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一群革命义士_范文大全

十月围城一群革命义士

【范文精选】十月围城一群革命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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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十月围城一群革命义士

【优秀范文】十月围城一群革命义士

范文一:“非革命”的《十月围城》 投稿:杜湒湓

  [摘 要] 2009年的贺岁大片《十月围城》是作为“主旋律”电影来通过审查制度和吸引观众眼球的,其中含义最丰富的是“国父”孙中山的形象和“革命”的主题,也是二者把影片的所有情节贯穿在一起。但是在影片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打场景和很悲催的死亡场面下,被放大了的恰恰是与真正的“革命”相距甚远的“救世主”神话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情结以及刻意的“人性化”叙述下对“革命”意义的消解。

  [关键词] 革命;“非革命”;人性;消解

  

  一、关于革命

  “革命”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一个标准的现代外来词汇。虽然也有人从中国的古老典籍《周易》中找到了“革命”的出处,但那里的革命丝毫不具有我们所公认的现代意义。在西方,“革命”一词最早出现的领域是天文学,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中第一次用到,它的词源是拉丁文,在哥白尼的著作中也保留了拉丁文的原意,用来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革命”第一次被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使用是在17世纪,它是以隐喻的形式出现的,它的隐喻义也更接近其原义,即向某个预定点循环往复的运动。在这种意义上“革命”被用在了英国1660年推翻克伦威尔所建立的共和国,重新恢复之前的君主王权统治之时,同样的意义又被用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光荣革命”其实是英国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避免詹姆斯二世实行的崇尚天主教、压迫清教的执政方式,从国外请回了信奉“国教”的詹姆斯二世的长女和女婿执政,赶走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保住了英国“国教”的地位。从“革命”所用的具体语境来讲,它的最初两次运用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复辟”的意思。

  到了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的原初意愿也仍然是“复辟”,想要恢复被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力和被绝对君主专制所破坏及践踏的事物的旧秩序。美国革命中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过“据我所闻,任何一个人,醉也罢,醒也罢,但逢高谈阔论之时,都从未流露过一丁点儿对独立的盼望,也从未暗示过独立对美国有什么好处。”①法国大革命中的托克维尔也说过类似的话“人们终将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旧政权的复辟。”②然而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家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复辟是不可能的了,他们需要从事一项全新的事业,于是“革命”一词有了新的含义,它的基本意思表达的是社会、特别是国家政体的基本性质的改变。“自由立国”成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人权、平等、自由、正义、人类主权等观念贯穿于革命之中。

  关于革命,美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阿伦特做过深入的思考。阿伦特把革命看作是一种表现人类特殊能力的形式,人类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自由行动的能力。阿伦特认为革命许诺了历史进程的重新开始,随之出现的是一个个全新的故事。有了这个全新的开端之后,引起社会的变迁,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新的政治体,把人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并非所有的政治巨变都是革命,有没有革命要看有没有人在历史存在中开创未来,缔造社会的新生,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阿伦特从人的行动和它的自由原创性,来论争和评价革命及其带给人的希望。真正的革命源自人的生生不息的开新能力、自由行动,革命的目的是创造真正的公共自由领域,政治自由是真假革命的衡量标准,也是评判革命是否成功的价值标准。③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先驱人物,包括孙中山先生,无不承诺革命将带来一个以政治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等现代价值为核心的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这是中国革命合法性的依据。但是在电影《十月围城》中,这种合法性是作为画外音的形式出现的,呈现给观众更多的是孙中山的“救世主”形象和小人物那种懵懂的或为忠或为义走向毁灭的结局。在这里,完全没有现代“革命”的气息,有的只是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忠义”情结以及一些非革命的死亡。

  二、“非革命”的死亡

  《十月围城》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05年的香港中环,那是一个革命人士总是遭到杀害的年代。知悉孙中山(张涵予饰)即将抵达香港参加与13省革命代表的秘密会议,清朝政府随即派遣将军阎孝国(胡军饰)前来刺杀。他收买赌徒沈重阳(甄子丹饰)作密探。适逢富商李玉堂(王学圻饰)之子李重光(王柏杰饰)考学庆典,沈重阳见前妻月茹(范冰冰饰)与幼女已成他人家眷,黯然离去。为保护孙中山的人身安全,身为革命党人的《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梁家辉饰)邀戏班班主方天(任达华饰)出手,结果戏班惨遭灭门,其女方红(李宇春饰)侥幸生还。陈少白被擒,与阎孝国相见,师生二人谁也无法用自己的爱国观念说服对方,终于决裂。独子游行、好友被擒等变故以及陈少白的亲笔委托信,使李玉堂不再恪守“只出钱、不出力”的支持革命工作方式,转而开始亲自出面寻找能够保护孙中山的人选,引得探长史密夫(曾志伟饰)查封报馆。其间,李玉堂帮车夫阿四(谢霆锋饰)与恋人阿纯(周韵饰)订婚。月茹夜会沈重阳,要他弃暗投明。打女方红(李宇春饰)、小贩王复明(巴特尔饰)、乞丐刘郁白(黎明饰)等人也先后在李玉堂的感召下进入到保护孙中山香港之行的行列。一场惊心动魄的全城追杀与保护的对手戏由此展开。 在追杀与保护的过程中,死亡伴随始终。最先死掉的是片头慷慨激昂演讲的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张学友饰),他是革命志士的代表,他的被杀显示出革命人士在当时香港的危险处境,也为下文孙中山赴港遭到刺杀做了铺垫。随后死掉的是戏班班主方天,他的内心有着对革命的明确认知和憧憬,他在赴死时是从容而又骄傲的。如果说他们二人的死亡意义在于为革命做出牺牲的话,那他们是死得其所,至少达到了自己所期望的结果,为心中的未来和希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接下来的死亡却显得懵懂而又模糊,类似于稀里糊涂的死掉了。

  首先是沈重光,他的死和革命没有丝毫的关系,作为一个极度嗜赌的赌徒,他活得犹如行尸走肉,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尊严、不顾廉耻的人。他的改变只是因为知道了自己有一个女儿,女儿在李玉堂家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果想要女儿的体面生活能够继续,他必须听从前妻的指令,去保护这个有能力为女儿提供衣食的“父亲”,为了父爱,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其次是方红,她没有她爹方天所拥有的理想,也不太能明白使爹爹勇于献身的是什么事情,她甚至不停地埋怨爹爹带着她背井离乡使她失去了安定的生活。爹爹死了,她后悔自己的埋怨,为了完成爹爹的遗愿,并且坚信只要是爹爹要做的事情,自己就应该帮爹爹做完。为了表达对爹爹的孝敬,方红勇敢地走向了死亡。

  再次是王复明,被少林寺赶来出来的和尚,拥有着高强武功的同时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灵,他佩服和尊敬李玉堂,想帮他一个小小的忙,然后期盼着能够重新回到少林寺,和他的花花草草做伴,他不知道这个“忙”是要帮到死为止的。就连临死之前的那一声呐喊,也应该是喊给少林寺听的吧。

  然后是阿四,他是一个下人,老板器重他,给他说了媳妇,他对老板感恩戴德,不能让心肠好的老板遭难,并站在老板的立场上去保护少爷李重光。直到死的那一刻,阿四也不知道少爷到底在顶替谁,他只知道老板只有这一个儿子,少爷不能死。他死了,死于看家狗般的忠诚。

  至于刘郁白,爱上了父亲的女人并导致父亲和那个女人双双死去的富家公子,早已经没有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资本和价值,他沦为乞丐,只有李玉堂还叫他“刘公子”,时不时地施舍他大洋去抽大烟。当李玉堂帮他赎回祖传的铁扇时,为了这份知遇之恩,去死也是他心甘情愿的,何况这还是一个相当灿烂的了断。

  最后是李重光,一个不谙世事的热血青年,民主启蒙的初始接受者,他的心目中有着对新中国、新社会的强烈向往,为之献身,也是他主动的选择。而且影片中只有他的思想里有着生命平等的概念,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样的,都很珍贵、有价值,不因为出身而有所不同。因为瞥到了死亡的影子,他有惊恐、有战栗,但仍然勇敢地坐上了那辆人力车。

  在这些后续的死亡中,除了李重光一人对于自己所要献身的那个人和事业有着清醒的认识之外,其余的人都是稀里糊涂就挂了,甚至直到生命之灯熄灭的最后一刻,都不知道自己是为谁、为什么而死。虽然片尾的字幕列举了刺杀事件后革命党人策划的一系列起义,直至最后的辛亥革命,为了要给这些人的死亡一个为革命牺牲意义上的定位,但是力量是那么的微弱,显得牵强、苍白而又无力。反复穿插的孙中山高大背影以及壮怀激烈地指点江山的话语,更是带有一点点反讽到令人可笑的成分。

  三、“人性”消解“革命”

  “人性化”叙事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一种叙事方式,最初是在文学领域,作为对建国后文学形象“高、大、全”的一种反叛和反驳,认为人物形象应该是立体的,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在具有社会属性的同时也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如果说在最早尝试“人性化”叙事的先锋派“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着重揭露的是人类自然属性中的卑琐欲望和邪恶动机,那么香港导演陈德森在《十月围城》中正好相反,他想通过影片讲述的是20世纪初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香港社会底层小人物卑微而又低贱的生命下隐藏的深沉爱国热情以及天性的淳朴善良、有情有义。但是这样的叙事方式严重消解掉了革命的合法性,因为影片呈现出来的是那么多无辜的生命仅仅因为一个人,或者说一个象征符号,不明不白的就没有了。如果从电影剧本的提升空间和悲剧效果来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为谁而死,要比完全理解并从容赴死,更能体现某些人性的光辉和悲剧感,但是让那么多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自由、平等、人权”为何物的人去当炮灰,反衬出革命者及其革命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因为像天神一样主宰了别人生死的陈少白和李玉堂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地知道对手的凶残程度,他们也很心知肚明所谓的保护其实就是拖延时间,就是被屠杀。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的电影理论和文学批评家崔卫平认为在革命或者战争中,真正的人性体现应该是把死亡线上的人往回拉,不拉的人就应该因为他的行为而受到谴责。《十月围城》中不仅是不拉,反而是往前推,把毫不知情的人推到死亡线上去,这就不仅仅是谴责,而应该受到审判。所以在一厢情愿、前赴后继的舍生取义过程中,革命的面目越来越可疑,真正的革命者面目越来越可憎。当陈少白反复强调“中国人的幸福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时,让人想起的更是中国历史上的“天赋皇权”“上天之子”等神话,而不是以“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等为旨归的现代革命。影片在放大这些小人物的死亡方式和结局时,忽略掉的恰恰是死亡的意义。影片中的孙中山有过这样的台词“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这也算作影片对这些小人物的死亡意义的补充,但是这种痛苦不应该让小人物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来承担。这些小人物,他们是“被死亡”的一群人,虽然死亡在所难免,就如李重光在剧中所说“整个中国都卷进来了,我能不被卷进来吗?”但是至少应该让“卷进来”的人如李重光一样,自己来决定生死,而不是稀里糊涂,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死,这应该是对现代意义上,尤其是阿伦特意义上“革命”的绝大背离:以追求自由为己任的革命,连让为它而死的人清醒地选择死亡都做不到。

  注释:

  ① Clinton Rossiter:�First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56年版,第4页。

  ② Alexis de Tocqueville:�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Parice,1953年版,第72页。

  ③ 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作者简介] 刘红娟(1976― ),女,河南西平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

范文二:《十月围城》的“革命叙事” 投稿:段櫳櫴

  [摘 要] 在中国电影发展到以“大片时代“和“票房为王”为特征的新的历史阶段后,曾经独领风骚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进入了艰难的调整期,如何在主流价值观、艺术表现和票房收入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是此类电影所面临的共同难题。这样的背景下,《十月围城》的“革命”主题和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出路,即对人性的尊重,对革命的差异化和多样化书写,对历史盲点区的重新审视和挖掘。  [关键词] 《十月围城》; 叙事策略;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在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类型,成就了无数经典,创造了无数辉煌。但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以“大片时代”和“票房为王”为特征的崭新阶段,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这个曾经引领时代风潮、创下无数经典的巨人却日渐落寞、步履蹒跚。往日无往不利的拍摄手法、故事结构、角色定位和叙事策略在今日这个完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统统失去了效用。在中外大片的夹击下,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艺术上遇到困境的同时,电影票房亦是一片惨淡。如何在主流价值观、艺术表现和票房收入之间寻求一个微妙的平衡,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人不得不解的一道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重新审视既叫好又叫座、又商业又革命的《十月围城》便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十月围城》讲述了在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赴港与十三省代表会商起义事宜,为了争取到这宝贵的一小时,革命精英、落魄军人、成功商人和一群来自底层的贩夫走卒组成的“保镖团”用鲜血和生命换取时间,把清廷派来的杀手死死拖住,确保了任务的完成。从主题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叙事”,但是在呈现主题的方式上,《十月围城》却和传统的“革命叙事”有着很大的差别。  一、“革命者”与革命的距离  在经典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按照“与革命的距离”这条标准,可分为三类人:与革命“零距离”的革命者;革命的同路人;与革命“形同陌路”的有待启蒙的劳苦大众。《十月围城》里的人物同样可以这样划分。  (一)“零距离”革命者:陈少白和李重光  陈少白是一个标准的“革命”模型,张口民主,闭口共和,满嘴宏大的革命理论,意志坚定。在他眼中,在革命这个大机器面前,除了“孙先生”,任何人都是齿轮,可以替换,可以牺牲,包括他自己。陈少白和传统“革命叙事”中的革命者一样,具有红彤彤的革命情感,但是他身上也贴满了那本与革命者形同水火的“软弱标签”——高度近视、身体孱弱、手无缚鸡之力且见血就晕。  青春飞扬、一腔热血的李重光亦如是。在革命者头衔的后面,他还仅仅是个17岁的孩子。在严父面前,他战战兢兢;在传说中的大人物孙文的母亲面前,他局促不安;在血淋淋的革命面前,他也会双手颤抖。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那句“我一闭上眼就是中国的明天”才如此撼动人心,他死前的微笑才会如阳光般和煦温暖。因为他是革命者,他更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过去,革命者是无可置疑的主角,是聚光灯下绝对的中心,他们毫无弱点,神一样地被尊崇和膜拜,但是他们遥不可及。在《十月围城》中,陈少白和李重光,昔日的红花成为众多与革命“距离无限大”的市井小民的陪衬,身上也充满了各式各样“人性的弱点”,他们反而更加真实了,就像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也惟有这样,他们的选择,他们的牺牲才更加触动人心,产生共鸣。  (二)革命同路人:李玉堂  李玉堂有一句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身份标签,“我是个生意人”。虽然手底下的《中国日报》社是宣传革命的大本营,虽然陈少白一直没有放弃向其灌输革命道理的努力,但是李玉堂对革命依然严格遵守着当初划定的界限,“只出钱不出力”。李玉堂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对革命的态度,他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新世界。但“陈少白的死”激起了他的义愤,而港府的坐视不管又唤起他深埋于心的中国人的尊严,两者的合力推着他向着革命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他依然不是革命者,他口中那些慷慨激昂的革命道理不过是鹦鹉学舌般地现学现卖。他虽然一手拉起了保护孙文的队伍,但他无法像陈少白那样把一切牺牲都看做理所当然。然而,就像陈少白说的那样,李玉堂给革命掏钱那天开始,就已经和革命扯不清关系。革命者随时准备牺牲,但革命却夺走了比李玉堂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他40岁得来的惟一儿子。当镜头直直定格在李玉堂那张老泪纵横的面孔时,孙文的那句关于革命的定义放在这里无比贴切,“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是革命”。  (三)既与革命“形同陌路”,又是实实在在革命主体的底层民众  不论是与革命“零距离”的革命者,还是与革命若即若离的同路人,都不是《十月围城》的主体,真正书写历史的是“人民”。只是这里的人民和经典“革命叙事”中有两点不同,第一,这里的“人民”是一个个高度鲜活的个体;第二,他们与革命“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  一个被撵出山门的僧人,一个大户家庭的小厮,一个“锲而不舍”的赌徒,一个自甘堕落的乞丐,一个家破人亡、不经世事的小姑娘。虽然说他们最后殊途同归,走上了“保护一个人”的革命之路,但没一个人知道“保护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在他们眼中,“保护一个人”就像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一件事情,尽职尽责完成它,然后走向下一段人生。虽然死亡不期而至,虽然都有选择不死的机会,但是没有人退缩,面对死亡,他们做出了自己的权衡——放弃明天、拥抱死亡,他们对革命依然蒙昧,但做出的是实实在在的牺牲。此时,生命的强光迸射而出,耀眼夺目。  在以往的主旋律作品中,只要是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和革命就瞬间拉近为“零距离”,阶级压迫——个人抗争——革命队伍,这个三部曲几乎可以概括所有人的革命轨迹。每个人的悲惨遭遇是革命的毛细血管,全局性的阶级斗争是革命的主动脉。个人与革命血脉贯通,同步跳动。这是几代人规划的“革命模式”,为我们熟知,也被麻木地认为是理所应当。但是,一成不变的模式不等于千变万化的生活。“《十月围城》的编导试图更多从人性层面揭示义士慷慨赴死的行为动机,它也因此带来了人物情感上的真实感与真切感。”这种对革命参与者的人性化解读,与其说是一种叙事的转变,不如说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回归。   二、参加革命的动机  在《十月围城》中,参加“保镖团”的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机,但无一例外,没有革命。  (一)正名  方天,因率领属下对抗八国联军而遭清廷通缉,背负叛军罪名,这在职业军人看来是奇耻大辱,洗去这污垢的惟一途径就是推翻清廷。在这一点上,方天和陈少白虽然道不同,但却因为共同目的而成为天然的盟友。  (二)女承父业  方红参加进来的惟一理由便是“父亲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里有寻找杀父仇人的渴望,有帮父亲完成心愿的孝心,更多的是,弥补在父亲生前最后一次父女不欢而散的歉疚与遗憾。  (三)英雄相惜  王复明的“入伙”纯粹是出于对李玉堂的敬佩,在王复明眼中,在报馆门前李玉堂那与“假洋鬼子”的针锋相对、敢说敢言的丈夫气概,便是侠义精神的体现,李玉堂在他嘴里便成了“李大侠”,这是中国“侠义文化”的典型特征。  (四)追随主人  阿四的动机与方红类似,只不过方红的思想更具独立性和选择性,而阿四对李玉堂的追随是无条件的。“只要主人平安就好”不是虚伪的表白,而是从小到大感情积淀的一种自然反应,也是传统文化对主仆关系理想化设定的精确还原。  (五)自我解脱  刘公子因为错爱“父亲的女人”而经历父亲被气死、爱人自杀的人间惨剧之后,一个得以名正言顺的“死亡”无疑是最轻松的解脱。主动要求“把最危险的地方留给我”,不完全是因为要报答李玉堂的礼遇之恩,而是最危险的地方离死亡最近。  (六)尊严  浑浑噩噩了大半辈子的沈重阳,“尊严”虽姗姗来迟,但却一发不可收拾。出发点不是爱情,而是亲情,妻子的爱不能让他远离赌桌,但一个名正言顺的“父亲”形象却使其脱胎换骨,这是传统强大的宗族情感在沈重阳身上的体现。  对名节的重视、对父亲志向的传承、对侠义精神的仰慕、对主人的忠诚、伦理与爱情两难、对父亲身份的珍视,这些动机与革命无关,但却一一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符号。《十月围城》之所以能得到广泛的认可,除了对革命的人性化书写之外,因为与传统对接而引发的文化认同应该是另外一个关键性的原因。  三、历史观的差异  有人说《十月围城》只是商业的成功,缺乏必要的深度,革命依然是一个高度抽象化和概念化的符号。但是,《十月围城》除了商业之外,还是潜伏着重述历史的野心,对贩夫走卒们“革命”的强调与凸显就是一个明证。  第一,电影别有意味地安排了一条线索,流亡将军方天手下的职业军人才是陈少白眼中的第一选择,只是这些正牌护卫被斩尽杀绝之后(从他们的能力看来,完成“护孙”任务几乎不可能),来自于民间的“杂牌保镖团”才浮出水面。满口革命理论的陈少白不能保卫孙中山,革命的重担最后担在了这些与革命最为疏离的小民身上,这是历史的选择。  第二,在上文我们分析的人物“参与”革命的动机中,除了方天与陈少白有直接的关联,剩下来投奔的中心只有一个——李玉堂。这个“杂牌军”保护孙中山不是因为“孙中山”,而是因为“李玉堂”,而联结李玉堂和“杂牌军”的纽带不是革命的理论,只有两个字——信义。这种信义是一种口耳相传的口碑,市井小民可能不知道“保护一个人”的意义,但他们相信李玉堂。  第三,保镖团在李玉堂的“道德感召”下参与革命,而李玉堂的革命觉悟又是来自于陈少白。最危急的时刻,陈少白平日里看似无用的“舆论轰炸”发生了效用。“革命是播种机”,虽然最后长出的果实并不那么根红苗正,但已经足够了。虽然李玉堂是“杂牌军”的实际组织人,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受了革命的影响。  分析到这,主创人员的“革命逻辑”已经呼之欲出,革命的方向依旧为知识精英所把控,社会的基石依然是贩夫走卒(就是具体化的人民群众),但是像李玉堂这样“具有传统道德规范与伦理情感”的“中产阶级”在革命序列中地位被着重强调。李玉堂们是社会的核心,他们的品德会像太阳一样辐射四方,带领整个民心的向善,引领整个社会的前进。这种对革命的描述方式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异其趣,体现出香港对革命形态与社会演进的独特认知。  四、结 语  《十月围城》的“类革命”主题和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给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重新转型和再度出发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出路。那就是,对人性的尊重,对革命的差异化和多样化书写,对历史盲点区的重新审视和挖掘。事实上,《十月围城》的成功不是孤例,近两年,《风声》《集结号》和《建国大业》等一批革命价值观与商业卖点兼具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集体崛起。这说明,我们走在了正确的路上,只要坚持下去,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未来发展大有可期。  [参考文献]  [1] 陈德森,罗卡.《十月围城》的坚守与突围——陈德森访谈[J].电影艺术,2010(02).  [2] 陈晓云.《十月围城》:历史传奇的叙事困局[J].电影艺术,2010(02).  [3] 陈林侠.会党与《十月围城》的革命叙事[J].电影批评,2010(03).  [作者简介] 刘小宇(1979—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吉林警察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公安院校人文教育。

范文三:从十月围城看中国革命 投稿:沈囨囩

革国家之新, 利百姓之命

——从《十月围城》看中国革命

“革命”二字对我们来说究竟太过陌生。从前,对于我,它是一个个要死记硬背的时间,是一段段背景经过结果意义,提到“革命”,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串串宣言、主张、口号,是孙中山、毛泽东那些伟大的领导者的名字,但在《十月围城》中,我更多的感受到,“革命”,是建立在无数平凡的不知名的人的牺牲之上的,我更多的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走向革命的路上,抛头颅、洒热血。

“臭豆腐”王复明,一个离开少林寺后一路南下的和尚,只因为被李玉堂在报社门口的一番话所折服,就一口答应参与保护行动,哪怕被刀刺的遍体鳞伤也依旧耗尽自己最后一丝生命掩护那个“不知名的人”离开,他本打算昨晚这件事就光明正大的回到少林寺,没想到,却永远的把自己的生命埋葬在了一堆废墟之下;“打女”方红,厌烦了随父亲颠沛流离的生活,渴望和同龄人一样过上平凡的生活,这样的她,却在父亲被杀害后毅然选择结果父亲的重担,她淡淡地说“我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这样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我想,她应该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吧,只是想要报杀父之仇、为父亲完成遗愿,想要,带父亲回家,只是最后她却没能如愿,只能留下一句“父亲,女儿不孝”含恨而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阿四,一个小小的人力车夫,一心想着老爷少爷,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和身体尽全力保护着自

己尊重的人,说着“老板平安就好”,他单纯的爱着阿纯,不在意她身体的残疾,但是就在他刚刚要品尝爱情的果实,享受一下幸福的生活之时,人生便画上了句点;爱上了不该爱的女人,从此人生走向堕落的刘公子刘郁白,也只是因为李玉堂帮忙赎回家传铁扇,请他帮忙,便不问缘由地答应了李玉堂“帮我保护一个人”的请求,还说“把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

除了这些莫名其妙地加入“保镖”队伍的小人物们,再说说“李玉堂”,在香港,他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各路人都得给他三分薄面。最初,对于好友林少白对于革命的慷慨陈词,他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出于情义给了好友经济上的支持,一早就言明“只出钱不出力”。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加入游行示威的队伍,他勃然大怒,去找林少白理论。他想让自己四十岁才得的这个儿子跟他一样成为一个商人,过着安稳的日子。但在林少白失踪、报社将被查封之时他还是选择站出来,支持了革命。林少白与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看似不经意,却字字听进了心里,并在之后策划组织了一系列保护孙中山的行动,从一个对革命漠不关心的人,摇身一变成热心爱国的革命者,而他转变的原因就在于,他自身的利益真正被威胁到了,他深爱的人处在了危险之中。

除了林少白、李重光等人,这部电影里的大多数人物,他们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标准意义上的革命者,他们没有畅想理想的资产阶级社

会,没有看清清政府的腐朽、摇摇欲坠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我猜他们并不懂得革命是什么,他们连自己保护的是谁,为了什么而牺牲都不清楚,那么是什么促使着他们如此为革命奉献呢,也许他们只为了一句承诺,一个应许,一个脑海中的美好的未来,就这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会记得孙中山的豪言壮语,运筹帷幄,然而,那些冲在革命队伍最前线,为了国家美好的明天,或者仅仅是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拼劲全力的人们,往往是潜藏在历史的缝隙中,不为人知。但是他们的生命推动着历史的车轮隆隆前行,革命才得已开展,走向成功。

革命不是纸上谈兵,没有一个个默默无闻的革命者,再美好的宣言和口号也只是空谈,也就是说,革命需要群众基础。回顾中国历史,大大小小的革命不计其数,但成功者屈指可数。以太平天国为例,起义之初,他们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追求平等,那时,广大农民正遭受到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这样一个制度,虽然是空想的不切实际的,却恰恰契合了农民们要求土地的愿望,给了农民们希望,让他们有了与太平天国一同谋求发展的愿望,因而这时的太平天国,是生机勃发的;然而在后期,随着领导集团的封建性和腐朽性逐渐暴露,继而提出的用以维系稳定的《资政新篇》也因为不符合农民

的意愿而无用武之地,从内部开始,天平天国走向了分崩离析。太平天国兴起于抓住了群众的心理,失败于丧失了群众的支持与信任。

细数各种革命运动,我们不乏伟大的精神领袖,他们有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有着改变世界的豪情壮志,但他们并没有如他们所畅想的那样走向成功。而革命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能给最底层的人民希望和参与革命的动力,丧失了群众基础,没有了人作为革命的最基础单位,空有几句口号又能有何作为呢?在我看来,“革命”二字,是由千千万万革命的参与者用生命挥写而成的。从“十月围城”看中国革命,我看到了,中国的革命,是群众的革命,是国民的革命,是人的革命。 唯有先抓住群众,才能抓住革命的命脉,孙文言:“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我想说“欲求革命之胜利,不得不求人民之拥护”。

范文四:从十月围城看中国革命 投稿:韦騩騪

从《十月围城》谈中国革命

如果抛开题目,这个电影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震撼、血腥、惨烈,那多人的牺牲只是为了保护孙文先生。我想,每一个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心中都会有哀痛,哀痛清政府的顽固抵抗,哀痛死去的革命亲人们。战争是残酷的,我们对过去的先辈们能做的也只有铭记和传颂,但更多的是,我们能够从战争中学到什么。

比如说,什么是革命?电影中,孙中山先生很多的出现仅仅只是一个侧身,但是在电影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十年前,衢云兄跟我在此讨论何为革命,当时我说,革命——就是为了四万万革命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我从他乡漂泊重临,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革命两字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日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是革命”

而我作为今天的人,作为他们口中,生在中国的明天的人,我对革命的理解是:革命,是一种希望,或者说,也是一种牺牲。为什么影片中有那么多的人愿意为了保护孙文而拼死一战?为什么商人、车夫、小贩、戏子、乞丐和有志青年都愿意不顾所有地加入到坚定的革命者队伍中来呢?他们当中很多人根本就不懂革命是什么,那为什么他们还要为革命牺牲呢?因为,他们在孙文身上,看了一个叫做“希望“的东西。这“希望”不是别的,仅仅只是为了他们的小小心愿,即是孙文先生口中的“不啼饥,不号寒”而已。

所以我说,革命,是一种希望。这希望,在普通人眼里是吃饱穿暖,

有依靠;在革命者眼中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兴旺。

革命,仅仅只有希望还不够,它,还需要牺牲。那时候的革命,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群群的人为了各自的理想而死。

孙文先生领导的革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革命,一边是以陈少白为代表的革命党,一边是以阎孝国为代表的清政府。在革命党推翻清政府统治的过程中,大批的革命党,即与孙文志同道合者,相继牺牲。 革命的牺牲不在于死去多少人,在乎的是这种牺牲是否有意义。我于今时今日看来,那自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是他们的牺牲给予我现在的好的生活。可是,在当时,面对如此之多的志同者死去,我想,孙文先生心中定是充满着哀痛的。所以才有那句“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

电影中我最佩服的人不是阿四,也不是被炸死的方红,是李重光,他是中国的当时的有志青年,当他拿着被抽中的那张纸条时,和陈少白的那段对话。

“我们革命是为了你们这一代人的幸福,你们为什么要踏上这条要玩命要牺牲的路?

我们革命是为了中国的明天,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能牺牲,为什么要别人为了我们的幸福去牺牲?

革命是历史的潮流,整个中国都被卷进来了,我能避免吗?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反对封建旧礼教吗?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要人人平等吗?我不能死,他们能吗 ? ”

这些话,每一句话都是拷问,拷问着革命者自身对于革命的认识。

身为有志青年,做的不该仅仅只是为了享受以后的幸福生活,还有的是,到底能为中国的革命付出什么。李重光即将死的时候,眼中没有泪水,反而是喜悦、欣慰的笑容。因为他是为了中国革命而死的,就像有句话说的:“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革命,就是从思想上、行动上,全身心地付出,很多时候作为革命者,付出要很多很多,比如亲情,比如人生。中国革命于中国是有意义的,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好的生活。

范文五:从十月围城看中国革命 投稿:姚泊泋

从十月围城看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难以拭去的矛盾和矛盾体

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专业12级一班

谢晓颖

欲享受文明之幸福,必先经历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革命。 这是电影中给我影响最为深刻的一句话,它阐明了革命的实质,痛苦。肉体上的,精神上的,个人的,国家的痛楚,必然是要经历一番的。然而深究这痛苦的原因,我想必是每段革命所带来的矛盾,这样的矛盾让人反复纠缠,在身心,尤其是心理上备受痛苦的折磨;这样的矛盾让一个国家的领土、政权、文明,尤其是文明遭受考验;这样的矛盾让历史,在历史中升华。 首先是个人,让我们从影片中的矛盾体说起,他们每个人充满着矛盾,不管是义愤填膺一意孤行,还是唯唯诺诺犹豫不决的,追根究底终究是本身的矛盾是造就他们行为的始作俑者,而这些人,也是这场中国革命的缩影。 赌徒甄子丹开始扮演的是清庭鹰犬、不问正邪只为糊口的角色,后来为了女儿的未来,这个窝囊的男人突然转变帮助革命党,这属于亲情感化以及男人的荣誉感使然,与革命荣辱无关。他的矛盾是是自己与自己的矛盾,浑浑噩噩唯利是图,还是挺身而出,全在其一念之间。

车夫谢霆锋代表的是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扯入革命是为了“老爷高兴”。孙文是谁?革命是什么?他并不关心。但当他发现救不了少爷,老爷也不会高兴的时候,矛盾又再次出现,是拉还是不拉,最终他迫不得已与少爷走上征途,想必也是十分痛苦的。

乞丐黎明本是公子哥为情所困落魄,一怒为红颜,人为知己者死才是他说“把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遗憾的是这很狭隘,这也是我最讨厌的角色,他最大的矛盾就在他人生的种种矛盾与国家无关,与革命无关。

戏班主女儿李宇春,为了报父仇才帮助革命者,最后与凶手同归于尽,这也是很中国很封建的路子。她的心里只有家乡的土地和流水,却不知更大的国家才是家乡的归属。其实大部分人都并不需要知道自己家乡的归属,但在被压迫和要革命的年代需要。她与父亲与现实的矛盾,其实都是革命的原因。

以上这些人物参与革命的原因其实都与革命无关,但是他们往往代表的是民国时期的大部分人,是民国时期的原生态,然而这样的“大多数”跌跌撞撞为革命献身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革命本身,他们并不是因为受压迫而崛起的,这是中国的悲哀。电影对这些人的“革命原因”并不刻意粉饰,而是客观的展现,这点是对历史的尊重。

如果说以上这些人的革命原因与革命无关,那么革命党梁家辉为民族正义抛头颅洒热血的执着令人钦佩。但是他的眼睛只看到了孙中山,张口闭口“孙文只有一个,死了孙文一切都完了。历史告诉我们伟人

有很大的能量,但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是劳动人民,以梁家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不能够认识到,没有占人口多数的劳动人民的理解拥护支持,伟人也只是孤家寡人,是他们的最大悲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哀。他的矛盾是他看时局的视角和方向的问题,所以当看到他疲于奔命、各处求助游说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悲哀和愤怒的情感,在他与其徒弟胡军扮演的军人的对手戏中,只让人觉得两个人一样的可悲。

那么军人胡军的矛盾又在何处呢?我想应该是所谓的愚忠。这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他和他的老师梁家辉一样都是固执的人,代表着两个极端的人,只是后者的极端至少推动了革命的发展,留下的负面因素要比他少得多。所以当他声称“吾并非满清鹰犬,只为效忠国家”是,我们只能感叹“哀其不幸,怒其争错。胡军饰演的阎孝国没有个人的利益,却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最终将这个理想扼杀在自己手里;他对于洋人的一套制度嗤之以鼻,可又借助洋人的器物去刺杀西方制度的播火者。器物、制度、文明的变化步步逼来,却总是慢了半拍,也因而败在自身无法达到的历史高度前。

另外,警察长曾志伟和老爷王学圻的矛盾更加明显,爱国之情与对革命的恐惧的矛盾让他们亦正亦邪,并且前者受英政府的牵制,后者只为一颗天下父母心。他们可以是革命的助力,也可以阻挠革命,全在于自身的选择。

我们说孙中山的革命虽然伟大但是并未彻底成功,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关于人民群众的矛盾没有解决,这是这段革命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

范文六:从《十月围城》看中国革命 投稿:段杯杰

从《十月围城》看中国革命

百年前的那场浩劫,也许成功了,也许失败了……

也许《十月围城》是真实的,但更可能是杜撰出来的,而这个也许不存在的故事却真切的反映了百年前的中国!

历史追溯到百年前的香港,那个叫李玉堂的商人耗费着大量的钱财支持着革命,也许当初只是为了完成陈少白的“遗愿”;可是,正如电影所说的那样,当他捐出第一分钱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革命党了。然而,人终究难以摆脱自身的底线,他可以为革命倾尽家财,甚至是牺牲自己的性命。可是对于他的独子,他所认为的革命的根本目的,即下一代人的幸福是绝对不可以被牺牲的。

想起了一段话: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是革命!”

当阿四拉着李重光奔赴死亡的那一个小时,该便是这文明的痛苦,就是这革命了吧!没有人会愿意死,更没有人愿意明明知道自己要死,却还是要等待着死亡。没有人知道这一个小时里这个在香港中环穿梭的黄包车中李少爷的感受,

范文七:淘宝“十月围城”全纪录改良与革命分道扬镳 投稿:程澁澂

[淘宝“十月围城”全纪录 改良与革命分道扬镳 三联教程]

在淘宝的“卖家服务”中,有上千种增值服务和营销工具,每一项的收费从几十到上千不等(方迎忠)

本刊记者 杨潇 马李灵珊 发自北京、上海

编者按

关于革命,至少要问两个问题:为什么会革命?革命来了会发生什么?

淘宝风波因提价而起,指责淘宝“乱收费”固然容易,但正如一位财经专栏作者分析,淘宝盈利归根结底是靠卖入口资源(即那些能带来流量的搜索排名和广告位),淘宝的入口资源是有限的,卖家越多,资源越稀缺,价格也就越高。无论是现实的选择,还是“被马云忽悠”,淘宝卖家迅速增加是不争的事实,其结果一是令淘宝的入口资源更加值钱,淘宝愈加强势与傲慢,二是只有少数实力雄厚的大卖家才能买得起足够流量来赚钱,两极分化几乎不可避免。

你也许会说,是那些中小卖家自愿跳入这台绞肉机的,并没有人来逼他们。但他们会告诉你,淘宝的宣传和马云的演讲曾经许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愿景;他们会说,淘宝的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都有利于大卖家;他们还会说,淘宝是我们所有人的淘宝,不是大卖家的淘宝,更不是马云的淘宝——淘宝走向“哑铃型社会”的同时,“穷人”要求“平等”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他们并无太多选择,在现实语境下,他们也不相信自己有太多选择,一位卖家说,“法律的空缺,早晚是要革命来填补的。”于是被认为和淘宝关系密切的大卖家成了攻击对象,“穷人”革命,“富人”遭殃,接下来发生的其他故事也似曾相识,因为它早已无数次上演过了。

第一部分 革命前夜

清完货就不陪马云玩了

“1、2、3、4、5,我还有5箱货。等清完货,我也不陪马云玩了。”李晶随手扯出一个灰色的快递塑料袋,抖一抖,撑开,单手把叠好的两件外套塞进去,再按一下封口。动作一气呵成,用时不到3秒。正在门外抽烟的快递大叔听了,弹了弹烟灰,回过头笑,“这两个月我收快递的老淘宝老板,你是第三个不做的了。”

这不是李晶相熟的第一个快递员,她做了6年淘宝,一直用这家快递,“他是第8个快递员了。”李晶说着话,手上的活儿一点没停。“这家快递态度比较好,以前发货多,光发货都得半个多小时,等的时候挺有耐心,很少催我。” “以前”指的是2008年,那是她的淘宝店经营巅峰时期。她在淘宝和淘宝商城各有一家店铺,特意租了一间七十多平米的工作室堆放每周两次成百上千件的进货,还雇了两个人来做客服。

3个月前,她退出淘宝商城,关闭了工作室,把存货转移到家里,上大学的妹妹是她唯一的帮手。现在,每天多则十几件、少则几件的发货量,她一个人5分钟就能搞定。已达皇冠级别的C店(淘宝店),如今生意寥寥。

范文八:十月围城中国革命透视着父亲们的爱 投稿:高婎婏

十月围城 中国革命透视着父亲们的爱

是在温暖的下午伴着落日的余晖看的这部影片的,看着看着却发现嘴里的奶茶香早已变成了苦的,影片带给我好多心酸和感动。本片的视角很新颖,通过车夫,乞丐,赌徒,小贩,戏班遗孤等一系列小人物的爱恨情仇透视了中国革命。打斗场面处理的也很精彩,深刻的体现了革命的残酷性,也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但人们关注的更多的并不在此,而是这些小人物,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之间,在面对波涛汹涌的革命浪潮时,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沈重阳

沈重阳是一个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物,让我体会到了父爱的博大与深沉。他虽然是一个嗜赌成瘾的赌徒,但同样也是一个对女儿有浓浓爱意的父亲。以前的他只知道赌,为了得到钱什么都可以做,可是在前妻告诉他保护李玉堂就可以告诉念慈她的父亲叫沈重阳后,他就义无返顾的加入了保护孙中山的队伍,卷入了革命的浪潮,他自己并不了解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他可以成为他可爱女儿的父亲,只为了这一点,做什么都是值得的。他是平凡的,却也是伟大的。这让我想到了我的父亲,和沈重阳不同的是,他是嗜酒成瘾的,小时候因为这个没少害我流眼泪,妈妈也离开了他,我成为了单亲孩子,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和他的关系却并不好,因为他喝醉了会耍酒疯撕我作业本什么的,但从高三以后他喝酒的数量就明显减少了,我和他的关系也渐渐缓和,特别是在上了大学以后,他就很少喝酒了,知

道去打工赚钱,减少我上学的负担,偶尔也会主动给我打电话询问我上学的近况,缺不缺钱,我知我不在他身边时间长了他会想我,所以也经常给他打电话,和他聊天。以前发生的事并不是忘记了,而是他毕竟是我的父亲,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父亲,他肯为我改变,我也会给他一个机会,我知道,如果我不给,以后会后悔的。有酒瘾的人戒酒是很难的,何况父亲已经喝了近二十年的酒了,是什么支撑他去戒酒呢,当然是对女儿的爱,我知道这样做会让他失去一些东西,也会让他得到一些东西,对他来说失去的比得到的更重要,所以才会这么做,沈重阳也是这么想和这么做的。

李玉堂

同样也是一个父亲形象,他老年得子,也更加珍爱儿子,虽然平时对儿子要求严格,但也是为了想让儿子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儿子考上洋学堂,他大摆宴席庆祝,反对儿子参加革命,也是因为他知道革命是危险的,不想让儿子有生命危险。 它可以为革命捐钱,可以亲自参加到革命行动中去,却不想把儿子牵连进去。儿子才17岁,只想让他快乐的在阳光下成长,这是作为父亲的最大心愿。他是一个商人,人们常说商人是最冷酷无情的,可是李玉堂却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商人,为了朋友赴汤蹈火,为了儿子义无反顾,忘不了他认真严肃的为护送孙中山进行部署,忘不了他看见儿子的尸体是那伤心欲绝的神情,他喃喃的说:“不是告诉你了这两天不要出来了吗?”让人心痛,他也知道这是儿子追求的,儿子不后悔,他也应该理解儿子,可是就是心痛,心好痛。

戏班主

戏班主原来也是一个威武的将军,因为参加反清运动失败受到清廷追杀,当陈少白找到他让他帮忙护送孙中山时,他立即就答应了,他觉得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方红不解他,为什么还要走,为什么四处飘流,为什么不能回老家,可是他却是为了让孩子以后可以有一个安稳的家,而努力追求的,就算献出生命也不后悔,因为孩子以后可以幸福。

这就是我看这部影片的一点小感受,我所体会到的父亲们对儿女深沉的爱,最然现在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也应该努力学习回报我们的父母,也为我们将来的子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范文九:浅析电影《十月围城》的镜头语言和革命信仰 投稿:郝玔玕

深藏心底的家国情结

——浅析电影《十月围城》的镜头语言和革命信仰

阴云密布的时代背景,百年前的香港街区风貌,电影《十月围城》运用倒计时的叙事手法,以细腻、深沉、饱满的感情,紧张、惊心动魄的气氛,为我们描写了平凡小人物的革命义举,而电影画面的镜头语言和引人深思的革命信仰在影片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

一、长镜头:画面流畅、一气呵成

对于电影艺术而言,长镜头具有美学意义,因为它在不同程度上的运用影响着影片的流畅、氛围和拍摄重点。

片中沈重阳追着载有自己女儿的黄包车奔跑的段落,就非常好的运用了长镜头。沈重阳跟着车子一路奔跑,在跟、移镜头下,构成了流动且富有意蕴的画面。另外,影片还将奔跑中的人物两处面部运用了特写镜头,重点刻画了人物的面部表情。沈重阳跟着车子一路奔跑,眼里的神情错综复杂,有得知自己有一个女儿的惊诧和喜悦,也有对往昔的追悔和对当下的无奈。黄包车停下来以后,沈重阳只是眼巴巴的望着女儿却做不得声,随后,黄包车离去。长镜头段落首尾呼应,形成了一个颇有趣味的画面构图。整个长镜头的运用充分展示了人物惊诧、喜悦、追悔、无奈的种种错综复杂的情感转变,同时也为影片后半段这个普通男人深沉的父爱和牺牲做出了铺垫。

二、特写镜头:突出主体、寓意深刻

米特里曾说过“特写镜头中的物象除了是概念和情感的瞬间符号之外,它还必然使人注意到它的感染力和与众不同之处。它能够唤起一种只有注视它的目光才能感觉到和体察到的情感性。”

影片出现了多处钢笔的特写镜头,初看上去只是镜头对钢笔的刻画,可是当结合影片来看就会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有其深刻的暗示和喻义在里面的。这支钢笔实际上是促使李玉堂指挥革命的催化剂,当他站在报社里手里拿着挚友的钢笔,激动地复述着陈少白在信件里对他说过的那些话时,钢笔的特写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特写了,而是承载了李少白的遗愿和一份厚重的责任。

片中还多次呈现了时钟的大特写,孙母房间的挂钟、李玉堂手里的怀表、桌上摆放的时钟。这一特写辞格不仅叙说了时间的紧迫和局势的严峻,而且还隐含了革命护卫者的恐慌和对新中国的希望。

三、革命信仰:

《十月围城》讲诉了平凡小人物为革命牺牲的过程,他们汇集到同一个历史舞台,用惨烈的流血牺牲推翻老旧的封建体制,见证了民主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同时实现了电影中最动人的情感升华与革命信仰。

革命是什么?革命是一种理想、,革命这个词在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生疏,但在那个时候却是一群人的理想,有这么一群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实况改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中间这个过程就叫做革命。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是人最根本、最纯粹的,也许也是最容易遗失的东西。《十月围城》中所展现的信仰,有对于爱人的、对于亲人的、更有对于国家的。就是这样一部充满纯真信仰的电影,讲述一帮小人物为情为爱的牺牲,以及所有有志之士为了革命、追求民主而战的信仰。

我希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以像翻开一本书一样,细细品读、感受那段历史。

范文十:十月围城观后感之革命认识 投稿:黎滝滞

观后感

十年以前,衢云兄跟我在此讨论何谓革命,当时我说,革命就是为了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字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再道何谓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是革命。

——————《十月围城》 俯仰之间,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那是革命与战争的五十年,无论是对于世界,抑或是对于中国。辛亥革命便是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的开始。一直以来,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总得到强烈的认可,无论是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抑或是社会上的普遍观点,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势在必行的革命,救民于水火的革命,也为革命最后的功败垂成而扼腕叹息,叹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恨袁世凯盗窃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在我们眼里,辛亥革命一直被视为一个点而不是一个过程。自辛亥革命后,标榜爱国、民主和正义的激进洪流便势不可挡,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关闭激进主义洪流的那扇门,但是每一次运动的背后所付出的代价相比之下却无足轻重,这其中也包括辛亥革命。

可以说以往的任何讲述革命的影视作品,都离不开上面的主题,从而一直都充斥着强烈的正反对立,主旋律式的剧情,影视作品和政治教化和政治宣传合为一体。最近的《十月围城》毫无疑问有着传统的主旋律式的色彩,却也让我看到了少有的一抹亮色。

以往任何讲述革命或激进运动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赞美革命的,而且电影的视角无非都是集中在革命的领导人身上,少数伟人的英明决策和叱咤风云。但是《十月围城》的焦点是属于底层的平民,不是英明神武的伟人们,底层民众的选择和付出才是电影所关注的。正因为如此,革命的更多细节得以披露。生命的价值与革命是天平的两端,《十月围城》就是这部衡量的天平。

《十月围城》视角的转变提高了电影的可解读空间,革命主角从伟人到平民的转变,使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了解什么是革命。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群众运动,这是革命的主体。但革命的主体并非仅仅是无数个人简单的相加从而形成的集体运动,简单的个人不通过引导和组织,是不会形成集体力量的,因此对于革命主体的讨论,仅仅停留在无数个人这一现象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为什么会产生集体行为,这才是重点,而导致集体行动产生的力量,才是真正意义上革命的主体。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或许大家已经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有人早已给出了回答:因为政治上的正确,通俗的说就是:孙中山的暴力革命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符合时代潮流的。但是这个世界并非只是简单的按照政治标准而划分善恶,而把人民单一的归纳为某一群体也只是探讨问题上的偷懒,无助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现象。试问,他们都能理解革命的目的和他的纲领吗?《十月围城》中,沈重阳、伙夫阿四、小贩王复明、流浪汉刘郁白、被通缉的军人方天和他的女儿方红等人,他们都是因为理解了同盟会革命党人才选择了义举吗?正如后面一个情节所讲的:阿四告诉他的未婚妻阿纯,他明天要去保护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却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谁,可见,政治上,他们都是政治上无知的普通人,在当时香港是如此,在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单单是政治上的动员,是无法发动一场运动的,因而仅仅是政治上的正确性是无法成为革命的主体。 《十月围城》中的人物在诉求。通过诉求,我们往往能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

曾经的将军方天,战争失败,清廷向联军妥协,方天由于协同义和团,因此被清廷通缉,逃亡香港,而方天的愿望便是以合法的身份回故乡。而当方天死后,方红的诉求则是为父报仇。

小贩王复明,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但是他的正义感除了来自自己的感性判断之外,还有他对侠义人士的崇拜,愿意惟命是从。流浪汉刘郁白,他受到商人李玉堂的知遇之恩,愿意报答李玉堂。伙夫阿四,他的诉求就是——老板满意我就开心了,是一种很纯真的主仆之间的效忠纽带。沈重阳的愿望则是为自己以往的过失赎罪。

这些诉求,本质上都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但又都是乡土的,朴素的。虽然他们各不相同, 但是他们都离不开我们的传统社会的情结。阿四对李玉堂的效忠不亚于臣民与皇帝的关系;王复明和刘郁白,则是一股强烈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息;方天和方红,表面上是恩怨情仇,实际上对故土的眷恋才是他们的最大的动力;沈重阳希望能够做会一个爸爸该做的事;甚至是维护清廷的阎孝国,恪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伦理,即使是面对陈少白这位他眼中的“叛党”、“敌人”,师恩的远远高于政治利益上的生死,让他放走了其关键作用的陈少白。这种乡土情结,这种传统观念,它们并非为了革命而生,然而在革命当头,它们确能够为革命凝聚力量,或者说革命党人利用了这股力量,而不是他们通过政治宣传而产生的群众依附,比起后面这股力量,前者不可谓不强大。所以传统观念才是革命的真正主体,是传统观念让他们做出了这番生与死的选择。

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目标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清廷,取消帝制,然后建立新政权之后进行西方的政治经济改革。在陈少白和阎孝国之间的争论中,陈少白认为封建等级和封建等级最大的象征——帝制,是导致国家衰弱的原因。暂且不讨论这种结论是否正确,如果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将封建秩序连根拔起,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国长时间的混乱和痛苦(1911——1949)或许已经有了它的必然性。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哲学的悖论:上帝会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吗?同样的悖论是,革命会为了它的宗旨而毁灭了自己吗?事实上,革命所针对的对象便是它自己,它的主体,它所要推翻的,恰恰是它赖以发动的价值观,根深蒂固的社会理念,帝制所要求的君君臣臣,恰恰是传统观念的一部分,伦理等级向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帝制的存废,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实上,上帝是聪明的,对于那个他是否能创造出他搬不动的石头,他没有给出回答,更不会去实践;而革命却往往是失去理智的,而更加可悲的是,革命的人却从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它一直到导演着一场自我毁灭的悲剧。这也就是革命所面临的最大悖论。

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为了实现一个强国的梦想,这种梦想也能凝聚千千万万的人投身革命,但是我们不禁要反问如果说孙中山、陈少白他们胸怀强国的理想,那么清廷以及阎孝国就不是如此吗?以往的作品里以立场为界,立场让所谓的反派连诉求上都是投降卖国的,而《十月围城》却给了阎孝国很大的空间,他让我们看到事实上没有所谓的正和反,陈少白与阎孝国的争论或许事关生死,但是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只是在为如何能强国而争论而已。

电影的最后,孙中山道出:“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十月围城》已经让我们见证了一出革命的悲剧,这出悲剧不仅包括社会每个个体肉体上的毁灭,而且也包括他们精神世界的灭亡,革命的最大合理性仅仅在于它用教条宣扬着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而当血淋淋的过程摆在我们的面前,当革命的热月过后,是无秩序的混乱而不是无秩序的美好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质疑“文明之痛苦”的必要性吗?我们的社会为了激进运动已经牺牲太多太多,如果鲜血还不足以唤醒我们,那么嗜血的群众和鲁迅笔下麻木的国民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场革命,一场血泪,一场矛盾。是传统观念成就了革命,而革命便是为了毁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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