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朝代大致有_范文大全

我国古代朝代大致有

【范文精选】我国古代朝代大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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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我国古代朝代大致有

【优秀范文】我国古代朝代大致有

范文一:中国古代七大古都 投稿:邓獖獗

1.北京

北京在奴隶社会时期就是燕、蓟重镇,辽的陪都和金、元、明、清的故都,地上地下文物保存非常丰富,为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这座古城历史悠久,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现有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明十三陵、万里长城和中国猿人遗址等重要革命和历史文物。

2.西安

西安位于关中平原渭河南部,原名长安,曾有周、秦、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各代建都于此。它是世界闻名的历史古城,遗存有大量地上地下文物,如西周的丰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唐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以及明钟楼、鼓楼、碑林等。周围还有秦俑博物馆、古咸阳城、半坡遗址等。

3.洛阳

洛阳为我国著名的九朝故都,名胜古迹以市南龙门石窟最有名,城东白马寺是我国第一座佛寺,还有汉魏故城遗址、西周王城、隋唐故城遗址、关林以及大量的古墓葬。

4.开封

开封古称汴梁,五代的后周和北宋均建都于此,时称东京,为著名古都之一。文物古迹有铁塔、繁塔、龙亭、禹王台、大相国寺和北宋汴梁城遗址等。

5.南京

南京为东吴、东晋、南朝、明朝等建都的历史名城,素有虎踞龙盘之称。南京文物古迹很多,有石头城、南朝陵墓、石刻和明孝陵、明故宫遗址、太平天国天王府、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处和中山陵等。

6.杭州

杭州是我国古都之一。秦朝置钱塘县,隋朝为杭州治,五代时是吴越国都,南宋时以此为行都。杭州是世界著名的游览城市,名胜古迹很多,如西湖灵隐寺、岳庙、六合塔等。

7.安阳

安阳夏属冀州,商王河亶甲元年迁都于此,称相;盘庚十四年自奄迁都于此,称殷,共历时237年。战国末期改称安阳,后为历代王朝府、县、州治所。旅游名胜以闻名中外的殷墟为中心,名胜古迹遍及全市。

范文二:中国古代的几大古都 投稿:邱廋廌

中国古代的几大古都

中国最初有著名的“四大古都”之说,即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后来又有“六大古都”,增加了开封、杭州;上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七大古都”,安阳跻身其中。现在,郑州市也以郑州商城为平台,进入了“八大古都”的序列。

古都并称演变

四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北京。

七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杭州、安阳。

八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杭州、安阳、郑州。

安阳

三皇五帝时代,颛顼帝在安阳境内建都。夏朝后期为都,时称西河,今位于安阳市东南。殷商时期为商相都及殷都。汉末以后,以邺城为中心的安阳先后成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五个王朝的都城。不计五帝时期,作为都城的历史488年。

北京

北京为五朝帝都:春秋战国时期为燕国国都,今位于北京之丰台区,当时称为蓟。十六国时期为前燕国都 。辽代为陪都,称燕京。金朝自金世宗起至1214年为中都。元朝为大都。明朝自永乐帝起为首都,称为京师。清朝入主中原后亦把北京作国都。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称北京,北伐成功后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北京改称北平。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至2006年,建都史长计906年。 杭州

杭州在五代十国时期为吴越之首都。金朝灭北宋后,皇族赵构逃往南方,令当时称为临安的杭州成为南宋都城。其为都共计210年。

开封

开封是中国多个重要王朝的首都。夏时为都,称“老丘”,是夏朝历时最长的都城,计225年。 洛阳

帝喾、夏、商、西周、东周、西汉、更始帝、东汉、三国时期魏、西晋、北魏、隋、唐、郑、大燕、后梁、后晋、后唐均以洛阳作国都,中华民国一度迁都于此,是我国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古都,保守估算当在1300年以上。

南京

南京为东吴、东晋、南朝、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首都。

西安

西安,不仅是中国四大古都,还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古称长安,又曾称西都、西京、大兴城、京兆城、奉元城等,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城市之一。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更始帝、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4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达1001年之久。又曾为赤眉、绿林、大齐、大顺等农民起义政权的都城,但为时极短。

郑州

黄帝以此为都,位于今郑州之新郑。夏朝初年为都,即今郑州之登封、新密。在商朝时为早、中期的都邑,为亳都、隞都。 东周时期为郑和韩的都城。不计黄帝时期,作为都城计381年。

范文三:我国古代传统图案纹样来源大致可分三个部分 投稿:姜匆匇

我国古代传统图案纹样来源大致可分三个部分。

其一,来自民间工艺:陶瓷、刺绣、窗花、蓝印花布,蜡染、剪纸、雕刻、编织等,这是劳动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发挥创造的,一般比较朴实、粗犷、乡土气息浓郁。

其二来自宗教艺术,如宗教传说和神话传说,庙宇、石窟中的壁画、藻井、龛楣、塑像服饰、基座、建筑、雕刻以及各种供器装饰。最典型的敦煌图案,是佛教传统图案的精华部分。它是我国的能工巧匠吸收外来文化所发挥创造的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图案构图严谨,富于理想。

其三是来源于封建帝王、王公贵族、富豪商贾等所占用的陈设品、日用品、服饰、首饰、建筑……这些工艺品图案是为了满足奢侈者的物质生活和空虚的精神生活而精心设计的,并没有专门的作坊由专人监督制作的,所以图案非常精细,色彩富丽豪华。除了如前所说的那些传统图案外,相当一部分是福、寿、禄及文人字画、诗歌为题材的装饰图案。多数采用了“米”字格和“九宫”格等格律形式。

以上三部分纹样,组成了我国传统图案的主流。

纹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流程,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始终,反映出不同时期的风俗习惯。从原始社会简单的纹样到奴隶社会简洁、粗犷的青铜器纹饰,再到封建社会精美繁复的花鸟虫鱼、

飞鸟走兽、吉祥图案纹样,都凝聚着相应时期独特的艺术审美观。

中国佛教对“卍”字的翻译也不尽一致,北魏时期的一部经书把它译成“万”字,唐代玄奘等人将它译成“德”字,强调佛的功德无量,唐代女皇帝武则天又把它定为“万”字,意思是集天下一切吉祥功德。“卍”字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右旋,—种是左旋(“卐”)。佛家大多认为应以右旋为准,因为佛教以右旋为吉祥,佛家举行各种佛教仪式都是右旋进行的。

这是一个被佛教徒视为吉祥和功德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符号。

2、如意纹

如意系指一种器物,梵语阿那律。柄端作手指形,用以搔痒,可如人意,因而得

名。也有柄端呈心字形的。以骨、角、竹、木、玉、石、铜、铁等制成,长三尺左右,古时持以指划。和尚宣讲帅经时,也持如意,记经文于上,以备遗忘。近代的如意,长不过一、二尺,其端多作芝形、云形,不过因其名吉祥,以供玩赏而已。(参阅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如意》、《释氏要览》中《道具》)。现在所用搔痒工具,叫“痒痒挠” (又称“不求人”),即古时搔仗、如意遗制。按如意形作成的如意纹样,借喻“称心”、“如意”,与“瓶”、“戟”、“磐”、“牡丹”等纵成民间广为应用的“平安如意”、“吉庆如意”、“富贵如意”等吉祥图案。

又称“开窗”,瓷器装饰的一种构图方式,即在器物的显著部位以线条勾勒出圆形、方形、菱形、扇面形、云头形或花形等多种式样的栏框,框内绘各种图案,用以突出主题纹饰。此法犹如古建筑上开窗见光,故而得名。

南宋吉州窑、金代耀州窑及金、元磁州窑、元代广东海康窑等瓷器上,开光装饰

较为普遍。元、明、清景德镇瓷器上更是大量运用开光技法进行装饰,并有所创新。

4

、囍字纹

读作双喜,有时也写“双禧”。原来“禧”字是福或喜神之意,和高兴一词有几分不同,伹写成“双禧”和“双禧”一词则意思相同。喜、禧、囍被民间广泛用来作为一种装饰纹样。用文字组成的图案俗称“字花”。

囍 字,象形兼表义,表义兼表音,看上去简练生动,整体协调,十分美观,且寓意深刻,具有祝福婚姻美满,囍人同心,白头偕老的美好意义。一桩美好的婚姻要靠两个人去用心经营,“喜人喜”的妙处,恰恰在于他把人们内心祈求恩爱幸福的意愿体现的淋漓尽致。

清代常见。

拐子龙源于草龙,又脱胎于草龙,形成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拐子

龙的线条装饰显得挺拔、硬朗,转折处呈圆方角。龙的头部也呈方圆形,整体协调一致,简洁、明快,又有一定的装饰意趣。

篦纹的一种,用篦状工具划刻出的细密平行线条纹。 篦纹是用篦状工具在尚未干透的器物坯体上刻、压出篦状纹而得名一种装饰纹样。商周陶器上多见,瓷器上大量采用则是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瓷窑,青瓷和青白瓷器物上最为多见。用戳刺方法形成的成片点状纹样,习惯上称“篦点纹”;用划花方法形成的细密平

行线条纹,习惯上称“篦划纹”。

篦纹还有栉齿纹、梳篦纹、篦线纹等多种别称。篦纹产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磁州文化陶器即以篦点纹和弧线篦纹为主要装饰。以后在商代陶瓷器上很少有篦纹,但西周陶瓷器上大量出现。战国至汉代,篦划纹风行,表现手法熟练,线条流畅,极富动感。到了宋元时期,篦纹在瓷器装饰上又被大量采用,尤其盛行于东南沿海地区,在青瓷和青白瓷土最为多见。工具虽然简单,但是线条纹样变化多端。

一种传统的装饰纹样,为陶瓷器上条带形状纹饰的统称。带状是指其外形为环绕器物的二方连续图案,上下夹以边线。其内容各色各样,包括带状鱼鸟纹、带状网格纹、带状云雷纹、带状曲折纹、带状几何纹等等。

狭义上的带状纹也可专指素面上单一的“宽线纹”或叫“宽带纹”。带状纹可装饰在器物上的口沿、颈、肩、腹、胫等部位,有作辅助性边饰的,也有作纹饰主题的。习惯上多将作为边饰的称作“带状纹”。 带状纹主要有彩绘、刻划、镂空、压印等原始表现方法。单一的宽带纹出现较早,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钵,在口沿处饰一道红、黑彩宽带纹,简洁醒目。纹样内涵复杂的带状纹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存里多有发现。商周时期及其以后各代陶瓷器上,带状纹的基本形式被传承。元代盛行的多层纹饰是由一道道内容不同的带状纹组合而成的宽阔的纹饰带作为主题纹饰,狭窄的带状纹用作陪衬、分隔和勾边。如江西高安出土元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腹部为云龙和牡丹两层宽阔纹饰带,上下配以莲瓣、缠枝菊、杂宝、回纹、连钱等带状纹,共累叠12层之多。而在以后各代,带状纹大都作为辅助纹饰出现。

8、

螺旋纹

形似螺旋的一种陶瓷器传统纹样,也似流水漩涡,因此也叫“涡纹”。在器物成型过程中由于旋削而留于器底的螺旋状线痕,习惯上也称螺旋纹。广泛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典型文化遗存中。

表现技法主要是彩绘及刻划。布局有个体纹饰左右排列的,也有四方连续式的。采用黑红二色颜料,以红色为多,有的搭配较为复杂。商周原始青瓷上,常见成型过程留下的螺旋纹。战国彩绘陶上,螺旋纹又成为重要的装饰纹样。在明代前期民窑青花瓷器上,螺旋纹流行,尽管纹饰比较草率,但很生动。

9、文字纹

一种特殊的瓷器装饰纹样,文字本非图案,文字纹用于瓷器装饰即将文字书写错落有致犹如花纹,或将文字作图案化布局,作为装饰画面的组成部分。

文字纹分汉文、藏文、梵文、阿拉伯文等。内容有民谚、俚语、诗句、词句、曲句、文赋等等。文字纹用于瓷器装饰始于唐代长沙窑,多在盘心或壶身以褐彩书写如“鸟飞平无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等汉文诗句。亦有于壶腹书写“真主最伟大”阿拉伯文字的。

宋代磁州窑、吉州窑等延续这种方法,瓷枕等器物上文字纹较为多见,

反映市井

商民的生活意识,如“众中少语,无事早归”等。元、明时期景德镇窑、龙泉窑等盛行文字纹,明代瓷绘上出现阿拉伯文、梵文、藏文,清康熙朝一度流行短篇古文,如《出师表》、《滕王阁序》、《归去来辞》、《兰亭集序》、《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等,有的配以图画,图文并茂。字体多仿虞世南、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且有真、草、隶、篆、行不同体势。多见于康熙二十年后烧制的青花釉里红笔筒上。乾隆帝喜为宋代名瓷和其他瓷器精品题诗,因此乾隆朝盛行将御题诗书写或刻于瓷器上,更为名贵。

典型作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珐琅彩景州塔纹瓶,腹部以冬青釉托金色乳钉为地,四面开光,内分绘景州开福寺塔或书写墨彩篆书乾隆御制诗《登景州开福寺塔》七律一首,并有“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两方朱红篆印。明清瓷器上还有以福、寿字构成树本,或以福、寿字开光,内绘纹样的,典型作品如康熙五彩描金福寿开光人物纹棒槌瓶。

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纹样,图案呈现为圆圈中有内向弧形方格,似圆形方孔钱,故名。构图多作二方或四方连续排列,也绘作成串圆圈两两相交套合的形象。汉代瓷器上始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褐釉钱纹大罐为代表作,宋、元、明三代较流行。

表现手法主要为印花、刻花和绘画,多用于装饰盘、碗的边沿或瓶、罐的肩部或腹部。主要用作辅助纹饰,也有作主题纹饰的。辅助纹样多为单钱二方连续展开,形成装饰带。

主题纹样则由钱纹构成整个纹饰格局,

并有在圆钱纹的中心填画花草图案的。还有以钱纹作地,衬托主题纹饰的。代表作有宋代耀州窑青釉刻花钱纹小壶、明洪武青花钱形锦地垂云莲纹折沿盘等。

又称“如意云”,其形状犹似下垂的如意,是一种典型的云纹瓷器装饰纹样。因多装饰在瓶、罐、壶等器物的肩部,也称“云肩纹”;也有装饰在盘、碗的内心部位,称作“垂云纹”。

云头纹始盛于元代景德镇窑青花和青白瓷上。

元青花云肩纹内满绘花纹,装饰方法为两种,一种是在白地上以青花直接描绘缠枝牡丹、缠枝菊等;一种是青花海水为地,露白为纹。青白瓷上采用贴花串珠式构成仰垂如意云头纹。

明青花瓷虽也流行采用云肩纹,但内涵已经减化。清代则呈衰退之态,云头纹主要作为辅助纹饰,其作用有些类似“开光”。

12、篦点纹

篦纹的一种,用篦状工具戳刺出的成片排列的点状纹饰。

篦纹是用篦状工具在尚未干透的器物坯体上刻、

压出篦状纹而得名一种装饰纹样。商周陶器上多见,瓷器上大量采用则是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瓷窑,青瓷和青白瓷器物上最为多见。用戳刺方法形成的成片点状纹样,习惯上称“篦点纹”;用划花方法形成的细密平行线条纹,习惯上称“篦划纹”。

篦纹还有栉齿纹、梳篦纹、篦线纹等多种别称。篦纹产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磁州文化陶器即以篦点纹和弧线篦纹为主要装饰。以后在商代陶瓷器上很少有篦纹,但西周陶瓷器上大量出现。战国至汉代,篦划纹风行,表现手法熟练,线条流畅,极富动感。到了宋元时期,篦纹在瓷器装饰上又被大量采用,尤其盛行于东南沿海地区,在青瓷和青白瓷土最为多见。

13、八吉祥

八吉祥,又称佛教八宝,象征佛教威力的八种物象。由八种识智即眼、耳、鼻、

音、心、身、意、藏所感悟显现。描绘成八种图案纹饰。作为佛教艺术的装饰。

清代乾隆时期又将这八种纹饰制成立体造型的陈设品。常与寺庙中供器一起陈放。八吉祥简称轮、螺、伞、盖、花、罐、鱼、长。

14、杂宝纹

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吉祥纹样,始见于元代,流行于明清。所取宝物形象较多,元代有双角、银锭、犀角、火珠、火焰、火轮、法螺、珊瑚、双钱等,明代又新增祥云、灵芝、方胜、艾叶、卷书、笔、馨、鼎、葫芦等。因其常无定式,任意择用,故而称杂宝。也有任取其中八品组成纹饰者,称八宝,但不同于八吉祥纹。元代杂宝纹多作辅助纹饰描绘在器物肩部或胫部的变形莲瓣内。明代杂宝纹多散于主纹的空间。清代杂宝纹除作辅纹外也有用作主纹的,如清雍正仿成化青花八宝纹高足杯,即在杯身的主体位置绘画方胜、银锭、火焰等杂宝纹样。

15、喜相逢

典型的瓷器装饰图案之一。源于太极图中的

负阴抱阳”图形,民间也称“阴阳鱼儿”。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的两半,表明了事物对立统一的本质。相传伏羲创八卦图,八卦分据八方,居中的则为太极图。《易经.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太极是派生万物的本源。明、清明期景德镇窑瓷器上见有装饰太极图的。形象为将圆形以S形线分为一黑一白两半,黑白二色,代表阴阳两方,天地两部;并在白色中有一黑点表示阳中有阴,黑色中有一白点表示阴中有阳,两者寓意阴阳相生。

典型的瓷器装饰图案之一。以八组各不相同的,由短线符号组成代表《周易》中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种图形。相传伏羲创八卦图,八卦分据八

方,居中的则为太极图。《易传》认为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

泽八种自然现象。《易经.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明、清明期景德镇窑瓷器上见有装饰八卦纹的瓷器常与海水、云鹤为伍组成海水八卦、云鹤八卦纹。

17、魁星点斗

魁星原指北斗星,《史记》曰:“魁,斗第一星也”。 魁也为第一的意思,“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是旧时对高中科举状元的美称。魁星作为赐科试第一的神灵,被人们尊称为文运之神,“魁星点斗”、“魁星踢斗”也由此应运而生。

魁星点斗的吉祥图案和读书人信奉魁星的风俗早在宋代就有,而在明、清大为流行。

一种瓷器装饰纹样。

宝杵为佛教礼器或法器,

即将双头杵交叉成十字形,

又称“十字杵”,亦有加饰飘带者,称为“结带宝杵”。十字杵用于瓷器纹饰最早见于元代青花碗内,于明初瓷器上较为少见,盛行于明代中期。特别是在明代成化官窑瓷器上,宝杵属典型图案。 典型作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成化官窑斗彩花卉纹浅杯,内底青花双圈内即描绘十字宝杵,宝杵中心圆圈内青花书一梵文,宝杵外环绕8个莲瓣,每个莲瓣内均书一梵文。

瓷器装饰纹。竹爆平安即古时在节日或喜庆的日子,以火烧竹发出爆裂之声,以驱除山鬼,保佑平安。竹爆平安图即于瓷器上绘爆竹和瓶来表达此意。

璎珞纹是指的陶瓷器装饰纹样之一。璎珞原是用丝线将珠石编串成多层次的装饰

物品,《晋书

·林邑国传》载:“其王服天冠,被璎珞。”将璎珞形象用于塑像或其他器物为装饰纹样,称璎珞纹,始见于元代瓷塑宗教人物像上、多为景德镇窑与龙泉窑的瓷塑观音、菩萨。表现方法为模印或贴塑,以首都博物馆藏元代青白釉观音坐像最为精绝。坐姿观音微闭双目,端庄慈祥,自发髻而下全身纷披璎珞,神采奕奕。入明以后,璎格脱离人物独立使用,往住成为佛教或道教的象征,明代中期风行,多见于珐华器、青花器和五彩器、珐华器采用立粉画法,青花器与五彩器则采用笔绘手法。首都博物馆藏明成化珐华八仙纹罐,在罐的肩部饰一周璎珞纹,与腹部八仙过海纹相呼应,宗教意味浓厚。也有作为一般流行纹样应用的,如明中期珐华花鸟璎珞纹罐,璎珞纹的出现仅是一种装饰,元宗教含义。

补充:璎珞纹始见于元瓷塑宗教人物像,多为景德镇窑与龙泉窑的瓷塑观音、菩萨,或用瓷泥小圆珠直接粘贴在瓷坯上组成璎珞图案,或用瓷泥细条粘贴后刻划横段而成,立体感强,有很好的装饰效果。明代开始改用笔绘璎珞纹,明嘉靖时最为流行。珐华器采用立粉画法,青花器与五彩器则采用笔绘手法。首都博物馆藏明成化珐华八仙纹罐,在罐的肩部饰一周璎珞纹,与腹部八仙过海纹相呼应,宗教意味浓厚。也有作为一般流行纹样应用的,如明中期珐华花鸟璎珞纹罐。

清代瓷器常见纹饰,纹饰为锦鸡或公鸡立于石上,取“石

谐音

“室”,室代表家室家业,“鸡”和“吉”谐音。 室上大吉,寓意合家安康,家庭幸福,大吉大利。

旧时用于贺人生子 清代民国常见的瓷器纹饰之一,通常由小孩和麒麟组成画面。

语出《诗·周南·麟之趾》:“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

麟趾呈祥是比喻子孙昌盛,祝贺生育后代。 麟趾,麟足,用以比喻子孙众多和贤能。

清代民国的常见纹饰,源自于中国的的传统文化,宋代就有《宋人百子闹元宵图》,这是古代“多子多福,人丁兴旺”传统观念的生动写照。

舞龙的用意主要为祈雨祈福,以祭祀龙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舞龙灯来欢庆元宵节,还有娱乐敬神和体育锻炼的目的。

来源于《诗经》中的《绵》,其首句“绵绵瓜瓞”四字,成为一种祝愿子孙昌盛,

兴旺发达的吉祥图画的名称。

瓞即小瓜,

瓜瓞绵绵的涵义为瓜始生时常小,

但其蔓不绝,会逐渐长大,绵延滋生。传统的《绵绵瓜瓞》图式有两类,一类是瓜连藤蔓枝叶,另一类还加上蝴蝶图案,取蝶与瓞同音。此图清代尤多。

25、白菜纹

清代瓷器常见纹饰,白菜和百财同音,借喻家财万贯。表达人们希望财源广进的愿望。

传统寓意纹样。亦名“富贵功名”。以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表示。“公”与“功”同音;鸡啼为鸣,“鸣”与“名”同音;牡丹花为花中之王,古代被认为是富贵花。两者组合,旧时寓意“功名富贵”。

中国古代文人喜爱寄物抒情,

借以自然物来表现自己的理想品格和对精神境界的

追求。坚毅不拨的青松,挺拨多姿的翠竹,傲雪报春的冬梅,它们虽系不同属科,却都有不畏严霜的高洁风格。它们在岁寒中同生,历来被中国古今文人们所敬慕,而誉为“岁寒三友”,以此比喻忠贞的友谊。松竹梅合成的岁寒三友图案是中国古代器物、衣物和建筑上常用的装饰题材。岁寒三友也逐渐演变成为雅俗共赏的吉祥图案,流传至今。

28、连中三元

传统寓意纹样。 用荔枝、

桂圆和核桃各三枚表现,

因这三种果实都为圆形,取其“圆”与“元”同音;亦有的用弓箭射准三个辟铜钱或三个元宝米表示。寓意“连中三元”。清代科举制度,分三级考试,中试者的第一名分别给以“解元”、“会元”、“状元”的头街,如应试举子在三级考试中,连取三个第一名,即所谓“连中三元”,这在封建社会是无上的荣宠。

孔雀是深受民间喜爱,在传说中拥有九德的吉祥鸟,由于孔雀尾羽纹饰美丽,开屏时“纹饰明显”,和“文明”谐音,故孔雀开屏则寓意“天下文明”,表示对盛世的向往。孔雀,在中国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征,孔雀开屏更被认为是大吉大利的事。

范文四:古代名将中国古代名将大全 投稿:蒋鬽鬾

古代名将中国古代名将大全

原始社会名将

黄帝

商朝名将

妇好

商汤 商武丁

伊尹

西周名将

姬旦 姬发 姜尚 伍子胥

周公旦 周武王

东周名将

曹刿 樗里疾 楚庄王

范蠡 范睢 夫差

甘茂 勾践 管仲

晋悼公 晋文公 摎 乐 毅 孙 膑

阖闾 匡章

李牧 廉颇 栾书

蒙骜 蒙武

庞暖

齐桓公

商鞅 司马错 司马穰苴 孙膑 孙伍

田单 田忌

魏惠王 魏绛 魏舒 魏无忌 吴起 伍子胥

先轸 荀林父 荀吴 荀罃

乐毅 乐羊

赵奢 赵襄子 赵鞅 赵武灵王 郑庄公

秦朝名将

蒙恬 白起

秦始皇

王贲 王翦

项羽 英布

尉缭

章邯

西汉名将

曹参 陈汤

樊哙 冯奉世

灌婴

韩信 霍去病

李广 李广利 李陵 刘邦 刘彻

冒顿

彭越

卫青

英布

张良 赵充国 周勃 周亚夫

东汉名将

班超

岑彭 陈俊

邓禹 窦固 窦融 窦宪 杜茂 段颎

樊崇 冯异

盖延 耿秉 耿纯 耿恭 耿弇

皇甫规 皇甫嵩

祭遵 贾复

寇恂

来歙 李松 刘秀

马武 马援 马贤

逄安

任尚

王霸 王常 吴汉

铫期 虞诩

张奂 臧宫 朱俊 朱佑

三国名将

曹操 曹仁 陈泰 程昱

邓艾

甘宁 关羽 郭淮 郭嘉

贺齐

贾诩 姜维

刘备 鲁肃 陆抗 陆逊 吕蒙

马超 满宠

庞统

司马师 司马懿 司马昭 孙策 孙坚 孙权

太史慈

王平

夏侯渊 徐晃 荀攸 荀彧

赵云 张飞 张郃 张辽 周瑜 诸葛恪 诸葛亮

西晋名将

杜预

马隆

王浚

东晋十六国名将

邓羌

苻坚

桓温

沮渠蒙逊

刘琨 刘牢之 刘曜 刘渊 吕光

慕容垂 慕容翰 慕容皝 慕容廆 慕容恪 慕容隆 慕容农

石虎 石勒

陶侃 拓跋什翼犍 冉闵

王猛 王镇恶

郗超 谢玄

杨安 姚苌

张宾 张蚝 朱序 祖逖

南北朝名将

曹景宗 昌义之 陈霸先 陈庆之 陈显达 崔浩 崔慧景

高敖曹 高欢

侯安都 侯景 斛律光

刘裕 柳元景

慕容白曜

裴方明 裴叔业

沈庆之 沈攸之

檀道济 拓跋珪 拓跋焘

王思政 韦睿 韦孝宽 吴明彻

萧道成 萧摩诃 冼夫人 薛安都

杨大眼 于谨 宇文泰 宇文邕 元英

臧质 周文育

唐朝名将

阿史那骨笃禄 阿史那默啜 阿史那社尔

柴绍 蔡希德 程务挺 程知节 崔光远 崔宁

大祚荣 窦轨 段秀实

封常清 夫蒙灵詧

高崇文 高侃 高骈 高仙芝 哥舒翰 盖嘉运 郭孝恪 郭元振 郭知运 郭子仪 黑齿常之 侯君集 怀仁可汗 黄巢 皇甫惟明 浑瑊

可突于

李抱玉 李抱真 李大酺 李道宗 李光弼 李光颜 李愬 李祎 李绩 李尽忠 李靖 李晟 李嗣业 李世民 李孝恭 李孝逸 李渊 刘黑闼 刘仁轨 娄师德 鲁炅 罗士信 罗艺 罗成 杨坚 尉迟敬

马璘 马燧

牛进达

裴行俭 仆固怀恩

契苾何力 秦叔宝 屈突通

尚让 苏定方 孙万荣

唐休璟

王方翼 王君廓 王君■(音辍chuo4) 王晙 王思礼 王孝杰 王玄策 王忠嗣 韦皋 萧嵩 薛讷 薛仁贵 薛万彻

尉迟敬德

张守珪 张孝嵩 张巡 张议潮 张仁愿 郑仁泰 执失思力

吐蕃名将

噶尔·东赞 噶尔·钦陵 唃斯罗

马重英

尚结息 松赞干布

悉诺逻

五代十国名将

郭崇韬 郭威

李存审 李存勖 李璟 李克用 李嗣源 李嗣昭

王建 王彦章 王晏球

杨行密

契丹、辽国名将

萧绰 萧挞凛 萧惠 萧孝穆

耶律阿保机 耶律德光 耶律仁先 耶律斜轸 耶律休哥

北宋名将

曹彬 崔彦进

狄青

范仲淹

高怀德

韩令坤 韩琦

李重进 李纲 李继迁 刘昌祚 刘廷让

慕容延钊

潘美

曲珍

沈括 石守信

王禀 王全斌 王韶 王审琦 王彦超

杨文广 杨延昭 杨业

赵匡胤 赵普 折可适 宗泽 种谔 种师道 种世衡

西夏名将

李元昊

女真、金朝名将

拔离速 奔睹

赤盏合喜 赤盏晖

大旲

纥石烈牙吾塔 纥石烈执中 纥石烈子仁 纥石烈志宁

孔彦舟

李成

仆散安贞 仆散揆 仆散忠义

撒离曷 术虎高琪

徒单合喜 徒单克宁

完颜阿骨打 完颜昌(挞懒) 完颜陈和尚 完颜阇母 完颜斡鲁 完颜杲(斜也) 完颜合达 完颜娄室 完颜赛不 完颜希伊(谷神) 完颜襄 完颜银术可 完颜宗弼(兀术) 完颜宗辅 完颜宗翰(粘罕) 完颜宗望(斡离不) 完颜宗雄(谋良虎)

斜卯阿里

耶律余暏

宗浩

南宋名将

曹友闻

杜杲

韩世忠 扈再兴

李宝 李庭芝 李显忠 刘锜

孟珙 孟宗政

曲端

魏胜 吴玠 吴璘

王德 王坚 王彦

杨存中 杨幺 余玠 虞允文 岳飞 岳云

赵方 赵葵 张珏 张俊 张浚 张世杰 张威

蒙古、元朝名将

阿剌罕 阿里海牙 阿术 阿塔海 按竺迩

拔都 伯颜 孛罗帖木儿 孛鲁 博尔忽 博尔术

察罕 察汗帖木儿 察合台 成吉思汗 赤老温 床兀儿

答失八都鲁 董俊 董文炳

范文虎

高兴

合赞 忽必烈 怀都

口温不花 扩廓帖木儿 阔端

李庭 李恒 李思齐 李璮 刘国杰 刘整 吕师夔 吕文德 吕文焕

蒙哥 木华黎

纽璘

卜颜帖木儿

怯的不花

石抹明安 石抹也先 石天应 史弼 史天倪 史天泽 术赤 速不台 唆都 塔察儿 塔出 塔思 土土哈 托雷

汪德臣 兀良合台 窝阔台

夏贵 肖乃台 旭烈兀

牙忽都 杨大渊 杨文安 耶律大石 耶律留哥 玉昔帖木儿 月赤察儿

张弘范 张柔 哲别

明朝名将

俺答

常遇春 陈璘

邓愈 邓子龙 董一元 杜松

方逢时 方政 冯宗异 傅友德

耿秉文 郭兴 郭英

何文辉 胡大海 胡廷瑞 胡宗宪 华云龙

吉囊

康茂才

蓝玉 李彬 李成梁 李定国 李化龙 李文忠 李应祥 李自成 廖永忠 刘基 刘显秦良玉

李定国 卢象升 孙承宗

刘綖

麻贵 马芳 满桂 沐晟 沐英

戚继光

孙承宗 李如松

谭纶 汤和 汤克宽

王弼 王崇古 王骥 王三善 王守仁 王越

熊廷弼 徐达 许宁 薛禄

杨洪 杨璟 也先 于谦 俞大猷 俞通海 袁崇焕

赵率教 张辅 张献忠 张兴祖 张元勋 郑成功 郑和 周德兴 朱棣 朱亮祖 朱能 朱燮元 朱永 朱元璋 祖大寿 朱文正

后金、清朝名将

阿巴泰 阿桂 阿济格 阿里衮 阿敏 安费扬古

白朗 毕力克图 博洛

蔡锷 长龄 岑毓英 陈福 陈玉成 褚英 石达开

代善 德格类 德楞泰 多铎 多尔衮

额勒登保 额亦都 鄂尔泰

费扬古 费英东 冯子材 福康安 傅恒 富德

噶尔丹策零 耿仲明

海兰察 豪格 和春 何和里 何洛会 洪承畴 胡林翼 扈尔汉 黄兴 皇太极 济尔哈朗 杰书 金砺

康熙 孔有德

赖塔 赖文光 勒尔锦 勒克德浑 李成栋 李国翰 李鸿章 李续宾 李率泰 李秀成 林凤翔 林则徐 刘锦棠 刘铭传 刘永福 骆秉璋

明亮 穆占

尼堪 年羹尧 努尔哈赤

彭春

萨布素 萨哈璘 尚可喜 僧格林沁 胜保 施琅 石达开 孙思克

图海 图赖

王进宝 魏源 乌兰泰 吴三桂

向荣

杨芳 杨遇春 杨古利 叶臣 岳乐 岳托 岳钟琪

赵良栋 兆惠 张广泗 张树声 张勇 彰泰 曾国藩 左宗棠

范文五:中国古代官员的“致仕” 投稿:彭垟垠

中国古代官员的“致仕”

周励恒

学习时报 2012-04-16 第09版

“致仕”是与入仕、出仕相对应的一个古代专用的政治术语。何为“致仕”?通俗地讲,“致仕”就是还禄位于君,退休养老的意思。“致仕”一词出现很早,《礼记 曲礼》篇有“大夫七十而致仕”。郑玄注道:“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注曰:“致仕,还禄位于君。”将“致仕”解释为把官职、禄位交还给国君,反映了西周时期国君家天下思想的影响之深远。整个国家都是君主的,所有的官职、禄位都是君主赐予的。既然如此,大臣年老了,不能做事了,就要把官职交给君主。可见,郑玄、何休上述对于“致仕”的笺注有历史的根据。春秋战国,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封建领主所有制开始瓦解。至秦朝,终于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集权政治制度,旧的世卿世禄制废除了,开始实施新的官僚制度。作为官员退休的“致仕”,尽管仍带有古老的“还禄位于君”的意味,却得以保留下来。

从汉朝到清朝,都有官员致仕的问题,而且越到后来,越成为定制。致仕的年龄,历朝不一,即使一朝之内似乎也没作统一的规定。历朝致仕年龄并没有很刻板的规定,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视具体情况而定。但《礼记》讲的“大夫七十而致仕”,70岁确实是以后历朝制定致仕年龄的重要参考,也成为官员请求致仕的当然理由。

官员致仕,都要上疏,请求皇帝批准,这与儒家主张的“恭让”观念有关。“盖闻古者有司年至则致仕,所以恭让而不尽其力也。”另一方面,皇帝对致仕的职官亦示以恩典和体恤:“今大夫老矣,朕愍以官职之事烦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终高年,赐帛及行道舍宿,岁时赐羊酒衣衾。”

关于致仕后的待遇,各朝差别也很大。两汉时,官员致仕后,朝廷只给其原官职俸禄的1/3,而且只有二千石以上品级的官员才能得到;品级低的官员退休后一般没有俸禄。魏晋之时官吏退休多不赐予财物,往往授以掌议论之“大夫”的闲职,终老其身。唐初国力强盛,官员退休后待遇比较好。五品以上官员可得半禄,有功之臣,蒙皇帝恩典,也可得到全禄。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告老退休的,各有数量不等的永业田以养老,而且永业田是可以传给子孙的。中唐以后,经过安史之乱,国力衰退,社会矛盾尖锐,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朋党斗争严重,政治日渐腐败,官吏们开始贪恋官位,退休制度遭到破坏,造成政府官吏老化,暮气渐重。直到唐末,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宋代对退休官员的待遇比唐以前诸朝都要优厚,主要表现为:一是按原任官职退休;二是不论文武朝官或后宫内职,凡按制退休者,多增秩,或加恩子孙。宋真宗咸平以后,文武官员告老后,甚至还都升一级,授朝官,给半俸,几成定制。尽管退休后的待遇如此优厚,但官员们还是很少有主动退休的,因为官员在任时所能得到的好处是退休后无法比拟的。宋代一直有冗官的问题,为了鼓励官员退休,朝廷有时也采取致仕赐全俸的措施,然而收效不大。行政支出每年居高不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元朝致仕官员一般是月给半俸以养老,只有少数达官显贵和功臣、近臣退休后才能有幸得到全俸。明朝致仕官员待遇较低。明初,官员致仕若得不到特赐,就没有任何俸禄,即使得到特赐,也往往是半禄,得到全禄的很少。直到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官员致仕才可以得到“月廪”和“岁夫”,就是每月可以从有关部门领取口粮,每年国家派一些仆隶到他们家做事。以后又免除致仕官员的“杂泛差徭”。清朝致仕官员的待遇一般来说比明朝好得多,休致后官员基本能得到半俸。有功之臣也可得全俸。清朝特别优待武官,高级武官往往能得到全俸,其他武官根据功绩也能得到不错的待遇。

古代官员致仕获得批准后,朝廷大都给予其一定的赏赐。他们在任时,往往因职官品级不同而拥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属于地主阶层。因此,致仕后他们大都不会因俸禄减少或没有

俸禄而失去生活保障。对确实家贫的致仕官员,政府支给一定数量的岁米,“养其终身”。这种情况在明朝是存在的。

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退休,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但古代官员把退休称作“致仕”,这多少折射了中国古代政体的独有特点,即高度专制的皇权是建立在家天下的基础上的。对君臣关系,黄宗羲作了独到的论述:“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就是说,君臣有共同的职责,都是为民谋利。顾炎武则作了全新的解释:“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这是说,君主与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及其各级官吏,不敢于百姓之上任意妄为以自尊,不敢厚取于民以自我享乐。清朝末年,维新、革命志士大量刊印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就是藉此制造舆论,要求政治变革。此后,历史的发展没有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前行,而是走的民主共和之路,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遗产所包含的民主思想因素,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内因。

范文六: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投稿:史瀊瀋

作者:汪高鑫

史学史研究 2008年09期

  “求真”是史学的本质属性,“致用”则是史学的价值属性,它们总是共同作用于史家的史著里,体现于史家的思想中。然而,由于史家所处时代和主观意识的不同,他们对于“求真”与“致用”所表现出的思想取向往往又是不尽相同的。在汉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与班固的“宣汉”意识,便是代表了汉代史学思潮的两种取向。

  司马迁《史记》最突出的特点是“实录”,这从汉人对于《史记》的评述便可明晓。扬雄是汉代最早以“实录”称许《史记》的学者,其《法言·重黎》说:“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公》,曰实录。”班固在《汉书》本传中称赞《史记》说:“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由此可见,肯定《史记》为“实录”之作,乃是汉代人的一种共识。《史记》的“实录”特点,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而言,则是体现了史家司马迁的一种强烈的史学“求真”意识。关于司马迁的史学“求真”意识,《报任安书》有一个集中表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怀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卷62,《司马迁传》)这就是说,司马迁是要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基础上,通过对“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考实”与“求真”,找寻出历史的“成败兴坏之理”,从而形成为史家的“一家之言”。具体分述如下:

  首先,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思想体现了“求真”意识。西汉人的天人观念,以董仲舒为代表,大力宣扬天人感应学说,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司马迁曾“闻董生曰”,也以“究天人之际”作为撰史旨趣,而他的天人观却表现出了一种“求真”的意识。第一,司马迁借着作《伯夷列传》,以具体人事为依据,对汉代天人感应论者流行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天。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尊何德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第二,司马迁高扬人的价值,肯定历史治乱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事而非天命。如《楚元王世家》提出“存亡在所任”的思想,肯定人才对于国家祸福存亡的重要性;《秦楚之际月表》认为夏、商、周、秦之所以能王天下,都是修仁行义、积德用力的结果;而《三王本纪》和《秦始皇本纪》则指出夏、商、周、秦后来的灭亡,也是人为造成的。司马迁对于天命主宰历史的说法提出批评,如在《项羽本纪赞》中,他否定项羽“天之亡我”的说法;《蒙恬列传》则对蒙恬将自己的死因归于绝地脉而违忤天意的说法提出批评。第三,司马迁肯定“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承认追求财富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认为人在社会上之所以有贵贱之分,是由其拥有的财富多寡来决定的,“凡编户人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社会道德是建构在物质财富基础之上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其次,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思想体现了“求真”意识。历史本身是发展变化的,然而人们对于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却是不尽相同的。我们通过《尚书·周书》的记载,既能看到商周之际历史的发展变化,也能看到周初以周公为代表的思想家们顺应这种变化之势而因势利导的进步思想与举措;我们通过孔子修《春秋》之事,可以知晓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变化的事实,同时也看到了孔子不希望这种不合周代礼乐的变化发生。司马迁主张“通古今之变”,这种主变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合历史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的,是一种“求真”意识的体现;而正是在这种“通古今之变”的“求真”过程中,司马迁对历史作出了评判,对历史的治乱兴衰进行了总结。如对秦的统一与速亡这一巨变,《六国年表序》既指出了秦因多暴而导致短祚,又充分肯定了秦的统一对于结束春秋战国几百年国家分裂局面的重要意义,认为是“世异变,成功大”。《高祖本纪》则分析了周秦以来的制度变化情况,肯定汉朝是“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方法,便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它要求人们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和过程来加以考察,并注意从盛世中观察其可能向衰的方向的转变。《史记》正是依此对自黄帝至汉武帝3000年历史作了系统而全面的史实“求真”。

  最后,司马迁的历史撰述书法体现了“求真”意识。班固所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集中体现了司马迁历史撰述书法的“求真”意识。“文直事核”,就是要做到直书其事。而史书的直书其事,是建立在全面占有史料、认真核实史实的基础上的。司马迁写史,重视占有史料,靠史料说话,《史记》的很多篇章都注重交待所记之事的史料出处,如《五帝本纪》说:“予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说:“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管晏列传赞》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如此等等。同时,司马迁重视于对史实的核实,如在《五帝本纪赞》中,司马迁通过对涉及到“五帝”历史的各种史料的考察,最终是“择其言尤雅者”而撰之;司马迁写“三代本纪”,在各篇的“太史公曰”中,他对夏、商帝王的姓氏、大禹葬会稽、周天子是否“居洛邑”等诸多史实问题,都进行了认真考证。“不虚美、不隐恶”,则是要求史家不但要直书其事,而且要善恶必书,采善贬恶,明辨是非,这是对史家“求真”的一种更高要求。《史记》无论是记载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总是能关注两点,如它反对秦的暴政,却对秦统一之功给予充分肯定;它颂扬汉德,却对西汉各种弊政进行揭露;它肯定项羽反秦之功和英雄气概,却批评他残暴不仁,如此等等,都很好地体现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求真”意识。

  当然,《史记》重视“求真”,同时也讲“致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就明确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太史公自序》也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段话所表明的《史记》以“宣汉德”和“颂功臣”为撰述目的,似乎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是言不由衷的。

  班固《汉书》则凸显一种“宣汉”意识。《汉书·叙传》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班固认为,即使如儒家心目中的尧、舜盛世,也必须要依靠典籍,才能使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对于上接帝尧统绪的汉皇朝,以往的历史记述没有肩负起“宣汉”的历史重任,加上汉武帝太初以后的汉史又“阙而不录”,所以他要断汉为史作《汉书》,以史学家特有的历史自觉去肩负起“宣汉”的历史重任。从《叙传》的字里行间,我们已清楚地看到,班固作史,是要以颂扬大汉之德为己任,这突出体现了班固史学以“宣汉”为中心内容的“致用”特色。那么,班固究竟是如何通过“宣汉”来贯彻他的史学“致用”意识的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班固断汉为史作《汉书》,旨在凸显汉皇朝的历史地位。在《汉书》问世以前,有关西汉一朝历史的记载,武帝以前有《史记》,武帝之后则有自褚少孙至班彪10余家《史记》续作。续作相继而作,难以系统反映汉史自不必论。而司马迁的《史记》,在班固看来,也没有很好地肩负起“宣汉”的历史使命,一则《史记》的记述内容只涉及汉武帝以前的汉朝历史,非汉朝全史;二则《史记》采用通史纪传,将汉皇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这在班固看来,是贬低了汉皇朝的历史地位的。有鉴于此,班固要断汉为史作《汉书》,旨在系统记述汉皇朝的历史,凸显汉皇朝的历史地位。因此,《汉书》断汉为史,不只是体例的变化,更主要是出于“宣汉”的需要。

  其次,《汉书》重视“上下洽通”,最大限度地反映有汉一代的历史及其盛衰之变。班固撰述《汉书》,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汉书》卷100,《叙传》)这里所谓“上下洽通”,是强调《汉书》载记史事既要博洽,又要贯通。《汉书》的博洽,主要体现在“十志”上。“十志”围绕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对于西汉典章制度作了全面叙述。同时,《汉书》虽然断汉而作,却是断而不断,断中有通,体现了历史的贯通意识,其中尤以“表”和“志”最为突出。通过《汉书》的“八表”,我们对于伏羲以来特别是西汉历史的兴衰之变便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而《汉书》的“十志”,则是把汉代的典章制度放在历代典章制度发展及其沿革的进程中来写的,这样便于人们了解历代典章制度的发展脉络和变易情况。

  最后,班固重视以神意史观解说汉朝统绪。西汉建朝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王朝建立者多为圣王之后,而刘邦起于闾巷,无尺土之封,却在秦末乱世之时,手持三尺剑而得以倒秦灭项,最终建立了汉皇朝。正如班固所说:“夫大汉之开原也,奋布衣以登皇极,繇数期而创万世,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而言焉。”(《后汉书》卷40,《班彪列传》)刘邦“无土而王”,这是时人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班固一方面肯定人为因素的作用,一方面重视以神意史观来对汉皇朝的历史统绪作出解说。在《汉书·高帝纪赞》中,班固叙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汉绍尧运的刘氏家族世系,并由此认为汉高祖之所以能成就帝业,是因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从理论渊源而言,班固的“汉为尧后”、“断蛇著符”说,主要是承继了刘歆的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历史理论。由于《汉书》为我国封建正统史学的代表,它对于汉皇朝统绪所作的神意解释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是不同凡响的。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重视“宣汉”,却又能直书其事,不为汉讳;在追求史学“致用”的同时,又不失史学的“求真”本质。《汉书》直书不隐和不为汉讳的具体表现,一是对老百姓疾苦所给予的极大的同情,如《汉书·食货志》对西汉统治者大肆兼并土地,由此导致老百姓生活困苦作了揭露;《鲍宣传》则通过载录鲍宣的“民有七亡、七死”论,对西汉后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作了真实写照。二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无度和穷凶极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如《贡禹传》借贡禹之口对统治者的奢侈腐朽进行大胆的揭露;《景十三王传》则指出西汉诸侯王“率多骄淫失道”,穷凶极恶。三是不为“文景盛世”避讳,如《贾谊传》借贾谊之口,指出文帝时期的国势已是“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而《路温舒传》则对景帝时期用刑之酷进行暴露,揭示了“盛世”温情表面的背后,是有其冷酷的另一面的。

  从史学的“求真”而言,《左传》宣公二年所记载的“赵盾弑其君”之所谓“董狐笔”和襄公二十五年所记载的“崔杼弑其君”之所谓“太史简”,则是春秋时期的史家对后世中国史学所作出的直书不隐书法的最好的垂范。不过细加区分,二者的直书又是不相同的,前者体现的只是道义之“真”,后者体现的则是史实之“真”。刘家和先生将这两种不同的直书分别称为“定性的直笔”和“记录的直笔”。(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对这两种直书都作了继承,他一方面重视文献证实,一方面则又高悬起道义之“真”,而采用“据鲁亲周”的书法,寓褒贬、别善恶,为尊亲贤者扬善隐恶。与传统史学的“求真”意识相比,司马迁的史学“求真”则表现出以下的不同:一是从记述内容来看,《史记》以“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为撰述旨趣,记载了自黄帝以来至汉武帝3000年的历史,其记述历史之全面和悠久,都是前无古人的;二是从文献资料来看,《史记》取材广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同时又重视考实,“择其言尤雅者”而撰;三是从撰述书法来看,《史记》不但直书其事,文直事核,而且还不虚美、不隐恶,采善贬恶,明辨是非,突破了传统史学思想重道义的特点。毫无疑问,司马迁的史学“求真”,已经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直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传统史学“求真”思想的新发展。

  中国史学的“致用”传统则始于“六经”。《尚书》的史学“致用”意识,集中表现为以“殷鉴”为中心内容的历史借鉴思想;《易·大畜·象传》所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礼记·经解》所谓“疏通知远,《书》教也”,说的都是怎样运用历史知识来提高自己的辨是非、观成败的见解与器识,以及观察当今和预知未来的能力;(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24页;《说“疏通知远”》,《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孔子作《春秋》则是为了“制义法”、“达王事”而仪表天下后世(《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与以往史学讲“致用”相比,班固史学讲“致用”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凸显史学的歌功颂德功能。《汉书》以“宣汉”为其撰述宗旨,以颂扬汉德为己任,旨在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二是彰显史学的二重性特征。班固为给新兴的东汉政权的巩固提供历史借鉴,需要通过史学的“求真”,认真总结西汉历史的治乱兴衰;要在“上下恰通”中全面、系统地对西汉大一统盛世作出反映,以达到“宣汉”的目的。同时刘邦“起于闾巷”、“无土而王”的历史,与刘秀再造东汉的现实,使得班固重视于从神意角度对刘氏政权的合理合法性作出解说,而重视宣扬天命王权的思想。这种“真实的历史和虚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封建史学的二重性。”(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班固正是充分发挥了史学的这二重属性,从而很好地使其史学服务于汉皇朝的统治,《汉书》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正统史学的代表。

作者介绍: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范文七: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投稿:钟娍娎

作者:许殿才

史学史研究 2008年09期

  中国古代史学在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与中国史学独特面目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联,同时它们也在推动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以及史学发挥社会功能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这些优良传统中,“求真”与“致用”居于主导地位。

  一、“求真”是古代史学的根本要求

  追求历史记载的真实,在古代的史学观念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从人们有意识地进行历史记述之时起,如实地记录历史就成为对史学工作的根本要求。对此,白寿彝先生曾举《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举而不书,后嗣何观?”等例,说明“可从这些引文里看到,直书就是当时史官所应当共同遵守的法度。”并说“在战国以后,直笔的传统一直传下去,成为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优良传统之一。(《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358页)

  随着史学在实践中的发展,人们对这一问题有更多的关注,对它的看法也丰富起来。

  “求真”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记述以至史学的价值。对此,古代史家是有明确认识的。上举《左传》“君举必书。举而不书,后嗣何观”之言可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已意识到能否秉笔直书直接关系到史学作用的发挥。刘勰之言:“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嬴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文心雕龙·史传》)更是从史学的社会责任角度讲明了“失正”会导致史文衰歇的严重后果。基于“求真”关乎史学价值的根本认识,刘知幾把秉笔直书的典型董狐、南史列为史学的最高典范。他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瘅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史通·辨职》)他的看法在传统史学领域中有广泛的代表性。

  对于“求真”的高度重视,致使人们逐渐把它作为衡量史学作品价值的关键尺度。班固在评论司马迁史学成就时,引用刘向和扬雄的话,说他们“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这段话是史学批评史上著名的权威之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历史影响,此后,“实录”事实上成了古代史学稳居前列的“关键词”。

  “求真”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著述者有良好的史德,有忠于史实的勇气,甚至可以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二是对史实的真伪进行技术考察,把真实的历史展示出来。只有史家把主观上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和客观上对历史事实的严谨考察很好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所谓的实录。

  事实上,因为当权者干预等复杂的社会原因,历史作品要想达到实录的要求相当困难。而由于避祸与取媚于统治者等的现实制约,与直书对立的曲笔现象是经常出现的。可以说直书传统是无数有胆有识史家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在与恶势力的抗争中形成的;是他们在不断抵制曲笔以求全求荣的诱惑中发扬光大的。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当然首先是董狐和齐太史及南史氏的事迹。董狐之事请留待下文,先来看看齐太史与南史氏的无畏气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当齐大夫崔杼杀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他们的事迹甚至超出史学领域,成为国人高尚精神气节的典范。唐朝史家吴兢不避权贵的事迹也很感人。在《武后实录》中,吴兢直叙张说诬证魏元忠之事,后来张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意思是把事情推到刘知畿身上,而让吴兢曲笔更改这一记载。吴兢回答:“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不留情面地把张说顶了回去。张说还不死心,“屡以情蕲改,”吴兢就是不买账,“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以敢于对抗权贵而获得了“世谓今董狐”(《新唐书》卷132,《吴兢列传》)的崇高赞誉。对于正直史家这种高贵品质,刘知幾有一段很让人动情的议论:“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禦;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史通·直书》)

  在技术方面,重视搜罗详尽的史料,考订材料的真实,是有作为史家的一贯作法。这个作法也可追溯到史学初起之时。我们知道中国的史官起源很早,在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的相对成熟的记注制度。这对保证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儒家经典著作中,我们也可看到有关审慎处理、考辨历史材料的记载。孔子在谈到前代典章制度时,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句话由于出自孔子之口,又是较早的无征不信的论述,所以被作为严肃对待历史的范例而广为人们征引。《谷梁传》强调:“《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谷梁传》桓公五年)成为史家处理历史材料的基本原则。此后史家认真搜集、考订史实的例证不胜枚举,直到清代考据学大兴,代表了传统历史考辨的最高水平,把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带入了一个新的境地。

  二、“致用”是古代史学的主要动机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传统。在商周时代,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就是个很明确的观念,《诗经·大雅·荡》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文王》又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尚书》中周公、召公等政治家以夏商历史为鉴的言论在他们为政的议论中占了很大的篇幅,更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召公尝言:“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尚书·召诰》)论述要把夏商两代从兴到亡的历史作为周人的借鉴。周公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说明以“民”的行为为鉴在周初就已是权威性的古训了,而且这个鉴戒思想包含着对历史深入思考的内容。

  较早以历史著述作为工具干预现实,而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莫过于孔子修《春秋》。对此,孟子有切实明白的说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汉代的司马迁对此有更细致透彻的论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汉书》卷62,《司马迁传》)《春秋》正因为积极的经世功能而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

  以史学为经世工具的认识,由历代学人不断加以阐发,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刻。汉初的贾谊把取鉴于历史作为国家施政的要务看待,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赞》)刘知幾论述史学对于人生和治国都是相当重要的,他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顾炎武把明史以“致用”作为学者的重要职责,论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八》)章学诚对“致用”之于史学的意义做了总结性的论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空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文史通义·浙东学术》)龚自珍更把史学看作与国家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大事,恺切地提示人们:“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

  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推进着这一传统的不断发扬光大。纵观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看到历代杰出史家多以《春秋》为榜样,以匡世济民为己任,而用自己的史笔书写下光耀千秋的不朽史著。杜佑著《通典》明确要“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专门留意于“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进〈资治通鉴〉表》)者,宋神宗因而命其书名为《资治通鉴》。……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史学“致用”的功能表现为不同方面。古人大致有:以史为鉴的认识、惩恶劝善的认识、以史蓄德的认识、疏通知远的认识、宣扬功德的认识等,为避文繁,此处就不展开论述了。

  三、“求真”与“致用”的关系

  “致用”与“求真”用现在的眼光看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统一的,是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古人知道,用真实的历史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是理想的史学局面,也是优秀史著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史学既要关注社会需要,又要严格对自身的写实要求,这是二而一之事。刘勰之言:“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必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用矣。”(《文心雕龙·史传》)对此论述得是很清楚的。刘知幾的论述:“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浮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於一朝,恶名被於千载。”(《史通·直书》)提示的也是二者并重的要求。正因为认识到历史知识有很强的作用于现实的功用;人们才对历史著述格外重视,从而激发起史学创作的极大热情,导致史学成为“显学”,在中国的学术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正因为无数史家对“求真”的执着追求,中华民族才创造了世界上罕有其匹的丰富而可信的史学遗产,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当然由于“求真”和“致用”各自有不同的内涵与要求,加上社会需要等复杂因素,它们之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冲突。对此古人是有认识的,也采取了他们认为适当的处理方式。

  从董狐直笔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直”有自己的理解。《左传》宣公二年在记载了赵穿杀灵公之事后,接着写:“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董狐写的并不是直接的历史事实,而是在强调赵盾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如果没有后来的解说读者会误认为杀死灵公的人真的是赵盾。可当事人赵盾和后来的评判者孔子以至以后的读者,都认为董狐是在秉笔直书,是书法不隐。显然在这里客观史实与主观认定已出现了一定的间隔。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人对“直”的另一种认识了。《论语·子路》中孔子有一段与叶公的对话,表明了他对“直”两重性的认识。文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个“直”与客观事实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在孔子看来,“直”的把握是有限度的,违反了人性的“直”是不足取的。也就是说面对人伦亲缘等必要的社会要求,“直”应当有一定的弹性,应当包含更丰富的内涵。儒家是以人伦为出发点建立起社会结构与运行理论的,在他们看来亲缘关系的松弛会直接导致君臣关系等上下等级制度的不稳定,所以破坏了伦理秩序,就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在这个前提下孔子对“直”表述的看法,是有深意的。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阐述,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史学上贯彻孔子的思想,就产生了适当牺牲客观事实而求得伦理意义上的“直”这样的处理原则。说得直白点就是为了“致用”而让“求真”做出适当让步,也就是说在“求善”与“求真”之间,“求善”是占压倒优势的。典型例子还是孔子创造的。如果说在记述春秋时期历史时,《春秋》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还包含技术方面考虑的话,那么把“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体现的就完全是“求真”服从于伦理的政治考虑了。而声言在史书有所隐讳,事实上已与“求真”渐行渐远。近代以来这类所谓的《春秋》笔法为人所诟病,也正是为此。但在古代的思想背景下,这个原则是为人们所认同,并赞赏的。刘知幾在《史通·直书》中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反映这是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史学观念,成了人们普遍遵循的史学原则。

  对此,我们今天可以有三方面的认识:其一,古人对“直”的内涵与运用有值得注意的深入思考,这对史学理论的丰富是有益的。其二,从积极方面考虑,为了社会准则的贯彻而对史实做适当变通处理,只要运用得当,对于国家、民生的安定和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此这个作法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其三,在“求真”让步的同时,也为曲笔打开了大门,多少曲笔讳恶之事,可以假此名而行,不良史家也可以由此找到遁词,为自己的秽行开脱,曲笔这一史学浊流泛滥与此不无关系。

作者介绍:许殿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范文八: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投稿:马蕀蕁

作者:李传印

史学史研究 2008年09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直书与曲笔、求真与致用、文辞与内容等各种矛盾关系,相比较其他时代显得更加突出。在继承先秦两汉史学经世观念和经世传统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经世取向表现得更为强烈,史学经世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历史撰述体例的创新成为史家以史经世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与此同时,强烈的经世取向和特殊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在史学领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曲笔现象,激发了人们对直书实录的再思考。

  一、史学经世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先秦时期,以《尚书》为代表的“殷鉴”观和孔子积极倡导以史入世,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把史学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赋予史家明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将中国史学引上了经世之路。秦亡汉兴,在汉初大规模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司马迁、班固、荀悦等人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认识得到深化,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经世思想。具体地说,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沟通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有机联系,认识到历史盛衰变化规律及其动因。故此,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是基于古与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对于史学社会作用的精辟见解。班固撰写《汉书》宣扬“汉绍尧运”,突出汉的历史地位,表彰汉的功业,神化汉的统治,直接把历史撰述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运用于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班固又通过总结西汉一朝的历史经验,“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序》),“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汉书》卷14,《诸侯王表序》),把史学经世思想推向深入。荀悦撰《汉纪》以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把史学经世的途径由资治鉴戒延展到明道、教化、记功、考得失和立典制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拓宽了史学经世的思想内涵和认识视野。

  魏晋南北朝是个变动的时代,皇朝迭兴骤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激烈,政治斗争风云变幻,使这一时期史家对史学经世问题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从不同方面深化史学经世的思想内涵,提升人们对史学经世问题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经世思想的发展固然可以从不同方面揭示,但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积极倡导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使许多士人走上了一条消极的避世之路,清谈玄理,放荡形骸。与这种避世的社会风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期的史学家没有回避各种社会问题和人生困境而消极避世,而是以一种鲜明的角色意识,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承担起经国济世的社会责任,将史学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明确地把历史和现实通过史籍联系起来,要求人们通过史籍这个中介去认识过去,审视现实,思考未来,形成总揽全局的历史器识和察古观今的历史意识。在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影响下,史家们学史、撰史、研史,从不同方面推进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他们撰述前朝史或当代史,辨论兴亡,探求治道,把史学作为说明和解释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手段。《陈书》本传说何之元自梁入陈,屏绝人事,锐意著述,修撰《梁典》以考兴亡之运,盛衰之迹。《魏书》本传则说崔鸿撰作《十六国春秋》,揭示十六国“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以垂之将来,昭明后世。范晔撰《后汉书》,明确标立其总结东汉一代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是为了“正一代得失”。沈约在《自序》中也把“式规万叶,作鉴于后”作为撰写《宋书》的重要旨趣,如此等等,都充分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史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经国济世的史家情怀。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逯耀东先生感慨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由于知识分子为了寻求自我的存在,他们特有的时代感情,势必激起他们对历史的探索。中国的史学黄金时代在魏晋与两宋,明末真正的史学家,却隐于危亡之际泣血著述。所以世变方殷之日,正是史学创作之时。”(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页)

  其二,将以史为鉴提升为以史为政治和制度的模范典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反复强调资治鉴戒,但这不是先秦秦汉以来“殷鉴”观的简单复述,而是根据时代要求赋予了新的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根据时代需要力求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从以史鉴戒扩展到以史勾画理想、稳定的社会发展图式。刘勰认为“原夫载籍之作,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文心雕龙·史传》)显然,刘勰认识到史学不仅能够资治鉴戒,还能为国家提供长久的典范模式。杜预认为《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春秋经传集解·序》)。常璩则说“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矣”(《华阳国志·序志》)。北魏李彪更认为史学的建立“此乃人间之绳式也”(《魏书》卷62,《李彪传》)。这些不同的说法,把前代的殷鉴观、史鉴观提升为史为国家典式这样一个新的高度,其实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史学资治提出的更高要求。

  其三,将史学惩劝从政治意义延展为社会意义。史学可以惩恶劝善,这是先秦以来已有的基本观念。但自先秦两汉以来,人们把史学的惩劝作用更多局限在政治方面,即通过史学惩恶劝善,以达王道,尊王权。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也在反复强调惩恶劝善,其中既有对前代思想的继承,也有受时代激发所作的新的阐释和发挥。陈寿的《三国志》被人们视为“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东晋袁宏更是把史学惩恶劝善的教世作用概括为“笃名教”,《后汉纪·序》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宏敷王道。”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则认为史传具有“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作用。这些观点和认识显然把以史惩恶劝善的对象从少数乱臣贼子扩大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把以史教化的目的从达王道、尊王权、垂鉴戒延展到有益风化,即树立和引导社会风气;把史学见盛观衰以佐治道的政治功用引入道德领域,通过以史笃扬名教,维护以纲常名教为最高原则的社会秩序。史学的社会作用范围拓宽了,史学经世的途径更广了,史学的社会责任也更重了。

  二、以史经世与历史撰述体例的创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与统一、皇朝更迭与兴亡,民族冲突与融合,正统与非正统,门阀制度及其存在成为魏晋南北朝最突出的时代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反映这个时代,解释社会的变化,探求历史盛衰之迹。在继承前代以史经世各种方法和路径的同时,此期史家不断创新历史撰述体例①,以反映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为皇朝的兴衰变化提供历史论证,为民族融合和国家的统一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如何撰写政治分裂局面下的皇朝史?如何用纪传体形式揭示魏蜀吴三个并存政权的历史?如何用史学的形式表明中华民族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到统一复杂的历史过程,这是陈寿面临的新问题。《三国志》创立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而终归于合的历史撰述体例,以记述从三国鼎立到三家归晋的历史发展。陈寿一方面将魏、蜀、吴三国都当作彼此独立、互不统属的三个平等个体对待,不仅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分别反映三国的历史,而且其反映历史的篇幅、卷数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也大体均匀合理,此为合中有分。另一方面又在“分”的格局下,根据三国各自力量的大小,地位的轻重,区别对待。尽管形式上为魏、蜀、吴各立一书,但在书法上“纪”曹魏而“传”吴、蜀。为魏主立纪,以曹魏纪年作为全书之纲,旨在为鼎立的三国勾勒出一条中国统一的历史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三国分立的界限,突出了由分裂归于统一的历史发展主线。这样的布局和安排,固然是作者对历史的尊重,却也表现出陈寿总揽全局于胸中的历史意识,此为分中有合。白寿彝先生指出,在历史事件的记述、在人物传记的设立和安排上,“《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5页)

  朝代兴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关注的焦点。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这种历时性的总结,虽然可以勾勒出历史盛衰大势,但难于对某个皇朝盛衰变化进行微观探究,而从共时性上对皇朝盛衰之变作具体的显微分析,却是魏晋南北朝政治所迫切需要的。干宝创立《总论》这一新的历史撰述体例,便是对西晋兴亡所作的一种微观剖析。《总论》不拘泥于一人一事的历史认识,而是站在历史高度,纵论一朝一代兴亡盛衰变化的历史总结。从现存文献看,晋代以前尚无《总论》这种史论形式。干宝将史论以《总论》的形式置于书末,形式类文,内容是史,立足于现实问题,总结和评论全书所记述的历史事实,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相对于那些寓于史书之中的史论,《总论》更有利于史家摆脱过往史论就事论事的局限,便于集中发表对历史的看法,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点,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并对《晋纪》全书起到了理论总结和历史总结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朝和北朝的统治者“莫不自命正朔”,互指对方为僭伪。从史学面临的新任务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都试图确立本朝的正统地位,排黜对方。《宋书》创设《索虏传》,以记北魏兴衰及南北战争、通好、和议、互市的史事;《南齐书》设《魏虏传》,记述北魏历史发展,视宋、齐为正,以北魏为伪;而魏收的《魏书》创设“岛夷”列传,以“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分别记述宋、齐、梁三个皇朝的历史。“索虏”、“岛夷”传的设立,既是国家分裂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也是史家以史学为工具替本朝争正统,并进行历史合法性论证的手段和方法,适应了从史学角度为各自政权争正统的需要。

  然而民族融合和国家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史学也需要为这一历史趋势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魏收撰写《魏书》,创设了《序纪》这一新的历史撰述体例。《序纪》既是《魏书》12篇帝纪的引言,也是全书的总纲和义例所在。《序纪》虽然是叙述道武帝追尊的28代君长的世系和事迹,但作者的匠心和微旨贯彻其间。《序纪》在《魏书》列为“帝纪第一”,《太祖道武帝纪》列为“帝纪第二”,显然《序纪》是自有系统的独立存在的一纪,不是帝纪的附属。《魏书》为何要在12帝纪之前设立《序纪》,魏收没有明确解释。从历史编撰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意义应该在于通过一篇《序纪》叙述鲜卑族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鲜卑族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认祖归宗,论证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正统地位和合法性。此外,李大师不满于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分裂而导致南北各朝历史撰述中的互相谩骂和曲笔倾向,立志编年以备南北。李延寿子承父志,抄录连缀旧史,编次列传,共为部帙,成《南史》和《北史》,实现了李大师编年以备南北的愿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地主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在史学领域里,历史撰述反映门阀地主的要求和趣味就颇为显著。一是门阀政治对这个时期史学有着特殊的时代要求,二是这个时期史学成为门阀地主获得或维护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附传本来是一种以类相从的历史撰述方法。为了节省笔墨和篇幅,对同类人物,有时并不需要一一作传,而可采用为主要人物立传,然后将其余相关人物的事迹附载其后的方式。但魏晋南北朝时期附传已发展为一种家族传,其性质与《史记》、《汉书》中的附传有明显不同。这种附传,或子孙附于父祖,或父祖附诸子孙,如《史通·编次》所言:“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魏书》为高门大族立传,对他们的世系、姻亲详加胪列,不仅记传主的家世子孙,而且叙及后代子孙,甚至旁及疏枝远族,一人之下附记十余人乃至数十人。如陇西李宝,传中附列50人;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穆崇传》附记穆姓鲜卑贵族66人。这些人有的仅附列官爵而毫无事迹,有的连官爵都没有,仅列其名号。一篇人物列传,实际上就是一部简明家族发展史,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十“南北史子孙附传之例”条中批评说这是在“代人作家谱。”

  三、余论

  魏晋南北朝史学领域里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和斗争尤其突出。既有韦昭、孙盛、高允等秉笔直书的史家,也有刘知幾《史通·曲笔》篇所列举的种种曲笔撰史行为。不能否认,魏晋南北朝时期曲笔现象表现得相当严重,与这个时期政治对史学的过分要求和史学一味迎合政治和现实的需要也有一定的关系。

  以史经世,发挥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曲笔泛滥,损害了史学直书实录的传统,反过来又制约了史学经世的效果。这个矛盾已经引起了魏晋南北朝史家的高度关注,他们一方面大声疾呼撰作信史,务从实录,对班固“遗亲攘美”、“徵贿鬻笔”,薛莹、谢承“疏谬少信”的虚妄态度提出批评;对司马迁实录无隐,司马彪著史之“详尽”表示赞扬。另一方面提出史学经世致用要以求真为前提,认为史著责任重大,“乃弥纶一代”,要让历史能起到垂训作用就必须诚信,诚而可信,真而服人。(《文心雕龙·史传》)北周史官柳虬说:“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鉴)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周书》卷38,《柳虬传》)这是从信史原则发展到对史官直笔的理论说明,即一是“记事”保存信史,二是“监诫”以彰善瘅恶,以树风声。这本是史学的目的,但史学如果没有秉笔直书作为前提,这两个目标都不能达到。

  注释:

  ①史书体例不仅仅是史书的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撰写体例,表达作者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正如刘知幾在《史通·序例》篇中所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作者介绍:李传印,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武汉 430074)

范文九:中国古代的致仕制度 投稿:许舭舮

中国古代的致仕制度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官吏的致仕养老称为致仕、致事或者致政,意思是交还官职,“还禄位于君”。西周时已有致仕养老的制度,“大夫七十致仕,老于乡里”。卿大夫致仕称“国老”,士致仕称“庶老”·

【关键字】致仕 条件 年龄 待遇 作用

我国古代也有致仕制度,但仅限于官吏,它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见的称谓有“致仕”、“致事”、“致政”。《春秋公羊传》载“退而致仕”,书中注释说“致仕,还禄位于君”,意即交换权利于君王。

古代官吏的致仕制度发轫雨何时难以考察,但到周代,随着奴隶制官僚制度的完善,与之配套的各级官吏的致仕年龄和善后问题已纳入行政管理的范围,致仕制度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朝时期,发展与唐朝时期,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

致仕制度的内容

一、“致仕”一词的来源

“致仕”一词始见于唐宋文集,唐代散文家韩愈《复志赋序》中说到“致仕于居,作《复志赋》”,《宋史·韩贽传》中有“致仕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词句。何谓“致仕”?依古代而言,即是辞官于朝,退闲于家。

二、“致仕”条件

首先,古代官吏致仕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条件。《礼记·曲礼》说:“大夫七十而致事。”《尚书大传》也说:“大夫七十而致事,老于乡里。”也就是说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

为何规定致仕年龄为七十?《白虎通义·致仕》作了解释:“臣七十悬车致仕者,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跂踦之属,是以退老去避贤者,所以长廉耻远也。”一句话,人至七十,老而衰,不便在官场趋走办事了。后来的汉、唐、宋、元等朝代基本实行七十而致仕的规定,但是到了明清两朝,则规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

其次,有一些官吏未到致仕年龄,却可以提前致仕,这是因为个人的身体状况和任职效能。如唐朝规定“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意即若身染疾病或受伤者,虽未到致仕年龄也可以致仕请俸;明朝亦有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随时勒令致仕。由此可见,提前致仕是容许的。

三、“致仕”后的待遇

致仕制度的另一个要件就是致仕后的待遇,这关系到致仕官员老有所养、老有所尊的大问题,历朝历代对此都比较重视。

首先是政治上的待遇,据《礼记》记载:卿大夫致仕称“国老”,一般官吏致仕称“庶老”,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对老臣的尊重。到了唐朝,对致仕官吏要举行欢送仪式,敲锣打鼓,送归老家。与现在发一个“光荣致仕”的证书,虽然形式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三品以上官员致仕后,仍恩准在朝廷行走,参与国家大事。明朝的致仕官员在礼仪上依然受到尊重,在参加宴会、祭祀等活动中,仍享有原有职级的礼遇。

其次是经济上的待遇,致仕后官吏会被优厚对待。汉代规定,年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致仕,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魏、晋时期的致仕官吏,则干脆委任一个“顾问”之类的闲职,供养起来;唐代,五品以上致仕者给半俸,功臣元勋经皇帝特批,致仕后可保留全薪(可见唐朝的国富民强)。如名相

房玄龄、宰相宋璟致仕时,皇上特批均赐全禄。六品以下的官员致仕则赐给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

两宋时期对致仕官员的安置和优待,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尤其是宋神宗以后,允许带职致仕。官员致仕时,皆晋升一级。致仕后,仍可加衔晋级,参与朝政。与在职官员致仕少了一点实权。

明朝初期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致仕,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致仕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有规定致仕官员一般清情况下不发放致仕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清朝基本上也按照明朝的致仕制度执行。(看来明清两朝品级较低的官员致仕后生活比较惨,这也不难理解,贪官会那么多了和他们在职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了)

四、“致仕”的原因

一是回避政治权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货殖列传》中均有记载的春秋战国时越国的大夫范蠡。范蠡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后,范蠡殚精竭虑辅佐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经过二十余年卧薪尝胆之后,勾践击败吴王夫差,兴邦复国。作为大功臣的范蠡被勾践封为上将军,此时范蠡达到了为人臣者的最高境界。但此时的范蠡深谙“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于是告老辞官,携西施遁入“五湖”,可谓极具聪明之举。

二是无心于官场。官员无心于官场,向往能够回到家乡,于是“告老还乡”。此种情形下的任何小事都有可能引起“告老还乡”提前致仕的想法,如人们熟知的晋

朝彭泽县令陶渊明就是向往田园生活,主动请辞“告老还乡”。

又据《世说新语·识鉴》记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张翰晋朝是大司马,字季鹰,由于一日,秋风乍起,触景生情思念起家乡吴地(浙江)的特产菰菜、莼羹、鲈鱼脍来了,突然领悟: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图个快快乐乐,又何必要为了个官名而别乡数千里,还要备受羁绊呢?于是“告老还乡”。

三是客观条件,体弱多病,难当重任。如在唐太宗时,官吏致仕年龄是七十岁,对朝廷有大贡献者还可延缓致仕年龄。但开国元勋李靖,因自感伤病碍身,遂在六十四岁时“告病还乡”。

四是年限已到。也就是任职官员的年龄到了七十岁后,自动致仕。

五、“致仕制度”的作用

致仕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官吏终身制,保持了统治阶级的生气。官吏致仕后,国家为保证其特权,令其按级领取俸禄,使退职者老有所养,老有所安,又使在职者无后顾之忧,它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不同时期的“致仕制度”

一、先秦时期的致仕制度

西周已形成了官吏致仕养老制度。《礼记·王制》说,卿大夫“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注谓“致政,还君事”。官吏七十岁岁致仕致仕后,“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痒。虞痒在国之西郊”。例如,周公致政后,周成王使居洛邑,享受最高待遇。

春秋时期各国还对官吏建立了致仕制度。官吏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自动请求致仕,称为“请老”、“告老”或“老”。致仕后的官吏被称为“国老”,受到国人尊重,有专门的活动场所。致仕的年龄为70岁,即所谓“七十致仕”。

二、秦汉时期的致仕制度。

秦汉时期,尤其是两汉时期的致仕与优恤制度已经比较完备。致仕即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有病(告老告病皆卑称“乞骸骨”)。致仕后,根据不同的官阶享受优恤待遇。两汉公卿大臣老病致仕后的待遇,一般由皇帝下诏书决定,情况差别很大。有的享受全俸,有的三公享受二千石俸,大多数人享受原俸的三分之一(《汉书》卷12《平帝纪》,元始元年正月,“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以此可供参考)。还有的享受一次性赏赐的钱、谷、黄金、房舍、和车马等。政治上地方官按时派人“存问”,有些德高望重的老臣还可依时朝见皇帝。

官员死后,朝典还有一种抚恤制度。主要内容是根据官员们身份地位的不同给予不同等级的赠赙(财物)、赠印绶、赠谥、赠冢地、赠各种葬具和明器等。如官吏系因公死亡,则厚加赏赐,并荫其后代。实行这些制度,目的显然是使官吏免除后顾之忧,更加兢兢业业地位封建王朝服务。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致仕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规定有致仕制度。一般沿袭先秦古制,以七十岁为致仕年龄,“七十悬车”似乎已经成为惯例。即使朝廷没有命令致仕,在职官员也多自以年老请求辞职,因为当时认为年老致仕是光荣的事情。致仕养老的官号,多加特进、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等官号,以示优崇。这些官员并无职事,是作为领取俸禄、享受礼遇的依据。此外,赐钱帛谷物,赐衣茶,赐床帷被褥、

几杖、安车驷马等,也是优崇致仕功勋重臣的礼制。一般官位越高,致仕后的待遇越优崇。

四、唐代的致仕制度

唐朝的致仕制度,随着阶级基础的扩大,致仕制度作为官僚制度的一部分,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特点如下:第一,致仕年龄教灵活。“诸职事官七十听致仕。·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若精力旺盛,胜任职守,亦可缓退。“年七十以上,应致仕,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第二、致仕手续简便,只要造册上报即可。“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由省奏闻。”第三,对致仕官员举行欢送仪式,敲锣打鼓,送归老家,很有人情味。“开元五年十月敕,致仕应请物令所有送至宅。”第四,致仕官享受优厚待遇。首先在政治上,三品以上官致仕后,仍恩准在朝廷行走,参与国事决策。其次在经济上,五品官以上致仕者给半俸,功臣元勋受皇帝特恩,可给全薪致仕。六品以下,则赐口分田养老。另外,高官致仕,允留一子领薪侍养。“致仕官子弟无京官者,其在外者,听一人停官侍养。”总之,唐王朝在致仕制度上,其政策规定较汉要完备得多。

五、两宋时期的致仕制度

两宋时期,致仕制度又有新的规定。宋制,文官年满七十为致仕之期,武臣可延长十岁。若自愿亦可提前致仕。但少数元老大臣,不在此限。

两宋对致仕官员的安置和待遇,优厚备至,无以复加。其特点:第一,宋神宗前,官员致仕皆解除原任官职,神宗以后允许带职致仕。官员致仕后,仍可加衔晋级,参与朝政,实处“半退”状态。第二,宋官致仕时,皆升转一官。第三,依据致仕官的品级,其子孙可“荫补”一定的官职。但中级官员如荫补子弟,即不

能转官,称“守本官致仕”。宋朝开创了老子致仕、儿子顶职的先河。第四,从宋真宗起,职事官致仕后,食半俸,立有战功者,部分食全俸。 第五,有些官吏名义上致仕,实际上又安排了其它名誉职务,令领职务俸禄(全俸)。 此种“退居第二线”的官,称“祠禄官”。有些官吏告退后,安置于台阁,令写碑修书,撰国史,“卒老于文字之间”。有些官吏致仕后,因工作需要,朝廷又特命复出任职,时称“落致仕”赵宋王朝政府机构庞杂,冗员遍布,其症结何在?我们从其致仕制度上即可窥见一斑。

六、元朝的致仕制度

元朝实行官员致仕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91年),规定致仕的年龄是70岁。大德七年(1303年)规定,三品以下致仕官员加散官一等。九年(1305年)规定,致仕官员子幼家贫者给半俸终其身。后来,在“加散官一等”外,“职事”也升一等,也就是说授予与加授散官等级相当的职事,当然是虚的,所以称为“遥授职事”(《元史》卷84《选举志四》:《元典章》卷11《吏都五·致仕》)。但是,翰林、太史司天官“虽年过七十,不致仕”。这是从郭守敬开始的。郭守敬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在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大德七年(1303年),元朝政府全面推行七十致仕制度,“独守敬不许所请”。从此,翰林国史院和太史院的一些专门人才,不再首致仕年龄限制(《元史》卷194《郭守敬传》。按:元代的太史院掌天文历数之事)。

七、明清时期的致仕制度

明清之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对致仕制度十分重视。

关于致仕年龄,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凡内外官员年七十者,听令致仕,其有特旨选用者,不拘此例。”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诏令“文武官年

六十以上者听致仕,给以诰敕。”弘治四年(1491年),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清朝文官,六十岁令致仕。武官则不然,副将以下,年满六十,概予罢。低级武官,致仕更早,参将五十四,游击五十一,都司守备四十八,千总、把总四十五。(一句话,武官官职愈低,致仕愈早。)

明清以后,破除古制,将致仕年龄提前10年以上,且带有强制性,这是是明清两代 高度集权政治所致,客观上也比较合乎实际。故六十岁致仕,相沿至今。

致仕制度评价

综上所述, 致仕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它的建立和推行, 改变了“躁競求进者多, 知止求退者少”的局面, 促进了官员队伍的新陈代谢, 提高了行政效率。既有利于开放政权, 延揽人才, 缓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形成良好政风。又可使官民比例趋于合理, 减少财政支出, 减轻人民负担, 缓和阶级矛盾, 保持长治久安。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又根据身体健康状况, 对身患疾病无法进行正常政务活动的官员提前致仕, 对文化科学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推迟致仕, 延长任职年限。这些灵活务实的特殊措施, 也值得称道。因此, 我们对古代官吏致仕制度应基本予以肯定。

受阶级和时代局限, 古代致仕制度仍多有弊端。如致仕官员的子弟不论德才, 一律恩荫, 这种变相的官位世袭, 造成大批冗官, 助长不正之风。又如致仕制度主要施用于高级官吏,中下级官吏致仕无门, 他们为日后打算, 自然难免巧取豪夺,从而加剧吏治败坏。尤其是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 皇帝常因一己之好恶, 随意“特恩”, 破坏了制度的严肃性, 使致仕制度常常近于废止, 消极影响显而易见。

【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词典》主编:周发增 陈隆涛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纲要》李明晨编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治制度史》主编:白刚 天津人民出版社

范文十:古代政权灭亡大致情况 投稿:吴氻氼

许劭皱眉看了孙灿半响,突然眉头舒展,笑道:“老朽有八心相赠,请谨记。大其心,可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可受天下之善;诚其心,可信天下之友;专其心,可治天下之学;静其心,可悟天下之理;恒其心,可成天下之业;平其心,可论天下之事;定其心,可应天下之变。”

古代政权灭亡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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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古代趋向于饱和,是世界各个地区的共同情况,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事情。 事实上,中国古代大部分朝代的灭亡,与人口过剩没有关系。夏的灭亡,商的灭亡,西周的灭亡,东周的灭亡,春秋战国更多国家的灭亡,都不是人口过剩导致的灭亡。秦朝的灭亡是政权与法律不成熟导致的。

西汉的灭亡是篡权导致的,王莽政权的灭亡似乎与饥荒有些关系,主要是缺乏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刘姓皇族能人的反抗导致的灭亡。

东汉的灭亡主要是宗教因素导致的。三国魏蜀吴的灭亡更与人口过剩没有任何关系。西晋的灭亡也与人口过剩没有关系。东晋的灭亡与人口过剩也没有关系,宋齐梁陈的改朝换代也与人口过剩没有关系。当时北方的16个国家的灭亡也与人口过剩没有关系。隋的灭亡与人口过剩没有关系。

唐朝的衰落是安史之乱导致的,是重用外族将领导致的悲剧,与人口过剩没有关系。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民生活质量下降一些,人口数量也赶不上安史之乱前的人口数量,唐朝后来的混乱应该与人口过剩没有关系。唐朝最终被朱温篡权,因此而亡。朱温篡权开启了五代十国,这些国家的灭亡都不是人口过剩导致的。北宋的灭亡是外族骑兵的侵略导致的,不是人口过剩导致的。南宋的灭亡也不是人口过剩导致的。辽国、金国、西夏的灭亡也不是人口过剩导致的。

蒙元的退出中国,也不是人口过剩导致的。明朝的灭亡,确实是由于旱灾加上外族的骚扰共同导致灭亡。如果说明朝的灭亡是由于人口过剩导致的灭亡,似乎还说的过去,其实依然不妥。明朝是中国北方处于小冰河时期,带来旱灾,导致的饥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导致大家没有活路,导致农民起义。这是气候的变化导致的。

满清的灭亡看来也不应该说成是人口过剩,满清是在无大规模饥荒的情况下被灭

亡,满清是被新兴革命势力及汉族权臣联合推翻的,与人口过剩因素贸易关系。 如果详细的统计中国的历史,并不能发现人口过剩导致政权灭亡的普遍规律,恰恰能发现人口较多带来政权的胜利的规律。

古代中国的大部分政权都是在人口未接近饱和的时候,或者说是人口数量逐渐走向饱和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政权被消灭,其中篡权的几率比较大。

在接近人口数量饱和的政权时期,政权的被消灭,主要也不是人口数量接近饱和导致的,而是其它原因导致的。比如被篡权,被外来力量消灭。

事实上,一个稳定的政权,人口数量接近饱和值(不是达到饱和值),只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就可以了。 比如明朝从16世纪开始,人口数量就已经接近饱和了,明朝在人口数量接近饱和以后,依然维持了14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是很长的。清朝在1810年,人口数量就接近饱和了,政权依然维持了上百年时间,最后是由于其它原因被灭亡。

秦朝人口只有2500万,而200年后的汉朝人口可以达到5000万,其实相差这么短的时间,生产力差别不大,这说明秦朝人口数量是远离人口饱和状态的。秦朝是亡于旧贵族,亡于法律的不完善,中央集权政府机构的不完善,也亡于腐败。至少不是亡于人口过剩。

隋朝类似于秦朝,是结束混乱的朝代,其人口数量比100多年后的唐朝相差许多,二者生产力相差不多,说明隋朝人口数量是远离人口饱和状态的。隋朝不是由于人口过剩导致的灭亡,根本没有这个因素。

隋朝是亡于大运河的开凿,不是不应该开凿大运河,而是不应该在短时间内开凿,国力吃不消。隋朝还亡于征伐高丽,不是不应该征伐,而是太性急,或运气不好,没有迅速消灭高丽,导致战争持久。这是两大消耗国力的行为。此时的隋朝,劳动力是不够用的,不是过剩的。甚至这些行为,占用大量劳动力,耽误了农业生产,减少了粮食产量,加剧了隋朝国民的生活困难。隋朝还亡于鲜卑的旧势力,这些未完全与汉族融合一体的鲜卑人,是推翻隋朝统治的重要力量。总之,隋朝的灭亡在于隋炀帝,是这个人志大才疏,不懂得怎样恰当治理国家导致隋朝的灭亡。

国力强大的时期是人口数量较多的时期

强力的军事集团是靠竞争来实现的,是后来的胜利者,才显得比较强大,其实后来的胜利者的力量在历史上并不强大,胜利者只是相对同时期的竞争者比较强大。胜利者相对自己以前的力量,或自己对手以前的力量,并不大,甚至还要弱许多。就象两人打架,一般来说,总有一个胜利者,在打架结束时,胜利者并不会比打架以前强大,胜利者此时很疲劳。

刘邦的例子很典范,在几十年前,一个赵国就可以抵挡住匈奴的侵犯,但是,到刘邦统一中国后,用全国力量,却难以打得过匈奴。原因就是,汉族力量在内战中损耗太多,生产力得到极大破坏。

新王朝初期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并不强盛,西汉是典范。刘邦时期国力较弱,难以抵挡匈奴的侵犯,政策是与匈奴和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人口数量逐渐增多,

国力也逐渐跟着增强,汉朝政府开始准备反击匈奴。到汉武帝时期,人口数量达到西汉顶峰,国力达到西汉顶峰,汉武帝开始大举反击匈奴。

唐朝的情况类似汉朝。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当政的时候,并不是唐朝力量最强大的时候,也不是唐朝生产力最发达的时候,后来的开元盛世才是唐朝的人口数量顶峰,唐朝国家力量的顶峰,唐朝国民生活质量的最高峰。安史之乱结束了这个局面。安史之乱属于唐朝国内力量的分裂或内讧,是李隆基重用非汉族将领导致的历史悲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国民最痛苦的时期是战争时期,是人口最少的时期。

战争或混乱的前期,物质供应还存在一定的积蓄,靠抢夺等行为,军队可以保证比较充足的物质供应。国民受到的侵害比较大,存在较大的生命危险与饥荒危险,但是,这不是生活最困苦的时期,苦头还在后面。

战争混乱时期,不论中期、后期,粮食供应都很紧张,虽然此时人口数量是同时期的低谷,混乱的战争依然导致粮食生产非常缺乏,此时生产力处于同时期的低谷,缺乏大型牲畜,缺乏精耕细作,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位产量都很低,粮食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处于历史低谷,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处于历史低谷,是国民最痛苦的时期。

改朝换代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事情,改朝换代之所以在中国比较普遍,原因是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人口多,地域大),抗御外来干涉的能力强,能尽量按照自己的规则发展。更多国家不具备中国这样的客观条件,比如欧洲国家一般是小国家,缺乏改朝换代的机会,原因是欧洲国家受到的外来力量干涉太大,客观上没有提供欧洲小国内部按照某个规律发展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时间,没有提供欧洲小国内部有规律发展的时间,轮不到这些欧洲小国发展或循环,就被外来力量完全扭曲了。比如,某个小国内部的力量发生内讧,最终胜利者往往不是参与内讧者,而是国家周围的旁观者

某些相对孤立的地域也存在类似中国的改朝换代现象,比如日本也存在改朝换代现象,日本由于相对孤立,受外界干扰比较小,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则发展,出现改朝换代现象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 估计2000万人 。

2年(西汉元始二年〕 5959万人 57年(东汉建武中元二年) 2100万人 75年(东汉永平十八年) 3412万人 88年(东汉章和二年) 4335万人 105年(东汉元兴元年) 5325万人 122年(东汉延光四年) 4869万人 140年(东汉永和五年) 4915万人 136-141年(东汉永和中) 5386万人 126-144年(东汉顺帝时) 4915万人 144年(东汉建康元年) 4973万人 145年(东汉永嘉元年) 4952万人 146年(东汉本初元年) 4756万人 156年(东汉永寿二年) 5006万人 157年(东汉永寿三年) 5648万人。220-265年(三国时期) 767万人(魏、蜀、吴人口相加)280年(晋太康元年)1616万人。

公元581--600年(隋开皇中)约445O万人 607年(隋大业三年) 4601万人 605--618年(隋大业中) 890万户,约合4450万人 。

公元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 4844万人 755年(唐天宝十四年) 5291万人。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13年)全国有户906.9154万,总人口5288.0488

万。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14年)全国有户891.4709万,总人口5291.9309万。公元764年,(唐代宗广德2年)全国有户293.3125万,总人口1690万。公元820年,(唐宪宗元和15年)全国有户237.54万,总人口1576万。 公元1080年(北宋元丰三年) 3330万人 1110年(北宋大观四年) 4673万人。

公元1187年,金世宗大定27年,全国有户678.9449万,总人口4470.5086万。1195-1223年(金章宗明昌六年---南宋嘉定十六年) 7681万人。

公元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 5883万人。1291年,全国有户1343.0332万,总人口5984.8964万。

公元1393年(明洪武二十六年) 6054万人。 1403年(明永乐元年) 6659万人。 1491年(明弘治四年) 5328万人。 1578年(明万历六年) 6069万人。 公元1651年(清顺治八年) 1063万人。 1652年,清世祖顺治9年,全国总人口1448.3858万。1656年(顺治十三年) 1541万人。 1659年(顺治十六年) 1900万人。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 2O34万人。 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 2041万人。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 2041万人。 1711年(康熙五十年) 2462万人。1713年,(清圣祖康熙52年)全国总人口2358.7224万。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 2502万人。 1724年(雍正二年) 2611万人。 1726年(雍正四年) 2639万人。 1734年(雍正十二年) 2735万人。 1741年(乾隆六年) 14341万人。 1742年(乾隆七年) 15980万人。 1743年(乾隆八年) 16445万人。 1746年(乾隆十一年) 17189万人。 1751年(乾隆十六年) 18181万人。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 19034万人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 20047万人。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 21083万人。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 22102万人。 1775年(乾隆四十年) 26456万人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27086万人。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28182万人。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 29110万人。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 30148万人。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 31049万人。 1805年(嘉庆十年) 33218万人。(福建、陕西求计在内) 1808年(嘉庆十三年) 35029万人。 1822年(道光二年) 37245万人。 1826年(道光六年) 38028万人。 1829年(道光九年) 39050万人。 1834年(道光十四年) 40100万人。 1839年(道光十九年) 41085万人。(湖南、福建、台湾末计在内) 1840年(道光二十年) 41281万人。(湖南、福建未计在内)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42134万人。 1851年(咸丰元年) 43216万人。(湖南、福建、台湾末计在内)公元1887年,(清德宗光绪13年)全国总人口37763.6万。 1910年(宣统二年)十八省人口,民政部统计是33118万人,邮局调查是43842万人。 1911年(宣统三年〕 37767万人。(清朝最后一年)

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 35572万人。 1913年(民国二年) 43200万人。 1919年(民国八年) 42767万人。 1918-1919年(民国七至八年) 45265万人。 1920年(民国九年) 44715万人。 1921年(民国十年) 44338万人。 1922年(民国十一年) 44715万人。 1923年(民国十二年) 43609万人。 1924年(民国十三年) 40000万人。 1925年(民国十四年) 48550万人。 1926

年(民国十五年) 48550万人 1927年(民国十六年) 45778万人。 1928年(民国十七年) 45184万人。 1929年(民国十八年) 43893万人。 1933年(民国十九年) 44400万人。 1931年(民国二十年) 43893万人。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48830万人。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47353万人。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43586万人。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46215万人。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46136万人。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43840万人。 1944年(国国三十三年) 46492万人。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461O0万人。

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54877万人。1950年 54682万入。1951年 55748万人。1952年 56891万人。1953年6月3O日24时 601938035人。1954年 59484万人。1955年 60818万人。 1956年 62123万人。1957年 65663万人 。1977年 80O00万人 。1978年底 97523万人。1982年7月1031882511人。1995年,全国总人口120000万。2000年,全国总人口130000万。

中国历代疆域面积一览表 东汉(公元100年):570万平方公里; 东汉(公元140年):580万平方公里; 曹魏(公元260年):292万平方公里; 蜀汉(公元260年):108万平方公里; 东吴(公元260年):145万平方公里; 西晋(公元280年):545万平方公里; 东晋(公元400年):280万平方公里; 刘宋(极盛期):278万平方公里; 南齐(极盛期):260万平方公里; 南梁(极盛期):260万平方公里; 南陈(极盛期):132万平方公里; 北魏(极盛期):520万平方公里; 隋(公元581年):275万平方公里; 隋(公元612年):470万平方公里;

唐(公元628年):430万平方公里; 唐(公元660年):1210万平方公里; 唐(公元700年):930万平方公里; 唐(公元750年):840万平方公里; 吐蕃(765年):510万平方公里;

北宋(公元1120年):283万平方公里; 南宋(公元1200年):200万平方公里; 辽(公元1100年):490万万平方公里; 金(公元1150年):360万平方公里; 元(公元1300年):2270万平方公里; 明(公元1426年):1000万平方公里; 明(公元1440年):950万平方公里; 明(公元1585年):750万平方公里; 明(公元1640年):350万平方公里; 清(公元1690年):975万平方公里; 清(公元1760年):1310万平方公里; 清(公元1820年):1300万平方公里; 清(公元1910年):1131万平方公里; 中华民国(公元1920年):1131万平方公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2000年):960万平方公里。

1949 年54167 万1950 年55196 万1951年 56300万 1952 年57482 万1953年 58796 万

1954 年60266 万1955年 61465万 1956 年62780万 1957 64238万 1958 年65346万

1959 年66012 万1960年 66207 万1961年 66457万 1962 年67295 万1963 年69172 万

1964 年70499 万1965 年72538 万1966 年74206 万 1967 年76032 万1968 年78198 万

1969 年80335 万1970年 82542 万1971年 84779 万1972年 86727 万1973年 88761 万

1974 年90409 万1975 年91970 万1976年 93267 万1977 年94774 万1978 年96159 万

1979 年97542 万1980 年98705 万1981 年100072 万1982 年101654 万1983 年103008 万

1984 年104357 万1985年 105851万1986年 107507 万1987年 109300 万1988 年111026 万

1989 年112704万1990 年114333 万1991年 115823 万1992 年117171 万1993年 118517 万

1994年 119850 万1995年 121121 万1996 年122389 万1997 年123626 万

1998 年124761 万1999 年125786 万2000年 126743 万 2001年 127627 万2002 年128453 万

2003 年129227 万2004 年130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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