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道德文化读本_范文大全

慈善道德文化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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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坚定对中华道德慈善文化的自信 投稿:丁垯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化复兴,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因为“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道德慈善文化。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美德的培育,成就了铸造中国人民高尚心灵的不朽事业。在世界上,只有中华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息。只是到了清代后期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和西风东渐,中华传统文化才一度断裂了一个多世纪之久。然而幸运的是,有一批爱国的仁人志士奋力保护、抢救中华传统文化,至今尚保存有相当完整的经典。   中华传统道德慈善文化复兴的关键是中国人确定能有自我文化觉醒,真正了解自己文化的价值,洞察其深邃的义理和内涵。   中国道德慈善文化的理念是崇德向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慈善文化是一�N超越,是精神道义对物质功利的超越,是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物质主义的超越,是对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专注和坚定信念。我们每个公民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国民素质是要懂得爱国。爱国的前提是认识祖国。只有认识祖国的悠久历史、灿烂的道德慈善文化以及践行中华文化理念的杰出人物以及他们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和高明的政治理论时,才会产生对祖国的深情。中华道德慈善文化会持续不断地提供精神动力,来激发我们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激情。   近几年来,从媒体反映的文化状况可以窥见许多人缺少对中华优秀的传统道德慈善文化的亲和感。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的“反传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那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拿来主义”的崇尚一直未能彻底地清理。虽然弘扬传统文化的学者逐渐增多,但学习传统文化尚未蔚然成风。然而在西方,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在知识界中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已经超越族裔和国籍的局限,渗入到各种文化之中。特别是西方出现生态危机的时候,西方人深切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决定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物化”和“量化”了,痛失了身心的自由。而我们却沉溺于GDP的不断增长的精神兴奋中。在长期的西化中,许多人也接受了以“二元对立”作为内在精神的西方文化,依然相信长期流行的格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因此对中国传统道德慈善文化,一种以宏大和谐作为内在的生命精神的文化,反而感到陌生。不了解、不亲近祖国的文化瑰宝,只会使自己成为无根的浮萍,变得虚浮空泛。   当今仍有许多人质疑传统文化中“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质疑“万物一体”,质疑在“天人合一”和“万物一体”理念基础上生发的仁爱、慈悲和平等精神。怎样看待他们的质疑呢?笔者学识浅陋,只能试图概括地引述国内外哲人时贤和科学家的看法,以回应他们的质疑。心灵感应是人类与生俱有的沟通方式。随着文明的发展,人愈来愈严重地被“物化”,被“异化”,丧失了心灵感应的本能。我们在儒释道的经典中看到人们修身,是用严格的戒律,用“格物致知”的功夫,用禅定的方法,恢复心灵感应的能力,由天人感应进入“天人合一”境界,感悟万物一体的宇宙真相。在当代,用心灵感应做到同天地融合一体的事也并非罕见。二十世纪末,美国医生玛洛・摩根出版了《旷野的声音》,谈到她接受澳洲原住民的邀请,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跨越了澳洲大沙漠。他们自称为“真人部落”,而称城市人为“假人”“变种人”。他们宁愿留在沙漠,保持传统习俗、信仰和价值观,过着艰苦,然而快乐生活。他们与自然和谐地互动。他们充满爱心、纯真、本真。真人部落用心灵感应互相传达信息,利用心灵感应了解天地信息,在广袤的沙漠中找到水源,找到食物,医疗疾病,躲避灾难。他们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著者辞别的时候,“真人部落”的头领对著者说:“我们把大地母亲遗留给你们。我们期望,你们能切实检讨,看看你们的生活方式对水源、动物、空气和人类自己造成什么祸害。我们期望。在地球毁灭之前,你们找到解决你们问题的方法。有些‘变种人’已经觉悟。他们将寻回失落的灵魂和真正的自我。只要集中心力,你们还来得及扭转地球的毁灭。”他们希望现代人类重新评价物质文明的价值,适当地加以调整。这本书具有极高的价值,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出版。   原始思维并不意味着愚昧和无知。现代人的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使他们丧失了对自然的恭敬心,对天地的恭敬心,对他人的恭敬心,对人类居住的三维空间以外的其他维次空间的生命的恭敬心。心灵感应是一种非理性的意识状态。科学史里讲,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都来自直觉瞬间的光明。在微妙状态中,我们得到了最有价值的启示。元素表、苯链等的发现都是源自非理性的直觉,甚至是梦中启示。科学史也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即相对论的诞生,就是直觉(灵感)的结果。爱因斯坦凭着深厚的科学功底和超人的直观思维能力,跳过许多常见的科研过程,直接提出了以光速不变为基础的运动规律:狭义相对论。这里,爱因斯坦需要对牛顿力学作全面的否定,这不啻于对整个物理大厦的动摇,但爱因斯坦并非退缩。除了少数物理学家的支持外,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爱因斯坦自己说的:“凭我的直觉,我很清楚!”这有力地说明直觉的确是一种堂堂正正的科学方法。在爱因斯坦文集中,他自己说:“科学亦如艺术,最后也得诉诸直觉性的想象。”科学界也常有这种说法:创造力不在于拼命地苦思冥想,而在于“不思考”,让大脑静下来,眼前会有境界浮现。爱因斯坦这样类型的科学家都有着舍弃功利主义,抖落浮躁尘埃,倾心淡泊名利,这远离喧嚣的心灵追求,都有着心怀万物,悲悯众生的情怀,所以才有强大的直觉性的想象。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解释了直觉性想象。他提出了“集体无意识”。他认为,每个人的个人无意识会积聚在一个跨越个人范畴的集体层次上,他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人类的无意识世界,那是一个深层的海底世界。“海底”象征着人类心灵的无意识海洋。卡尔・荣格和他的老师弗洛伊德都认为,人的意识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无意识是冰山下面的汪洋大海。中国哲人怎样潜入无意识海洋,靠的是禅定修炼。但修炼很难。它的基本要求是:放下虚伪,真诚现前;放下一切染污,清净现前;放下自私自利,慈悲现前;古人形容“定”的境界为“止水澄波”。《庄子・德充符》中讲“人莫(不可能)鉴(照镜子)于流水,而鉴于止水。”这是告诉我们,要效法水,止心如水,止水澄波,杂念、妄念、喜怒哀乐一切皆空。我们现代人长期养成的习惯是:理性思维,它压制了本性与直觉,阻碍了灵性的涌现。相对于古代人和当代的澳洲的依然居住在沙漠里的原住民,或许我们的罗辑思维能力、推理能力较强,然而直觉动能却退化了,也难以从烦躁的心态中解脱,因此无法进入宁静、寂静的状态。心灵是高于大脑理性认知的更高的存在。在无意识的深层次中,不再是人间的语言文字,那是能量涌现出来的意象。儒家和道家的“坐忘”“心斋”和佛家的“禅定”都是让我们的意识放松主宰,意识松弛了,彻底松弛了,消融了“自我”无意识世界就逐渐呈现出来。   我们国内有许多人深信二十世纪初一些学者崇尚西方式“民主”和“科学”。其实,当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理念输入中国的时候,正如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时指出的,它们已经异化了。一百多年来,我们目睹了西方的层出不穷的民主闹剧。历史的教训是,民主不只是引进立法机构和大选。民主里面有观念、理念、道德等精神因素。民主很可能是双刃剑。要看这种机制是掌握在有道德的领导人和有道德的人民大众手中,还是掌握在没有道德的领导人和没有道德的人民大众手中。民主背后一定要有人文价值的东西。科技也可能是双刃剑。原子核反应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可以是核电站,供给人类巨大能量;也可以是原子弹,给人类带有巨大灾难。高科技掌握在政治野心家手里,有可能�缇�人类。爱因斯坦说过,“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怎样的,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是用石头和棍棒。”精神跟物质一样能释放巨大能量,同样有善、恶两种作用。善的精神会带给人类以幸福,恶的精神会带给人类以悲辛。   有神论者说有鬼神存在,反对者说没有见到过鬼神。有神论者并不一定是宗教信徒,但宗教信徒一定是有神论者。人本质上是自由的、主体性的,因此社会上信仰现象的多样化从来是一个基本现实。由于人类的科学知识和成果总是有限的,而且现代科学的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同样在物理学科,一位光学专家可能不懂得声学或量子力学。换句话说,在某一科学学科里是专家,对其他科学可能知之甚少,乃至可能是科盲。爱因斯坦曾说,人类得到的“已知”越多,越广泛,那么就会发现在它们之外,我们面对的“未知”也越多。因此人类永远会有不能单靠现有知识来回答的问题。判断一种思想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不是简单地看它对“神”、对“鬼”的态度,而是把握其思想实质和义理。弘扬科学精神也包括要科学地对待一切非科学、非理性的东西,如信念、信仰、兴趣、愿望等。其实对于某些尚未被科学仪器证实的客观存在,不必火急地寻找答案。   儒家是以人为本,虽然承认有鬼神,但“敬鬼神而远之”,因为儒家重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真诚、恭敬之心行仁义之事;道家是以“自然为本”,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说的“自然”不只是指物质的自然界,更重要的是指一种本真的、本然的、未经人为污染的状态。道家的所谓回归自然,是指回归人性的本真状态。佛家以“宇宙万物与人是一生命共同体”为本,重视人跟宇宙各种维次空间生命存在的和谐关系。儒释道都认为人类由于物欲而丧失了其本性之纯善,因此儒家倡导修身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能“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得”就是复归本性,由“天人感应”进入“天人合一”境界;道家通过严守戒律,通“坐忘”“心斋”,返朴归真;佛家更是严守戒律,修习“禅定”感悟宇宙万物是一生命共同体。儒释道的方法不完全相同,但义理相同,最后都生发仁爱、至善、大慈大悲的情怀。因此都对坏事、犯罪有所畏惧,对道德情操有所恭敬,对法律不敢漠视,对自己行为有所约束,则自己个人心灵安宁,社会也由此和谐。儒释道都教导我们学会用心灵的眼睛看世界,就不会局限于我们面前的这个可触摸的世界。   科学发展很快。科学家讲“多重宇宙”“并行宇宙”“暗物质”“暗能量”。科学家讲宇宙的和谐存在。理解宇宙的多重性,我们的思维会开阔起来,对于眼前的现实生活也会有更深刻的感悟。为什么星球之间能够如此有序地旋转运行?科学家发现,仅仅依靠星球之间的引力是远远不足以让太阳系,乃至更大的银河系间的星球有序地运行的。科学讲,暗物质占宇宙的绝大多数,物质只占5%。西方哲学强调“二元对立”。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最明显的是我跟你的对立,你、我跟他的对立。有对立,就有冲突,冲突以后,才有斗争,才有战争。科学家发现,空间和时间不是真的。在某种条件下空间和时间等于零,对立的现象没有了。空间等于零,就没有远近;时间等于零,也就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时、空没有对立,其他的一切对立都容易解决。科学家惊叹宇宙这个有序的多维次空间的网络如此周密,如此微妙,如此疏而不漏,没有一个事物、人、其他存在是孤立的,人类与万物是一体的。科学家所讲的,超出了我们的感官认识,只能感悟、洞察。而这些问题都曾是儒释道关注的核心问题。或许在我们生活空间中就存在着看不见的世界。   脑神经科学家研究表明,在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点,专门思考宗教所涉及的问题。这个点被称为“神点”。我们人类天生具有洞悉宇宙不同维次空间存在的智能。梦也跟我们的“神点”息息相关。白天时,我们用理性思维,自我意识主宰着大脑。到了夜里睡眠中,不再思考了,不再用逻辑了,不再有自我意识了,会出现梦。卡尔・荣格和弗洛伊德都解梦,因为梦是理解我们心灵的一座桥梁。梦透露出我们无意识世界的内容。关注梦,以便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   科学家发现不同维次空间,但暂时还不能突破,不能由人类居住的三度空间进入其他维次的空间。佛家能突破空间维次,靠的是“禅定”。中国的禅学一般包括“禅定之学”和“禅宗之学”。前者基本修持方法是坐禅,多以天台宗的智者大师的止观法门为规范;后者基本修持方法是参禅,常以禅宗六祖惠能大师所说的《坛经》为依据。“禅”意译为“静虑”,可知修禅要既静又虑,在静中虑,是一种思维修习方法。静即是止,虑即是观。这要求心注一境,以止观双运、返观内照为主要方法,通过禅定进入不同维次空间。禅定水平最高者可进入佛的境界,了解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与我是一,不是二。所以他为一切众生服务就是为自己服务;不只为别人,也是为自己。佛家的《般若经》先教你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之后,再教你把身心跟宇宙融合在一起。整个宇宙就是你自己,是你的真心,你的本性。佛家讲,我们的身体是宇宙的浓缩,宇宙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扩大。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小宇宙,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华严经》讲“大小包容”,大能包容小,小也能包容大。“芥子纳须弥(山),须弥纳芥子”。这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不过,当今,一张光盘可以容纳一部《大藏经》或一部《四库全书》。真正觉悟了,就会发生起大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   科学家发现我们的思想都会产生思想波。思考不同的事情,大脑发出的波也不同。人既是波的发射器,也是波的接收器。在人与人之间,波和谐与否,决定了是否彼此喜欢。科学家卡普拉根据中国的《易经》上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义理,提出“律动”,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中存在着细微的、基本上看不到的波跳跃。两者被复杂而精密的律动同步顺序运行着。如失去同步,就出现对立、反感和不协调。动物和太平洋岛屿上的过着原始生活的原住民比人或城市人更加敏感地感知自然的波,如地震、海啸、洪水和旋风。科学家发现人的大脑有四种基本脑电波:道尔塔波、西塔波、阿尔法波、贝塔波。大脑处于不同的意识状态,就有不同的脑电波。阿尔法波非常适合于创造性活动。一个人在摆脱人世的一切大小烦恼,身心最放松的状态下,阿尔法波最大。科学家发现一般常人发出的波躁乱无序,而佛家僧人的波却比常人有序,特别是僧人在禅定中会产生巨大的阿尔法波。这就是说,人在禅定状态下的波最有序。深深的禅定中会感悟到平日思考的所达不到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卡尔・荣格曾研究中国的《易经》和西方的星相占卜。他从《易经》占卜中得出结论:宇宙不仅存在着因果律,还有共时律。占卜就是运用共时律的原理。无论是物理学,还是《易经》都是探索世界,探索宇宙。在量子的等级上测量的结果是一个概率问题。如果结果是采用概率表达,确实近乎占卜了。这几乎跟用《易经》测量是一个道理。长期以来西方有一些科学家努力学习中国哲学。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于1679年在研究《易经》的基础上提出“论二进位制。”他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于1697年出版《中国最新消息》一书。他在序言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要互相学习。他在德国法兰克福曾建立一所中国学院。   在世界上,任何宗教都会提及生命之后的世界。基督教讲信仰上帝,信仰神,行善升入天堂,作�合侣涞赜�,受惩罚。而中国的儒释道都不是从外面寻求上帝和神作为偶像崇拜,而是教导:抛弃障碍我们心灵觉醒的“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让心灵觉悟,就能把我们跟一个无限广大的宇宙连在一起。重要的,这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个提纲中,马克思着重阐明了实践的作用和根本地位,指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宇宙万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生发出仁爱、大慈大悲的生命价值。中国文化是以这种生命价值为中心的。这种价值判断必然将文化建设引向道德和慈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是道德慈善文化。这种文化注重人格的提升,修成儒家所说的“圣贤”,道家所说的“至人”,佛家所说的“觉者”这样以“至善”作为人生价值目标的理想人格。因此中国文化在于以广大和谐作为文化内在的生命精神。中国文化在精神上成功地实现了儒释道三种教育的会通。我们党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之优秀,客观地讲是西方文化难以比肩的。中国道德慈善文化提出的个人和群体的生命制高点,是在断恶扬善中自我净化。《中庸》讲“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固执”此处意为坚持不渝。选择善,选择仁爱、慈悲是源自个人内心的良知,是一生的生命诉求和价值信仰,也是源自中华儿女群体对一切和谐关系的期盼。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人民一直有这种精神追求,其实质是超越了世俗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追求个体生命和中华民族生命的不朽和永恒。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不战而胜》一书中写道:“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尼克松懂得,当中国年轻一代头脑中丧失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就是中国亡国的时候,也就是美国霸权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被美国基督教文化所替代的时候。警惕啊!我们大家都要坚定对中华道德慈善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啊!

范文二:去道德化的慈善才是可持续的慈善 投稿:陶竼竽

作者:吴重庆

南方日报 2010年03期

  新年刚开始没几天,就有一条消息让某些国人“很受伤”。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宣布,耶鲁2002届毕业生张磊已经承诺,将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SOM)捐赠888.8888万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捐赠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张磊1972年出生于中国,198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1998年申请到耶鲁管理学院读研究生。他学有所成,毕业后到纽约华尔街闯荡,并以横贯耶鲁管理学院的一条道路(Hillhouse)命名,创办HillhouseCapital Management(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2005年,张磊又回到中国发展,其投资基金运营的总资产已经达到25亿美元。在谈到捐款时,张磊说:“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金融或企业家精神,还有给予的精神。”显然,张磊的言行表面上还是遵循了“知恩图报”的逻辑。不过,网民顺着这一逻辑,指责他既然生于斯长于斯如今还发展于斯,为何不报恩于同为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激愤之余还对他进行“人肉搜索”,声称张磊此举简直是“扒了中国教育的内裤”,让中国高校的脸面无处可搁。而蹩脚的评论员则在电视上为张磊和“受伤”的观众打圆场,说张磊其实还是有中国文化情怀的,“张磊之所以选择捐赠888.8888万美元,是因为数字8在中国文化中有特别含义”,表明他并没有忘本。

  “知恩图报”是广为国人欣赏的行为,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慈善内涵,但要解开“张磊捐款门”的情感纠结,还得淡化甚至消解慈善就是“报恩”的传统观念。其实,张磊未必没料到其善举将引发的风波,而此风波也未必不是他所期待的。这样说,不是为了把他坐实为“小人”,而是为了说明:慈善既可以是“报恩”,也可以是“逐利”。从“逐利”的角度看,张磊当然会把巨额善款捐给世界名牌并且在美国上流社会拥有广泛精英人脉的耶鲁。

  “报恩”是基于个人人生亲历中产生的情感冲动,是个体经验性的情感传递,正如复仇是基于“债有头冤有主”一样,报恩也是基于“恩有源惠有主”。报恩逻辑下的慈善事业具有浓烈的道德色彩,是施惠者与受惠者之间的情感内循环。也有的成功者可能实在找不到具体的“恩人”了,于是就“回报社会”,乐于承担“结对子”的“扶贫”义务。但其负面的社会效应是,受惠者往往承受难以偿还的有欠于“恩人”的“人情债”,致使部分受惠者躲躲闪闪,妨碍了爱心善意在更大社会范围内的永续传递与增量流动。这就是报恩式慈善的缺陷。时下的国内媒体仍然热衷于追踪寻找某些匿名的乐善好施者,非得让受助者明白是谁有恩于他,这也从侧面表明我们的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认识还停留于传统的框架内。

  在“博爱”还不能成为多数人情操的现实中,基于报恩的慈善事业,其善款的来源以及慈善事业的受益面必难获拓展。正因此,与传统慈善不同的是,现代慈善事业并不介意接受具有“逐利”动机的捐款人,只是要求捐款人不要把“逐利”作为捐款时的附加条件。事实上,目前国内的一些民营企业已日渐认识到通过参与慈善事业以提升其社会形象的必要性,认识到捐款行善比在媒体上投放商业广告更“超值”。为此,专为企业筹划并实施慈善公益项目的中介机构也已出现,如设立于上海的Social Venture Group。

  在现代慈善的视野里,捐款人和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都不应有道德优越感,而社会,也不应以道德的视角去打量他们。慈善事业不过是捐款人诉求情感或利益的载体,慈善机构不过是慈善专才的人生职场。去道德化的慈善才是可持续的慈善,才是更可能增进人类福祉的慈善。

范文三:道教文化慈善思想 投稿:黎虍虎

道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老子》、《庄子》及其他道家(教)的文化典籍中,蕴涵了十分丰富的伦理思想,诸如“清净无为”的人生哲理及“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成为了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一)先秦道家思想的慈善渊源

道家学派于春秋末期由老子创立,其代表作是《老子》。该书中主要述其“自然天道观”,强调效法“道”。在政治上,提倡“使人无诤”、“无为而治”;在伦理道德上,主张“清净无欲,独善其身”的人生观。这对后世的慈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老子作为先秦道家的创始人,对“善”、“恶”有着独特的看法。《老子》第七十九章云:“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之源,不可名状,亦无法察知,却可赏罚应时,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由此,他提出尘世间应遵循“道”的规律,人人向善,善待芸芸众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老子?第四十九章》)以善意对待不善良的人,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社会走向至善。这种观点、看法经过进一步的引申与升华,便成为了后人劝善去恶的慈善道德基础。庄子的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无为而尊者,天道也。”(《庄子?在宥》)“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由此,人们可以通过修养得“道”升天,得“道”之人就是“真人”。得道之法即是做善事。只要做善事顺应自然,就“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让善人修身颐养天年,高寿善终。可见,善恶自有报应是庄子与老子共同的主张。

善恶报应是一种必然的伦理律令,在道家经典中得到反复的申述。如:“积功累仁,祚流百世”,“施恩布德,世代荣昌”;“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等等。其实,这是殷商时代就有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之说的进一步阐说,并使之世俗化。如《周易?坤?文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尚书?商书?伊训篇》:“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上古时期提出的善恶观念,一一被道家(教)所继承和发扬,并屡屡论及。如此一来,道家的善恶观便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善恶选择和善恶行为,并衍生为中土根深蒂固的慈善伦理传统。

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无为而治”、民风淳朴的乐土。他对严苛的政治给予了抨击,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第七十五章》)。正是由于统治者“损不足以奉有余”,造成了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他提出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效法自然界“损有余而补不足”,学有道的贤者圣人“能有余以奉天下”(《老子?第七十七章》)。只要人们都清心寡欲,“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八十章》)的理想社会就会来临。至于庄周,他长期过着息影林泉的隐居生活,追求一种“与天地万物游”的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他亦主张“富而使人分之”(《庄子?天地》),救济贫者,颇有可取之处。此外,他认为,为政者养育百姓,应“爱人利物”,应效法“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天地》)。老庄这种思想对道教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对西汉初年“黄老无为”的治国方略的制定及其后世慈善之政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早期道教的慈善观

《太平经》一书的内容体系至为纷杂,糅合了先秦儒、道、阴阳诸家思想,企图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来宣扬善恶报应等思想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经》为我们研究早期道教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太平经》提出了建立“太平世道”的设想,描绘了公平、同乐、无灾的理想社会蓝图。为实现太平社会,它要求道众敬奉天地,遵守忠、孝、慈、仁等宗教伦理道德,提出了“乐生”、“好善”的教义。这就是说,道教对世俗民众也深怀仁慈爱意,主张在施爱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才能长生不老,羽化成仙。

《太平经》认为天地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在,不应被私人所独占,“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惠当从其取也,遇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子是也”。由此提出了“乐以养人”、“周穷救急”的慈善观,若是“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

《太平经》的“承负说”亦成为后世慈善活动的依据。“承负说”是在“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善恶报应论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认为,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在自身遭报应,而且对后世子孙也产生影响;而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宗有过失,子孙也要承负其报应。至于善恶相承负的范围是:承负前五代,流及后五代。 “承负说”还提出,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神灵将依据其行为赏善罚恶,毫厘不爽。“承负说”还为人们指明了行善积德、可免余孽的行动方向。这种思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扬善惩恶自有其特殊意义。在民间社会,人们暗暗地做好事、修阴功,其慈善活动的思想渊源即可上溯于此。由此而论,“承负说”的提出,不仅推动了后代道教众徒力行善事义举,而且在中国民间社会也产生了不少影响。

魏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和上层士族的信崇,道教获得了大发展,道教的思想理论包括慈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丰富。葛洪作为道教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也不乏有关慈善方面的论述。葛洪著有《抱朴子》一书,其中“内篇”(20卷)蕴涵着早期道教的积善修德思想,这也是道教文化中慈善思想的理论精蕴。葛洪宣扬一种极具神秘色彩的因果报应思想,并将儒家的纲常名教与道教长生成仙的教义相结合。“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告诫道众欲想长生成仙,不能光靠内修外养等方术,还须积善立功,为人多谋利益。正如他所言:“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换言之,他是要求所有信奉金丹道教的人在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时,都要做到“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急救穷,见到别人受损失如同自己受到损失,见到别人有所得如同自己有所得一样,推己及人,自觉去为求仙而行“善”。为此,葛洪还提出了行善成仙的具体做法。他说,仙有地仙、天仙之分,“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而且都必须连续立善,不能稍有疏忽。比如要成为天仙,“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如果“积善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相反,如果不服仙药但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相比之下,行善比服用丹药更重要,更能得道成仙。后来,人们

将《抱朴子?内篇》中的《对俗》、《微旨》的内容进一步阐发,改编成通俗的道教劝善书,对后来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葛洪所提出的这些道德行为准则相承日久,至明清之际发展成影响甚广的功过格。

(三)唐宋道教的慈善观

唐宋是道教的鼎兴时期。由于两朝皇帝对道教的尊崇,奉道之风发展到极致,道观几乎遍及名山幽谷。同时还涌现出孙思邈等著名的道教学者,辑录了一些道教经籍,如《道藏》、《太上感应篇》。这些道教学者和经籍,无疑进一步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宝库。我们从中亦可觅见此时期道教文化中所蕴藏的慈善思想。

唐代道士孙思邈在其影响深远的医著《千金要方》中就提出,医家须具备“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德,还应当“志存救济”,有慈济救人的普爱之心(《千金要方?序》)。“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千金要方》卷一),对病人要一视同仁,竭力抢救。这种以医济世的慈爱思想对后世设立惠民药局、医治所等慈善救济机构颇有启发,使民间善士施医给药的善举频频可见。可以说,此为其端倪。其他道教学者如成玄英、司马承祯等人在修行崇道中,也时时留意对道教信仰及善恶观的宣传,希冀人们在尘世积功累德,行善乐施以感动太上,死后升入神仙之列。

再来看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依道教经籍辑录的一部著名的劝善书,大致编纂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已广泛流传于社会。它以道司命神“太上君”规诫的方式,宣扬善恶报应,并列出了种种善举恶行作为人们趋善避恶的标准。其善举主要是指符合人伦的行为,诸如:“不履邪经,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等等。所谓恶行,主要是指“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恚怒师傅,抵触父兄”、“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这类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如果人们笃行善事,那就“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反之,若犯有恶行,司命神定将“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简言之,“积善天必降福,行恶天必降祸”。《太上感应篇》通篇千余字,全都借助神道说教来扬善止恶,“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并谆谆相诫不要“非义而动,背礼而行”,不应“以恶为良,忍作残害,阴贼良善”。这种以行恶遭祸减算、损害现实利益的劝诫,对注重现世利益、希求福寿的中国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文字浅显,通俗易懂,很快就在民间传播开来。绍定六年(1233年),宋理宗在卷首御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更加促进了《太上感应篇》的流布。大约在同时期,道教的另一部重要的劝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也刊行于世,民间行善之举蔚然成风了。应该说,两宋时期慈善活动的普及、发达,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道教早期劝善书有割不断的思想联系。及至明清诸种劝善书的风靡,其源亦应溯于此,可见其影响之长久。

范文四:从《慈善读本》看慈善文化建设的“软”与“硬” 投稿:莫譲譳

中华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青少年慈善文化教育视为造福未来的奠基工程。由中华新纪元慈善教育基金组织编写的中小学《慈善读本》已经获得全国大部分省、市、区慈善机构和学校师生的认同和赞誉。慈善文化进校园已经成为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有利于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更重要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社会的普及展示了一条深入人心、沁人心田的道路。

  慈善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延绵不断,永无止境的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慈善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慈善组织遍布全国各地,慈善人物星光璀璨,慈善捐赠发展迅猛,慈善理念逐步深化,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仍有不少人简单地把慈善文化建设理解为“硬”建设,如慈善机构利用善款助医、助学、助老、助困、助孤,为乡村造桥修路,协助政府建设敬老院等看得见的慈善行为,并获得了全社会的认同。但对慈善文化建设的另一面,如慈善文化精神的涵养,慈善道德建设,慈善文化环境的培育,慈善理念的提升着力不够,这种重“硬”轻“软”的短视现象,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经济建设是国家硬实力的主要标志,文化本身就是软实力,而慈善文化在这个软实力中更显得不易把握,其建设也难以在短期内见到显著效果。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包含着慈善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有些同志马上想到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实际上慈善文化的“软”与“硬”是辩证的统一。“软”中带“硬”,“硬”中有“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转化,“软”实力蕴含在“硬”实力中,“硬”实力离不开对慈善文化意义和价值的高度自觉,“软”“硬”兼施,方能显示出慈善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单就慈善筹资这一相对的“硬”文化而言,在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条件下,在大多数人尚未小康的时候,在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金钱至上的环境里,慈善软文化建设会更复杂更困难,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需要党委政府的号召与倡导,需要媒体长久的宣传和正面引导。不是吗?《感动中国》十周年播出的人物和尾声白方礼老人14年脚踏三轮支教助学35万元的无私善举,令数亿中国人在电视机面前接受了最为感动的慈善文化教育,中央电视台每年推出精心策划的这一“软”文化,已足足10年,今后还要继续下去,说明“软”比“硬”更需要博大的胸怀和气象,更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和坚韧。

  慈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一种润物无声,潜移默化,陶冶养成,久久为功的漫长过程。《慈善读本》作为软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在积极探索符合当代青少年思想特点和成长的方式方法,为把慈善教育渗透到中小学生的德育教育、理想教育、信仰培育,课外实践中作出了有益且令人鼓舞的尝试。但该书的编委们尚未领悟到《慈善读本》独特的内容衬托出指方向、有意义、讲价值这一慈善文化软实力的民族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效应,正在转化成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学生为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而奋发学习的动力。衷心期盼《慈善读本》在经过实践的检验和修订之后,进一步为我国慈善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范文五:中华传统道德慈善文化要为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助力 投稿:邱孇孈

  我们党高瞻远瞩,提出两个百年的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然后再展望第二个百年目标,一个更大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党提出了“五大发展”的规划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旨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念。这种规划和理念不仅是经济学上的创新,也是社会伦理学上的创新。这种创新的源泉就是习近平主席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治国理政中的大爱精神。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小康并非是完美圆满的小康,社会公平和正义还只能是相对的,共享是承认差距,但要求把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一般而言,不论收入差距多少,社会上总会有人有“获得感”,有人会有“失落感”。问题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有了相应提高的人仍然有“失落感”,乃至比较富的人也有“失落感”。李瑞环同志曾说,有些人“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骂娘的人几乎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都有。古圣讲“国者人之积”。你看这个国家上上下下的人,他们每天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就知道这个国家存在的最大积习。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有所提高,为什么骂娘的人如此之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在他的《市场、自由和国家》一书里说,“经济领域的人是‘经济人’,非经济领域的人也不例外,他们和经济领域里的人一样,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偏好。”我们国家是否存在这种状况呢?原因在哪里呢?承载中华道德、慈善文化的儒释道学说在近现代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诋毁,正可谓“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怎敌它晚来风急?”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方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工具理性被人们所崇尚。拼命赚钱和追求欲望的满足取代了对生活意义的探求。人们对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存在着散碎杂拼的多元理解,看不清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方向性指导,因此尚未真正地内化到我们的灵魂深处。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说过:“当我们为工具理性所摆布,无限追求效率、功利和成功时,它们也就消解了人的行为的价值意义,而陷入了目的迷失的境地。”   尤其严重的问题是人们,特别是知识青年的爱国意识淡薄,许多人出国留学或工作,然后加入美国籍。丢弃了中国籍,意味着中国不再是自己的祖国了。他们不了解中华优良的传统文化,不了解圣贤教育。这种弥足珍贵的文化和教育广泛地流失,导致现代中年人和青年人身上几乎看不到多少传统的踪迹。他们在物欲横流、价值颠覆、意义迷茫、道德滑坡和精神家园失落的环境中,失去了对故土的归属感。他们拳拳服膺的根本观念是什么?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什么?可能是“美国梦”。什么是美国梦?美国梦就是美国媒体长期宣扬的:相信物质无限进步的线性发展过程,强调在“民主”统治下的社会里,个人不受束缚地积累财富是最高梦想。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来自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来自全社会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精神追求。当人们盲目地崇尚西方的个人自由,将“自我”置于自己生活核心地位的时候,这种“自我”会消解一个国家形成社会共同体所必需的献身精神和社会成员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我们不能不以沉重的心情,严肃地看待归属感和民族身份确定的削弱问题。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要有清醒的认识。美国右派一直力图以武力征服世界。他们认为,世界秩序必须迅速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的超强地位的基础上,并向世界各国推行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他们的新帝国大战略是先发制人,提倡主权有限论,人权高于主权,无视和力图改写国际准则。我国的近邻日本的右翼正在复活军国主义,其锋芒所向,直指我国。德国著名学者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说,“争得胜利的,既不是臂膀的强壮,也不是武器的精良,而是心灵的力量。”我们是应该到了重视“心灵的力量”的时候了。爱国靠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心灵的力量”。现在需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担当精神和家园情怀。而要有这样的担当精神和家园情怀,则需要中华传统文化的以崇德弘毅、仁义共济为重点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需要自觉培养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当中国人民于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将再接再厉,为更为伟大的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伟大复兴的核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然而复兴传统文化至今依然存在障碍。19世纪末叶以来,留洋归来的所谓名流学者把中国历史削足适履,硬套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被说成是封建专制。历史的真相是,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此后总体趋势是中央集权。郡县制跟科举制、官员流动制等相结合,维持了政治上的稳定。这同西方的所谓“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封建社会”是不一样的。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查阅《大英百科全书》等西方辞书,把中西历史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实在是没有根据的历史判断。至于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这更是无稽之谈。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跟西方不同。西方的国王是独裁者。中国政治制度周朝就相当健全,汉朝就确立了。君权跟相权分得很清楚,像现代的公司,君主如同董事长、权力机构;相权是办事机构,宰相相当于总经理。权责划得很清楚。皇帝对重大事务并非一个人说了算,需要同宰相和各部部长商量。明朝以前,各部指三公、八座:三公是负责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八座是八种高级官员的总称。宰相等高级官员对诏书从草拟到审核到执行都可以发表意见,封还诏书,即要求君主重新考虑。而谏官制度和史官制度等都是限制君权扩张的手段。在教育方面,皇帝不是用自己的语录,而是用儒家和佛家、道家的经典。即使是清朝,皇帝也是用儒释道的圣贤教育。比如雍正皇帝有一个“上谕”,指出“三教(儒释道三教)理同”,并依之治国理政。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主要以身作则。古代的君主被称为“天子”,意思是皇帝要替天行道,才能称为“天子”,《左传》讲“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忠诚、信用、笃厚、恭敬,上上下下恪守它,这是自然的道理。这是君主替天行道应有的素质。《大学》讲“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主要做出表率,才能教育全国人民,大家来效法。这不同于西方的“君权神授”,无可比性。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大多是因为末代皇帝昏庸好色,不是制度问题。君主只要守住圣贤的教诲,政权就会稳固。在20世纪,力辩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封建专制的,是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他所著《国史大纲》至今依然是一本蕴含浩然之气的史学力著,尤其是这本书的序言可谓光照日月。   称中国历史是封建专制历史的名流学者往往同时说,儒家学说乃至儒释道为代表的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奴役、愚弄人民的思想工具,其影响由“文革”中的“四人帮”扩大到极致。改革开放以来,有良知的学者试图公正地评价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近年来,力主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然而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负能量依然存在。前不久,一家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责儒家的“三纲”“五常”为专制主义者统治人民的手段。其实这是误读。“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意思是君、父、夫分别要为臣、子、妻做出好榜样。“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若是“五常”丢弃了,社会将如何?《左传》说“人弃常(指五常)则妖兴。”丢弃仁、义、礼、智、信,妖魔鬼怪都出来肆虐,天下能不乱吗?没有了仁义就没有了人际的和谐,没有了礼就没有了恭敬心,对人际间必需的规矩就会持轻慢的态度。不守规矩的人肯定不会遵守法律。“智”是智慧,是善于明辨是非、正邪、利害、美丑等的悟性和能力。“信”是诚信。人没有诚信,怎能立足于社会。让人痛心的是,对儒释道的误读比无知更可怕。   对于儒释道,许多人认为它们是宗教,是有神论,因此跟它们保持距离,自然不会去读它们的经典。这需要我们把道理说清楚,否则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儒家讲的“仁爱”,佛家讲的“大慈大悲”,道家讲的“上善若水”就会被束之高阁。什么是“有神论”和“无神论”呢?基督教神学体系认定,“一神论”是“宗教”的特征。比如基督教,上帝声称是“唯一的真神”。在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下,否认或反对“一神教”的思潮就被称为无神论。中国古代有佛教所说的“神不灭论”以及反对者的“神灭论”,此“神”仅指灵魂,不属于西方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范畴。中国无神论概念的出现,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跟基督教以空前的规模传入我国直接有关。首先使用“无神论”概念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他提出的“无神论”的锋芒直指基督教。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宗教”问题,更没有出现过如西方那样的宗教纷争、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比如,梁武帝是信仰佛教(佛陀的教育)的皇帝。他的大臣范缜主张“神灭论”。有王公大臣和高僧大德六十余人撰文主张“神不灭论”,梁武帝并未采取行政措施来消除异见。范缜照样当官,后来还当了更大的官。   儒家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呢?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的态度是“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儒家注重现实的人。《论语・述而》讲“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语”是不称道。“怪”指怪异的事,“力”指好蛮力者,“乱”指子弑父、臣弑君之乱事,“神”指神鬼。孔子是教育家,不称道怪力乱神,是因为讲这些事无益于对人民的教化。《大学》讲“明德、亲民、至善”三纲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八目,是修身的纲要,这里没有神鬼的地位。儒家讲“天人合一”,“天”指宇宙自然的法则。天人合一是使天德下贯为人德,人德上齐于天德。天德与人德是统一的。这里也没有神鬼的地位。   儒者终生进行“格物、致知”的修炼,努力摆脱世俗名闻利养的诱惑,懂得怎样老老实实做人,并且在不断的生命体验中觉悟到“万物与我为一”,进入“仁爱”境界,确立终极关怀和终极承担,济世献身的理想和热忱以此为源泉。儒家的“天人合一”不是西方哲学讲的主体跟客体的认识关系,而是心灵的感应。儒者悟到“万物与我为一”,进入“仁爱”境界,就真正能“安身立命”。   国家宗教局前局长叶小文先生在《理论动态》第1620期上撰文说,“纵览中国的文化在世界呈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48亿人信宗教,12亿人不信教。而中国近13亿的人口中,信仰宗教人口约一亿多人,近12亿人不信教。如此说来,全世界不信教的人似乎都集中在中国。”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成为几大宗教的成员?叶先生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积淀的结果,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使他们‘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中国十亿人至今没有信教的历史原因。”叶先生的意思大概是,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是无神论。   中国古代没有“一神论”的崇拜。佛教的“教”是教育的意思。佛不是神,他是“觉者”(觉悟者),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佛陀从事社会教育近50年,就是把觉悟到的宇宙人生真相告诉一切众生,使他们都能觉悟起来。佛陀的一生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一生。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高僧大德一直做的是教育事业。历代王朝都有两个教育部:一个是孔孟教育部,由宰相管;另一个是佛陀教育部,由皇帝亲自管。这是帝王与宰相在教育事业上的分权。儒释道三种教育是文化多元一体,都是以“积德”为本。教育的目的是转凡为圣。“圣”是指觉悟到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为什么世界上称佛教为宗教呢?这是源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看到佛寺里的佛、菩萨塑像,武断地说是神像,并贬低为多神教。在传教士眼里,多神教是低级宗教,基督教是一神教,是高级宗教。基督教是在唐朝贞观年间传入中国,长期以来并未在中国站稳脚跟。18世纪罗马教皇力主让天主教的上帝崇拜取代中华民族的祭祖和祭孔,并干涉中国内政,康熙皇帝把传教士全部赶走。中国自古有“慎终追远”的伦理情怀,敬重祖先,讲究孝道,从孝敬自己的父母,扩大到孝敬天下的父母。这是中华民族的“寻根”意识。它也是中华民族遇到外敌入侵时,海内外华人凝聚起来面对挑战的文化纽带。“宗教”这个词是19世纪中叶由日本传来中国。在此以前,中文字典、词典中都没有“宗教”这个词。   我们人类居住在三度空间,四度、五度空间的生命,我们看起来像神仙一样。佛家认为“依正不二,自他一体”(“正”指人,“依”指人的生存环境,两者是一体。)所以佛家教导我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善是不讲条件的,平等的。“同体”在《维摩诘经》中讲“以众生病,是故我病”。众生苦、病,我们感同身受。宇宙是一体。一体决定不能分割。佛家明白宇宙人生真相,所以决定禁止求神、问卜、算命、看风水等。佛在《阿难问事佛吉凶经》里,说得很明白,像世间婚丧、一般应酬世俗礼俗可以做,但不能求鬼神保佑,不能求趋吉避凶。   佛陀把一切众生看作教育对象,包括天界的各种天神。在佛经里讲到佛陀在天界给天神说法讲经。基督教等正统宗教讲到天堂和地狱,主张以博爱之情待人接物,主张积德行善以便死后进入天国;倘若为非作歹,死后会堕入地狱。比如读基督教《圣经》的人会有敬畏感,有对天堂的仰慕和对地狱的恐惧,从而对自己严加约束。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多数人信仰宗教、世界各国的宪法都庄严地规定宗教信仰的自由。对于正统宗教所讲的天堂和地狱,无神论者跟宗教信仰者不必辩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辩论不会有结果。但基督教等正统宗教关于不干恶事、只干善事和善恶报应等的教诲,的确是有着勉励大家尊重法律和道德自律以及自觉慈善捐献的客观作用。另一方面,《圣经》中上帝声称他是唯一的真神,这就排斥了其他正统宗教。《圣经》的“摩西十诫”有这样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悲,直至千代。”“祭祀别的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圣经》的“马可福音”讲“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礼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说明了上帝的所谓博爱并不博,只限于他的信徒。这表明基督教对外的绝对排他性和扩张性,对内的绝对封闭性和内聚性。这也是不断发动宗教战争的内在依据。《摩西十诫》中讲“不可杀人”(you shall not murder),不讲“不可杀生”(you shall not kill)。这是“人类中心论”,人可以无情杀害动物,成为地球上的霸主。更有甚者,西方基督教教会直接在中国办学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一直作为培养和传播基督教,变中国为基督教国家的思想基地。早在1887年,传教士韦廉臣在上海设立“同文学会”(基督教出版机构),就在一封信中写道,“设立这个组织的动机是要在思想上解除中国人的武装,使他们俯伏在我们的脚下。”基督教成为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文化工具。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宣扬“以宗教自由为基石”的人权成为美国“新干涉主义”的武器。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论”,他特别提及美国基督教与中国佛教的未来冲突,其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文化。亨廷顿的学说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国策。美国国会曾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宣称要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的扩张。美国以国家力量推动基督教战略扩张,不断在“人权”和“宗教自由”领域向中国发难。我国著名学者文丁在其《〈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一文中,在评价美国基督教对华战略扩张的态势时指出,“它可以开动全部国家机器,从总统、国务院、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运作,许多教会组织和教会、院校协同配合,形成国家、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各以不同优势对外扩张,政治威胁、经济收买、文化宣传、合法与非法手段齐头并进,以至于能够在基督教历来式微的我国,制造相当强的舆论,进入高等讲堂和学书研究机构,地下教会敢于与国家法规公开对立。”事实上,美国在我国搞地下教会由来已久。它以文化的名义传教。而长期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本土得不到普及,中华子孙得不到儒释道的仁爱和慈悲精神的滋养,这给美国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下教会以可乘之机。重要的是,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自体制”的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体制是中国基督徒独立自主自办的体制,是中国基督教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国的国家主权在宗教领域的具体表现。我们要重视发挥佛寺、道观、孔庙的社会教育作用,发挥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教会、清真寺等的社会教育作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梦。要梦想成真,需要掀起一场复兴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和慈善文化的启蒙运动,全国性的启蒙运动。这一启蒙运动的成败命运掌握在两种人手里:一是各级领导人,二是媒体人。这两种人真正体会了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明。中国传统决定了中国的特色。”真正觉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力抓好社会教育,利用无处不在、无时不入的电视系统和网络系统,邀请和组织真正通晓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和慈善文化的学者、专家开展启蒙讲座,设立专门频道。有这样的社会教育的力度,才是为两个百年目标助力。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认识到中华传统道德和慈善文化的悠久和丰厚以及思想的深邃。它是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靠法律制度这一强制手段来约束,更需要靠中华传统道德和慈善文化的信念来延续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增强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兴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定要靠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觉醒。

范文六:学习和践行中华道德慈善文化需要重视圣贤教育 投稿:赵庐庑

  民族复兴,归根结底,体现为文化复兴。我国文化复兴的标志是什么?待到多数中国人认同中华传统文化,遵循圣贤教诲,做到了个体的身心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人民能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中看到了一以贯之的中华文化精神并心甘情愿地学习中华文化,从而中华文化能在国际范围内化解人类生存危机和在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引领作用和榜样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能复兴吗?我们倘若能对中华文化跟西方文化都有所了解,知己知彼,就自然会对中华文化真正产生信心,乐意将之发扬光大。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跟西方人的观念确实不相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勤奋拼搏、求索开拓的精神,《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学》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民族有同心协力的精神。《周易》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气味)如兰”;中华民族有“和为贵”的精神。《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华民族有“天下为公”“仁民爱物”“推己及人”的广阔胸怀,等等。我们这个民族自十九世纪中期已降,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与其同时,西方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作后盾,向中国输入西方的功利主义文化,把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破坏了。中华民族遭受到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少见的痛苦和灾难。中国人也不断地“西化”了。于是中华民族遭遇到空前的全面的危机,而最大的危机是我们把古圣先贤的教诲疏忽了,舍弃了。西方文化具体而言,长期以来是一种追逐高科技、高财富、高消费、军事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文化。西方的主流文化是以其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观、唯物主义机械论的世界观、聚敛财富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优胜劣汰的个人利己主义人生观等引领世界,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即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战争危险等一系列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当今美国在推行其霸权主义的同时,亦继续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向全球,特别向中国推行其文化霸权主义。美国政治精英宣传一种“普遍主义”,即存在绝对普适的“终极价值”。这种“终极价值”应当被普遍化无差别在全球所有国家推广,而不必考虑空间、时间造成的差异。美国的文化战略目标就是大量培养“亲美派”。美国文化和美国教育都是功利的,竞争的。其实,只要有竞争的念头,一定会干损人利己的事,伤天害理的事。这是美国文化和教育的实质。

  中国文化讲的是“和”,是“让”。三国时代诸葛亮因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才肯出来。一旦任职,完全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英国史学大师阿・汤因比在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以后指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在传统上就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国家。中国人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最能适合于人类未来的发展。并特别指出,“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只有靠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他的遗言已得到欧洲愈来愈多的学者的认同。欧洲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国力的强大,不在科学,不在经济,而在道德和慈善。科技再发达,工商业再昌盛,倘若道德慈善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爱心没有了,一切交往都以利害做标准,有利的就是朋友,没有利的就是敌人,这个社会怎么会不乱,世界怎么会不乱;怎么会不出现危机。

  中国传统文化丢弃了近两百年之久,文化复兴其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近代二三百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由欧美传到世界各国。国外许多学者认为,跟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讲,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满足人们的不断增长的要求。然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会诱发对金钱的贪婪和人的一些低级趣味以及不良欲望的泛起。一方面是可能极大地激发人们竞争和创造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弱肉强食等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市场经济鼓励和倡导竞争,这既能造就强者,也会产生相对的弱者。孟子讲“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中国人对市场经济并不陌生。中国早在汉代就有了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也已相当活跃。而儒、佛、道三家学说在中国人中间普遍得到信仰,抑制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中国古代人有着诚实守信的道德的自我约束,有“推己及人”的互相守望的慈善情怀,通过守法和守信,人们建立起比较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和群体生活;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爱心传递,使弱者更多地感受到社会的关照和温情,使强者意识到回馈社会的责任心。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在中国我们弘扬中华道德、慈善文化可以有助于在社会价值观多样化的情况下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强化。

  我国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多为独生子从小没有受过传统的童蒙教育,从小父母娇生惯养,合理的要求,父母要满足他;不合理的要求,父母也满足他,养成骄纵的个性,不明白知足常乐,也因此容易忘恩记怨。这种情况,媒体常有报道。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总结后唐庄宗(李存勖)既得天下,又失天下的因果教训,感喟“小自一人,大至一国,无不以安逸而衰亡,以理想而勃兴。”习近平主席率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主要内涵必然包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最近,习主席又提出要抓好家庭教育。这是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蒙以养正”的教育原则。《易经》讲“蒙以养正,圣功也。”《礼记》讲“少成若天性,�惯之为常。”习主席的教诲明确表明,把教化作为国家施政最重要的事业,培养有抱负、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的人,中国可以因“中国梦”的理想而勃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道德慈善文化的复兴,是我们党、我们全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终极问题。《礼记》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为先”就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教学”的根本是什么?教学的根本是圣贤教化。现在的中学不少是“知识传习所”,是应试教育;大学是“高等知识传习所”,是就业教育,丢掉了教育的根本,丢掉了教育的内在诉求及其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我们的教育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将做人的道理的准确性建立在实验室的重复实验的基础上,只能以崇敬的心情,学习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蕴含着他们的丰富人生智慧和经验的经典文献,从中寻找思考的起点。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华道德慈善文化的复兴,需要重视圣贤教育。何谓圣贤?一个人对宇宙人生的真相、理事因果都大彻大悟,都清楚明白,在中国称之为“圣”;感悟明了,但不够彻底,称之为“贤”。自古以来,圣贤留给我们的经典,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历久弥新,永远能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圣贤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因时代的变迁或科技日新月异而消失。圣贤的深察和智慧为后世难以超越。它对人类有着永久的魅力,给予我们现代人在化解问题时不断提供新的启迪。   中华民族看重道义,是道义文化,是义理非常深邃的文化。它首先讲“孝”,讲“忠”,所谓“忠孝”。孝从哪里做起?从“爱”“敬”做起。“孝”是会意字。“孝”字是“老”“子”两字合而为一,启示我们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无有穷尽,是一个整体。从这个认知中,真正生出爱心和恭敬心。所以爱敬不是止于自己的父母、尊长、而是儒家所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忠”是什么?“忠”字是“心”置于“中”,换言之,是心要正,就是要有真心。尽孝到极处,究竟圆满,叫尽忠。儒家的《大学》教人“诚意,正心”。诚意是孝,正心是忠。所以一个人唯有诚其意后才能符合“中”。宇宙一切众生,即生活在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是一生命共同体,儒家和佛家都教导我们“识大体”,就是认识这个生命共同体。儒家和佛家都教人从拓开心量做起。儒家《礼记》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佛家《华严经》讲“心包太虚,量周法界”,换言之,我们的真心像宇宙一样宽阔。“孝”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一个整体,宇宙一切众生是一生命共同体。“孝”表达这个意思。因此,佛家讲孝,范围大到整个宇宙。佛家讲修心,心要大,能包容,能宽恕,懂得要以恭敬心、欢喜心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这才是圆满的孝道。爱一切众生,这是大慈大悲。这也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理念。只有这样的理念才能造就“天地人”的祥和,才能化解人类的生存危机和人类的可持续地、健康的发展。佛家讲“我”是讲“真诚”。真我是我跟宇宙一切众生是同体。知道一切众生是我,我是一切众生,于是起心动念当然是为一切众生,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会断了,代之而起的是“仁民爱物”,是真正的博爱,是无条件、不求回报的博爱,是从孝心里生出来的。

  宇宙万物跟我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生发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慈是无条件的,大悲是因为同体。这里特别强调“同体”。同体,儒家是讲同一个本性,佛家讲同一个佛性或法性。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大家的人性、本性是一样的,人性本来是善的。这个善不是善恶相对的善,而是纯净纯善,是指真心,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跟宇宙一切众生一样。“习相远”,造恶或造善都是习性。在我们人世间,尽孝就要忠于职守,全心全意地、专注地做好本分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利益一切众生。怎样通达本性或恢复本性?儒家和佛家都讲“至诚感通”,真诚到极处,就会感悟宇宙人生真相,一切众生是一体。什么是“至诚”?前贤讲“一念不生谓之诚”。你还有妄念、杂念,你就不诚。诚到极处,极其微细的妄念、杂念都断了,那叫至诚。至诚跟真诚心、清净心是同样意思。我们不修身,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能至诚感通。有私心,自私自利,就不能通情达理。

  中国的圣贤教育是教人做人,教人断除不良习惯,恢复纯净纯善的本性,才能恭恭敬敬地“仁民爱物”,建设一个天地人和的国家。怎样才能实现呢?儒家教育有四个科目:第一是德行,第二是言语,第三是政事(技能训练),第四是文学。它是有次序,有先后的。有了德行,则言语、政事、文学的教育才有基础,从中可见德行多么重要。所以这里之谈“德行”。佛家跟儒家一样,都是以“积德”为本。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若要齐家,必先修身。不修身,家就不和。修身先要修心,身的根是心。怎样修心?儒家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德行的大根大本。格物就是放下物欲,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利,远离五欲的享受。放不下物欲,心就不正,身焉能得正。佛家讲“四宏愿”,其一,“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先立大志,要有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宏愿;其二,“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断恶修善,相当于儒家的“格物”。何谓“烦恼”?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傲慢)、名闻利养、五欲享受都是烦恼,都要断掉;其三,“法门无量誓愿学”,这相当于儒家的“致知”。只有断烦恼,才能专心致志学法门,如选择“净土宗”法门,一门深入,破迷开悟;其四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转凡为圣。

  儒家的基本教诲是“五伦”(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德(温、良、恭、俭、让),都是讲人与人相处的原则,做人的道理。古圣先贤在德行教育中讲得特别多的是“礼”“义”“仁”。最低要求是“明礼”,就是教我们守规矩。礼的核心思想是恭敬。“敬人者,人恒敬之。”不少人感到守规矩不方便。其实,不方便是小事,你得到一生的平安,社会也会和谐、兴旺,这是大幸。这是牺牲小的自由,得到的是大的自由。明礼了就会节欲。《礼记》讲“乐不可极,欲不可从(纵)。”享乐一定要有节制,不可以过分。过分了,会乐极生悲;欲不可纵,不可放任。放任会招来祸害。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要俭朴、恭敬,这是福报的根;奢吝、傲慢是灾祸的根,古圣先贤教诲我们,“君子正直律己,和惠待人。”正直对自己,和惠(和平、恩惠)对别人。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人不和。”“礼”归根结底是断恶修善。佛家讲严守五戒。《律要节录》讲“戒是禁戒,……防非止恶曰戒。”其次,儒家进一步教�d的是“行义”。行义是尽义务,尽本份,尽职责。佛家教导“善能利益无量众生”并“当舍于懈怠”。再其次,是“行仁”“仁”是真正的爱心。“礼之用,和为贵”的根基是“仁爱”。有仁爱,才能有博大、宽容的胸怀,为人健朗、豁达。仁爱的根基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儒家讲“仁者无敌”。“敌”的意思是跟人家对立,如果跟任何一个众生有对立,就是不仁。佛家讲一切众生跟我一体,因此有“同体大悲”,无条件地爱一切众生。无论是“明礼”,抑或是行义和行仁,都要修行。什么是修行?把我们的错误的想法、看法、做法修正过来就叫修行。人人都可能犯错,古圣先贤教我们忏悔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倘若我们以为自己没有过失,这是我们最大的过失。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过失?第一是读圣贤书,以圣贤教导自己,检点自己;第二是观察别人,看到别人的过失,回过头来反省我有没有这种过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中,除我以外还有两人,一人是正面老师,另一人是负面老师,从他们的身上发现自己的过失。佛教我们发露忏悔。《发起菩萨殊胜志乐经》讲“所行罪业,惭愧发露”。《大乘无量寿经》讲“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改往修来,洗心易行”。   儒家教育是一世教育,现世教育,始于胎教,终至老死,慎终追远。儒家的教育是怎样做人的教育,是断恶修善,是做人要存好心,说好话,办好事,做好人。断恶修善才能离苦得乐。断恶修善是因,离苦得乐是果。因果教育是德行教育中的特殊部分。何谓因果?因是种因,果是结果,由此因而得此果,是因果义。又因是所作者,果是所受者。种善因必得善果,种恶因必得恶果。信因果,才会警其操行,而束其身心。《周易》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而《春秋左氏传》所载一切奇奇怪怪、善善恶恶,皆因果之实录。我国历代学者认为因果是国家治乱兴衰之关键。种善因得善果,是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所得的果报。真正理解了事实真相、世间种种业因果报,我们心才能安,所谓心安理得,理得心安。佛家讲“因果不空”,这是说因果的相续不空,因果的转变不空。因果转变也是永远不中断: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善因决定生善果,恶因一定得恶果,明白道理了,就会警惕,不能存丝毫的自私自利的念头,不能受外境所诱惑,所动摇。倘若有人不相信有“前世”,但至少可以相信科学家讲的善恶有报的科学根据。科学家在神经化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心怀善意常存正念,人的免疫系统就强壮,而当心存恶意、负面思考时,身体机能的良性循环会遭到破坏。所以善良正直的人,乐于助人的人往往更加健康长寿。

  佛家的教育把断恶修善,真正做人作为教育的第一层次。这是跟儒家教育相同的,首先保证得到人天福报。在此基础上提升,才是佛法的修学。第二层次是“破迷开悟”。这是更高的修行,是把“贪、嗔、痴”逐步转化为“戒、定、慧”。“定”是枢纽,“戒”是手段,“慧”是目的。修行到�]有一念为自己,就觉悟了。第三层次是“转凡为圣”。这是把贪嗔痴完全彻底地转化为戒定慧了。西方科学家已经发现,佛家禅定者思维与现代科学家思维方法有共同点,即都是高层次的直觉思维:辩证直觉思维。佛家禅定者的由“定”到“慧”是辩证直觉思维的产物。现代科学家推崇的“两面神”(辩证思维方法跟科学顿悟的结合)表现出跟佛家思维方法的一致性和相似性。西方科学家用现代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定律”来理解佛家禅定者的由定到慧是辩证直觉思维的产物,并指出直觉思维跟模糊性思维的内在联系和实质所在。戒定慧的圆满,明白宇宙人生真相,自然生发出神圣的爱心,真诚的爱心,清净、平等的爱心,无条件的爱心,念念利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爱心,就像爱自己一样,自他不二。我们这些凡夫虽然不能亲证这个境界,但我们仰信有修有证的圣者,我们可以努力奉献爱心。我们不一定能使自己伟大,但一定可以使自己高尚。

  重视圣贤教育需要优秀的师资。佛家《华严经》和《大智度论》都讲“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孔子也忧虑“学之不讲,有过而不能改。”同样,我们学习者需要有良好的心态。儒家讲“凡有所教,皆应虚心和气的受之。”佛家讲“一分诚敬,一分收获;十分诚敬,十分收获。”有诚敬心,才能依教奉行。儒家、佛家都讲修学首先学什么?学孝,学敬。不孝不敬就不会尊师重道,学圣贤之道,就不可能有所成就。能孝亲尊师,必定能友爱一切众生。圣贤教育不同于科技知识的传授。它需要“化礼成俗”。佛家的教学讲究“信解行证”。有修有证的人才能深知圣贤之道的深邃义理,才能通过自己的感悟体验,让圣贤教诲回归生活,道德慈善文化才能得到生活化的体现,让圣贤之道的终极价值在具体生活情境中还原出来,才能发扬光大。中华道德慈善文化需要深植于具有主体自觉意识的现实人之中,内化于个人心理意识、言论行为之中,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这样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之源,中国梦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就一定能保障中国梦在中华大地上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一定能为建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的新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范文七:慈善的道德绑架 投稿:董鏌鏍

被绑架的捐助与受助

弱者,需援助的人。每个人未必有帮助弱者的义务,但弱者始终拥有自己思考以及决定的权利。不能因为受帮助,便剥夺了他改变的权利。

有那么一个案例:重庆市北大研究生段霖夏,作为一个高阶知识分子,他能够考上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足以证明其人必有过人之处。然而,这个优等生的家境却一贫如洗,住在毛坯房里,面对着北大研究生四万余的学费,无力长叹。社会上舆论的帮助与爱心人士的馈赠,让段霖夏有了读研的保障,其中某玻璃厂老板李富华,正是他的最大帮助者。段某尊敬且感激的称他富华哥哥。然而数年后,李富华将段霖夏告上法庭,因为这个优秀的北大研究生早已休学去从事其他行业,四年的时间只修完了一门课程,李某觉得自己的善心受到了诓骗,起诉法院,要求追回善款。很多人到现在仍旧谴责段某白眼狼,怒斥其知恩不图报,没有好好完成学业。其实我不管段某事后经商以及信用缺陷之类的事,我只是想起一个问题。段某作为被援助对象,是否失去了选择的权利?而这样的闹剧仅仅是因为作为商人的李富华的房屋拆迁赔款不合理,李某试图通过该“知恩不报案”来取得媒体关注,使其获得更多的拆迁赔偿,他达到了目的,也引发了社会对慈善的思考。

诚然李某帮助段某是为了令他完成学业,更好的成为一名优秀的社会人。但我认为,资助人对被资助者能指导,不能领导。被资助者之所以能被资助,说明其学业水平不差,如果补齐经济困难问题,能够在事业上有所建树。但倘若我是一个北大研究生,我还没毕业,我家里背负着重大债务,我欠了一笔巨额人情债,老实说我是很难投入的学习,因为我的压力已经超过了范围,遗憾的是,我并非北大研究生。当我面临父母日渐多病,家里负担加重,而我还在为家里增添负担的处境,压力可想而知。读研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使家里摆脱困境,但是如果读了研,家里没有改变,父母更为老迈,双手空空多了一个硕士文凭却没有工作经验,赤条条的进入社会,而想改变的还那么多。惶恐席卷了这个北大研究生的心。 有人说他欺骗了李某的善良。的确,他没有按照大家所想的去认真完成学业,而是去投资经商让人很无法理解。其实我很无法理解有一个现状,就是如果一个人经济困乏,而手头有现金,他是否有权利支配这笔钱去进行投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在段某拿到哥哥寄给自己的几千钱去投资话吧时,众人认为他明明有能力却欺骗群众。段某在演播厅说:“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我一定要卑微的去做棒棒,你们才相信我很穷,我需要帮助?”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一个人没有断手断脚,群众不相信他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一个大学生不落魄到扫街洗碗,没人相信他真的走投无路。为什么一定要逼到悬崖才拉?那是底线而不是标准。段某后来的生意经营还是失败,信用也进入破产,更是由于李富华的上诉成了道德通缉犯。其实,他在被资助的那天起,就成了考上枷锁的囚徒。他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自由。弱者的权利被舆论,群众,道德所剥夺。诸多媒体将此定为国内第一起“知恩不报”的案例。其实并不准确,早在2005年在广西南宁便宣判了一起赠与合同纠纷案,只不过资助者与受助者签订了一份合同,书面合同规定这笔钱必须用于学习,“在取得学士学位前,不得退学,不得打工”等多项义务,同时还规定受助人中途退学要双倍返还财务。对于段某,多数人表示心寒,而作为学子,我表示心凉。为什么,接受帮助,就等于放弃了我选择别的路的权利。资助不是为了让被资助的人过得更好吗?为什么是强制被资助者往资助者所领导或者说期待的路上走?很多人指责受助大学生知恩不报,其实有没有想过,不劳而获本身就给受助人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对于资助人而言,这是他的善,而对于受助人而言,却是债。善是权利,债却是义务。欠了良心债,法院不帮,舆论攻击,成了千夫指。

我们究竟是为什么去善?我们的善到底是为了用道德去绑架他人,还是为了利用财物实现他人因为经济困顿而无法实现的抱负?慈善在中国,日益演变成道德绑架,不仅受助者辛酸,资助者也心痛而无力。作为看客的舆论媒体群众,却是这恶性趋向的推波助澜者。也许大家是出自好心,但没有站在双方的角度,第三方其实是没有涉入的价值!这只会加深矛盾与问

题的复杂性,这对于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好的现象。

什么是良性的慈善?施者不计,受者不忘。放在心上的利益计较,只会折损了自身的存在意义。受助者需要帮助,不简简单单是经济上,他们作为优秀人才,他们的尊严谁来尊重。现在很多高调慈善虽说也在捐,却将受助人放到极度卑微的地步。他这一生无论多优秀,他都需要感谢当初那个人的赏识,他永远不能忘记那个人的恩情。这个就是高调慈善,利用道德绑架了媒体勒令受助人乖乖低头,还一生的债。

如果让一个人因为一笔钱而不得不承受多方面的压力,在未来的众多选择上,面对资助者“轻微”的请求没有拒绝的余地时,他当初接受资助是正确的嘛?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欠债逼死状元郎。他们可以拒绝,只是社会不允许。捐助人可以不捐,只是媒体绑架。当我们的生活逐渐走向曝光和多元化,我们是否有权利要求我们的世界,存在那么一丝允许我们改变或反悔的权利。感恩不是义务,妄求回报的资助真的是慈善吗?天使投资人不也是一场慈善的博弈吗?作为社会的底层之一,我没有反抗的能力,只能发出反抗的声音,请求社会允许我的心理抵抗。

范文八:慈善怎能绑定道德 投稿:朱薥薦

我心里暗中惊异的是,他的产业实在太小,生活也很简朴,怎么有心资助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东方来客?

  

  不久前不断发生“慈善风波”,引起媒体的热烈报道和人们的广泛关注。先是有北大受资助研究生中途退学,用捐助款办公司,捐助人强烈批评,并扬言要诉诸法律解决;接着有山西患病女孩被指责携带捐助余款“潜逃”,被组织募捐的网友广泛声讨;然后有湖北5名贫困大学生被指缺乏感恩意识,取消受助资格。

  最新的消息是,河南慈善总会要求受捐学子签协议回捐,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各执一词,争论热烈。以上种种足以让我们思考诸如“什么是慈善”“捐助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

  目前引起风波的慈善与捐助,带有昔日的如下特征:第一,它不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不是依靠体制来进行,是个人性的,一对一的,而且往往还是面对面的;第二,资助者和受资助者在地位和人格上不平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法律性、契约性的,而是未言明而约定俗成的,或者一厢情愿的;第三,受资助者在接受资助时,需要付出一定代价,这可能是自尊心,也可能是必须承担一定的人情或道德义务,比如向资助人表示感恩,向他们汇报自己的表现,或者保证自己今后也要做善事,等等。

  据此我们看到,慈善风波的出现,是由于资助者和受资助者之间对权利和义务理解不一致,而产生的误解和怨气。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社会即使不能说没有,至少不像在我们这里如此严重,原因就在于,在那里,别人的慈善与捐助,不论在理念还是操作方式上,都不是古代方式而是现代方式。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赴英国牛津大学,公费学习期满后得到资助继续学习,有过亲身体验。提供捐助的是一位英国小企业主,完全不认识我,他是从一位牛津的教师那里得知我很想继续学习,就提供了经济援助。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和他有任何直接联系,当然也就谈不上感恩、汇报学业或者承诺以后对任何方面的报效。我只是通过有关文件知道,他和大学方面的协定非常复杂、详尽,因为校方要负责资金的管理、发放,而且要担保资助属实,因为资助者可以得到税收方面的一定减免,算是从国家那里得到一些回报。当然,我学成归国前专门去了一趟剑桥看望他,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上午。我们像好朋友一样聊天,我心里暗中惊异的是,他的产业实在太小,生活也很简朴,怎么有心资助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东方来客?

  根据这样的经验,我觉得襄樊市总工会举办以“感恩的心”为主题的捐赠仪式是不恰当的。假如我是受捐助的贫困大学生,不管我有多么强的知恩感恩之心,在大庭广众之下亦很难开口。设身处地地想,我理想的捐助者和捐助组织者,应该使事情悄然进行,我不想使我获得资助一事成为高声喧哗的事件。至于以后对社会的回报,我认为这是一个道德感的问题,而不是法定责任问题。而且,从心理上说,如果我在接受资助的一开始和过程中就不得不别别扭扭、有伤自尊地作了表示,我可能会产生“双方情义两清”的感受,而如果没有勉强的表态,也许我会一辈子记住我曾经受恩。

  根据这样的经验,我觉得河南慈善总会的做法也有欠考虑之处,他们今年的助学活动要求受助者签订一份“道德协议”,协议要求受助方承诺,参加工作后,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在不影响生活和工作的前提下,要自愿回捐不少于受助的资金3000元。类似情况还有,平顶山鲁山县两名企业家出资220万,资助82名学生完成学业,这些学生也要签订协议,承诺每年汇报一次学业,毕业后3年内还清钱,等等。

  河南慈善总会称,“道德协议”将是协商式,而非强制式。我认为这个考虑是不妥的:既非强制,就可以不执行,因此协议是无用的;既然不执行也没有违反“道德协议”,因此它会在客观上起到鼓励人们选择道德下限的作用。

  河南省慈善总会负责人还说,要求签协议回捐,是为了基金能长久运行。这种考虑虽然用心良苦,但不能用慈善或捐助的名义,改成某种名目的贷款。基金的运作有多种方式,但不能从受捐者那里直接回收。

  总之,讨论目前的“慈善风波”,我们不要把慈善和捐助与道德绑在一起。

范文九:让慈善远离道德绑架 投稿:熊矏矐

  “慈善一日捐”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慈善活动。通常,很多单位会以文件的形式要求:领导干部每人1000元,中层干部每人800元,普通员工每人600元。这样,个人在组织要求和维护脸面的情形下捐了钱,且通过捐款的多少,将善心与个人的道德水准划上了等号。类似于这样把道德强加于慈善的做法,正越来越像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让很多行善者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2016年9月1日我国首部《慈善法》正式生效,提出慈善是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是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在这种情况下,慈善更需要的是来自个人和组织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而绝不是受到道德逼迫的违心行为。   行善者要乐善好施   量“内心”而行   慈善是非功利性的。不要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去做慈善。当然,我们也无需因为没有参加某些慈善活动,而忧心他人和社会的道德评价,不是遵从于内心的伪善行为也是不能持久的。   对于个人如此,对于一个组织或企业亦然。特别是国有企业,慈善捐赠的是国有资产,能不能捐或捐多捐少都没有决定权。我们不能为了博取政府欢心和外界好评,而不合理地、甚至违规处理捐赠资金。这样的慈善行为也是遭受了道德绑架的冒险行为。   助善者要规范有序   量“持久”而行   助善者指的是慈善机构。它们在社会慈善活动中作用,决定了慈善事业的生命力。今年,我国首个“中华慈善日”确立的主题是“以法行善”,可见“规范”将成为慈善机构的硬约束。慈善机构的规范不仅仅是资金使用上的公开透明,还应该体现在劝募方式和激励手段上。   劝募行为应该尊重个人和单位的意愿。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与组织和单位的沟通中,应该进退有度,不死缠烂打,更不能占据“道德制高点”,去要求参加慈善捐赠。   战国时期,鲁国有规定,凡是在他国赎回鲁国奴仆的人,都可以从国库中报销赎金。这样的国策激励了更多的鲁国人愿意参与解救落难的本国奴仆。如果鲁国的慈善机制能成为当今慈善的共识,逐步建立一套激励措施,未尝不可以促进国家慈善事业的进步。   监善者要营造氛围   量“方式”而行   媒体在慈善活动中不恰当的引导方式,比如进行道德排名,可能会给慈善带来伤害。大众需要通过媒体知道一些义举,但是他们既不愿看到通过媒体而拉开的变味的攀比战争,也不愿看到自愿的慈善行为在舆论的“测试和检验”下变成压力。毕竟慈善捐赠中,很多企业和知名人士由于公开的攀比而开出的空头支票,至今也未能兑现。   如果把慈善单纯看做一种“道德符号”,完全成为道德的评判标准,慈善最终将沦为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在这里,我想呼吁,让慈善远离道德的绑架,请把慈善的交给慈善,道德的还给道德。   编辑|罗曙辉 shuhui.luo@wtoguide.net   作者单位: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对外联络部

范文十:“慈善是道德的积累” 投稿:韩枠枡

   2007年1月1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头版《之江新语》专栏上发表了《在慈善中积累道德》的短评。此文不长,600字左右。但思想内涵丰富,论述精辟透彻,字字得力,句句实在,堪称马列主义文风的典范之作。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慈善”的论述,对进一步弘扬慈善理念、加快发展慈善事业、建设大美中国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树立慈善意识、参与慈善活动、发展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并引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慈善是道德的积累。”言简意赅,道出了慈善的最高境界。所谓“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也。爱因斯坦说:“一切人类的价值的基础是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道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承传的精神血脉。慈善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我国人民一直将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奉为美德。先贤们极力倡导的“仁爱”“兼爱”“博爱”,揭示了慈善的本质及其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激荡着一股知善、向善、行善、积善的慈爱文明之风,这是一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全国上下,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无一不在这种道德实践中,开始了道德积累。这种道德积累,有助于提高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责任感及公众形象,有助于切实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无疑,这种道德积累,为构建和谐、富裕的大美中国,积淀了人世间“最美好、最有价值的财产”。(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习近平同志还在《在慈善中积累道德》一文中,对一大批企业家和先富起来的人由衷寄语:期望他们“主动、勇敢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积极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成为“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令人欣喜的是,各地一大批企业家和先富起来的人,他们以“兼济天下”的精神,践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以自己的爱心和善行,不断积累个人道德和企业道德,不断提升自身和企业的社会价值,为发展我国慈善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他们犹如一颗颗“明星”高挂天空,光华四射,灿烂壮观。与此同时,我们大力提倡凡人善举,积小善而成大德,倡导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让慈善之光普照华夏大地。

   写完以上文字,笔者突然想起两位名人的胜语。一是法国学者爱尔维修《论人的理智能力与教育》中的“唯一造就道德公民的办法,是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二是英国哲学家罗素《权威与个人》中的“没有公民道德,社会就会灭亡;没有公民道德,他们的生存也就失去了价值。”真是振聋发聩、掷地有声。笔者认为,这两段至理名言,与习近平同志倡导的“在慈善中积累道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皆属醒世恒言,值得我们深思。须知,一部世界文明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民族的强弱,取决于公民道德素质的高低。这些,权作笔者的一点“感悟”吧。?�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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