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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法意义上的宪法

【范文精选】部门法意义上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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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部门法意义上的宪法

【优秀范文】部门法意义上的宪法

范文一:论部门法中的宪法 投稿:陆几凡

摘要:宪法内容的根本性决定了其法律效力的最高性,成为其他部门法的立法基础和依据。但是宪法效力的最高性和宪法规定涉及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并不能否认宪法的部门法属性,只是部门法中的宪法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效力和功能。

  Abstract: The constitution content's fundamentals had decided its legal effect's highest, becomes other department's method legislative foundation and the basis. But constitution potency's highest and the constitution stipulated that involves the social relations the universality not to be able to deny the constitution the department law attribute, is only in the department law constitution has is different with other department's method potency and the function.

  关键词:宪法部门法特征效力最高性功能

  key words: ConstitutionDepartment Fatt draftsPotency highestFunction

  作者简介:陈磊,男,汉族,1982年出生,霍邱人,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综合办职员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有的人不认为宪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存在,这种认识主要基于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以及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和全面性而产生的。首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这是宪法学界的通识。这里的“根本法”主要表现为内容的根本性、效力的最高性以及制定和修改程序的更为严格性。而效力的最高性是宪法发挥根本法功能的重要保障,其体现在:(1)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和依据,普通法律必须体现宪法的原则和精神;(2)任何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基于此,有人认为宪法是法律的法律,是一切法律部门的基础,而不能与普通法律同作为部门法而存在。其次,古典宪法主要规范政治生活,其较多关注政治机关成立、存在及运行的合目的性与正当性,国家通过规范自身活动以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私人自治的实现,而对传统属于私人领域的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则表现为不干预。这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划分,将社会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但随着国家与社会的融合,国家理念由传统的消极国家观向积极国家观转变,宪法除继续规范政治生活外,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涉及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传统私人领域的内容除在宪法正文中有所体现外,更多的是作为国家政策规定在宪法的总纲中。 因此,有人认为宪法是一部万能法,是对社会关系广泛、全面的调整,没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进而否认宪法是部门法。宪法究竟是否作为部门法而存在呢?这需要分析宪法是否具有部门法的特征。

  二、宪法的部门法特征

  宪法作为法,具有和其他法律相同的共性,即都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国家意志的,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社会规范。在此基础上探讨宪法是否是部门法,得考察宪法是否具备部门法的特征。在法理学上,部门法,亦法律部门,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 其划分标准尽管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分歧,但通说认为部门法的划分应以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为主要标准,以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为辅助标准。因此,以下将从宪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两方面考察宪法的部门法特征。

  (一)宪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

  任何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都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有特定、独立的调整对象,这是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的标志。就宪法而言,不少学者认为宪法的调整对象是政治关系。 按社会关系内容的不同,一般可将其划分为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家庭婚姻关系等诸多种类。如果将宪法的调整对象仅限于政治关系,那势必会将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内容排除在宪法规定之外,这与宪法社会化趋势不符。但是,宪法不是万能法,虽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广泛性,但并非具体。其对于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内容的规定大多是作为国家政策进行原则性规定,目的在于规范国家管理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权力,而对于这些内容的具体调整还得依靠其他部门法的进一步规定。

  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其目的就是为了制约绝对权力。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宪法的目的不仅是制约权力,更重要的是谋求保障人权和增进社会福祉。因此,不管宪法规范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内容的哪一方面,只要是涉及权力运作的,就应该由宪法来调整,权力关系才是宪法的调整对象。一般而言,权力关系包括权力与权力的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具体到宪法中而言,就是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宪法调整对象的确定是由宪法的内容所决定的。而各国宪法主要规定两方面内容:一是国家权力的来源、配置和运作、制约和监督;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的行使对于国家机关而言既是权力也是职责,国家机关必须在宪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正当行使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对于国家权力的行使而言如同一根高压警戒线,是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界限,同时也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只有明确国家权力的范围,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才能明确肯定地赋予公民基本权利应有的法律尊严。因此,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是宪法的根本目的,而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则是宪法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终极目的。

  在考察宪法的调整对象时,有必要注意区分宪法和与其内容有关的其他部门法。首先,宪法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并且通过对国家权力的规范来追求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效果。而有“动态宪法”之称的行政法也规范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权的行使,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那是不是意味着宪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同一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行政法仅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解决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宪法是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全面调整,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宪法的核心价值而衍生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这种义务的相对面是所有国家权力。此外,宪法还对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予以调整。因此,可以说行政法只是对宪法调整对象的一部分予以具体调整,但决不能等同。其次,宪法对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社会生活的调整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是不同的。宪法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以进一步赋予并规范国家机关干预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权力作为主要方式来进行调整,这仍然调整的是权力关系;而其他部门法则是对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某些具体方面进行调整,一般不涉及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

  (二)宪法调整方法的独特性

  部门法的划分标准除了要考察是否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外,还要考察是否有特定的调整方法或手段。由于“对法律制裁方法的确定是属于法律调整方法范畴的。” “调整方法实际上是指对违法行为制裁的方法来保障其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任务。”因此,宪法作为部门法就应当有相应的调整方法,通过对违宪行为的制裁来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如果不承认宪法规范的制裁性,就等于否认了宪法的强制性,从而否认了宪法作为法的属性。

  法律制裁是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要方式,法律责任按引起责任的行为性质的不同可分为宪法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四类。由于宪法责任是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与宪法相抵触,或者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与宪法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因此而受到的相应制裁在对象、范围和行使制裁权的机关等方面都不同于其它法律责任形式。

  在现代的宪政运行中,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宪法制裁的基本表现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公民对政治过程的监督也是宪法制裁的重要表现形式,构成宪法特有的制裁模式。 就一些国家的宪法规定来看,宪法制裁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剥夺或者免除国家官员的职务,这种制裁方法主要适用于国家机关的政务类官员;二是剥夺荣誉称号,这种制裁方法主要适用于已经具有国家颁发的荣誉称号的公民或者国家官员;三是宣布某项法律、法令或者命令违宪而不发生法律效力,主要适用于国家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这些宪法制裁措施是与其它普通法律的制裁手段有显著区别的。首先,制裁的主要对象不同。宪法制裁主要以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为主要对象,而普通法律一般以公民或者法人为对象。其次, 宪法制裁只适用于违反宪法的行为,如果违反宪法的同时还违反了普通法律,除应当承担宪法责任外,仍应承担普通法律规定的相应法律责任。虽然有时两种制裁手段同时并用,但宪法制裁手段不能取代其它制裁手段,其它制裁手段也不能代替宪法制裁手段。如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三款第七项规定:“弹幼案的判决,以免职和剥夺担任及享有合众国属下有荣誉、有责任或有报酬的职务之资格为限。但被定有罪者,仍得依法受起诉、审理、判决和惩罚。” 再者,制裁权的行使机关也不同。宪法制裁权往往由国家权力机关、普通法院或者特设机关来行使,而普通法律制裁手段则主要由司法机关来行使。

  三、部门法中宪法的特性――效力最高性

  法律体系根据建立标准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法律内容体系和法律形式体系。上述对于宪法的部门法特征的探讨是在法律内容体系中分析宪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别的特征。接下来将分析宪法与法律形式体系的关系以揭示宪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性。

  宪法是根本法,是国家活动的总章程,是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原则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宪法内容的根本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和依据,普通法律必须体现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第二,普通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第三,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最高行为准则。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宪法是普通法律立法的基础和依据,应将其理解为宪法所确立的原则和精神直接约束的是普通法律,为普通法律规定社会关系主体的具体权利义务时提供价值取向上的指引,而不是以社会关系主体的行为为直接对象,也不以对社会关系主体权利义务的直接明确为目标。所以,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此外,不是所有普通法律的制定都必须在宪法中找到明文依据,对于宪法没有规定的,只要不与宪法的原则、精神相抵触,就有其存在的合法性。

  四、部门法中宪法的功能

  宪法的功能是宪法的内容和原则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实际效果。宪法内容、程序和形式上的正当性是宪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功能的前提。与此同时,宪法功能的发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成熟的宪法意识和有效的宪法保障制度的建立。一般认为,宪法具有以下具体功能:(1)确认功能。第一,宪法确认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第二,宪法确认国家权力的归属;第三,宪法确认法制统一原则,为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提供统一的基础;第四,宪法确认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价值目标与原则,为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提供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2)保障功能。宪法对民主制度和人权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其中,宪法保障功能的核心是人权保障;(3)限制功能。宪法在确立合理授予国家权力的原则与程序的同时,又规定限制国家权力行使的原则与程序,确定公权力活动的界限,使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得以实现;(4)协调功能。宪法能够以合理的机制平衡利益的冲突,寻求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规则以作为社会成员遵循的原则,同时也规定相应的制度对少数人的利益予以保护。

  宪法是关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系列价值、原则及规则的总称。因此在上述宪法的功能中,限制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重中之重。首先,宪法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宪法具有其它普通法律所不能替代的功能――规范国家权力并控制国家权力的运行。宪法是人类追求自由生活状态的历史选择,通过将国家权力的运行控制在理性地设计的秩序轨道上,来消除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失序根源,进而建构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因此,能否将国家权力的运作控制在宪法预设的架构内,是宪法秩序成立的前提,也是宪政国家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宪法的这一功能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就会影响其它部门法的发展和功能的发挥, 从而影响法律体系的整体果。” 其次,在人权保障功能方面,普遍人权入宪是当代宪法的重要特色,使宪法成为一种真正超越于一般法律功能之上,具有整合各种具有进步意义的人文价值的法律准则,从而突显了宪法的主要价值功能在于保障和实现个人的基本自由,实现人本身的全面发展。

范文二:论宪法与部门法的区别 投稿:卢蘯蘰

论宪法与部门法的区别

法学院2014级研究生 法硕(非法学)李夏怡 201431040883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必有其区别于其他普通的部门法的地方。本文通过界定宪法为调整国家权力的配置及其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分析其调整对象的具体不同,揭示其与部门法的异同。

一.宪法的定义及属性

1、宪法的定义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具体表现为:规定的内容是国家的根本问题,设计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根本制度问题,其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宪法是普通法律制定的基础和依据。

2、宪法的调整对象

宪法与其他部门法调整的对象不同,每个部门法是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并由此构成一个法律部门,比如民法所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管理关系、市场运行关系和涉外经济关系,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那么宪法自然也是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并且这一类社会

关系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此类社会关系所涉领域非常广泛,几乎包括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它们均属于宏观的或者原则性方面的关系。第二,此类社会关系的一方通常总是国家或者国家机关。因为宪法是国家的章程,所以根据宪法而调整的社会关系一般地必然有国家的参与,并根据宪法使国家承担义务或者享有权利。笔者将此类复杂的社会关系分为以下几类:

(1)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宪法对国家与公民之间根本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宪法对国家权力与职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及普选制的确认。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二章中国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第二条:国家政权的组织和活动以全体公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第三条和第四十一条:国家机关向公民负责,受公民的监督等等。

(2)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关系。这些权力部门之间的分配和运行关系,在西方典型的是三权分立,及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在我国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主席、最高行政机关、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检察机关及国家军事机关之间的关系。这里主要是指职权的划分及监督、负责等内容。

(3)国家机关内部的关系。这是指各类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原则、方式、程序。例如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所应遵循的法定程序;

各级国家机关同所属人员之间的关系等等。

(4)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党作为一种独立的宪法主体存在实在现代宪法中才有的。政党制度是近现代国家实现国家权力运行的重要依托,政党的权力要成为国家权力,必须经过一定的转化程序方能实现,而宪法就规定了政党参与选举产生代表的方式来实现。

(5)国家与全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比较新的宪法关系,国家必须积极履行社会职能,而不是单纯的政治统治。因为不管对社会有何种认识,特定的人总是共同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宪法保护,是所有人所共同面临和应予关心的共同问题,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我国宪法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条文和规定。

根据以上几点,宪法调整的应该是国家权力法分配和运行关系,由此从调整对象上与其他部门法区分开来。

二.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与区别

1、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1)宪法是各部门法的母法,部门法是宪法的子法。宪法规定的是母权利,而各部门法由此延续派生出的子权利。宪法是部门法的基础,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各部门法都以宪法为立法依据,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各部门法都是宪法的发展和落实,是宪法精神和价值的延伸体现,部门法

需要宪法的指导和规范,以免脱离宪政轨道。宪法也需要部门法的细化和补充,已落实自己的思想和理念。两者虽说是子母法关系,但也在法制运行中相辅相成。

(2)违宪行为的制裁方式需依托部门法。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一般认为有两部分规范,一部分规范清晰明了,具有制裁性,即法律后果,宪法规范的制裁是违宪审查机关或者适用宪法的国家机关对于违反宪法的行为所采取的的保护宪法地位、保证宪法秩序和保障人权的措施。另一部分规定内容具有原则性、灵活性、无具体惩罚性特点,这一部分只是一般纲领性和一般原则性的规定,不便于执行,这些宪法规定的精神只有在为部门法所具体规定时,才能对主体产生效力,那么在产生违宪行为时,才能根据具体的部门法进行处理。

2、宪法与部门法的具体区别

(1)制定机关不同。宪法制定权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其归属只能属于人民。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享有宪法制 定权,无权制定宪法。而部门法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包括基本法律、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

(2)调整对象不同。结合本文第一部分所说,宪法主要以国家权力法分配和运行关系为调整对象。部门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某些领域或者某一领域,各部门法各有不同。

(3)调整方式不同。宪法调整的基本方法是控制、合理分配和保障国家权力的运行。普通的部门法各有其调整方式,如民法中的私权处分、意思自治等,刑法中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等。

(4)违反规定的审查机制不同。违反宪法规定的行为称为违宪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称为违法行为。违宪审查的主体一般是国家特殊规定的,中国的宪法监督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常委会)共同行使,由特设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设立宪法法院、宪法法庭或宪法委员会等专门机构,专门处理违宪案件,保证法律性文件同宪法的一致。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建立了宪法法庭,意大利、德国等国建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建立了宪法委员会。而一般违法行为的审查主体是普通法院。

(5)制裁方式不同。违宪制裁的主要形式为撤销或改变同宪法相抵触的法律与决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通过、质询或罢免违宪的国家机关领导成员等。实施违宪制裁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违反法律的裁决主要是民事制裁,包括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刑事制裁,包括刑法主刑和附加刑的规定;行政制裁,包括罚款拘留等。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宪法定义及其调整对象的分析,分别解释了宪法与部门法的联系与区别。在法律体系中,虽然各部门法

都与宪法发生关系,而且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 ,但是宪法在制定、运行方式和制裁方式上与各部门法都有着本质区别。

范文三:浅析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 投稿:陈硔硕

摘要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劳动权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当今它被写进许多国家的宪法之中。尊重劳动权,维护劳动权,是灌输人权理念的重要途径。劳动权的发展和相关法律的完善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劳动权 社会活动 劳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8-260-02

  

  劳动权的概念最早在西方国家出现,经过长时间发展,劳动权成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中发展较快的权利。对劳动权概念的理解国内外学者存在分歧。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1984)将劳动权界定为:“具有劳动力的公民能够得到有保障并有适当报酬的工作权利”。此外各种劳动权定义也有很多,不同的劳动权定义,意味着人们一直在探索着劳动权的概念。随着人权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劳动权的内涵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其特征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总结。例如,从广泛性的角度来看,凡达到就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享有劳动权,不因性别、民族、年龄、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各种差异而受到不同待遇。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劳动权的权利价值取向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多重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是个人走向社会的通道,是所有社会关系产生的基础和源泉。尊重和保护劳动权,既是人实现自我的一种肯定,也是对社会整体劳动价值的认同。从劳动权内容构成来看,劳动权是集人身权、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为一体的权利混合体。劳动权在社会强者和弱者之间所具有的价值分量是不等的,劳动权的充分实现依赖于国家积极介入社会经济生活。

  一、解析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

  劳动权是人权体系中重要的权利。从权利地位上看,劳动权是基石性权利,劳动权的实现程度对其他权利有重要影响。从权利内容上看,劳动权是既具有经济性也含有物质性因素的权利,同时在宪法意义上也是含有政治性和人身性的权利。首先,劳动权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权利,精神现象源于物质本原,人权结构中的精神形态权利决定于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实在权利,劳动权是这个意义上的物质形态权利。其次,劳动权是一种政治性权利,劳动组织权、劳动参与权等的目的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但其权利形态带有政治意义。再次,劳动权是一种人格性和人身性权利,含有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尊严、名誉、隐私等多重法益。从逻辑效力的视角看,劳动权是基本人权。人权是劳动权的本质追求。作为基本人权的劳动权,是在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历史变迁中体现的,当基本权利冲突时,保护劳动权是一项重要的利益平衡原则。

  二、作为制度性保障的劳动权

  (一)劳动权的形式

  作为制度性保障的劳动权具有多种形式。我国宪法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意味着国家应当通过立法,建立各种促进劳动就业和保护劳动者的制度,如促进就业制度、职业安全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并明确这些制度的具体内涵。作为宪法委托的劳动权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决定了宪法规范的原则性与抽象性,也决定了宪法规定事项需要进一步由立法者制定法律,具体实施。宪法委托理论表明,公民劳动权的实现需要借助法律的具体规定,使宪法劳动权条款具体化。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一规定可以作为立法、司法依据,但也有要求具体化的问题。在宪法委托之下,立法者立法保障劳动权是积极的作为义务。劳动权的三种属性劳动权是一种复合性质的人权,同时兼有自由权、社会权和发展权的权利属性。首先,劳动权是自由权。劳动权包含职业自由权、结社自由权、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权等一系列自由权。劳动者可以基于自己的意志选择劳动或不劳动;可以自己决定职业的地点、场所和类别等,这都是自由权的表现。其次,劳动权是社会权。在市场经济社会,失业原因重点在于结构性的经济、社会原因所致。为此,国家和社会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促使全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再次,劳动权是发展权。平等就业、劳动报酬、职业培训、休息休假等权利,使得劳动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从而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发展权的提出及其法律化的变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劳动权性质的认识。1986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表达了人们对发展之于现代社会意义的全球性共识,发展权作为第三代人权的代表性权利,逐渐为各国所关注、确认。在这一过程中,劳动权的发展权性质也得到了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知,“体面劳动”的提出,是人们对劳动权发展权性质认识的集中表达。可以说,发展权为劳动权带来了全新的理念。

  (二)劳动权的宪政意义

  劳动权的宪政意义集中表现为其是建构民主社会秩序的基础性力量。首先,劳动权是公民实现政治自由权、政治参与权的基石性权利。劳动权为政治民主权利的实现奠定基础。劳动权对于民主秩序的意义,源于其是物质经济性权利,可以为宪政秩序提供物质保障。劳动权的内容涉及民主的多个层面,是民主的组成部分。在民主浪潮中,劳动权的保障对丰富民主的多元内涵和实践价值有重要意义。例如,企业民主管理权是劳动权的重要权项,是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容。其次,从劳动权的历史发展看,其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基础。作为社会权利的劳动权,与现代工业化社会有着密切联系。国际劳工组织在其《章程》中认为,“只有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世界性的和永久的和平”、“涉及很多人的不公、困难和贫困的劳动条件造成的动乱如此严重,以致世界和平与和谐受到威胁”、“一个国家不采用合乎人道的劳动条件会成为其他国家愿改善其本国状况者的障碍”;在《费城宣言》中强调,“所有人……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其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这些认识清晰描述了人类对劳动权之社会发展意义的认知深度。

  (三)我国对劳动权的立法保护现状

  1946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第一次正式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国家应予以适当之工作机会”等劳动权内容。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国发起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案大纲》,提出了包括保障劳动者集会、结社、罢工、休息权利等原则。1925年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进一步提出保障劳动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主张和要求。新中国建国后,受诸多因素影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下的劳动权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结构性改革,中国的劳动权的实践与理论都发生极大变化,取得了全新的进展。新中国50多年的劳动权实践,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人权思想和观念不断的变化发展,劳动权的内容不断丰富,范围不断扩大,标准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建设法治国家和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多地享有和实现了劳动权。

  三、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劳动权的性质属于纯粹的社会性权利,也就是由国家直接提供工作岗位给劳动者以达到社会的完全就业。但这一点也成为国家借以否定公民消极的劳动自由的依据。在这种状况下,劳动不但是公民的权利,同时也成为公民的义务,公民没有不就业的自由。

  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所调整的主要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公民劳动权主要对应国家义务。作为基本权利的劳动权宣示了一种价值理念,希望创造一种价值的秩序,这是由宪法的基本法地位所决定的。劳动权在防御国家权力侵害的同时,也需要国家权力积极地保护其排除社会经济强者的侵害。这种积极保护主要通过劳动权所针对的国家义务来体现,尤其是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劳动权的规范价值通过立法者的立法成为具体的法律,从而使劳动者拥有可以在私法关系中主张的权利。

  四、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上的定位

  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具有调节社会矛盾、巩固社会稳定的作用,从宪政的制度架构来看,通过劳动权构建权利均衡机制主要体现为财产权与劳动权的并重保障以及资方与劳方力量上的对等。从相对的意义上说,雇主的财产权具有更大的权利价值性,而劳动权的价值则更倾向于劳工。在雇主的营业自由、解雇自由、契约自由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存续、要求提供法定劳动条件等之间财产权的雇主价值意义与劳动者的劳动权存在冲突,应当通过宪法规定的保护人权条款以及劳动权条款,在财产权与劳动权的保障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在我国劳动权的辅助性权利中,一些权利的规定例如团结权行使的单一性、罢工权的规定不明确以及工会与雇主协会力量的不对等性,都使劳动者处于更弱势的地位。因此,在适当的条件下赋予劳方更大力量,并通过法律予以规范和保障,将有利于改变劳资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

  在法律上,义务与责任紧密相连。我国实际上并未把劳动作为法律义务看待。例如劳动者主动提出辞职也将被看成是故意抛弃法定劳动义务而不被允许。我国现行分配政策除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方针外,还允许公民通过投入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如仍固守劳动为义务的法定观念,将明显与我国倡导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相脱轨。因此,为充分保障公民的劳动权,为维护现行宪法的尊严,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对宪法做些修改,删去公民有劳动义务的规定,明确所有公民有平等的劳动权。另外,要确立宪法可行的操作性条文,使公民平等的劳动权具有司法适用性。

  劳动权作为一种权利整体,意味着国家积极地提供和保障劳动的机会和条件。劳动权的实现受到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当劳动权无法实现或受到侵害时,劳动者能否实际的得到可诉的权利,并能否最终拥有从国家那得到救济的机会,并体现尊重和维护劳动权,是灌输人权理念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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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冯彦君.劳动权的多重意蕴.2003年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完善劳动法律制度研讨会论文.

范文四:论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 投稿:洪痴痵

  《前沿》                                 2007年第2期

论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

曹健 刘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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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深圳 518060)

[提 要]劳动权的产生、入宪,并被载入国际法,合型权利,它依存于生存权,并同财产权高度关联。。但劳动权并非不受限制,划定私有劳动权的“消极权利”。

[关键词]宪法 劳动权 人权[中图分类号]D921A文章编号]1009—8267[2007]2—0134—04

  。,乃公民人权的一个重要构成。劳动权虽然是属于经济权利下的子权利,但是由于其实现与否关系到人的基本生存,从而显得格外重要。劳动权属于人权法领域中少数单独拿出来进行讨论的权利之一,也是在国际和国内立法中都予以优先保障的领域。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劳动权已经受到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重视,并相继载入各国宪法。从宪法的意义上强调和落实公民的劳动权,是宪法正义的体现,是宪法本质的要求。

一、劳动权的入宪历程

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并非自古就有。劳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只是人们谋生的必要手段。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劳动者日益强化和普遍化的权利意识上升,使得人类对自由劳动的要求通过权利术语来表达,这样劳动从一种生存行为变为一种权利需求。在人类的认知史上,劳动权是伴随着财产权的探求而产生,后来被宪法吸纳,并最终形成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劳动权的思想萌芽于莫尔、卢梭、斯密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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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劳动权的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权的基本内容。洛克认为自然法的其他一切权利都以财产权为核心和基础,而财产权起源于劳动,私有财产的最初形成,是由于人们参加了劳动的结果。被誉为“法国大革命之父”的卢梭明显受到了洛克思想的影响。卢梭认为,“一般来说,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数量;第三,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地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亚当・斯密对劳动形成财富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它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地是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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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这最神圣的财产。”这些思想家们看到了劳动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作用,并予以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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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健(1982-),陕西西安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20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与劳动政策。

刘剑(1982-),山东陵县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20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转型社会与劳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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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并没有提出劳动权的概念。

劳动权作为生存权中重要的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于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过程中。18世纪中叶以后,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和斗争,迫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颁布了一些保障工人权利的法律。如1802年英国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这是第一个保护童工和限制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法律。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他们高呼“生活、工作或死亡”的口号,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争取“劳动权”的斗争。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最早提出了“劳动权”的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扼杀了劳动者的劳动权、财产权和生存权,一无所有的工人不仅遭受沉重劳动的折磨,而且常常失去劳动权。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迫使临时政府发布了《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律文件。1886年,其著作《,他认为劳动权、、生存权是构成新一代人权的经济基本权的基础。

德国开创了劳动权入宪的历史。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第136条第2款中明确以法律条文形式将劳动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固定下来:“德国人民应有可能之机会从事经济劳动以维持生计,无相当劳动机会时,其必须生活应筹划及之。”这是第一次用宪法的形式来规定公民享有劳动的权利,首创劳动权为宪法权利的先河。虽然该法不久被废除,但它所体现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保障生存权原则、国家对劳动的保护等,意义重大。随后各国宪法纷纷对公民的劳动权做出了明确规定。193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第118条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在宪法中对劳动权进行规定。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27条第1款规定:“一切国民均享有劳动的权利,承担劳动的义务。”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规定:“共和国保护一切形式和种类的劳动”,“劳动者均有按其劳动之质与量的比例获得报酬之权利”。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所有德国人有权自由选择其职业、工作地点及学习或训练地点”。我国的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及1978年

宪法均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我国1982年

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随着劳动权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相继被写入宪法,国际社会组织也开始关注劳动权的保障。1919年4月,“巴黎和会”通过了《国际劳动宪章》,确立了保护劳工组织的九条基本原则。同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成立。1944年5月,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费城宣言》,确认了保护劳工的新原则,确立国际组织的宗旨在实现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世界的持久和平。二战给各参战国的国土和国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随着世界多数殖民、半殖民国家人民的觉醒,复兴和创建就不得不从增加国家经。因此,保护公民之劳动权,稳定社会年,《联合国宪章》第:。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规定:“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条件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从此,劳动权由国内法进入了国际法。在1999年6月的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这意味着劳动应该是生产性的,而且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和充分的社会保护,也意味着有足够的工作岗位。

劳动权被法律乃至宪法承认并被载入国际法,是国家对人的生存、发展、尊严、价值的肯定,也是对劳动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实现予以制度保障,这一过程展示了劳动权从一个“天赋人权”的应有权利学说到法定权利的历史,体现了人类政治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劳动权的宪法化正是国家权力对人的劳动及与劳动相关权利的承认和保护,它的国际法化是这种宪法精神的延伸。因此,劳动权的宪法本质就是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劳动权。

二、劳动权的宪法本质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的劳动权。狭义的劳动权指就业权,即有劳动能力的公民获得参加社会劳动和保证按劳动取得报酬的权利;广义的劳动权包括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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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权、休息权等。劳动权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的价值、尊严、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需要。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的实质就是以就业权为核心、与工作相关的一系列权利的集合,贯穿于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之中。

劳动权是个人生存权的衍生权利。人权是基于人的固有尊严而对每个人的人格及其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它既是人类对自身深刻反省的产物,也是人类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生存权作为明确的法的概念,最早见于安东・门格尔的《全部劳动权史论》。他认为,在人的所有欲望中,生存的欲望具有优先地位。生存权不仅仅是指一个人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而且还指一个人要求社会创造条件以使其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生命延续权在生存权中具有优先性,个人首先要活下去,才可能有尊严地活着。,,。

。劳。通过劳动,人们可以获得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此作为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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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以,劳动权是生存权衍生出来的一种权利,其权利主体是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在能够生存下去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在有劳动剩余之后要求有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在有更多闲暇和自我素质提高之后才会意识到要求平等权、政治权、自由权等权利。因此,劳动权作为一项基本经济权利,是生存权的主要内容,属于人权的范畴。

劳动权是个人财产权的源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所有者,对自己的天赋拥有所有权,即洛克所谓“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人既是自己的主人,自身和自身行为或劳动的所有者,本身就还具有财产的基本基・136・

础。”、“劳动是劳动者无可争议的所有物。”这被诺齐克概括为劳动创造权利的普遍原则:正是个人的劳动与无主物品的结合才产生了对这些物品的财产权观念。诺齐克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权利莫过于对于自己的权利,正是这些权利构成了“自我所有权”,它意味着所有者和被所有者是同一个人:“如果我拥有我自己,我就拥有自己的天赋。而如果我拥有自己的天赋,我就拥有任何靠着自己的天赋所产出的东西。正如拥有一块地就意味着我拥有那块地的一切产出,拥有我的天赋也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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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有天赋的一切产出。”这说明劳动是财产的源头,劳动权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兼容的特点。

财产权源自于劳动权,。洛克在《》r,包含了三个:)自由权;(3)财产权。,对于作垒,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源自于劳动权基础之上的财产权对于劳动者、公民个人及其公民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正如哈耶克所说:“众所周知,对财产权的承认,是界定那个能够保护我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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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强制的私域的首要措施。”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没有保障,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和繁荣。由此,无论对于个人发展还是社会繁荣而言,普遍意义上的财产权都是极为重要的。

由于个人拥有对自己及其天赋的所有权,个人才能够“自由选择”自己所中意的工作(或生活方式)。只要允许个人选择,我们就总可以通过不断地选择来改善我们生存的境况,而不论这选择开始时的境况是如何糟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劳动权就是公民个人财产权的源头,保障公民的劳动权,就是保障他们的财产权,就是维护人类的文明生活。

劳动权与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密不可分,是一个公民实现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基本前提条件。所以,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劳动权受到宪法的尊重和保护乃是宪法的精神体现和价值所在。

三、劳动权的宪法保护及其限度劳动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而具有宪法上的意义。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可以分为作为私权利的劳动权和作为公权利的劳动权。作为私权利的劳动权,是一种相对权利,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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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处分,不受任何限制,其他社会主体也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常以司法自治为借口,强迫劳动者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劳动条件;劳动者一旦“自愿”接受,就难以获得救济。“无救济,无权利。”所以,作为私权利的劳动权实质上是没有保障的。而作为公权利的劳动权,具有绝对权利的性质,雇主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宪法赋予劳动者的劳动权,即使经过劳动者“同意”的侵权行为,也因与宪法精神相违背而无效。于是,作为公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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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权就有了制度保障。因此,对作为公权利的劳动权进行宪法保护是必要的。对劳动权的尊重与保护可以用宪法形式固定下来,但更重要的是让有关劳动权的宪法条款能够真正发挥法律效力。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即宪法司法化。

个人,,动者的权利意识、础。,珍视自己的劳动权,,劳动权的实现才获得了内在的动力。其次,劳动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当劳动者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在法治国家,公共权力对劳动权的保障必然在实体和程序上都落实为法律保障制度。劳动权的法律保障就是法律为已经宣言的劳动权的实现创造制度条件和制裁手段,惩戒侵权行为。公的劳动权和私的劳动权也可以分别对应积极的劳动权和消极的劳动权。相对于消极的劳动权,积极的劳动权具有扩张性,从而可能导致公民个人自由的丧失。我国现行宪法有对积极的劳动权的条文规定。如第42条做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这是否意味着下岗职工享有国家安排就业的权利?正如德国劳动法学家杜茨所指出的,“无论如何也不存在对具体工作岗位的个人请求权意义上的劳动权。这种所谓的宪法意义的请求权不符合传统意义上对基本权利的理解,即它们是针对

国家的防御权。”

作为积极权利的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并不一定提供比作为消极权利的劳动权更多的权利或自由。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要想履行宪法规定的积极劳动权,国家必须进一步扩大其行政管理能力,成立更多新的行政机构,这与有限国家的宪政理念是相违背的。其次,由于国家的一切行政管理活动都是和公共财政密不可分的,于是,政府只有通过提高税率、开辟新税种等手段增加税收来履行积极劳动权,高税收本身就限制了公民改善自己生活水准的能力。再次,积极权利的实施经常难以判定,因为也容易使规定流于口号和形式。其实,33条规定:“任何,同时必须履行宪”。由此可见,规定积极权利或自由。

参考文献:

[1][法]卢梭1社会契约论[M]1何兆武译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81

[2][英]亚当・斯密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1郭大力等译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51

[3]林燕玲1国际劳工标准[M]1北京:工人出版社,2002,17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1

[5][英]洛克1政府论(下篇)[M]1叶启芳等译1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291

[6][加]金里卡1当代政治哲学(上)[M].刘莘译1上海:三联书店,2004,2031

[7][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自由秩序原理[M]1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731

[8]李炳安1劳动权论[M]1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21-221

[9][德]W・杜茨1劳动法[M]1张国文译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51

(责任编辑:方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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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宪法日的意义 投稿:阎觌觍

一、什么是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它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它法!

律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所有违反宪法的法律都是无效的。

宪法日的由来

事实上,设立“国家宪法日”是法律界由来已久的呼声。12月4日是中国的“全国法制宣传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全国法制宣传日”,是因为中国现行的宪法在1982年12月4日正式实施。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作出《关于设定国家宪法日的决定》。通过法律的形式将12月4日设定为“国家宪法日”,对国家和全社会充分利用国家宪法日来积极主动和有效地进行宪法宣传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项决定也是党的政策及时转化为国家法律的经典范例,对推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规定的各项法治改革措施的及时出台,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作用。

宪法日的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设立“国家宪法日”,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范文六:设立“宪法日”的意义 投稿:冯拯拰

设立“宪法日”有助于培育宪法信仰\

  宪法拥有最高法律效力和不容置疑的权威与尊严,如果宪法不被信仰,法治必然是无源之水

  10月28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决定》指出,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拟以立法形式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开展宪法意识、宪法观念、宪法权威的宣传教育活动。

  学界关于设立“宪法日”的提议,最早可追溯至1982年12月4日。那一天,正是现行宪法颁布之日。19年后的200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将这一天确定为首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旨在“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和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13年来,“四五普法”已推进到了“六五普法”, “法制宣传日”每年都得到了坚持。

  从“法制宣传日”到“宪法日”的升级,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在“法制宣传日”的基础上,突出宪法的权威,以利于在整个社会营造出尊宪、守宪和护宪的氛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行政。宪法不仅是“众法之法”,也是“根本大法”。宪法拥有最高法律效力和不容置疑的权威与尊严,如果宪法不被信仰,法治必然是无源之水。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我们这样一个宪法文化积淀相对较少的国度,要全面推进法治建设,既需要以宪法的实施来宣示宪法自身的生命力,又需要辅以宪法宣传和宪法文化的浸润,使民众时时感念于心,在日积月累中增强对宪法的尊崇与敬畏。

  对中国来说,宪法是个舶来品。自满清1908年制定《钦定宪法大纲》起算,宪法在国家层面进入国人视野亦不过106年光景。自清末始,曾出现“君主立宪”“虚君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宪法”等名词,但并没有培育出深入人心的宪法信仰。

  新中国成立65年来,在曾起“准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之外,我们已有了“54宪法”“75宪法”“78宪法”与“82宪法”这4个文本。今天我们回望过去,“82宪法”颁布以来这32年的发展历程,已为“宪法日”的设立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一方面,政治、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需要宪法权威来捍卫;另一方面,尊崇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需要更多宪法文化和宪法理念的支撑。

  当然,要让宪法成为众所敬畏和尊奉的“众法之法”,成为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基石,仅有对宪法的宣传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要有一个有效的宪法监督机制,确保违宪行为都能得到及时纠正。而这些纠错个案,又将是“宪法日”最生动和最鲜活的宣传材料。

  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提出,“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其深意正在于通过激活宪法的实施和适用,为宪法意识、宪法观念和宪法权威的深入人心提供生命之水。

  教育部:鼓励将宪法知识纳入中考测试范围

  从教育部官方网站获悉,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宪法教育体系建设,形成宪法教育的长效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宪法知识纳入中考的测试范围。

  教育部表示,要将中小学课程已包含的宪法知识内容进一步整合,与法治知识课程设置相结合,研究制定开展宪法教育的基本要求,形成科学的教学安排和常态化的教育机制,探索建立宪法教育效果的考核与评估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明确中小学宪法教育的专门学时,并将宪法知识纳入中考的测试范围。

  同时,要组织专家编写、审定中小学宪法教育读本,利用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等资源开展网上宪法教育活动。有条件的地方,要向中小学配发宪法教育读本和宪法宣传挂图、资料。要健全保障机制,推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宪法学者、研究人员、学生进入中小学,开展或者辅助开展宪法教育活动。

  此外,教育部还要求,在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当天,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应开展宪法晨读、特别升国旗仪式等活动,校长要主持一次教职工宪法学习活动或者为学生讲授一次宪法教育课。

范文七:研究宪法的意义 投稿:江缿罀

研究宪法学的意义

中国宪法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科学,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并实行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国家结构采取单一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的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和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社会文明;赋予公民广泛而真实的自由权利,又要求履行相应的义务。宪法学的基本问题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范畴体系中最基本的一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及其关系是宪法规范最主要的规定;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宪法思想流变最基本的线索,宪政实践中最基本的关系,宪事法律关系中的最基本内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良性协调关系是宪法实现的最根本标志。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宪法学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大家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我国现行宪法典在序言中宣告了其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于全体公民和一切组织的要求,即“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社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要求举国上下,无论东西南北,无论男女老少都要一体遵行而不得违背,因此要反对任何特权人物和特权现象。为了保障国家宪法的有力与有效的贯彻实施,就应当认真学习宪法的原理、原则,掌握宪法的精神实质,明确我国现行宪法所确认的国家任务,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以及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义务,这一切都与自身有着极为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为此,既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收到前人“子率为正、孰敢不正”的守法效果,又要切实地加以宣传与监督。

第二,通过学习宪法学,为学好其他法律专业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根本法的特征决定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宪法学为其他法学奠定了基础。例如财产关系与人生关系是民法学所研究的对象,公民的这种财产权与人身权是从属于、派生于国家的根本制度的;而被称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其直接的依据是现行宪法的第41条等有关条款,这便从程序方面保障了宪法典中一部分宪法规范的准确实施。由此,我们便可从更深层次认识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了解宪法与普通法的“母子”关系,从而为学好各门宪法专业课程提供良好的条件,对于学好其他法学课程很有帮助。

第三,学习与研究宪法有助于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现行宪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充满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对于改革开放作出了选择规定。改革就是在宪法的指引和保障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宪法为改革和开放提供根本法的依据,改革又使宪法获得活力,增强宪法的适应性,扩展宪法的原则精神。现行宪法的发展及其实施的成就与经验表明,他不愧是改革开放的根本法律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我国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与研究我国现行宪法就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既要求坚持我国宪法确认的根本制度与根本任务,又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情况,研究新的问题,在宪法科学的领域中探索怎

样采取有效措施对改革开放事业作出根本法律保障,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法治国家。有助于大家更好地探索完善各种制度的方法途径、推动各项改革的深化进行。

第四,学习宪法学是为了推进宪法学的实施及其理论的发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已明确载人宪法,宪法的充分实施,将会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也应看到,宪法学本身要适应客观的要求,就必须要发展和创新,只有大家努力学习宪法,研究宪法中的各种问题,发展理论,推进实践,就能使宪法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范文八:“以人为本”与“宪法至上” 投稿:钟魉魊

作者:张建良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05年03期

  将“以人为本”与“宪法至上”放在一起,乍看有些不伦不类,二者似乎有些隔膜, 而且到底是“人为本”还是“宪至上”,也好像存在着矛盾。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冰冷 的理性,“宪法至上”意味着把宪法这个冰冷的“物”作为评判人的行为(当然包括政 府行为)的根本规范和终极标准,而“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的非理性精神因素在人和 社会发展(包括法律发展)中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些主张激进的法治建构 论者看来,二者是不相容的,即使是那些温和的法治经验论者,也不一定愿意将二者放 在同等的位置上加以分析。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对二 者的不同理解甚至误解上。本文试图以发展的观点,在探讨二者的渊源和确切涵义的基 础上努力揭示出二者产生隔膜的根源和统一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协调。

  一、对“以人为本”和“宪法至上”内涵的界定

  “以人为本”的提法源自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它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为推 翻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采取“人本主义”反对“神本主义”的思想斗争的形式,为资 本主义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鸣锣开道。费尔巴哈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衣钵,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人本 主义”的哲学口号,强调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1] 这种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主张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把人作为世界的尺度和中心,高度 肯定人的价值和自由,强调人的非理性精神因素在人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 性的作用,并主张通过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造去实现人的发展。“以人为本”的提法 ,是在人本主义思想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本质上是人本主义思潮的精炼概括。具体来说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价值内核和价值本源,充分尊重与保障人的人格、价值与尊严 ,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核心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在 法律上对人的权利的承认、尊重和保护的实质就是对人本身的承认、尊重和保护。以人 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 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宪法至上的原则,可以追溯至自然法思想 。这一思想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萌芽,后来为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所弘扬 。最早把“权威”与法律相联系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写 道:“法律应该在任何方面都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3]英国宪法学家戴雪则 从理论上全面论证了法律权威,他明确了“法的统治”的著名思想。从此,“法律至上 ”“法律权威”成为西方法学界的通用语言。[4]其基本思想就是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 高于政府权力及其所制定的法律的自然法;认定法必须受自然法的理性的检验。这实际 上就是自然法至上。自然法的臆想性后来受到批评和扬弃,但它立意要以更高的法来约 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思想则保留下来。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产生的宪法,将自 然法的一些原则,如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权力受人类固有权利的限制等,纳入宪法 之中,因而自然法至上转化为宪法至上。具体来说,宪法至上是指人民的法律意识中有 宪法至上的观念,有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因此对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法有强烈的愿望。 人民的这种强烈的意识和愿望是宪法得到实施的有力的保障。也就是说宪法至上的正当 性在于它把人作为价值本源和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高度肯定人的主体价值和参与政治 生活的自由权利。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法律至上的核心即是宪法 至上。

  二、“以人为本”与“宪法至上”的契合

  宪法的至上性是与法治密切联系的概念,也是法治的基本标志之一。法治以人为本深 刻地反映了人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要。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认为:人一方面具 有受“经济原则”限制的惰性,但另一方面也具有充分发挥其潜力以为文明的各种任务 做贡献的强烈欲望。为了实现人所具有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能力,就必须采取一切可能 的合理手段激励其在发展和奋斗方面的欲求。现代医学也证明,只有当作为整个有机体 的人的能力(其中包括精力和情感的部分)得到尽可能充分实现的时候,人才能获得真正 的幸福。一个社会制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将人们在经济追求和精 神追求诸方面未被耗尽的剩余精力引入合乎社会需要的渠道。法律对社会的有益影响,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在某些基本的生活条件方面为个人创制并维 持了一个安全领域。[5]法律保护国家成员的生命和财产交易,通过创设有利于发展人 的智力和精神力量的有序条件而促进人格的发展与成熟。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法治与“ 以人为本”似乎形成了某种隔阂和屏障,而与国家(政府)和社会却具有更多的亲和力, 但事实恰好与此相反。人们常说,法律是一种冰冷的理性。但是在此种冰冷的表面下, 却蕴藏着火红的岩浆,它就是人的内在热切和需要。人对法律的寄予是与人自身的本性 相联系的。无论是作为历史经验的自发产物,还是作为现实需要的理性建构,法治都始 终是以个体的人的人性和需求为标准和动力,以真实的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诞生 之地,并以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为存在和发展的地域与时空维度的。[6]就人类 历史而言,当人真正由单纯的生存进入到生存基础之上的社会生活时,其作为生活基础 与环境条件的所有因素除了自然环境与资源因素之外,无论是精神、意识与观念传统, 还是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设计,无不体现出一定的人的旨趣。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 、经济、法律都始终是以人为尺度和灵魂的,也都始终是以人的尺度作为其存在与发展 的动力与依据的。就中国的民主政治与宪政建设而言,可以把法治看作是目的,而把以 国家(政府)为基点自上而下,以社会为基点自下而上或者这两种形式的不同结合方式的 对法治的推进看作是法治的手段。这是一般的认识。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思考:即就 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而言,立足于人的生活,那么,法治本身实际上只是手段,其根 本目的乃是人的确证,是人格尊严和人性完善的要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法治的目 的不过是让人自己成为具有人格和富有人性的人。由此看来,法治的方方面面,自始至 终都体现或者应当体现着对现实的人当前命运与未来前途的热情关注。这种关注不是精 英设计或者是国家(政府)对民众的抚慰性关注,而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对其自身命 运和前途的真情实感与切身关注。一旦失去其人文内涵,法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 从而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成为对抗人、压制人和扼杀与束缚人的单纯暴力机制;而在法 治之中输入、渗透人文精神的内涵,则有助于法治精神的社会生成,亦有助于理想的法 治人格的建立。[7]

  从宪法的核心价值来看,以人为本与宪法至上也是契合的。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 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1789年的《人权宣言》就明确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 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列宁曾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可见 ,宪法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宪法的基本内容来看,可分为国家权 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宪法是调整国家权力的运行和公民权利的保护的 根本法。就这两者的关系来看,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处于支配地位。其基本出发点就 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8]宪法在内容上如此安排,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国家职能 的定位,合理地分配国家权力,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因此规定国家权 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和扩大公民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宪法 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以人为价值本源和终极目标的,目的在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确立和维 护。

  自从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近现代宪政制度以来,成文宪法国家大都在宪法文本中明确了 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宣布“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 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 律效力。”在我国,宪法是根本法,意味着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宪法的内容不同于 普通法,宪法有着特定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而且宪法在更高程度上集中反映了执政阶级 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的意志与执政阶级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因此宪法的内容正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意志和利益的法律表现就是法律权 利。所以通过权利这个有着深刻内涵的词语,人、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与宪法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关注人权,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正是“以人为本”在宪法中的体现。

  三、“以人为本”与“宪法至上”隔膜产生的根源

  (一)法律文化传统中“宪法至上”思想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对宪法至上性的理解与一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由于传统法律文化中 缺乏一种超越于世俗政治权力之上的普遍正义标准,也没有人们共同信仰的宗教体系, 因此小农经济带来的保守和投机思想便以十分直接的形式转化为对世俗权力的崇拜,一 切伦理道德观、一切政治与法律观都建立在神化政治权利的基础之上;近代西方的宪政 思想冲击了中国的古代文明,在救亡图存的推动下,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的宪法与政治体 制,但是宪法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发挥其确立民主政治制度、保护公民权利以及限 制政府权力的作用。这些都是宪法不能在中国至上的原因,同时,它也制约了人们对宪 法至上的理解以及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的认同。[9]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的缺失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中的确包含有以人为中心的“人 本”“人贵”“民本”和“爱人”等思想,但是为什么没有催生出法治的精神,却构成 了德治或人治发育的“温床”呢?这是由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丧失了超验的独立品性, 缺少应有的理性因素,以及注重群体精神和社会人格的塑造,而缺乏对个体价值的关注 等弱点,因而最终未能催生出法治的精神和实体。[10]

  (二)公众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对宪法至上理解上的偏差

  中国近代政治为官僚专制主义所把持,他们对思想和智慧的压制使得接受外来宪法观 念变得十分困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法学家在研究宪法的至上性时不得不较 多地从宪法的内容和形式上去探讨,即从宪法的内容的根本性、法律效力的最高性、制 定和修改程序的严格性等方面来认识宪法的至上性,[11]或者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来看 待宪法的至上性。他们认为宪法至上,亦即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 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具体而言,它意味着宪法是国家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最高行为准则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将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否定。但事实上,这种认识只反映了宪法形 式上的至上性,而没有反映宪法实质意义上的至上性。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宪政或法治, 是否宪法至上,并不在于它是否从形式上确认和宣布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这一点我们 可以从各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中看出来。如有些国家的宪法虽然以规范的形式确认自身的 最高法律效力,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宪法不仅起不到最高法律的作用,而且自身也沦 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成为掌权者手中的玩物,而且,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也没有强烈 的意识去捍卫宪法的尊严和至上性,因而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宪法只能是“名义上的宪法 ”或者“语义宪法”。[12]与此种情形相反,在有些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并没有宣告 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但宪法却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法的地位,公民强烈的权利 意识集中表现为强烈的宪法意识以及对宪法至上的地位的共识。因此,宪法的至上性与 宪法对自身法律效力的地位的宣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宪法的至上性不能从法律形式的 角度来理解,而应该从宪法的实质意义的至上性来理解,也就是从宪法的价值层面去看 待宪法的至上性。否则,就会带来对宪法至上性理解上的偏差。

  (三)对“以人为本”认识的混乱和滥用因素

  近年来,无论是在报刊上,还是在某些单位的宣传口号中,都能经常见到“以人为本 ”的提法。如教育改革要“以人为本”,企业管理要“以人为本”,城市管理要“以人 为本”等等。不可否认,“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思想原则,具有明显的抽象性、不确定 性的特点。因为在这里涉及到“人”指代的究竟是“人类”“人民”“一般的人”还是 “个体的人”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同时,“以人为本”并 不能必然地逻辑地引出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关于人和社会的辨证关系的结论。所以国 内有的学者主张在实际工作中一般不应随意使用“以人为本”的提法。[13]这并非没有 道理。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用发展和开放的眼光,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需要,批 判吸收传统的人本思想的同时,对“以人为本”思想的内涵和外延重新进行科学的界定 。

  四、“宪法至上”与“以人为本”的冲突与协调

  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宪法至上”与“以人为本”毕竟存在着人的理性和物的理 性之间的冲突。不可否认,宪法作为法律的一个基本特性,即“法律是对人们行为的一 种控制、约束、或限制。”因为法律的功能特性与法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法律的目的 或法律施行的结果,可以使群体中的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正当自由。但是,法律自身绝对 不是自由。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则体系,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限制。而自由正是通过限 制实现的。确实,这一观点是深刻而独到的。其实,西塞罗早就说:“我们都是法律的 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所强加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 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的自由毁灭。”[14]总的来说,宪法至上与以人为本的协调 是通过两个方面的限制来实现的。一是通过明确人权的界限,对人权加以适当限制而实 现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应该如何来规定“这些限制”,其“出发点是保护公民 的正当权利还是限制、束缚公民的正当权利?是保护还是管理?”[15]换言之,有关人权 的立法是仅仅为了限制,还是通过适当的、合理的限制以达到保护并扩大公民权利的目 的?限制人权是指规定人权的范围,使之不得超过一定的限度。19世纪在西方,限制人 权的原则主要有三个;一是最小限制原则。因公益的需要限制人权时,这种限制应该是 “最小范围内的”;在存在多种限制手段时,尽可能采取损害最小的形式。二是利益衡 量原则。在限制人权时,比较因限制人权而得到的利益和失去的利益,当判断得到的利 益大于失去的利益时方可进行限制,否则不能加以限制。三是二重基准的理论。即把人 权分为精神自由和经济自由,原则上以对精神自由不作限制为基本特征,使限制在解释 上比经济自由更严格。而精神自由的限制通常需要如下要件;禁止事前抑制;限制的理 由和限制程序要明确;具有合理性;存在明白而现实的危险等。[16]这三个原则并不限 于理论上的探讨,而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中实际遵循。这也是我国在人权立法中应加以参 考、借鉴的。同时,我国有些学者主张还应该遵循以下原则:首先,不得限制基本人权 。主要是指立法机关(或有立法权限的机关)在制定法律时,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其次, 限制人权的程度要适中。最后,对人权的限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 实现人权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这一进程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适应的。人类处 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如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17]

  另一方面,二者的协调是通过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来实现的。首先,国家生活中的任何 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都居于宪法之下,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只有从宪法中寻找自己合法 性的依据才符合人们对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的理性期望。其次,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其 他一切法律(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都不得违反宪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是 法律的法律,在一国的规则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裁判力的法,非宪法莫属。最 后,宪法对政府权力进行控制从而保障公民权利免受政府权力侵害来集中实现其宪法至 上的地位。宪法至上是以人为本原则在宪法上的具体表现,是确立和实现公民权利和制 约国家权力的根本保证。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的形成,关键在于宪法对权利的尊重 。政府和公民“认真对待权利”,公民的应然权利不折不扣地转化为实然权利,公民才 会尊重宪法和法律。所以公民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才是宪法有效性的关键。

作者介绍:张建良,湖北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34)

范文九:美国宪法的影响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投稿:傅暌暍

【摘 要】 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美国宪法所产生的域内及域外影响做了总结,然后根据各国的借鉴经验及美国宪法的影响对我国的宪政建设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美国宪法;宪政;借鉴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054-01

  美国以宪法形式确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架构和宪政运作范式,是对西方法制观念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其独特的法律文化意义。美国宪法的产生不仅是宪法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且是适应社会变迁的产物。

  一、美国宪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

  美国宪法所创立的联邦制是“美国对宪治作出的新的创造性的贡献”。联邦制有利于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平衡,从而切实维护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并且该制度也是与民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制度不仅影响着瑞士宪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意志帝国。

  美国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度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违宪审查制度的进程,它 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影响的先例,对其他国家建立类似制度产生了重要影 响。当前有很多国家已经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值得一提的是,违 宪审查制度对大陆法系的国家也产生了影响,比如法国也建立了宪法委员会负责 审查国会的立法,德国建立了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日本在二战以后也确 立了美国模式来受理宪法案件,行使违宪审查权。此外,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 同样受到了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影响。时至今日,违宪审查制度被认为是赋予宪 法权威,走向自由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制度。

  美国宪法所创立的一套新的宪政原则和实践使共和政治成为了一种可操作 的现实,也构成了具有美利坚特色的宪政的核心内容。这些原则和实践不仅为美 国在过去两百年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而且也深刻地影响 了后来乃至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

  此外,美国在制宪会议中所体现出来的程序意识、妥协精神、实事求是的态 度等也都为世界各国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制宪会议成了解决或者说缓和国家精 英阶层和基层民众矛盾的典范,对其它国家后来的宪政建设产生了影响。

  二、美国宪法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借鉴作用

  (一)美国宪法对我国的借鉴

  美国宪法是当今世界最古老的一部成文宪法,在长达 200 多年的风雨历程 中,美国宪法始终保持其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尽管它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 总的来说,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美国宪法之所以沿用了 200 余年至今却只有很小的变动,我认为主要是有两点原因:一是美国宪法是美国制宪者在经历了激烈的争吵后,相互协商和妥协而制定的适合美国国情的宪法。总体来讲,这是一部好宪法,它奠定了美国建设成为宪政国家的法律基础。二是美国有一个维护宪法权威、确保宪法稳定性的机制—— 司法违宪审查制度。具有实效性质的违宪审查制度是维护宪法权威、建设宪政国家的必要制度。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国的宪法,另一方面必须建立起能够切实维护宪法权威并且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实效性质的违宪审查制。欧洲的相关实践也告诉我们照搬照用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搞我们的特色。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来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部 设立全职的宪法审查委员会是我们建立违宪审查的可行选择,这个比较“符合我国宪政体制和实际发展的需要”。

  美国宪法中所包含的“三权分立”思想也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思考的。“三权分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我们在宪政建设中对于人类有益的成果要敢于和勇于吸收。“要改变曾经的那种认为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观念。实际上,按照现代管理的模式‘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与制约是很正常的,只不过需要相互协调,这个就是新三权分立理论”。把新三权分立理论在我国宪政建设中实践,能够改变目前中国司法改革所处的窘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止腐败。将它结合我国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分离与制约制度,使得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也把个人权利的保障落实。

  (二)在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借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宪政建设理论上还是很薄弱的,对美国宪法思想与宪法制度的学习是必要的。但我们在宪政建设中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任何制度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我们在宪政建设中首先要提高人民的法律水平、运用适当的方式培养民众的宪政素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宪政建设有继续下去的基础和可能。

  其次,要认识到美国宪法思想移植的有限可能性,不要曲解和夸大美国宪法思想的影响,也不能机械的照搬照用。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去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我们需要的、能够融人我们法律体系中的提取出来,并将其转化成我们自己的理念为我所用。

  再次,我们对宪法思想和宪法制度的学习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同时我们也要用不断发展的眼光来学习,不能只停留在眼前,要更多地关注现实各国的宪法思想与宪法制度。

  最后,虽然对美国这样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法思维、宪政制度的学习对我们来说很是必要,但对于我国宪政建设来说,仅仅借鉴他们的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宪政建设不能够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剖解以及对我国社会现状和国情的分析,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而且又是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中,只有能够与我国传统文化相交融、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的宪政才是能够起实效的中国宪政。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9,306,308.

  [2]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适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54,391-393.

范文十:鞍钢宪法的历史意义 投稿:马苨苩

《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的历史意义

齐兆舜

2003年 12月 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卓越的领导人。在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周年之际,面对当前我国、我省钢铁工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回顾毛泽东同志对钢铁工业的亲切关怀和对钢铁工业的发展所倾注的大量心血,不能不引起我们钢铁工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的深切怀念。

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一直努力探索中国式的钢铁企业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及如何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等方面的政策和方法,做过许多讲话和批示。其中毛泽东同志批示的《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就极具代表性。

1959年7月25日。中共鞍山市委向辽宁省委报送了《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情况与8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辽宁省委很快将此报告转呈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于1960年3月22日,对这一报告作了批示,批示中写道:“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况,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现在(1960年3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他要求将这个报告“转发给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给大中城市的市委”,“并且当做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其内容主要包括五项原则,即: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五条,就成了当时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被广泛宣传和推广。6月4日,冶金部党组在批转鞍钢现场会议上发言时的批语中指出:“大张旗鼓地学习、推广和发展鞍钢宪法,决不是一件可办可不办的小事情,而是关系着冶金企业办好办坏的重大政治问题。”

1971年,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规划和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贯彻全国和全省计划会议精神,在全行业很快地掀起贯彻落实“鞍钢宪法”的高潮。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厂矿企业的党委成员,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入手,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转变领导作风,掌握第一手材料,取得对各项工作领导的主动权。有的企业党委书记带领领导干部到经常完不成生产任务的部门去蹲点,和工人一起劳动,在劳动中与工人谈心、交朋友,发现有些青年工人怕苦怕累,不安心岗位工作,就利用班前班后,组织青工学习,帮助他们认识和处理个人自愿与生产需要的关系,提高他们的觉悟,很快就扭转了后进局面。有的领导干部,虚心向老工人学习,拜老工人为师,刻苦学习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知识,使自己成为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生产组织者和企业管理者,有的企业党委及领导干部在参加集体生产中,还注意发现和善于总结群众在企业管理和生产实践中的先进经验,树立样板,运用典型指导面上的工作,推动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的不断发展。

冶金战线上的各级领导,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认真转变领导作风,在生产第一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密切了干群关系。有的厂矿如郑州铝厂、焦作耐火材料厂等还实行了“三三制”,规定干部1/3参加劳动,l/3调查研究,l/3坚持做好日常工作,这样一来,促进了机关工作人员作风的转变,摆正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使广大生产工人受到鼓舞。正如工人所说;“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领导带头干,群众劲更高。”

通过贯彻“鞍钢宪法”,进一步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少冶金厂矿企业都建成了一个团结战斗、廉洁高效的领导班子,他们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组织纪律,坚持无产阶级党性,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 通过贯彻“鞍钢宪法”,全省冶金企业加强了企业管理,严格了规章制度,以岗位责任制为重点,扎扎实实把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维修和经济核算等制度建立健全起来,使每个职工都明确岗位、明确任务、明确责任,做到事事有人管。对于执行制度,各企业都能做到一个“严”字,严格要求、严格对待、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首先从思想上、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做遵守制度,执行纪律的模范。同时,还注意抓好典型,对于遵守纪律、遵守制度好的,予以表扬、奖励,对于不遵守纪律、不遵守制度的,予以批评教育,对于违犯制度、违犯纪律,而造成事故的,则进行严肃处理。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和克服了职工队伍和企业管理中的混乱现象。

在加强企业管理中,有不少企业还特别注意发挥老工人、老劳模的作用,重大问题主动征求他们意见,重大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碰到技术难关主动请他们出来当“诸葛亮”,使他们真正感受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

贯彻“鞍钢宪法”,还推动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毛泽东同志批示的“鞍钢宪法”最强调的“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体现在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体现了走我国自己发展工业道路的精神。贯彻“鞍钢宪法”后,冶金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和技术人员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高涨,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如洛阳有色加工设计院和洛阳铜加工厂研制的“三机架冷连轧可控硅供电”,郑州轻金属研究所研制的“铵光卤石法炼镁”等等,这些成果在技术上都是先进的,在经济效益上也都是显著的。大搞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推动了冶金技术的进步和企业的发展,成了企业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的决定因素。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64年初,冶金工业战线开展了学习解放军和学习大庆油田的群众运动,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工业学大庆”的号召而开展的。

冶金部1964年1月28日至2月3日召开厂矿长、党委书记会议,部署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安排全年工作。为什么要提出“工业学大庆”,主要是大庆油田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建设和管理企业的经验。其主要内容是:(1)从实际出发,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大庆精神;

(2)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3)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勇挑重担,靠自己双手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4)在生产建设中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讲究科学,“三老四严”,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求实精神;(5)胸怀全局,忘我劳动,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

大庆精神,通过宣传、学习、贯彻,已为全国、全省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所接受,成为学习的榜样。1966年,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省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河南工交战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主要奋斗目标就是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工业、办企业,创造出一批大庆式企业;大力支援农业和重点建设,以发展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积极发展新产品,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赶上和超过全国平均先进水平。冶金工业是重要的原材料工业,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发展的产业。冶金工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积极响应,迅速在全行业深入开展了学大庆、创“五好”活动,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高潮。

1973年,全省冶金工业战线学大庆群众运动再次深入开展。广大职工以大庆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不断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向生产的

深度和广度进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洛阳铜加工厂等一大批企业都连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1975年7月,召开全省冶金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了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其中洛阳铜加工厂、鹤壁东风耐火材料厂、安钢李珍铁矿、郑铝小关铝矿等单位(集体)由省推荐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一大批钢铁企企由省冶金主管部门推荐出席全国冶金战线工业学大庆会议。他们在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创造了出色的成绩,都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洛钢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重点工程之一。苏联专家撤走后,带走技术资料,停止设备供应,造成基建瘫痪,出现思想混乱。面对这种情况,是上还是下,是干还是散?是独立自主闯新路,还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洛铜的广大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顶着风浪,迎着困难上,干中学、学中干,终于在兄弟单位的积极支援下,冲破道道难关,仅用三年时间,就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铜加工厂,为国内有色金属加工产品填补了空白。这个厂建成后,又在自力更生方针指导下,大力开展科学试验和技术革新,成功地试制了1700多项新产品,10种新型铜镍合金和两种新型镁合金材料,产品规格发展到3万多个,为国防和尖端工程建设提供了特殊金属材料,为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提供了多种产品,还向法国、英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提供了1000多种对外展品。鹤壁东风耐火材料厂,一不等,二不靠,三不伸手向上要,自力更生先后自制300吨压砖机、破碎机、提升机等设备172台,占设备总数的79%。同时,还靠自己的力量安装了粉碎楼288吨设备,建成一条年产3万吨耐火材料半自动流水线,把一个只能生产缸、盆的手工业小厂,建成为能生产多种耐火材料的现代化冶金企业。

1978年全省冶金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成绩很大,建成大庆式企业八个,占全省冶金企业的6.l%,二级厂矿建成七个。主要产品量提前超额完成国家和省里下达的计划,创造出河南冶金生产的历史新水平,结束了徘徊局面。进入冶金工业生产建设的黄金时期。

毛泽东同志批示的“鞍钢宪法”和提出的“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已经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来.冶金工业发展虽然经过不少曲折,走过不少的弯路,遇到过种种困难,但所取得的成就却是辉煌的。展望未来,我们更加充满信心,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但也不能忘记过去,过去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他对冶金工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其中包括他批示的“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大放光辉,依然是我们发展冶金工业的重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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