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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如何构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 投稿:白瀂瀃

周栎枫:如何构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

发布时间:2013-02-28 09:32 作者:周栎枫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80次

郑永年先生是一位极具政治学学养,且对中国历史与当下社会现状非常了解的著名学者,他经常在《联合早报》上刊发精妙评论,本人也甚爱阅读他对中国现实作精确剖析的文章。对于他前不久发表的《中国为什么需要建设国家意识形态?》(2013年1月29日)一文,笔者反复阅读,思考甚久,除赞同他的基本观点之外,有些问题亦想提出来与郑先生商榷。

郑文的核心意思似乎是:“今天的中国,在意识形态真空的状况下,就必须首先要造就一种全国人民(各阶层、各种族等)都能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是中国的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的有机结合。”

这里先不谈中国的核心价值和所谓共享价值的定义、范畴,也不论二者能否有机结合成国家意识形态,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造就一种全国人民(各阶层、个种族等)都能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

其实,人类社会发展到今日,如果观察一下当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尤其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不存在“一种全国人民(各阶层、各种族等)都能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的少数民族多达100多个(1949年后中国认定的民族为56个),要想造就一种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更是难上加难。

观察中国历史,如果(这里说的是“如果”)说有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话,只能说在五四运动之前和1949年之后的30年间的两个时期,似乎有着较为统一的意识形态。五四运动之前几千年来的传统社会,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儒家思想主导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但也不是唯一的,不同时期尚有着相当不同的意识形态。

而1949年后的30年间,即毛泽东统治中国时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主导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而这两个时期之间,即民国时期却是个意识形态的真空阶段。虽然说那两个时期都有着较为统一的意识形态,但那种意识形态并未覆盖整个国土,尤其是新疆、西藏等地区,仍以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意识形态作为主导。

毛泽东之后,中国又陷入了意识形态的真空状态,因为毛泽东统治时期彻底批判并抛弃了孔孟之道以及所谓的封建文化,而主导整个社会的毛泽东思想,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于是,意识形态真空化、多元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毛泽东思想仍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郑先生提出了三种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执政党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一般情况下,如郑先生所言,官方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执政党意识形态。但

就现实中国而言,其政治体制是一党专制,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有极为明确的显示。于是,官方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意识形态。而且,按郑先生的意思,如果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吻合,则执政党即可长期保有执政权。实际上,恐怕并非如此。

中国传统社会历经两千多年,虽然儒家思想是从民间产生的,但却是皇家首先引用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这大约可视为“执政党”与国家两者的意识形态是统一的。但每个王朝都未能长久。因为决定每个王朝命运的,不是执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而是阿克顿定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腐败到了一定程度将导致执政党的垮台。这就是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周期律。

如前所述,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由于原来主导国家的意识形态,即毛泽东思想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与破坏,而随之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以及多元化,又导致整个社会的一片乱象。于是,官场贪污腐败愈演愈烈、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以及毛左派与自由派的激烈争斗等等,不一而足。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稳定度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面对这样的局面,社会精英主张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去毛化”,即执政的中共不应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更不应作为主导整个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即可知,毛泽东一生一再坚持的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理论,毛泽东主政中国几十年间所实行的亦是阶级斗争。这显然不符合当今的现实。而且,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的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中共的一些文件似乎极少再提及毛泽东思想。但中共十八大的报告却异常鲜明地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当然也就继续成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这让不少人十分泄气。

这或许是因为执政党中共一直摒弃西方的“普世价值”论,但除了毛泽东思想外尚无有价值的意识形态足以统领社会思维;也可能是中共高层担心戈尔巴乔夫现象在中国重演,过激的变化会导致社会的不稳。

但面对文革后出现的多元化意识形态与社会价值观,的确令中共为难,只好以发展经济、反腐倡廉、改善民生为先,推动社会向前。但人们已经看到,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且绝不能照搬当年邓小平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时“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来构建国家意识形态。

面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真空的现实,的确应该建构国家意识形态。但绝不能以某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来代替国家意识形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应该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适合中国国情,并与西方有价值的养分加以融合;而且,就整个社会而言应有兼容性,即应有多元性,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而不是终日争斗。

作者是加拿大时事评论员

范文二:意识形态与中国经济 投稿:蔡载轾

意识形态与中国经济

2013统计 蒋昌兴 201310030022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它体现着一种“强势”的、“革命型”或“运动型”的特征。毛泽东之后,“运动型”特征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本文从三个阶段分析意识形态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自1976年开始,中国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逐渐呈现出显著的相互推动的趋势。

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社会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始终伴随和主导着改革开放进程,为推进改革开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彰显出意识形态的特有经济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改革发展关键阶段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而言,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总要受到主、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在那些影响到经济发展的主观因素中,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地处于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位置。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资源分布相对集中,同时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国家来说,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更是非同寻常。事实证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联系。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全国范围的确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其中,最根本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并将这一地位延续至今。因此,所谓“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实际上主要是指建国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注:事实上,当代中国,尤其是“文革”后的中国,的确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这种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状况,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政治的复杂结构相适应的。这些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虽然在某些时候能够发挥出较大的社会影响,但在总体上,它们不占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对社会政治的作用也要小得多。在文章中,出于分析的考虑,我们有意缩小了分析对象的范围。)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主要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说法,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实际持有的观念、思想和理论;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的则是一种完整而正确的思想体系。从根本上,这是一个肯定性概念。由此,二者在内容和范围上都有了明显的差别。马列主义原理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纯粹意识形态部分,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的发展。但它们都还不足以涵盖整个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本身。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曾经接受过一些错误的、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想的指导。这些思想属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范畴,仍然在我们考察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它基本上属于一种、“强势”的、革命型的意识形态。

所谓意识形态的“强势”特征,是就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而言的。一般地,如果某种意识形态排他性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明显,就可以称之为“强势”意识形态;反之,则是弱势或温和型的意识形态。(注:关于“强势意识形态”与“弱势意识形态”的概念可以参见林毓生:“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载于《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第346页。 而在概念的具体含义上,本文与林先生的理解略有不同。)如前所述,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处于“枢纽”的地位,因而用“强势意识形态”来概括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还是比较适当的。具体说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强势特征体现在: 第一,意识形态与政权关系密切,在思想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通过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后来的邓小平理论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并十分强调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这样,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明显、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要差异。

第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阐释和传播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某些领袖人物及其超凡魁力的影响。可以说,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贡献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些领袖人物在其著作或言论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政治主张和思想路线,能够迅速地转变为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达

通过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简单考察,我们努力建立起意识形态、经济政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作为分析的框架。其中,经济政策是意识形态作用于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变化往往关系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与调整,进而影响到现实的经济效果。至于这种经济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可以简单地一概而论。新中国的建设史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

从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来看,毛泽东时期的意识形态继承了革命战争时期的若干特性,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型”或“运动型”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在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和经济资源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依然鼓励对社会的批判,强调重建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阶段,这种“运动型”的意识形态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可是,当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时,这种“运动型”意识形态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种种错误决策,使中国社会处于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才逐渐转变为保护和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力量。

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对经济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特征。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的体系,它与现实之间总要存在着差距。因此,经济决策者在制订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就将显得非常关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经济决策的主要依据来自意识形态等主观的东西,结果使得经济决策与现实条件严重脱节,造成了“左”倾的错误。最突出的表现是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几乎是从自己脑海中业已形成的空想式的经济蓝图出发,发动和指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决策过程中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的平衡关系,使得中国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具备了现实主义的色彩,从而把中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引入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新阶段。

范文三:中国意识形态地图 投稿:陆敨敩

中国意识形态地图

中国意识形态地图

《中国的意识形态光谱》(《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描绘出中国各省市的“意识形态性格”。

论文《中国的意识形态光谱》(《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描绘出中国各省市的“意识形态性格”。

两位作者一共分析了171830个调查样本。样本来源于一套许多人并不陌生的“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这套测试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设置了50道选择题(如“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即使有人口压力,国家和社会也无权干涉个人要不要孩子,要几个孩子”),参与者可以选择“强烈反对、反对、强烈同意、同意”。根据结果,判断参与者在意识形态上是偏“左”(保守主义)还是偏“右”(自由主义)。2014年,一共有171830位网民参与了测试,他们的答案以及个人信息便是论文的分析材料。

有必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国特殊的语境,论文作者将“左”(保守主义)定义为对威权体制、国家统一和安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传统文化价值的偏好和重视;而“右”(“自由主义”)则被定义为对市场化改革、民主自由、现代科技的认同和提倡。 经过数据分析,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学生发现,一个地方的现代化水平越高,生活条件越优越,那个地方的人就越认同“自由主义”;反之,现代化水平偏低、人均收入上不去的地区,民众就越表现出对“保守主义”的迷恋。

那么,中国到底地方偏“左”,哪些省市偏“右”呢?

论文经过测试结果统计,划分出10个最“右”和10个最“左”的地区进行排名,看看你的家乡上榜没有?

被划入“自由主义阵营”的地区中,得分最高的依次是上海、广东、浙江,此外还有北京、江苏、福建、海南、山西、湖北、辽宁。

范文四: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投稿:段牟牠

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认知体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及观点所构成,反映了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并为其服务,成为其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精辟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①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起着扩大政治认同、进行政治整合、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仰并认同。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趋于弱化、淡化,非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分化。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各种社会思潮如新儒学、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利己主义、后现代主义、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些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各种渠道如国内学者的阐述和发挥、文学艺术、影视媒体以及互联网等广泛地传入中国社会各阶层,从而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信仰和认同发生危机。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遭遇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敌对势力传输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加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时期,因而社会各界有些人深受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迷茫、模糊、动摇、失落甚至淡漠,政治信仰发生危机,道德规范发生困惑与失范,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潮泛滥,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遭到巨大冲击。

第二,意识形态发生分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成分、物质利益、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状况也日趋复杂多样,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因此,不仅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出现了非主流意识形态,而且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日益分化和多元化。这深刻说明了主流意识形态所受到的巨大压力及所承负的引领和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社会责任。

第三,主流意识形态被淡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同时也是一种价值体系,自主、平等、竞争、信用、法制

等观念,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不仅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而且也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经济全球化不仅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则去选择和评判意识形态,而且也使人们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被淡化甚至被重构的倾向日益突出。

尽管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成分,但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不容否认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正确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在俄国,列宁曾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中国,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性飞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许多共产党人也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本国的国情不断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创新和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长盛不衰、永葆青春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与时俱进,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即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发展。面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遭到的巨大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迫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回答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对新现象、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不断推出有理论深度、有社会影响、有创新价值的理论成果,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战斗力、吸引力,真正成为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提供精神支撑。

范文五: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投稿:武澵澶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其的引领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它自身的科学性,也更由于其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而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20世纪上半叶,也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和鼓舞下,各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许多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抓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推翻了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在这些国家中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国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团结亿万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国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拜金主义盛行、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等等问题,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科技信息化的发展,非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蔓延,各种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和思想观点不断滋生,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首先是对于广大群众,意识形态的引领必须十分注意方法。虽然,党和政府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但是多年来效果并不理想。这固然与大环境中客观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关(它们的克服要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制度的完善),也与我们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工作不力有关。我们过于强调灌输,但是在循循善诱上还很不足,结果是形式主义严重,教师本身就言不由衷,学生就更不当回事,甚至产生反感。理论和实际的脱节使之往往一到社会上就会显得软弱无力。

其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更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能否主导社会舆论的问题。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 媒体对舆论导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媒体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通过媒体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从而谋取自己私利的最大化,也

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特点。与此相应,媒体的各种恶意炒作也就成了一种通病。商业文化的泛滥,文化的低俗化、庸俗化,乃至色情、颓废、暴力等等不良文化充斥在媒体上,成为社会的公害。媒体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保持自己的公信力,如何起到正确思想引导的作用,实在是场严峻考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句话在今天更加显出了它的实际意义。“唯一准则”、“最高准则”,已经被一些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的人丢到一边去了, 在市场大潮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和认识之不足,这些部门的指导思想、改革设计乃至制度安排偏离了邓小平所说的原则。这些偏离已经造成了不少恶果,引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最重要的是是无序的社会意识形态掏空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30多年社会转型将中国社会从大一统的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社会自主空间渐渐扩张,社会意识形态慢慢生长。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物质欲求以及个人利益的觉醒。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饱受极端禁欲主义以及畸形集体主义之苦,强迫人们去追求所谓杜绝私心、私利的“道德乌托邦”,矫枉过正,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崩盘。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社会意识“收复失地”的过程。但是,社会意识的扩张不是理性的,存在一种报复性的反弹,过去那些被压抑的欲望和意识,以加速度的方式疯长蔓延开来,充斥于各类社会空间。这种非理性蔓延会抑制理性的生长。“狭隘的极端主义”、“诡辩的相对主义”、“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即是这种非理性的社会心态。理性是社会意识的清醒剂。失去理性支撑的社会意识,一旦蔓延开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它与愈来愈峻急的社会情绪结合,形成巨大的解构力量。

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着这样现实:价值共识缺失,找不到价值,即便有,也是局部性的,不稳固的。在价值判断问题上,对于个人而言可能是理性的,表现为在个人利益的算计上往往是清醒的;但对于社会共同体而言,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为没有办法把一个个原子化的价值个体用一个共同的价值纽带联接起来。个人的理性与集体的非理性并存,造成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极端无序性。而且,这种无序的社会意识对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良性发育是不利的。

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在中国社会起引领作用,需要中国共产党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由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正确理解,一些人以为和谐就是一团和气, 不能讲斗争,甚至也不能进行批评了。其实不然,和谐不是没有矛盾,也绝不是不要斗争,而是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在人民内部绝不能搞残酷斗争;人民内部也会有犯法的事情,这些要由执法机关依法处置;人民内部的不同观点和意见,则必须通过“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摆事实、讲道理,不以势压人,也不能采用无限上纲的方法,是人们相互学习、相互批评,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净化自己灵魂的方法。这些年来,我们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少了,庸俗的作风多了。它是导致社会正气不足、歪风邪气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就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以团结和进步为目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这样,才能把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落到实处,解决好人们思想上的问题和疑惑;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积极向上的氛围中,既活跃思想,又逐步形成共识,心情舒畅,和谐相处,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实现而奋斗!

同时共产党是我国的政治领导力量,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代表,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要首先加强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和领导,确保指导思想的一元化,防止多元化的思想侵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阶层,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领导阶层的丧失。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共产党的身体力行,定会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辐射力,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加强党的建设,不仅仅是从理论上提高,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定要克服现在社会中存在的领导干部只注重理论,却不付诸行动的现象,否则,不仅不会起到作用,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为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宣传文化阵地建设。历史经验告诉了我们宣传文化阵地的重要性,你不去占领,其他思想就会去占领。我们要牢牢控制住各种文化传播途径,尤其要加强网络管理和监督,绝不给错误的思想意识提供传播途径。另外,过去我们在宣传方式上的误区,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形象,所以,我们要改变宣传方式,注重理论宣传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注重宣传要适应时代的变化,一定要注重现实

生活的实际意义的重要性,将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范文六:中国的意识形态 投稿:叶噼噽

意识形态: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理论信念体系,这种理论信念体系一逻辑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理论概念符号的特定结合,来论证某种政治体制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以及实现某种特定的理想政治目标的途径的合理性,意识形态规定了一个国家、民族及其社会成员所应承担的义务与政治行为规则,以此作为广大民众的政治共识的基础。

一、中国古代社会——世俗的儒家意识形态

在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次一次的冲击下,儒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各种政治思潮涌入中国。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1.表现:1)思想意识: 以平均主义和共同富裕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理

想在建国后成为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共同精神纽带和中

国社会建构新体制的指导原则。(表现)

2)政治指导思想: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是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的核

心内容。改革开放前,我国意识形态基本上属于一种革

命型意识形态,其主要表现为: 明显的批判性和斗争

性。我国意识形态是从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发展起来

的,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

放,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革命背

景之下,共产党倡导批判和斗争精神,充分调动一切可

调动的革命力量参加斗争,就成为时代和革命斗争实践

的必然要求。即使在建国后,意识形态的这种批判性和

斗争性特点也在一定时期内得到相当程度的延续,它依

然强调对社会的批判,强调重建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制

度。(表现)

3)经济分配: 大公无私的价值理想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土地问题为例:

改革开放前,我国意识形态基本上属于一种革命型意识

形态,其主要表现为: 明显的批判性和斗争性。我国意

识形态是从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民主革命

的基本任务是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人民

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革命背景之下,共产

党倡导批判和斗争精神,充分调动一切可调动的革命力

量参加斗争,就成为时代和革命斗争实践的必然要求。

即使在建国后,意识形态的这种批判性和斗争性特点也

在一定时期内得到相当程度的延续,它依然强调对社会

的批判,强调重建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表现)

2.功能:1)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决定了某些人的政治沉浮。

2)承担着巨大的社会整合功能,是当时中国人民的主要精神寄托和凝聚力的基础

3)承担着指导功能,是改革前中国宏观经济社会决策、基本体制建构的指导思想

3.分层:1)以功能分:① 纯粹理论性的意识形态——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作用:维

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② 实践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作用:指导中国共产党组织和

行动)

2)以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分: ① 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强调极端集体主

义和极端平均主义,目标是通过持续的革

命,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产主

义。(表现: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

革命时期的极端集体/平均主义)

② 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具有务实色彩的意识形态,希

望通过艰苦的脚踏实地的工作,来是西安

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表现: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

3)以两种标准分层的作用: ①使得意识形态既有远大目标的导向作用,同时也有

现实的公共政策的指导作用

②但是在一定时期这两层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矛盾。

4.特色:1)政治意识形态的范围扩充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表现:一切社会意识构成了意

识形态的内涵)

2)意识形态也扩张到了极致(表现:意识形态决定了一切)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事求是的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含义:科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

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是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其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1.内容: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它的

指导下,中国进行了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摆

脱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为拨乱反正、全面改革提供了意识

形态的合法性基础。

2)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改革

后的工作重点稳步向经济建设转移。

3)重新界定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简明扼要、完

整系统阐明了科学发展观。

4)主张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5)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社

会发展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命题。提出充分实现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

6)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7)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

2.特征:1)有着鲜明的时代性,从以政治和道德为主,走向以经济为中心,否定了阶级

斗争为纲的理论,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立了经

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确立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

发展标准。

2)确定了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从而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非按劳分配的

分配方式存在的合理性。

3)主张在建设经济的同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制建设

4)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性

5)否定了片面的自力更生,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改革开放,艰苦奋斗,

在开放的环境里进行现代化建设。

6)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贯彻“三不主义”,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自由发

展;同时,合理吸收外国文化一切好的东西,是这一文化民主性的重

要表现。

7)要勇于改革,改革要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发挥市场机制

的积极作用。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最佳结合。

3.与改革以前相比:1)意识形态政治色彩日益淡薄,经济功利色彩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利

益结构日益明晰化

2)注意意识形态化的状况有所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在改革后日益得到恢

复和发展,非意识形态的学术争鸣也开始得以发展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作用:1)为改革开放政策提供

了一整套的合理性论证;2)为改

革开放消除了意识形态障碍)

4.现代意识形态的转变:1)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转换,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

2)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转换,即从社会至上转变为服从服务于经

济建设的中心和大局;

3)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转换,即从不破不立、“破”字当头,转向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4)意识形态工作的检验标准,即从惟书惟上转向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5)意识形态工作从有“一”无“多”、以“一”盖“多”转向弘扬

主旋律、发展多样性;

6)意识形态工作的着眼点,从崇尚经典转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

中心等等。

范文七:电影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投稿:邵寂寃

电影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克里斯汀·麦茨的《想象的能指》与《电影符号学的若干问题》等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引入电影研究的著作同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阿尔都塞综合了拉康的语意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若干要点,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在此理论中,阿尔都塞使用拉康观点,认为人的意识形态对于现实的反映分为两个阶段,即想象界和象征界。人类在婴儿时期——即认知器官发展不完全的情况下,通过镜子对自我形态与母亲形态进行观察,因为这种观察的客观不成熟性而误认为自我形态是完满的——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个阶段就是想象界。而到幼童成长到可以学习语言的阶段时,他的意识逐渐在学习过程中被纳入以语言为基础的现有社会规范意识形态体系,从而才能认知到自身的不完满。这一阶段是为象征界。麦茨更进一步认为,正因为象征界期间认识对想象界认识的颠覆,造成了人类在幼儿时期对他者(母亲)形象的否定与自我肯定,从而构建了自我意识的体系。在阿尔都塞看来,人类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归结于是对物质现实——或曰社会形态的镜像复制,而是对实际生存状态的一种想象。路易·博德里在将此理论引入电影研究时,又把阿尔都塞的这一想法进一步加强,认为意识形态不仅只是对于现实的想象,而且这种想象本身是虚假的。很明显的是,这两位理论3.图形符号应该充满“想象力”。

阿恩海姆说过:“视觉形象永远不是对于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把握。它把握的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观看世界的活动被证明是外部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与观看者的本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想象力是视觉艺术与观者的沟通桥梁,人们依赖一个个图形符号所形成的视觉空间,去感受快乐,去感悟和体验生活。

数字化为扩展电影的想象力和感染力提供了广阔的技术和艺术潜力。《侏罗纪公园》、《星球大战》、《独立日》、《赛车总动员》、《狮子王》、《外星人》等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影片,除大量采用特技手段和电脑技术外,具有无尽想象力的视觉形象(动态图形符号)是这些影片共同的商业卖点和艺术亮点。

网络境域中的视觉艺术对今天的人们而言,有着不尽的诱惑力,其最为核心的原因就是各种或静或动的图形符号所营造出的充满想象力的虚拟世界。

4.图形符号应该体现与人的“互动”。

美国迪斯尼电影公司宣布了今后4年内将上映的10部动画片,其中8部动画新片均采取数码3-D技术制作,将在银幕上掀起“立体视觉”新浪潮。“进一步采用3-D技术和电脑特效能帮助我们以最好的方式讲述故事,对此我们十分兴奋。”迪斯尼和皮克斯动画影业的首席创意官约

翰雷斯特表示。“身临其境、游戏互动”,是多媒体视觉动画的艺术魅力,也是信息社会视觉艺术体现娱乐性和亲近感的主要意图。

受众通过视觉艺术中的图形符号进行互动解读,可以使自己身心愉悦,精神放松。网络境域中的视觉艺术之所以能获得不同年龄段受众的喜爱,最突出的就是人们通过声、光、电、交互式参与等体会到了多感官的互动享受,体会到网络世界多人信息互动的快速反应和无限乐趣。

研究者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规则。那就是:想象的主体可能无法全面重现客体本身,但这种想象是无法脱离客体而存在的,想象的内容必然存在着客观现实的影子。即意识形态可能不是自我真实尽善尽美的写照,但决不能简单以虚假而一言以蔽之。即使是阿尔都塞本人也承认,意识的本质还是物质性的,自然意识形态不能脱离客观事实而存在。虽则博德里与阿尔都塞的理论有种种悖论之处,但他们的某些观点在电影研究的实践中的确具有相当大的洞察力和指导可行性的。

博德里在其《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认为观众与电影的关系犹如某种镜像关系。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将放映机隐藏起来,这一行为象征着镜像的开始。观看主体对影像本身的占有过程是一种自我情绪的满足,影像犹如想象界中的镜子,它反映的并非客观现实而是观看主体对自身的认识。这种认识有时是与现实状况截然相反的,与其说是机械式镜像反应,不如说是人对自身的心理期待的反映。例如好莱坞大制片厂时代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时代又恰好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1929—1931)、其后的经济疲软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合。人们在电影院中欣赏洋溢着感伤情调的小资产阶级趣味影片,在短暂的银色梦幻中浑然忘却了外面世界的高失业、破产、视觉设计艺术是研究人为事物的科学,是艺术与科学的交互与综合,其内核是社会文化的传递与超越,其本质是创造,同时,它作为视觉语言符号,又是信息传达的媒介和一种社会文化的载体。面对人们对交互式、影像化和视觉交流方式等需求进行的深入探索和无止境渴求,数字技术背景下视觉艺术中的图形符号必须依赖艺术设计上的创新,同时要具备对社会文化进行视觉化思考和有一种文化审视和批判的精神。

四、结 语

数字化、信息化、科技化是当今社会发展不可逆的主导趋势,它引发了社会发展模式、经济技术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也左右了人们精神文化领域的变化,视觉艺术的数字化进程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设计者应不懈的坚持表达和传递视觉艺术中图形符号的人文意蕴,摒弃只强调表象刺激,玩弄技术、玩弄奇观的倾向,在技术发展与艺术变革的时代,以创新的图形图像技术为媒介,创造出充满乐趣的、令人愉悦的视觉艺术和交流环境。

[参考文献]

[1] 叶佑天.网络境域中的视觉艺术符号及审美分析[OL]. www.dolcn.com,2007-05-24.

[2] 于方.数码信息时代企业形象设计的新发展[OL].www.dolcn.com,2007-11-08.

[3] 吴国欣.吴国欣视觉传达设计教程[M].长沙:湖北美术出版社,2006.

[4] 王子源.王子源图形设计教程[M].长沙:湖北美术出版社,2006.[作者简介]张玉萍,女,西华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从事工业设计教育与研究。

战乱。这就犹如弗洛伊德的母腹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洞穴理论,电影院为观影者营造出了一个庞大的黑匣子空间。在一片黑暗(封闭空间是必要条件)中,人们观看着具有三维纵深真实感的影像而看不见揭穿其虚假的关键物——放映机。在单向的信息传递与接收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我与影像的投影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在镜像的环境中,信息接收者通过对影像中信息的重组与认同,受到虚拟真实空间的暗示而将自身代入影像的主体地位。由此种想象性的畸变、影像质料所建立起的世界体系并非对纯然外界现实的反映,而是反映了主体自身所幻想(或者说所希冀)的现实世界。

如果说对影像的单次点对点传播体现了个体意识形态,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多点的集合能够反映集体精神意志的状态?从而进一步可以推导,一个国家的电影完全体现该国的国民精神特质——即国民性。自然,按照前论这种体现不一定客观,但起码暗示着一种心理欲求——国民的精神状态趋向性。这种推断无疑是成立的。一国之文学、一国之艺术既然可以代表着该国的文化性格,那么同为语言信息物质载体的电影媒介又何以不可?以好莱坞影片为例,《阿甘正传》、《我的左脚》等无数的个中经典都宣传了同一个模式——平凡人通过努力也可成为英雄(“灰姑娘”影片也是它的一个同义项变体)。这种个人奋斗模式与开拓式的美国精神完全吻合,也符合了美国民众的心理期待与价值标准。从而甚至通过影片的大量发行对更大范围内观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心理“教育”,此处暂不谈。又如韩国民族主义影片,如近来的《韩半岛》、《遗失的记忆》,其中对历史的演绎与反思、以战争受害者身份的情感宣泄就体现了朝鲜民族古已有之的文化特质——“恨”意识与极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韩国这个国家国民性的准确反映。对民族性的有意识反思与无意识流露,在日本电影史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本尼迪克特曾把日本的国民性概括为“菊与刀”,即日本民族既有崇尚高洁之美与幽玄风雅的纤细一面,又有残暴而黩武主义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一面。体现在前者,如市川崑执导的影片《竹取物语》和行定勋执导的影片《春雪》。它们一个改编自日本古典文学著作,一个改编自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三部曲之一,同样都体现了日本民族所崇尚的爱与死之无常论——即美之所以为美在于转瞬即逝。体现在后者,如小林正树与五社英雄的一系列浪人片(《切腹》、《三匹之侍》等)和北村友平的《阿墨》、北野武的《座头市》等,都不遗余力地鼓吹了武力的权威。而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的新战争片如《战舰大和号》、《山本元帅与联合舰队》、《海军》和后来的《零战》等完全赤裸裸地鼓吹了战争,甚至有为军国主义招魂之嫌。这些影片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反映了日本——这个经历过八百多年武士中心统治的国家的民族意识形态特征。另一方面,狭隘的小国心态又使日本民族不愿意面对历史残酷的真实,这体现在电影上便像《山丹之塔》、《缅甸的竖琴》、《黑雨》、《原子弹爆炸下的孩子》等一系列影片诞生。在这些以“反战”为中心的影片中,日本人形象与其说是战争的发起者——即加害者,不如说是战争中的受害者。这也是日本战争题材电影与他国战争电影(与美国越战题材片对比尤为明显)的一个显著特点。再放眼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今日的日本怪兽题材电影,我们也不难从其中的关键词(如渡海而来的异己者、南海、原子爆炸下的基因变异)等读出潜藏在其儿

童电影下、对原子弹与强大美国的深刻恐惧之心。

我们所需关注的另一点就是可以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引入到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宣传媒介的功用中。对于此,电影理论界曾经有种工业分析论将电影的发行制度和宣传方式加以剖析以对其意识形态效果加以区分,然而这里我想立足于帝国霸权主义话语强势宣传的观点来对此作以分析。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形态国家机器(如军队、法庭等)相伴生的国家机器。将电影媒介划分其中可能比较陌生,然而如果提到宗教、法律、家庭关系、教育便很一目了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使用强制手段干涉个体的发展,而是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即通过大量掌握宣传工具的传播优势控制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使符合己方利益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信息接收者的价值取向。而当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随着武力和经济势力的全球扩张,其伴生物——殖民者一方意识形态以“优越文化”的面目四处传播。这一阶段的文化扩张与渗透并非是主动性或有意识的,或者说并非全然是有意识为之的。但到了二战后的60年代,世界殖民体系基本上土崩瓦解,依靠武力对他国的操控已不再可能。于是旧殖民国家转而以经济、文化的方式对新兴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渗透与颠覆。这一情况到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时发展到了高峰,它的幕后推手(或是说盟主)就是美国。美国作为现在世界公认的第一大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走向。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从何而来?当然首先是其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自然,不应忽视的是电影作为美国一大工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高到令人瞠目结舌的份额。但美国电影在世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绝对不仅仅只是它每年出口电影的售卖金额。美国电影——宣传美国式生活方式、美国式价值观的电影媒介通过全球性放映网络的大规模发行,每一次放映的过程就是一次给电影受众价值观重塑的过程。这种重塑的危险性就在于丝毫无视于这个单个主体受众处于何等国家意识形态状态,而在令人难以察觉之时就完成了美国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建立。此处以美国为例,这就是我所谓的电影起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帝国霸权主义传播效用。遗憾的是,在当今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呈现爆炸状态的今日,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作为个体,我们对这种外来的、宣传上占优势的文化帝国主义无能为力——除非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民族自觉力。

电影作为某种意识形态载体的效用和作为众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一种的效用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从电影影像信息的接收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其所反映内容的确是以接受者为核心主体,它的确不能尽然反映一切真实状态(或者即使主观希望,但出于客观条件等其他因素也无法做到)。但是,不管如何对现实误读,影片所包含内容的出发点至少是某一时空的真实现实,这是毫无疑问的。电影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正是由于这个因素,即利用了个体将对影像现实的误读——将某一时空的真实误认为是自己的客观真实,因此受到他方舆论在潜意识中的导向。

[作者简介]彭砚淼(1984— ),女,江苏南京人,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研究所电影学硕士研究生;主要著作:长篇小说《平安王朝 无双红颜》(2006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范文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核心内容 投稿:陈淈淉

摘 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机器理论问题的研究上,阿尔都塞独创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探讨过国家理论问题,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国家学说理论,但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却详尽地论述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发挥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国家政权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32-02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特征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

  根据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描述性的理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以认为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国家政权而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非暴力性机构或领域。他将以下机构定义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宗教的AIE(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的AIE(由不同公立和私立学校构成的制度);家庭的AIE;法律的AIE;政治的AIE(政治制度,包括不同党派);工会的AIE;传播的AIE(出版、广播、电视等等);文化的AIE(文学、艺术、体育等等)。”[1]335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心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表述体系[1]348。国家机器是指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阿尔都塞将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结合成一个新的范畴,重在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相对独立地位和重要性。

  除此之外,还要分析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区别。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这些机构都是阿尔都塞所说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它们具有镇压性职能,通过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作用,“这些机构完全能够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很好地‘发挥作用’,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做充分合理的分析都能证明这一点。”[2]阿尔都塞主要阐述了三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镇压性国家机器主要运用镇压功能,表现为强制性,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运用意识形态发挥作用,这是两种国家机器的主要区别。

  第二,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由很多机构构成。

  第三,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统治阶级推选出的政治代表来领导的,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保证的。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体建构性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特征就是将个人构建为主体。个人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操控下,假象地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实践活动。实际上,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秘密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具体的个人建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他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需要主体的维护,就必须想办法将具体的个人构建为主体,这时,就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通过意识形态的“传唤”(interpellate)作用,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阿尔都塞指出:“为了个人能够担负起承担者的任务,需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3]阿尔都塞将“传唤”理解为是“社会秩序把我们当作个人来对我们说话、并且可以称呼我们名字的一种方式。”[1]303它意味着一种统治阶级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奴役,并得到了后者谦卑的服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体建构问题,揭示的实则是处于社会关系当中的个人经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强化作用,在内部完成了自我行为的确认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个人社会化的过程。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物质载体,具有物质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社会机构,是意识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人们通过这些国家机器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感觉自己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这些机构的成立都是以物质作为基础,必须具有完备的运作机制。除此以外,意识形态同样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性,这种物质的存在性就是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不仅影响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发挥程度,同时更需要维护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设,只有维护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才能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在实践活动中的扩散性及渗透性。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维护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维护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完成对劳动力的“训练”,为他们分配工作岗位,在此期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要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来实现对人民的统治。统治阶级的最终目标并不是简单完成对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和岗位分配,而是在培训劳动力技能的过程中生产出适应统治阶级意识的制度法规。可以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虽然不是直接完成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是它在对劳动力进行“训练”的过程中向其渗透了社会相应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关系,使得劳动力之间认同这种生产关系,并将此生产关系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这样阶级统治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生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阿尔都塞始终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保障自身政治领导权的工具,它不仅传播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在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生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并将其传播给人民大众,使其最终内化为日常实践活动。从而达到了维护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目的。除此之外,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培养出拥护本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代理人,而这些职业的意识形态代理人又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完成影响人们意识的任务。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驯服功能

  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驯服功能并不是指统治阶级运用武力、暴力等强制性手段制服被统治阶级,使其适应社会制度,变为社会需要的劳动者。而是指统治阶级发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并将这种观念内化为实践活动的准则,使其自觉地接受、服从、臣服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在满足社会劳动力日常生活的各种技能要求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使劳动力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驯服功能无非是保障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保障人们能够按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实践。人们的日常活动离不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操控,由于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人们自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且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实践,其实都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所掌控。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不同

  (一)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寄托人的精神生活

  阿尔都塞认为,国家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发挥寄托人精神生活的作用。宗教的存在能够让人们从资本主义结构中解放出来,享受着一种真正的信仰自由。宗教意识形态通过传唤的作用,在个人中“招募”主体,阿尔都塞的“主体”指现实生活中具体个人的行为和意识。“大主体”指的是占主导地位灌输意识形态的角色,如家庭中的双亲、学校中的教师、宗教中的上帝,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复制的镜像结构同时保障着:(1)把‘个人’传唤为主体;(2)他们对主体的臣服;(3)主体与主体的相互承认,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最终的自我承认;(4)绝对保证一切都确实是这样,只要主体承认自己的身份并做出相应的行为,一切都会顺利:阿门――‘就这样吧’。”[1]311这表明,主体在这样的关系当中起作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臣服于大主体。

  (二)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树立儿童的“权威”意识

  阿尔都塞认为,家庭是意识形态进入个人的第一步,儿童时期首先树立起对父母的“权威”意识。儿童的自我意识不完善,需要对其进行意识形态的建立,父母作为他们的教育者,最先将社会的道德原则、社会规范等传递给儿童,在儿童早期的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对社会的初步认知,这使得儿童意识到父母熟悉所有社会规范,才能够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并认为父母有权力控制儿童的行为冲动。为此,儿童树立起了对父母的“权威”意识,认同父母的教导,并将这种意识内化为行为准则。阿尔都塞对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儿童的意识形态最早是在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可以说家庭是一个小型的“权威”国家,儿童从小要学会适应家庭生活,以便为后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人生下来只是一个小生物,这个小生物能够作为一个人类的孩子生存下来,而不是成为一只小熊或者小狼生存下去,是因为一开始,他就完全被束缚在人类社会的秩序中,这种人类秩序是从母亲的喂养训练中产生的。小生物从出生到成长为人类的小孩这个过程需要经历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在“秩序法则”中完成的。

  (三)学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培养社会合格的劳动者

  学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后建立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主要的作用是培养适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合格劳动者。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一个环节,学生们在这个学徒期带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学习了大量的技能。这样的过程就帮助统治阶级掌握了政权,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就被大规模地再生产出来,学校教育的实质其实是保障了人们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臣服。学校招收各个阶段的学龄儿童,在学校学习期间,教给他们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科学文化知识就包含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在学校的教育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好公民,服从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

  参考文献:

  [1]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Louis Althusser.Essays on Ideology[M]. London: Verso ,1976:18.

  [3]Louis Althusser. Writings on Psychoanalysis: Freud and Lacan European Perspectives[M]. Translated by Jeffrey Meh-

  l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138.

范文九: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核心内容 投稿:严寅密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核心内容

作者:孙竞阳 戴艳军

来源:《学理论·上》2014年第07期

摘 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机器理论问题的研究上,阿尔都塞独创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探讨过国家理论问题,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国家学说理论,但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却详尽地论述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发挥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国家政权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32-02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特征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

根据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描述性的理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以认为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国家政权而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非暴力性机构或领域。他将以下机构定义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宗教的AIE(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的AIE(由不同公立和私立学校构成的制度);家庭的AIE;法律的AIE;政治的AIE(政治制度,包括不同党派);工会的AIE;传播的AIE(出版、广播、电视等等);文化的AIE(文学、艺术、体育等等)。”[1]335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心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表述体系[1]348。国家机器是指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阿尔都塞将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结合成一个新的范畴,重在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相对独立地位和重要性。

除此之外,还要分析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区别。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这些机构都是阿尔都塞所说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它们具有镇压性职能,通过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作用,“这些机构完全能够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很好地„发挥作用‟,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做充分合理的分析都能证明这一点。”[2]阿尔都塞主要阐述了三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镇压性国家机器主要运用镇压功能,表现为强制性,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运用意识形态发挥作用,这是两种国家机器的主要区别。

第二,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由很多机构构成。 第三,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统治阶级推选出的政治代表来领导的,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保证的。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体建构性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特征就是将个人构建为主体。个人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操控下,假象地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实践活动。实际上,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秘密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具体的个人建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他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需要主体的维护,就必须想办法将具体的个人构建为主体,这时,就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通过意识形态的“传唤”(interpellate)作用,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阿尔都塞指出:“为了个人能够担负起承担者的任务,需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3]阿尔都塞将“传唤”理解为是“社会秩序把我们当作个人来对我们说话、并且可以称呼我们名字的一种方式。”[1]303它意味着一种统治阶级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奴役,并得到了后者谦卑的服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体建构问题,揭示的实则是处于社会关系当中的个人经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强化作用,在内部完成了自我行为的确认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个人社会化的过程。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物质载体,具有物质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社会机构,是意识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人们通过这些国家机器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感觉自己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这些机构的成立都是以物质作为基础,必须具有完备的运作机制。除此以外,意识形态同样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性,这种物质的存在性就是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不仅影响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发挥程度,同时更需要维护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设,只有维护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才能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在实践活动中的扩散性及渗透性。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维护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维护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完成对劳动力的“训练”,为他们分配工作岗位,在此期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要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来实现对人民的统治。统治阶级的最终目标并不是简单完成对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和岗位分配,而是在培训劳动力技能的过程中生产出适应统治阶级意识的制度法规。可以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虽然不是直接完成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是它在对劳动力进行“训练”的过程中向其渗透了社会相应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关系,使得劳动力之间认同这种生产关系,并将此生产关系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这样阶级统治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生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阿尔都塞始终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保障自身政治领导权的工具,它不仅传播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在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生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并将其传播给人民大众,使其最终内化为日常实践活动。从而达到了维护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目的。除此之外,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培养出拥护本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代理人,而这些职业的意识形态代理人又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完成影响人们意识的任务。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驯服功能

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驯服功能并不是指统治阶级运用武力、暴力等强制性手段制服被统治阶级,使其适应社会制度,变为社会需要的劳动者。而是指统治阶级发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并将这种观念内化为实践活动的准则,使其自觉地接受、服从、臣服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在满足社会劳动力日常生活的各种技能要求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使劳动力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驯服功能无非是保障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保障人们能够按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实践。人们的日常活动离不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操控,由于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人们自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且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实践,其实都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所掌控。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不同

(一)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寄托人的精神生活

阿尔都塞认为,国家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发挥寄托人精神生活的作用。宗教的存在能够让人们从资本主义结构中解放出来,享受着一种真正的信仰自由。宗教意识形态通过传唤的作用,在个人中“招募”主体,阿尔都塞的“主体”指现实生活中具体个人的行为和意识。“大主体”指的是占主导地位灌输意识形态的角色,如家庭中的双亲、学校中的教师、宗教中的上帝,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复制的镜像结构同时保障着:

(1)把„个人‟传唤为主体;(2)他们对主体的臣服;(3)主体与主体的相互承认,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最终的自我承认;(4)绝对保证一切都确实是这样,只要主体承认自己的身份并做出相应的行为,一切都会顺利:阿门——„就这样吧‟。”[1]311这表明,主体在这样的关系当中起作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臣服于大主体。

(二)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树立儿童的“权威”意识

阿尔都塞认为,家庭是意识形态进入个人的第一步,儿童时期首先树立起对父母的“权威”意识。儿童的自我意识不完善,需要对其进行意识形态的建立,父母作为他们的教育者,最先将社会的道德原则、社会规范等传递给儿童,在儿童早期的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对社会的初步认

知,这使得儿童意识到父母熟悉所有社会规范,才能够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并认为父母有权力控制儿童的行为冲动。为此,儿童树立起了对父母的“权威”意识,认同父母的教导,并将这种意识内化为行为准则。阿尔都塞对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儿童的意识形态最早是在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可以说家庭是一个小型的“权威”国家,儿童从小要学会适应家庭生活,以便为后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人生下来只是一个小生物,这个小生物能够作为一个人类的孩子生存下来,而不是成为一只小熊或者小狼生存下去,是因为一开始,他就完全被束缚在人类社会的秩序中,这种人类秩序是从母亲的喂养训练中产生的。小生物从出生到成长为人类的小孩这个过程需要经历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在“秩序法则”中完成的。

(三)学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培养社会合格的劳动者

学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后建立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主要的作用是培养适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合格劳动者。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一个环节,学生们在这个学徒期带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学习了大量的技能。这样的过程就帮助统治阶级掌握了政权,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就被大规模地再生产出来,学校教育的实质其实是保障了人们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臣服。学校招收各个阶段的学龄儿童,在学校学习期间,教给他们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科学文化知识就包含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在学校的教育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好公民,服从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

参考文献:

[1]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Louis Althusser.Essays on Ideology[M]. London: Verso ,1976:18.

[3]Louis Althusser. Writings on Psychoanalysis: Freud and Lacan European Perspectives[M]. Translated by Jeffrey Meh-

l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138.

范文十:试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 投稿:魏愌愍

作者:陈钢

青海师专学报:社科版 2000年01期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现象仍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现象并未作出一个科学的认识,因而在该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现象的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偏差。本文拟在对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现象作一新界说的基础上,就它的特点、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等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何谓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

  为了弄清国家意识形态概念的实质性含义,有必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传统的或通常的含义作一简略考察。在我国理论界,通常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基本关系的原理为基础来阐释意识形态概念的。它的基本含义有二:第一,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自觉的系统的反映,属第二性的,同时它对社会存在又有反作用。第二,在私有制社会里,由于人们分裂为不同的阶级,也就导致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分裂;不同阶级的人们总是从本阶级特殊的经济利益、政治地位等出发来观察、反映现实社会存在,表达本阶级特殊的利益要求,并形成特殊的意识形态。所以,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在这两层含义中,第一层含义无疑最具概括性和普遍性。其第二层含义则表明这一概念历来是与阶级、阶级斗争相联系的,是以一定社会(非全球社会)或一定国家内部的人们分裂为不同阶级这一基本事实为依据而产生和流行起来的。它以阶级利益性为本质特征。由此还可以推知,在传统上各种意识形态的主体无疑是国内的各个阶级。

  但是,当我们来考察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现象时,就不应该继续沿用作为国内阶级矛盾产物的意识形态概念了,而必须赋予它以新的内涵。我们必须明确,国际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国际关系的主体还有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本文把国际关系界定为国家间的关系),因而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的主体也应是国家,而不再是国内的一个阶级。这就决定了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只能是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可初步定义为:世界上各主权独立的国家基于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现实地位,而对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或格局作出的自觉的系统的反映,是特定国家在国际社会里的利益、要求在社会意识上的表现。可见,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国家利益性或叫民族利益性,而与以阶级利益性为本质特征的阶级意识形态相区别。关于二者的区别,至少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们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阶级意识形态早在几千年前的奴隶社会时期便产生了(虽然“意识形态”一词是产生于19世纪,由法国思想家德·特拉西最早提出)。而国家意识形态则与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是很晚近的现象。

  第二,它们体现和维护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同。阶级意识形态体现和维护的是国内某一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国家意识形态体现和维护的则是国内全体社会成员在国际社会中共同的和整体的利益,而不论该国内部的人们是否分裂为不同的阶级。

  确认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并与一国内部的阶级意识形态相区别,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避免在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现象时,因继续沿用阶级意识形态概念而出现理论上的混乱,也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处理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现象。如,若把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理解为阶级意识形态,就难免把国际关系中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简单化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国际上复杂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与斗争简单化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并导致国家在国际性行为中以阶级利益代替民族利益的失误。

  二、对国家意识形态特点的简要分析

  国家意识形态除上述以国家利益性为本质特征外,还具有客观性、长期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所谓国家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指它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它植根于国家间利益的差异与斗争之中。只要我们承认每个国家总是从自身特殊的利益出发来观察国际社会,提出关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等问题的主张的,就承认了这种主张的国家意识形态性,也承认了它的客观必然性。在国际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分歧与斗争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论人们对这一现象持何种看法和态度,它都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客观因素。象美国一会儿“论证”出中国已是第三经济大国,制造中国威胁论;一会儿又怀疑中国能否养得活中国人,就是带有强烈的美国式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的论调,是影响中美国家关系的重要客观因素,是挥之不去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当然,这不是说国际关系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关系要以它为转移。这里只是强调它的客观性,不可回避性。

  国家意识形态的长期性则由民族国家存在的长期性所决定。只要我们对国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与国际法学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作了区分,就不难断定,不论某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和阶级意识形态是否消灭了,作为国内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是否消亡了,在可见的未来世界里,作为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都将长期存在,其特殊的国家利益也将长期存在,因而其国家意识形态就会长期存在。除非世界不再区分为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除非世界各民族的利益完全地溶为一体了,国家意识形态是不会消失的。

  国家意识形态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这是由当今世界分为近二百个有着自己特殊利益的独立国家所决定的。虽然有些国家因其在国际社会里有着大致相同的经济政治地位,它们的国家意识形态也会有着某种理论形式上的相似,但各国仍要赋予其更为直接、更为具体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内容。邓小平在谈到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时指出:“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注: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这是揭示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共性。西方国家的抽象的理论一旦落实到美国的外交活动中,就会带有鲜明的美国特色和美国利益性;落实在法国,又会有法国特色和法国利益性。同样,中苏两国在60年代关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争论,谁都不会否认其争论的背后是两国国家利益的差异。所以,一种抽象的不与本国利益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根基的。在一般抽象理论的基础上,再掺入各国自己的理解或解释,使之符合本国利益,这便形成了国际社会里多样化的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的客观性、长期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为我们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一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表明不可再把它看作是可以任意制造或消灭的东西,它也不是依某种愿望宣布一声“非意识形态化”就能解决的,而是要以求实的态度进一步研究它在国家利益中的实际地位,它对国际关系有何实际影响,并采取恰当的方式处理它。

  三、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际舞台上,国家利益被视为是至高无上的。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说过:“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注: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第68页,转引自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第38页。)这完全符合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的历史事实。但在国际利益中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国家意识形态是否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我国有的学者有意无意地把它排斥在国家利益之外,甚至把它与国家的其它利益完全对立起来了。即使是把它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学者,也未能给予充分的说明。笔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其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人们团结的思想基础,而国内人们的团结则是国家得以保存的一个基本条件。一个国家内部的人们尽管可能被分为不同阶级和阶层,他们之间会有许多利益上的差异甚至尖锐对立,但他们在国际社会里却有着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在于,它框正国内各个阶级或阶层的奋斗目标,为全民塑造共同的社会理想,振作全民精神,使他们在复杂凶险的国际环境中暂时抛开阶级对立性,而为全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诚如邓小平所说:“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注:邓小平:《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对外关系上若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就会是一盘散沙,而一盘散沙的国民难以形成统一坚强的国家,它在国际舞台上也必然要受欺侮。

  第二,国家意识形态为国家(其代表者政府或议会)观察、分析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历史走向提供基本认识框架或叫“认知图式”,并成为国家制定战略性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根据现代认识论,认识主体(它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由人们所构成的组织如政府等)的认识活动必须在一定的“认知图式”中才能进行。(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而不同的认识主体由于实践、经历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认知图式”,因而他们对同一个认识对象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结论和评价。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每个国家在其文化背景、历史遭遇和现实利益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特殊“认知图式”。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特殊的“认知图式”来观察、分析现实世界和描绘世界的未来图景,并根据这一分析结论来制定本国的战略性外交政策。一个国家若不能形成和维护自己的特殊意识形态,也无基于这种意识形态对世界历史趋势的预测,则它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必定表现为临时性的和穷于应付的特点。

  第三,国家意识形态为国家在国际上推行的种种政策和行为进行辩护,使之具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国家在国际上的利益可能正好与别国的利益相矛盾,若没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为之辩护和宣传,就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和认可,还可能遭致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使自己陷入孤立被动的境地。所以,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国际性行为的辩护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其他种种利益也都由它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来。前苏联为了控制东欧各国,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和霸权,竟编造了“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的理论。美国也常常在维护人权、恢复民主的口号下对这个或那个国家进行所谓的“制裁”,甚至大动干戈。所以,失去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辩护,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将寸步难行。

  第四,国家意识形态本身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各种国家意识形态还提供了解决世界向何处去和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各种方案。因此,哪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能够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它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就越大,世界也越易朝着有利于该国的方向发展。一位美国总统甚至说过:“我们的最大实力是我们的思想的力量。”(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就职演说,1993年1月20日。 )美国在全世界到处建立广播电台、站,昼夜不停地宣扬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当然是为了使世界历史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所以,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都很重视本国意识形态对世界的影响力问题,被视为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部分。

  四、正确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既然是国家利益的重要部分,又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客观因素,那么,就必须摆正国家意识形态在国家诸种利益中的地位,并处理好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因素。为此,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要摆正和处理好国家意识形态在国家诸种利益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国家在国际上的利益可大体为三大部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安全,经济发展要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与追求。三个部分既有轻重之分,不是等量齐观的,又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一般地讲,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国家最根本的利益,是国家得以保存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按摩根索的说法,是“相对永恒”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内核”。邓小平也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注:邓小平:《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的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最经常可见的利益。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与追求则属国家利益中的第三个层次。相对于其他两项利益而言,它具有派生的性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不过,对不同的国家要做具体的分析。象美国,它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基本上未真正受到过威胁,因而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实践上表现出更多的对意识形态利益的追求。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制度、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一直是美国外交活动的最终目标之一。经验也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减弱。还有学者指出,前苏联经营东欧几十年,除了军事安全利益外,对意识形态利益的追求也超过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注:罗杰·卡内特:《超级大国在东欧的合作》,《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年第2期。)可见,在国家的三大利益中, 突出哪一部分,还与各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国际环境有关。

  其次,要创立符合本国国情,体现全民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这又必须是建立在对本国诸种利益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历史走向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检验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优劣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恰当地体现和维护了本国在国际社会里的种种利益。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要维护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要维护中国的利益,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客观现象,本身无所谓“科学”与否、“虚假”与否,只有人们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现象的认识理论才存在科学与否的问题。凡是正确地揭示了国家意识形态现象的根源、本质、特点以及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意义等等的理论,就是科学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而科学的理论有助于国家制定出符合本国利益的意识形态。

  最后,要确保本国国家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里的尊严和不受侵害。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由于各国意识形态包含着特殊的国家利益的原故,相互发生争论是难免的。当本国意识形态受到他国攻击时,不应是保持沉默或限于外交词令的回答,而应积极地防御和反击。如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攻击,我们就必须给予理直气壮的批驳。一个国家若不能保护本国意识形态的尊严和正义性,将导致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受损,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在现代国家安全概念中都包含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因素。

  总之,国家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客观因素,将长期存在,又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便是我们研究国家意识形态现象的出发点。而正确地处理和利用国家意识形态因素,以维护对本国有利的国际环境,或促使国际环境朝着对本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则是我们研究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目的。

作者介绍:陈钢 重庆师范学院经济政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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