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副秘书长_范文大全

联合国副秘书长

【范文精选】联合国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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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联合国副秘书长

【优秀范文】联合国副秘书长

范文一:联合国的中国副秘书长们 投稿:陆獸獹

根据联合国惯例,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人不能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但可以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中,五常国家都有一个职位。迄今为止,在吴红波之前,已有7位中国人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均有共性,又各有特点,在形势复杂、风云变幻的联合国舞台上演绎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

  现年60岁的吴红波是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曾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港澳台司司长、驻澳门特别行政区副特派员、中国驻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位。

  2009年8月,吴红波出任中国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如今,随着联合国的一纸任命,吴红波将从大使变成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开始职业生涯中一段新的旅程。

  联合国副秘书长属于国际公务员,为联合国服务,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

  上任第一天,吴红波将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签字。誓约规定,从那一刻起,他就不代表任何国家。

  冀朝铸的一次纰漏

  冀朝铸是1929年7月生于山西省汾阳县,早年留学美国。199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冀朝铸从1957年开始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翻译,在此岗位上一千就是17年。虽然冀朝铸的英文一流,但第一次给中央领导人当翻译时,也着实有些紧张,还因此出了纰漏。

  在为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举行的国宴上,冀朝铸临时被调派为周总理祝酒致辞做翻译。周总理念了一段中文讲稿,冀朝铸念一段英文译稿。周总理忽然脱稿,加了几句即席讲话,而冀朝铸仍然照念事先准备好的英文译稿,没有翻译周总理的插话。周总理当即发现,严肃地对冀朝铸说:“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

  第二天,周总理再次接见外宾时,仍然要冀朝铸当翻译。冀朝铸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聚精会神地听译每一句话,再也不敢有任何闪失。

  陈健:整治联合国的“文山会海”

  陈健毕业于复旦大学,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工作。2001年,他接替金永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执掌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主政期间,陈健大胆对联合国的“文山会海”开刀,进行了一番改革。

  陈健分管的是人员最多、开销最多的部门,上任之初,部门两个财政年度的亏损金额达一千多万美元。陈健找了咨询公司,专门调查经费超支的原因。症结很快查明:亏空源自“文山会海”。

  联合国大会早有规定,所有会议应在会议管理部批准时间内举行,下级呈送上级的文件不得超过20页,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不得超过16页。但这些规定从未被认真执行。陈健上任后,真正开始实施这个规定。

  对付超时和违规者,会议管理部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政令一出,整个联合国为之震动,阻力亦随之而来,很多人对新规定很不适应,一些会议主席打电话给陈健,要求延长会期。对于陈健的改革,时任秘书长安南给予充分支持,从未下令延长。

  在陈健的五年任期内,文山会海积弊大减,会议管理部不再是“亏损大户”。

范文二:联合国的中国副秘书长们 投稿:赵鈠鈡

根据联合国惯例,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人不能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但可以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中,五常国家都有一个职位。

  近日,德国柏林,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在中国使馆接受德国《日报》(星期日版)专访。在近三小时的采访中,吴大使就中国政治体制,中国在维护人权、保障新闻和言论自由、保护知识产权领域所做的努力,西藏政策及德媒体涉华报道等详细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仅仅一天后,美国纽约,吴红波的身份发生重要改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他担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根据联合国惯例,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人不能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但可以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中,五常国家都有一个职位。迄今为止,在吴红波之前,已有7位中国人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均有共性,又各有特点,在形势复杂、风云变幻的联合国舞台上演绎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

  在任命书中潘基文表示,吴红波拥有30多年丰富的外交经验,对于中国落实联合国有关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各项公约、提交中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报告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潘基文期待着吴红波将他丰富的谈判经验和技巧带到联合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也表示,吴红波是一位优秀的资深高级外交官,有着丰富的多双边及经济社会工作经验,同时具备高超的领导组织协调能力,符合担任主管经社事务副秘书长的条件和资格。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联合国及秘书长工作,我们相信,吴红波大使和他的前任沙祖康大使一样,都会胜任这一职务。”刘为民说。

  现年60岁的吴红波是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曾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港澳台司司长、驻澳门特别行政区副特派员、中国驻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位。

  2009年8月,吴红波出任中国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如今,随着联合国的一纸任命,吴红波将从大使变成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开始职业生涯中一段新的旅程。

  联合国副秘书长属于国际公务员,为联合国服务,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

  上任第一天,吴红波将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签字——誓约规定,从那一刻起,他就不代表任何国家。

  2012年前已有7人任此职位

  自从中国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已经有7位中国外交官先后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分别是唐明照(1972年至1979年)、毕季龙(1979年至1985年)、谢启美(1985年至1991年)、冀朝铸(1991年至1995年)、金永健(1996年至2001年)、陈健(2001年至2007年)、沙祖康(2007年至2012年)。

  新任命的吴红波,是来自中国的第八位联合国副秘书长。

  这8人中,除吴红波来自山东、冀朝铸来自山西外,其余6人都是南方人。巧合的是,这些来自南方的副秘书长中,唐明照是广东人,陈健是上海人,另外4位是江苏人,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

  不管是不是真应了“自古江南出才子”一说,毫无疑问,能在联合国出任副秘书长,这些中国外交官的功底和经历都相当了得,不论是外语水平还是外交素养、外交经验,都是同行中的佼佼者。

  资格最老的唐明照出生于1910年。1920年代初,他随父母移居美国旧金山。1927年回国,后来就读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经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4年。此后,他曾任《美洲华侨时报》社长与总编、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书记。

  回国后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副秘书长。1972年,经验丰富的他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第一任副秘书长。

  1980年后,唐明照离开外交领域,任中联部顾问。值得一提的是,“虎父无犬女”,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在中国同样大名鼎鼎,她因一口纯正漂亮的英语,万里挑一给毛泽东当英语翻译,给很多来访的外国贵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唐明照手中接过副秘书长“接力棒”的毕季龙也是有着留美经历的“海归”。他家里是江苏扬州的名门望族,他193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在大陆更名南京大学)财政系,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杭州英士大学教授。1948年,毕季龙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50年,他回国加入外交部,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长处处长,外交部研究室专员、新闻司副司长、国际条法司副司长。1979年6月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毕季龙和夫人是大学同学,又是同行,夫人胡济邦还是著名记者。

  相比来说,生于工商业主家庭的谢启美则是理工科专业背景,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数学系,曾任教于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后来,谢启美从学界转入外交界,曾任驻瑞士大使馆随员、外交部西欧司副科长、英国代办处三等秘书,驻美国联络处参赞,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1985年至1991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有了联合国的这段经历,谢启美之后担任主编,1995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与联合国》、1996年出版《面向21世纪的联合国》等著作,给中国大众讲述鲜为人知的联合国故事。

  冀朝铸的一次纰漏

  不知是不是巧合,谢启美的继任者冀朝铸也是理工科出身。他1929年7月生于山西省汾阳县,早年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铸追随父兄足迹,毅然放弃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业,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来,他曾经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在开城谈判中表现出色,获得中朝两国的表彰。

  1954年,冀朝铸进入外交部,长期从事我国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其高超的英文翻译水平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赢得了领导人的肯定和外国友人的普遍尊重。1979年至1987年间,他先后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中国驻斐济瓦努阿图·基里巴斯大使、驻英国大使。199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范文三:联合国的中国副秘书长们 投稿:邵痮痯

5月30日,德国柏林,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在中国使馆接受德国媒体专访。

  仅仅一天后,美国纽约,吴红波的身份发生重要改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他担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根据联合国惯例,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人不能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但可以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中,五常国家都有一个职位。迄今为止,在吴红波之前,已有7位中国人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均有共性,又各有特点,在形势复杂、风云变幻的联合国舞台上演绎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

  现年60岁的吴红波是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曾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港澳台司司长、驻澳门特别行政区副特派员、中国驻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位。

  2009年8月,吴红波出任中国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如今,随着联合国的一纸任命,吴红波将从大使变成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开始职业生涯中一段新的旅程。

  联合国副秘书长属于国际公务员,为联合国服务,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

  上任第一天,吴红波将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签字——誓约规定,从那一刻起,他就不代表任何国家。

  2012年前已有7人任此职位

  自从中国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已经有7位中国外交官先后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分别是唐明照(1972年至1979年)、毕季龙(1979年至1985年)、谢启美(1985年至1991年)、冀朝铸(1991年至1995年)、金永健(1996年至2001年)、陈健(2001年至2007年)、沙祖康(2007年至2012年)。

  资格最老的唐明照出生于1910年。1920年代初,他随父母移居美国旧金山。1927年回国,后来就读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经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4年。此后,他曾任《美洲华侨时报》社长与总编、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书记。

  唐明照回国后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副秘书长。1972年,经验丰富的他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第一任副秘书长。

  1980年后,唐明照离开外交领域,任中联部顾问。

  从唐明照手中接过副秘书长“接力棒”的毕季龙也是有着留美经历的“海归”。他家里是江苏扬州的名门望族,他193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财政系,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杭州英士大学教授。1948年,毕季龙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50年,毕季龙回国加入外交部,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处长,外交部研究室专员、新闻司副司长、国际条法司副司长。1979年6月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相比来说,生于工商业主家庭的谢启美则是理工科专业背景,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数学系,曾任教于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后来,谢启美从学界转入外交界,曾任驻瑞士大使馆随员、外交部西欧司副科长、英国代办处三等秘书,驻美国联络处参赞,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1985年至1991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谢启美的继任者冀朝铸也是理工科出身。他1929年7月生于山西省汾阳县,早年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铸追随父兄足迹,毅然放弃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业,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来,他曾经参加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在开城谈判中表现出色,获得中朝两国的表彰。

  1954年,冀朝铸进入外交部,长期从事我国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其高超的英文翻译水平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赢得了领导人的肯定和外国友人的普遍尊重。1979年至1987年间,他先后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中国驻斐济瓦努阿图·基里巴斯大使、驻英国大使。199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陈健:整治“文山会海”

  在8位副秘书长中,金永健、陈健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几位的共性:他们与联合国有着特殊渊源,与联合国一同走过了许多岁月。

  金永健进入外交部后,曾在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工作,但从1977年开始,他奉调前往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从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参赞,直到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候补代表、联合国非洲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代表等职。

  1984年,金永健曾回国任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司长,主持非洲事务;后又调任国际司司长。20世纪90年代初期,金永健又赴联合国,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1995年出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在常驻联合国的十余年中,金永健参加了很多届联大会议,制裁南非的世界会议、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国际会议、禁止化学武器国际会议,第四十五、四十六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社委员会会议等,建树颇多。

  陈健毕业于复旦大学,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工作。2001年,他接替金永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执掌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主政期间,陈健大胆对联合国的“文山会海”开刀,进行了一番改革。

  陈健分管的是人员最多、开销最多的部门,上任之初,部门两个财政年度的亏损金额达1000多万美元。陈健找了咨询公司,专门调查经费超支的原因。症结很快查明:亏空源自“文山会海”。

  联合国会议经常持续到凌晨,文件动辄上百页,加之会议时间不定,六种语言的同传从世界各地乘飞机到纽约“救急”,花钱如流水。各国为显示谈判决心,希望为本国多争取一些利益,但僵持的后果是,会议变成马拉松,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

  联合国大会早有规定,所有会议应在会议管理部批准时间内举行,下级呈送上级的文件不得超过20页,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不得超过16页。但这些规定从未被认真执行。陈健上任后,真正开始实施这个规定。

  对付超时和违规者,会议管理部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挑战旧制度的勇气,颇有变法图强的味道”,在联合国数十年,熟知会议积弊的老同事如此评价。

  政令一出,整个联合国为之震动,阻力亦随之而来,很多人对新规定很不适应,一些会议主席打电话给陈健,要求延长会期。对于陈健的改革,时任秘书长安南给予充分支持,从未下令延长。

  在陈健的5年任期内,文山会海积弊大减,会议管理部不再是“亏损大户”。

  沙祖康:坦率硬派个性鲜明

  如果说中国的副秘书长多以儒雅、低调著称的话,刚刚卸任的沙祖康则以坦率、硬派的个性让很多老外印象深刻。

  沙祖康197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随后进入外交部,先后在我国派驻伦敦、科隆坡、新德里、纽约和日内瓦的外交代表机构中任职,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大使等要职。

  2001年,沙祖康就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后,前往英国大使馆拜访。

  英国大使开场白说:“大使阁下,我们大英帝国对你们的人权情况表示关切。”沙祖康回答:“大使阁下,我怎么看着你这张脸就想起鸦片战争来了,当年,你们强迫中国人民吸食鸦片,中国人拒绝了,因此你们就挑起了战争。”接着,沙祖康又说:“你今天终于给我机会了,让我表达了我的关切。我的关切是,你干涉我国内政。我们不图什么,我们只希望你学会平等相待。”

  沙祖康的联合国岁月现告一段落。不过,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作为沙祖康的继任者,吴红波还将在联合国的各个重要场合继续机智斡旋、运筹帷幄。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6.11

范文四:联合国两类“副秘书长” 投稿:朱纝纞

主角: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Under-secretary General

  

  2007年1月5日,潘基文秘书长兑现了他之前要挑选一名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外交官来担任其副手的承诺,任命了现年50岁的坦桑尼亚女外交部长阿莎―罗斯・米吉罗为常务副秘书长。米吉罗得知这一任命后非常高兴,她表示尽快赶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履新。

  联合国官员可谓林林总总,光是可冠以“副秘书长”之官衔和享有“副秘书长”待遇的就有40多人,他们构成了以联合国秘书长为首的超豪华“内阁”。

  “副秘书长”们由两类不同的人组成:Under-secretary General和Deputy Secretary General。两个官位均可通译为“副秘书长”,但从历史和职能上看,则是不同等级的“副秘书长”,前者循旧例叫“副秘书长”,后者则变通地译为“常务副秘书长”。

  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在人员任命时要遵照“地域普及性”原则,要尽量在主要部门负责人的人员使用上做到各大洲、区域和国别之间的平衡,这些部门负责人将分管联合国内部管理、政治事务、维和、经济与社会事务、裁军事务及人道主义事务等事项。随着联合国机构变得日益庞大,“地域普及性”原则得到尽可能的满足。但有些副秘书长的职权则没有实际意义了。事实上,以秘书长本人为主席的联合国高级管理小组代表了联合国行政管理的核心权力,其成员只有20人至30人,并没有囊括所有“副秘书长”,而有些独立的国际机构负责人却进入了这一核心圈,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在被称为Under-secretary General的“副秘书长”群体中,有一拨儿来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依惯例,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均不谋求本国国民出任秘书长之位,但可向秘书长推荐本国国民的副秘书长人选。自1972年起,中国已经先后有六人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

  依照惯例,新任秘书长到任后,上届秘书长的“内阁成员”可能就要“换血”,当然也不排除有些职位上的旧臣会被留任。潘基文于2007年元月1日正式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以来,已经开始了人员提名和任命程序。1月3日,潘基文任命了墨西哥人阿莉西亚・巴尔塞纳女士为负责内部管理的副秘书长,英国人约翰・霍姆斯为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紧急救济总协调员。在Under-secretary General群体中,以上两个职位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这类副秘书长的历史并不长,它的设立开始于安南担任秘书长之际,因应了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服务于联合国改革之需。1997年末及1998年初,联大通过了第51/12B号决议,决定设立Deputy Secretary General一职,以协助秘书长之工作,并在秘书长决定的情况下行使秘书长的部分职权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代表秘书长履行秘书长的职责。Deputy意为“副手”,Deputy Secretary General实为秘书长之副手,这类副秘书长在中文环境下被称为“常务副秘书长”。

  米吉罗将是自这个职位设立以来的第三位常务副秘书长,也是第二位女性担任此职。

  之前,加拿大人路易丝・弗雷歇特女士曾于1998年3月至2006年3月担任安南秘书长的副手,英国人马克・马洛赫・布朗则在2006年4月至同年12月短暂担任过常务副秘书长一职。由于阿莎―罗斯・米吉罗从政经验不多,她能否胜任引人担心。米吉罗曾是坦桑尼亚一所大学高级法律讲师,直到2000年才在本国政府中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2006年开始担任坦桑尼亚外交部长。不过,潘基文秘书长对米吉罗的能力充满信心,他通过其发言人对外宣称,秘书长将根据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的授权,将部分行政管理工作以及社会经济事务和发展问题等事项托付于米吉罗女士来处理,以确保联合国秘书处的运作更有成效。

  这样看来,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称为Deputy Secretary General的副秘书长实为联合国的“二品大员”,而那些为数众多的被称为Under-secretary General的副秘书长则只能“官列三品”。

范文五:副秘书长眼中的联合国 投稿:冯懃懄

副秘书 长眼中的联合国(陈健演讲及答问精编)

  

  首先,我讲讲什么是联合国、谁是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外界经常混淆,就是在联合国里,也经常有人出错。举例来说,大家都知道,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对伊拉克战争有自己的看法。那么他发表了一些批评美国的言论,引起了当时媒体的高度重视。在一次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引用了安南秘书长批评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讲话,并请副秘书长解释为什么联合国会采取这种态度。记者这样提问对不对呢?副秘书长的回答又是怎样的呢?

  

  

  秘书长能代表联合国吗

  

  记者问的是“联合国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立场”,实际上他的问题已经把秘书长的讲话等同于联合国的立场了;常务副秘书长的回答是:我们的主张是……他也把秘书长的讲话等同于联合国的立场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他们的说法又对又不对。我现在就要讲讲什么是联合国、谁代表联合国。

  首先,联合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实体。按照宪章规定,联合国有六大机构,联合国秘书处只是六大机构之一,此外还有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国际法院和托管理事会(后来停止了工作)。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只有当他的讲话跟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看法一致时,或者跟安理会和大会通过的决议一致时,才能说他的讲话代表联合国。严格地说,在伊拉克问题上,尽管安南对美国的批评代表的是国际社会正义的声音,但安理会内部对此问题是有分歧的,所以他的讲话只能代表联合国六大机构中秘书处的立场。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发生过六个机构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立场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中东问题上表现比较突出。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指责、谴责以色列的提议,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保护,不能通过。往往它们的决议被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后,同样内容的决议一字不改的拿到联合国大会去投票,联合国大会一投票,往往反对的就是4票:美国、以色列、两个小小的岛国。西方国家一片弃权,四五十个国家弃权,100多个国家赞成。那么你能说安理会否决了这提案代表联合国,还是大会通过了这个提案代表联合国呢?

  在联合国多元体里面,国际法院更具独立性。只有有关国双方都同意把问题提交国际法院裁决,国际法院才能对这个问题予以受理。总之,任何实体都是相对独立的,所以说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只能代表安理会的意见,大会的决议代表了大会的立场。另外,联合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因为联合国的主权不在联合国秘书处,而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联合国不是一个主权机构,只有当这193个成员国意见一致时,联合国秘书长讲的话、表达的意见才能代表联合国。下面我想继续谈谈联合国从成立到现在,到底主要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一面镜子

  

  首先应该说,联合国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我曾经多次从事联合国的工作。大学毕业时(1964年),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国际司。联合国成立时只有51个成员国,大部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联合国某种程度上是受美国和西方国家控制的组织。当时,我们对联合国的态度主要是批评。我记得,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要“重立联合国”。当时,中国政府发表了支持印尼立场的声明,毛主席还称赞苏加诺的话说得好,敢于摸老虎屁股。这也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意见。这是联合国的第一阶段,反映了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后来,随着苏联的强大,联合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映了美苏两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同时一些殖民地陆续获得了独立,并纷纷参加了联合国,到上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的成员国从51个增加到100多个。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联合国中的多数,联合国已经不再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里。这一时期联合国存在着两个交叉的矛盾,即南北间的矛盾和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没有联合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恢复代表权就不可能实现。我就是在中国恢复代表权后的1972年来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

  第三阶段明显反映了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局面。这段时间联合国发生了较大变化:联合国大会不再是联合国的中心,中心已经转移到安全理事会。安理会里比较多的是中国、俄罗斯、法国、美国和英国之间既合作又有矛盾冲突的一种复杂关系。

  作为一面镜子,国际上所有的主要问题都会从不同角度反映到联合国,那里是讨论世界上一切重要问题、一切超越具体国家的问题的场所。

  

  一个讲坛

  

  第二,联合国是一个讲坛。在联合国大会,世界上193个国家不分大小,都有投票权,比较平等。我感到,中国在参加联合国的初期,比较多的是把联合国看作一个讲坛,利用这个地方宣传我们的外交观念。比较有特点的是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讲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讲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做骑在人家头上称王称霸的超级大国;如果哪一天中国做了超级大国,欢迎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把中国打倒。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讲话,在联合国引起很大震动,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欢迎。很多国家的外交官说,我们讲出了他们心里想讲而不敢讲的话。

  那时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大会的规则是,你批评了人家,人家有答辩的权利。美国认为我们只是在放空炮,很少回敬我们的批评,答辩比较多的是苏联,因此我们经常和苏联进行轮番答辩。在联合国有个好处,在联大会议上除了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外,所有外交官也一律平等。只要你坐在“中国”那块牌子后面,不管你是大外交家,还是随员、参赞,都可以进行答辩。我那时连随员都不是,但有的时候代表走了,苏联人答辩了,我也要硬着头皮进行答辩。从这个角度说,联合国是低级外交官锻炼自己的最好场所。因为在其他外交场合很讲究对等,外交谈判时,一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资格发言的。

  中国很好地运用了联合国这个讲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个舞台

  

  第三,联合国也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是世界上最大的。在这个舞台上,有跳独舞的,美国历来是跳独舞的,因为它是老大,不在乎有没有人跟它一起跳;也有跳双人舞的,如法国和德国跳的是探戈,有了英国以后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它们之间一直有矛盾;比较多的是集体舞,联合国是集团外交的诞生地,也是集体发挥作用的最好舞台。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说,联合国有两个比较大的谈判集团。在政治方面主要是“不结盟运动”,在经济方面主要是“77国集团”。前者是在联合国之外产生的,但是它在联合国发挥了重要作用。“77国集团”是在联合国产生的。它们以及后来的欧盟都很好地运用了集体的力量。

  “77国集团”中每个国家都是中小国家,没有独立的谈判实力,没有独立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它们团结在一起,充分利用集团力量,成为联合国很重要的力量,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982年,我第二次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当时恰逢全球谈判的高峰时期。“全球谈判”是什么意思呢?在两次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感受到其经济的脆弱性,感受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石油输出国掌握了它们的经济命脉。所以,西方国家第一次响应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就经济问题展开全球谈判。谈判意图是以石油换援助:石油输出国稳定石油价格、保证石油供应,而发达国家承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并增加它们的发言权。虽然谈判最后无果而终,但这个进程反映了当时联合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个时候,中国利用这个舞台在政治上支持“不结盟运动”,在经济上支持“77国集团”。后来,巴基斯坦大使担任“77国集团”主席,把中国带进了这个集团。而在此之前,我们作为低级外交官,处境是很不舒服的。为了支持他们,我们必须及时了解他们的立场及会议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但是,因为“77国集团”成员太多,要达成一致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就只好坐在外面等会议结果。会议结束后,我们看到一个人就会问:“你们达成了什么意见?”自从巴基斯坦把我们引进去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坐在外面等了,所以也就能够更好地配合“77国集团”的政策了。

  这段时间中国外交获得了突破。第一个突破,我们原来强调自力更生,按照联合国的算法,我们当时还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们有权接受联合国的开发援助,这样我们就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也接受了联合国的开发援助,包括世界银行的。

  第二个突破,就是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原来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两句话,一是“自力更生,一切靠自己”,二是我们“在海外没有一兵一卒”。现在我们打破了这个禁区,参加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现在从人数来说,我们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排在第13位,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参加维和的人数是最多的。

  

  一个印章

  

  第四,联合国还是国际行动合法性的一个印章。从两次伊拉克战争就可以看出,有了联合国的授权,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合法的,否则,他的行动就是非法的,所以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最后敢说美国进攻伊拉克是非法的。

  

  听众提问:大使您好,我是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成长背景和您在联合国的工作?

  进入外交界,从我个人来说是偶然的,我是在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读的本科,毕业时是1964年。我的爱好是文学研究,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雪莱的诗。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到北京考了朱光潜教授的研究生。还有一个同学一起考,他考上了,我没考上,也许是考得不好,也许是上级早有安排吧,结果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所以成为外交官有点偶然性。当时正值中法建交,随后有一批国家开始转向支持中国。当时人们认为中国可能快要重返联合国了,需要大批外交干部,就把我们招进去了。后来发现暂时进不了联合国,就把我们这些人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读研究生,等于是在那里储藏起来,结果一藏就藏到1972年。

  听众提问:您曾经在日本使馆工作,那么您认为在使馆工作和在联合国工作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地方吗?另外,您作为外交官,长期在国外工作,您是如何处理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的?

  无论是在双边外交领域还是多边外交领域,无论是担任驻日大使还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外交官,我所要传播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我所要代表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我所要追求的就是推动双边外交或者多边外交取得进展。不同的是角色不同。在双边外交中,主角就是两个:中国和日本;多边外交是多边形的,运作的方式不同。某种意义上讲,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还有一点不同。多边外交有广度,缺乏深度,没有历史的延续性,没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没有一个不变的关系。双边外交有深度,积累的因素很重。后来我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这与双边和多边又都有不同。以前不管是双边还是多边,我代表中国发言,捍卫中国的利益,而在联合国秘书处我不代表任何国家,不受自己本国的指示,就按照联合国宪章来行事,按照秘书长的要求来做。

  至于讲到家庭关系,我现在65岁,大概基本上是三三制吧,成长20来年,国内工作20来年,国外工作20来年,这对家庭还是很有影响的。早期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是资深外交官可以带夫人,我们年轻的外交官都是不能带夫人的,所以就“妻离”;后来级别高了能带夫人了,又是“子散”,全家难以团圆。所以,这二十几年虽然对国家作了贡献,但对孩子还是愧疚的。

  听众提问:我想问一下联合国的效率问题。联合国作出的改革措施效果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阻力?您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有没有遗憾?

  我在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在所谓的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这个部门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有时为联合国大会的主席、为联合国大会下面各委员会的主席出谋划策。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在会议管理部,所有联合国机构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结束,会议的同传、逐字记录,会议文件的翻译、编辑、出版……都由我这个部门负责。我的部门有1200人,大概占用联合国会费的17%左右。这五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管理工作,如提高会议服务的效率、效益,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我刚到这个部门时,我们部门四年以来连续赤字3800万,面临着财务部门人员的刁难,也面临着一些主要出钱国家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被迫的。

  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文山会海”在联合国,我这个部门正好是管“文山会海”的。这几年的改革主要是把无序变成有序,提高了会议效率,保证大部分文件都能在会议召开之前四个星期印发出去。开支从原来的四年以来连续赤字3800万变成连续五年都略有结余。说到阻力,阻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来自我们部门内部,首先反对我的是本部门工作人员1200人的大部分,因为改变了他们传统的、习惯的做法。第二个反对、不满的就是主席。改革后,开会时间得到了严格的控制,主席面临会议快要结束但还没有通过文件,他着急了,就给我打电话。但是我跟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开这个门,我对一个委员会开了门,就没有理由拒绝另外一个委员会的要求,那我们改革的闸门就打开了,就被冲破了。所以我这五年中没有做过一次妥协,持之以恒,改变了传统做法。

  听众提问:我想问一个关于媒体的问题,相信您跟很多西方媒体打过交道。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评价很多都不是很好的。我们做过一个量化统计,到目前为止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70%以上都是负面的,20%以上是中立的,正面的报道少之又少。您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总是这样的?我们的外宣工作者应该做哪些工作来弥补?

  我的感觉好像跟你不太一样,1992年~1994年间我当外交部发言人,十多年过去了,对比十年前,我觉得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客观度大大增加了,按照我自己的看法,有近一半对中国的看法还是客观的,包括对中国的批评。不能说批评中国的报道就是负面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骂可以,人家骂就不行。这个观念我觉得要改变,人家骂得苛刻,但骂得对我们就要接受,应该抱着更开明的态度。但是我同意你根本的一点,由于价值观不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永远不可能100%地客观,这一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会变的。检讨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对一些应该及时反应的问题往往反应慢一拍。西方媒体有个特点,它是非常快速的,一有事情马上报道,而在它报道我们的事情时,我们政府的行动往往还没有做出,当我们做出反应时他们媒体的报道已经转移了,报道别的东西了。我觉得我们的媒体一定要快速反应,出现事情马上处理,表明我们中国政府的重视,这样,对外形象就好了。一出现问题,我们不要先否认,因为这么大个国家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奇怪的,但是一旦出现,我们就要严肃处理。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那么第一时刻人家的反应就会是比较客观的,这也是一种社会的透明度吧。多少年以来我们国家是一个保密制度比较严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时候,这是需要的。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全面改革开放、跟国际社会接轨、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的道路,恐怕要考虑怎样增加透明度。这样也会增进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了解。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范文六:来自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致辞 投稿:叶擰擱

来自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致辞

阿莎-罗丝·米吉罗博士

联合国副秘书长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我很高兴在今晚参加2007赛扶世界杯比赛。 看到这么多蓄势待发的学生和商界领袖在这里齐聚一堂,是一件极为鼓舞人心的事情。请允许我祝贺你们,因为你们所做的努力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欣慰的看到了未来的领导者们正在努力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你们的比赛对人们产生了重要的价值:团队精神,公平竞争,这些显现了长期遭受不平等待遇和贫穷困扰的人们对团结合作的迫切需求。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你们的拼搏。当今,在全球范围内,年龄在25岁以下的公民差不多有三亿左右。其中有近一亿人每日的生活费不超过

一美元。将近七千两百万名适龄儿童还没有上学,尤其是女孩们。每天大约有两万七千名儿童死于贫穷。在去年,平均每天有超过一万一千人感染艾滋

病毒。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改变。这

8个目标是在五年前,旨在建设二十一世纪更美好的世界,而被各国政府所

采用的。如果我们想要在 2015年前完成预定目标,那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被浪费了。我们现在正在通往那个目标近一半的路途上。

你们可以协助我们完成这样的宏伟蓝图。作为曾经的大学教授,我知道

当学生将他们的知识应用于课堂以外的地方时,将会有惊人的成就可以实

现。在47个国家,超过 1400所大学校园里,你们正在帮助创造未来的领袖。你们赋予了大学生创造积极变化的能力,并且为他人创造机会。你们提

倡世界上最好的竞争意识,汇集世界各地的学生,学者,商界领袖共同加入

了这个伟大的事业。今晚,这里所有的团队都是冠军,不论你们拿到奖杯与——2007年赛扶世界杯开幕式上的发言

否,你们都已经取得了成绩,并且我知道你们不会就此止步。

祝所有2007赛扶世界杯的参赛团队在21世纪能有更好的发展。谢谢大家。

——发表于 美国纽约希尔顿酒店

2007年10月10日

范文七:胡世泽:首位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 投稿:田珃珄

胡世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职业外交家,曾任中国驻瑞士公使、外交部常务次长。二战结束后,他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等职,是第一位担任上述职务的中国人,他曾长期致力于联合国的事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胡吐泽,又名子泽,字增寿,祖籍浙江吴兴,1894年11月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其父胡惟德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曾先后担任中国驻日公使、驻法公使、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内阁总理。胡世泽早年曾就读俄国皇家小学、巴黎政治学校和巴黎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多年游历,使他谙熟西方多国语言和文化,是典型的“国际人”,这为其以后从事外交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任职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

  

  1919年,时年25岁的胡世泽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助理秘书,开始其长达50多年的外交职业生涯。胡世泽在30岁之前,一直在国外任职,其西方式的机智和不寻常的语言才能,很快就使他在外交界崭露头角。但由于长期生活在欧洲,他的母语中文水平较差,难以阅读中文文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短处和遗憾。但是胡世泽很快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在以后的外交生涯中勤学中文,逐渐达到了较为熟练运用的水平。

  1925年,胡世泽调任回国,任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关税会议。此后,他先后担任关税特别会议编纂处副处长、外交部条约司科长、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中东铁路问题中苏会谈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

  1931年,胡世泽再次出使欧洲,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出席了国际联盟有关中日争端的所有会议。1932年,任国际联盟中国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兼任驻瑞士公使馆代办。1933年,年仅38岁的胡世泽升任中国驻瑞士公使,在国际联盟社会问题顾问委员会等各种委员会上代表中国发言。

  胡世泽精力充沛,在驻使瑞士期间,每天工作16~18个小时。他经常撰写文章,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发表有关中日冲突的演说,以期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他每天仔细查阅欧洲的新闻媒体中关于中日冲突的言论,进行评价分析,并报外交部。只要时间允许,他便亲自给报刊投稿,会晤政治编辑和记者,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他们。对那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士他也不放弃,希望以自己的诚意感化他们。胡世泽在1933年给他弟弟的信中这样写到:因为工作繁忙,在两年中未曾有过一天休假,从未在午夜一点钟以前睡过觉,有时甚至要通宵达旦。

  

  在国际禁烟会议上为祖国辩护

  

  1932年,胡世泽被任命为中国在国际联盟鸦片和其他危险麻醉品顾问委员会的代表,直到二战结束。国际联盟鸦片和其他危险麻醉品顾问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是监督鸦片的生产与销售。部分国家代表曾指责中国政府禁烟不力。胡世泽据理力争,在国际禁烟会议上,多次揭露日本人在中国销售鸦片的卑劣行径,并驳斥部分人士对中国政府禁烟不力的不实指控。他本人也很快成为禁毒问题的专家。

  1936年5月27日,胡世泽在国联禁止鸦片委员会上陈述中国所开展的厉行禁烟计划。他指出,1935年,在中国因为贩卖和吸食鸦片及其他毒品而被判处死刑者共970人,可见中国政府禁止鸦片的巨大决心。他特别指出中国境内鸦片贸易猖獗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利用享有的特殊权利和地位从事大规模贩卖毒品贸易,从而使中国禁烟的效果大打折扣;鸦片和其他毒品已经被日本人当作在中国境内实施统治的一种手段。胡世泽的发言得到各国代表的赞誉;同时,各国代表也对中国制止贩毒的困难深表同情,对于日本在中国境内贩卖毒品的行为进行一致抨击。

  胡世泽离开国联后,继续关心毒品问题。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和顾维钧终于成功地通过国联行政院禁止日本从朝鲜向中国东北输出鸦片。

  

  致力于联合国托管事务

  

  1942年,胡世泽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这是他在国内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与当时的外交部长宋予文共事。也许是因为胡世泽的西方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他不太适应国内的官僚政治,其间工作较少“出彩之处”。相反,在驻使国外期间,尤其是在国联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他工作起来游刃有余,建树颇多。二战结束后,胡世泽迎来了其外交职业生涯的顶峰,先后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1946年3月,胡世泽被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任命为助理秘书长,主管托管和非自治领土情报部。这一任命使他成为秘书处中职位最高的中国人。此前,他的事业完全是以本国的政府为中心,而此后他则成为了一名国际官员。

  秘书长赖伊之所以做出这项任命,是由于胡世泽丰富的外交资历和外交背景。多年来,胡世泽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国际联盟的各次会议,还在直接促成联合国之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他能讲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汉语和德语六种语言,其中前五种是联合国官方语言(后来联合国官方语言增加了阿拉伯语)。整个联合国各机构中只有胡世泽这位中国籍助理秘书长会讲当时联合国的五种官方语言,这也成为他担任该职的重要优势。

  胡世泽经常就联合国托管事务进行演讲,出访相关国家,这使他获得了托管事务专家的美誉。比如,1947年,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前往巴勒斯坦斡旋,出席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胡世泽赴巴勒斯坦时,巴以矛盾尖锐,问题十分复杂。当时的巴勒斯坦有四种前景:建立一个完全的巴勒斯坦国、完全的犹太国、双民族国家、分治。胡世泽在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上找到了一个较为现实的出路,为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促成了以色列国的诞生。1948年,他以同样的身份随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前往朝鲜。1950年,胡世泽访问格陵兰,通过与丹麦政府的谈判,成功说服丹麦将格陵兰由殖民地变为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1年,他参加联合国非洲视察团,视察托管领土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机构等各方面情况,以验证托管国家是否真正在为那里的民众取得完全独立和自治做准备。

  1955年,胡世泽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主管会议事务部。1962年,开始担任联合国技术合作专员。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胡世泽离职,同年12月31日自联合国退休。

  

  外交生涯的趣闻轶事

  

  胡世泽被认为是中国外交界“恶作剧的能手”,以幽默风趣著称。胡世泽的女儿在《外交家胡世泽杰出的一生》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胡世泽在驻使日内瓦期间,一天晚上在城里一家最好的餐厅设宴招待14位客人,其中之一是他的挚友金问泗(著名关税专家,曾任中国驻荷兰大使)。因为下午开会,胡世泽怕迟到失礼,便拜托金问泗代做主人并开始宴会。这本无不当,但直到夜阑更深胡世泽始终没露面。金问泗不得不付账,但他身上带的钱却不够(那时还没有信用卡),十分尴尬。胡世泽总喜欢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讲述这个故事。

  胡世泽相貌平平,其夫人陈秀英女士曾讲过一个关于胡世泽长相的故事。胡世泽在法国的时候,有一次和颜惠庆去观赏歌剧,座位后面有两位时髦贵妇用俄语交谈,说前面那位东方人(指胡世泽)长得真丑。歌剧中间休息时,他彬彬有礼地走到那两位女士前,两脚一并行了个礼,用纯正的俄语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东方男人,外表可能不好看,可是他的心是非常纯美的。”两位女士窘得面红耳赤。

  他在美国被女佣当成洗衣工的故事也流传甚广,胡世泽在美国纽约担任外交官期间,有一次去他朋友家做客,因为衣着简朴,开门的女佣以为他是从事洗衣和菜馆工作的一般留美华侨,因此把他领到室内拿了一包要交洗衣房的衣服给他,请他拿回去洗。这件事在美国传为笑谈。

  胡世泽的生性幽默在外交场合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在其自传中,就对胡世泽活跃秘书处会议氛围的幽默谈吐极其赞赏。

  1972年6月9日,胡世泽因癌症病逝于美国纽约,终年78岁。

范文八:1978年,联合国副秘书长叛逃美国 投稿:龙铃铄

联合国副秘书长竟是间谍

  1978年4月6日,在联合国总部任副秘书长的苏联人舍甫琴科叛逃美国。消息传出,整个世界都深感震惊。

  舍甫琴科,1930年出生于乌克兰,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医生,母亲具有犹太血统。

  1949年,舍甫琴科考取了莫斯科的国际关系学院,1951年和苏联外贸学院的一个名叫丽昂金娜的金发女郎结婚。第二年,丽昂金娜为他生了一个儿子。1954年他又考取了研究生,继续在学校深造,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国际裁军问题。在研究生期间,舍甫琴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影响到他的一生。

  当时,国际关系学院的图书馆里不仅有大量的苏联报刊书籍,还有专门的阅览室,藏有西方国家的各类报刊、书籍等,然而,这一阅览室必须持有特许出入证的人才被准许进入。由于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违反规定,舍甫琴科也获得了在该阅览室翻阅西方报刊书籍的资格。舍甫琴科对另一个与苏联完全不同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原先所不知道的各种问题、思想以至解决办法,使我对于我受到教导的许多东西是否正确,在思想上更为混乱和更加怀疑了。”

  然而,舍甫琴科并没有在公共场合流露出自己的这种思想变化。在所有人的眼里,他还是信仰共产主义和相信苏维埃制度的。由于表现“积极”,舍甫琴科于1956年10月被安排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国际组织司工作。1958年,舍甫琴科又以国际裁军问题专家的身份跟随苏联代表团前往联合国参加了裁军会议。

  与苏维埃政权彻底决裂

  舍甫琴科在苏联之所以能如此“蒸蒸日上”,除了他自身的文化素质之外,还靠一个人,就是原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

  舍甫琴科跟葛罗米柯的儿子安纳托夫是同班同学,两人曾为《国际生活》杂志合写过一篇关于裁军问题的质量很高的论文,而该杂志当时的主编就是葛罗米柯。葛罗米柯很欣赏舍甫琴科的才华,还在自己家里接见了他。1957年,葛罗米柯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部长,从那时起,在外交部工作的舍甫琴科升迁得特别快。

  20世纪60年代,舍甫琴科被派往美国,在苏联驻美大使馆任职。他终于见识到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为此倾心不已。1969年,舍甫琴科开始担任葛罗米柯的顾问。1973年,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去纽约就任。

  在赴美就任之前,舍甫琴科碰到一件让他很郁闷的事。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伊万诺夫将军接见了他,并要他为克格勃、为苏联提供情报。舍甫琴科自然是不敢拒绝。不过,他却感到愤懑极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愿意受制于克格勃。

  当然,这些还不是最让舍甫琴科感到不满意的,他最不满意的无疑就是苏维埃制度。客观地说,苏维埃制度虽然在它初创时期显示出了巨大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缺陷也很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在联合国总部工作期间,舍甫琴科的这种情绪更加浓重了。美国式的民主在眼前“精彩”地展开,他心向往之。况且,自打来到美国之后,舍甫琴科几乎每时每刻都感到有人在跟踪他,简直一点儿自由都没有。虽然身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但是他却时时遭到克格勃特工的监视,联合国总部里就有很多克格勃安插进来的人。

  也正是这时,舍甫琴科有了与苏维埃政权彻底决裂的念头!

  “并非自愿当间谍”

  要是有人认为舍甫琴科一开始就想为美国人当间谍的话,那就错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并非自愿当间谍”。

  1975年的一天,舍甫琴科在联合国总部和一个美国朋友邂逅,他当时便敏感地意识到这位朋友或许就是能够帮助他的美国人,因为此人在美国政府和很多机构内部都有着值得信赖的关系。

  于是,舍甫琴科就悄悄告诉他说有重要的事情商谈。因为在下一个星期将召开一场外交晚宴,舍甫琴科便和这位美国朋友约定在晚宴时候联系。

  外交晚宴的时间终于到了。舍甫琴科悄悄地对他的美国朋友说出了他的逃离计划。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所以,他特别希望在事前就能了解到自己如果向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话,美国的反应将会如何。这一席话可着实吓了美国朋友一大跳,这简直不像是真的!一个身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人竟然说要与苏联决裂!舍甫琴科见这位美国朋友露出很惊诧的神情,便表示“这种事是开不得玩笑的”。当确认这一切都是真的后,美国朋友便对舍甫琴科说愿意尽全力帮忙。

  经朋友牵线,舍甫琴科在一个秘密地点跟一位从华盛顿来的人见面。此人名叫罗伯特・约翰逊。在两人会面过程中,约翰逊很少说话,他更多的是在平静地听舍甫琴科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约翰逊是聪明的,他知道怎么控制舍甫琴科,因为他想让舍甫琴科为中央情报局服务,成为一名美国间谍!

  越陷越深的“深渊”

  对于要他成为一名中央情报局间谍的要求,舍甫琴科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同意。他只是要与苏维埃决裂,过上一种自由的生活,而绝不是成为一名间谍。

  约翰逊说也不是完全要他充当间谍,舍甫琴科只要把他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中情局就可以了。因为中情局很清楚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一位国际裁军问题专家、一个曾经在苏联外交部任职的人的分量。像舍甫琴科这样的人肯定知道有关苏联政策以及动向的信息,知道联合国内部大量的重要信息。只要舍甫琴科说出这些信息就够了。

  到这时候,舍甫琴科才终于明白,自己刚从克格勃的“深渊”中跳出来,却又跳到中情局的“深渊”中去了。他陷入到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必须跟中情局合作,不然的话,中情局很可能会对他进行讹诈,到时候一切全完了。无奈之下,舍甫琴科决定跟中情局合作。

  第一次会面后不久,中情局又派特工跟舍甫琴科进行第二次会面。这次,特工们还给舍甫琴科拍了照、取了指纹。舍甫琴科明白,自己是越陷越深了。他开始害怕起来,因为他很清楚背叛克格勃的下场,如果被克格勃发现并抓到,他的命运将是悲惨的。   时间一晃就到了1976年的夏天,他还在为中情局服务。他非常害怕自己突然有一天被召回莫斯科,即使没有被召回莫斯科,他也害怕克格勃派特工跟踪、监视他。这种担惊受怕的情绪一直影响着他,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段时间里,舍甫琴科按照中情局的要求,告诉给美国人很多重要情报,包括克格勃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中潜伏的特工、苏联在伏尔加到乌拉尔地区开发油田的情况、苏联在军备控制谈判中的立场,甚至就连克里姆林宫中的内幕新闻都有。这让中情局大为兴奋。但舍甫琴科依然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他认为这样做,终有一天会形迹败露的。

  形迹败露之后的叛逃

  果然,克格勃很快就发现问题了。

  那是在1977年初。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政策立场和动向一清二楚,这很自然地就引起了苏联人的极大怀疑。苏联人认为要不是自己内部出现了美国间谍的话,美国人肯定不会知道这么多、这么清楚。克格勃着手调查此事。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克格勃发现,能够给美国政府提供如此重要并且有预见性信息的人只有3个:一个是苏联驻美大使馆大使多勃雷宁,一个是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若夫斯基,还有一个就是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了。为了从他们三人中间找到真正的间谍,克格勃给他们每人发送了一份绝密情报,然后再分别派人对他们进行跟踪和监视。结果发现,将这份绝密情报送给美国人的正是舍甫琴科。

  1978年3月末,苏联外交使团收到了一份急电,急电是来自莫斯科的,通知舍甫琴科赶回莫斯科开会。本来就敏感的舍甫琴科立即就意识到,召他回去根本就不是开会,而是逮捕他。很明显,舍甫琴科已经暴露了。

  舍甫琴科决定叛逃了。当然,他还要表面上伪装成要返回莫斯科的样子,以免遭到克格勃的抓捕。舍甫琴科觉得应该说服妻子跟他一道留在美国,但是他又害怕一旦说出真相来,妻子会告发他。最后,舍甫琴科决定给他的妻子留下一封信,说明他叛逃的原因,并劝她能够留在美国。在办完了这一切后,舍甫琴科坐上中央情报局来接他的汽车叛逃了。

  舍甫琴科被中央情报局安排在一所秘密住宅里,算是安全了。第二天一早,他又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男子。舍甫琴科意识到自己的家已经被克格勃控制了。事实上正是如此,1978年4月9日,苏联当局将丽昂金娜召回了莫斯科。

  于是,舍甫琴科便利用自己在联合国中的重要职务给莫斯科方面写了一封信,又通过律师跟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交涉,想要救出丽昂金娜和他们的孩子。然而,克格勃却表示,如果舍甫琴科立即返回莫斯科,将既往不咎。舍甫琴科没有回去,因为他对克格勃并不信任。大约一个月后,丽昂金娜吞服安眠药自杀了。

  (摘自金城出版社《无间道:世界双面间谍档案解密》 )

范文九:联合国副秘书长惊天大叛逃 投稿:曾繊繋

在联合国众多的副秘书长中,最轰动的一个要数苏联的外交官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夫钦柯了。他的一举成名并非因为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是他在任内背叛苏联、投奔了美国。

  

  平步青云,做到副秘书长

  

  谢夫钦柯于1930年出生于苏联乌克兰东部的煤矿城市戈尔洛夫卡,1954年大学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在该学院深造,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儿子安纳托利同班。

  在葛罗米柯的关照和重用下,谢夫钦柯1956年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立即被分配到苏联外交部属于联合国裁军事务司中主管裁军的特别科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赫鲁晓夫1960年9月亲率苏联代表团,乘坐“波罗的海”号客轮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谢夫钦柯也是代表团中的一员。谢夫钦柯有机会和赫鲁晓夫单独谈话,陪他玩掷森林盘的游戏,并和赫鲁晓夫一起在甲板上散步。这次游戏成了谢夫钦柯人生和事业的新起点,他因此被提升为代表团的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

  1972年12月,葛罗米柯把谢夫钦柯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道:“有人向我建议提名你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候选人,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考虑一下,明天答复我。”谢夫钦柯欣喜若狂。有了苏联政府的推荐,年仅43岁的谢夫钦柯1973年4月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走上了事业的顶峰。

  

  向往西方,自愿投奔美国

  

  但是谢夫钦柯内心里对苏联的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他当初考入苏联国际关系学院,并不是为了献身外交事业,而是为了能有机会出国。进入外交部后,谢夫钦柯虽然表面上积极要求进步,但其内心深处却对外交部的严格纪律“十分厌恶”,盼望过一种“自由”的生活。

  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成了谢夫钦柯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他和妻子莉娜一样,都非常喜欢纽约纸醉金迷的生活,认为纽约比莫斯科自由得多,是民主的天堂。谢夫钦柯最终决心叛逃美国。

  在1975年的一场外交晚宴上,谢夫钦柯悄悄地将一位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官员拉到一旁,说道:“我有个不同寻常的事请求你帮助,我已决定和苏联政府决裂。但我想事前了解,如果我投向美国,美国将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美国人一时不敢相信,谢夫钦柯不得不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是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然而,美国人依然将信将疑地说道:“好吧,我可以尽力帮助你。但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介入此事,不能让人再一次看见我们两人在一起。我会安排下一次见面的。”

  不久之后,谢夫钦柯开始向中央情报局提供苏联外交情报。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谢夫钦柯还帮助不少美国特工人员打入到苏联的情报机构中去。作为苏联的裁军问题专家和联合国高级官员,谢夫钦柯的情报具有很高的价值。他对本国关于军备控制谈判中限制战略武器和其他类似谈判的立场甚至包括苏联对谈判中作出让步的方案都了如指掌。这些情况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每一份都是无价之宝。克格勃在事后的调查中发现,在谢夫钦柯叛逃前的30个月里,他为美国提供的情报无以计数,对苏联造成的损失,甚至在许多年以后都无法完全调查清楚。

  

  露出马脚,危在旦夕

  

  苏联人从1977年初也觉察出一些蛛丝马迹,因为美国对苏联在限制武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和政策摸得很清楚,克格勃立即着手调查此事。到1978年,克格勃得出结论,出卖苏联的只有三个人: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洛夫斯基、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经当时的苏联政治局特别批准,由克格勃对上述三人展开秘密调查。

  克格勃经过周密计划,使多勃雷宁、特罗扬洛夫斯基和谢夫钦柯同时都收到一份原始的“绝密文件”,内容是政府关于限制武器谈判的最新政策立场,并同时派人对他们分别监视。结果,只有谢夫钦柯一个人设法躲开了克格勃的监视。在第二天苏美双方的非正式谈判中,苏联政府代表发现美方果然已经知道了那份“绝密文件”的内容。克格勃也因此知道了谁是背叛者。苏联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召回谢夫钦柯。

  谢夫钦柯1978年3月31日收到莫斯科来的电报,莫斯科方面先是赞扬谢夫钦柯工作成绩突出,国内同意让他再留任两年。但同时又说由于谢夫钦柯要在纽约接着工作,所以有些事情需要他在方便时回莫斯科谈一谈。

  谢夫钦柯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此刻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立即叛逃美国。

  

  救命的剃须刀

  

  然而当时克格勃的人员几乎遍布联合国机构的所有角落,即使在联合国总部叛逃也非常困难。如果稍有不慎,不但叛逃不成,反而会丢了性命。4月5日,谢夫钦柯忽然想起美国人曾经给过他一个电动剃须刀。他马上拿出剃须刀,一按电钮,微电机开始“丝丝”作响,同时底部闪现出一行字幕:“明天子夜开始行动,在CB处有辆车等你。但是,你必须从联合国秘书处出发,一路上有暗哨保护,绝对安全。”

  在接下来的整个白天,谢夫钦柯同时扮演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表面上佯装做好一切回国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则是在制订叛逃计划。天黑之后,谢夫钦柯驱车回到家中,将20万美元偷偷塞进妻子的衣袋里,作为她今后的生活费用。他没有与睡梦中的妻子道别,便匆匆驱车赶回办公室,并化了装。这时,在他窗子玻璃上出现了一个红蓝相间的圆圈――这是约好的行动暗号。谢夫钦柯取出手枪,将子弹压满,走进了茫茫夜色。倘若碰见克格勃特工,将是一场殊死搏斗。不过他很幸运,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就到了CB处,立即钻进美国的轿车,一路狂飙抵达宾西法尼亚州的波可诺斯,那里有中央情报局的一座安全楼。至此,这名苏联高级外交官彻底叛逃美国。

  

  选自《知识博览报》2007.3.19

范文十: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叛逃记 投稿:武餝餞

联合国秘书长从未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人担任,但常任理事国的人可以担任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的工作。在联合国众多副秘书长中,最有名的非前苏联外交官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夫钦柯莫属。他的一举成名,并不是因为他做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是他在任期内,背叛了前苏联,投奔了美国。这一事件上了1978年4月11日出版的《纽约时报》的头条,令许多人瞠目结舌。

   1978年4月6日,一辆从美国纽约出发的白色小轿车悄然抵达宾夕法尼亚州的波可诺斯,车停稳后,从车上走下一个中年人。他一下车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进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属的一座大楼……

   4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在显著位置刊登出一条特大新闻:苏联公民、瓦尔德海姆的助手在联合国叛逃!一时间,整个世界为之哗然。苏联外交界的重要人物、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居然叛逃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近两年来,他竟然一直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于是,谢夫钦柯立即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人物。

  平步青云

   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夫钦柯,1930年出生在苏联乌克兰东部戈尔洛夫卡市的一个医生家庭。1949年9月1日,一心向往出国增长见识的他考取了苏联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准备毕业以后成为一名外交官。不久,他就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54年,谢夫钦柯大学毕业,又作为研究生,继续在该学院深造。在此期间,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1955年的一天,当时在苏联外交界权倾一时的人物、担任《国际生活》杂志主编的葛罗米柯的儿子、谢夫钦柯的同班同学安纳托利,建议谢夫钦柯和他一起为《国际生活》杂志合写一篇文章,论述国会在和平事业和裁军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一天赐良机使谢夫钦柯很快结识了葛罗米柯,并得到了他的赏识。不久之后,谢夫钦柯就成了葛罗米柯的私人秘书。正是在葛罗米柯的关照和重用下,谢夫钦柯开始平步青云,逐渐成为苏联外交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1956年,谢夫钦柯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外交部隶属于联合国裁军事务司的一个特别科工作,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1960年9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乘坐“波罗的海”号客轮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谢夫钦柯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一天,一心想向上爬的谢夫钦柯瞅准机会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并陪赫鲁晓夫玩了一会儿掷森林盘的游戏,玩完之后,又和赫鲁晓夫一起到甲板上散步。这次游戏成了谢夫钦柯人生和事业的新起点:不久,他就被提升为代表团的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从此飞黄腾达。

   一晃12年过去了。1972年12月的一天,葛罗米柯把谢夫钦柯叫到他的办公室,态度之亲切令葛氏身边的人都感到震惊。在一通嘘寒问暖之后,葛氏说道:“有人向我建议提名你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候选人,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考虑一下,明天再答复我。”

   听了葛罗米柯的话,谢夫钦柯几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这不就是自己这么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吗?“不,现在我就可以答复您,我很愿意接受这个提名。”他说。于是,1973年4月,年仅43岁的谢夫钦柯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走上了他事业的顶峰。

  投奔西方

   然而,在谢夫钦柯的内心深处,对苏维埃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他当初考入苏联国际关系学院,并不是为了献身外交事业,而是为了能有机会出国旅游。他对学院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所讲的那些内容丝毫不感兴趣,苏联共产党的党票,在他看来,也只不过是他赖以升迁的一张政治文凭。进入外交部后,谢夫钦柯虽然表面上积极要求进步,但其内心深处,却对外交部的严格纪律“十分厌恶”,他一直都在盼望有朝一日能够过上一种“自由”的生活。

   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成了谢夫钦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和妻子莉娜一样,都非常喜欢纽约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认为纽约比莫斯科要自由得多,是“民主”的化身,而在莫斯科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些词。

   谢夫钦柯在纽约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来越迷恋西方的生活方式。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作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大跌眼镜的决定:叛逃美国。

   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当然知道如何与美国方面取得联系。1975年的一天,在一场外交晚宴上,谢夫钦柯悄悄地将一位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官员拉到一旁。“我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他尽量控制着自己紧张的情绪,“我已决定和苏联政府决裂。但我想事前了解一下,如果我投向美国,美国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什么?一个在苏联显赫一时的人物、联合国的副秘书长,竟然会无端背叛自己的祖国,向美国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这简直不可能!这个美国人顿时张大了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请相信我,我是认真的。”谢夫钦柯不得不把刚才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我是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

   然而,这位美国人依然将信将疑,“好吧,我会尽力帮助你。但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介入了此事,也不能让人再一次看到我们俩在一起。等我安排好下一次见面的地点和时间,我会通知你的。”从那以后,谢夫钦柯开始每天认真阅读苏联代表团用密码发回国内的电报和从莫斯科通过外交邮袋寄到联合国的其他机密文件。当然,这些机密文件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谢夫钦柯还帮助不少美国特工人员打入了苏联的情报机关。

   作为苏联裁军问题专家和联合国高级官员,谢夫钦柯的情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他对于本国关于军备控制谈判中限制战略武器和其他类似谈判的立场,甚至包括苏联对谈判中作出让步的方案都了如指掌。这些情报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每一份都是无价之宝。克格勃在事后的调查中发现,在谢夫钦柯叛逃前30个月内,他为美国提供的情报无以数计,对苏联造成的损失,甚至在许多年以后,都无法完全调查清楚。   形迹败露

   1977年初,苏联人开始感到惊奇,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对苏联在限制武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和政策摸得那么清楚?随着美国政府在裁军谈判中,持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预见性,莫斯科方面的怀疑也与日俱增。

   于是,苏联最高首脑机关命令克格勃立即着手调查此事。到1978年,克格勃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能够提供情报使美国政府具有如此惊人的预见性的只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是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里・多勃雷宁、驻联合国大使奥列格・特罗扬洛夫斯基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经过苏联政治局特别批准,克格勃对上述三位地位显赫的嫌疑人进行了秘密调查。

   克格勃经过周密计划,让阿纳托里・多勃雷宁、奥列格・特罗扬洛夫斯基和谢夫钦柯同时都收到了一份原始的“绝密文件”,内容是政府关于限制武器谈判的最新政策立场,并同时派人对他们分别进行监视。结果,只有谢夫钦柯一个人设法躲开了克格勃的监视。在第二天苏美双方进行的非正式谈判中,苏联政府代表就发现美方果然已经知道那份“绝密文件”的内容。狡猾的狐狸终于露出了自己的尾巴。

   苏联最高当局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召回谢夫钦柯。于是,经过秘密策划,一纸神秘的电文飞向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

   1978年3月31日,一位同事悄悄地告诉谢夫钦柯有一封从莫斯科来的电报。谢夫钦柯看完电文以后,不禁大吃一惊。莫斯科的来电先是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国内已同意让他再留任两年,因此有些事情需要他回莫斯科一谈。但电文的最后又说他不必急着回国,尽管将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毕再回去。

   心怀鬼胎的谢夫钦柯一眼就看出了电文上的理由是借口。那么答案只能是:自己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事已经被发现。想到这里,谢夫钦柯不禁打了一个冷颤,联想到在此之前苏联国内间谍被发现后的可怕结局,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此时此刻,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立即叛逃美国。

  仓皇出逃

   可是,谢夫钦柯非常清楚,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几乎遍布联合国机构的所有角落,即使是在联合国总部叛逃也非常困难。如果稍有不慎,不但叛逃不成,反而会丢了性命。

   情急之下,谢夫钦柯忽然想起了美国人曾经给过他的一个电动剃须刀,说这个电动剃须刀可以在他感到危险的时候,帮助到他。于是,他马上拿出那个电动剃须刀,一按电钮,这个电动剃须刀里的微电机就开始发出“丝丝”的响声,不多时,电动剃须刀的底部出现了一行字:“明天子夜开始行动,在CB处有辆车等你。但是,你必须从联合国秘书处出发,一路上会有人暗中保护你,绝对安全。”

   在接下来的整个白天,谢夫钦柯都是在痛苦、忙碌、恐怖和焦躁不安中度过的。他不得不同时扮演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表面上,他佯装已做好一切回国的准备;实际上,他则是在认真制订叛逃计划。好不容易挨到天黑,谢夫钦柯驱车回到家中,将20万美元偷偷地塞进他妻子的衣袋,这是他为她留下的今后的生活费用。然后,他来不及与睡梦中的妻子道别,便匆匆驱车赶回了办公室,并化了装。这时,他看到了办公室窗户的玻璃上出现了一个红蓝相间的圆圈――这是事先约好的行动暗号。

   谢夫钦柯最后环视了一眼自己工作多年的办公室,然后取出手枪,将子弹压进弹匣,迅速走进了茫茫的夜色中。他全神贯注,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并做好了预防万一的准备。倘若碰见克格勃的人,他将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殊死一搏。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一切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一到CB处,谢夫钦柯果然看到有一辆轿车停在那里,他立即钻了进去。霎时间,轿车宛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发疯似的向外驶去。这位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在苏联外交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彻底走上了叛国之路。

   6年以后,谢夫钦柯出版了一本名叫《与莫斯科决裂》的回忆录,来为自己的叛逃行为进行辩解。他说他之所以会走上“与莫斯科决裂”的道路,只是不想再做一个“伪君子”,而非为了贪图“个人利益”。

   的确,作为“比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贵族都更像贵族”的苏联“高干阶层”中的一员,谢夫钦柯在苏联可谓生活优裕,如高薪、高级公寓、莫斯科郊外的漂亮别墅;政府提供的司机、保姆;火车上的专座和机场的贵宾待遇;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和平民百姓不得入内的商店、医院、娱乐场所……这些都是他在美国根本不可能享有的。况且他还非常有希望在他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任期结束后,出任苏联外交部的副部长,可谓前程远大。但他却说恰恰是这些特权在驱使他变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他已越来越无法容忍“苏联领导人并不相信他们向苏联人民灌输的意识形态,也无意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原则落到实处,他们所关心的只有他们手中的特权”;“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却还要强迫别人相信”。“我不得不假装信仰我所不信仰的东西,假装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我不但要在公开场合、在党的会议上和会见朋友时笑容可掬,扮演伪君子的角色,甚至在对家人和我自己时也要如此。这种每时、每事、每地都要弄虚作假的两面派生活,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忍受得了的。”

   谢夫钦柯在作此番言论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但地位已很显赫。他认为,戈氏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得益于一个偶然的因素:1978年以前,戈氏担任着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第一书记,那里是闻名遐迩的疗养胜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会定期去那里疗养。“戈尔巴乔夫作为当地的第一书记,有机会和他们多次见面,并且能像俄国人说的那样――卖弄自己。”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也是苏联特权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我也是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痛苦的犹豫之后,才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的。”

  〔责任编辑 袁小玲〕

  〔推荐人 水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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