉玛西亚青训营准确说是在1989年,在克鲁伊夫的主持下建立的,完整复制了阿贾克斯的理念和模式。但是要达到培育米歇尔斯“7名世界级球员”的水平,仍然需要等到90年代末期,巴萨财政膨胀之后青训营的的规模化扩张,也就是梅西、法布雷加斯一代的到来。这样,大约经过了10年之后,巴萨走上了历史的巅峰并统治了足球世界。

我们知道,2000年,加斯帕特接任巴萨主席开始了“败家”历程,之后的巴萨一直笼罩在严重的债务阴霾之下,埋葬了拉波尔塔,直至2014年罗塞尔下课。但是巴萨财政的恶化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错误的引援,而在于巴萨的足球体系和足球哲学决定了无法对球员进行市场化套现。这支巴萨任何一位核心球员的流失,无论是梅西、哈维又或者是伊涅斯塔,都将影响其系统的稳定性和血统的正统性。同样,这支巴萨始终难以在外部市场获得真正长期有效的补血,无论是伊布、亚亚图雷又或者比利亚。球迷一直埋怨罗塞尔迟迟不补充后卫线,但其实在克鲁伊夫和瓜迪奥拉足球的哲学体系中,巴萨后防告急的本质,是中前场统治力的削弱。所以巴萨一直在补给中前场,于是引入了内马尔。但我们都看到,内马尔与巴萨体系的融合一直存在问题。

按照市场价格去支持体系的纯正性,奠定了这些年巴萨的王朝根基。但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恶性循环,不拆散体系,就无法套现,财政无法补给,进而就不能更好的引援;同时,不拆散体系,从经济学上来讲,引援的边际难度就递增。比利亚的加盟一度给巴萨带来兴奋,但是内马尔却不能,显然内马尔的才华比比利亚高出一个层次,但结果却是相反。

所以,巴萨竞技上的高峰期远远滞后于其财务上的高峰期。世纪初是巴萨一个高峰,之后一直深陷泥潭。2009年-2010赛季巨亏8300万欧元,但是巴萨足球却是

光芒万丈时刻。之后,巴萨进一步节衣缩食,2010-2011赛季,利润4880欧元。2011-2012赛季利润3590万欧元,2012-2013赛季则是3200万欧元,这其中包括出售了蒂亚戈换取了2500万欧。而结果是巴萨中场控制力的显著削弱。

相较之下,皇马虽然一直花钱毛糙,但是一直盈利。这是两种足球金融体系的结果,皇马在榨取的是球员的短期租金,类似于固定收益组合,而巴萨则是天使投资。两个俱乐部对球员的估值体系完全不同。最要命的是,巴萨不打算在估值最高的时候,将股权套现。这将使得巴萨在之后漫长的调整期中,失去财务防御。

实际上,在目前,哪怕是早一两年,放眼全欧也鲜有俱乐部能承受巴萨天王巨星们的巨额转会费和薪水。2011年后,法甲和德甲开始对包括西甲在内的其他联赛进行人才反吸收,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展到高潮,欧元区外围国家的财政一度风雨飘摇,西班牙、意大利均为风暴中心国。90年代的经济衰退摧毁了意甲联赛,本轮欧洲危机对欧洲联赛,尤其对西甲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

我们看到,这两年,传统强队如曼联、米兰双雄也都深陷亏损泥潭,在转会市场失去了竞争力,德国球队相对收支更均衡。而能够支撑国际转会市场顶级球星价格正循环的,已经是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寡头资本,比如切尔西、曼城、大力圣日耳曼、摩纳哥。但是寡头资本对西甲却不感兴趣(马拉加已经失败了)。这不是感情问题,而涉及到更广泛的宏观层面。

比如说阿布拉莫维奇入住切尔西,很大程度上是普京插入英国的一枚钉子;而雷博诺夫列夫收购法甲,则与俄罗斯与法国之间密切的政治合作有关。至于中东石油财团进入英国和法国,更是有石油合作、外汇储备合作甚至军售的背景。巴黎和卡塔尔体育投资资金的合作就是巴黎与卡塔尔政府长期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巴萨统治力的崩溃和下一个王朝的周期

因此,俄罗斯与中东寡头资本对欧洲足球的拯救,实际上是资源型外汇储备国,同时也是国家债权国对欧洲经济的援助和政治交

易。甚至可以认为,欧洲足球近年的繁荣,只是欧洲经济的回光返照。

寡头金元修改了传统规则,这些球队加速冲击着巴萨王朝的技术足球体系,巴黎圣日耳曼欧冠两度威胁巴萨就很说明问题。恰好,西班牙债务危机也一步步冲击着巴萨的财务体系,梅西的税务丑闻、瓜迪奥拉负气出走、内马尔签约丑闻和罗塞尔莫名的下课,都说明巴萨运转体系已面临系统性危机。

然而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欧洲经济的库兹涅茨衰退。库兹涅茨为期20年,巴萨用了前10年孵化了可能是现代足球史上最具控制力的足球,在巅峰期停留了4年,然后内循环走向崩溃。并将进入漫长震荡。

剩下的问题是两个:

第一,巴萨统治力短期还能重建吗?由于西班牙足球并不具备意式防守的基因,因此并不乐观。2012年以来,梅西依赖症愈加突出,以后数年将更加突出。但去体系化,意味着梅西的真正价值,将从本届世界杯开始进入全面评估。

第二,下一个足球王朝什么时候到来?巴萨王朝坍塌后的足球世界将进入群雄混战。如果按照库兹涅茨周期,下一个带着全攻全守足球基因的王朝将在2028年左右到来。金元并不能简单模仿,它仍只能诞生在一个边缘性、民族意识强烈、思辨能力强的经济体中。

范文五:库兹涅茨转折点 投稿:杨我戒

库兹涅茨转折点

库兹涅茨揭示在对各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观察后,发现长期来看存在着一个有规律性的轨迹,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并达到一个转折点之后,收入分配状况开始得以改善。把这种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描画成图形,以横坐标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以纵坐标代表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如基尼系数,就形成一个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倒U字型曲线(图 1)。

图1 倒U曲线

图 1 增长与分配的倒U字型曲线

在上述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中,库兹涅茨把两者之间的替代或取舍倾向,用时间或经济发展阶段的维度做出了定位,即在转折点之前,社会倾向于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而在转折点之后,社会倾向于给予公平更高的评价和关注。

“刘易斯转折点”简而言之就是在此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

范文六:库兹涅茨曲线 投稿:余懏懐

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研究的影响。1993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KC揭示出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随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环境质量与收入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入,丰富了对EKC的理论解释。

1.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

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1)规模效应。经济增长从两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2)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联。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研发支出上升,推动技术进步,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其他不变时,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削弱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二是清洁技术不断开发和取代肮脏技术,并有效地循环利用资源,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3)结构效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在早期阶段,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转变,增加了污染排放,随后经济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入结构变化,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环境质量改善。 规模效应恶化环境,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改善环境。在经济起飞阶段,资源的使用超过了资源的再生,有害废物大量产生,规模效应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恶化;当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胜出,环境恶化减缓。

2.环境质量需求。

收入水平低的社会群体很少产生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贫穷会加剧环境恶化;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更关注现实和未来的生活环境,产生了对高环境质量的需求,不仅愿意购买环境友好产品,而且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压力,愿意接受严格的环境规制,并带动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减缓环境恶化。

3.环境规制。

伴随收入上升的环境改善,大多来自于环境规制的变革。没有环境规制的强化,环境污染的程度不会下降[7]。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在加强,有关污染者、污染损害、地方环境质量、排污减让等信息不断健全,促成政府加强地方与社区的环保能力和提升一国的环境质量管理能力。严格的环境规制进一步引起经

济结构向低污染转变。

4.市场机制。

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不断完善,自然资源在市场中交易,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会减缓环境的恶化。在早期发展阶段,自然资源投入较多,并且逐步降低了自然资源的存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资源的价格开始反映出其稀缺性而上升,社会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并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促进经济向低资源密集的技术发展[8],环境质量改善。同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参与者日益重视环境质量,对施加环保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银行对环保不力的企业拒绝贷款。

5.减污投资。

环境质量的变化也与环保投资密切相关,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资本充裕度有别,环保投资的规模因而不同。Dinda将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商品生产,产生了污染;一部分用于减污,充足的减污投资改善环境质量。低收入阶段所有的资本用于商品生产,污染重,并影响环境质量;收入提高后充裕的减污投资防止了环境进一步退化。环境质量提高需要充足的减污投资,而这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充足的资本为前提。减污投资从不足到充足的变动构成了环境质量与收入间形成倒U型的基础。 这些理论研究表明,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化和服务业的演变、清洁技术的应用、环保需求的加强、环境规制的实施以及市场机制的作用等,环境质量先下降然后逐步改善,呈倒U型。 编辑本段关于EKC的理论批评

EKC是对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概括,而现实的复杂性和动态化会不断打破其演变路径,新问题使环境-收入关系偏离EKC,呈现多样性。

1.新技术与新毒型。

新技术一般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产生潜在危险,如产生新的危险废物。新技术推广之初,这些副作用不为人所认知,当其危险显露出来后,该技术的使用受到限制,最后被淘汰,为新一代的技术所取代,而新一代技术又面临同样的轮回,每一种新技术都经历这一变动轨迹。技术周期、收入提高与污染纠集在一起,产生不同的关系:倒U字型、N字型和倒L字型。 Dasgupta等阐述了污染排放与收入之间的四种关系:一种是传统的EKC,一种为修正的EKC,另外两种为污染排放与收入呈单一关系,包括新毒型与触底竞争型。其中两类涉及到新技术的效应:第一类为新技术产生了修正的EKC,它保持了其倒U型,新技术降低了EKC的位置,且先于传统EKC达到转折点,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也提出了这种类型。另一类是新技术产生了新毒型污染-收入关系,指新技术产生了新污染物,包括致癌化学物、二氧化碳等,原污染物排放减少的同时新污染物排放上升,因而总污染并未下降。

2.环境规制趋同与触底竞争型。

一国环境标准高,提高了其排污成本,使生产成本高于低环境标准国家[17],驱动一些污染密集型产业移向低环境标准国家,资本外流使高环境标准国家面临放松环境规制的压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以保持竞争力为借口,放松环保规制,形成触底竞争。随着触底竞争的加剧,形成收入提高而污染排放保持不变,曲线趋于平坦,即Dasgupta等所述的触底竞争型,呈倒L字型,如图2所示。 这两类偏离EKC的情形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学术界对环境规制的触底竞争本身并未达成共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可能还会出现其他问题和其他形状的环境-收入变动轨迹,需要继续探讨。

范文七: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评判 投稿:覃怓怔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与研究的评判

1、引言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内外学者针对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开展了深入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他们通过对42个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库兹涅茨曲线,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某些污染物排放量)不短恶化,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EKC的拐点),经济的发展会带来环境污染的改善,二者的关系呈倒U形曲线。

关于倒U形的EKC曲线是否存在,国内外学者结合不同的经济实体开展了很多有益的实证研究。当然,有些研究结果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种倒U形的关系;也有些学者根据自己的实证分析的情况,认为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一定存在倒U形的关系,可能是同步发展的、正U形的、N形的或者是倒N形(也称作S形)的。由此可见,对EKC的研究结果很不一致且某些结果缺乏说服力,“混乱”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显著特点,这些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曲线的形态上。在研究SO2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Panayotou (1993)和Selden和Song (1994)的论证结果支持了Grossman和Krueger (1991)的倒U形曲线观点,但是Kaufmann(1998)、Dinda(2000)在同一个问题上却得到了正好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倒U形的曲线并不存在;同样在对温室气体CO2进行分析时,也有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Selden和Song (1994)、Galeottia和Lanza (2005)的研究结果认为气体污染物(选择了四种污染气体)的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是先增后减,曲线呈倒U形,而Friedl和Getzner (2002)得到的结果是N形曲线,CO2的排放量先增后减,然后又有一个恶化的过程,而oltz-Eakin和Selden (1995)得到单调上升曲线,Agras和Chapman(1999), Richmond和Kaufmann (2006)则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国内的众多学者也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证研究,李刚(2007)、彭水军和包群(2006)分析环境污染时得到N形的曲线;马树才、李国柱(2006)分析大气污染时得到N形的曲线,刘荣茂等(2006)得到了经典的倒U形曲线,曹光辉

等(2006)则得到同步变化的曲线;李兰(2009)对黑龙江省的“三废”进行分析师得到了倒U行的曲线。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很多深入的研究,然而研究结果并不具有一致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理论的内在缺陷,也存在理论理解上的误区。通过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EKC曲线理论、实证研究方面的不足之处,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其目的是打破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无原则的崇拜,转而去探寻EKC曲线背后的作用机理才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

2、EKC曲线解释机理的在认识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伴随着农业和其它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以及工业时代的到来,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其再生的速度,产生的对环境有害的物质不断增长,环境有恶化的趋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环境法规逐渐完善,社会技术不断提高,环境污染问题有所改观,有好转的趋势。

如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那它的产生机理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广泛的探讨,一般认为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本质上讲,这三种效用并不能全面的解释EKC理论,

参考文献:

[1] GROSSMANG, KRUEGER A. Economic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1995, 110(2): 353-377.

范文八:浅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投稿:陶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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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许多经济论著中谈到环 

境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时 , 都会提到环境库  兹涅 茨曲线 以及影响它 的因素 。那么 。 到 

底什 么是 环境库兹 涅茨 曲线 呢?为什 么  

它能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呢?  

浅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口文 / 崔红威 

=、 对环境库 兹涅茨 曲线的验证 

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的 由来及含义 

15 年西蒙 ・ 95 库兹涅茨在研究经济 

发展与收入差距 的关系时 , 发现这样一个 

情况—— 随着经济的增 长 。 人均收入 的差  异先扩大再缩小 , 这种关系在以人均 收人  为横坐标 、 以收入差异为纵坐标的直角坐 

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考虑到环境污染 

在人类进入工业化之前 。 生产力水平  与收入之间的关 系 , 而忽 略了许多解释变 

因而这种分析存在着重大缺陷。 以 , 所   标 系中表 现为一个倒 U形 曲线 ,后来被  相对 比较低 下 ,人们生 活质量 也相对较  量 , 在此 阶段 , 经济波动处于一种生存维  尽管从长期看 , 人均 收入 与环境污染程度  人们 称为库兹涅茨 曲线  库兹涅茨 曲线  低 , 系状态 ,人类对 自然资 源的影响较为有  的关 系曲线呈倒 U形 ,但不 能就 此认 为  已被大量实证 分析所证实 , 它表明 了这样 

一般对资源的使用和环境的破坏都在  环境污染与退化是贫 困造成 的 , 也不能简  个逻辑 。 即事情在变好之前总是要经历  限, 自然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随着社会  单地认为 当人均收入达到 一定程度后 , 环  个更糟 的阶段 。2 0世纪九 十年代初 。  

三、 影响环境库 兹涅茨 曲线的因素 

生产力水平不 断提高, 人类开始  境质量会 自动改 善  Gos a rs n和 Kugr 出在 经济 发展 与  的发展 , m r e提 e 工业 飞速发展 , 农业实  环 境 污染 之 间 同样 存 在 一种 这 样 的关  进入工业化时代 , 人   E C是一条经验曲线 , K 它之所 以会在  系。19 9 3年 P nytu aaoo 进一步证 明了这个  现现代化经营, 民生活水平不断升高 。 是 倒 U形 曲线适用于表示人均收入与环境  这一切都 直接对环境资 源造 成 了极大 的  经济发展到一定 程度后 向下倾斜 , 由社  污染水平 的关系 , 并将这条 曲线命名为环  压力 ,资源消耗速率严 重超过其更新速  会、 政治、 人文等诸多因素造成的。那么,   境库兹涅茨曲线( K ) 图 1 。 E C ( ) 

环 境 污 

率 ,污染物排放 的数量和种类

直线增加 , 究竟有哪些因素能影响它的峰值呢?     超 出了环境 的自净能力 , 这一阶段表现为 

I经济发展 模式。 、 传统 的工业化模式 

染程度 

倒 U型 E C的左半部分 。 E C的右半  是以“ K 而 K 三高”高投入、 ( 高消耗、 高污染) 为  部分则表示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 , 环境  特 点的。这种经济模式只注重 发展经济 ,   质量也得到改善 , 在此阶段 里, 人类可以  不 考虑生产对 自然资 源和环境造成 的影 

0  

人均收人 

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环境质量。 但  响。不仅对资源的使用量大 。 还对 自然环 

是, 上述结论都是 总结发达 国家的情况而  境造成 了严重的污染与破坏 , 是建立在传  缺乏理论根据。由 E C 统 的“ K  E C提出后,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 得 出的经验之谈 , K   自然资源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 ” 的观  往往会使 人们做 出这样 一个推论——贫  念上的,从不把环境因素考虑到成本 中 并对它进行了深入研究 , 研究结果进一步    

图 l 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 

证实了它的存在: 在经济发展初期。 环境  困地 区经济增 长必然会加剧 环境质量恶  去 。图 2中 E C上 A点左边的曲线段 即  K

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 , 环境问题 自 表 现出 了处于这 种经济发展 模式下 的国    质量处于较高水平 ; 随着经济发展 , 环境  化 , 这个结论直接关系到发展  家 和地 区的经济 发展与环境 质量 问的关  质量开始恶化 ;当经济发展到某一程度 。 然会得到解决。   ,K 人均收入水平高于某点时 , 环境质量就会  中国家 和贫困地区对环境保 护问题的态  系。A点的斜率为 I E C上 A点左边任  因此有必要对 E C进 行检验 。 K 对影响  意一点的斜率均大于 I 说明环境 污染 的  , 开始改善 。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关 系发  度 ,   展。但是 。 经济要发展到什么程度环境质  环境质量 的因素进行 系统分析 。 速率高于经济增 长的速率 , 经济发展完全 

量才能改善, 却没有一个定论。以全球监 

H l n和 Lv sn在 分析 汽 油引 起  依赖 于对 自然资 源的疯狂开 采和对 自然  io t ei o n

将污染总量分解为产品数量  环境的污染破坏 。   督系统 的数 据为基础进行 的一项 研究 表  的铅污染时, 污染强度 )两个方  明 ,明显的污染在人均收人达到 4 0 美  与单位产 品污染 物 ( 00 元时开始下降 , 多数其他污染 在人均收  面。他们认为 , 大 汽油消费置随收入 的增加    入达 到 80 0 0美元

左右时开始下降。很容  而增长 ,而污染 强度是环境政策的体现 ,

K Lpz 易看 出 , 如此高的人均收入标准 。 与发展  也是引起 E C向下弯曲的原 因。oe 和 

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那么 , 要发  Mt 检 验 了政 府 腐 败 对 模 型 的影 响 : ia r   展经 济 ,真得就一定要 以破坏环境为代  D ao 分 析了国家 民主程度对 环境 污染  ecn

价, 直到环境发 出严重 “ 警告” 再对其进  的影 响。上述研究都表 明, , 除收入外 , 政 

行保护和治理吗?   府、 政治因素等对污染也有影 响。这意味 

■  

《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 年 2 07 月号上( 总第 34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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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毯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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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 / ZN / g   / OJ f Og/ f

开始重视环保问题 , 对资源 消耗量和环境  呢? 除了原有 的由国家强制规定 环境 质量  国的 自然资源环境 。   污染水平做出一定规定 , 但是污染还是继  标准 、 对排 污收费 、 征税 等等 , 还应进行必 

续, 只不过是 污染速率 已经开始小于经济  要的制度创新。  

四 、 国 的 环 境 库 兹 涅 茨 曲线  我

新 中国成立 以来 , 就一直 以工业现代 

增长 的速 率 ,表 现为 图 2中 的 A B曲线 

() 1 排污权交易。就是要将市 场机制  化为 目标 , 取得 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但在 

段, 这段 曲线 上的斜率 均大 于 0 小 于 1  引入到污染控制中来, 、 。 其基本 内容是 : 实  经济飞速增长的 同时 , 所付出 的环境代价  而要使环境问题得到根本性改善 , 必  现排 污许可证制度 , 政府 向厂商发放排 污  也是 巨大的。很多研究都表 明 , 国环境  我 须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 , 走一条既能  许可证 , 厂商则 向指定地点排放特定 数量  存在严 重问题 。世界 银行 的一份 研究指  发展经济 , 又能保 护生 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  的污染物 , 污许 可证及其所代表的污染  出,我 国 自然资本 的年退化率 为 0 1 ; 排 .%  

展道路。所谓可持续发展, 就是既要考虑  权可 以买卖 ,厂商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 。 1 8 9 6年 间二氧化 碳人均 排放量增    9 0—1 9

当前经济发展 的需要 , 又要考虑 未来经济  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 污权 。 运用排污权  长率 为 8 . % ;19 67 9 5年以空气 中总悬浮  发展 的需要 , 而且 不以牺牲后代人 的经济  交 易政策 。 可以使有能力 的排污者减少其  物浓度测算的全球 2 O个污染最严重 的城 

福利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经

济福利。 其  排污量 ,并将余额出售 获得更大 的利润 , 市中 , l   有 5个在我 国。可见 , 国的经济  我

核心 问题是人 们 的经 济活动与 经济发展  这样就刺 激了排污者发 明或利用新技术  增长 的确是建 立在对 资 源环境 的破坏之  不能超过 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 , 要使之  降低其排 污量 。而且 , 环保 团体也可以购 上的。半个多世纪 以来 , 国都是遵循 以    我

协调 发展 。  

买排 污权 , 而使 实际排污量低于政府规  “ 投入 、 从 高 高消耗 、 高污染” 为特点 的传统 

图 2中, K E C上 B点 ( 其斜率为 O 右  定 的排放量 , ) 使环境质量优于环境标准。 经济增长模式来发展经 济的 ,   依靠资源投  半部 分的曲线 表示 在经济发展 的同时 , 不  长期 运用排污权交易政策 , 可以降低社会  入 的高 增长导 致 了对 自然 资源 的掠夺性  仅环境污染得 到了控制 , 自然环境质量也  治理环境 的费用 , 污染量 大、 技术落后的  开发和大量污染 。目前 , 国正处 于 E C 我 K  得到了改善。 这段 曲线上的任意一点斜率  污染企业会在市场竞争 中淘汰出局 。  

的左 半 截 , 保 护 环 境 与 发 展 经 济 的两 难   即

都小于 0 。从 图上可 以看 出, K E C在经过 

两种不同的走 向 : 和=者 的区别在于 , 充 

() 态税。是国家为 了实现环境与  选择 区间 , 2生 虽然政府 已经认识到环境 问题  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 和个人 , “   三高” 型经济增长模式 , 单靠制定一些 政 

C点 ( 其斜率为 一1 为生 态阈值 ) , 之后有  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而凭借 其政治权力 对  的严峻性 , 如果不从 根本上改变传统 的  但

分利用了环境的 自我修 复能力 , 减少了环  按照其 开发、利用 自然 资源的程度 或污  策法规是远远不够 的。所 以 , 自上世 纪末  境保护的投资 , 是真正 的可持续发展 : 而  染 、 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 征收的税费 。它  起 , 国就提 出发展循环经 济、 可持续  我 走

先后 制定了 《 清洁  是在 环境污染程 度下 降到 环境 自净 能力  主要有开发、 利用 自然资源行为税和有污  发展道路 的发展 战略 ,

、 环境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 ,   范围之后 , 还继续控制 污染排放量 , 减少  染的产品税两 种。 生态税在许多西方发达  生产促进 法》 《 对环境的需求 , 虽然也是走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早 已广泛使用 。 如法 国对 S :Hs等  实施 了 IO 4 0 O、2 S 10 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 

道路 , 但没能充分利

用 自然规律 、 实现效  征收 “ 大气污染附加税” 芬兰对含碳燃料  志认证 , 。 建设了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为了 

用最大化 。  

K K  征收碳税等。国际经验表明 , 降低环境  使我 国的 E C能够更加平缓地走 向 E C 要

2 环境政策 。 、 只有在环境政策 的干预  库兹涅茨曲线 的峰值 、 即环境与经 济的双赢 ) 还需  , 实现经济 的可持续  的右半部 分(

下, 才有可能 出现 E C。如果没有政策干  发展 , K 实行生态税势在必行 , 这不仅有利  进 一步对 现行 的环境政 策进行 调整 或改  预, 环境污染水平是很难 随经济增长而 自 于自然资源的有效 利用 和环境保护 ;   还能  革 ,将环境政 策 由治理型 向防治 型转变 ,   动下 降的。 假设存在 三个拥有相 同执政能  作为环境建设 基金 的一个来源 , 生态税专  将 控制排 污量 的政策 由浓度控 制 向总量  力 的国家 甲、 丙 , 乙、 分别对环境保护有着  款专用 , 搞好生态环境建设 ; 是强化环  控制转 化。 更   不同的认识 , 中甲最为重视 环保 , 其 丙对  境管理 、 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 段之一 。  

五 、 论  结

环保关心最少 , 乙居中。于是 甲就 制定 了  

3 其他 因素。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 、 可 

由经 验分析 推 出的环境库 兹涅 茨 曲   定 问题 的 。E C给政策 制定者 的警示  K

最为得体 的环境政策 , 乙次之 , 丙最差。 图  替代能源 的发明和发现 、公 民 的环保 意  线 , 然缺乏理 论依据 , 虽 但还是能够说 明  3表现 了在不 同的环 境政策 下 三个 国家  识、 国家 的政 治和经济 目标 等都是影 响 

各 自不同的 E C  K 。

环 境 挣 

染 程 度 

应 E C的因素。科技发达了 , K 就能够更好地  是 。 当尽早关 注协调环境与经济之 间的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 走可持续发展  治理 污染 , 降低 E C的 峰 值 ; 到 不 可再   关系 , K 找 生资源的替代 品, 同样可 以减小对 自然资  道路。我 国作为一个发展 中国家 , 更应该  源的压力 , 如地热发电比火 电既清洁又节  深刻认识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 , 在发展经济 

省煤 的消耗 , 还不会对 环境造成污染 ; 公  的同时充分考 虑环境 因素 ,提高 生产技 

O   人均收人 

民的环保 意识越强 ,就越注重环境保护 , 术 ,   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 走出一  平滑 的、 能体现社会 主  E C就 会越平缓 ;国家的政治 和经济 目 条有 中国特色 的、 K  

图 3 E C与 政 策措 施    K

那么 , 么样 的环境政策才最为得

体  标决定了一 国的发展方 向, 什 同样会影响该  义优越性 的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 

《经 科 2年 号总3 ) 合 济 技 0 2上第4  作 与 )0 月 ( 1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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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九: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说起 投稿:宋秷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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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说起

— 2006年8月2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青年环保大会》上的讲话 —

曲格平

各位青年朋友:

今天,很高兴参加中国青年环保大会。作为一名环保战线的老战士,看到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心中备感欣慰。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在成长。希望青年朋友们,以你们年轻人的朝气、勇气和锐气,把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借这个机会,我想谈一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现。进入“十一五”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最近有不少人在研究环保工作时频频引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据以分析中国的环境问题。那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曲线呢?

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这有很多实践数据予以验证。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等人,通过对42个国家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部分环境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也呈现倒U形曲线,就象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那样。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那么,究竟如何解释这种对曲线关系呢?经济学家从三个方面给予解释:一是经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二是环境服务的需求与收入的关系,三是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政策与规制。

一种解释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经济规模变得越来越大,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而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的增加,废弃物排放量也相应增长,从而使得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使其经济结构产生了变化。当一国经济从以农耕为主向以工业为主

转变时,伴随着工业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开发利用,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资源的再生速率,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大幅增加,从而使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而当经济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从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时,环境污染开始减少,这就是结构变化对环境所产生的效应。实际上,结构效应暗含着技术效应。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有技术的支持,而技术进步使得原先那些污染严重的技术由较清洁技术所替代,从而改善了环境的质量。正是因为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二者相互作用,才使得在第一次产业结构升级时,环境污染加重,而在第二次产业结构升级时,环境污染减轻,从而使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倒“U”形曲线。

另外一种理论解释是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探讨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对于那些正处于脱贫阶段或者说是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初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人们对环境服务的需求较低,从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环境状况恶化。可以说,此时,环境服务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但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产生变化。此时,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增加了,于是人们开始关注对环境的保护问题,环境服务成为正常品,环境恶化的现象逐步减缓乃至消失。

再有一种理论解释是从政府对环境所实施的政策和规制手段来阐述的。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国民收入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而且整个社会的环境意识还很薄弱,因此,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力较差,环境受污染的状况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恶化(由于上述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但是,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强和管理能力的加强,一系列环境法规的出台与实行,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降低。若就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而言,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是呈递减关系,即随着政府加快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污染物排放量呈逐步下降趋势。

那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学说到底能否反映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呢?有学者对1985-1995年的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分析,发现该时期中国的人均废气排放量和人均SO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呈弱倒“U”形曲线关系,而人均烟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呈正“U”形曲线关系;也有学者通过对1995-1997年间中国81个大中城市的分析,得出SO2和人均降尘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学说,而N2O 密度则与人均收入呈正“U”形曲线;还有学者研究了1981-2001年的六种环境污染指标,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有显著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因此,从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不是单一的关系。基于多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而得出的经验并不能简单地用来说明所有国家的轨迹。

虽然环境的这种先恶化而后改善的变化趋势曾经是不少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过的道路,但是,学界并没有认同从部分环境污染指标分析所得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一个环境污染的普遍规律,更没有认同“先污染后治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改变的规律。特别是在人类对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人类对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压力在很多方面已经接近其“承载阈值”的时候,环境持续恶化很大程度是人类制度上的失败,政策上的失败。

今天,由于经济迅猛增长和产业结构重型化,我国环境污染又出现上扬势头,一些学者在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的情况下,又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做一个普遍规律来推论我国工业化的环境变化规律。这不仅是一种粗糙的理论推导,而且更可能是错误的实践引导。当前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严酷现实是,一些企业和地方的领导者,漠视国家建设方针和法律规定,一味追求GDP增长,而不顾环境保护的要求,致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断加剧。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推论,无疑给了这样的企业家和领导者难得的“理论”依据,会鼓励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和肆无忌惮地去污染和破坏环境,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误导。

我们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了。

首先,西方在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对所需的大量原材

料,能源和劳动力,可以轻易的、廉价的从广大不发达国家获得,它们可以实行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方式,而不顾忌资源和环境后果。但是,这种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目前,世界各国可获得的自然资源和所拥有的环境容量,与越来越扩大的需求相比,变得越来越紧缺了。西方工业化国家正千方百计节约使用资源能源,减少环境污染,虽然它们在温室气体排放上表现并不佳。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早已不具备西方国家早期那种对资源环境挥霍浪费的条件,我们再不可能拿到廉价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经济社会代价才能修补环境污染破坏。

其次,在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有些环境问题的防治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在很长的时期内对环境问题缺乏科学认识,但到认识到严重危害时,又缺少必要的防治手段。而今天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不仅能够科学分析环境问题的危害性,而且有了相应技术和必要的政策手段,可以做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在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当环境问题达到严重程度时,公众愤起抗争,曾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公害”运动,迫使政府采取一系列强制性措施,遂使环境问题逐渐缓和下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战略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创建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前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但我们不能等老百姓起来造反才去治理环境,而应在发

展经济的同时就积极采取防治措施。党和国家高瞻远瞩,把环境问题摆上重要议程,并运用法律、经济、行政、舆论种种措施保护和改善环境,这是很必要的。

第四,在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基本上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全球环境影响不明显,因此,也未受到国际社会的约束。现在情况不同了,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全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保护全球环境的呼声空前高涨,为了保护人类环境,国际社会已制定出了许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境条约。如果违背这些条约规定,就要受到谴责甚至制裁,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上会遇到种种限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我们要在国际上争取公正的发展权,但也要履行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空间相对狭小的国家,如果我们对环境保护掉以轻心,很可能会超过环境“承载阈值”,从而带来无法估量甚至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应该坚定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环境保护提到与经济同等重要的位臵,加大对环境防治的力度,完善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使我国的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最后,预祝中国青年环保大会圆满成功!

范文十: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说起 投稿:叶躼躽

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说起

来源:The College Environmental Forum in China 作者:曲格平 等级:默认等级

发布于2006-08-29 09:19 被读3054次 【字体:大 中 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现。进入“十一五”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近,有不少人在研究环保工作时,频频引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据以分析中国的环境问题。那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曲线呢?

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等人,通过对42个国家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部分环境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也呈现倒U形曲线,就像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那样。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那么,究竟如何解释这种曲线关系呢?经济学家从三个方面给予解释:一是经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二是环境服务的需求与收入的关系,三是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政策与规制。

一种解释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经济规模变得越来越大,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而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的增加,废弃物排放量也相应增长,从而使得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使其经济结构产生了变化。当一国经济从以农耕为主向以工业为主转变时,伴随着工业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开发利用,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资源的再生速率,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大幅增加,从而使环境的质量水平下降;而当经济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从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时,环境污染开始减少,这就是结构变化对环境所产生的效应。实际上,结构效应暗含着技术效应。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有技术的支持,而技术进步使得原先那些污染严重的技术由较清洁技术所替代,从而改善了环境的质量。正是因为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二者相互作用,才使得在第一次产业结构升级时,环境污染加重,而在第二次产业结构升级时,环境污染减轻,从而使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

另外一种理论解释是,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探讨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对于那些正处于脱贫阶段或者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初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人们对环境服务的需求较低,从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环境状况恶化。此时,环境服务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但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产生变化。此时,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增加了,于是人们开始关注对环境的保护问题,环境服务成为正常品,环境恶化的现象逐步减缓乃至消失。

再有一种理论解释是,从政府对环境所实施的政策和规制手段来阐述的。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国民收入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而且整个社会的环境意识还很薄弱,因此,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力较差,环境受污染的状况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恶化。但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强和管理能力的加强,一系列环境法规的出台与实行,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降低。若就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而言,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是呈递减关系,即随着政府加快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污染物排放量呈逐步下降趋势。

那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学能否反映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呢?有学者对1985年~1995年的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分析,发现该时期中国的人均废气排放量和人均SO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呈倒“U”型曲线

关系,而人均烟尘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呈正“U”型曲线关系;也有学者通过对1995年~1997年间中国81个大中城市的分析,得出SO2和人均降尘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学说,而N2O密度则与人均收入呈正“U”型曲线;还有学者研究了1981年~2001年的6种环境污染指标,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有显著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因此,从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关系。基于多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而得出的经验并不能简单地说明所有国家的轨迹。

虽然环境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趋势,曾经是不少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过的道路,但是,学界并没有认同从部分环境污染指标分析所得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一个环境污染的普遍规律,更没有认同“先污染后治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改变的规律。特别是在人类对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人类对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压力在很多方面已经接近其“承载阈值”的时候,环境持续恶化很大程度是人类制度上的失败,政策上的失败。

今天,由于经济迅猛增长和产业结构重型化,我国环境污染又出现上扬势头,一些学者在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的情况下,又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做一个普遍规律来推论我国工业化的环境变化规律。这是一种粗糙的理论推导,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误导。当前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严酷现实是,一些企业和地方的领导者,漠视国家建设方针和法律规定,一味追求GDP增长,而不顾环境保护的要求,致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断加剧。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推论,无疑给了这样的企业家和领导者难得的“理论”依据,会鼓励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和肆无忌惮地去污染和破坏环境。

我们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了。 首先,西方在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对所需的大量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可以轻易的、廉价的从广大不发达国家获得,它们可以实行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而不顾忌资源和环境后果。但是,这种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目前,世界各国可获得的自然资源和所拥有的环境容量,与越来越扩大的需求相比,变得越来越紧缺了。西方工业化国家正千方百计节约使用资源能源,减少环境污染,虽然它们在温室气体排放上表现并不佳。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早已不具备西方国家早期那种对资源环境挥霍浪费的条件,我们不可能再拿到廉价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经济社会代价才能修补环境污染破坏。

其次,在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有些环境问题的防治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在很长时期内对环境问题缺乏科学认识,但认识到其严重危害时,又缺少必要的防治手段。而今天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不仅能够科学分析环境问题的危害性,而且有了相应的技术和必要的政策手段,可以做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在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当环境问题达到严重程度时,公众愤起抗争,曾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公害”运动,迫使政府采取一系列强制性措施,遂使环境问题逐渐缓和下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战略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创建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目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不能等老百姓起来造反才去治理环境,而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就积极采取防治措施。党和国家高瞻远瞩,把环境问题摆上重要议程,并运用法律、经济、行政、舆论种种措施保护和改善环境,这是很必要的。

第四,在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基本上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全球环境影响不明显,因此,也未受到国际社会的约束。现在情况不同了,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全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保护全球环境的呼声空前高涨,为了保护人类环境,国际社会已制定出了许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境条约。如果违背这些条约规定,就要受到谴责甚至制裁,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上会遇到种种限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我们要在国际上争取公正的发展权,但也要履行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空间相对狭小的国家,如果我们对环境保护掉以轻心,很可能会超过环境“承载阈值”,从而带来无法估量甚至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应该坚定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环境保护提到与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大对环境防治的力度,完善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使我国的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健

康的发展。

(本文系作者在2006年8月26日在中日环境友好中心《中国青年环保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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