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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奖感言

【范文精选】莫言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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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莫言获奖感言

【优秀范文】莫言获奖感言

范文一:有感于莫言获奖 投稿:许枝枞

  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都颁发,有的年份还颁发给几个人,有些理论被后来人超越了或者修正了,但每位诺奖得主都真实而独特地开启了某个新的课题和领域

  最近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常拿电视作为消遣,有时,这些节目能够暂时让人忘掉烦恼,有时,它让人更加烦恼。

  这边看到的是星光大道的月赛,记住了蒋大为的一句点评:真实是美的基础,要让歌曲自然流露,不必扯破嗓子喊。深以为然,蒋大为的点评比歌手的表现还要精彩。转头调到了新闻台,央视13频道。记者正在采访莫言,此人因为得了中国人崇拜的诺贝尔奖而备受关注。所以静下心来仔细倾听这位诺奖得主到底有何不同之处。

  我看到的采访不知过去了多久,只听到莫言谈他早年的饥饿记忆,那种和姐姐抢东西吃的四五岁孩子的记忆,他说小时候饥饿的记忆伴他一生,在后来的许多小说中都复活这种记忆。再后来,他谈到自己的阅读,因为没有书,因为家里穷,因为那个年代,他学会了用耳朵阅读,老人们讲的鬼神的故事和各种各样的传说都是他的文学营养。他还谈到为了读带图片的《封神演义》,他要给邻居推磨,推十圈换一页书读,就这样在邻居家磨房里把书读完了。他还说,因为没有书读,就在周围的十几个村庄借书读,结果把能借来的书都读遍了。我想这种饥渴对于莫言的成长一定有巨大帮助。他还说了不少话,我觉得从他嘴里流淌出的语言,颇似蒋大为对歌唱家的评论:真实是美的基础。我觉得莫言具备了这个基础。

  非常惭愧,莫言的小说我一本也没读过,其实,由于本人的偏好和职业的关系,不仅是莫言,差不多所有的小说家的东西,我都很少读。要读,也是选择其中的一些散文、随笔,领悟一下其中的哲理和意境。很遗憾,莫言大概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有哲理型作家,我怀疑,我读不懂他的作品,或者即使懂了,也缺乏兴趣,因为可能缺乏这样的生活。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莫言童年耳朵里的记忆、肚子的饥饿和书籍的匮乏都滋养了这位作家,这位长得颇似没文化的农民作家。

  我在想这位其貌不扬的农民作家到底凭什么获得了诺奖,是诺奖发疯了,还是这位作家身上有什么令人着魔的东西,眼前的这位让人羡慕又嫉妒的家伙到底是个怪物还是个天才。

  我不太知道文学的诺奖口味,但我知道诺奖经济学得主个个都必须有所创造,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我想,依我对经济学诺奖的理解,莫言得这个奖一定不会浪得虚名,他一定有他独特的贡献,独特的价值。

  有人说,外国人对中国的口味,永远是那些土得掉渣的东西,比如妇女的裹脚布、比如男人的大辫子等等,所以,有些人知道了这些口味,量身订做,拿到国际去获奖。即使这样,文学也不是简单的东西,需要情节、需要故事、需要生活,那么怎么可能仅凭裹脚布、大辫子就可以得奖呢?说这些东西能够说上几十万、几百万字吗?其实,文学揭示的是自我,是生活,是每个个体的独特感悟,这种感悟一旦超越了个体,超越了民族,就成为人类的文化财富。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一个历经苦难依然坚韧的民族。在漫长古老的泯灭人性、抹杀爱情的残忍封建统治史中,不就造就了《梁祝》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吗?不就造就了《红楼梦》这样的不朽名著吗?饥渴、贫困、无知、苦难、扭曲只要凝集为血肉记忆,又何尝不是一笔精神财富呢?

  联想到经济学诺奖,我领悟了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其实,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都颁发,有的年份还颁发给几个人,有些理论被后来人超越了或者修正了,但每位诺奖得主都真实而独特地开启了某个新的课题和领域。我想,莫言一定具备了这样的特质,真实而独特,这就是创造,何必模仿,何必东施效颦?

  听说,莫言的代表作是《丰乳肥臀》,有时间一定要拜读。很高兴,有位大陆作家达到诺奖的高度。祝贺莫言,shut up!

范文二:莫言获奖感言 投稿:叶纸纹

      这是我的创作《蛙》出版近两年,期间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许多人也问我这部小说到底写什么的,我说写人,写姑姑这样一个从医50多年乡村妇科医生的人生传奇,她的悲欢离合,她内心深处的矛盾,她的反思与忏悔,她的伟大与宽厚,她的卑微与狭隘,写出她的职业道德与时代的对抗与统一,写的看似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蛙》其实也是写我的,学习鲁迅,写那个躲在旗袍里的小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他们、写外部事件,这次写自己、写内心,是吸纳心情、排除毒素,揭露社会阴暗面容易,揭露自己内心阴暗困难,这是人之常情。作家写作必须洞察人之常情,但又必须与人之常情对抗,因为人之常情经常制造罪恶。在《蛙》中我自我批判的彻底吗?不彻底,我知道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敢对自己下狠手,不仅仅是忏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盯着自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步骤。得了茅盾奖当然是好事,但得了奖则忘乎所以是可耻的行为,必须清楚的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被发明出来,要把目光往那个方向看,盯着那个在荆棘丛生没有道路的地方,那里有绝佳的风景,那里有伟大的小说在向我们招手。

   最后感谢中国,感谢读者、感谢评委,感谢那些批评过我、表扬过我的朋友们。感谢那些用他们的真诚情感不断激励我写作的朋友们!

范文三:莫言获奖感言 投稿:苏茇茈

  这是我的创作《蛙》出版近两年,期间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许多人也问我这部小说到底写什么的,我说写人,写姑姑这样一个从医50多年乡村妇科医生的人生传奇,她的悲欢离合,她内心深处的矛盾,她的反思与忏悔,她的伟大与宽厚,她的卑微与狭隘,写出她的职业道德与时代的对抗与统一,写的看似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蛙》其实也是写我的,学习鲁迅,写那个躲在旗袍里的小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他们、写外部事件,这次写自己、写内心,是吸纳心情、排除毒素,揭露社会阴暗面容易,揭露自己内心阴暗困难,这是人之常情。作家写作必须洞察人之常情,但又必须与人之常情对抗,因为人之常情经常制造罪恶。在《蛙》中我自我批判的彻底吗?不彻底,我知道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敢对自己下狠手,不仅仅是忏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盯着自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步骤。得了茅盾奖当然是好事,但得了奖则忘乎所以是可耻的行为,必须清楚的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被发明出来,要把目光往那个方向看,盯着那个在荆棘丛生没有道路的地方,那里有绝佳的风景,那里有伟大的小说在向我们招手。

  最后感谢中国,感谢读者、感谢评委,感谢那些批评过我、表扬过我的朋友们。感谢那些用他们的真诚情感不断激励我写作的朋友们!

范文四:莫言获奖感言 投稿:崔翳翴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 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

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

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范文五:莫言的获奖感言 投稿:曾玾玿

莫言的获奖(诺贝尔文学奖)演讲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

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

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

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

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范文六:莫言获奖感言莫言 投稿:林寛寜

莫言获奖感言 莫言/文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一篇小文,哲理浅浅。但发人深省。尤其对上点年岁的人,须解其味。把苹果弄到四五千元一个的乔布斯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但是在病痛面前却是无能为力的!乔氏西去,敬告各位:

1、别总是在压力下工作,累坏了自己,特傻!

2、别忘了身体是一切,没有了健康,无法享用人生所有的乐趣,特亏!

3、别以为能救命的是医生,其实是你自己,养生重于救命,特对!

4、别以为付出就有回报,凡事只有不计回报,才能终有好报,特灵!

5、别忽视了与你有缘者,等繁华落尽,你才明白知音难觅,特悔! 顺其自然的工作吧!慢慢享受生活,快乐享受人生每一天!

多年前我跟一位同学谈话。那时他太太刚去世不久,他告诉我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的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时,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卷标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她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我也没接话,好一会儿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

以后,每当想起这几句话时,我常会把手边的杂事放下,找一本小说,打开音响,躺在沙发上,抓住一些自己的时间。我会从落地窗欣赏淡水河的景色,不去管玻璃上的灰尘,我会拉着家人到外面去吃饭,不管家里的饭菜该怎么处理。生活应当是我们珍惜的一种经验,而不是要捱过去的日子。

我曾将这段谈话与一位女士分享。后来见面时,她告诉我她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把美丽的瓷具放在酒柜里了。以前她也以为要留到特别的日子才拿出来用,后来发现那一天从未到来。“将来”、“总有一天”已经不存在于她的字典里了。如果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有什么得意的事,她现在就要听到,就要看到。

我们常想跟老朋友聚一聚,但总是说“找机会”。

我们常想拥抱一下已经长大的小孩,但总是等适当的时机。 我们常想写信给另外一半,表达浓郁的情意,或者想让他知道你很佩服他,但总是告诉自己不急。

其实每天早上我们睁开眼睛时,都要告诉自己这是特别的一天。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那么可贵。

有人说:你该尽情地跳舞,好像没有人看一样。

你该尽情地爱人,好像从来不会受伤害一样。

我也要尽情地跳舞,尽情地爱。

你呢?第一件事是不是与好朋友分享这想法?

你看完这篇短文后,可以马上起身去擦桌子,或洗碗;可以把报纸放一边,闭起眼睛沉思一会;也可以把这篇短文拷贝下来,传给很多朋友。

范文七:莫言获奖感言莫言 投稿:白遮遯

莫言获奖感言 莫言/文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一篇小文,哲理浅浅。但发人深省。尤其对上点年岁的人,须解其味。把苹果弄到四五千元一个的乔布斯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但是在病痛面前却是无能为力的!乔氏西去,敬告各位:

1、别总是在压力下工作,累坏了自己,特傻!

2、别忘了身体是一切,没有了健康,无法享用人生所有的乐趣,特亏!

3、别以为能救命的是医生,其实是你自己,养生重于救命,特对!

4、别以为付出就有回报,凡事只有不计回报,才能终有好报,特灵!

5、别忽视了与你有缘者,等繁华落尽,你才明白知音难觅,特悔!

顺其自然的工作吧!慢慢享受生活,快乐享受人生每一天!

多年前我跟一位同学谈话。那时他太太刚去世不久,他告诉我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的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时,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卷标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她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我也没接话,好一会儿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

以后,每当想起这几句话时,我常会把手边的杂事放下,找一本小说,打开音响,躺在沙发上,抓住一些自己的时间。我会从落地窗欣赏淡水河的景色,不去管玻璃上的灰尘,我会拉着家人到外面去吃饭,不管家里的饭菜该怎么处理。生活应当是我们珍惜的一种经验,而不是要捱过去的日子。

我曾将这段谈话与一位女士分享。后来见面时,她告诉我她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把美丽的瓷具放在酒柜里了。以前她也以为要留到特别的日子才拿出来用,后来发现那一天从未到来。“将来”、“总有一天”已经不存在于她的字典里了。如果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有什么得意的事,她现在就要听到,就要看到。

我们常想跟老朋友聚一聚,但总是说“找机会”。

我们常想拥抱一下已经长大的小孩,但总是等适当的时机。

我们常想写信给另外一半,表达浓郁的情意,或者想让他知道你很佩服他,但总是告诉自己不急。

其实每天早上我们睁开眼睛时,都要告诉自己这是特别的一天。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那么可贵。

有人说:你该尽情地跳舞,好像没有人看一样。

你该尽情地爱人,好像从来不会受伤害一样。

我也要尽情地跳舞,尽情地爱。

你呢?第一件事是不是与好朋友分享这想法?

你看完这篇短文后,可以马上起身去擦桌子,或洗碗;可以把报纸放一边,闭起眼睛沉

思一会;也可以把这篇短文拷贝下来,传给很多朋友。

范文八:莫言获奖感言的感言 投稿:侯櫩櫪

莫言获奖感言的感言

莫言获奖了,举国欢腾,委实让人振奋,毕竟出了一个与主流吻合的一个获得诺奖的作家。莫言是山东人,山东自古就是文教圣地。莫言出来理所应当。但是就在莫言获奖的不久,莫言就表白文学就是文学,不为哪个政党服务。很高的格调。不免为莫言担心。毕竟我们是生活在当今社会。

在文学与政治之间选择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现在不是当年,至少有一个可以腾挪自己的空间。不必为文学为谁折磨。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文学就是文学,可是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文学绝不仅仅就是文学。自古以来有多少文学家仅仅因为吟风弄月而因言获罪啊。

邓拓被称作“叛徒”,自缢身亡。田家英自缢而死。李平心文革前夕遭围攻和迫害自杀。 老舍著名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迫不得已,文学往往就是要达到政治的目的。左拉的文章让忠良得到解放,让真正的罪人受到惩罚。这就是文学的政治性。

无论是一个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作家同样都会掀起一场浩然的革命。林肯接见《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斯托妇人的时候说她“你就是那个引发一场革命的小妇人。”可见文学绝不仅仅就是文学。莫言这样说的其中意味耐人寻味。

莫言获奖之后,知名作家龙应台接受访问时表示:莫言是人民的文学家,一个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人民文学家。希望他的得奖是为中国打开一扇门,让全世界的人从此看到的不只是政治,而是中国人内在诚恳的心灵。

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范文九:莫言获奖了 投稿:石輶輷

莫言获奖了。

在全世界众多的西装革履、气宇轩昂、高手林立的作家当中,身处山东半岛高密县东北乡、带着泥土气息的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世界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世界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一次授予一个中国作家。人们在欢喜、庆祝、惊叹之余,大多数人不会去深思莫言的成功之道是什么,一个出身农村“没见过世面”的乡土作家为何在众多的竞争者之中脱颖而出,独踞文坛的最高峰?这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很值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莫言的成功,固然应该归功于他对文学的挚爱和深厚的素养,没有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其后的一切都是枉然。没有扎实的基本功,要写出一部部大部头的著作更是难以想象。但是如果莫言是一个胸无大志、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人,也不会取得如此的大成就。笔者猜测,当初他一定是做好了他的人生文学规划的。当然,不一定会有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雄心壮志。因为这太离奇、太渺茫了。他首先找准了人生的坐标,然后确定了努力方向,把每个阶段的目标完成得出类拔萃,最起码要使自己称心满意。做着这一阶段的工作,同时规划着下一阶段的工作,在文学的崎岖山路上不停滞不满足,向着最顶端的文学殿堂奋勇攀登、勇往直前。这种强烈的事业心和勇于攀登的精神,不正是莫言取得丰硕成果的动力之源吗?!

做一个作家不容易,做一个多产的、有作品质量的作家更不容易。莫言之所以是莫言,其过人之处就是他的超常勤奋。像《红高粱家族》、《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红树林》等十几部长篇小说,《金发婴儿》、《奇死》、《红耳朵》等二十多部中篇小说,以及数不清的短篇,这些著作加在一起,几百万字的著述就有厚厚的一大堆。三十余万字的巨著,他一口气在四十天内写成,平均每天要写七千多字,是多么的勤奋!试想一个人再有天分,如果他是一个慵懒的人,能取得这么多的丰硕成果吗?

有一位思想家说过,严于律己,具备较强的自我控制力是平庸与杰出的分水岭,是事业成功与否的分界线。现在想来,这话千真万确。城市里的人们,上班下班,喝茶聊天,大部分人过着舒适的生活。上班干完分内的工作,回到家里晚餐过后,捧上一杯香茶看看电视,有谁会绞尽脑汁、劳心费神地去“爬格子”?绝大多数人克服不了这种惰性,管不住自己。莫言做到了,在别人悠闲自得的时候,他在神游文国提笔疾书,不知疲倦!一切都靠自己管自己,一切都靠自己的自觉性。这是何等的不同啊。我想莫言的成功,没有很强的自控能力和严于律己的精神是绝对不行的。

莫言先生获奖了,他捧着奖状微笑着向人们走来。他的获奖,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民族的荣誉和国家的骄傲,更多的是带来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启迪。

范文十:莫言获奖了 投稿:范垺垻

  莫言获奖了。

  在全世界众多的西装革履、气宇轩昂、高手林立的作家当中,身处山东半岛高密县东北乡、带着泥土气息的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世界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世界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一次授予一个中国作家。人们在欢喜、庆祝、惊叹之余,大多数人不会去深思莫言的成功之道是什么,一个出身农村“没见过世面”的乡土作家为何在众多的竞争者之中脱颖而出,独踞文坛的最高峰?这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很值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莫言的成功,固然应该归功于他对文学的挚爱和深厚的素养,没有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其后的一切都是枉然。没有扎实的基本功,要写出一部部大部头的著作更是难以想象。但是如果莫言是一个胸无大志、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人,也不会取得如此的大成就。笔者猜测,当初他一定是做好了他的人生文学规划的。当然,不一定会有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雄心壮志。因为这太离奇、太渺茫了。他首先找准了人生的坐标,然后确定了努力方向,把每个阶段的目标完成得出类拔萃,最起码要使自己称心满意。做着这一阶段的工作,同时规划着下一阶段的工作,在文学的崎岖山路上不停滞不满足,向着最顶端的文学殿堂奋勇攀登、勇往直前。这种强烈的事业心和勇于攀登的精神,不正是莫言取得丰硕成果的动力之源吗?!

  做一个作家不容易,做一个多产的、有作品质量的作家更不容易。莫言之所以是莫言,其过人之处就是他的超常勤奋。像《红高粱家族》、《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红树林》等十几部长篇小说,《金发婴儿》、《奇死》、《红耳朵》等二十多部中篇小说,以及数不清的短篇,这些著作加在一起,几百万字的著述就有厚厚的一大堆。三十余万字的巨著,他一口气在四十天内写成,平均每天要写七千多字,是多么的勤奋!试想一个人再有天分,如果他是一个慵懒的人,能取得这么多的丰硕成果吗?

  有一位思想家说过,严于律己,具备较强的自我控制力是平庸与杰出的分水岭,是事业成功与否的分界线。现在想来,这话千真万确。城市里的人们,上班下班,喝茶聊天,大部分人过着舒适的生活。上班干完分内的工作,回到家里晚餐过后,捧上一杯香茶看看电视,有谁会绞尽脑汁、劳心费神地去“爬格子”?绝大多数人克服不了这种惰性,管不住自己。莫言做到了,在别人悠闲自得的时候,他在神游文国提笔疾书,不知疲倦!一切都靠自己管自己,一切都靠自己的自觉性。这是何等的不同啊。我想莫言的成功,没有很强的自控能力和严于律己的精神是绝对不行的。

  莫言先生获奖了,他捧着奖状微笑着向人们走来。他的获奖,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民族的荣誉和国家的骄傲,更多的是带来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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