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片放逐法_范文大全

陶片放逐法

【范文精选】陶片放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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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陶片放逐法

【优秀范文】陶片放逐法

范文一:论陶片放逐法 投稿:王嚸嚹

[摘要]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项政治机制,同时对近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陶片放逐在实施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被废除,并未与民主制度相始终,但是陶片放逐对民主制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

  [关键词]陶片放逐法;雅典民主;评价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35-01

  一、陶片放逐法概述

  (一)“陶片”而非“贝壳”

  “陶片放逐法”一词,是由古希腊文演变而来,我国法律史学界很多学者将其译为陶片放逐法或贝壳流放法。究其原因,该词的古希腊文字原义既可指陶片,亦可译为贝壳。近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对雅典陶片放逐制度中所用之到底为陶片抑或为贝壳也曾存在很大争论。然而截至上世纪90年代,雅典考古发掘出土的约1万1千片均为陶片,而无一贝壳。为求使译名更符合当时雅典城邦所实施的放逐制度的实际情况,文章将采用陶片放逐法。

  (二)陶片放逐法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时间考证

  陶片放逐法是公元前六世纪初在克里斯特尼任执政官期间制定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雅典公民为了捍卫梭伦开创的民主制,防止公共权力专横而进行的有益探索。雅典在建国之初并未直接走上民主制,而实行氏族贵族制。这种制度的特点是由极少数氏族贵族组成的贵族会议掌握统治大权,其成员均终身任职,政治不向全体公民开放,无任何民主而言。平民不仅无权议政而且处于债务奴役的状态,当时雅典到处弥漫着平民不满贵族专制的社会骚动。此时,雅典人“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梭伦”。然而,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只是奠定了基础。直到后来克里斯提尼当选执政官后的政治改革是雅典民主进步的又一新里程碑。在克里斯提尼之前,雅典政治一度倒退为潜主政治,即用武力夺取政权而建立的个人统治。克里斯提尼当选执政官后,继续推进梭伦开辟的民主改革进程,于是产生了陶片放逐法。

  关于陶片放逐法产生的确切时间,没有具体史料可以考证。但是,很多学者认为陶片放逐法制定与公元前509年,但首次实施的时间是公元前488年,即陶片放逐法从制定到首次实施距离20年之久,对此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民主制的宽容使雅典人一直未行使放逐。

  现代的学者试图寻找更合理的解释,比如斯坦敦认为,克里斯蒂尼原本希望将伊萨哥拉斯放逐,但他已事先逃逸,所以再冒险实行放逐已没有意义。另外也可能因为放逐会议虽然召开却不足法定人数,致使放逐没有成功实行。美国学者劳布切克(Raubitschek)就认为:陶片放逐法是克里斯提尼所制定,但不是在一般所说的公元前509年(即克里斯提尼克执政初期),而是在公元前493年至487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因而陶片放逐法本身并不存在制定与实施时间的巨大差距问题。但在没有新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考古证据出现的情况下,文章认为亚里士多德有关陶片放逐法的论述无疑是目前最权威的观点。据推测,在公元前509年至487年之间,可能会有三种情况发生:1.可能就是否实施放逐投票进行了表决,但表决结果不赞成实施放逐投票;2.可能实施了放逐投票而未达到有效票数,一项制度尽管出现,但由于当时雅典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由此导致雅典人民参与度并不高;3.可能投票结果不是伊萨哥拉斯而是其他人遭受放逐。在以上三种可能发生的状况中以第二种出现的可能性最大。

  (三)陶片放逐法实施程序及被放逐后的结果

  为了使陶片放逐制有效地履行保护民主政治的任务,克里斯蒂尼为其设计了一套复杂、严密的程序:在每年2月,人议会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要求公民大会决定该年是否实行陶片放逐。公民大会对此举手表决,如果大多数人表示赞成,即定下开会日期,地点在阿哥拉(Agora)。

  通常在实施放逐投票的当日,在雅典的阿哥拉中央用木板围出一个一个圆形场地,并留出10个入口,与雅典的10个部落相对应,以便同一部落的公民从同一入口进场。投票者在选票陶罐碎片较为平坦处,刻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者的名字,投入本部落的投票箱。第一次投票通过后,紧接着的第二次放逐投票会议的召开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人被放逐,一般认为陶片放逐的最终通过必须达到6000人的投票人数。

  关于对于被放逐的政治领袖来说,放逐剥夺了他十年参政议政的公民权利,变更一下他的居住地,他的人身和财产权并没有受到侵害,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旦流放期满,或由于国家的需要,就可以按期或提前恢复他的公民权利,让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克桑提普斯、阿里斯提德、客蒙三人都在流放期未满就被提前召回,继续担任雅典的将军,统率军队,再立新功。失败一方的追随者更不会受到追究和歧视,所以陶片放逐法不会造成普遍的仇恨与对抗,有利于维护雅典公民内部的统一和团结。

范文二:陶片放逐法 投稿:梁庝庞

陶片放逐法

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雅典等城邦实施的一项政治制度,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创立 制度实施

每年雅典城邦公民大会第6次常务委员会(亦称为主席团,为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的常设机构)会议期间(12月) ,常务委员会会询问公民大会是否需要进行陶片放逐投票,以使城邦摆脱影响力太大的人士(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放逐有恢复僭主野心的雅典政治家),如果大会表决通过该提案,则于翌年的2月或3月间实施放逐投票,地点在雅典的阿哥拉(Agora)。但放逐投票会议的召开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人被放逐,因为雅典法律规定放逐投票须达到6000人的法定人数。投票当日,阿哥拉中央用木板围出一个一个圆形场地,并留出10个入口,与雅典的10个部落相对应,以便同一部落的公民从同一入口进场。投票者在选票——陶罐碎片较为平坦处,刻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者的名字,投入本部落的投票箱。如果选票总数未达到6000,此次投票即宣告无效;如果超过6000,再按票上的名字将票分类,得票最多的人士即为当年放逐的人选,放逐期限为10年(一说为5年,但都可以为城邦的需要而随时被召回)。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须在10天内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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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优点

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陶片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和愿望,体现了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广泛性;有利于淘汰那些没有维护公民利益的官员,反对有损公民利益的行为,同时可以约束官员的行为,消除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正常民主秩序的维护。

制度弊病

历史事实表明,“陶片放逐法”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这个弊病就是依此法作出的判决,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情绪,而公民的情绪常常因受一些政治家的鼓励波动不定。因此,公民对官员优劣的判断未必都能深思熟虑,用贝壳或陶片投票作出的判决也就未必准确。雅典民主政治后期,党派斗争频繁尖锐,一些政客常常以民主为号召,鼓动民众把“贝壳放逐法”作为打击政敌的武器。“贝壳放逐法”的弊病更加严重地显露出来,越来越失去了维护民主秩序的作用,相反,加剧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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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陶片放逐法 投稿:黄銂銃

陶片放逐法

摘要:陶片放逐法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一项政治法律制度,但并不与民主制度相始终。陶片放逐法是克里斯提尼在改革时期,为了保护民主政治而制定的,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对民主政治起到了确实的积极作用。但当其不再适合民主制度的时候,雅典公民就不再使用放逐法了,尽管雅典公民并没有废除它。

关键词:陶片放逐法;雅典;权利

“陶片放逐法”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等若干个古希腊城邦所施行的一项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事实上在我国有“陶片放逐法”与“贝壳放逐法”两种译法。那么这种选票到底是“陶片”还是“贝壳”。原来该词的古希腊文原意既可以指陶片,也可以译为贝壳1。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就陶片放逐制度中是否用陶片还是贝壳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但是截至到20世纪90年代,雅典考古发掘出土的大约1万1千选票都是陶片,几乎包括了所有种类的陶器碎片,而没有涉及到贝壳一类。从此角度看,应该采取有实物依据的陶片之称。

在雅典,每年末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口头提出议案,就今年是否施行陶片放逐法进行对全体参加公民大会的成员征求意见。如果大会大多数赞成此项提议。则来年初在雅典市中心进行放逐投票。也就是说实施陶片放逐法需要经过两次投票。即第一次投票决定是否施行放逐,第二次投票决定要放逐什么人。对于两次投票放逐的时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放逐投票的时间为每年6月,并且就在今年8月份进行第二次投票2。第二种观点认为两次放逐投票的时间分别为每年的年末和来年初3。从古希腊的地理历史条件看,每年的6~8月份正值雅典农忙季节,对于当时大部分主要依靠农业为生的中下层公民来说,这个时间本可能有闲暇的时间参加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参加公民大会并没有物质报酬,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初才发给津贴4。还可能存在地理位置对部分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影响。因此我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在每年年底公民大会上询问与会者意见是否进行陶片放逐,如果大会通过则在来年年初进行投票实施放逐。 1

2 林榕年主编:《外国法制史新编》,群众出版社,1994. 黄俊杰:《古希腊城邦与民主政治》,台湾学生书局,1981.

3 叶孟理:《欧洲文明的源头》,华夏出版社,2000.

4 施治生,沈永兴:《民主的历史演变》,北京出版社,1982.

实施投票当日,在雅典的阿哥拉中央用木板围出一个圆形场地,并留出10个入口,与雅典的10个部落相对应,以便同一部落的公民从同一入口进场。投票者在充当选票的陶罐碎片上选择较为平坦处刻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之人的名字,投入本部落的投票箱。一般认为陶片放逐的人数要达到6000人的投票人数。也就是说,第二次放逐投票会议的召开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人被放逐,。至于对6000这样的一个要求,有的观点认为6000是一个法定人数,得票过半即施行放逐5;有的观点则认为6000是投票的多数,得票超过6000者即实施放逐6。雅典作为一个小国寡民的国家,我认为6000作为一个法定人数是合理的。雅典的民主要求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将6000作为法定人数是合理的。再者,以雅典的人口数目来看,将6000作为法定人数也可以认为是合理的,从雅典人口的数I1来看,到公元前431年,雅典的人口总数最高达到31万,其中公民及其家庭人口为l7.2万人,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人口锐减,在公元前400 年,约有2.2 万男性公民7。

陶片放逐将6000作为法定人数,那么,如果在放逐投票中如果票总数没有达到6000,则意味着投票无效。如果票数超过6000,那么就按照名字将其进行分类,得票多者则被放逐。放逐年限为10年(一说是5年),被放逐者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投票结果宣布的后十天里,被放逐者可以处理自己的事物,然后离开雅典。被放逐者只是丧失十年的政治权利以及在雅典的居住权利,在放逐期间放逐者的财产不会被没收并且享有其财产收入,流放期满后回到城邦仍可回复其政治权利和在雅典的财产8。被放逐者直到宣布放逐时才会直到确切答案,根没有时间准备辩护。而且陶片放逐的一个决议相当于是一次公民大会的决议,是全体公民的意志的体现,相当于是一个法律最终审判的结果,所以被放逐者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如果城邦需要放逐者时也有被召回的可能,克桑提普斯、阿里斯提德、客蒙三人都在流放期未满就被提前召回,继续担任雅典的将军,统率军队,再立新功,为国效力。在召回城邦后回复其权利和财产,并解除其放逐。 陶片放逐法针对的被放逐者只是个人,不会不会殃及被放逐者的家人和财产。被放逐者的家庭成员依然享有雅典的公民权利,并且依然留在雅典,放逐只是单5

6 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林榕年,叶秋华主编:《外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 同4.

8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吴彭鹏等泽,商务印书馆,1990.

个的个人。由此可以看出陶片放逐法只是要剥夺放逐者的政治自由和权,但并不干涉其财产和与其相关的人员,只是让被放逐者远离城邦的政治生活。而且陶片放逐制规定一年至多放逐一人,这样只放逐一个人而不殃及其他人,避免了多次大规模放逐造成的人心惶惶,政局不稳,有利于公民利益的保障和国家政局的稳定。同时也避免了庞大的放逐群体的进攻。从而有利于城邦的稳定和民主制的有效发展。在这里公民拥有绝对的审判权利,只要被放逐就说明你是有罪的,被放逐的认识不可以也无法进行辩护的,即使这个罪名是莫须有的,是不成立的,但是只要你被认定有罪就会被无条件的放逐。而且在持不同政见的激烈斗争下,可能仅仅因为政见不同而被放逐,尽管你根本没有罪。但是在此期间,你的财产和名誉是不会受到损失的。恰恰相反,这就像我国在皇帝专制时期的言官一样,因为骂皇帝而被处罚感到高兴。在雅典能被陶片放逐的一般都是在城邦名望很好的人,有雅典公民认为其跻身于被放逐者也是一种自豪吧。而在此之前,国内的斗争失败是成王败寇的局面,斗争的失败可能会使权利、财产被没收,甚至遭到不幸、祸及家人、朋友。这种传统的流放方式与陶片放逐制相较而言对放逐者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了,而且在城邦需要的时候被放逐者还有被召回的机会,如阿里斯提德和客蒙都在流放期未满就被提前召回城邦,重新担任将军,并对他们所做的贡献,依然授予他们应得的荣誉。可见公民不会因为被放逐而抹杀他们为城邦做的贡献。这正印证着普鲁塔克说过的一句话,这一制度并不是对放逐者的卑劣的行为给予的惩罚。并且放逐者并非一定是干出了什么卑劣的事情而被放逐的9。

陶片放逐法作为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一项温和措施,有必要思考为什么陶片放逐法会出现在其改革的宪法中。思考这一问题也有必要考虑陶片放逐法的具体时间。但是具体时间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只能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了,而且我比较倾向于此。

关于陶片放逐法制定的原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促使克里斯提尼创立陶片放逐制度的直接原因是:“克里斯提尼与同为民主派领袖的伊萨格拉斯之间的权力斗争”10。在公元前488年放逐了僭主的朋友,而接下来的3年里陶片放逐法放逐的也是僭主的朋友。受到惩罚的也不是僭主本人。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说,陶片放逐法是为了防止僭主政治而制定的,那么为什么会在9

10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5.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78.

20年后才发挥作用呢?如果制定不立竿见影的法律,又何必会使克里斯提尼制定出这样一条法律呢?当僭主家族被放逐后,当权者都是反对僭主的人,如果陶片放逐法是针对可能建立僭主政治的人,那么首先应对的应该是掌权的人,就不应该是僭主的已经下台朋友。所以最初制定陶片放逐法的动机肯定不是出于对当权者攫取权利建立僭主政治的恐惧。那么克里斯提尼也只能用这个来掩盖自己真正的动机——打击对手。,因为克里斯提尼及其后继者们都是权力斗争中的弱者,而且伊萨格拉斯势力的强大更能引起了公民的恐惧。随着伊萨格拉斯势力的垮台陶片放逐法也逐渐失去了效用。这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陶片放逐法被雅典人弃而不用长达20年之久。

但是随着雅典政局的变化,陶片放逐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雅典平民海柏波拉斯这个毫无名望并且让雅典人感到好笑的人被放逐,以及其死亡的闹剧性,陶片放逐法一步步走向结束。随着西西里战争的失败,使雅典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减少,已经阻碍了公民进行放逐投票。同时雅典的民主制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公民更重视成文的法律,将民主控制在法律之下。这已经与最终针对一个人的审判的陶片放逐法产生了冲突。加之党争使陶片放逐法在法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对党争的制约也逐步丧失了作用。使得陶片放逐法不再被使用。

陶片放逐法在古希腊乃至世界历史都都占有重要地位。卡尔波普尔作为对陶片放逐法的赞赏者之一,他指出:“在民主国家能力越强、威望越高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越有可能施行暴政,因此对这些人需要采取放逐的办法,事先加以防范。”在卡尔波普尔看来,这不是一种惩罚,这是一种荣耀,是对受人爱戴的杰出公民的肯定和赞扬。

陶片放逐法的相对于之前的传统形式去油一定的温和性,更多的体现出了人性的一面,陶片放逐制是依据法律的形式制定实行的。是通过公民大会全体公民投票选出的,是代表广大公民的意志的,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体现。

但是陶片放逐法也有不成熟的一面。陶片放逐的对象是不确定的,被放逐者是斗争双方博弈的结果,更具有赌博的意思,在放逐投票中完全凭借运气。如伯利克里与修昔底德的冒险斗争,海柏波拉斯的放逐都是运气的产物。而且陶片放逐法没有预见性,来说的都很突然。并且被放逐的理由千奇百怪,被放逐的理由可能不是最根本的理由。阿里斯提德为一个素不相识的目不识丁的普通人在陶片上写

下自己的名字就是一例。当阿里斯提德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是听这个正义之士听烦了。可见陶片放逐法有时是多么的滑稽,没有具体的原因及罪名,你只能默默地忍受这不公平。陶片放逐是对党派的领袖进行放逐,可能会对某一个人企图破话雅典民主政治的人有效,可以有效的防止僭主,但是到后期雅典分为几个派系,各说一词,形成党派,光使用陶片放逐法解决不了问题了。

陶片放逐法是雅典的一种民主体现。全体雅典公民是最高的审判者,由全体 雅典人来评价两派的观点和主张的优劣,出他们来选择放逐那一派的人也就是选 择了由那一派来执政,也就是选择了胜利一方的政治观点。体现公民大会的精神。 这样来看在雅典公民眼中他们选择放逐的人并非考虑的是这个人的权力和地位, 而是看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是否符合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是否是有益于 城邦发展的。这样就起到了群众监督的作用,是民主政治的表现。这样也切实做 到了官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压榨人民。有了陶片放逐法,有效的防止了僭主和雅典特权人物的存在,对雅典政治家的野心产生着震慑作用,使得雅典民主最大化。而陶片放逐法对近代西方政治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典型的如弹劾制,一般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弹劾制就间接地起源于古希腊的陶片放逐法。

范文四:陶片放逐法 投稿:吕汢汣

陶片放逐法

【概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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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希腊文:ὄζηρακον),也被翻译为“陶片放逐制”、“陶片流放法”、“贝壳放逐法”或“贝壳放逐制”等。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雅典等城邦实施的一项政治制度,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

(Cleisthenes)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创立,约公元前487年左右陶片放逐法才首次付诸实施。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

【译名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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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放逐法(Ostracism)”一词,希腊文意为“Óζηραχιζμóδ”,原由希腊文“Óζηραχǒν”演变而来,我国法律史学界大多将其译为“贝壳放逐法”或“贝壳放逐制”。究其原因,“Óζηραχǒν”一字原义既可指贝壳,亦可译为陶片。近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对雅典陶片放逐制度中所用之“Óζηραχǒν”到底为贝壳抑或为陶片也曾存在很大争论。然而截至20世纪90年代,雅典考古发掘出土的“Óζηραχǒν”均为陶片,而无一贝壳。为使译名更符合当时雅典城邦所实施的放逐制度的实际情况,现在一般都将Ostracism(即Óζηραχιζμóδ)一词译为“陶片放逐法”。

【制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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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放逐法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等若干古希腊城邦所实施的一项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每年雅典城邦公民大会第6次常务委员会(亦称为主席团,为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的常设机构)会议期间(12月),常务委员会会询问公民大会是否需要进行陶片放逐投票,以使城邦摆脱影响力太大的人士(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放逐有恢复僭主野心的雅典政治家),如果大会表决通过该提案,则于翌年的2月或3月间实施放逐投票,地点在雅典的阿哥拉(Agora)。但放逐投票会议的召开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人被放逐,因为雅典法律规定放逐投票须达到6000人的法定人数。投票当日,阿哥拉中央用木板围出一个一个圆形场地,并留出10个入口,与雅典的10个部落相对应,以便同一部落的公民从同一入口进场。投票者在选票——陶罐碎片较为平坦处,刻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者的名字,投入本部落的投票箱。如果选票总数未达到6000,此次投票即宣告无效;如果超过6000,再按票上的名字将票分类,得票最多的人士即为当年放逐的人选,放逐期限为10年(一说为5年,但都可以为城邦的需要而随时被召回)。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须在10天内处理好自己的事务,然后离开城邦。放逐期间,被放逐者的公民权和财产权被保留,回到城邦后自动恢复。

【制度存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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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记载,雅典执政官克里斯提尼在领导雅典人民推翻僭主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约公元前509-508年)创立了陶片放逐法。陶片放逐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对付政治上掌握大权而意图恢复建立僭主政治的雅典政客。值得注意的是,该制度的真正开始实施与其制定时间相距甚远。直到希波战争中的马拉松战役(Marathon)(公元前490-前489年)之后两年间,雅典平民取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后,陶片放逐法才首次付诸实施(约为公元前487年),第一次遭受放逐的人士即为前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的亲戚希帕科斯(Hipparchus)。

陶片放逐在雅典政治中并不非常频繁,而且对于被放逐的人也没有更多的附加惩罚。

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Aristeides)就曾在放逐投票时,被一个目不识丁的公民请求代写上阿氏自己的姓名投入票柜,阿里斯提德问那人何以要放逐他,那人答道:“不为什么,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

公元前415年春,雅典著名平民领袖海柏波拉斯因党派斗争无辜被逐,而后海柏波拉斯被迫远走萨摩斯岛,结果他在那儿遭到支持寡头政治的激进分子杀害。这一事件在雅典平民当中造成极大影响,民众俨然将陶片放逐视为一出闹剧,因此此后不再援用,陶片放逐法在雅典城邦的适用自此终结。

【被逐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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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帕科斯(Hipparchos),出身于雅典Collytus区,卡莫斯(Charmus)之子,前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os)的一位亲戚,曾于公元前496-495年担任雅典执政官。

公元前487/488(?)年被放逐

●迈加克利斯(Megacles),出身于雅典Alopeke区。

公元前486年被放逐

●卡利色诺斯(Kallias), 出身不详。

公元前485年被放逐

●桑西巴斯(Xanthippos ),出身于雅典Cholargos区 ,曾于公元前479-478年担任雅典执政官。

公元前484年被放逐阿里斯提德(?ριζηε?δη?,)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家、军事家,绰号“正义的”。他可能在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第一次被任命作为将军(ζηραηηγοs)指挥来自家乡的军队,并由于战功而在前489-488年被选为执政官(?ρχων)。很快地,作为陆战专家、正直和“贵族式”的他同海战的倡导人、狡诈的、“民主的”地米斯托克利产生了敌对的关系(根据普鲁塔克)。

他们的斗争并未持续多久:前483至482年间他被雅典人以陶片放逐。残留的陶片上,人们指控他“-(zh:里;zh-hans:里;zh-hant:里;)-通波斯”(Medism)及粗暴对待恳求他的人。但有人认为这是民主制度对一个人权势凌驾于集体之上的自然防范。有一个着名的故事讲述了在投票的当天,有一个不识字的市民走到他面前,要求他在陶片上写下“阿里斯提德”的名字。他照办了,然后问那个市民为什么要放逐这个人,他有什么做错的地方。那个市民回答:“他没有做错什么,我甚至不认识他。不过我讨厌到处听到人们称赞他„正义‟”。

5年后,他在泽克西斯一世入侵时被召回;其后又在萨拉米海战时被召回,指挥重装步兵(Hoplite)同地米斯托克利的舰队并肩战斗,并取得了希波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他在前479年当选为首席将军(ζηραηηγοs αυηωκραηωρ)镇守普拉提亚(Πλ?ηαια,另见普拉提亚战役)。在希波战争结束后,他受伊奥尼亚诸邦之托,一手创立了提洛同

盟,并订立了各成员筹款的份额,为同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地米斯托克利也在随后成功地戏弄了斯巴达,为雅典城建起了城墙。

作为雅典首屈一指的政治人物,但据说他死后连葬殓的费用都无力承担,是城邦承担了丧葬的费用并资助他的后人直到公元4世纪。他的贫困可能源于同波斯的长期战事;但法勒琉斯的德米特-(里)-乌斯(Δημ?ηριο? Φαληρε??,前3世纪雅典政治家)却提出证据认为他其实拥有不少财富。

●凯勒伊诺斯(Kallixenos),出身于雅典 Xypete区。

公元前483年被放逐

●阿里斯提德(Aristeides)(Archon 489/8), 出身于雅典Alopeke区,曾于公元前489-488年担任雅典执政官。 公元前482年被放逐

●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出身于雅典Phrearrhioi区,曾于公元前493-492年担任雅典执政官。 公元前471(?)年被放逐

●客蒙(Kimon),出身于雅典 Lakiadai区,曾任雅典将军。

公元前461年被放逐

●阿尔巴德斯(Alcibiades), 出身于雅典Skambonidai区。

公元前460(?)年被放逐

●迈恩(Menon),出身不详。

公元前457年被放逐

●修昔底德(Thucydides),梅涅西亚斯(Milesias)之子,出身于雅典 Alopeke 区(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同名,为不同的两个人)。

公元前443年被放逐

●海柏波拉斯(Hyperbolos), 出身于雅典 Pherthoidai区。

公元前415年被放逐

萨瑟(samouous)希腊史余煌学家

(注:图为写有阿里斯提德(Aristeides)名字的陶片)

范文五:陶片放逐法的目的意义和实质 投稿:姚辎辏

陶片放逐法的目的意义和实质

目的: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 意义: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陶片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和愿望,体现了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广泛性;有利于淘汰那些没有维护公民利益的官员,反对有损公民利益的行为,同时可以约束官员的行为,消除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正常民主秩序的维护。 实质性:历史事实表明,“陶片放逐法”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这个弊病就是依此法作出的判决,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情绪,而公民的情绪常常因受一些政治家的鼓励波动不定。因此,公民对官员优劣的判断未必都能深思熟虑,用贝壳或陶片投票作出的判决也就未必准确。雅典民主政治后期,党派斗争频繁尖锐,一些政客常常以民主为号召,鼓动民众把“贝壳放逐法”作为打击政敌的武器。“贝壳放逐法”的弊病更加严重地显露出来,越来越失去了维护民主秩序的作用,相反,加剧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范文六:是“陶片放逐”还是“贝壳流放”? 投稿:郝鑤鑥

作者:邵欣欣郭小凌

史学集刊 2009年07期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2-0041-04

  “Ostracism”(希腊语)是公元前5世纪古代雅典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意指雅典人把可能威胁城邦民主制度的人写在一种叫Ostrakon(希腊语)的介质上,被写到名字最多的那个人要被逐出城邦十年。这是用民主的方法反对民主的敌人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古代民主制的一个创举。对于“Ostracism”,约定俗成的中文译法有两种,一种翻译为“陶片放逐”,另一种是“贝壳流放”。这种翻译上的分歧给不熟悉希腊史的人造成了困惑,弄不清雅典人究竟是将人名写在了陶片上还是贝壳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笔者认为需首先确定“Ostrakon”()这种介质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澄清“Ostracism”应译为“陶片放逐”还是“贝壳流放”。

  一、词义探析

  根据林德尔和斯科特编的古希腊语-英语词典,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a piece of earthenware,a tile,potsherd”,意为陶片、瓦片,另一个意思是“the hard shell of testacea,as snails,tortoises”,意为有壳类动物的甲壳,如蜗牛壳,乌龟壳等。①

  中文之所以会出现“陶片放逐”和“贝壳流放”两种译法,就是因为这个词有两种含义,据此对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人们用陶片当作投票的介质(即“陶片放逐”),另一个是人们用贝壳作为投票的介质(即“贝壳流放”)。但笔者认为,将中的翻译成“贝壳”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分别从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角度解释笔者的理由。

  首先,根据希腊文,的第二种意思翻译成“贝壳”并不合适,译成“甲壳”才较为贴切。词典中明确指出,是有壳类动物的甲壳,像蜗牛和乌龟之类的动物的甲壳,并非贝壳。

  如果要表示贝壳之意,希腊文中有一个更合适的词,即。与拼写相近,但是意义不同,它的含义有“an oyster”,即牡蛎,还有一个含义是“a purple used in dying”,指的是一种海螺。此外,希腊语的也是“贝壳”之义。但雅典人投票使用的是,而非或,如果他们使用的是贝壳,为什么不直接说或呢?因此,从希腊语语义看,将翻译成“贝壳流放”是不适当的。

  第二,从拉丁文的角度看,同样可以证明将Ostracism译为“贝壳流放”值得商榷。拉丁作家提到过雅典存在Ostracism制度。生活于公元前后的拉丁作家奈波斯在《外族名将传》里有几处提及雅典的这一制度,他使用的拉丁文短语是“testarum suffragiis”,②意即用testa作为投票的介质进行的放逐。与希腊文类似的是testa的含义也有两个,一个是陶片,一个是有壳类动物的甲壳。③对于贝壳这个意思来说,拉丁文中也有更好的词汇表示,比如concha和ostrea。concha泛指一切贝壳类生物,如牡蛎等;拉丁文ostrea也是牡蛎的意思。如果奈波斯认为投票的介质是贝壳的话,应该用concha或ostrea更为合适一些,为何他没有使用呢?笔者认为,奈波斯并没有将雅典人投票的介质理解为贝壳,因此他也就没有使用相应的词汇。

  由此可见,将古典文献中提到的和testa译成贝壳是不准确的,因此将Ostracism译成“贝壳流放”自然也是不准确的。但因为毕竟有两种含义,仍然存在着雅典人投票使用的是“陶片”还是“甲壳”的疑问,这就需要考古证据来加以解答。

  二、考古证据和欧美学界的解释

  欧美学界对于考古资料的研究对断定的含义具有决定意义。在19世纪,考古资料出土十分有限,欧美学界对的指代并不清楚,所以也有翻译成贝壳(shell)的情况,如英国史学家格罗特(George Grote)在他的名著《希腊史》中就模棱两可地说:人们投的票是贝壳或陶片(a shell or a potsherd)。④但随着考古发现逐渐丰富,学界对的认识逐渐明晰起来。

  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德国等国家设在雅典的研究机构开始对雅典的广场(Agora)和陶工区(Kerameikos)等地展开了系统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考古材料,如大量刻着人名的碎陶片的出土,这些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雅典“Ostracism”的认识。

  这些碎陶片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显示出与雅典历史上的“Ostracism”有很强的相关性。奥斯特瓦尔德在《剑桥古代史》第二版中说,从1870年到1966年,人们一共发现了11000多件碎陶片,其中有9000余件是在雅典的陶工区发现的。陶片上面刻着130多个不同人的名字,比照史料文献中曾经记载过的被放逐的人,除了尼西阿斯以外,其他人的名字都出现了。⑤梅格斯(R.Meiggs)和刘易斯(D.Lewis)在他们编的《希腊历史铭文选》中,总结了陶片上书写的人名分布情况,截至20世纪60年代,历史上有名的那些被放逐的人,像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提德等,在陶片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⑥这些证据使人合理地推论:它们就是雅典公民在“Ostracism”投票中使用过的陶片。另外,根据朗(M.Lang)对雅典广场出土的关于Ostracism文物的考察,截至20世纪90年代,在雅典的广场上发现了可以确认的1145片陶片,几乎囊括所有种类的陶器碎片。⑦至于贝壳、甲壳之类的碎片则丝毫没有提及。这即是说,在雅典没有发现刻有希腊人名字的贝壳、甲壳之类的考古证据。这一事实表明,雅典人是将碎陶片而非贝壳或甲壳作为投票的介质。所以将Ostracism译成“贝壳流放”是缺乏考古证据支持的。

  在考古材料佐证的基础上,欧美学者对于Ostrakon的称谓逐渐统一成了陶片(potsherd)。较早的有英国古希腊史名家伯里(J.B.Bury)。他在后来梅格斯帮助修订的著作《希腊史》中提到Ostrakon就是陶片(a piece of potsherd)。⑧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剑桥古代史》第一版,沃克(E.M.Walker)把Ostraka(Ostrakon的复数形式)解释为希腊人对陶片的称谓,还补充说陶片的作用就是古代世界的“废纸”(wastepaper)。⑨20世纪中期以后,史家希格内特、哈蒙德等在其作品中都把Ostrakon解释成陶片。⑩可以这样说,经过20世纪上半叶考古资料的证明,关于“Ostrakon”所指陶片这个解释已在欧美学者中间达成共识,很少有人还持有“雅典人使用贝壳投票”的看法了。

  三、我国学界对“Ostracism”译名的认识过程

  20世纪上半叶,欧美学界关于陶片放逐的问题已经有了定论,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史学界对于Ostracism的翻译问题却有一个相对滞后和漫长的过程。

  建国以后,我国世界古代史主要借鉴了前苏联的学术成果,很多前苏联的译作,尤其是大部头的著作对中国世界古代史的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缪灵珠翻译了前苏联学者塞尔格耶夫的著作《古希腊史》,这本书对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译本的《古希腊史》中提到了Ostracism,是这样说的:“为了减少政治煽动,和预防国家有政变和僭主夺权的可能,克力斯提泥(就是克里斯提尼——作者注)设立了一种十分特色的‘贝壳放逐法’(ostracism)。贝壳放逐法的真相如下:每年春季召集一次非常的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是否要举行贝壳放逐,换句话说,是否在公民之中有人危害公民的自由。假如指出了其人,便再召集第二次公民大会,那时候每个公民便在牡蛎壳上写下他认为危害公民自由的人的名字。”(11)在这本书的第226页有一幅插图,印的是一个刻有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名字的陶片,书中也翻译为“放逐忒弥斯托克利(就是地米斯托克利——作者注)的贝壳”。这本古希腊史是苏联大学教材,也是当时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不可多得的参考书,里面将Ostracism翻译成“贝壳放逐”、将书写名字的介质称为“牡蛎壳”的说法,被中国史学界当作一本重要的参考书。需要指出的是,缪灵珠先生对此的翻译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俄文原文明确地说公民书写名字的介质是черепке(原型черепок),(12)意为碎陶片,而在中译本中被翻译成“牡蛎壳”,笔者认为可能正是这个理解的误差导致我国学界长期对Ostracism的误解。

  1959年,由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1卷在中国翻译出版,里面也是采取“贝壳放逐”的译法,书中这样说:“为了防止新制度被敌人摧毁,实行了奥斯特拉基兹姆(остракизм),直译是‘贝壳放逐法’。贝壳放逐法乃是一种秘密投票的方式,每个投票者将认为危害现存制度的人的名字写在贝壳上。如果在计算票数的时候某名字重复了六千次的话,那么该名字的人就要被放逐十年,但不没收财产。”(13)这里的说法并不确切,比如对于“六千”的解释就与古典史料不符,(14)但是由于该书当时的权威性,“贝壳放逐”和“贝壳”似乎成了确定的译名。

  国内世界古代史学术前辈借鉴了很多前苏联译作的成果,但这并没有妨碍有些学者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考虑到Ostracism一词词根的双重含义,他们也对Ostrakon采用了不确定的双重译法,既译为“贝壳”,也译为“陶片”;对Ostracism既译为“贝壳流放”,也译为“陶片放逐”。1957年,吴于廑先生在其作品《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提到:“克利斯梯尼又创立所谓的‘贝壳流放制’,……由参加会议的公民把将被放逐的人的名字划在贝壳或碎陶片上。”(15)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中也提到,投票人使用的票是“贝壳或陶片之类的票”。(16)文革结束后,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处于恢复过程中,对Ostracism仍然依循过去的认识。1981年出版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中,对于Ostracism的译名仍然是“贝壳流放”。(17)顾准先生在《希腊城邦制度》中称Ostracism为“陶片放逐法”,但是他也说“每个人在陶片上或贝壳上写下他认为危害公民自由的那个人的名字”。(18)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学人有了更多地接触现代西方研究成果的机会,Ostracism被译为“陶片放逐”的做法逐渐占据主流,很多学术论文只用“陶片放逐”来指代这项在人类史上颇为独特的制度,如蔡连增《论陶片放逐法的内容和起源》、崔丽娜《陶片放逐制刍议》等。(19)尤值一提的是,攻读法律专业的胡骏发表了一篇《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片放逐法考略》,(20)文中提及我国法律史学界大多将Ostracism翻译为“贝壳放逐法”或“贝壳流放法”,但是雅典发掘出来的考古材料都是陶片,因此应该译为“陶片放逐法”。这是国内学界第一次明确提出不应该使用“贝壳”而应使用“陶片”来翻译Ostrakon。但由于该文的影响有限,且作者并未对这一提法进行词源学以及史学史方面的考据,所以目前仍能见到沿用旧译的现象。

  总括言之,根据笔者对语义和考古证据的分析,可得出结论:在雅典的Ostracism制度中,(Ostrakon)应指陶片而非其他含义,因此将Ostracism译为“陶片放逐”符合原义也符合史实。过去学界将Ostracism译为“贝壳流放”,一则受到资料不足的限制,二则受到苏联史学译作的影响。目前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条件较过去有很大改善,统一Ostracism译名的条件已经成熟。

  收稿日期:2008-10-12

  注释:

  ①A Lexicon Abriged From Lin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London:the Clarendon Press,1920,p.503,“”.

  ②Nepos,Cimon,3,1.参见奈波斯著,刘君玲等译:《外族名将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Suffragiis原型为suffragium,“投票”之意。

  ③Latin Dictionary plus Grammar,Glasgow: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7,p.217,"testa".

  ④George Grote,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Earli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 the Great,Fourth Edition,Bristol:Thoemmes Press,2000,Reprinted from the 1872 edition,Vol.3,p.373.

  ⑤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5,Seco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334.

  ⑥参阅Meggis and Lewis,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lnscrip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45-47中的表格。

  ⑦M.L.Lang,"Ostraka",Athenian Agora,Vol.25(1990):8.

  ⑧J.B.Bury and R.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Fourth Edition,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5,p.164.

  ⑨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6,p.151.

  ⑩C.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xford:Clarendon Press,1952,P.166; 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Thir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21.

  (11)[苏]塞尔格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94页。

  (12)В.С.Сергеев,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й Греции,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ла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48,с178.

  (13)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48页。

  (14)按照古典史家普鲁塔克的说法,6000指的是陶片放逐生效的最低总票数,而不是针对某一人的票数,参见普鲁塔克著,陆永廷、吴彭鹏等译:《阿里斯提德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0页。

  (15)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1页。

  (16)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4页。此书中关于6000人的说法与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一卷是一致的。

  (17)《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18)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132页。

  (19)蔡连增:《论陶片放逐法的内容和起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崔丽娜:《陶片放逐制刍议》,《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20)胡骏:《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片放逐法考略》,《法学》,2005年第6期。

作者介绍:邵欣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范文七:是陶片放逐还是贝壳流放 投稿:邵倊個

是“陶片放逐”还是“贝壳流放”?——

“Ostracism”释义

邵欣欣/郭小凌

【英文标题】Exile by "Potsherd" of "Shell":Paraphrase on Ostracism

【作者简介】邵欣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 “Ostracism”是公元前5世纪古代雅典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的中文译名却不尽相同,有的称之为“陶片放逐”,有的称之为“贝壳流放”。通过辨析“Ostracism”的物质载体“Ostrakon”的含义,无论是从语义方面还是从考古证据来说,“陶片放逐”的译法均比“贝壳流放”更加合理。中文译名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客观资料的限制和苏联史学译作的影响。 Ostracism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constitution in Ancient Athens at 5[th] Century B.C.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n Ostracism has many variants. Some scholars believed that it's "Exile by potsherd", and others prefer "Exile by shell". By differentiating and analyzing the meaning of "ostrakon" (material for ostracism), whether from semantics or archaeology, the translation "Exile by potsherd" is more reasoned than "Exile by shell". The reason for the varianc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is due to limit of sources and influence from translated historical works of Soviet Union.

【关 键 词】Ostracism/陶片放逐/贝壳流放Ostracism/Ostracism by potsherd/Ostracism by shell

“Ostracism”(希腊语)是公元前5世纪古代雅典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意指雅典人把可能威胁城邦民主制度的人写在一种叫Ostrakon(希腊语)的介

质上,被写到名字最多的那个人要被逐出城邦十年。这是用民主的方法反对民主的敌人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古代民主制的一个创举。对于“Ostracism”,约定俗成的中文译法有两种,一种翻译为“陶片放逐”,另一种是“贝壳流放”。这种翻译上的分歧给不熟悉希腊史的人造成了困惑,弄不清雅典人究竟是将人名写在了陶片上还是贝壳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笔者认为需首先确定

“Ostrakon”()这种介质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澄清“Ostracism”应译为“陶片放逐”还是“贝壳流放”。

一、词义探析

根据林德尔和斯科特编的古希腊语-英语词典,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a piece of earthenware,a tile,potsherd”,意为陶片、瓦片,另一个意思是“the hard shell of testacea,as snails,tortoises”,意为有壳类动物的甲壳,如蜗牛壳,乌龟壳等。①

中文之所以会出现“陶片放逐”和“贝壳流放”两种译法,就是因为这个词有两种含义,据此对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人们用陶片当作投票的介质(即“陶片放逐”),另一个是人们用贝壳作为投票的介质(即“贝壳流放”)。但笔者认为,将中的翻译成“贝壳”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分别从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角度解释笔者的理由。

首先,根据希腊文,的第二种意思翻译成“贝壳”并不合适,译成“甲壳”才较为贴切。词典中明确指出,是有壳类动物的甲壳,像蜗牛和乌龟之类的动物的甲壳,并非贝壳。

如果要表示贝壳之意,希腊文中有一个更合适的词,即。与拼写相近,但是意义不同,它的含义有“an oyster”,即牡蛎,还有一个含义是“a purple used in dying”,指的是一种海螺。此外,希腊语的也是“贝壳”之义。但雅典人投票使用的是,而非或,如果他们使用的是贝壳,为什么不直接说或呢?因此,从希腊语语义看,将翻译成“贝壳流放”是不适当的。

第二,从拉丁文的角度看,同样可以证明将Ostracism译为“贝壳流放”值得商榷。拉丁作家提到过雅典存在Ostracism制度。生活于公元前后的拉丁作家奈波斯在《外族名将传》里有几处提及雅典的这一制度,他使用的拉丁文短语是“testarum suffragiis”,②意即用testa作为投票的介质进行的放逐。与希腊文类似的是testa的含义也有两个,一个是陶片,一个是有壳类动物的甲壳。③对于贝壳这个意思来说,拉丁文中也有更好的词汇表示,比如concha和

ostrea。concha泛指一切贝壳类生物,如牡蛎等;拉丁文ostrea也是牡蛎的意思。如果奈波斯认为投票的介质是贝壳的话,应该用concha或ostrea更为合适一些,为何他没有使用呢?笔者认为,奈波斯并没有将雅典人投票的介质理解为贝壳,因此他也就没有使用相应的词汇。

由此可见,将古典文献中提到的和testa译成贝壳是不准确的,因此将Ostracism译成“贝壳流放”自然也是不准确的。但因为毕竟有两种含义,仍然存在着雅典人投票使用的是“陶片”还是“甲壳”的疑问,这就需要考古证据来加以解答。

二、考古证据和欧美学界的解释

欧美学界对于考古资料的研究对断定的含义具有决定意义。在19世纪,考古资料出土十分有限,欧美学界对的指代并不清楚,所以也有翻译成贝壳(shell)的情况,如英国史学家格罗特(George Grote)在他的名著《希腊史》中就模棱两可地说:人们投的票是贝壳或陶片(a shell or a potsherd)。④但随着考古发现逐渐丰富,学界对的认识逐渐明晰起来。

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德国等国家设在雅典的研究机构开始对雅典的广场(Agora)和陶工区(Kerameikos)等地展开了系统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考古材料,如大量刻着人名的碎陶片的出土,这些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雅典“Ostracism”的认识。

这些碎陶片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显示出与雅典历史上的“Ostracism”有很

强的相关性。奥斯特瓦尔德在《剑桥古代史》第二版中说,从1870年到1966年,人们一共发现了11000多件碎陶片,其中有9000余件是在雅典的陶工区发现的。陶片上面刻着130多个不同人的名字,比照史料文献中曾经记载过的被放逐的人,除了尼西阿斯以外,其他人的名字都出现了。⑤梅格斯(R.Meiggs)和刘易斯(D.Lewis)在他们编的《希腊历史铭文选》中,总结了陶片上书写的人名分布情况,截至20世纪60年代,历史上有名的那些被放逐的人,像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提德等,在陶片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⑥这些证据使人合理地推论:它们就是雅典公民在“Ostracism”投票中使用过的陶片。另外,根据朗(M.Lang)对雅典广场出土的关于Ostracism文物的考察,截至20世纪90年代,在雅典的广场上发现了可以确认的1145片陶片,几乎囊括所有种类的陶器碎片。⑦至于贝壳、甲壳之类的碎片则丝毫没有提及。这即是说,在雅典没有发现刻有希腊人名字的贝壳、甲壳之类的考古证据。这一事实表明,雅典人是将碎陶片而非贝壳或甲壳作为投票的介质。所以将Ostracism译成“贝壳流放”是缺乏考古证据支持的。

在考古材料佐证的基础上,欧美学者对于Ostrakon的称谓逐渐统一成了陶片(potsherd)。较早的有英国古希腊史名家伯里(J.B.Bury)。他在后来梅格斯帮助修订的著作《希腊史》中提到Ostrakon就是陶片(a piece of potsherd)。⑧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剑桥古代史》第一版,沃克(E.M.Walker)把Ostraka

(Ostrakon的复数形式)解释为希腊人对陶片的称谓,还补充说陶片的作用就是古代世界的“废纸”(wastepaper)。⑨20世纪中期以后,史家希格内特、哈蒙德等在其作品中都把Ostrakon解释成陶片。⑩可以这样说,经过20世纪上半叶考古资料的证明,关于“Ostrakon”所指陶片这个解释已在欧美学者中间达成共识,很少有人还持有“雅典人使用贝壳投票”的看法了。

三、我国学界对“Ostracism”译名的认识过程

20世纪上半叶,欧美学界关于陶片放逐的问题已经有了定论,但是由于客

观条件的限制,我国史学界对于Ostracism的翻译问题却有一个相对滞后和漫长的过程。

建国以后,我国世界古代史主要借鉴了前苏联的学术成果,很多前苏联的译作,尤其是大部头的著作对中国世界古代史的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缪灵珠翻译了前苏联学者塞尔格耶夫的著作《古希腊史》,这本书对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译本的《古希腊史》中提到了Ostracism,是这样说的:“为了减少政治煽动,和预防国家有政变和僭主夺权的可能,克力斯提泥(就是克里斯提尼——作者注)设立了一种十分特色的‘贝壳放逐法’(ostracism)。贝壳放逐法的真相如下:每年春季召集一次非常的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是否要举行贝壳放逐,换句话说,是否在公民之中有人危害公民的自由。假如指出了其人,便再召集第二次公民大会,那时候每个公民便在牡蛎壳上写下他认为危害公民自由的人的名字。”(11)在这本书的第226页有一幅插图,印的是一个刻有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名字的陶片,书中也翻译为“放逐忒弥斯托克利(就是地米斯托克利——作者注)的贝壳”。这本古希腊史是苏联大学教材,也是当时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不可多得的参考书,里面将Ostracism翻译成“贝壳放逐”、将书写名字的介质称为“牡蛎壳”的说法,被中国史学界当作一本重要的参考书。需要指出的是,缪灵珠先生对此的翻译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俄文原文明确地说公民书写名字的介质是черепке(原型черепок),(12)意为碎陶片,而在中译本中被翻译成“牡蛎壳”,笔者认为可能正是这个理解的误差导致我国学界长期对Ostracism的误解。

1959年,由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1卷在中国翻译出版,里面也是采取“贝壳放逐”的译法,书中这样说:“为了防止新制度被敌人摧毁,实行了奥斯特拉基兹姆(остракизм),直译是‘贝壳放逐法’。贝壳放逐法乃是一种秘密投票的方式,每个投票者将认为危害现存制度的人的名字写在贝壳上。如果在计算票数的时候某名字重复了六千次的话,那么该名字的人就要

被放逐十年,但不没收财产。”(13)这里的说法并不确切,比如对于“六千”的解释就与古典史料不符,(14)但是由于该书当时的权威性,“贝壳放逐”和“贝壳”似乎成了确定的译名。

国内世界古代史学术前辈借鉴了很多前苏联译作的成果,但这并没有妨碍有些学者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考虑到Ostracism一词词根的双重含义,他们也对Ostrakon采用了不确定的双重译法,既译为“贝壳”,也译为“陶片”;对Ostracism既译为“贝壳流放”,也译为“陶片放逐”。1957年,吴于廑先生在其作品《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提到:“克利斯梯尼又创立所谓的‘贝壳流放制’,„„由参加会议的公民把将被放逐的人的名字划在贝壳或碎陶片上。”(15)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中也提到,投票人使用的票是“贝壳或陶片之类的票”。(16)文革结束后,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处于恢复过程中,对Ostracism仍然依循过去的认识。1981年出版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中,对于Ostracism的译名仍然是“贝壳流放”。(17)顾准先生在《希腊城邦制度》中称Ostracism为“陶片放逐法”,但是他也说“每个人在陶片上或贝壳上写下他认为危害公民自由的那个人的名字”。(18)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学人有了更多地接触现代西方研究成果的机会,Ostracism被译为“陶片放逐”的做法逐渐占据主流,很多学术论文只用“陶片放逐”来指代这项在人类史上颇为独特的制度,如蔡连增《论陶片放逐法的内容和起源》、崔丽娜《陶片放逐制刍议》等。(19)尤值一提的是,攻读法律专业的胡骏发表了一篇《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片放逐法考略》,(20)文中提及我国法律史学界大多将Ostracism翻译为“贝壳放逐法”或“贝壳流放法”,但是雅典发掘出来的考古材料都是陶片,因此应该译为“陶片放逐法”。这是国内学界第一次明确提出不应该使用“贝壳”而应使用“陶片”来翻译Ostrakon。但由于该文的影响有限,且作者并未对这一提法进行词源学以及史学史方面的考据,所以目前仍能见到沿用旧译的现象。 总括言之,根据笔者对语义和考古证据的分析,可得出结论:在雅典的

Ostracism制度中,(Ostrakon)应指陶片而非其他含义,因此将Ostracism译为“陶片放逐”符合原义也符合史实。过去学界将Ostracism译为“贝壳流放”,一则受到资料不足的限制,二则受到苏联史学译作的影响。目前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条件较过去有很大改善,统一Ostracism译名的条件已经成熟。

收稿日期:2008-10-12

注释:

①A Lexicon Abriged From Lin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London: the Clarendon Press, 1920, p.503,“”.

②Nepos, Cimon, 3,1.参见奈波斯著,刘君玲等译:《外族名将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Suffragiis原型为suffragium,“投票”之意。

③Latin Dictionary plus Grammar, Glasgow: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7, p.217, "testa".

④George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Earli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 the Great, Fourth Edition, 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0, Reprinted from the 1872 edition, Vol.3, p.373.

⑤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5,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34.

⑥参阅Meggis and Lewi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lnscrip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pp.45-47中的表格。

⑦M.L. Lang, "Ostraka", Athenian Agora, Vol.25(1990): 8.

⑧J.B. Bury and R.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urth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5, p.164.

⑨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6, p.151.

⑩C.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P.166; N.G.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21.

(11)[苏]塞尔格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94页。

(12)В.С.Сергеев,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й Греции,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ла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48,с178.

(13)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48页。

(14)按照古典史家普鲁塔克的说法,6000指的是陶片放逐生效的最低总票数,而不是针对某一人的票数,参见普鲁塔克著,陆永廷、吴彭鹏等译:《阿里斯提德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0页。

(15)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1页。

(16)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4页。此书中关于6000人的说法与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一卷是一致的。

(17)《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18)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132页。

(19)蔡连增:《论陶片放逐法的内容和起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崔丽娜:《陶片放逐制刍议》,《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20)胡骏:《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片放逐法考略》,《法学》,2005年第6期。

转自《史学集刊》(长春)2009年2期第41~44页

范文八:被放逐的他者 投稿:汪紻紼

在当下的台湾文化场域,朱天心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外省第二代”,“眷村后代”等符号标签,这固然与她自身的族群身份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于朱天心在其创作中不断描写的个体生命与历史的交叠,以及对于自我存在与自我的执着探索与坚持,不仅表达了追求自由的立场,同时也对本土主义排斥异己的“他者化”政策提出了批判。作者对于眷村的眷恋与追溯,屡次被评论者冠上“不认同台湾”的罪名,也成为不肯放弃外省特权,不肯认同成为台湾人的证据,而评论者对朱天心的大加挞伐,不仅反映了台湾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干涉,也激发了作者更富政治意涵的策略性写作。如果说朱天心早期的作品对于生活与记忆的描写是出于少女情怀的浪漫怀旧的话,那么自《我记得……》始,个人记忆就成为作者介入台湾历史诠释场域的重要媒介,成为作者展现自身台湾经验的重要方式,此一写作倾向,在她的小说《古都》中更是显而易见,作者在小说中犹如考古者般细数每个建筑与植物的过去,将个体生命记忆与台湾的悠久历史相连接,跨越时间及空间,建构了一则历史与记忆的寓言。

  

  一、记忆与遗忘――集体记忆的竞逐

  

  记忆一直是朱天心的创作主题之一,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中,朱天心通过召唤眷村族群的驳杂记忆来对眷村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进行重新书写,以琐碎但是真实的记忆来对抗大历史的叙述;《匈牙利之水》中,两个中年男子通过嗅觉来回忆往事,感官记忆的开启也成为他们从机械文明的麻木状态中解脱出来的钥匙,感官的恢复,意味着恢复古典时代对于人的重视和美感需求的满足,从而恢复人对于历史的感受与记忆;《拉曼查志士》中,主人公化身为一个忧心死后记忆被篡改的老灵魂,开始积极地为死亡的来临做准备,意图反抗时间的威胁。时空断裂的焦虑在朱天心文中随处可见。在《我的朋友阿里萨》里,朱天心借“我”之口,表达了对于时间断裂的焦虑。

  可见,在快速流变的现代社会,虽然记忆的遗忘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甚至某些“新人类”是要抛弃旧的记忆才能建构新的记忆,但是对于朱天心这个“老灵魂”来说,记忆的丧失意味着历史的断裂,意味着个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的丧失,意味着个体被他者化、边缘化。因此,通过召回记忆来进入历史,并发掘其中隐含的丰富的集体记忆,提出不同于本土论述的个人化对应思考,从而建构起新的历史记忆,这就是朱天心历史书写的重要意义。

  朱天心的小说《古都》,即是作者对于台湾记忆与历史的一次深入梳理,在书中,作者化身为一个漫游者,在日本京都和台北街头之间穿梭游历,以一个略带伤感的中年女性知识分子的视角,来审视台湾都市的变化。通过两个古都的空间对比,以及台湾都市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对比,朱天心描写了一个高度国际化、商业化但是又毫无历史和记忆可供寄托的城市。同时,通过一系列的今昔对比指出空间中集体记忆的流变,展现了台湾解严后的政治权力场域的变迁,对社会文化空间的改写,指出这些被刻意遗忘和排斥的历史记忆背后,隐藏着台湾内部自我与他者的撕裂与冲突,看似平滑的历史进程背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缝隙和断裂,而台湾一直渲染的悲情,将历史的悲剧指向外来的政治力量,却忽视了内部的暴力,朱天心在面对解严后新的压迫,指出了这种现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绞杀,使自我分裂成无数个我,而人们“记忆了什么”、“排斥了什么”,都是这些集体记忆竞逐的结果。

  A1do rossi说:“城市本身就是市民们的集体记忆,而且城市和记忆一样,与物体和场所相联系。城市是集体记忆的场所。”但是在现代台湾社会,人们的“记忆”在公共空间的快速取代中不得不被迫失忆,这种历史与过往记忆的失忆症候,不仅会造成深沉的忧郁和失落,更会使人失去自我认同和定位的归属。同样,在《古都》中,我们看到了“平直美丽的”明治桥被拆毁;“你”童年玩耍的山坡被公寓吞噬;百年茄冬因为开路理由一夕不见;于是“除了平日不得不的生活动线之外,你变得不愿意乱跑,害怕发现类似整排百年茄冬不见的事,害怕发现一年到头住满了麻雀和绿绣眼的三十尺高的老械树一夕不见,……你再也不愿意走过那些陌生的街巷道,如此,你能走的路愈来愈少了。”随着那些永恒性的、记忆的、保存性的景物和空间的消逝,“你”也渐渐发现自己成为这个城市的陌生人,“一个不管以何为名(通常是繁荣进步偶或间以希望快乐)不打算保存人们生活痕迹的地方,不就等于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陌生的城市,何须特别叫人珍视、爱惜、维护、认同……?”

  

  二、从《古都》到古都――他乡与故乡的认同辩证

  

  《古都》的论述中展现了一系列的对立,对应关系:大陆,台湾,台北,京都,过去,现在,外省人/本省人,我/A,这些在意识形态厂欲望层次操作的逻辑结构形成了独特的镜像二元论,构成内容和形式的分裂、现实与记忆的矛盾的二元对立结构,形成主体与客体间不断反复的多重对话,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反映了作者认同的焦虑与彷徨,也反映了台湾解严后“外省族裔之记忆”在记忆板块运动中成为“他者历史”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者对于日本京都的微妙情愫,叙述者与好友A多年未见,却相约在日本的京都相聚,于是“你”只身前往京都,在这个异国古都的大街小巷中开始另一段历史之旅。相对于“你”在台湾的生活痕迹屡遭破坏,京都却始终保留着“你”点点滴滴的回忆,这里不仅有熟悉的景物勾起“你”许多温馨的记忆:洛匠庭院里的鲤鱼池,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雕像旁边的大垂樱,嵯峨口对面的和纸店,二尊院到清凉寺的横巷,同时还有熟悉的气味和食物,令“你”眷恋不已,这些历久弥新的景物让叙述者觉得从未离开过,最重要的是,在“你”看来,相对于台湾排斥异己的狭隘,日本却是一个“不必登岸,不必�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0的地方,即便是“你”在咖啡馆里教女儿功课,你们不同的语言也没引起同桌人的注意。这与动不动就因为不同的语言和族群身份就要求你们要走快走的岛内同胞。是多么的不同啊。

  因此相对于台北给叙述者带来的陌生感,京都虽然是他乡,但是叙述者却视其为精神上真正的故乡,这利,恒长感赋予了叙述者归属感,文中,叙述者问自己:“在死之前,若还有一点点时间,你还可以选择去哪里?就像很多人急着无论如何要离开医院而回到他熟悉之地通常是所谓的家,你,会选择这里吧。因为唯有在你曾经留下点点滴滴生活痕迹的地方,所有与你有关的都在着,那么你的即将不在的意义,不就被稀释掉了吗?”可是“为什么不是选择你出生、成长、生育子女并初老的城市呢?……大概,那个城市所有你曾熟悉、有记忆的东西都已先你而死了。”此番自问自答道出了作者内心的苦涩与无奈,并非作者不认同台湾,而是台湾飞速变化的现实已经变异到让“你”深感无回忆可依凭了。正由于京都在

“你”眼中所呈现的永恒不变性,使得你的过往记忆能够随着此地的各种附着物、媒介物而存留下来,且京都这些外在环境的“长存恒在”,又足以稀释掉“你”一旦离去身亡的消逝感。但是京都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因此,叙述者就处于这样吊诡的后现代困境当中,成为一个无可皈依的异乡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细究京都与台北在文本中的关联性,其实并不只是表面上家乡/异乡的对应与错置关系,其间还交织着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关系,使得这种镜像对应就有了更加深层的意味,不仅指涉台湾殖民历史中不可避免的错综复杂特质,也同样在被殖民者的想象空间中留下运作的痕迹。而叙述者通过“凝视”殖民者的地理空间来回忆作为殖民地的故乡的历史,甚至在回到台湾后,扮演起殖民者的角色,手执殖民地地图来考察台湾的历史,象征着在不断的历史断裂之后,台湾的自我闭锁的倾向已经充满了异质的内在暴力,人已经失去了精神归属,而成为碎片化的个体,而只有仔细探究“主体”与“他者”的对话协商,耙梳过程中的承认或误认,才能够逼近对特定认同的认识。

  叙述者对于京都的眷恋,同样也隐藏着其对于故乡的想象与渴望。正因为意识到京都与台北的相似处,故而作者把它当作理想台北的投射。当“你”和女儿行经白川时,“你告诉女儿,江南就是这个样子”。当叙述者在京都踽踽独行,走到三年土反的圣护院总铺吃拉面与和饼抹茶便联想起淡水英专路口的石花冰绿豆汤;京都的三条通木屋町通先斗町等错综复杂的町路让她想起生长的城市中那些曾经让她爱不释手难以抉择的老街;高濑川畔的杨柳更让叙述者想起台北的王留公圳。朱天心以另一种文明的形式,来想象、对应台湾的历史发展,犹如拉康镜像理论的认知结构,必须要认知到镜像中的“他者”,才能完整自身的美好,而认识到真正的历史。这种城市的对应关系同样出现在主体的认知上,“你”与A的关系贯穿着整部小说,A在小说中虽然始终没有出场,却在叙述者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A不仅是叙述者的闺中密友,两人共同度过的美好的青春时光也是叙述者生命构成的重要部分,她犹如叙述者被凝固的、被封存的青春影像,因此当叙述者前往京都赴约时,内心既充满了久别重逢的期盼,又担心见面会破坏彼此美好的记忆。但是A的失约,叙述者独自离开京都,暗示着她试图疗治记忆断裂的努力再次失败,如同骆以军所说:“我与A这两个角色像换装嘉年华般贯穿了全书五个关于记忆的故事,他(她)们互相悬宕、惦念、猜忌、互相扮演对方的镜像,对方对他者的断裂想象。”都隐喻着主体认同分裂与矛盾的后现代处境。而京都与台北之间犹如我与A,谱写着相似却又不同的历史轨迹,经历多重殖民的台湾,犹如“无主之地,无缘之岛”,丧失了历史性和神性,在某种程度上,作者是将京都作为一个理想的桃花源来与台北相对应,但是朱天心汲汲于理想桃花源的找寻,却发现寻找的虚妄,犹如拉康所言,他者作为自我的认定,“以一种再现和想象的方式,来发现自身投射出来的虚构,透过镜映中的影像他者来设定主体的认同。也就是藉由理想的我,来发展自我作为一个他者。”在异乡追逐桃花源,无非是更加衬托出作者异质性的边缘状态罢了。

  三、放逐与认同――自我的他者化

  

  这种异质性一直延续到叙述者回到台北,“你”赴京都寻友不遇,从日本返回台北,却被误认为日本游客,于是你将错就错,手执一份台湾的殖民地地图,重游台湾的各个景点。“周英雄认为朱天心是以‘易位叙述’手法,将自己异化,摆在‘他者’的位置上,透过异化的眼光来掌握当下的现实细节。易位的策略使我们得以跳脱窠臼,用崭新的眼光来对现状加以反思。”当“你”转换位置,以他者的角度重新阅读台北,将从前走过的地方,以殖民时代的地名一一重新指认:圆山大饭店的旧址是台湾神社、“总统府”是台湾总督官邸、台大医院原是帝大附属病院、万国戏院是纯日式的演剧院“昭日座”――有如把原本熟悉的事物以一种不熟悉的方式重组,从而达到陌生化的效果。犹如列菲伏尔所说:“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政治性的,空间乃是各种利益奋然角逐的产物。它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而言,空间永远是具体化的,时间性的,历史的。”叙述者通过都市空间的漫游,呈现出台北这个都市文本所隐含的历史性与意识形态性符号,都市中的建筑、景观,乃至于植物都透露出与历史中不同阶段的联系。这些空间以隐晦的、民间的、私人的面目出现,却指向了厚重的政治历史意义。犹如殖民地地图上指向的空间名词。被抽离其原本的空间文化脉络,成为空洞的能指,其中隐含着历史的变迁和权力的操弄,更是指涉台湾殖民历史中不可避免的错综复杂特质。作者将之与现有的空间进行对照,凸显出其中的断裂。

  叙述者在台湾的漫游,虽然深入历史的内部,却始终无法缝合其中的断裂,虽然一直在举证历历,却始终得不到回应,而其“异国人”的身份变异,也象征着她的“他者”身份始终无法真正在台湾的历史叙述中找到认同,观察者的欲望焦点就摆在“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并转化成为历史上所产生的“自我”与“他者”的辩证。通过历史的重写、地图的重画,召唤“我们”进入想象的“集体图像”,不再自我设限与边陲,而在翻出过去片段历史处于中心位置的“光荣”基础上,重建中心的自我定位,这就是想象的精神分析地图。

  在丢失殖民地地图之后,叙述者开始寻找记忆中的桃花源,但是在卸除观光客的伪装之后,她依然遭到同胞充满敌意的审视。作者引用了《桃花源记》的片段,但每一次的引用都是对原意的解构,也是对现实的反向书写,“江上并无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远处可闻鸡犬,但是这是哪里?……你便偏离岸边向有桑竹处走去,因为害怕会见到浮尸。”“但你确与树下男女不同语言,怕被认出,便蹒跚前行……你果然听到身后不远有男女向你发言声,你不理……不理他们是因为可能便要还家,设酒杀人作食。”原典中祥和安宁的情境在《古都》中却俨然成了梦魇,叙述者最终仍未能摆脱地理空间的限制,徘徊江畔、找不到出路。

  而台湾解严后,外省族群在“本土化”的意识发展浪潮下,往往背负着“不认同台湾”的原罪。随着外省第一代的逐渐凋零,第二代在台湾“土生土长”的省外族群,更背负着莫铝的原罪。由于外省族群的外来移民身份,加上历史因素发展而形成的“外省人”符号,使得自符号的命名开始,外省族群就有着被“污名化”的危机感。外省族群往往在历史书写中被他者化:在家乡“动不动老有人要检查你们爱不爱这里,甚至要你们不喜欢这里的就要走怏走……要走快走,或滚回哪哪哪,仿佛你们大有地方可去,大有地方可住,只是死皮赖脸不去似的。”,面对如此的质疑与排拒,作者借历史上政敌互相理解与宽容的事例,来批评台湾本土主义者狭隘的族群政策,动辄以族群身份来割裂认同,划定自我与他者的隔阂。而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中也以多种弱势族群与主流间的关系,隐喻外省族群的畸零处境,一如王德威所言,“这些被主流历史排斥的人物,是在从自己的不堪(入流)上,认知自己的身份,而这身份每每使他们无所适从。”因此朱天心大声疾呼,我们“不是不认同,而是不被认同”。“与其说朱天心抗拒主流论述同化是一种自我放逐,不如说她是有意凸显自己外省族群身分在台湾本土论述中的边缘位置,让自己游走在核心论述之外,保持观看的距离与流动的空间。……透过文本空间中的多重互文对文化和历史的改写,让想象空间得以延伸他处,以另一种形式突破身体所受的局限。多重互文、多重空间是朱天心书写个人定位的策略,是她介入台湾文化认同论述、与评论者展开对话的基础,更透露了她对于本土沦述朝包容多元声音的方向发展的期待。”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范文九:以及那些日子,那些被放逐的梦想,那些被泛黄的老照片, 投稿:洪慀慁

记忆之外的歌声,旋律苍凉,歌唱着匆忙离去的二十年,以及那些日子,那些被放逐的梦想,那些被泛黄的老照片,都随着时间一去不复返。

岁月匆匆渐行渐远我们才会发现,其实成长的过程就是破茧为蝶,挣扎着褪掉所有的青涩和丑陋,在阳光下抖动轻盈美丽的翅膀,闪闪的,微微的,幸福的颤抖。每次的成长,每一次的相聚都是唯一,因此必须懂得珍惜,只有品味世态炎

凉,经历人间风雨雪霜,人生才会

完美,也才会着上成熟的颜色。

就犹如人生是一段旅程,成长

只是里面的一个小小插曲,我希望

我们能够把握住。

忆水,回忆逝去的似水年华,

记录成长的点点滴滴。

欢迎新老同学的踊跃参与,留

下你们成长的足迹。

2010-10/忆水/01

范文十:“被放逐”的皇后 投稿:高胺胻

  我爸去世后,我妈越来越不招人待见。

  让她带孙子,她用iPad做保姆,自己则傻盯着电视机;让她照顾后院,她浇水或多或少,花草不得善终;烧菜忽咸忽淡,记账乱七八糟,屡将自己锁在门外,将孙子忘在幼儿园……谁敢相信,妈妈退休前曾是高中的特级教师呢?

  我教她玩微信、陪她旅游、给她买健身器材、带她找老玩伴、催她跳广场舞……一切都无法让她找回青春时代的光彩与热情,她永远是热闹场合的陌生人。

  虽然体检结果正常,但她就是要放纵自己的情绪与智商,一路往痴呆的终点狂奔……

  二

  一日,我发现她在读一本书――阿尔诺・盖格尔写的《流放的老国王》。

  这么伤感的书,怪不得她越看越低落!为了批判这一株精神毒草,我偷偷读起来。

  作者描写到自己父亲老去的过程,将罹患帕金森症的父亲比喻为一位流放的国王。熟悉的家庭环境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陌生,仿佛身处异乡。他一心要回到自己记忆中的家,于是“不知所措地乱窜……”作者看到父亲慢慢“变傻”,仿佛感到生命从他身上渗出,整个人的品质与个性一滴滴漏掉……

  读到感人之处,我黯然神伤!这么久以来,我没有真正理解父亲去世对妈妈的打击。我只会怪她不乐观、不振作……却从未从她的角度看待她的心绪、挣扎与无奈。

  三

  浏览完这本书,我走出我妈的卧室,她正在客厅看电视。

  像往常一样,她看电视的眼神中散发着淡漠的霉味。屏幕上演什么毫无意义,她只是要有足够响的声音来冲淡自己的寂寞。

  我坐下来,同她聊起电视上的这位笑星。她支支吾吾地应对着我,敷衍着笑几声……看得出,她对我今天“反常”的表现,感到几丝惶恐。自从父亲走后,她变得越来越像个犯错的小女孩,对我,竟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感。或许是怕我唠叨她吧,她借口说自己要烧饭了,就把我独自撂在沙发上。

  四

  这时候,我想起过世的父亲。父亲生前总会在她烧饭的时候,凑过来聊天。那时候,我妈嘴上对答如流,手上却有条不紊,她永远井井有条、遇事不慌,谈笑之间便将美味端上餐桌……

  泪水从我眼中流出来,我找来家庭相册。“全家福”中那位知性、典雅、美丽的妇人,是我妈;那位牵着她手的男人,是我爸。

  如今,一个走了,一个活在女儿的嗔怪与脸色之中。

  看着我妈的背影,我感到岁月流逝的巨大冲击力――不知不觉中,母亲已经走入孤单的晚年,她仿佛一位流放的皇后,手足无措地面对这个对她来说越来越陌生的世界。爱她的父母、丈夫、老朋友,逐一离去,唯一的女儿整天抱怨她不乐观、不阳光、不振作……

  五

  如果说,衰老与孤独,是我妈必须面对的生命之溃败,那么,我不该再要求她强颜欢笑,不该带她去那些她完全无法融入的热闹处境中,更不应该责怪她带孩子做家务不走心――如果她的心都不知道何处安放,又如何谈得上走心不走心呢?

  我走进厨房,默默地打开她忘记打开的油烟机。

  我给她嘴里塞进一块糖,微笑着看她笨手笨脚地做事。

  厨房里很安静,油烟机的声音竟带给我们默契的温暖感。我妈朝我笑笑,我也朝她笑笑。那种很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

  是的,当我放弃对她所有的要求之后,那种叫作“理解”的东西,如精灵一般翩然而至。

  “妈妈,愿我的理解能安放你的孤独。”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编辑/杨世莹

  (E―mail:shiying10@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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