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主要事件_范文大全

宋江主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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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宋江主要事件

【优秀范文】宋江主要事件

范文一:宋江明事件的几多反思 投稿:郑蠄蠅

宋江明事件的几多反思

反思一、宋江明最终清白但我们高兴不起来

纵观宋江明事件脉络,其进展迅速,其中原因有四:(一)宋江明“三个第一”的成绩却被刷令人难以置信。(二)考生自行前往3家医院进行了4次体检,且结果均与之前相差甚远而令其产生巨大怀疑;(三)事件曝光于媒体,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四)此事件的每一步后续工作始终被媒体和大众紧盯,促使相关负责单位和人员加快处理。这四个要件,如果缺少一个,宋江明都不能得以迅速“平反”。

此次事件,宋江明最终“清白”了,但我们仍旧还有悲哀,因为我们还会去想:在此次事件发生之前的历次公务员招录中,会有多少的人本来成绩达标,却因不太靠前,不像宋江明“三个第一”那样引起注目,而被其他人私下顶替?有多少人一切条件其实都合格,却因不愿或者不敢去怀疑官方的权威,最终被出具的假结论所蒙蔽和否定?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被不公正的手段所“挤掉”,却因各种原因没有去斗争和抗拒?还有多少人,即使进行了呼吁和斗争,却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关注和理会。因此,宋江明事件虽是个例,却或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宋江明“平反”,这也仅仅是个开始。未来的正义,还需要大众,尤其是传媒,始终站在公正的天枰上,永远持续发力!

反思二:执行力得不到保障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宋江明被贫血后,紧接着“翻版宋江明”陈彬因“白细胞数目偏低”被“拿下”,如今又爆出贵州多名公务员考生在体检环节被指定医院判定为不合格,直让人感叹“宋江明”复制能力之强,甚于电脑病毒之复制。而当我们看看其他被刷下的原因:“血小板偏低”“钙化灶待排”“CDFI未见明显异常”„„五花八门的名目真让人产生幻觉:难不成公务员体检成了医学知识大普及?

现在人们将在电脑系统或程序中,隐藏着的一些未被发现的缺陷或问题统形象称为bug(漏洞)。实际上这也就告诉我们,不解决这些漏洞,“宋江明事件”还会继续上演。那么,怎么解决?对此很多人绞尽脑汁,想“写出更多的程序”来制止漏洞,比如很多人呼吁出台《考试法》,但正如当地省公务局工作人员所言“我们在程序上和制度上是有要求的,但是程序和制度的履行上是不是认真,这

是一个问题。”可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打补丁的做法并不是万灵仙药。只要执行力得不到保障,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反思三:拯救宋江明们不能总依赖于媒治

“宋江明体检不合格被刷”事件能够峰回路转,不仅在于媒体的监督,也在于宋江明自身。是的,正是因为宋江明的坚持不懈,才有了媒体的报道、舆论的关注、政府的认错。悲哀之处在于:并不是所有公务员报考者都敢于这样维权,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招考造假事件都有新闻性。有多少第一名在公考中被蹊跷地淘汰了呢,即便有媒体不断曝光又能拯救多少个宋江明呢?这是一个让人唏嘘的问题。

去年4月,央视评论员白岩松提出了“媒治”一次。所谓的“媒治”其本质仍是人治。因为,一旦官员不接受舆论监督,媒体即便曝了光,问题还是会“没治”——就说这被不断曝光的公考体检黑幕。我们看到,宋江明事件之所以能峰回路转,媒体的质疑和舆论的压力固然很重要,但若没有纪委监察局的介入调查,长治市委的积极问责,恐怕很难有这样的结果。

公务员考试被称为国考,它不仅涉及考生权益,关系政府公信力,更事关社会公平与正义。如何不再让公考黑幕伤害政府公信力,如何约束权力之手保障公平正义,在层出不穷的丑闻面前,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反思四:警惕公考舞弊扼杀穷孩子的春天

公考弊案、“萝卜招聘”当然是大事,至少对穷孩子是关系人生走向、命运沉浮的大事。每年持续火爆的报名大军、考试大军,多年坚持复习、赴考以谋得“金饭碗”的一个个真实故事,让人不得不信:截至目前,考公务员或者考事业单位,仍然是人们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途径。而对于出身寒门的穷孩子来说,参加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招考的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这往往既是改善其家庭经济条件,又是提升其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

公考弊案、“萝卜招聘”,一旦迈开步子,或者成为风行的潜规则,将给穷孩子造成沉重的挫败。穷孩子很难有条件被定为“萝卜”,而只能陪“萝卜”考试来充当“萝卜”的遮羞布;一旦被社会上升通道拒之门外后,重新备考、复习所耗费的资金以及机会成本,对于穷孩子来说往往也是无法承受之重。他们不得不

在更大的经济、心理压力中,重新开始另一轮人生苦搏,而在下一个路口,是不是还有一堆“萝卜”在等着他们“陪考”,仍然不得而知。

谁都不能选择出生,但社会有责任给人们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穷孩子本来也是有“后发优势”的,他们往往能吃苦、肯拼搏,在道德品质上并不逊色于不穷的孩子。但只有社会上升通道向所有孩子一视同仁地敞开时,穷孩子的“后发优势”才能迸射出无穷活力,否则他们就将遭受到成长、受教育条件差和上升通道被人为堵塞的“双重剥夺”。为了防止这种显失公平的悲剧,每一起“疑似‘萝卜招聘’”都应该“拔出萝卜带出泥”,还社会一个公道。

反思五:公考弊案暴露回避制度缺陷

有什么办法让公众打消怀疑,保证公务员招录的公平,防止徇私舞弊?只有一个办法,制定严格的回避制度,不仅让报考者和自己的亲属“绝缘”,而且和整个招录单位“绝缘”,本单位只在最初确定招录人数和条件时参与研究决定,整个笔试、面试都由第三方进行。比如最近,珠海市招录公务员,就规定招考单位考官不参与本单位考生的面试。

问题在于,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套完整、严格、规范的公职人员招录回避制度。《公务员法》也只对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提出了要求。对于在招录过程中具体操作的回避,各地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不系统、不规范,迫切需要出台全国统一的回避制度,以规范公职人员招录工作,让公众憎恨的“萝卜招聘”无处藏身。因此,当下最具普遍性的问题是如何约束权力之手,保障公平正义。从理论上来说,保证社会公平本应是权力设置的最基本职责,但遗憾的是,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有些权力恰恰成为侵蚀社会公平正义的源头。说到底是权力不受约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依靠法治。法治的实质是规范公权、保障私权。对权力监督的探照灯不能只打在执行者的身上,应该尽可能扩大范围,像阳光一样直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真正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这样,公平正义才能真正照进每个人的心田。

反思六:拔萝卜招聘不能只拔掉萝卜

公考舞弊原因再简单不过。一方面与一些官员的世袭心理有关。权力不能世袭,在政治文明深入人心、民众权利意识日益蓬勃的今天,公众不能容忍权力自

我复制和权力的代际传承,但是一些官员偏偏陶醉于权力的快感,他们知道权力的滋味,总要通过各种手段将孩子扶上马、送一程,由于这些官员久在官场,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源,通过各种手段为孩子铺就一片锦绣前程,便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另外一方面则与违法成本过低有关。公考舞弊了,“萝卜招聘”了,不被媒体曝光便相安无事,媒体曝光了最多拔掉萝卜而已。放眼不少“萝卜招聘”,我们看到,相应的问责太软,与罚酒三杯无异,有时甚至不处罚。比如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财政局曾出现“一个人的公考”,但相关当事人并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因此,对“萝卜招聘”,应该大棒伺候。大棒是党纪国法,大棒伺候就应该是不仅要拔掉萝卜,还要清除萝卜带出的污泥,即,首先叫停“萝卜招聘”,切断萝卜违规进入事业单位的空间,同时,对幕后者、当事人以及相应的操作者都应该依法问责。

范文二:宋江明事件反思 投稿:邵舊舋

11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题为《宋江明求职验血记》的报道:山西长治籍考生宋江明在参加山西省行政机关2011年录用公务员考试中,以笔试第一、面试第一、总分第一的成绩,成为所报考岗位——长治市环保局“科员2”——唯一一名进入体检环节的考生;但他在参加招考部门组织的体检后被告知,因一项名叫“血红蛋白”的指标不达标,所以体检不合格。此后,宋江明自行前往3家医院进行了4次验血,此前被检出低于相关标准的“血红蛋白”指标都符合公务员录用的相关规定。此事经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继社会道德危机浪潮之后又掀起了一场公平正义的危机,权利和面对这样的事件,疑问重重。首先,为什么医院对一个人两次体检都出现失误?如果是设备的问题,那么其他人怎么都没有问题,单单针对了成绩第一的宋江明?如果是人为,那么是谁有这个能力“摆平”医院?很显然,幕后黑手非富即贵。其次,为什么宋江明多次找单位长治市人社局局长无果,反而受到局长的呵斥威胁?局长显然是动了真火,而这个火源于何处?

此次事件“不能说的秘密”太多太多,如果事件中间没有猫腻,那么长治市就应该拿出相关证明给宋江明和广大关注此次事件的群众一个交代,若果确有“内幕”,顾及深究也会很难,毕竟宋江明已经取得胜利,再拔“萝卜”只怕会带出太多泥。金钱阻拦了我们本有的公平和正义。

事情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仿佛已经能看到希望的曙光。宋江明在媒体和纪检监察部门、检察机关的帮助下,终于战胜不正之风,捍卫了自身权益,赢得最终的正义胜利。但是,现实真的会如此单纯而美好么?我们为宋江明捏一把汗,甚至能想见他将会面临的尴尬处境。

领导怎会和一个初出茅庐、不懂世故的小伙子计较呢?然而,敢于向不公现象抗争的人未必一定会成为英雄,也有可能被集体“杯葛”(即联合抵制)。也许等社会舆论渐渐淡忘宋江明之后,他便会失去标榜“公平正义”的作用,进而被打入“冷宫”去“悔过”——悔恨来过。或者,讨到说法之后,宋江明也许会放弃此工作或申请调到其他部门任职。姑且不论一职难求,他是否舍得放弃这千辛万苦得来的职位,只讲他即使调到其他部门工作,领导在用人之际,想想宋江明身为正义的斗士、不正之风的克星,调遣之际会不会战战兢兢?弄不好又是一个热点事件,砸了自己的饭碗,毁了大好的仕途。因此,宋江明有可能会被当做一个花瓶,轻轻摆放在安全的角落,等待时间在他身上落满灰尘。 媒体的监督、公权力的介入,都可以为宋江明赢得正义。然而,他公考的最初目标是毕业了找个饭碗,而正义给他的答案或许只是一个花瓶,美丽而易碎。

只要还有公平和正义的存在,我们就应该对社会抱有希望,继续努力。希望正义和公平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扬,只有将正义和公平发扬作为基础,共建和谐社会才不会仅仅是一句空的口号

范文三:宋江的故事 投稿:石殪殫

宋江的故事

宋江:绰号及时雨,宋江是整部《水浒传》中第一号人物,作为文学形象,也是最丰满、最立体、最复杂、最有艺术魅力的一个人。在《水浒传》中,宋江原为山东郓城县一刀笔小吏,字公明,绰号呼保义。面目黝黑,身材矮小,平素为人仗义,挥金如土,好结交朋友,以及时雨而天下闻名。

一、私放晁盖

晁盖一行七人(除白日鼠外)因截取了生辰纲,观察何清告诉郓城县押司宋江请求当地县衙捉拿这伙强人,宋江知道晁盖是好汉,便告诉何清有家事,等等再会,就匆忙上马,跑到东西村向托塔天王晁盖报信,晁盖连忙伙同乡民和庄客烧了屋子,带了行李盘缠,上了石碣村,进而上梁山。

二、怒杀阎婆惜

晁盖被宋江放走后,晁盖非常感激宋江,认为宋江真是配得上及时雨,便叫赤发鬼刘唐给宋江带去一封请求上山的书信,和一百两黄金,但是宋江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收黄金,只收了书信。前几天有一对母女(阎婆和女儿阎婆惜),因为男人死了,无钱安葬,宋江帮了她们,阎婆便把女儿许配给了宋江,但宋江是英雄好汉,不近女色,阎婆惜也不喜欢她,一夜被阎婆逼着和阎婆惜对着两头睡了一晚上,第二天离去,想起信装在了公文袋里,而公文袋在枕头边,便回去取,但是正巧阎婆惜看到了公文袋里的书信,提到了梁山,晁盖,百两黄金,此时宋江正好进来,要求追还公文袋,阎婆惜不许,说除非把那百两黄金给她,她猜愿意归还,否则便声张出去,但是宋江确实没收那百两黄金,无钱给她,她就开始大叫:“宋江杀人了!”这一叫不当紧,却勾起了宋江的念头,夺过公文袋里的腰刀便把阎婆惜的脑袋砍了下来。

三、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头市同祝家庄一般,也是黑社会性质的家族,并且里面有史文恭做教师, 因为第一次劫了梁山的马屁,晁盖便出兵攻打,只因晁盖战术问题,所以失败了,而且晁盖也中箭身亡,再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曾头市又一次劫了梁山的马屁,宋江便道:“此前有如此大的仇恨,我还没有提及,他却又来犯!”便出兵夜晚攻打了曾头市,活捉了史文恭。

四、江州劫法场

宋江杀了阎婆惜,便自首了,乡亲们知道宋江是好汉,也为他求情,知县大人也知道宋江是好汉,便刺配他到最近的江州,到那以后认识了神行太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过的日子很是惬意,想起浔阳楼十个观景的好地方,便独自一人上去喝酒,喝了多了,看到墙上有人写诗,便自己也写了几首抒发壮志难酬难以报答国家的雄心壮志(里面的言语有些反叛)被黄文炳当做了反诗,便叫人捆了起来,要问斩,梁山好汉们和黑旋风李逵同时去劫了法场,杀的满城血流成河,逃出城后,又碰到了一些慕名而来准备救宋江的的好汉,在白龙庙里见了面,这也就是白龙庙小聚义。

五、浔阳楼提反诗

宋江杀了阎婆惜,刺配江州牢城,在那里得到了吴用的好友神行太保戴宗的照顾,并且结识了黑旋风李逵、浪里白条张顺等众多好汉。张顺得知宋江爱吃鱼,给宋江送去鱼汤,宋江吃坏了肚子,卧病休息了几天,又想吃鱼,就独自一人来到江州名楼浔阳楼。宋江在浔阳楼喝得大醉,远眺大江,觉着自己漂泊半生一事无成,才华被埋没,一腔报国之志却只能困在这小小的江州,郁闷之下,借酒疏狂,提起笔在浔阳楼的墙上做了一首《西江月》,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并且最后写下“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写好后,又作了一首诗,最后是“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字句,并且在末尾留下了“郓城宋江”的落款。宋江写了这首诗本来不放在心上,不料却被一个阿谀奉承、善于钻营的小人黄文炳发现,此人是江州通判,将这首诗报告给江州知府蔡九,说这是反诗,宋江要造反。蔡九大怒,派戴宗去抓宋江。戴宗是宋江的好友,建议宋江装疯逃过一劫,不料被黄文炳识破,宋江屈打成招,被下了死牢。蔡九为了邀功要戴宗给他父亲蔡京送信,戴宗前往梁山求援,带回一封假信,可又被识破,戴宗也被抓入死牢,要和宋江一起斩首。

范文四:宋江等主要人物故事情节 投稿:熊牗牘

宋江、武松、李逵

一、宋江:

1、宋江私放晁天王,晁盖打劫了生辰纲以后,官府四处捉拿嫌犯,白胜由于受刑不过而供出了晁盖等人,官府准备立刻去捉拿晁盖,宋江得知后,及时报告给晁盖,晁盖才得以做好准备,逃脱官府的缉捕,宋江还算讲点义气。

2、宋江怒杀阎婆惜,晁盖逃到梁山以后,为报答宋江,由赤发鬼刘唐带着几百两银子,夜里去见宋江,并且留下晁盖的书信一封,但是晁盖的这封书信不巧被阎婆惜得知,要威胁宋江私通劫匪,宋江无奈,怒杀阎婆惜,宋江也是心狠手辣之人。

3、宋江收服霹雳火:宋江杀阎婆惜以后逃到了花荣的清风寨,由于刘高的老婆诬陷宋江,又导致花荣造反,秦明知道后,带领500士卒去捉拿宋江花荣,被宋江骗入陷马坑活捉,宋江又叫士兵带上秦明的盔甲去大闹知府,知府以为真秦明,就杀了秦明全家,秦明无奈只得和宋江入伙,宋江又将花荣的妹妹许配秦明。宋江乃心机之人!

4、及时雨会神行太保:在江州牢城宋江结识了神行太保戴宗和后来水浒上主教黑旋风李逵,李逵和宋江一见如故,拜宋江为兄。宋江为人仗义很会笼络人心。

5、宋公明三打祝家庄:石秀杨雄还有时迁一起投奔梁山,路过祝家庄时,因时迁偷了祝家庄的一只报晓鸡,而引来梁山和祝家庄的大战,林冲、花荣、秦明、李逵、扈三娘、王英、石秀、欧鹏、邓飞、还有解珍解宝,孙新孙立,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来。最后在宋江和吴用的指挥下梁山攻破祝家庄,凯旋而归,并将扈三娘许配给了王英,宋江能统领众梁山好汉,说明他还是一个帅才,不过遇有愚忠而导致了梁山的最终失败。

二、武松:

1、景阳冈武松打虎:武松在柴庄上结识宋江,由于思念自己的哥哥武大,而回阳谷县,经过景阳冈时,在一家酒店连喝18碗酒,借着酒劲,将一只饥饿的老虎活活打死!!威震天下!!!武松之勇武可见一斑!

2、武松斗杀西门庆:西门庆和潘金莲还有王婆合伙害死了武松的哥哥武大,武松怒极!先杀了潘金莲和王婆,最后在狮子楼上斗杀西门庆,然后向官府投案自首。由此可以看出武松是一个孝悌之人并且敢作敢当!!!

3、武松威震平安寨:武松听说了施恩被蒋门神欺辱的事情后立马要去打那厮,被施恩拦下,施恩怕武松力气不足先修养几月,武松当即走当天王堂前,把一块三五百斤的石头抱起轻轻抛起一丈多高,然后又轻轻接住,施恩上前抱住武松大惊:兄长真神人也!!!众囚徒也惊:真神人也!!!武松—水浒寨中最英雄,天字号神力!

4、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发配孟州城并结识了施恩,当听说了施恩被蒋门神欺负的情节后,武松不由分说立马去打那厮,被施恩拦下。武松去打蒋门神的途中,每经过一家酒店就喝上三碗,到了快活林借机与蒋门神动手,并使出玉环退鸳鸯步,打的蒋门神直求饶。最后归还了施恩的快活林,武松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而且心思缜密,不怕豪强!

5、武松大闹飞云浦:武松由于打了蒋门神,得罪了张督监和张团练,他们狼狈为奸陷害武松,想在押解途中害死武松,被武松手起刀落把押解的公人都解决了,武松又潜回孟州城里,把张督监和张团练还有蒋门神杀个一干二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武松乃顶天立地之人,墙上之字更是对封建专权和贪官无赖的极大蔑视!!

四、 李逵,长相黝黑粗鲁,小名铁牛,江湖人称“黑旋风”,排梁山英雄第二十二位,是梁山步军第五位头领。宋江被发配江州,吴用写信让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宗照应。李逵这时正

是戴宗手下做看守的一名小兵,就和宋江认识。戴宗传梁山假书被识破,和宋江两人被押赴刑场杀头。李逵率先挥动一双板斧打去,逢人便杀,勇猛无比,救下了宋江与戴宗,三人一起上了梁山。上梁山后,李逵思母心切,就回沂州接老母,此时其老母已瞎,翻越沂岭时老母被老虎吃了,李逵怒杀四虎。后李逵请卢俊义喝酒,卢俊义想推辞,他却要“眉尾相结,性命相扑”。他对宋江情分最重,对他的话言听计从,可是当知道宋江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时却绝不轻饶,要和他大动干戈,后来却发现是一场误会。

在众好汉中,李逵一直反对招安。招安时,李逵不愿受招安,大闹东京城,扯了皇帝诏书,要杀钦差,还砍倒梁山泊杏黄旗,要反攻到东京,为宋江夺皇帝位子,多次被宋江制止。李逵受招安后被封为镇江润州都统制。宋江饮高俅送来的毒酒中毒后,想到自己死后李逵肯定要聚众造反,怕坏了梁山泊的忠义名声,便让李逵也喝了毒酒一块儿被毒死了。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之一,绰号 “黑旋风”,具有农民的纯朴、粗豪的品质,反抗性很强,对正义事业和朋友很忠诚,但性情急躁。是刚直、勇猛而又鲁莽的人物典型,元代以来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范文五:宋江的故事情节 投稿:侯踑踒

宋江的故事情节

  宋江是整部《水浒传》中第一号人物,作为文学形象,也是最丰满、最立体、最复杂、最有艺术魅力的一个人。

  历史上的宋江只是被一笔带过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宋江这个人物,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书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宋江的仗义疏财,好多人喜欢他,因为他主张招安,好多人厌恶他。那么怎么来看宋江呢?通过重读《水浒传》,想着通过书中关于宋江的描写来解读宋江这个人物。

  一、宋江的初步印象

  给晁盖等人报信,是宋江的第一次出场。刚出场对宋江有一番介绍:“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驰名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士!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急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这一段介绍在水浒传中是绝无仅有的,《水浒传》里边的每一个英雄好汉,基本上只有一个绰号。但宋江不一样,宋江是《水浒传》里边名号最多的一个,宋江的绰号有四个。一出场就介绍了宋江的三个绰号,这三个绰号实际上就是介绍了宋江的三个性格特点:一个是黑宋江,因为他长得面黑,身体比较矮,这是就他的形体来讲的,并不是如林冲、关胜等人英武挺拔,也不如吴用、公孙胜等人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他长的其貌不扬。第二个是孝义黑三郎,讲的是他对待父母,讲究孝道,他的孝道贯穿到了他的思想当中,成为他思想的一个部分,并且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第三个是及时雨,讲的是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在后面他陆续和弟兄们交往中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到位。这三个绰号实际上重点介绍了宋江平时的为人和喜好,而且都是正常工作之外的表现,比如“爱习枪棒”、“挥金似士”、“排难解纷”、“扶人之困”等等,这些好处多都具有一些江湖上的感觉,在民间宋江是一个喜欢做好事、愿意做好事的热心人,无论是在家庭伦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中他以自己的作为赢得了大家普遍的认可。

  私放晁盖,实际上是他的工作了。智取生辰纲之后,事情败露,败露以后,首先宋江知道,宋江见到官府防范梁山晁盖贼寇公文,有一段心理描写:“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涛观察;又损害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饶不得,倘有疏失,如之奈何?”这段心理活动中传递出两个信息:第一,宋江作为一个朝廷懂法的人,知道晁盖所犯的一串串事件,每一件事情都是灭九族的的罪,虽然前面是事非得已,可是到了现在已经是不能够回头了;第二,宋江担心晁盖等人,怕他们出了疏忽和闪失,心中有种隐隐的操心。这是一对矛盾,从理上讲,晁盖等人于法度上饶不得,从情上讲,却不愿他们出现闪失。这是宋江很真实的的心理,也是宋江复杂人格的外在表现。

  那么对于这件事,按照常理来说呢,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个向上面汇报。说晁盖窃了生辰纲,现在事情败露了要把他抓住,这种做法会给他立功的机会,但是同样会损坏他在江湖和民间的声誉;第二种选择他可以听之任之,不向上面汇报,也不采取别的行动,无论是对官府来说还是对晁盖来说,这种中庸的处理都能够说得过去,不告诉官府是因为仗义,不告诉晁盖是因为公务;第三种选择就是通风报信,把晁盖给放走,可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明明知道晁盖窃了生辰纲以后,犯了弥天大罪,因为晁盖是他的心腹兄弟,虽然法度上不可能饶恕,但是他要放走晁盖。这时,宋江是知法犯法,能够做到这样在别人可能容易,可是在宋江就很难,这件事证实他是一个仗义的英雄。为什么这样说?这需要从他的实际情况来说。他是农民出身,这样的家境出身,所受的文化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对他的性格都这样那样的影响。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因为他不是大官,他只一是个小吏,所以他对百姓的一些疾苦有一些体验,这给了他仗义疏财的基础,也有一定的有别于统治者的正义感;因为他在衙门里边管案牍文书,所以也培养了他遵守法度的习惯,这和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系。基于他的职业特点,他能够做出私放晁盖的事情来极为不易。这个选择很重要,也很能够说明问题,为了义气他主动承担了这些风险。这个选择用事实强有力的说明了他三个绰号所代表的他的为人和性格,私放晁盖的举动无疑让宋江的形象一开始就很高大的立在了人们的面前。

  下面看他处事的初步印象。

  宋江听到晁盖犯事的情况后,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心内自慌,却答应道:“晁盖这厮奸顽役户,本县内上下人没一个不怪他。今番做出来了,好教他受!”拔涛道:“相烦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这事容易。”瓮中捉,手到拿来。“只是一件∶这实封文须是观察自己当厅投下,(m.lz13.cn)本官看了,便可施行发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开?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当轻泄於人。”拔涛道:“押司高见极明,相烦引进。”宋江道:“本官发放一早晨事务,倦怠了少歇。观察略待一时,少刻坐厅时,小吏来请。”拔涛道:“望押司千万作成。”宋江道:“理之当然,休这等说话。小吏略到寒舍分拨了些家务便到,观察少坐一坐。”

  这段文字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一个一般的宋江,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他内心很紧张,可是并不表现出来,而且在应对之中,他处置得如此得体、周到,既准确的体现了自己公人的身份,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而且并没有让这些人产生怀疑,看得出宋江处事老辣,非寻常人。他通风报信之后临危更是不慌不忙。知县看了文书,“大惊,对宋江道:‘这是太师府遣干办来立等要回话的勾当!这一干贼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来,那六人便有下落。’”既给晁盖腾出了时间,也告诉知县要想得周到,是为了捉住这几个人。这种处置带有很强的职业特点,他是一个押司,管的是文书档案,所以养成他的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处事周全,也培养了他喜欢玩弄权术的手段,玩弄权术。

  晁盖上了梁山之后,派刘唐送去百两黄灿灿的金子,以谢他的救命之恩。宋江只象征性地留下一块,其余全让刘唐悉数带回,并嘱咐道:“贤弟,你听我说。你们七个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银使用;宋江家中颇有些过活,且你在放山寨里,等宋江缺少盘缠时却来取。”这绝不是虚情假意,更不是怕日后受到牵连,因为在前报信救下晁盖七人,就是担着身家性命干系的。这个细节和前面的心理活动是一致的,希望晁盖他们不要出什么闪失。而且让刘唐连朱仝等人的都不用留下,从侧面又表现了宋江的处事周密细致,他考虑到惊动的人越多,事情越容易出现漏洞。

  宋江怒杀阎婆惜,实际上是宋江被逼上梁山的开始。其实,按照宋江的性格和其平时的为人,在阎婆惜红杏出墙后,他已经有所知觉,实际上在和阎婆惜的关系中,他本无太多的欲望,已经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或者如果当时阎婆惜把招文袋当时拿出来还给宋江,他也不会作出杀人的决定。阎婆惜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地要挟宋江,其实也正是他很了解宋江的日常的为人和性格。

* 武松的故事情节

* 林冲的故事情节

* 吴用的故事情节

范文六:宋江明事件反应出的老问题新动向 投稿:雷鉨鉩

宋江明事件反应出的老问题新动向

一、串通作弊,一些事实或永远成谜

纵观整个事件始末,人们不难发现,这是一宗令人义愤填膺的典型串通作弊窝案。虽然明知体检有误,且有证据在握,但宋江明开始还是选择了委曲求全,他多次试图通过“私了”的方式,还自己一个公道。但是,宋江明除了得到一堆于事无补的“善意的安慰”、“耐心细致的政策解释和思想工作”之外,还得到了绝望,就像人社局局长当面告诉他的那样:“即使体检过了,我也要让你政审不过。”面对这种近乎无耻的“反正我吃定你了”的逻辑,走投无路的宋江明才走上了申诉之路。

面对媒体的质疑,招录机关亦迅速做出回应:“体检过程严格执行了国家有关规定,医院和政府签订了《体检责任书》,体检医生也经过了培训,并且纪检监察部门对体检的全程进行了监督。”这样的解释不仅再次迷惑了一大批观众,而且招录人员还让宋江明深刻地认识到“不信也得信”,他差点就要放弃:“我闯祸了,我全部放弃,我不要这个工作了,这边不会放过我的。”

另外,长治当地媒体的报道还显示,宋江明在2011年长治市公务员考录体检过程中的血常规化验数据已经“无法恢复”——原因是已经被封存的血常规检验仪器遭到了人为破坏。

长治当地媒体报道称,和平医院健康体检科原主任韩玉梅在调查期间,“组织、指使他人删除体检数据,破坏血常规检验仪器,烧毁数据存储器,订立攻守同盟,隐瞒事实真相,严重干扰办案”,“经长治市医学院纪委研究,决定给予韩玉梅开除党籍处分;因涉嫌犯罪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参与破坏血常规检验仪器、损坏数据存储器的,还有另外4人。其中两人在事发时系和平医院员工,另两人为长治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

上述报道显示,和平医院体检科检验师杨文芳、和平医院检验科检验员李臻“在调查期间,伙同他人删除体检数据,参与订立攻守同盟,隐瞒事实真相,严重干扰办案”;长治市公安局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郭伟、长治市公安局情报处工作人员王立“在调查期间,帮助韩玉梅破坏存有考生体检数据的检验仪器,损坏数据存储器,致使2011年公务员体检血常规化验数据无法恢复,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和严重后果,损害了公安机关形象”。

上述事实意味着,宋江明参加2011年长治市公务员考录体检的血红蛋白测定值到底是多少,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所幸的是,宋江明一事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上级的关注,最终还给他一个清白。

二、社会神经脆弱已不堪反复刺激

笔试第一,面试第二,总成绩第一。偏偏因为“白细胞数目偏低”,而被义正词严地婉拒在公招门外。宋江明求职记“被贫血”的遭遇,之所以迅速发酵,正说明:社会中不信任的神经已相当脆弱。而从山西宋江明到四川的施欣、再到贵州的陈彬,“体检”像一块可以肆意涂鸦的白板,演绎出无尽可能。体检里有乾坤风云,“宋江明”们不过是华丽的盖头,内里的不堪在民间早有笃定的论断。有句谚语叫“数据不会说谎”,但事实证明,白纸黑字的数据也会因为规则的孱弱而变成予取予夺的“凶器”。这种类似事件的反复发作曝光并迅猛发酵,正在警示:社会神经脆弱已不堪反复刺激。舆论压力大一点,公平蛋糕就多一点――如此不靠谱的“曝光倒逼法”,已难纾解公考中的“体检危机”。唯有可靠的制度,才能终结公招丑闻;唯有严明的法令,才能遏止权力贪欲。公职人员考录,应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找什么“萝卜”、挖什么“坑”。不能总靠惊悚的绝望刺激公众的愤懑,而应该有更可期待的制度设计,兜底秩序与公平。

三、个体维权艰难境遇未有实质改变

宋江明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但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公众对于当下公务员考试的公正程度又多了一些怀疑,对个体的维权道路之难又多一分怀疑。中国青年报《宋江明求职验血记》报道中有一处细节: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宋江明去找长治市人社局局长,却碰了一鼻子灰,局长称:“我正忙呢,你要再这样纠缠,即使体检过了,我也要让你政审不过。”随后,宋江明被工作人员拉出了局长办公室。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宋江明的勇气和运气,有可能,一些同样境遇的人在遇到某局长“你要再这样纠缠,即使体检过了,我也要让你政审不过”的威胁后,会主动选择放弃;也有可能,一些同样境遇的考生在打了山西省公务员招考办与市长热线电话无果之后,因为找不到维权路径,而选择另谋出路。

四、只针对几个“策划人”开刀?

《刑法》第418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15条规定,“公务员协助作弊的,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在有组织作弊中起主要作用的,给予开除处分;徇私舞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就以往此类事件结果而看,真正受到刑罚的官员是少之又少。大部分只是被“撤职”“离岗”。然而,一个地方的公务员考试出现了这样的“丑事”,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也是应该有相应责任的,只针对几个“策划人”开刀,恐怕难以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

考试是最公平的录人方式。而一旦失去公平,后果恐怕难以设想。钱穆先生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中所说,考试“若全无标准,人事奔竞,偏枯偏荣,种种病象,将指不胜屈。”更何况,对于公务员考试来讲,还关系到政府公信力等诸多问题。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诚如斯言,但更要明确,真正的公平正义,不是培养官德就能换来的,一些制度性完善,还要从具体的细节抓起。对于公务员考试而言,最大的确保阳光的进入,并加大对相关事件的惩处力度,才可能慢慢确立威信。另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体制用人原则的不公正现象,根源在于官场之内的种种不正之风,剔除官场腐败,对于确保公务员考试公平公正来讲同样重要。

五、寒门子弟上升空间或被封死

从宋江明的遭遇看,宋江明不是被检验标准“刷”了,而被招录潜规则“涮”了。仅从受到责任追究的6人来看,就可以厘出这样一个淘汰宋江明的路线图:首先人社局副局长、招考办主任赵波领旨或者自作主张把宋江明“拿下”,然后授意给人社局公务员科科长吉新瑞去操作,吉新瑞安排和平医院副院长陈广斌在体检环节上做手脚,陈广斌指使体检科主任韩玉梅具体来落实,韩玉梅安排主检医师祁露霞、技师杨文芳具体炮制假报告。就是这样,一纸体验不合格报告就出炉了,一名寒门子弟上升的空间就被封死了„„

继续“剥”下去,宋江明体检未通过,第二名就会顺理成章递补上来。据宋江明的调查,第二名考生的专业是“资源环境科学”,而“科员2”岗位的专业要求是“环境资源法及相关专业”。根据《山西省行政机关2011年考试录用公务

员公告》附件中一份名叫《公务员录用专业设置分类指导目录》的材料,“资源环境科学”属于第35类环境科学类,而“环境资源法”属于第10类法律类,递补者的专业不符合招考要求。

猫腻也许就在这里,淘汰宋江明,或许就是为了给递补者腾位置。甚至在整个录用考试中,宋江明只不过是递补者的陪衬而已。

范文七:宋平在甘肃的两件往事 投稿:韦愡愢

宋平同志于1972年7月25日经中央批准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在甘肃工作了10年。他常说:“甘肃是个穷地方,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说大话,也说不起大话,所以无论谈到哪方面的工作,都不能把成绩说得太满。”他还说:甘肃有过说“大话、空话、假话”血的教训,在1958年“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征过头粮,曾因此饿死过近百万人,想起这件事就让人心里难过!要永远牢记:在这么多饿死者的灵前还说大话、空话、假话是天大的耻辱!

  我在宋平同志身边工作多年,他对我的教诲是终生难忘的。现在就我亲历的几件往事记载如下。

  “救灾就是抢救人命”

  我认识宋平同志是从1973年到定西地区救灾开始的。在“文革”中,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的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极大的打击和挫伤。加之1971年、1972年两年大旱,粮食产量锐减,许多地方颗粒不收、水窖枯竭、救灾无门,群众缺吃、缺穿、缺水、缺柴,许多人家无隔日之粮,井无可饮之水,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1973年又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情况继续恶化,农民已无法承受连续三年灾荒的沉重打击,都说“三年困难时期又来了”。特别在青黄不接的春荒,天兰、兰新铁路有成千上万的人挤上火车,到新疆、陕西讨饭、“背粮”,通渭、陇西、渭源等县的部分乡村,80%的农民外流逃荒要饭。如果再不设法解决,真的会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悲惨境地。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5月26日,周总理来到西北组会场听取讨论。宋平同志抓住时机,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国务院汇报了甘肃受灾的情况。周总理在5月29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一段甘肃的情况,他说:“我听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很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甘肃人民。”会后周总理立即派8个部委、12位司局长参加组成近百人的“国务院赴甘肃学习调查组”,由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商业部副部长刘忍、水利部副部长王英先带队,从这年6月18日至8月20日,深入到甘肃省中部地区18个干旱县和陇东、临夏地区,对群众的生活、生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和做好救灾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省委决定:由宋平和省委副书记茅林、常委申效曾三同志组成接待组,宋平担任组长。然后从省委、省革委会和有关厅局抽调一批干部,兵分三路,分赴定西、临夏、陇东进行调查与救灾工作。我刚从省革委会北湾“五七”干校经过审查、彻底平反后回到轻工业厅,还未正式分配工作,领导决定叫我随副厅长雷祥同志一起前往,在宋平同志领导下的通渭县做调查与救灾工作。

  宋平同志一到定西就“约法三章”,他说:“我们是来救灾的,周总理指示我们:‘救灾就是抢救人命。’我们就是抢救人命来了!群众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渡过难关,不要再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悲惨境地。所以我们决不能搞特殊化,不搞迎送那一套,更不能大吃大喝,在地、县住招待所,一律吃四菜一汤,下去后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实话实说,不许说假话、空话;对揭不开锅的没粮户,要及时想办法解决,开展生产自救。”

  开饭的时候,定西地委书记王化宇同志(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地委其他领导同志作陪。王化宇同志说:“欢迎大家帮助我们做救灾工作。我们定西是个穷地方,按照宋书记的指示,吃顿便饭,四菜一汤,菜都是定西一带产的。”可是,桌上不是四菜一汤,是两大茶盘菜、一个汤,宋平同志一看就笑了,他说:“好嘛,这是化宇同志别出心裁,大家都吃吧。”这时,他看到桌上有一瓶酒,立刻告诉王化宇:“酒一定不能喝,下去救灾喝什么酒?”他拿起酒瓶问王化宇:“这是山西的汾酒,是定西产的吗?”王化宇同志马上说:“按宋书记的意见办,不喝酒。”叫人把酒全部收了回去。

  我们小组在通渭调查救灾期间,宋平同志曾两次到通渭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和我们一起挨门挨户到农民家中调查访问,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当我们跟随他走进一家农民的住处时,屋内被烟熏的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只见屋内的土炕上没被子、褥子,连一张草席也没有,五个光着腚的孩子和妈妈一起围坐在土炕上,几双明亮的小眼睛扑闪扑闪地惊奇地看着我们,大的有七八岁,最小的还在母亲怀里抱着,哭闹着要吃的,可是家里已经断粮,锅里只有半锅野菜汤;另一家农民,一家五口,将家里能换钱的东西都卖掉买粮了,连屋上的房瓦也揭下卖掉了,仅这个村卖房瓦的就有七户;还有一家农民,穷得连个吃饭的碗都没有,只有一个破钢盔当饭碗,树枝当筷子,谁看了都会心酸流泪!……挨门挨户地走了十几家,都是穷得叮当响。宋平同志几次痛心地流下了眼泪。他只是反复地说:“解放20多年了,怎么还穷成这个样子!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了中央的重托。”宋平同志是不抽烟的,这时他向我要了一支烟,慢慢地抽起来。他问我们:“你们说,我们看的这些农户,每户的家当值不值十块钱?”我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有的说:“不值十块钱。”有的说:“家家户户一贫如洗,哪有值钱的东西!”宋平同志心情沉重地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抓农业生产,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关心改善农民生活。三年困难时期的教训决不能在甘肃重演。”这时,宋平同志没有停留在对农民生活困难的调查上,而是在困难中探索群众生产自救的办法,提高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他对雷祥同志说:“你们轻、手工业方面应当多想办法,找些时间短、花钱少、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帮助群众渡过难关,不能只等中央的救济。”我们说:“通渭盛产胡麻,麻秆可以沤制亚麻纤维,争取出口;附近有陶土,可以烧瓷器,只是工艺落后,产品颜色发黄、制作粗糙,没有销路。”他对这里的陶土非常感兴趣,并且和我们一起到产陶土的山坡上仔细地查看了陶土,要我们帮助改进工艺,多搞些适销对路的产品,他说:“只要认真发掘,生产自救的门路还是有的。”同时他还叫我们把全省轻、手工业的情况给中央调查组写个报告。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罗玉川和宋平同志先后直接给周总理和国务院发了三份特急电报。罗玉川带领国务院工作组于1973年6月20日到达兰州,6月28日就给周总理和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发出第一封特急电报。报告这里的灾情比原来预料的要严重得多,由于连年干旱,粮食产量低、家底薄,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每天吃不到8两粮的生产队占68%,吃回销粮的生产队占83%;有些社员无钱买粮,在卖掉猪、羊、鸡后,就变卖家具、砍树卖柴,有的连房上瓦都拆下卖掉了!通渭一个县就有2322人外出讨要,全县一起外逃的有94户。这时,罗玉川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立即提出请中央筹集粮、款、衣、被等解决困难的意见。经省委同意决定:群众已经断炊的,提前供下月的回销粮;无钱买粮的,增拨一批救济款,以稳定社员情绪。宋平同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接连给周总理和国务院发了两封特急电报,报告灾情在继续发展,人口仍在继续外流,请求中央尽快调入粮款,全力安排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除这三份特急电报外,中央调查组还上报国务院七份关于甘肃灾情的调查报告和开展生产自救的情况(其中一份《关于甘肃省轻、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报告》是我根据宋平同志的指示写给中央的)。不久,国务院就给甘肃省拨来救灾款5650.5万元,救济粮6498.5万公斤,汽车130辆,还有棉衣、棉被等大批救灾物资。以后按照宋平两封特急电报的要求,继续紧迫而及时地将灾区所需的钱粮陆续运到兰州,一直到接上新粮,帮助灾区渡过了难关,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调查中,我们曾给宋平同志汇报过三次情况,他每次都对我们的调查给予明确的指示,他说,要教育干部在发放救灾物资和救济款中,要廉洁奉公,不准贪污挪用;要办事公道,不能徇私舞弊;要分清轻重缓急,按照调查情况,有计划、有秩序地发放;并且特别交代先让光着腚的孩子穿上衣服,揭不开锅的人家尽快解决口粮,决不许饿死一个人。

  坚决抵制把工业学大庆会议篡改为“批林批孔”会的阴谋

  定西地区的救灾工作结束后,我随雷祥副厅长一起回到厅里,但仍然无法平安工作。

  本来我在省革委会北湾“五七”干校对我审查的问题已于1972年正式作了全部平反的结论,并且已经任命我为厅里办事组组长(办公室主任),可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因此受到攻击,诬称这是“继承孔老二的衣钵”,请“隐士”,举“逸民”,要“新老账一起算”,企图再一次把我打翻在地。这时,我就去找在甘肃中部地区救灾工作中认识的宋平同志的秘书张学忠同志,把我在“文革”前的不幸遭遇如实地告诉他,请他报告宋平同志我渴望有个安定的环境能够好好工作的请求。学忠同志向宋平同志反映了我的请求,1974年宋平同志同意把我调到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工作。这是我一生中工作的最大转折。

  1975年初至1976年2月,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的方针,排除“四人帮”的破坏和各种干扰,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年,甘肃工业战线由宋平同志主管,经过整顿也开始出现了生机。1975年5月初宋平同志想借整顿的东风,召开一次工业学大庆会议,认真落实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业精神,推动甘肃工业的发展。

  根据宋平同志的指示,由省工办主任(原省委常委、秘书长)郭坦牵头,从省工业学大庆办公室、省轻工业厅、省煤炭局抽调我和毛敌非、金仲超三位同志,负责起草工业学大庆的报告。可是,当时邓小平同志领导进行的一系列整顿,遭到“四人帮”的疯狂攻击,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紧跟“四人帮”统一部署,攻击和破坏邓小平领导进行的整顿工作,因此置全省工业生产于不顾,企图改变这次会议的正确方向,硬要把准备召开的工业学大庆会议开成“批林批孔”的会议,所以我们起草的工业学大庆报告虽然经过十多次修改、写了十三稿仍然未能通过,我们就这样与之针锋相对地坚持了八个月,始终没有屈服。宋平同志不仅始终没有屈服于这种强大的压力与迫害,更没有掉转船头改变工业学大庆的正确方向,而发难者自己却把这场斗争的真实面目暴露在全省人民面前。我们一直在这场斗争中支撑到这年的12月底。

  从1976年元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时甘肃的主要领导不甘落后,紧跟着开展了这一运动,对1975年各项整顿工作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甘肃省工业学大庆报告起草小组这时也受到了猛烈地攻击,他们诬蔑“郭坦在工办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继承孔老二的衣钵”,请“隐士”、举“逸民”凑成“黑班底”起草工业学大庆报告(报告起草小组的四位同志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批斗)。给郭坦同志贴了一千多张大字报,从省革委会的办公大楼一直贴到大门外中央广场大街的门墙上;尤其是其中一张“七人大字报”,把我们起草工业学大庆报告的四个人作为刮“右倾翻案风”的“黑班底”点名进行攻击。我们对此非常气愤,一致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政治迫害。毛敌非同志是“文革”前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的副处长,对炮制“七人大字报”的成员他都认识,他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去找起草这张大字报的牵头人据理力争:我们工业学大庆报告起草小组的四个人,都是组织上调来的,我们虽然在“文革”中都受过批判,但是都已做了平反的结论,怎么能说我们是“凑成的黑班底”?为什么给我们强加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他们支支吾吾,不作正面答复,只是说:“大字报不是针对你的,你染这件事干什么!”那么,这张大字报是针对谁的呢?很显然是冲着领导筹备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宋平同志的,是有来头的,因为工业学大庆会议的指导思想未能改变为“批林批孔”的会议而触怒了一些人才冒出这场斗争的。由此,在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工作中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全省人民面前深入展开。

  这场斗争开始时,宋平同志因公外出。他回来后,郭坦带领我与敌非、钟超三人对上述情况向宋平同志如实做了汇报,宋平听后冷静而严肃地说:“大家受委屈了!这场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我的,因为我不同意将工业学大庆的会议开成‘批林批孔’的会而触犯了一些人;工业学大庆的正确方向是不能篡改的,这是两种立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前奏和政治阴谋,迟早是会发生的。我贯彻的是中央文件精神,他们找不到直接攻击我的借口,所以只有把你们端出来开刀。”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学大庆报告起草小组于1976年2月被迫解散,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也至此夭折。

  (作者为甘肃省政府原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黄钟)

范文八:宋迪:我最感动的一件事 投稿:段餋餌

细微之间的感动

宋迪

生活中令我们感动的事无处不在,也许只是一个细微的动作,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画面,也许只是一句日常的问候。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的学生和同事。

和三年级的孩子相处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其中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我非常喜欢这些孩子们。别看他们年龄不大,但是却很有自己的想法。考试前给他们做了一个调查问卷,其中有一项是写“你想对老师说的话”。有个孩子写到:“老师,谢谢您对我的教育,您辛苦了,这次期末考试我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来报答您。”因为之前跟孩子们有个约定,说咱们这次平均分一定要上90分,所以为了这个目标咱们要一起努力。孩子们一直没有忘记这个约定,把它认真地放到了心里。这次考试,两个班的平均分都达到90分以上,说明孩子们真的用功努力了。为此我非常感动。

还有的孩子写到:“老师,您应该学一学我们牟老师管的严一点,这样那些男生就不会乱说话了。”孩子们给我提的这一点建议很好,我一直想给他们创设轻松愉快的英语课堂,但是无形中却使得课堂纪律不太好,我确实应该向牟老师学习。对于三年级的两位班主任老师,刘老师和牟老师,我非常感谢。任教这一年来她们帮了我很多。班里有哪些孩子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她们都会帮助我管教。班里同学都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哪些要

多表扬,哪些要多批评,她们都给我做了详细说明。有了她们的指导,我对孩子们更加了解,也更加有利于我的工作。

有人说做教师是一件苦差事,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外,还有没完没了的班级管理工作。也有人说教师是一份“不食人间烟火”的职业,自己的言行举止处处都要做到“为人师表”难!可见教师的工作量之大、心理压力之重是旁人所无法体会的。以上是我与同学们和老师们之间发生的平凡小事,点滴小事却让我非常感动。

老师们的故事很平常,我想每一位老师都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教育事业就是叶的事业,每一名教师就是一片绿叶,孕育着未来的花朵。我很荣幸我跟这些老师一样是其中一片叶子。有句话说得好:“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让我们来干叶的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地垂着她的绿荫。”相信只要老师们能坚持“关注细节用师爱温暖学生,感动家长”的理念,学校的氛围一定会更和谐。

范文九:宋朝警察渎职事件 投稿:郑吐向

  

  雷横和朱仝这两个家伙,一个是郓城县公安局步兵巡逻大队大队长,一个是马兵巡逻大队大队长,他们的手下各有二十个警察和二十个保安。虽然巡逻方式不同,但职能是一样的,都是捕盗贼。

  这两个人能有这样的工作,可以说都来之不易。特别是雷横,打铁匠出生,又杀牛放赌开场子,政治面貌不清不白,还有些前科。政府用这样的人,且把他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是需要有胆略的。因为一旦雷横犯了事,上面追究起来,任用他的人就要吃生活,甚至会派督察组下来督察郓城县组织部整个干部任用制度。

  朱仝的父亲是老板,既然是老板,在县里面行些事情自然要比雷横轻松多了;再说小朱长大后喜欢舞枪弄棒,捐个小领导做做也顺理成章。

  两个人虽然职务一样,但细细比较起来,还是有点区别的。俗话说,同行嫉妒,在工作上,两人既协作,又竞争。两个人不可能走得像铁哥们一样的近,放晁盖这个事情上,两人就各怀鬼胎。县政府领导宋江和他俩都是兄弟,但老谋深算的宋某人和朱仝无话不谈,和雷横就挑话说了。有一件事就可以证明:晁盖等人梁山小夺泊后,派刘唐包重金下山来谢宋江,刘唐说:“这些钱,大部分是您的,小部分托您分给两位都头。”宋江不干,说:“我先意思意思拿一万,余下的你带回去,我钱不够用了再来拿。朱仝和我一样,都不缺钱用的。雷老虎我不方便送,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的事情。”

  说明宋江和雷横的交往是有节制的。朱仝和宋江是一路的铁哥们,自然也得到过宋江的指点:和雷老虎说话留点心,他的嘴巴是新闻联播,藏不住。

  

  二

  

  雷横最被别人看低的,是小气贪财。这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他是铁匠出生,穷怕了。做了步兵巡逻大队大队长后,工资也只能给家里日用,自己手头的花销还是很紧。雷横先前开过场子放过赌,自然也沾惹了一些陋习。比如说,和一些小混混有来往;再比如,经常出入歌舞娱乐场所。出入歌舞娱乐场所是要化很多钱的,门票是小事,主要是给小姐送花篮的钱。漂亮艳丽小歌后白秀英来郓城县某歌舞厅唱歌时,雷横就去捧场了,还坐了最主要的一个位置,因为拿不出送花篮的钱,被白小姐狠狠地奚落了一顿。

  如果说做人有档次的话,雷横和朱仝这两个家伙,有钱又重义的朱仝档次高一点,没钱又粗鲁的雷横档次低一点。不过,档次高也好,低也好,两个人出去,身份都是大队长,对于村干部兼老板的晁盖来说,这两人都得罪不起。朱仝来了酒肉管待,雷横来了,也一样酒肉管待,不能偏心。偏心了,雷横就会不高兴,在抓刘唐这件事上,雷横就不会给晁保正面子。

  

  三

  

  晁盖也不是个好货色,他有村干部、企业家或者什么代表的光环在,骨子里却是个恶霸流氓。

  晁盖的东溪村和西溪村只隔着一条河,有好几次,西溪村的农民回家经过河边时,莫名其妙地淹死在河里。所以,西溪村的人说,这河里有河水鬼。于是,西溪村由村委向村民集资,凿了一个大青石宝塔放在河边。据说,这样就可以镇住河水鬼。这是迷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都是西溪村内部的事,都和东溪村无关。

  但是晁盖火大了,一个人�过河去,将青石宝塔托了回来,放在自己村这一边,不还给人家。理由是:你们把河水鬼赶到我们村这边来了。

  这好没道理。西溪村说有河水鬼,是因为淹死了几个人。凿个塔放在河边,不过是借着迷信平平大家胆怯的心。而宝塔凿好后,东溪村并没有因为河水鬼赶到这边来淹死人,晁盖硬是这样说,显然是无理,其是一。其二,你既然认为对岸的宝塔有碍东溪村的风水,应该和西溪村心平气和地商量,商量不通,也可以叫政府派员来解决。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将宝塔搬过来,那是蛮横。第三,如果政府也协调不好,你东溪村也可以凿个青石宝塔放自家河边呀,这样河水鬼也不会过来了,说不定河水鬼被镇得呆不住了,朝外逃到石碣村那边去,甚至是继续朝外逃,逃到烟波浩荡的八百里梁山泊里,淹死几个强盗也好呀,这叫没有远见。第四,托塔过河虽然是个人行为,但势必会激起西溪村民的群愤,他们那边派人过来要,还不和你们村民争执起来,引发群体性事件?要是事态恶化,导致村庄之间的械斗,那后果就更不敢设想,这体现了晁盖的无知。

  

  四

  

  晁盖是个恶霸流氓,但往往,恶霸流氓的朋友特别多,黑道和白道上的朋友,都被他耍弄得服服贴贴。雷横和朱仝,是他在衙门里认识的一些朋友中的两个。两位都头很敬佩晁盖,因为晁盖有托塔的神力,因为晁盖讲义气可以做朋友,还因为晁盖“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像个好汉。雷老虎的和晁盖交厚的原因还要多一条,就是晁经常送些红包啊,字画啊,购物券啊,香烟啊给他,几年下来,总数也可观的啦。

  警察和老板的交往,忌讳的应该是警察,他们会先观察这些老板,性格怎么样?口风严不严?实力足不足?会不会出事?等等。如果晁盖性格差、口无遮拦、没什么大钱、经常替犯事的人来开后门,那么雷横和朱仝就不会和他做朋友。

  这样看来,衙门里的人也是很“师爷”哦。是啊,没有办法,警察有警察的苦衷。俗话说:官好做,吏难当。一旦县里出了什么大事,县官老爷就玩责任倒查,找出一两个“吏”来顶罪,查你封你关你杀你,都没得商量。封建社会还有一个株连的规矩,你犯事了,父母老婆小孩都要被你牵连,甚至邻居也会有麻烦,这很要不得。所以,为吏的第一怕自己犯事,第二怕犯事后牵连家人。但是,为吏的不犯事是不可能的,因为平时在老板和服务对象那里吃点喝点玩点拿点,已经上纲上线了,不过是有的东窗事发,有的没有东窗事发而已。哎,晚上睡不着觉啊!只能企盼第二点,就是犯事后别牵连家人。

  老狐狸宋江有好办法。他首先和家里的人写断关系,立下执凭文帖,在法律上,宋江的刑事民事责任已和他们无关,幸好宋江没有正配的老婆,否则也要先行签订离婚协议书。宋江写断和家人的关系,既可以不牵连家人,还可以洗钱,或转移财物。其次,在家里设暗室,可以临时躲避官府的追缉。立执凭文帖不是宋江的独创,那时做吏的普遍这样干。也就是说,雷横和朱仝也应该立好了执凭文帖。宋朝的这种立具和家人断绝关系的执凭文帖的现象,说明了当时的公务员确实难做,还有,那时的公务员普遍干坏事。

  

  五

  

  我们一般是这样说的:上面的工作措施总是好的,就是执行的人不对头罢了。这话有道理。新县令时文彬时老爷以民生为重,为加强治安巡逻,遏止盗贼肆狂,推出了夜间大巡防工作机制。叫两个都头各带自己手下的人,一个出东门,一个出西门,开展全县范围的巡逻。时县令的工作要求是严厉的,要雷横和朱仝两批人马,每晚必须巡逻到离县城很远的东溪村,摘大红叶树的叶子回来交差。也就是说,要在东溪岗亭签一个到。否则,就视为不到岗,要责罚。时县令还说“不可扰动乡民”。这是多好的工作措施,就是现在的我,听了后也不免钦佩时县令。

  但是,每天晚上六时下乡,早上六时回来,县里不给夜餐补贴,在最远的东溪村那边也没有公费夜餐的小店,这样几个通宵下来,谁吃得消啊。即使有夜餐补贴也吃不消。你雷横和朱仝是好汉,能撑,但是下面四十个弟兄就要喊娘了。所以,既然县令对雷朱两人说“休辞辛苦”,那么雷横和朱仝只好“扰民”了。

  比如说雷横,他肯定这样想:从城关出发到东溪,一共要经过三十个村,三十个村就有三十个保正,俺老雷平时对他们也不错。现兄弟有难了,一个月在每位老兄的家里耽搁一晚,吃吃夜宵,打打瞌睡,也不算过分吧?

  朱仝也会这样想,他可能更加认真点,先去把大红叶给摘来,要多摘几片(雷老虎忘记时分给他几片),反正老爷不就是看红叶识人吗?

  朱仝的确把细节考虑得周到一点,上面领导也喜欢,所以后来组织把朱仝提到看守所所长的位置上去了。

  

  六

  

  第一起渎职事件,是雷横干的,他把混混刘唐给放了。

  雷横抓住刘唐的时候,刘唐还是个不起眼的小混混,还不是后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大流氓。可以说,像灵官庙供桌上睡觉的小混混刘唐,济州地区到处都是。

  雷横抓刘唐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睡得蹊跷,亦且面生,又不认得”。抓来后,就把刘唐像妖精吊猪八戒一样吊在晁盖家的门房里。晁盖不说情,雷横就会把刘唐带回衙门拷问一番,有案情也好没案情也好,关总是要关几天了吧?如果刘唐把预谋抢劫的犯罪事实招出来,那罪孽就更大了。可见,那时警察的执法环境是如何宽松啊――刑讯逼供是天理,冤假错案是常情。对上,警察是难做,对老百姓,警察还是很好做的。

  那时,执法环境的宽松,还表现在定性和量刑的随意化。量刑随意化,从宋江杀阎婆惜和雷横杀白秀英这些案件中就可以看出来。雷横抓刘唐和放刘唐,就反映出执法定性的随意化。

  雷横一开始在庙里看见刘唐,心里就想:“原来这东溪村真有个贼。”然后“大喝一声”,“把那汉子一条索绑了”。而在晁家门房里,绑刘唐也绑得特别紧,晁盖去看时,“只见高高吊起那汉子在里面”,“下面抓起两条黑��毛腿,赤着一双脚”。警察绑犯人,有很多种绑法,像刘唐这种绑法,是最高待遇了,不但五花大绑,还吊了起来,如果不是重要犯人,一般是不会这样绑的。可见,雷横最初,是打算把刘唐的事情做大的。

  但是,和晁盖交涉后,雷横就把这件事情说得很轻描淡写,甚至直接说刘唐“不曾做贼”。也就是说,雷横自己承认抓错人了。

  雷横怎么会抓错人呢?因为被他抓的这个赤发鬼刘唐就是十万财富大劫案的发起者、煽动者和主要参与者,还是后来对抗朝廷的叛乱军骨干分子。要是雷横把刘唐收监了,那么一起特大抢劫案就不会发生;如果在拷问刘唐时刘唐招供预谋抢劫事实了,那么权倾朝野的蔡京蔡太师和他的女婿梁中书一定会重赏雷横,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看守所长,就是进京做个少将武官,也蛮有希望的嘛!

  

  七

  

  第二起渎职事件,便是放晁盖。

  黄泥岗十万贯财物大劫案,跟两个倒霉鬼有关。一个是梁中书,他这个女婿做得好窝囊。老丈人蔡京去年生日时,小梁送礼物去,礼物在半路丢了;今年老丈人的生日礼物还是丢了。我如果是梁中书的丈人,就会想:奶奶的,其他几个女婿的礼物从来不丢失,就是这小梁事情多!他会不会捣我糨糊?

  当然,蔡京是不会这么想的。还有一个倒霉鬼是青面兽杨志。他呀,前些年押送花石纲,黄河里翻了船;今年押送生辰纲,药酒里翻了船。杨志是名将后代,一心想报效国家,但是运气实在太差,结果只能做强盗,这是国家的悲哀。

  黄泥岗案是宋朝警务信息化的一个有力佐证。那个时候啊,对旅馆这类特种行业管理已经比较完善啦。你看,官府说,开旅馆要“置立文簿”,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想作假也难。在此基础上,实行住宿登记制度,“每夜有客商来歇宿,须要问他那里来,何处去,姓甚名谁,做甚买卖,都要抄写在簿子上”。官府对登记情况还要检查。不可谓不严格。刘唐为什么晚上不住旅馆只睡在野庙里,就是这个原因。

  晁盖等人,就是在登记的时候,被何观察的弟弟何清认出来的。可以说,这起大案就是在旅馆业登记环节中找到突破口的,尽管那时晁盖他们报的是虚名。

  这起渎职事件的当事人是朱仝。雷横也想救晁盖,但是他插不进手。

  当初雷横放刘唐,不过是放了一个小毛贼,即使时县令知道了,大不了弄个行政记过,扣发该季度考核奖罢了。但是朱仝放晁盖等人,性质就严重了,因为晁盖等人现在是朝廷A级通缉犯,事情败露了,不但朱仝要下监狱,连时县令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朱仝放晁盖是因为“朱仝和晁盖最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说不清啊。我只能从朱仝的身份上推测这起事件。首先,朱仝认为,晁盖是个好汉,换了自己落难,晁盖一样会来救自己。其次,朱仝认为,做吏的,黑道上一定要有铁哥们,这是自己的后路。第三,朱仝认为,法律是老百姓的戒条,是自己手中的人情。第四,朱仝认为,我们是利益共同体,晁完了,保不定我也会完。不是我去抓,我还可以找借口说不知情,现在是我直接去抓,我怎么抓得下手呢?

  雷横更加不用说了,晁盖过年过节孝敬的银子足可以打造一根大银链,把雷横的手脚绑缚住了。

  

  八

  

  第三起渎职事件,是放杀人犯宋江。这起事件,雷横和朱仝都参与了,不过是朱仝主要一点罢了。

  宋江这个人,虚伪得很啊,说是孝义黑三郎,他到底孝在哪里?三十来岁的人了,不正正经经娶妻生子,给宋太公的晚年添个乐趣,每天只爱结交一些狐朋狗友,不像样啊。还有,他仗义疏财,狐朋狗友来了,他又是陪吃陪喝,又是送银子,好像他家里开着银行似的。一个小小的押司,哪来那么多钱使。宋江的家里也不富,父亲和弟弟宋清两人在村里务农,守些田园过活,不可能给宋江按月汇款。宋江曾对前来送金条的刘唐说:“我父亲那里根本不愁钱花。”倒是说明宋江在挥霍之余,经常寄钱给家里。还有,宋江还能买公房,养小蜜,连小蜜的娘也一块儿养,他的钱真他妈的多啊!

  所以说,宋江是个隐藏极深的大贪污犯。宋江利用职位之便敛财的条件是成熟的,一者,他和县太爷关系好;再者,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

  对于雷朱两位都头来说,宋江是偶像级人物,连州里的何观察初次见到他,也要“倒地便拜”,牛洞啊!所以,偶像有事情了,粉丝自然要帮忙,铁杆一点的如朱仝等人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了。

  要放杀人犯宋江,表面上看,是一件很难的事,很大的事,其实是一件很容易很小的事。宋江如果在监狱里,朱仝要放他,的确很难;但是宋江藏在自家的地窖里,士兵们都搜不到,朱仝当然可以装作搜不到咯,不是很容易吗?要不是宋江先前告诉过朱仝有这么个地窖的话,朱仝和雷横也搜不到。也就是说,放宋江比起那天放晁盖他们,危险系数要小多了。

  我不得不佩服朱仝的心细。他放晁盖,是边追边放,对士兵们来说,自己是在奋勇追赶;而对晁盖来说,自己是护送有加,两边都讨好。他放宋江,是揭而不发。一般看来,朱仝放宋江有故意显耀人情的嫌隙,因为,既然你要放,就别去把地窖的盖子掀开来了,惹得宋江一阵惊吓,宋江这么精明的人,事后获知你朱仝来过了,肯定会明白是你放了他。其实不然。朱仝知道,宋江犯死罪后,必然流亡在外,也许终生不能回来,他与宋江在地窖口相见,是一次长别,不能不见个面,顺便问宋江去哪里,日后自己好主动去找寻。更加重要的是,朱仝告诉宋江:“今晚便可动身。”这是朱仝提供给宋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条信息至少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是今晚朱仝已经知道衙门里暂时不组织搜捕了,或者他会想办法不组织搜捕,今晚出逃是最好的。二是今晚以后,第二波来的全城搜捕是很严密的,宋江不但逃不走,就是躲在地窖里,也有可能被人家翻出来。

  朱仝这次给雷横机会了,让他也插进去一脚,不带走宋太公和宋清。这样让雷横觉得也很有面子。

  

  九

  

  和朱仝、雷横有关的最后一起渎职事件,就是朱仝放雷横。

  雷横很冤枉,被县令的姘头给陷害了,赤裸裸绑在勾栏门口,弄得“插翅虎”变成了“插翅难飞虎”,哀啊!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可以料想得到,朱仝远比雷横有政治前途。朱仝和宋江性格很合得来,无话不谈(宋江甚至连家里的地窖都告诉了朱仝),多年下来,朱仝应该也“吏道纯熟”了吧。最直接的明证就是,朱仝和旧县令关系好,和新县令关系更好,可谓是两代红啊。新县令还给朱仝提任看守所所长,不用再像雷横那样到处巡逻奔波了。“吏道纯熟”这个词有得研究,雷横就不“吏道纯熟”,他连新县令的生活圈也没有摸透,以致不小心惹上了县官老爷的姘头,真是自讨苦吃。

  雷横一枷把白秀英打死了,在朱仝的看守所里关了两个月,然后再由朱仝押着雷横去济州,看来是死路一条了。

  于是朱仝打算解救。朱仝解救雷横化了不少脑筋,先是雷横关在自家监狱的两个月内,朱仝想方设法到知县那里托人情,最终不济事。于是,朱仝在押解路上找个机会直接把雷横放了。

  如果说,前三起渎职事件是在瞒天过海上赌一把的话,这次,朱仝连赌一把的机会也没有。朱仝在明明知道放了雷横,自己肯定要进监狱的情况下,还是把雷横给放了。也就是说,朱仝拿自己的富贵前途和人身自由换回了雷横的性命,使我仿佛从这起渎职事件中看出一丝光彩来。

范文十:宋兆普: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投稿:潘姺姻

作为一名医生,他见惯了生老病死。4年前,当面对一群被遗弃的脑瘫患儿时,人性最朴素的情感就已经逾越了职业特有的惯性。

  这是3月末的一个暖日。一群来自美国百事宁慈善组织的慈善人士来到河南省汝州市金庚医院,根据该组织的计划,他们会在这里挑选多名已病愈康复的脑瘫儿童 ,为其在大洋彼岸找到新家。

  在金庚医院,被收治的患儿中绝大部分为弃婴。在宋兆普的记忆里,这已经是该组织第四次来到医院“领养”孩子了。在此之前,已有多个国际性的慈善组织参与其中。

  作为医院的院长,每到这时,面带微笑的宋兆普眼神总是若即若离。治愈这些曾被遗弃的患儿并为他们找到一个温暖的家是他最渴望看到的,而与患儿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亲子之爱浇筑的情感早已嵌入他心底,挥手亦为分别,每送走一个孩子,他的心就被掏空一次。

  一个医生的选择

  现在的宋兆普虽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花白的头发早在几年前就已出现。

  在外界看来,物质社会的年代,能够执掌一家非公立医院在生活上应该是“超群脱俗”的。

  宋兆普也坦言,如果没有4年的那一次选择,他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操心。自2002年成功地把父亲成立的诊所发展成为现在的汝州市金庚医院以来,医院的年营业额就有七八百万元。

  2009年4月,河南省民政厅的一位工作人员找到宋兆普,告诉他河南省15个福利院收养的孤儿中一半以上是被父母遗弃的脑瘫患儿,由于找不到好的治疗方法,有的都20岁了,还不会动,想送20名患儿来治疗。

  宋兆普生于汝州市纸坊乡陶村的一个中医世家,16岁开始师承其父著名中医大师宋金庚,后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

  通过几十年的系统学习和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对脑瘫疾病深有研究的宋兆普比谁都清楚,脑瘫是新生儿分娩过程中窒息缺氧等因素导致的脑神经损伤,是世界性医学难题,不少家庭因病致贫并将脑瘫患儿遗弃。

  对于民政厅的“求援”,宋兆普一口答应了。他跑了4家福利院,看到的情况让他震惊。

  “那里的孩子们有的硬得像棍,有的软得像泥,不会站立,不会说话,躺在床上,目光呆滞连哭声都很少。”他回忆说。

  作为一名医生,宋兆普见惯了生老病死。但当看着这些无助的孩子时,他流泪了:“福利院竟有这么多重度脑瘫孩子,他们太可怜了,得赶快治疗,否则一生就耽误了。既然福利院治不了,我就带回去治。”他随即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不讲任何条件,先收治100名患儿。

  善事是本难念的“经”

  事实上,这个中年男人在做决定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这种善事不好做,但他并没有往后退,反而安慰自己说:“往大了说,我是一名医生,医者要有仁爱心;往私里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也是给自己积德行善。”

  2009年5月,当全省15个省辖市属社会福利院的128名重症脑瘫孤儿到来之后,宋兆普才发现这条救治之路走起来有多艰难。

  这些脑瘫弃婴不能自主饮食,营养不良是治疗的最大障碍,为了使弃婴能早日康复,宋兆普高薪聘请了100多名有爱心、有耐心的护工“妈妈”,24小时全天候喂养照料。

  与此同时,救治费用大大超出了宋兆普的预估,上百名脑瘫弃婴吃住在医院,吃喝拉撒每一样都是不小的开支。医院每月用于这些患儿的生活费、护养费、治疗费等都不下五六十万元。

  更为重要的是,脑瘫患儿的治疗和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则一年,一般都得两三年,甚至更长。但目前有关部门核定的康复经费是按救治人数一次性拨付的,因此民政部门虽然拨付了一定的康复经费,但与实际开支差额较大。

  在支持政策和资金不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为救治脑瘫弃婴,宋兆普开始四处筹措康复经费。四年下来,宋兆普不仅花光了医院多年的积蓄,甚至还不惜卖掉了库存的部分名贵中药材和家里的一处房产。

  宋兆普的一位童年时期的玩伴看到他为做好事,为救孩子,头发白了,家底空了,很是心疼,便劝他:救孩子是社会的事,不是一个人能用家产、用命去换的。但在宋兆普看来,脑瘫患儿的最佳治愈年龄是6岁以前,如果及时治疗,会和正常孩子差别不大。

  “看着这些孩子越来越好,就是给我最大的安慰。这辈子我只想做好这一件事。”面对朋友的劝说,宋兆普的态度如此坚定。

  由于治疗效果明显,2010年9月,宋兆普的医院被民政部增设为省级“明天计划”脑瘫儿童治疗康复定点医院,这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家脑瘫康复医院。

  让孩子们记住自己的“家”

  采访中,宋兆普提到了袁厉害和兰考的那场大火。他觉得,火是无情的,但人是有情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积极探索救助孤残儿童的模式。

  在他看来,首先应当明确医院并不是收养机构,而是一个救治机构。医院应当与福利院结合,建立良好的救治机制,将中重度疾病的孤儿送至医疗机构治疗,待治愈康复后,让他们重返福利院。

  事实上,由于金庚医院场地有限,不能收治更多的脑瘫弃婴。2011年宋兆普采取了部分患儿留在福利院护养、由金庚康复医院定期上门会诊送药的办法,使更多的患儿及时得到救治。

  不仅如此,身为河南省人大代表,宋兆普在今年的河南省“两会”上呼吁给予脑瘫患儿更多的关爱,优先开展脑瘫儿童抢救性康复治疗,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安排足额的专项资金,对贫困脑瘫儿童家庭及承担康复任务的医疗机构予以扶持。同时,将福利机构和贫困家庭脑瘫儿童的医疗费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救助等政府医疗保险。

  宋兆普说,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他所做的就是坚持。因为他多坚持一年就会有更多的脑瘫患儿得以康复。

  按照惯例,每一个康复出院的孩子们临走前,宋兆普都会托人给他们一块玉做成的平安符,玉佩上刻着孩子的名字,护佑孩子们平平安安。还要用一个小袋子,给每个孩子装上一捧土,让他们带在身上,今后无论在哪里,都能记得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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