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_范文大全

品中国文人

【范文精选】品中国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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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品中国文人

【优秀范文】品中国文人

范文一:品中国文人 投稿:叶蠘蠙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一本正是我们华夏子孙五千年历史巨著,它的作者就是司马迁。司马迁,他以民间的价值观挑战嗜血的汉武帝,他留下的文脉也是中华民族的血脉。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时期汉武帝的统治下,受到汉武帝的压迫,但他并没有对这种压迫所屈服,能受侮辱,也要完成《史记》揭开历史的真相。《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我被司马迁不屈不饶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他不怕被汉武帝杀头,敢于揭露事实的真相。虽然他最后被奸人所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他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钦佩与憧憬。

古人敢于揭露历史的精神,可是现在很多人为了名利,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这样的人十分可耻。

范文二:品中国文人 投稿:雷醠醡

《品中国文人》读后感

朱文佳

暑假期间,我读了《品中国文人》这本书。拿到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心中有一份担心,作家型的小川何以选择这样一块硬骨头?能说出前人未道之言吗?但是一篇篇读后,此书对我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作家用全新眼光处理着传统的材料。内容结实,文笔一泻千里,作者凭借几十年深厚的积累、良好的艺术修养,写出极带情感色彩,类同当年梁启超的新体散文,它们“不守家法”,信笔而来又舒卷自如,议论雄辩,别具一格。

在刘小川品述的文人中,有众人皆浊我独醒的屈原,有被汉武帝阉割的司马迁,有旷达笃定的嵇康,有举目悠远的陶渊明,有毫气浪荡的李白,有忧思纯美的杜甫,有丰瞻细腻的白居易,有柔肠旖旎的李煜,旷达明睿的苏轼,壮怀激烈的辛弃疾,有美女词人李清照,敏感深刻的曹雪芹„„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乐观旷达、积极向上和风骨柔情。

屈原,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他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司马迁,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众所周知,他是身体不完整的伟大的男人,汉武帝因李陵冤案而废掉了他的生殖器。悲剧发生在他四十七岁的那一年,从那以后,他称自己是“刑余之人”。他是在侮辱和愤怒中完成自己的伟业的。今人可能单从性能力丧失的角度来看他的悲剧,而在司马迁,侮辱是第一位的。

司马相如,西汉大辞赋家。三十岁以前他一直落魄,碰上卓文君,命运才出现转机。这桩使他名传千古的风流韵事,还带给他财运、官运。财、色、权、名他样样占齐了,一辈子过得舒坦。换成今天的思维,人们会一拍大腿说:这美女值,太值啦!

陶渊明,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又是什么人呢?他是苏东坡最崇拜的人。东坡先生提到他,永远是学生的口吻:“渊明吾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陶诗109首,东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东坡看来,李白、杜甫还在陶渊明之下。苏东坡这种境界的人,尚且从陶诗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养分,我们今天怎能错过?我们错过了陶渊明,岂不等于俄罗斯人错过普希金、英国人错过莎士比亚、德国人错过荷尔德林?

李白,我国唐代诗人,有“诗仙”之称,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性情于常人有二,但李白的精神如天马行空,行云流水富有张力。文人坚持原则,美政思想和清洁精神是至关重要的。脑子装有尧舜孔孟老庄等等亚圣的思想可以修文人的性和身。他为人放荡不羁,一生喝酒寻仙渴望做大官报效祖国。他有家室,常年不归家,貌似置家人不顾,这点让我很失望,因他无对家人的责任感,我便毫不客气地将伟大的李白逐出我心中的秘密花园。但不可否认的是李白的诗句确实很伟大,《将进酒》、《蜀道难》等的气势让我叹为观止。不能因为他为人

让我不满意,而对他的诗句以眼带颜色而置之。《将进酒》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

杜甫,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个家道中落的满载历史的老人,他心怀天下慈悲的情怀很值得我学习。他早年与李白一起游学炼丹,参加科举考试不幸未中,晚年靠官场中的知己接济而生活。他死得比较惨,晚年在船中漂泊,几天不曾沾粮食,朋友送他几大桶牛肉和酒菜。谁知这牛肉是病牛,饿慌了的他猛吃一顿后,天天拉肚子,医治无效,加上年老经不起折腾,如一叶扁舟飘逝于苦难的人间海洋。他伟大的艺术照耀千古,我敬仰他佩服他,但因其不能处理好现实导致潦倒破落致死,这让我对他的欢喜之情退后三尺。

白居易,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李煜,南唐第三任国君,史称李后主。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

辛弃疾,南宋爱国词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郁孤台就像辛弃疾。不知赣县今犹存否?那是绝妙的天然雕塑。辛弃疾武艺高强,谋略过人,却长期受南宋朝廷的排斥,一身本领闲置。他出身于沦陷的山东,二十二岁就拉起两千多人的队伍,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打击侵略者。他的军事论文《美芹十论》,显示出对金作战的非凡的战略眼光。可惜一腔热血化作东流水。“忍将万字平戎策,换作东家种树书。”

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低下。古代史书中男人的名字浩若繁星,而女人的名字寥若晨星。宋以前,女人很难留下她们的名字,比如李白、杜甫的夫人,我们只知姓氏。名女人如五代十国时蜀国的花蕊夫人,风流文采,芳名远播,但她姓甚名谁、系何方人氏,却罕有人知。

曹雪芹,我国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著名满族文学家。中国长篇名著《红楼梦》的作者。一部《红楼梦》,写了金陵十二钗尚嫌不足,又要写金陵十二副钗。一大群女子,携带着她们各自的命运向我们涌来。而两百多年前,她们都在曹雪芹的眼前、笔下、睡梦中。作者化身为贾宝玉,与她们同呼吸共命运。亲历并见证豪门大族之败、封建大厦之倾。

鲁迅,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鲁迅用自己的笔战斗着,用文字开始了和旧势力、封建思想的斗争,成为那个时代中的一杆旗帜。他用雷霆之语警醒世人,解放了一代人思想。

语言创造的文化,在历史传播中,难免带有种种的遮蔽,客观的语境变迁,人为的曲解利用,让原本清晰的图像变得模糊不清。从关注人性变化出发,将语言艺术看作是情感与心灵的外化,刘小川的品评直指生命本源,挣脱出了层层枷锁,他对古代文人前贤的理解有一种可贵的深度,例如对于田园诗人陶渊明,习惯的说法是他辞官归回田园,看作是仕途不畅的人生退缩,但刘小川的眼中,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一种人性价值的确立,他关注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写鸡、写狗、写桑麻、写炊烟,是用朴素的语言,将人生朴素的欣悦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朴素,以一个人的真为底色,情性真,感觉真,心灵真。陶渊明田园诗的文学价值,是对抗着当时流行的堆砌词藻,拿语言作排场的六朝文赋。对于宋代词人陆游的评说,作者认为,流泪疾书岳飞《满江红》,时时怀念唐婉的陆游,是词人博大情怀的反映,他爱国爱酒爱山川爱美女,由此,他鄙视一切野蛮与龌龊,这种爱与恨贯串陆游的一生,构成了他的光荣与梦想,狂放与落寞,欢乐与辛酸。

古时文人前贤的时代,他们经历的历史事件,刘小川在对他们人性的关注中,

生命体验的解读中,一一找到了互联点。人与人的沟通与理解,此时拆除了历史的遮蔽,遥远古代的“血肉丰满,强大的个体”,变成了今天读者的朋友与前辈,让人们觉得真实,亲切。

刘小川的品作,虽说字里行间充满激情,但是,它与近年来风靡大江南北的“大散文”相比,写得平实。这种平实是一种艺术修养与功力。它在叙述中,并不强加许多主观的议论,相反以崭新的历史文化视角展示自己的发现。

《品中国文人》一书,集华夏历代文人于一体。她从战国时期的屈原、司马迁,写到魏晋时期的嵇康、陶渊明;从盛唐的李白、杜甫,写到南唐后主李煜;从南宋的苏东坡,写到明清时期的曹雪芹;对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的品述,刘小川先生用了整套著作的近十分之一篇幅,可见鲁迅先生在文学界的影响力。

细细看来,中国历代文人真是个可歌可泣、百折不挠的群体,是传承华夏文明的生力军,是家国苦难的承载者,是自然律动的倾听者,是封建强权的反抗者,是涵养世界的拓荒者,是演绎生活的探索者——中国文人的风骨柔情、生存姿态和生存向度,明明白白地指引着当下中国人励精图治、奋发有为。

范文三:中国文人之品 投稿:薛駑駒

  在朋友家闲坐,随手翻开《品中国文人》一书,映入眼帘的是作者的卷首引语:“思想最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不禁脱口而出“果然有品的味道”。

  于是很想细细读下去,朋友欣然答应让我带回家慢慢品。这本书让我对中国文人这一群体有了新的认识。刘小川以其独特的角度时而激昂、时而委婉地为我们逐一剖析了一个个著名文人,将他眼中的中国文人的独特品性一一道来。作者似不经意的调侃和似乎散漫的表达,让我不禁哑然失笑――史实的确如此吗?不过读着很舒服,悠悠然慢品其味道――轻松。

  文人身上共有的一种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的风骨。风骨何解――就是指人的气概和风格。而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所呈现的文人集合正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中国文人。

  入选《品中国文人》首位的是伟大的诗人屈原,这是一位有风骨的真文人,他用其敏锐的目光洞察出盛世的光环下那一丝丝黑暗,多次向楚王进谏并主张联齐抗秦,却不断遭到联秦派的反对和诬陷,被楚王三次放逐。即便遭遇如此不幸,他依旧心系国家,情系山河。这就是一个文人的风骨,一个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舍弃宝贵生命的人。一个写诗、撰文、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何以这样令人敬仰,是“铮铮风骨”,是精神使然,是中国文人的代表和楷模,当然要第一个出场。

  接着,此书还为我们介绍了忍辱负重的司马迁,不畏权贵的嵇康,心境高远的陶渊明,对月畅饮的李白,历经苦难的杜甫,家族突陷窘况的曹雪芹……这里的每一位文人都即使经历困苦也信守自己的人生准则,永不舍弃自己的理想。这就是中国文人的风骨。这风骨成就了千古流传的诗文,成就了让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这些中国文人。

  如今又有几人能像李白那样大声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过,文人也是人,想要流芳难呀!

  难吗?要是具有中国文人之风骨就不难。但其实做人又为什么非要流芳呢?世上的人更多的是普通人,是沧海一粟而已。

  如今的校园早已不是世外桃源,可无论外界的大环境怎样,我们能坚守自己的执着吗?能不随波逐流,耐得住寂寞吗?

  看似难!其实也不难!只要我们有一颗坚守之心,坚守我们的道德底线,恪守职业道德,不为个人名利牺牲学生的健康成长,堂堂正正地做人,清清白白地为师。■

范文四:品中国文人有感 投稿:丁璗璘

读《品中国文人之曹雪芹》有感

不久前,我读了刘晓川的《品中国文人》一书。读罢不禁感慨万千。有感于刘晓川对文字拿捏,他的文字,融诗情、史识、哲思于一炉,以娓娓道来的笔触探究历史的奥秘,表现出对古人文化风度的追怀;有感于作者对中国历代文人静心地品味,这需要何等的痴心和情怀。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红楼梦》开篇作家曹雪芹的自嘲,文章的开头一般起引出下文、设置悬念的作用,而这五言绝句又设置了何样悬念呢?我想,其最想介绍的,还是“其中味“这三个字。 那么“其中味“是指什么呢?让我们举起茶杯,跟随作家刘晓川的笔触,体会作家曹雪芹的滋味吧——“一位清代作家写小说,名和利都谈不上。“小说者流,盖出于街谈巷议„”曹雪芹这三代豪门子弟,忍饥受寒还遭人白眼,“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他每天在破窗下不停地写,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在纸上过日子。”曹雪芹撰写《红楼梦》时以已家境衰落,他从钟鸣鼎食到一贫如洗,从阔少爷到穷公子,面对食不果腹的窘迫生活,曹雪芹并没有臣服,他只过好“纸上日子 ”便满足,

可坚强也是有“底线”的,曹公口中不说,心中难道也不为生计发愁吗?或是说社会的腐败已令他失望不已,没有心思再去理会纷繁俗世?而面对世人的白眼,他却也真正做到了“难得糊涂”啊!曹雪芹是可怜的,是坚强的,即使是“举家食粥酒常赊。”他都挺了过去,并坚持不懈的写下了《红楼梦》这部著作。我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第一口茶,酸酸涩涩的,就敬曹雪芹的坚强与给他创作灵感的生活经历

“脂砚斋,则是曹雪芹的红颜知己。这是一个美丽的、大写的名字,是伟人身边的奇花异草。”作家刘晓川是这样描述脂砚斋这位奇女子的,当时,其貌不扬且家境落魄的曹雪芹为什么能获得“气质美女”的芳心呢?自然是因为他的出众才华与坚贞品格。脂砚斋为了曹雪芹的创作,还写下了将她惊人才华融注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曹雪芹为千红一哭,呕心沥血油尽灯枯。脂砚斋为曹雪芹泪洒相思地„„”,患难时刻,曹雪芹仍能得到红袖添香的待遇,着实是幸运的。抿下第二口茶,有一种回甘的味道,就敬曹雪芹的一段甜蜜时光与给予他鼓励的

红颜知己脂砚斋。

“ 曹雪芹的幼年童年少年,和贾宝玉一样,专与姐姐妹妹厮混。他是呼吸着浓郁的女性气息长大的,所以,他的女性视角来得天然。”初见书中这段话,想笑,但静下心来看,心里又有了些苦辣味儿——怪不得有人说《红楼梦》中大多是女孩子,原来作者从小过的就是近似女孩的生活啊,可他们家乡的习惯怎能扼杀了男女之间的性别之分呢?再一想,理应还是作者说的对:“男性,男权,男人的四书五经、文治武功,通通是浊物汇成的滚滚浊流。他自己呢,虽然命中注定是个浊物,却发现了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儿世界。”,也正是他对女孩子的了解,才写下了《红楼梦》这部巨著啊!最后一口茶,有点苦,但马上又转成了稍好些的辣味,这一次就竟不小心闯入女孩世界的曹雪芹与让他了解女孩的种种家乡风俗。

品味曹雪芹的生活种种,“酸,甜,苦,辣”都被他占全了,就是这生活的各种滋味儿,开始了一个文学时代。而曹雪芹的病逝也代表了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此书的作者笔下还对旷达笃定的嵇康、举目悠远的陶渊明、豪气浪荡的李白、忧思纯美的杜甫、丰赡细腻的白居易、柔肠旖旎的李煜进行了细细地品味„„让我们仿佛能穿越时空,感受到他们的呼吸,看到他们的傲骨。

刘晓川为我们写下了一部中国文人的心灵史,谱写了一曲文气与浩然正气之歌。

范文五:《品中国文人》目录 投稿:胡輆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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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历史品中国文人

挖掘历代文人单个生命的文化向度

揭示历史是由鲜活个人书写的真谛

全书囊括了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历朝历代出现的18位大文人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功绩,再现他们当年生存的真实和局限,评点他们的文化创造带给中华民族的贡献和缺失。

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苏东坡、柳永、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曹雪芹、鲁迅

中国中生代实力派小说家刘小川历时近两年,倾心奉献

《品中国文人》 作品相关 《品中国文人》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漫长而丰富。中国很早就有记载自己民族历史的优秀传统。

本书尝试着从中国历代大文人的角度来勾画历史与文化的脉动,以这些与中国历史与文化相关联的单个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所有文章融文史哲于一炉,同时也注入了作者作为一个生活在今天时代的文化人的见解和情感。

本书的作者原为小说家,在对这些文人和历史的讲述中也融入了文学的笔法,展现出作家雄厚的笔力、丰富而艺术的再现力和广博睿智的人生阅历。

《品中国文人》 作品相关 《品中国文人》 目录

屈原

司马迁

司马相如

嵇康

陶渊明

李白

杜甫

白居易

李煜

苏东坡

欧阳修

王安石

陆游

辛弃疾

李清照

曹雪芹

鲁迅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结束语)

范文六: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 投稿:吕藆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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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要去当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等人的儿子,总之,职业分布相对宽泛,吃官俸者少。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有着深广而持久的联系。

  古代多战乱,不是汉人跟汉人打,就是汉族与游牧少数民族打,百年兴旺的家族不多。几位贵族大文人,屈原,嵇康,李煜,李清照,曹雪芹,皆为厄运所造就。

  古代文人走向官场或背向官场,其“生存路数”是高度一致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像孔子这样的人连年穿梭于列国,形如丧家之犬而大脑高速运行,想透了很多大问题。秦汉结束了诸子争鸣的局面,几百年间虽时有反弹,却朝着大一统:儒学一统天下。唐宋更以科举的形式将学问与俸禄直接挂钩。读书人,不能金榜题名就得回家种地。“耕读传家”,传了一千多年。这是中国特色。

  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众多的文人一入官场,往往把圣人的教导抛到脑后,按官场套路行事,为非作歹者代代有之。像北宋的舒、李定,一个状元,一个才子,干缺德事却格外起劲;已经是小人之尤了,他还满口正人君子。再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词好,人品却成问题,他看不起浪迹于底层的柳永,对欧阳修以貌取人,科场做王安石的手脚,安插自家人。

  不过,文学大师们好像都是正人君子。

  从屈原、司马迁到鲁迅,谁不是正人君子呢?

  文气与浩然正气是连通的。歪风邪气写不出传世文章。阿谀奉承只能写出令权贵开颜的文章,譬如汉赋。战国时期,已经有“文学弄臣”这种角色,到汉代,皇权大如天,弄臣们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汉语作排场、列方阵,绞尽脑汁歌功颂德,拍马屁拍出了高招。

  司马迁抵抗皇权,司马相如依附皇权,这两条线由两位司马作了开端,长长地延续下来。论数量相如式的人物为多,然而文豪们都排在了屈原、司马迁的身后。为什么?因为真性情才能留下好文字,虚情假意浮夸拍马只能得意于一时。谁想去读那些个扭曲人性的拍马文字呢?除非他想学拍马。皇帝和歌颂皇帝的文字一同死去。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这类拍马文字多得数不清呢,却被历史轻轻的一巴掌拍进永远的黑暗深渊。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这一声喊,喊出了无数心声。

  李白的性格在常人看来是有毛病的,杜甫对此感慨说:“世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李白的精神有如天马行空,却又生活在地上,于是有了矛盾,形成了张力。李白的诗歌艺术受益于这个张力区。犹如冷暖气流相遇,生风生雨生雷电。

  李白为人有毛病,称不上道德楷模,但李白也是正人君子,一心想做“鲁仲尼”式的大儒,安邦定国。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碰上高力士、杨国忠这一类弄权高手,马上就斜视、就对立了。他在翰林院这种地方狂饮八百天,未必不是效仿刘伶、阮籍,虽烂醉如泥而心中雪亮。苏轼称赞他:“戏万乘如僚友,视同侪如草芥。”魏万颂扬他:“一生傲岸。三十年未尝低颜色。”

  盛唐中唐的翰林学士,多少人学会了进身术钻营术,晋升为宰辅之臣。李白在这个位置上一待三年,却只管以李白的方式行事,不管皇帝心思,终于被玄宗打发掉了。

  唐朝的文人已经很强大了,奔向皇权又越过皇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随身携带了两件宝贝:一是儒家的为政理想,二是鲜明的个性。

  在深谙儒学的文人眼中,皇权至尊,但皇帝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有两样东西制约着皇帝:天意和尧舜时代的政通人和。文人对皇帝念叨天意、尧舜,像念紧箍咒似的,皇帝很头疼,却还不敢反驳:反天意反尧舜那还得了,还要不要国运、还坐不坐龙椅啊?杜甫好不容易做了个左拾遗,区区八品官,却不按唐肃宗的意图行事,论救房,从此失意。失意的杜甫还写诗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文人坚持原则,文人不知悔改:“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不能在楚国为美政,于是披头散发行走在荆楚大地上,走了十年,郢都沦陷之后他纵身跳进了汨罗江。两千余年古代史,这是最伟大的自杀,将生命与美政、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景仰他,一直景仰到今天、到未来。

  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清洁精神,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杰出的文人,脑子里除了装着尧舜、孔孟、老庄,还装着屈子。而自从孟子被奉为“亚圣”之后,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又使文人手中多了一件法宝,一有机会就要亮给君王看。

  历代皇帝,忌惮天意、顺应民意、追随尧舜者,皆为所谓明君。反之则为暴君昏君。

  历代的一流文人,没有一个是小人;凡为高官者,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这一层,值得深思。

  儒家讲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较认真的。

  在古代社会的权力格局中,诗人们还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颂扬声中头脑清醒,睁大眼睛辨认着乱象。文人几乎都是历史学家,有历史感,有大局意识。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号再过一万年也是伟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一连串耀眼的名字,写下了杰出的美政篇章。像苏东坡,更是巴心巴肝为百姓谋幸福,一生辗转几万里,百折不挠,“九死蛮荒吾不恨”,虽尧舜再生也不过如此吧。苏东坡把中国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极致。他同时又是文化的巅峰期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文化与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针对这种结合,尚须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合?

  苏东坡师从欧阳修,欧阳修眺望白居易,而白居易又紧紧地盯着杜甫……长江后浪追逐着前浪。这就是所谓文化传承、价值观传承、生活意义的传承。

  “品中国文人”的写作过程中,有些未曾见过的词汇几乎自动涌到我的笔下:文化本能,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链,文化基因图谱;生存落差,生活的意蕴层,生活的完整性……我冒昧地写到文章里去,似乎得到了读者的默认。

  漫长的古代社会,有着大致稳定的“价值的天空”,覆盖着巍巍朝堂和穷乡僻壤。孔庙无处不在。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尚有待唤起深思。解构这块价值的天空是必要的,摧毁这片天空却是可怕的、灾难性的。人是离开了“意义”就会活得很艰难的一种生物。“意义”如同虫子的触须,一旦拔掉就会四处乱转,“昏天黑地在社会上混”。价值观的固化和虚无化都会导致灾难。西哲如狄尔泰、卡西尔、马克思・韦伯等早已证明,生活的意义是由文化来维系的。自然科学追求实证,而文化谋求价值观,追求生活的意义。文化高于个体生存。

  对普通百姓来说,这块价值的天空可能会显得有些抽象,但是对苏轼或欧阳修这样的文化精英来说,这块天空是具象的、可触摸的。文化精英们有良好的文化直觉。

  归根结底,所谓文化,就是让抽象的东西具象化,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让有效的价值普适化。

  文化的抽象功能直接源于语言的抽象。

  这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的大师往往是生活意义的大师。

  孔子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

  这里的“文”倒不是文饰,不是漂亮词藻。它是指运用语言的抽象功能洞察生活、社会实践的能力。

  孔子、老子、庄子,从及后来的释迦,都是广义上的文人。

  也许可以这么说: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主要是由文人来提供的。

  

  历代文人都有很强的个体特征,这也给他们的命运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奔官场、走仕途,所以这种悲剧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作家与此不同。而中西文人在这个层面的对比研究似乎不多见。

  古代文人奔官场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这样的“诗圣”在长安求官求得那么曲折艰难,给权贵写诗献赋,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却始终不变。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杜甫的“不变”?

  类似的发问,可以针对很多文人。

  文人是坚持个性、坚持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后。古代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不坚持就没有失意。辨析这个绵延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现象,不能倒果为因。

  前面提过,孔圣人也是到处碰壁的。

  只有老庄这样的东方大哲,才不跟历史的进程正面接触。他们生活在别处,仿佛轻松潇洒地指点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老庄的智慧迄今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顶级智慧之一。这样的智慧让时间的流逝变得无关紧要。谁能测量它的终点呢?有人怎么也想不通,干脆把老子说成外星人……�

  唐宋以来的古代杰出文人,其运思无不在儒释道的框架之内进行。这个卓越的、能穿越历史的文化结构支撑着诗文的不朽,也为今天的哲学性思考提供具有民族特征的全球视野。

  没有哲思就没有文学。

  尤其在当下,赢得具有民族性的全球视野乃是当务之急。

  

  古代文人的“生存悖论”在于:他在坚持个性与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失掉了许多历史性的契机。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三个正人君子,杰出的政坛人物,却不能抱团形成合力,各唱各的调。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宁愿离开汴京到洛阳写他的《资治通鉴》。如果他留在中枢,以自己的某些妥协换来王安石的妥协,那么,熙宁新法的成功面会增大,赵宋的国运或许能好一些。在今天看,王安石的“骤行新法”和司马光的“尽废新法”,都含有文人意气的成分,与现代的政治智慧是有距离的。荆公绰号牛相公,温公绰号司马牛,两条牛狠狠斗在了一块儿,谁也拉不开。而“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在朝廷的坦率、坦荡,“性不忍事”,既令人钦佩,又令人叹息。

  老谋深算的政坛人物,哪能由着性子锋芒毕露。

  而杰出的政治家既有锋芒又能内敛,其战略性眼光和战术性的步骤高度合拍。

  古代文人的意气用事,北宋政坛可见一斑。意气用事是说:意气有用事的空间。而文人的意气用事对民族心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情感、情绪的逻辑畅行时,理性便缩小了地盘。

  这当然与“人治”有关。政治理性与制度的构建是同步进行的,古代官员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当文人越来越像个文人的时候,他离他想要追求的理想政治就越来越遥远了。

  尽管如此,儒家文化的担当天下、以民为本,文人为官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广阔视野,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民族遗产。苏东坡这样的官员,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好官的楷模。

  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看也有问题。我不知道圣人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圣人之言,是容易教人把“利”与小人相连,将“义”和君子相连。君子固穷也罢了,他还要视富贵如浮云。圣人为了防范人性恶讲了很多格言警句,却显然妨碍了人性的自由伸展。窃以为,《论语》对人性是有遮蔽的,挡住了后来的思想家们投向欲望的视线。汉儒、宋儒、明清诸帝又强化这个遮蔽。欲望未能受到辨认和追问,反而导致一轮又一轮的欲望泛滥。

  中国古代,女性受到歧视,直到曹雪芹,才发出一声惊破千年的棒喝:女儿是水做的,钟山川之灵气,须眉男子是浊物!曹公笔下姹紫嫣红的金陵裙钗,照亮几千年。

  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我反复看,受益非浅。不过,利和欲两个层面,孔子的言论就摆在那儿,任凭先生怎么强为之辩也显得难圆其说。

  仁义道德的宏大叙事长期压制欲望和功利,而文人几乎都是儒者,自己受影响,又去影响更多的人,扩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了,市民社会兴起了,但文人重义轻利的意识还是很顽固。士大夫中的杰出分子,确实能做到君子固穷。司马光、王安石两位名相,都不提倡消费。当然,他们有针对性:针对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辛弃疾这样的豪放人物、北方汉子,对南方大城市的商品贸易是颇有微词的。苏东坡则发出感慨:“处贫贱易,安富贵难。”东坡在富贵与贫贱之间反复折腾,将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从几个方向推到极致,成为生命之绝响。文化大师们身体力行,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而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在广袤的民间,在从北到南的各类民风民俗中,钱、利、色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最典型的是戏台上的文弱书生,一谈钱他就羞羞答答,一近色他就缩手缩脚,一抬脚他就很像唐僧……汉唐宋文人的血性野性不见踪影,且不说先秦雄风。看来是明清御用文人做了民间艺术的手脚,以道德压人性,以官僚阶层的趣味锁定大小戏台:从内容到形式。官僚们尽可放纵,却要让天下百姓活得中规中矩。

  中国的国粹鱼龙混杂……�

  古代社会,对功利的严加防范可能是最大的遮蔽之一。这使中国人步入现代社会举步维艰。对欲望的持续高压使欲望扭曲变形,病态的人,病态的生活,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揭示。不过历史有惯性。曾几何时,我们经历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狠批私字一闪念,农民卖几根葱姜蒜都要东张西望,担心市管会。及至国门洞开,经济高速运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良莠不分的洋观念也蜂拥而来,令人一时难辨好坏。受到压抑的欲望在短期内强势反弹,功利二字在商品大潮中膨胀开来,又形成新的遮蔽:价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威胁。更有甚者:连工具理性都退避三舍,让位给非理性的欲望之舞。

  欲望的收缩与膨胀,看来都不是好事。

  我怀疑“现代”这样的字眼,在其他国家的使用频率不是这么高的。“现代”的呼声分贝太高,“传统”会郁闷的。老嚷现代者,给人的印象是生怕传统拖了他的后腿,必欲弃之而不顾。走极端的家伙,则把数典忘祖当时髦……�

  现代与传统不应该呈现二元分割的局面。支撑着这种分割局面的,乃是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模式。

  而眼下,文化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此欢呼。

  

  综合上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文人的智慧通政治智慧,所谓文治武功,文是首要的。文以载道,文道合一,道是意识形态和普适价值。从屈原到梁启超,文人侍读、做太傅、修国史、变法度,形成蔚为大观的传统。历代高士、谋士、名相、名臣,都具备很好的人文素养。像张良,把兵家、道家、儒家的智慧高度融合;像诸葛亮,贯通了儒、法、兵、道、墨等源自先秦的诸子智慧,游刃于异质性的境域,诸学皆明亮――诸各亮。

  二是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余波未息,某些作家或学者,要么以媚俗的方式趋利,要么摆出大拒绝的姿态固守着象牙塔。这趋利与拒绝,都是古人的不言利在当下的变式,前者易滑向低俗乱来怪叫,后者则可能趋于自说自话,让骄傲变成骄傲本身,失去作家与世界之间的宝贵张力区。丰富的内心总是指向世界的。所谓背向世界面向自己,弄得不好就流于孤芳自赏孤掌难鸣。

  三是古代文人的奔官场情形比较复杂,文人有趋炎附势,有清高,有脆弱:碰上小人庸人他就生气了郁闷了,转身走掉,置事业于不顾。文人敏感,浪漫,情趣多,反正他有的是去处。官场污浊他就奔田园,人事混乱他就做隐士。所谓至情至性者,也常常是脆弱者,像欧阳修的易受伤,王安石的狷介不容人。文人活向真善美,活向政治理想主义,既创丰功伟绩,又构筑了“清高”这一道有着自保意味的心理防线,这两方面的遗产都有待清理。清高,脆弱,发牢骚,撂挑子,耍嘴皮子……都有历史惯性。

  而历代文人感天动地的,是他那担当天下的超越性:超越他所属的强势阶层,把深度关切的目光投向苦难苍生。例子很多,值得专题研究。杰出文人都是百折不挠的血性汉子,不拿信念、原则与个性去做交易,他们是照出政客、小人、市侩嘴脸的明镜。文人失意有前提。“失意文人”这个流传甚广的词组须重新考察。杰出文人的失意,倒是直接导致了生存境域的敞开、生命的强化、美感的横呈。古代许多文人,如果稍稍向君王或权贵让步就会得意的。然而他倔,流放、受刑、连累家族乃至身首异处血溅七尺,他不改其志。失意文人不失信念。历史的长河中这是非常宝贵的品格。而古今官场,人文修养的缺席是不可想象的:龌龊之风将畅行无阻。

  

  2

  在审美领域,古代文人的贡献怎么说都不过分。而这个“怎么说”尚待深入和细化。在文化、文明大碰撞的世界性格局中,我们的审美传统需要再回首、再掂量。本文仅限于谈一点感受。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思,是民间的男女之思。孔子这个著名短语,为民间的东西定了调。后世文人几乎都向民间借力,汲取民间的各类精华。屈原未必尊孔,可他的作品与荆楚大地息息相通,同样对文人有多重指引。孔子,老子,庄子,屈子,以“文”的方式化育着后世文人,滔滔源头流向南北东西,绘出华夏的人文地理。

  这个人文地理,具有特殊性、唯一性。

  汉字汉语多歧义,有弹性,“内存”难以测量,更能诉诸审美直觉。逻辑性思维的不够发达,倒给审美直觉腾出了空间。

  不过到了近现代,尤其到当代,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也比较发达了。这表明在汉语中长大的人也能学好数理化,能搞科研经济。汉语一度自卑、受指责,为时仅有几十年,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现在汉语的抬头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的汉语热不消细说。

  汉语中所蕴涵的价值观正以各种方式输出国门去,价值观的“贸易逆差”可望扭转。

  汉语艺术,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

  屈原不能为楚国效力,生命力就转向语言艺术,行吟诗人,苦吟诗人,至死和语言艺术同在。杜甫半生苦难,颠沛流离,却几乎每天写诗,牢牢栖身于汉语艺术。苏轼出川,陆游入川,舟车长驱几千里,也几乎每天写诗。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为了减压、放下生命的重荷吗?

  写作的原始冲动中有减压的成分,然而更多的,却显然是为生命增光添色。

  艺术使人洞察人生。艺术把生存诸环节、人生各情态展示出来,为一切情绪赋形,为生存之境域、生活之境界赋形。

  古今中外艺术家的本源性冲动高度一致。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杜甫的长诗《北征》中这开头几句,一来就摄人心魄。苍茫问家室,它带出的境界雄浑壮阔,不让陕地之黄土高原,什么画笔能描绘、什么仪器能精确测量呢?画笔或镜头庶几能表现出几分神韵,仪器却派不上任何用场。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这是自况。他又描绘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宋人形容东坡的诗词:“如天风海雨逼人。”形容柳永则是:“二八娇娘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李煜的爱、恨、哀、愁,柳永的羁旅情愁,李清照的轻愁浓愁……相同的愁字,不同的微妙赋形,带出各自的命运特征。而这些都是人类的基础情绪,汉语诗人们为它们永久赋形,散发着强烈的华夏文明的气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二月春风似剪刀。”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欲将西湖比西子,淡汝浓抹总相宜。”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林冲雪夜上梁山。”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嗬,真是美得!

  我不过是随手举例。沧海一粟而已。

  老外们咋能不学汉语?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赏这些妙语妙境。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美是精雕细琢。美是展示最微妙的人生情态的差异。差异的持存带动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审美的强度,就是生命的、生存的高度。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文人越是到了穷途末路,越能“诗穷而后工”。生存的落差,往往导致生命力的强劲反弹。读鲁迅我们悟出,漂亮而坚硬的钻石般的文字乃是长期受力的结晶。

  古代大文人,几乎全是生存落差的产物。“落差”是在文人返身打量落差的时候显现为落差的。而打量意味着持久而深入地看,看人事,看自然,看鬼神。“落差”是看出来的。

  深入地看,于是有了超越性,有了向上的生命形态。而深入的前提是能够深入,这里修身是关键:修道德之身,修审美之身,修悲悯之身。以白居易为例,他在京城做着高官,却能学杜甫细看普天下的受苦人,不惜得罪那么多的权贵,写出直接干政的《新乐府》、《秦中吟》。他投向风雪中又冷又脏的卖炭翁的目光是多么深入。

  当古代文人写出他们的生命体验时,这体验就通向了任何人,将生命的强度带给任何人。而杰出艺术的获得有个前提:活得投入。活得投入的人才“有”生存之落差。陆游对唐琬长达六十年的怀念堪称范例。深切的怀念源自深度生存。

  古今人杰,没有一个是浅表性生存,活得嬉皮笑脸的。

  顺便提一句:眼下具有病毒特征的、嚷着要“娱乐天下”的浅表性快餐式生存,正迅速消耗着自身。我们日后要做的,只是跟踪残余病毒的转移。这情形如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趋于式微,“新历史主义”登场。

  

  康德说:“美是无利害的愉悦。”

  看见一朵花一片云,人就会高兴。这高兴与生计无关,与功利无关。“清风明月不用买。”

  传向千万年的艺术精品,均与功利无关。

  唐诗之盛和唐朝的以诗取士是有关系的,宋词之盛与宋朝的文人主政也有关系。但不能说李杜苏辛写诗词是为了取悦君王。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至少从《诗经》就开始了,经由楚辞、司马迁、两汉乐府、魏晋风骨而自成浩浩江河,“流”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惊涛拍岸三千年。虽有拍马文字扰乱视听,却不足以撼动江河。即使是李杜写给权贵的那些“干谒诗”,谁在欣赏或模仿呢?

  文学艺术的自主,就是审美的自主。

  杰出的艺术既不向权力场、也不向市场时尚寻求本质性的依据。中国古代文人,当他失意的时候他就得意了:得人性之意,得审美之意,得天地造化之意。

  “文章憎命达。”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曹氏家族不败,我们是读不到《红楼梦》的。

  为什么生存的落差会产生经典的作品呢?简单说来,可能是落差导致无穷的思索与激烈的感慨,强者在逆境中变得更为强大,理性、感性、野性,强力推进瞬间喷发,有如原子的裂变。曹雪芹那不可思议的感受力、感知力是在十几年的创造性劳动中获得的。曹雪芹在书写中成为曹雪芹,重现了时光,重构了时光。红楼残稿吸引了多少续作者,而续作均以失败告终。这大约是上帝抛给人世的一个隐喻吧?

  唯有精神的强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记忆。曹雪芹是强悍者,惠及弱小者:《红楼梦》中的吃和用,也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精神记忆。而他究竟是如何重返、重现、重构时光的?至今无人能“解味”。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形式的规律就是毫无规律,她像自然界一样拒绝向人类知性给出她的本质。

  “在自然背向技术之处,恰好隐藏着自然的本质。”

  也许,在艺术背向意志之处,恰好隐藏着艺术的本质。

  而艺术和自然的本质就好比宇宙中的黑洞,只能靠环绕着黑洞的物质加以推测。黑洞本身不能观察。

  对人类的顶级艺术,我们只能抱着虔诚。当我们向杜甫、雨果、海明威或曹雪芹致敬的时候,会发现这敬意无边无际,怎么“致”都不为过。于是我们说:哦,这便是虔诚了。

  中国古代文人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馈赠。三皇五帝早就没了,唐宋帝国也灰飞烟灭,而传统文化的甘露始终是甘露。今日谁能说,他比天仙李白、地仙苏轼活得更精彩更丰富呢?

  文豪们屹立天地间……�

  审美艺术强化着感受力,提升着感知力。二者汇成思之力,使生命冲动朝着更高更强。前后《赤壁赋》是很典型的:苏轼贬到黄州,一变而为苏东坡,问宇宙,问山水,问历史,问生死,问有限与无限……无穷的追问,问出千古名篇。这也是英国大诗人艾略特所讲的“思想知觉化”。

  艺术是生命冲动的表达,这表达又强化生命冲动。冲动无休止,艺术无止境。

  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

  这话是说:艺术激发人感受生命的能力。不过兴奋剂也可能变成麻醉剂,所以海德格尔决定性地往前跨了一步,在惊动全球几十年的《艺术品的本源》中说:艺术是将真理设入自身。

  思与诗天然接轨。艺术是对生命、生存的终极追问。

  所有的艺术形式,本质上都是诗。

  “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审美不是生命的点缀,审美是生命本身。

  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才得以理解:为什么人是穷到极点也要美的。安徒生笔下那个划火柴的忧伤的小女孩,用一根火柴照亮了全人类的童话世界。而喜儿手上的那根红头绳,其审美价值带给贫家女儿的愉悦感,显然大于豪车带给某些靓女的“短暂开心”,靓女得了豪车转眼就索要豪宅,她被“贪得无厌”这类生存情态锁定,锁死,因物化而固化,因算计型思维的滥用而反被这种思维所算计,她等于自寻晦气,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可逆转地降到动物的水平上,生活质量也就无从谈起。“豪车靓女”的生存论阐释,大约是这样吧。

  我们重温康德名言:美是无利害的愉悦。

  顺便提一句,上海茅惠芳女士演绎的舞剧《白毛女》,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音乐般的雪花,那雪花般的音乐,那纯美的注视,那忧伤,那愤怒,那深山的孤苦,那浸透了人类 “基础情绪”――爱恨情仇――的激情舞蹈……美得叫人欲说还休。

  如果美是精雕细琢的话,那么美就是“慢”的产物。慢工出细活。量化无佳作。佳作有如佳人,可遇而不可求。艺术创作的领域,强化意志是要扼杀感觉的。

  我估计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也不敢说:明天写它两首好诗……�

  速度原本是个中性词,眼下在时间的层面上趋于贬义词。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惊呼: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三五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约而同的“心理时间”呢?我想了很久才悟出:是因为生活的快速运行丢失了细节,丢失了过程。算计型思维将生活分割成几大块,一刀切下,一眼看穿,粗暴抹去生活中极珍贵的模糊边界,令时间加速,使生命缩短。人陷入刺激与无聊的恶性循环,却看不见这个循环;单凭一己之力他也无法改变这个循环。生活的缓慢感是由生活的丰富性来决定的,反之亦然。韵味儿这种东西,严格排斥心浮气躁。

  活向刺激就是活向空虚,这是铁律。

  缓慢才“生长”丰富性;无欲方呈现多姿多彩的“欲之舞”。

  举童年为例,我们这代人的小时候是很丰富的,戏耍的花样无穷无尽,事物都具有“上手性”,细节无限多。童年少年因之而缓慢,好像过不完。不希望长大的孩子才是孩子,他有自足的孩子们的感觉世界、游戏世界。哪有什么提前敏感的钱、权、欲!哪有山一般沉重的书包,哪有章鱼(乌贼)似的吸空灵魂的网瘾:一颗颗小圆头被钉在了方形的显示屏前。

  生活的虚拟化乃是生命的虚无化。

  电子游戏的画面会互相抵消,会导致失忆:不复有鲜活的童年呈现于中年暮年。它的平均化又抹掉个性差异,催生千人一面。电子游戏最终所抵消的,是生活中千差万别的敏感性。它的根据维系在小小的“瘾头”上。瘾头是吸走生命的瘾头,它的扩张就是生命的收缩。

  仔细回想一下,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正常的小孩能同时敏感多少活生生的东西啊,意绪、印象、感觉,几千种是保守数字。当时也没人去数,去愚弄,去消灭事物的“上手性”,去粗暴拆除日常生活的模糊边界。

  物种的多样化,人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决定性的字眼是“慢”,而不是快。

  民间艺术,精英文化,生活意蕴,都是缓慢成形的,犹如自然界的所有奇观。我们不能只见光速之快而忽视宇宙演变之慢。人类蹦蹦跳跳,也许上帝常发笑呢。

  快与慢的辩证法,我们应当学着思考。

  中国的审美传统乃是几千年点点滴滴积聚而成,她的价值是恒定的,永载教科书。现当代社会的一大功绩,是让这些珍贵的、不可替代的东西集中亮相。下一步,则是让珍贵本身“显现”出她的珍贵、她的骄傲与荣光,显现出她对中国人的当下与未来的审美指引。

  这个指引,是朝着传统与现代的缓冲地带,并最终消灭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割。传统在当下,赢得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成为传统的契机。

  

  上述种种,或可归纳几条。

  一是审美的高度即生命的高度。审美观照就是生存观照。古代文人,与其说他们是先有生命体验然后才去谋求表达,不如说他们是在表达中抵达了生命体验。比如李煜,如果他不写那些词,他是没有相应的生命体验的。体验之为体验,有两个运动方向:强化和细化生命的感觉。类似李煜的遭遇的君王,像陈叔宝、孟昶、宋徽宗,他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李煜,就因为他们不能抵达李煜的生命体验。而李煜的“抵达”的唯一途径,乃是杰出的汉语艺术。相似的遭遇,迥异的体验。没有汉语艺术对生命、生存运动的高度提纯,就没有李煜的具有唯一性的生命体验。“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没人来,但是词句向李煜蜂拥时,生命体验来了。体验具有“上手性”,遭遇则是“现成在手”。狗之将屠也哀嚎,却嚎不出“亡国之君哀以思”。杜甫、李白、李清照、曹雪芹,谁不是这样呢?海德格尔让欧美思想界为之折服的短语“生存达乎语言”,也许包含了这层意思。中国古代文人,在生存中达乎汉语。语言高于生存。或者说,生存是在语言的弹性框架内展开着的生存。这个现象学式的颠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回到事物本身”成为可能,使语言艺术与生命体验的二元分割有望消弭。

  曹雪芹的生命体验,是经由《红楼梦》来抵达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辛苦的人多的是,为何曹雪芹的辛苦不寻常?因为他把他笔下的每个汉字都变成了血滴。不写《红楼梦》,哪有相应的生命体验?没有曹公持续而深入的回望,哪有那些多层次的、质感如此之强的红楼生活场景?而回望是在语言艺术的层面上才得以展开。

  中国人是汉语思维者的同义语。

  窃以为,世界性的“现象学运动”将在汉语中觅得一块理想的基地。

  二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审美传统,对应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姿态,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生活方式的形成,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类似自然界的连续性。切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可能的,人类自断根系等于自掘坟墓。欲摧毁传统者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或不无价值,或纯属胡闹。社会形态变了,价值体系却会传承,审美传统会穿越所有的社会形态。古代文人将生存各环节、各情态淋漓尽致展示出来,深入我们的民族集体潜意识,影响知性与感性。而清理这个潜意识的巨大工程尚未全面开工。为什么孔子、庄子、屈子、唐宋诗词让我们感到如此亲切?这样的课题有待展开。苏东坡若能沿时光隧道出现在杭州或北京的街头,肯定会受到万民鼓掌欢呼的,他就像所有人的亲人。这究竟是咋回事儿呢?李白、李煜在互联网上的相关词条有几百万……�

  三是中国历代文人提升了民族的感知能力,为各种微妙的场景、情绪、情感赋形,为“看不见”的人生气象、精神境界赋形。其抵达的广度与深度,肯定是世界第一。哪个小山村没有几个读书人呢?东坡贬海南办起了学校,海南就破天荒出了进士姜唐佐……如今,凡是在汉语中长大的人,无论他走到南极北极,辨认另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容易的:一说水浒红楼三国西游,很快就心意相通笑逐颜开了。汉语艺术拢集着炎黄子孙。由此可见,从屈原到鲁迅的数以百计的杰出文人,也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个丰功伟绩,给我们留下了不可测量的阐释空间。

  末一层,是审美艺术的非功利性。古人写诗文,主要是表达、提纯体验,使生存朝着更高,使生命朝着更强更丰富。如果艺术有一点规律的话,这可能就是规律。写诗不是冲着官场的,毋宁说,诗人写好诗反而有碍他的仕进。诗意自足,文学自律。自足与自律是慢慢形成的,根深导致叶茂,两千年强劲伸展。司马迁写《史记》,是背着汉武帝干的。陶渊明写给谁看呢?“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江西乡下的一群素心人,年复一年乐此不疲。非功利才有艺术精品,再如曹雪芹,写作使他全家受穷。支撑着曹公的,是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审美冲动。词语的运行就是生命冲动。

  审美也包括审丑。既然是“审美观照”,就得观照世间万物。

  生存的巨大落差,反而使文豪们赢得审美之境。

  近现代西方的科技进步,也是非功利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只对他的研究对象感兴趣,他要穷尽这对象,仅此而已。他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实验室跑出去乱转,脑子里塞满功利。这个有利于基础研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艺术、生活、感觉层面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陈嘉映先生近年的随笔集,书名叫《从感觉开始》。这里边饶有深意。现代人逻辑思维发达了,一个明显的结果却是:生活趋于概念化,世界趋于图像化(图像不是指影像),“可感”成了问题。从概念返回感觉的原发地带是艰难的。这里有双重遗忘:对感觉丰富性的遗忘,和对这种遗忘本身的遗忘。

  老实说,局面不容乐观。

  功利是意志层面的东西,而意志又有封杀感觉的功能。意志再变成强力意志、求意志的意志,感觉就会呈现一片萧条。为什么这些年重拍的几十种影视经典全都比原作差了一大截呢?凭借这个极端例子恰好可以展开我们的追问,对文化产业化的追问。

  而古今的优秀作品都是能够激活感觉的。古人的作品由于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倒比当下的许多作品更能抵达今天,直指明天。唐诗宋词能传一万年吗?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能传一万年?能传一万年的“这种感觉”究竟有哪些原发之物?

  从感觉开始的一个有效渠道是,从好作品开始,慢慢找回感觉的丰富性。仅凭一位李太白,那里有多少不可测量的伟大感觉啊。

  感觉的丰富性永远是生活的丰富性的前提。

  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该是找回感觉的世纪吧。

  

  3

  文人与自然的话题,不可能是个轻松的话题。

  包括老庄在内的古代文人,无一例外是要赞美自然的。古人画山,山大人小,往往小到看不见;画鸟兽鱼虫,不见人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中只有情绪,人是不露面的。人在不露中“露”着,露出他的谦逊,他的虔诚。诗人从来就不是“面对自然”,他在自然之中,是大自然的一个谦卑的成员。他赞美鲜花,赞美一条鱼的游动、一湾水的流走,并由此生发出许许多多。“花退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东坡这个名篇,眼下有些人偏往性的方向读,一味猜想“青杏小”与王朝云的性瓜葛,是颇能代表一部分人的阅读心态的。

  欲望太盛时,诗意要溜走。那些个扫来扫去的欲望之眼,看见的男人全是西门庆。

  我写曹雪芹的时候有个担心:担心大学校园里的一些读者,可能难以分辨贾宝玉和西门庆的巨大差异。金钱观念入侵校园,欲望逻辑劫杀美感。贾宝玉的眼睛是丰富的,是审美之眼、悲悯之眼、愤怒之眼、追问之眼,西门庆的眼睛则是标准的动物眼。动物是没有“环境”和境界的,它的环境只不过是身体的延伸。审美的广阔境域,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一条狗它能欣赏大观园里的群芳诸艳吗?

  审美之眼是说:放出去的目光呈辐射状,多层次,多角度,深入而又细腻,有如春风吹拂,有如夏云峥嵘,有如秋高气爽,有如冬阳普照……

  这样的眼睛当然是修炼而成。

  曹雪芹对“鲜花之为鲜花”是十分敏感的,梅花、菊花、梨花、荷花、牡丹花、芙蓉花、海棠花……“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海棠诗社,菊花诗社,曹公笔下好诗如潮。“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以清爽女儿的口吻写诗,曹雪芹是能够独步古今的。以美好女性的纷呈对应百花争艳,曹公做到了极致。于是才有花的凋零,才有女孩子的辛酸泪,才有命运的悲凉悲怆的曲线……�

  自然与人事,在曹雪芹的眼中是高度融合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说不清这是鲜花的感受还是林黛玉的感受,能说的是,二者俱贴切。

  将人事化入自然的无限律动,中国古代的文人独步全球。

  中国文人激活了中国山水,例子俯拾即是。李白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甚至激活了月球上的环形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李白的名字为环形山命名。西方大诗人无此殊荣。关于月亮,李白造词之多也是全世界第一。

  如果地球是个生命体的话,那么月亮也是有生命的。只是地球月亮的“生命形态”,无限高于人类的理解力。人类是进化过程中的人类,不可能具备“终极理解力”。茫茫宇宙之中,连地球、太阳系都是沧海一粟,何况是人类。人类既伟大又渺小。人类的伟大除了一系列的创造之外,还在于他既知伟大又懂得渺小,懂得人类在宇宙中永远的微不足道。

  对人类文明来说,月亮首先是月亮,然后才是月球。而后者亘古荒凉的地貌倒指向宇宙的无穷神秘。美国有个宇航员,回到地球上就做了传教士。众所周知,霍金先生对宇宙大爆炸之后的匀称布局感到无比惊讶,他是倾向于相信上帝的。

  人类已经为“宇宙式的傲慢”付出了沉重代价:灾难性气候频发,地球对栖息在她身上的这个物种越来越“不耐烦”了。

  而中国古代文人对自然的审美姿态,则越来越成为普适性价值。审美姿态是说,人并未将自然处理成可支配的对象,不将自然视为“存货”。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意味着:人不欺天,天不狂怒。天是几十亿年的那个天,人是几千年走过来的这个人,天人合一,天在上人在下,天为尊人为卑。人干蠢事儿,老天爷要惩罚的。

  “自然”一词深藏着祖先智慧:是她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是河流的天然弯曲使河流成为河流……自然有生命,这生命的法则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她不能被支配,被掌控。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诗人的惊奇,诗人的意之所向,是永恒的自然之谜和时间之谜。并且通过这一决定性的惊奇和意之所向,使人融入到自然与时间之中。惊奇的抛出与反弹是永恒的,如若不然,我们今天是领悟不到李白的惊奇的。

  现象学的研究表明:对象之所是,取决于投向对象的目光。

  古代文人投向自然的目光乃是谦卑的目光。他被神性与诗意所包裹,他对宇宙万物及其美妙循环保持着他的“原始惊奇”。他倾听,他环绕,他漫步,他打量,他欣赏,他惊叹。

  然后他书写,为自然的千姿百态命名。如同他为人事心境之万千曲折命名。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诗意不消耗能源。诗意是用之不竭的精神能源。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在汉语中抵达了他和湘夫人的邂逅。他与荆楚大地之神灵同在。我们阅读屈原,亦与神灵同在。

  诗人是自然的温柔情人,不会去算计她、粗暴地掠夺她。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细腻的描绘,雄浑的气象,诗心乃是自然律动的同义语。这里没有主观的感受,细腻或雄浑也不是客观的东西。书写者与他的书写之物是融为一体的,没有对象化思维,没有主客观对立。

  “意识总是某物的意识……”

  胡塞尔晚年致力于“生活世界”的研究,海德格尔力倡“诗意栖居”,旨在扭转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对人类的严重伤害。西哲们的强劲之思,与中国文人的审美观照是相通的。

  改造自然是必要的,改变自然是愚蠢的、危险的。

  希望经济的全球化不要惹发灾难的全球化……�

  近日看央视国际新闻,美国某地的气温竟然在几个小时内狂降二十八摄氏度。气候要杀人。英国的科学家们向来是很关注气候变化的,他们都晕头转向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可以确定的是自然的报复,难以确定的是自然报复的方式、规模和速度。

  今年中国南方的大雪灾令人费思量。

  

  我熟悉的川西坝子,曾经是河流清澈、繁星满天、四季分明,眼下河也枯了水也脏了,星星也不大看得见了,隆冬就像阳春,苍蝇蚊子乱飞……有时候想念一条儿时的“叮咚”小溪,想得心疼。而城里的许多人年复一年变着花样打牌吃饭,谁在仰望天空、俯察大地?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

  一千年前的苏轼是这么描绘的。

  我们崇拜着苏轼,苏轼崇拜着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渊明是中国的头号乡村诗人,他带头激活了中国的乡村之美,杜甫、王维、苏轼、陆游、杨万里、姜白石、辛弃疾……都是追随他的。千百年来的中国田园之美,五柳先生居头功。

  是他向我们随意指点,房前屋后皆风景,一草一木也关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心有多远?

  心之远在切近,在周遭: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是将人事的曲折化入自然的典范。真,善,美,三位一体,纵情扑向自然的怀抱。

  什么“隐逸诗人之宗”,真是奇谈!

  唐宋诗人这么追随他: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问君为何居此山,笑而不答身自闲……”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的乡村布局就是审美布局。

  而乡村之为乡村,乃是城市的参照。

  乡野,乡土,乡村,这些简单的汉语词汇向我们诉说着多少美妙。我们多姿多彩的审美传统,穿越时光抵达今天,紧紧环绕着、包裹着这个“慧核”。城市有许多美好,创造着财富和荣耀,却也制造欲望与无聊的大面积循环。城市制造欲望,乡野消解欲望。英国的乡村、法国的乡村、德国的乡村、俄罗斯的乡村……欧洲的城乡格局真令人心动。

  这心动源于我们固有的审美内核:乡野。

  伟大的五柳先生,深深懂得动植物的“朦胧的欣悦”: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辛弃疾则感叹:“一丘一壑亦风流。”

  小路、田埂、拱桥、竹篱、野花、飞鸟、黄昏、夕阳、云彩、月亮、星星、炊烟、麦苗、稻浪、山峦、平原、草场、溪流、湖光、雨滴、雾霭、瑞雪、蛙声、鸡鸣、犬吠、人喧……�

  哦,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嗡嗡嗡”的油菜花……�

  所幸这些汉语中的美词,尚未退出我们的视野。

  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显然不是为了消灭这些美词。

  早在若干年前,费孝通先生就强烈呼吁:乡土中国应当成为城市中国的参照!

  中国的乡村不仅意味着十八亿亩耕地,她更是一个巨大的审美符号,民风民俗的符号。她以其自然辉映城市,以其朴拙挑剔城市,以其广阔的酥胸包容城市。

  城市与乡野,相异而相融。

  曾几何时相异凸显,城市对乡野翻着白眼斜眼。现在是到了再度融合的时候了,彼此青睐,城乡共荣:指向高空的钢筋水泥向辽阔而松软的、生机勃勃的大地致敬。

  每一个长居都市的中国人都有类似体验:城里楼里待烦了,乡下走一遭,瞧瞧风是怎么吹的,草是怎么绿的,山峦是怎么起伏的,麦浪是如何翻滚的,乡亲是如何串门的……�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乡野之朴拙收缩欲望之膨胀。

  欲海无边,回头是岸。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下面是本文的结束语。

  古代文人有品读前辈的传统,历朝历代闪烁着真知灼见。有三言两语的,有长篇大论的。从孔子删诗,王逸注《楚辞》,到《汉书・艺文志》,到《文选》、《诗品》、《文心雕龙》、《避暑录话》、《苕溪渔隐丛话》、《香山诗话》、《六一诗话》、《东坡志林》、《容斋随笔》、《人间词话》……曹雪芹有《废艺斋存稿》,可惜已不存,而《红楼梦》中有黛玉、湘云、宝钗的精彩诗论。现当代的诗论、文论则更多更广泛更系统。可见品读文化先贤是延续华夏文脉的方式之一。

  笔者品读起于屈原迄于鲁迅的十八位文豪级的先贤,内心始终惴惴不安。

  我能直接瞄准中国文人的生命冲动么?能提取他们的生命精华么?能把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带到当下么?

  而带到当下的前提是要辨认当下。

  不知今焉知古?

  文化先贤们挺有意思,一个个活得十分带劲。他们的生命形态、生存方式、生存向度值得研究。而用理性思维去把握生命冲动往往不得要领。也许非得动用直觉不可。直觉是理性感性未曾分割的混成态,具有原初性。直觉这东西难以捉摸,似乎只在它的投射之物中才显现出来。犹如运动员的敏捷身手,离开运动场则不能展示。静态的指标只能作参考。

  人文领域,不宜作静态分析。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数学认识具有精确性之特征,而这种精确性并不就是严格性。向历史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之观念相抵牾。”

  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尚待我们思考。有一点是明确的:决不能向精神科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提这样的粗暴要求将导致精神科学的萎缩。

  我有一些朋友常发疑问:为何活得那么精彩的那么多古人,到了课堂上就干瘪乏味了呢?历史课,语文课,乏味太多。

  课堂上的模式化、标准化,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存在着条条框框。

  写古代人物,如果没有相似的价值取向或生命冲动,是要碰上故纸堆的。故纸堆就像迷魂阵……�

  欧美的传记类作品是非常迷人的,几百年兴盛,为文化的传播、为文明的连续性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

  我们尚须努力。汉语艺术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家园,这家园中的宝物尚须清点。

  

  冷静思考。热烈洞见。

  华夏文明的进程中,也许“哲学”这棵万树之树长得不够根深叶茂,未能繁衍出西方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可能是由汉语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许汉语更能诉诸直觉,更能诉诸审美。

  孔孟之道统摄古代社会近两千年,而道统的阐释者、传播者、实践者都是广义上的文人。儒学、史学、文学、老庄之学,以及稍后的佛学,常常在一个文人的身上融为一体。文人之所谓修身,是集合了诸多元素的向上运动。儒道释构成了文人―文官的完整的进退体系。用辩证的眼光看,退是进的退,包含诸多变式,比如以退为进(隐于江湖)或以进为退(吏隐);比如渊明式的干净利落的“退”,会在历史的张力中亮出潇洒。

  文人都要去做官。做官的大都是文人。这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十分罕见。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

  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是由文人来提供的。这个体系的运行总的说来也是成功的,不然不会维系两千年之久。“五四”运动以来,对这一体系的质疑与解构,在今天看,可能是以“反运动”的方式归属于这一运动。孔子与鲁迅的对峙局面有望在更高的层面中得以融合。

  差异构成历史的张力。差异却不是断裂。

  今日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战略指向乃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我们为此甚感欣慰。虽然前行之路从来就是坎坷不平。

  我们的文化谱系是清晰的,清晰利于发力。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优秀的,能反观自身,能眺望并吸收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

  “今天”赢得了历史性的高度。

  走向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这个历史性的高度上回归了。这多么值得欢庆。

  回归将是全方位的,到处能听到传统文化价值重估的声音。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正以各种形式输出国门去,不卑不亢,“来而不往非礼也”。而这种不卑不亢的平和心态,真是来之不易。

  

  现在我回想童年时代对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向往,感到蛮有趣:“向往”犹如种子,开出了几朵小花。我读着“咱们的古代”并且想入非非,觉得张飞或宋江远比眉山街头的行人来得更实在。上高中我开始偏科,数理化常常很难及格。这使我的逻辑思维成了问题。当哲思以胡思乱想的开端黑洞般吸引我,我宿命般转向了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但是,读得艰难。通常花几年时间才靠近一本书。我领略了思想的密度、语言的密度。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不间断地爬着“西山”,老实说,这座“西哲之山”究竟有多高,我至今是不清楚的。更要命的是:我永远也不会清楚。不过爬山爬了多年,总算对高度有一点感觉。点点滴滴的靠近与快步走近,究竟是不同的。而在“西山”之上,我蓦然回首去打量“东山”,可能获得了异质性的瞬间印象。由这印象生发开去,火花般的瞬间喷射得以在书写中持存,显现出“东山”上的诸多景观。也许不乏新景观。

  时代也不同了。历史形成的诸多遮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正云开雾散。这一层,是可作专题研究的。

  对古代人物“原初地看”,在今天成为可能。

  历时一年半,我在编辑先生的高端催逼之下保持了强行军的态势。强行军拢集了三十余年的读、写、思。其实不用查太多资料:感觉和印象的紧急集合似乎更能扑向思索。这好比一场足球比赛,奔跑、迂回、盘带都是朝着临门一脚。冷思考获得了它的热效应。而由于现象学、生存论的环环相扣的指引,我对事物的固化倾向尽可能地保持警觉。

  思想与时间同构。时间与生活同构。

  滞留于思想的原发地带意味着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这很难,这需要辨认形形色色的固化。生活之流,意识之流,固化乃是常态,连不识字的农夫农妇也很能固化呢。

  思想是生发思想的一种能力,思想的常态是“活蹦乱跳”……

  玄思就到此为止吧。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太阳又始终是那个太阳。古代人物能鲜活于当下,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拥有巨大的生命力、能穿透历史的生命力。他们与汉语同在,就等于和祖国山河同在,和历史同在。如果文人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关乎所有职业的职业。“关乎”为“超乎”奠定基础。这个涵盖了哲、史、文的课题尚有待深入。

  从孔子、老子、庄子、屈子到鲁迅先生,中国历代文人实实在在是个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群体,是传承华夏文明的主力军,是承受着家国苦难的勇士,是美的揭示者,是自然律动的倾听者,是封建强权的反抗者,是生活世界的洞悉者――中国文人的生存姿态、生存向度,对当下的中国人明明白白是个精神指引。

  而他们的历史局限,则应当被同时纳入视野。

  人是不能活得鼠目寸光的。一味嚷嚷现实,直奔眼皮子底下,现实会产生位移,会收缩它的地平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虚能致实,无为而为。虚能致实是说,无形的东西规定着有形之物。语言的抽象规定着一切具象。语言是存在的家,“犹如云是天上的云”。

  我们不可失掉我们的智慧祖先曾经有过的深邃目光,不可失掉这目光所抵达的广阔的地平线。

  价值的天空就像自然的天空一样需要珍视。我们已经痛苦地发现:哪怕是修补一小块价值的天空有多难。

  “生活意义之网”若是拆成了碎片,每个人都会受伤。

  小康社会,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健全同样是重中之重。

  

  回行者能够前瞻。回行几千年能前瞻多少年呢?

  回行的足音将以何种形式踏响未来呢?

  历史有惯性,对文化先贤们的种种遮蔽今犹存焉。让历史星空中闪耀着的恒星,去尘埃,明亮于当下,照耀着未来,尚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开。

  工作是严谨的,工程是浩大的,众多劳动者的手共同联接着千古文脉与血脉。

  “品中国文人”这个系列,仅仅是一己之粗浅开端。

  

   责任编辑 魏心宏

范文七:品读中国文人 投稿:陶苌苍

《品读中国文人》读后感

去年暑假,酷热难当,心烦气躁,幸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向我倾情推荐刘小川所著的两大本《品中国文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16开合计729页63.3万字),于是我专程借来这部书用一个漫长的暑假,独居一室,将喧嚣与燥热挡在门外,虔诚的打开书细细品读,书中依次品了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苏东坡、柳永、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曹雪芹、鲁迅共18位中国一流的文人,看作者独创性的将现代眼光与平民情怀相结合,将心理透视与笔墨才气相融合,娓娓道来一部中国文人的心灵史,不禁对作者笔下这些神交已久的古今文人顶礼膜拜,仰望他们,顿觉他们是经过两千多年历史风雨荡涤巨浪淘沙后,历史的天幕上永远闪烁的星星。随着作者对这些文学巨匠的品味与解读,我的目光穿越几千年的沧桑岁月,走近他们的同时更感悟到了一些生命的真谛。

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墓志铭上写着:活过、爱过、写过。我认为,这句高度浓缩了他一生经历的墓志铭同样适用于这些逝去的文人。

屈原,是洞察楚国的背后潜藏着危机的先知先觉者,为了他心中深爱的楚国,为了楚怀王的五千里大好江山,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尽一个爱国忠臣的职责本分,他冒着风险挺身而出,不顾朝野上下自视甚高的贵族大臣们仇恨的目光,向高高在上的楚怀王递上奏折并慷慨陈词。可惜,昏头昏脑的楚怀王听不进屈原的忠诚进谏,却偏听偏信了趁机作乱用心险恶的小人谗言,于是,先后几次被流放成了屈原的宿命。楚国危机四伏,他眼看着楚国势江河日下,自己却无能为力,心中郁积的悲愤如滔滔江水,他披头散发的徘徊于大江之北,暴雨般的诗句挥向郢都。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他的《天问》作于洞庭湖畔,一百七十多个发问,后人不复望其项背。该说的都了,该做的都做了,语言的尽头即是生命的尽头,他始终望着让他放心不下的郢都的方向,终于,曾经繁华冠绝的郢都毁了,被秦军的战火化为焦土,狼烟四起,哭声震天,哀鸿遍野。万念俱灰的屈原看到了凌波而来的死神,他写完了《哀郢》,选择了殉国。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怀着满腔悲愤抱着一块石头,投入万顷波涛。

他的一生,坚贞不屈的活过,壮怀激烈的写过,只是因为他坚定着自己的信仰,深爱着自己的国家。他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保存在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之中。他死得悲壮,但读《离骚》、《天问》、《九歌》的文人记住了他,在端午节那天缅怀他的中国人记住了他,历史记住了他。

司马迁,他不是第一个书写历史的人,但却是第一个敢于以民间的价值观挑战残忍嗜血的帝王的史学家,他留下的文脉也是民族的血脉。如果没有司马迁写下的《史记》,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为五千年的文明从司马迁的《史记》而来。是他,凭一人之力,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用如炬的目光,用残缺的身躯,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为世人写下五十二万字的《史记》。在那个汉赋大行其道的时代,有些文人过得悠游自在,如司马相如,擅写华丽空洞的辞赋,擅长为帝王歌功颂德,加之后来的枚皋,扬雄之辈,虽然在为官方面无可指责,但作为文人,他们是精神的残缺者,没有立场,一心往上爬,不为老百姓说话,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被阉割者。只有司马迁,点一盏昏黄的油灯,用一腔热血,用简洁凝练的笔墨,用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冷静而从容的书写历史,他把没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本纪,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赞赏钦佩之意不言自明,在那个受正统思想毒害的时代,在那个帝王嗜血成瘾,杀人如麻的年代,这

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史记》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为圣人立言,不是板着面孔说教,所以它真实,司马迁详实的记录,让我们学会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让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掂量历史。

他的一生,前半生游历收集散落于民间的传说轶事,审视辨别真伪后做好记载,后半生在受尽生不如死的屈辱后,擦干心头的血与泪,继承父亲的遗志,埋头于浩如烟海的竹简中,奋笔疾书:滚烫的热血,犀利的眼神,冷静的评述,精气神旺盛得令人吃惊,不可一世的汉武帝终于在这个文弱书生面前败下阵来。透过遥远的历史星空,我们仰望这颗熠熠生辉的星辰,感谢司马迁,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史学家的铮铮铁骨,一个文学家的伟大信仰,让世人看他单手托起史学与文学两座高峰,无不心生敬仰。

陶渊明,一位高洁的隐士,一位诗风清新朴素的诗人贴在他身上的类似标签太多,不用赘述,只有他,是中国历代数以千万计的辞官者中,将朴素的欣悦,通过朴素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的第一人,难怪他是苏东坡一生最崇拜的人。陶诗109首,东坡先生每一首都用心唱和了,他甚至认为,冠盖满京华的大李杜还在陶潜之下。名扬天下的苏东坡尚且从陶诗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养分,我辈岂能错过?读着他的诗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春秫做美酒,酒熟吾自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闲云野鹤般的悠然自得,淡淡流水般的清新惬意,怎能不让人怦然心动?坦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出于对农民的恻隐之心,不愿迎合上级欺压百姓,更不愿对着目中无人指手画脚官气十足的督邮卑躬屈膝,于是毅然辞去仅仅做了59天的彭泽县令。

他并不是轻视物质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既然不能拿个性拿良知去换取,那么就只能甘于贫穷,为自己的贫穷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活,就要活得无愧于天地良心,即使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心,却是坦然的。因为他的心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所以他隐居后将好读书、性嗜酒,著文章视为自己的生平乐事,远离尘世的喧嚣,活得悠然自得,这是我们解读他托名五柳先生所写的一篇自传,还原出的一个真实的陶渊明,一个率真的陶渊明。我们将他铭记于心,不仅仅是因为他留下的传世佳作,更因为他有独立不移的人格,这样的两种精神财富值得得我们珍藏于心。

同样,旷达笃定的嵇康,豪气浪荡的李白,忧思纯美的杜甫,柔肠旖旎的李煜,多情善感的柳永,才华横溢的李清照,坚定不屈的鲁迅这些伟大得让世人高山仰止的中国文人,哪一个不是为我们留下宝贵文字的同时,还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仰望这些文人,我们深感:精神的留存才是比生命的逝去更重要的存在。生命,无所谓长短,只要能在活着的每一天,都怀着对信仰的坚守,对人格操守的坚定,那么,每一个平凡普通的日子都会活得无怨亦无悔,这样的人生,该是精彩闪亮的吧。

这,就是我从这部书中获得的一点生命真谛。

范文八:读《品中国文人》有感 投稿:崔氇氈

读《品中国文人》有感

不可否认,在刘小川老师的笔下,人物都显现出了各自的灵魂。刘老师的品读和辨识都是一流的,让我这样肤浅的人看到了李白、杜甫这种伟人的身影。

与此同时,他的笔锋完全是不能只用犀利这二字来形容,而且对读者的要求也相当的高,不具有一点文化底蕴是完全看不懂的。虽然我略欠缺些,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完全书,也许我应该在增强文化水平之后再欣赏一遍吧!

世间万物都是阴阳结合,当然,此书的好处多多,自然也存在不少的缺点。 名篇归名篇,刘小川大概是太崇拜那些文人雅士,在书中多次提到他们的书籍是如此的圣神,以致要焚烟沐浴之后再拜读的。这些都是夸张之极的,是无稽之笔。敢问:真当如此做了,那世人岂不都把这些人当成是神经病。名著让我们陶冶情操,情感的升华,但真不至于如此。只要拥有可平常心就够了。让身心都来感悟这些跨越时代的著作,这便就是对那些作者最好的尊重。

刘老师的笔是在抒发自己情感而挥舞的,而不是为了写书而评论。让我看到一个个活的真实的人,而不是让人仰望不及的伟人。可见刘老师是一个真性情的人物。他的文章也许有时看起来会觉得杂乱无章,但却是如此地真挚。

总之,这真是本难得的好书。

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呈现了如此不同的人物。

范文九:读品中国文人有感 投稿:汪皗皘

初见名字时,我以为作者真的要把出现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的每个文人都写一遍,觉得这真是一件伟大的工程。翻看书的目录一看,每一本都只挑了八九个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品述,有种被骗的感觉,开玩笑,呵呵……

我读了《品中国文人○1》,对第二本没有发言权,就简单谈谈我对第一本的感受吧。在这本书中,我最欣赏的文人不是投河自尽,热爱祖国的屈原;不是忍辱负重也要完成史记的司马迁;不是财、色、权、名样样具全的司马相如;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字渊明);不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李白;不是心怀苦难人民,慈悲心肠的杜甫;不是‚长安米贵,居易也‛的白居易;也不是‚故国不堪回首‛的李煜;而是豪放不羁的嵇康。

或许有人会认为嵇康不如屈原等人,他没有以身殉国,不懂犁庶之苦,也不懂曲意逢迎,连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都察觉不到。然而‚竹林七贤‛各个名满天下,作者却只写嵇康,想必是有一定用意的。‚竹林七贤‛中他是老大,却并非年纪的关系。有人说他放荡,老母亲去世时没掉一滴眼泪,但听到一个从不认识而才貌双全,却云英未嫁的姑娘去世时,冲到她的灵堂前痛哭流涕(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但这就是他的一种毫不做作的真性情。我欣赏他是因为我羡慕他,在现代,我认为几乎没有人(疯子、精神病除外)可以不顾他人的看法和感受,去做一些特

别离经叛教的事。当然,在以传统礼教为重的古代更是不可能,有人说没心没肺的人才能不顾他人的感受,嵇康对于前来附庸风雅的钟会之徒全然不放在眼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钟会是大能人,前来拜访大名士。其实他以前来过一次,却不敢敲门,把他的学术著作放在嵇康家门前,转身跑掉了。这一次他带了一帮人,‘乘肥衣轻’,他亮出了贵公子的派头。两次造访,自卑和傲慢都有些莫名其妙。他傲视天下,平生只忌惮两个人:大权在握的司马昭,大名鼎鼎的嵇康。钟会来的时候,嵇康正在打铁,没理他。一个衣饰华贵,神色倨傲;一个赤膊抡铁锤,面无表情。‛却引来了别人对他的怨恨,‚钟会想做大名士,嫉恨嵇康挡他的道。可他两次造访嵇康都丢了面子,落得官场和学术圈的耻笑。嵇康一日不除,他就一日不痛快。知识渊博的读书人,也能一肚子坏水,‛但是这不能说明他没心没肺,对于朋友他是很看重的,所以才会对朋友的背叛那么大反应。‚他们判断一个人,用嗅觉就够了。‛然而嗅觉有时也有失灵的时候。山涛一再地向官场举荐,夹带他的官场考虑:利用嵇康的名气和才气。嵇康一忍再忍,终于写下了绝交书‚嵇康在绝交书中说:‘偶与足下相知。’这句话,也把他和山涛长达二十余年的友谊定了调。既是谴责,又是自责:责备自己看走了眼,‛我相信当时嵇康必定是五味杂呈。现在的人很难有勇气表现真实的自己了。

《品中国文人○1》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中国文人,没有为伟人讳,为尊者讳:李白诗作名满天下,一生追求荣华富贵,却因恃才傲物而郁郁不得志,也没有给失败者戴上世俗的帽子:李煜不懂如何把持朝政,百姓却生活地安居乐业,这是因为薄税,在其降国前,人民未受任何苦难。脱去耀眼的光环,唯一能吸引他人的就是他们本身的人性。

范文十: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品与文品”问题之我见 投稿:石皚皛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品与文品”问题之我见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人品”与“文品”就一直被各种文人学者关注研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品与人品一直是被统一在一起的,似乎是文品高者人品也是优者。不可完全否认这一观点,相传了几千年的观点必定是有其事实和依据的。

要探讨“人品”与“文品”问题,就是意味着要探讨“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问题。“人品”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的品行思想,也有个性,文化教育在其中;“文品”大概就是文章的品位风格,与“文风”相似。这样一来,结合中国古代将“人品”与“文品”统一的观点,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文如其人”。“文如其人”出自苏轼《答张文潜书》:“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意思就是他的为人藏很深不愿让人知道,其实从他的文章中就能看出他的道德品行。

当然历史上认为“文品”与“人品”间存在着不可分割关系的远远不止苏轼一人。许多文人学者都在自己的文论作品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早在西汉学者扬雄就在其《法言·问神》中这样写道:“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简单地说,就是声画者,都是人内心情感的表现,因此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能从中分辨。这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文”又是由“言辞”组成,因而“文品”与“言”,“书”挂钩,那么“心”,“情”与“人品”挂钩,不难看出“文品”是由“人品”所影响决定的,“文品”表现着“人品”。

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在这里曹丕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对创作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就已经有很多人研究才能与禀性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才能和禀性”与“文品和人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从曹丕的思想出发,他主张“才性一致”,并且是性决定其才。而“才性一致”又与“文如其人”相一致。他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曹丕强调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禀性不同,是无法以人力改变的。显然这种观点是太过绝对的,至少我觉得有时候后天学习是不可忽视的,文气什么的也是能通过后天的熏陶学习而有所改变和进步的。但即有些片面,曹丕所提倡的“文以气为主”,要求文章要有鲜明的创作个性。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等,对一些文人作品进行了评价,从作品中也能推出他们的一些品性。例如:“齐气”是指齐国人那种舒缓的习性在文章之中体现。那么,可以推测徐干身上是否也有舒缓这一习性。所以在我看来曹

丕的“文以气为主”就是作家在禀性,感情,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表现。这之中不乏也表现了“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文品体现人品,人品影响,甚至决定文品。

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也有类似于“人品”与“文品”之间密切联系的论述。他在《体性》篇中这样写道:“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其中的“因内而符外”即若“文如其人也”,因此刘勰所说的“体”与“性”之间有着必然的某种联系。刘勰在《体性》篇中所要表现的就是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体”不仅包含作品体裁类别,还包含了作品的风格特点。“性”则是指作家的个性和才能。这里“体”与“性”的关系又回归到了“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惰性。”其中“气以实志,志以定言”的观点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较为接近,但在对后天学习的观点上,两人还是各持观点的。刘勰认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砾,陶染所凝。”他认为作家的才力气质由先天性情决定的,同时也有后天的学习和环境的影响。这比曹丕只强调先天决定,无法以人力改变的观点是有很大的进步的。除了在《体性》篇中有谈到“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外,在其《风骨》篇中写道:“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总的来说就是指作品与志气一致。他提出的“风清骨峻”除了有一种艺术美外,还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清高廉洁,刚正不屈的人格之美。刘勰在《风骨》中还引入了曹丕的观点。其实刘勰和曹丕在“人品”与“文品”的认识上还是有其共通之处的。“辞为肌肤,志实骨髓”,可见“人品”藏于内,“文品”表于外,“文品”表现着“人品”。

唐朝李华也说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从字面意思上解读有德之人的文章是好文章,反之则是差文章。虽然李华当时在《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中大多提出的都是为文宗经的主张,并且觉得好的文章应当能够适应抑或改变社会。即使不是很明显地在阐释“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但在“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中还是很简洁明了地表现出“人品”影响并决定着“文品”,“文品”中承载着“人品”。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诗概》中提出过“诗品出于人品”的论断,他十分强调作家的思想情感以及个人为人处世的品格在作品中的影响及其作用。因而“诗品出于人品”这个论断也成了他在文艺品评时的重要原则。刘熙载认为“诗品”反映“人品”,反映的是诗中的人品。当然刘熙载并不认为“人品”只反映在“诗品”上,他在《词曲概》中这样写

道:“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不难看出刘熙载的“诗品”因对象不同也可以说是“词品”。暂且将这些都归为“文品”,那么“文品”就是“人品”的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刘熙载强调“作诗不必多,所谓肝胆真。”可见他对作家的自身要求是很高的。这从他的《艺概》中很容易就发现,他对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评价很高,而对于品行不端的作家的作品常有微词。

在我个人看来“人品”对于“文品”确实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并不是绝对的。“文品”能反映“人品”,但这种反映也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有时候“文品”所表现出来的与作家真实的“人品”是有偏差的。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有这样一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仍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诗中的“安仁”就是指西晋的美男潘安,潘安不仅貌美,而且文采极高。二十岁时就以文美晋武帝躬耕之事,由于辞藻华美,洋洋洒洒,遭众人妒忌而十年未得升迁。潘安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之一,他就排在首位。他的母亲经常劝他不要趋附不已,他虽然在口头受教,事实上却愈发不知足,始终改不掉。还出现“拜路尘”事件。他在《闲居赋》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脱世俗,鄙夷功名利禄的形象与其本人的真实形象着实无法让人接受。最终死在了一场政斗中,还被“夷三族”。

唐朝诗人元稹更是一个典型的“人品”与“文品”不统一的代表。他曾在《诲侄等书》这样写道:“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知之乎?”可是又在《寄吴士矩五十韵》中这样写道:“······将军频下城,佳人尽倾国。媚语娇不闻,纤腰软无力。歌辞妙宛转,舞态能剜刻。筝弦玉指调,粉汗红绡拭。予时最年少,专务酒中职······”他一边对后辈们说,自己朋友虽多,但从不去烟花喧闹之地;一边又用诗歌书写着他的年少轻狂迷恋红尘。这样的人前背后的教育让人看得觉得很是可笑。元稹的妻子韦从在他三十一岁时去世了,他写了《遣悲怀三首》,《离思五首》来悼念亡妻,“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他一边用着这世间至大至美的事物来悼念亡妻,表示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她;一边又很快娶了新娇妻,还纳了妾。虽然很不耻他的行为,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诗作确实是佳作,不仅辞藻华美,意象灵动丰富。 其实历史上“人品”与“文品”不完全统一的文人大有人在,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就认为“人品”决定“文品”,“文品”反映“人品”。有时候“文品”会超越“人品”,或是“人品”落后于“文品”。但“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是十分密切的,我们要去辩证地,全面地看待,不能片面地,不变地去看待。因为我觉得影响“文品”的因

素远远不止“人品”。时代精神,社会背景,作家的身世背景,个人经历,接受的教育等等。无论是哪个因素对作家文品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当然一些古代的先进学者也是有提到这些方面的,像刘勰就提到了后天教育的影响;李华则是将其与社会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刘熙载提到了要注重个人的修养等等。古人尚已有如此的认识,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就该更冷静客观地去分析对待“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高尚”,“低俗”来简单地对作家的“人品”,“人品”下定论,而是要结合各方面的因素,理性看待,客观对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古代文论中真正的“人品”与“文品”之间微妙而又强烈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选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 孙英:《古典文学理论之最》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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