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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探索与争鸣 投稿:史薆薇

《探索与争鸣》专稿 | 邓晓芒: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

邓晓芒

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与儒家学说的交锋就没有中断过,这其中包括在著作和文章中对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展开批判,乃至于在学术杂志上连篇累牍地与儒家学说捍卫者们展开你来我往的反复论战。而用来批判的参照物,则是西方哲学和文化提出的一些普遍原则,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中国当代现实生活。

纵观30多年来的国内学术界,在公开进行与传统文化、主要是与儒家文化的论战的人中,我恐怕要算是数量最多、连续论战时间最长、批判最猛烈的了,因此在学者群中似乎已获得了“西化”、“偏激”的定评。不过,也

有一些眼尖心细的人、包括同行和学生都看出来,并且直接向我说出来,

即我本人其实骨子里奉行的还是儒家的做人原则,这不光是指我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方式,而且是说就在我大力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也是本着儒家精神在尽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职责。对此,我自己从来都不否认。我曾经公开说过,如果不是秉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作为一个学者我也许会更倾心于对宇宙太空的科学探索。这本来是我儿时曾经有过的志向,它出自于对大自然奥秘的强烈好奇心。 正是由于在青年时代10多年的底层历练中,命运将我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惊涛骇浪,才使我的思想关注点转向了国是民瘼,从而在这一点上,与儒家精神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甚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受儒家思想浸染2000多年的国度,一个现代学者完全摆脱儒家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从根本上来说还不止是一个思想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方式的问题。儒家思想本身正是在这种几千年一贯的生存方式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这种情况好坏与否,我在这里不作价值评价,至少这是一个谁也摆脱不了的客观事实。

这就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我到底和儒家是什么关系?如何定位这种关系?我想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谈一下,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

一个原则:自否定

论语(明刊本)

根据我所提出的“自否定哲学”,真正的自由体现为自否定原则。所谓“自否定”,就是自己否定自己,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但由于它是由自己来完成这一过程的,而不是由于外来因素的强迫,所以它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取消,而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提升了自己的层次。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儒家文化,则可以说,儒家文化在今天迫切需要进入一个自否定的程序,才能保持自己继续发展的生命力。我曾经在很多地方表达过这样的原理: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地弘扬传统文化,否则只能是败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在今天,就体现在它是否有勇气、有能力展开一场自我批判。凡是对儒家文化不加批判地一味捍卫和继承的人,都只能把儒家文化推入绝境。他们以儒家文化的正宗代表自居,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适得其反,他们才是儒家文化的埋葬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承认自己是儒家,也就是一个批判儒家的儒家,或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儒家。我认为,这一明确的定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儒家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推进。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似乎没有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传统作过如此定位,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孔家店,或者让自己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迎接“西化

的洗礼。即使有的人并不认为儒家文化全部不行,必须有所保留、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他们总体上都自认为已经超出儒家思想的局限,已经完全是立足于世界潮流和新的标准来看待儒家思想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曾经在《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一文中谈到,不论是五四启蒙还是1980年代启蒙,“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都更像是一些谋臣或智

囊,……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治国平天下的实效”。中国的启蒙者从来都没有真正超出儒家的樊篱,而是以几乎天生的儒家的眼睛在对传统儒家作出挑剔和取舍,乃至加以全盘抛弃,而这种态度仍然是儒家的。

这样看来,是不是我与五四以来的这些批判儒家的儒家就没有任何区别了呢?当然不是。根本性的区别在于,他们都是不自觉的,而我是自觉的。例如,鲁迅就自认为自己受庄子和韩非的影响很深,但却否认自己也受到儒家的影响。其他启蒙思想的追随者也都急于撇清与儒家的关系。但是,当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全新的“新青年”、“新的女性”的时候,他们恰好把自己的儒家化的理解渗透进他们引进的外来文化要素里面去了。我在《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中曾指出,五四知识分子所谓“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周作人语),其实并没有吃透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髓,甚至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体现为道家放纵才情的狂士风度与儒家的博施济众的“圣人主义”的冲突。当然,我指出他们在骨子里浸透着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的基因,并不是表明我自己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超越这种基因的限制,而是为了形成一种更深层次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我们不能完全脱离儒家的眼光,但我们能够使这种眼光置于一个更高的层次,超越于它在具体事情方面的各种局限性,并且始终意识到这种儒家眼光仍然是有其边界的,是需要不断反思和突破的。

因此,另一方面,这种眼光也不同于儒家保守主义的故步自封、自满自足和自我标榜,而是类似于一种“原罪意识”,并从这种原罪意识中萌生出一种自我拷问、自我悔改、自我改进的动力。例如,海外新儒家力图在儒家框架里面容纳进西方现代社会通行的各种价值要素,以这种方式呈现儒家文化的几乎是无限的包容力。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看到儒家文化从骨子里具有与西方普遍价值的结构上的冲突,或者说具有颠倒的结构。也许只有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儒家文化的“自我坎陷说”,才意识到这种

不可相容的颠倒结构。但可惜的是,牟先生的自我坎陷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批判,而是在儒家文化价值标准的既定前提下,出于时势的压力而制定的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暂时的容忍,因此在道德上具有负面价值,只不过为了最终目的而退让一步罢了。与此相反,我所说的“自我否定”则本身具有道德上的正面价值,不是为了更好地恢复旧道德,而是由此建立起一整套新的道德规范。这种新的道德规范把忏悔意识也作为自身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在道德上是“可持续发展的”,而这是牟先生和其他海外新儒家所不具备的。“自我坎陷”并不是自我忏悔,而只是实现儒家既定理想的现实手段。当我承认“我也是一个儒家”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自豪和夸耀的事,而是含有一种痛苦的自省,我意识到我所跳不出的这个限制,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和我们今天的时代所带给我的,而这种自省则是对这种限制的一种撞击和突围。我的儒家自否定的立场表达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能动性。 因此,这种自我超越、自我否定的能动性离开儒家思想的原点,把浑然一体的儒家思想划分成了两个层次,从而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的立体化结构。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双层视角的结构:“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的结合。

双层视角: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的统一

冯友兰

上个世纪50年代,冯友兰先生提出了对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法”,引起了一场大讨论。论者一般都认为,冯氏抽象继承法是和毛泽东的批判继承法唱反调的,是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冯友兰在1980年代回顾这段争论时说,其实抽象继承法和批判继承法并不矛盾,后者是继承什么的问题,前者是怎样继承的问题。但问题是,冯先生一开始就把这两个问题弄混了,他从儒家学说中区分出两种内容,有一种是带有抽象性质的(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另外一种是有具体所指的。我们可以继承抽象性质的那一部分,而批判具体的那一部分。但他后来毕竟意识到这两种方法并不是针对儒家学说中两个不同部分的,而是对同一个对象采取“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两种不同态度的问题。

我比较倾向于从后面这种意义上认可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但需要作出更深入的解释。的确,抽象继承法不是探讨“继承什么”,而是探讨“怎样继承”。它不是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哪些概念和命题应该抽象继承,而是在儒家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中,撇开它们在当时所意指的具体内容,而重新赋予这些概念和命题以普遍性的含义。这些含义已经超出了儒家伦理所意指的范围,如果用这些含义来解释儒家经典,往往会被儒学家斥之为“不懂”、“未吃透”。例如冯先生讲的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是有自身本来固有的含义的;如果用他所重新解释的那种意思来讲(“凡是学习一件事都要反复温习”),就会被传统儒家视为曲解,甚至望文生义、外行。所以,抽象继承法所继承的命题并不是没有具体内容的,而是具有今天更带普遍性的内容,也就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内容。普遍价值可以涵盖儒家价值,儒家价值却不一定能够涵盖普遍价值;但儒家价值里面可以具有普遍价值的成分,或者可以作普遍价值的理解。只不过儒家伦理通常在这些本来具有普遍价值的原则上,覆盖上了狭隘的具体内容,限制了这些原则的普遍性,有必要通过某种“现象学的还原”,将这些被遮蔽了的内容还原出来(去蔽)。

举例来说,当我以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关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事件时,我意识到这种关注不是为了给当权者提供政策方略,而是一种启蒙的手段;这种启蒙也不是为了实现“强国梦”,而是为了让普遍价值深入人心,使中国人的人性在当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与其他民族并驾齐驱,而不拖其他民族的后腿。作为中国人,我只能以这种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话语来逼近这种人类普遍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无法自豪的局限性,

它至少看上去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强盛。美国人为什么不鼓吹强国?你可能会说他们本来就是老大,不需要鼓吹。但是德国人呢?他们现在不但不鼓吹强国,反而随时警惕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其他西欧国家也不像我们这样充满危机感,似乎国家不强大就会受人“欺负”。又比如,“仁者爱人”这一命题,如果要使它具有“博爱”这一普遍价值的含义,首先就必须使它超越“四端”的那种情绪化的冲动和“爱有差等”的世俗等级规范,而立足于每个自由意志的理性的逻辑结构。而“仁”这一范畴就不再被解释为以“孝”为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而是颠倒过来,它本身成了孝悌之所本了。对诸如此类的一些儒家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重新解释,就是对儒家学说的一种“现象学还原”,即还原为它们的“事情本身”。其实,它们当初之所以得到人们的赞同,被认为合乎人的本性并带有道德的光环,正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是穿上儒家衣装的普遍价值,但由于这种衣装的遮蔽和喧宾夺主,其中的普遍价值反而被认为是对儒家学说的曲解了。而在今天要把这一还原工作进行到底,就必须贯彻“具体批判法”。

所以与上述“抽象继承法”相对并且相辅相成的,并不是什么“批判继承法”,而是“具体批判法”。对儒家学说我们不能具体继承,而必须抽象继承;而只有经过具体批判,才有可能做到抽象继承。具体批判法就是抽象继承法的另一面,它们是合二而一的。如何具体批判?就是要用抽象普遍的原则来批判具体的内容,揭示出这些具体内容违背了它们所标榜的抽象原则。在这方面,鲁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这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仁义道德当然是好,鲁迅并不是要批仁义道德;但他说字缝里面满本写着的是“吃人”,这就是具体批判了。所以,鲁迅批儒家的着力点,并不是说它所标榜的那些仁义道德本身不好,而是说它打着道德的旗号吃人,实为口是心非、伪善。儒家伦理最大的问题就是伪善。伪善在哪里?就在于它所说的话抽象地看大都是好话,合乎情理,近乎人情,以至于今天人们说它是“以人为本”甚至是“人本主义”;但实现出来的却是扼杀人的个性和自由。所以就连清代儒者戴震都斥后儒为“以理杀人”。不过,鲁迅也好,戴震也好,他们对儒家的具体批判是够激烈的,但是抽象继承方面却不得要领。就戴震来说,他以人之常情常欲来对抗天理,这仍然是一种具体继承,因为儒家、包括宋明理学本来就是从

人之常情、百姓日用来理解天理的,这种批判只不过是在儒家划定的具体范围内部转圈。就鲁迅来说,他已经是用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理论的框架来批判儒家伦理的虚伪性了,但他对这种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解仍然是不到位的,并未完全超出儒家本身可以具体接受的传统范围(儒道合流或互补)。鲁迅只在一点上是真正超出了传统儒家的,那就是渗入骨子里的忏悔精神和对内心灵魂的阴郁的自我拷问。但他对此并无自觉,反而觉得这是自己的一大缺点,属于自己性格上的毛病。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太黑暗”,甚至害怕自己的那些“有毒”的思想会危害了年轻人。这是颇为令人遗憾的。

我所主张的抽象继承法,和前人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主要是在这些抽象原则里面融入了西方近代哲学和基督教文化所揭示的普遍因素。当然,我们是用汉语来思维和写作的,在汉语中本身就已经积淀着传统文化的血脉;而当我们用这些汉字来翻译西方文化的典籍时,我们也只能用这些饱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符号来解读西方文化最深奥的哲理。然而,这并不会完全阻隔两大文化的互相理解,只不过需要时间的磨砺,更需要思想者的努力运思。我不敢说自己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的运思就完全到位了,但至少,我已从中看出了某种超出儒家文化范围之外的理论天地和思想资源。但由于我仍然只能采用儒家文化所使用的这些汉字、这些用语和成语、这些命题来解读西方文化的经典,所以这种解读就成了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一种抽象继承。基于一般语言文字之上的这种抽象继承,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又是与不同文化的沟通,因而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在这种意义上,儒家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本身就可以表达普遍价值,如“仁”、“义”、“良知”、“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然而,如果没有经过具体批判,即使这些可以用来表达或翻译普遍价值的概念和命题,也很可能成为鱼目混珠的赝品。

与此相应,我所主张的具体批判法也就与以往的具体批判有了本质的不同。这不同就在于:它不单纯是摧毁性的,而且也是建设性的。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不同学派对儒家伦理的具体批判就从未中断过,最早有道家和法家的批判,后来还有佛家的批判。但这些批判都是摧毁性的,即批判过后并没有一种新型的道德原理建立起来,而是一片狼藉,还得由儒家道德来收拾残局。所以弄到后来,中国文化被弄成了一种儒道

互补、甚至儒道佛三教合流的局面,在现实中则成了儒内法外、儒表法里、王霸之道杂之的政治实用主义。从理论上看,儒家思想日益堕落为了一种工具论的价值虚无主义(“半部《论语》治天下”)和虚伪的说教,而这反过来又给传统的具体批判提供了口实。所以,按照传统的方式对儒家学说进行具体批判是最容易不过的了,谁都可以用现实生活的实例以及道学家们的口是心非对儒家学说大张挞伐,以天性的“痞”来对抗教条的“伪”。我的具体批判法则不同,它是有抽象继承法作为批判的标准的,而这种标准又是以儒学的抽象命题为中介,乃至是从西方文化中提炼出来的。为什么能够从中提炼出来,正是因为西方近代普遍价值具有超越民族、种族或文化的普遍性。因此,这种批判将一改过去批判的单纯否定性和破坏性,而可以希望其对于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有切实的提升。这是对于儒家学说的真正的“扬弃”,或者说是儒家学说的自我扬弃。

双重标准:中西文化境域中的不同取向

10多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中西文化比较中的一个战略性的蓝图,称之为“双重标准论”,即根据所处的文化环境的不同,在中国必须大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引入西方现代价值;相反,在西方则有必要积极批判西方传统文化,而引入东方或中国文化的要素。对此,我至今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所谓双重标准在逻辑上似乎是不能成立的,但在现实中,这实际上恰好是单一标准的两种不同体现,这个单一标准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只有建立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基点上,努力吸收异种文化的要素,才是有生命力的,因此表面上的逻辑矛盾其实恰好是逻辑上贯通的。去年杨效思博士来武汉大学和我对谈。他在美国20年了,任教于美国多所院校,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家哲学》。他说,他就是看不惯美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太自信,而中国人又太瞧不起自己的文化,所以要找一个“平衡”,要弘扬中国的家哲学。我说,你这本书比较适合于在美国发表,在中国发表反而是制造不平衡:你在美国批西方文化,在中国还批西方文化,这有什么平衡呢?只有在美国批西方文化,在中国批中国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平衡,对两边都有好处。所以,根据不同的语境提出不同的文化标准,这才是顺理成章的,合乎逻辑的;不看场合而一味地鼓吹(或者贬低)某种文化,看起来好像立场一贯,其实倒是真正的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即认为美国人需要自我批评,中国人则不需要,而要自我表扬。

我唯一觉得需要加以补充的是,这种双重标准如果并列起来看,其实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历史未来的发展着眼,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可能成为两个永远对峙、对等、半斤八两的文化实体,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趋势的。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在今天并不只是代表欧美白人的一种有限的文化,而是承载着普遍价值的一种上位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本身不能自外于普遍价值,最终将归附于目前由西方所代表的普遍价值之下。所以西方文化对自身的批判也好,对东方异民族文化以及非洲、澳洲等部落文化的吸收也好,与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在他们那里,这种吸收只是对自身传统的一种完善和补充,而在我们这里,则是一种生死攸关的历史选择。换言之,西方固然需要向中国文化学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不是根本性的,而是锦上添花式的;中国更有必要向西方学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则是革命性、颠覆性的,是为中国文化走出当代困境提供绝对必要的前提的。所以这里有种不对等性。

这种不对等性,就导致了对中西文化双方融合的一种基本判断,就是西方文化吸收异文化必须在自身已经形成的普遍价值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普遍价值是超越于白人基督教文化的范畴而能够惠及各种不同文化的,是唯一能够容纳多元文化的一元平台;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来发展自身固有传统文化则必须立足于对自身文化的批判,而不能以这一既定文化为不可动摇的基础,因为它本身不具有容纳西方文化的“雅量”。现代新儒家往往有种错觉,觉得儒家文化既然博大精深,也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成为全球化的一个共同基础,实现儒家所向往的“天下一统”的理想,甚至用来拯救西方文化的“没落”。他们往往举东亚的“儒家文化圈”在经济上腾飞成功的事例来证明,儒家文化完全可以把其他文化纳入自身为我所用,作为推动自身文化复兴的环节。但他们没有看到,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成就,正是在把西方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作为立国之本的前提下,为自身固有文化开辟了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的结果;没有这一前提,他们自身的固有文化除了陷入无休止的“窝里斗”外,是没有办法健康发展起来的。

换言之,当代新儒家只有以西方普遍价值为基础,作为多元中的一元,才能获得自身健康发展的土壤,而反过来,如果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来引进

西方的东西,最终只能是对西方普遍价值的阉割。这也是我主张在西方可以弘扬儒家文化的学理依据,因为西方具有弘扬任何异文化的价值基础,具有宽容精神和多元并存的共识,而中国目前还没有。中国人要真正弘扬儒家文化,只有等到普遍价值在中国扎下根来以后,而在目前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也正是为了能够让普遍价值在中国成为共识,从而为弘扬儒家文化提供条件。

至于以儒家学说去“拯救”西方文化,这种想法太夸张了,无异于痴人说梦。儒家学者至今拒绝“普遍价值”,说那是西方来的,也正说明了他们的狭隘眼光,以这种眼光,与人家相处尚且不易,如何能够拯救人家?儒家在今天想要获得西方人的好感,也要学会谦虚一点,表现一点古之儒者的温良恭俭让的风范,自觉地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才能得到人家的尊敬。 正是由于儒家文化没有把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所以它在意识形态上注定是只能“独尊”,而不能容纳“多元”,它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所促成的也只能是专制君主和绝对皇权。儒家学说在今天虽然想借西方多元论而谋得一席之地,但其隐秘的目标仍然是“天下定于一尊”,并且笃信“一山不能容二虎”的霸权主义。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也正是今天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之国家想象梦的最原始的表达。当然,由于世界局势的限制,儒家知识分子更加强调要“和平崛起”,但实际上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韬晦之计”。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皇权意识根深蒂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没有做成老大、实现“一匡天下”之前,是死不甘心的。像今天欧盟那样的契约联盟,对于儒家知识分子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宁可对于任何国际结盟行为都用“阴谋论”来解释。所以我提出的双重标准论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只能理解为要么儒家价值一统天下,要么是西方价值统治天下,两者势不两立。这就是我断言儒家如果不能进行现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就注定不能在今天得到健康发展的原因。

总之,我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定位:从主观安身立命来看,我是一个自否定的儒家,一个批判儒家的儒家;从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来看,我主张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的统一;从儒家思想与当今世界的关系来看,我持中国和西方的双重标准论。

范文二:探索与争鸣 投稿:薛閅閆

第10卷第1期 

2003年1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ofPhysicalEducation

Vol.10No.1Jan.2003

・探索与争鸣・

体育与人的现代化

杨文轩,冯 霞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   要: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它是包括人的素质现代化、职业现代化、组织现代化在内的多层次的全面现代化。体育以其特有的精神内涵和运行方式,在促进人的全面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中介转化作用。

关 键 词:体育;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3)01-0001-05

TheresearchofthemodernizationofhumanbeinginPE&YANGWen2xuan,FENGXia

(InstituteofPhysicalEducation,SouthChinaN,GAbstract:Modernizationofhumanbeingisthecoreisakindofcompletemulti2layers’modernizationofhumanbeingwhichsstructureandorganizationstyleinPE&sports.Theyalsopromoteofbeingwiththeirparticularspiritconnotationandoperationmanner.Thisof&sportsinrealizingthemodernizationofhumanbeingfromseveralfields.Keywords:;m;modernizationofhumanbeing

1 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化研究、发展研究就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并正在形成新的分支学科或边缘学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入现代化浪潮中在理论上的反映[1]。我国早在1933年7月《申报月刊》就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道路。但早期的中国学者没有再进行后继研究,没有形成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目前,我国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阶段目标,正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

本内涵:(1)指发达国家16世纪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2)指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领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我国现代化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已故教授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归纳了世界各国学者关于现代化的解释后指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

[2]

球性的转变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次现代化过程”。

1998年中国学者何传启发表“知识经济与现代化”一文,1999年出版《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一书,

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被赋予新的涵义:其一,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即经典现代化理论描述的现代化;其二,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其三,未来的现代化,指完成第二次现代化后,人类进行的新的现代化。在发达国家,第一次现代化已经完成,第二次现代化正如火如荼;在发展中国家,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都是不可回避的挑战,因而面临双重压力。

随着人们对现代化的多角度研究,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首先应该实现人的现代化。早

家相继展开了现代化研究。60年代西方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现代化研究专著,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在70~80年代,现代化理论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根据研究领域进行分类,经典现代化理论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虽然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不同领域和不同学者对现代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是大家普遍接受现代化的两个基

收稿日期:2002-11-25

作者简介:杨文轩(194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理论与学校体育。

                   体育学刊                      第10卷2

期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和滕尼斯(F.Tonnies)等人深入探讨了人的观念状况及其变化;韦伯用“理性”描述新教徒的特点,滕尼斯用“选择意志”概括了社会人的心理特征;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帕森斯[3](Parsons.T.)曾以“五对变项”分析了一个人的现代化程度;到了19世纪5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创立以后,各学科的学者对人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关注和研究。斯梅尔瑟(NeilJSmelser)、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布莱克(CyrilBlack)等人分别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为人的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和分析框架;以英克尔斯(AlexInkeles)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从微观层面入手,以社会中的普通个人为研究对象,将有关现代人格特征的研究进行得最为直接、充分。

英克尔斯等人[4]通过对6个国家的人的现代化特征的比较,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现代化包括各个方面,比如民族、政治体系、经济、城市、学校、医院、服装、行为举止等,都有现代化的问题,而在各方面的现代化中,人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无数的证据说明,如果它的人民继续以20世纪以前的方式生活的话,一个国家就不可能进入20世纪。”一个社会的状况,归根到底决定于人口素质的特点。因此,总体进程中的人的现代化,课题,(5)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条件和实现途径。陕西省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牛日方等人[11],论证了人的现代化的艰难性与深刻性,并在文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要不断对已有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改造和创新,使其真正成为持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人的现代化的任务是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与人格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相对应,中国的人格现状因其经济、文化、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条件的不平衡而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中国传统人文伦理注重对人的整体把握,注重天人关系、己群关系、人我关系等外部关系和知行关系、物欲关系、义利关系,追求中庸、和谐、统一;另一方面就是对人的理性和非理性方面缺乏必要的深度分析而带有整体混沌的色彩,难以在新的高度上达成新的综合。”河北师范大学代俊兰[12]提出“:人的现代化的条件主要有三点,,精神文明,。”在这里,要求人知识面的要求人的现代化。政治文明说明,组织现代化的直接意义就在于它导,间接地提出了人的职业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的问题。

通过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与对比,笔者认为,人的机体和精神的发展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发展的终极体现。在当前的研究中,往往容易将人的现代化片面理解为人的素质现代化,而忽略了人的具体的、时代的、经济的、社会的属性,从而忽视了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转化过程,如果不能说是折本,起码可以说这样认识人的现代化是不全面的。人的现代化研究应该避免单纯对人的素质现代化的研究,要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综合的视角,全面地看待人的现代化问题。

2.2 人的现代化应该是人的全面现代化

2 2.1 人的现代化研究的主要问题

人的现代化问题是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时下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我国学者对人的现代化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人的现代化的内涵。内蒙古大学吴建平[5]认为“:人

的现代化包括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和人的主体意识的现代化两个方面。”邹吉君等人[6]认为“人的现代化主要是素质现代化,同时离不开职业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华南师范大学陈向阳[7]提出“:人的全面现代化应该包括:人的素质现代化、职业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三个方面。”

(2)人的现代化与人的社会化、人的自觉发展、人的全面

人的现代化作为人的发展的可以预见的目标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经典现代化理论家研究的全部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是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互促进,通过现代人的研究,积极培养现代性人格,最终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13]。因此,经典现代化理论不仅对现代人格进行了现象性的考察与描述,而且对现代人格形成的原因和条件进行了分析。

英克尔斯[14]认为,工厂制度对于现代人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另外,现代学校的正规教育也是培养现代人的摇篮,说明了组织、制度和学校教育对人的现代人格形成的重要意义。此后,昆克尔提出“行为调适理论”,对英克尔斯的上述理论加以补充,突出了整个社会中的强化机制对于个体人格的影响,使个人的发展获得了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与英克尔斯和昆克尔相比,帕森斯从宏观的角度,建立了功能结构主义的理论模型,以系统论的语言对现代社会行为系统的形成做出解释,以“社会角色期待”理论解释社会制度的强化机制对社会行动系统所产生的价值内化影响。其中帕森斯所指的社会行为系统实际上是一种“集体人格”,是现代

发展的关系。南开大学孟宪清[8]在“论人的发展与人的现代化”一文中,论证了“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发展在当代的表现。理解人的现代化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了解我国社会的人的发展状况和特征。”

(3)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南京市委党校

周荫祖教授[9],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诠释了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其主要观点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在当代就具体化为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保证是人的现代化。  (4)人的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崔志远等人[10]探讨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现代化研究的属性、对象、基本内容以及研究的着重点等问题,提出“人的现代化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人在其自我发展和社会发展中所涉及的一切方面,都应该作为人的现代化的研究内容。人的现代化问题有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丰富内涵。”

个体人格的集中体现,以此来解释社会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等)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帕森斯之后,斯梅尔瑟等人发展了“分化—整合”这一特定概念,用以描述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而社会“分化—整合”带来的职业分化与身份分层,进而造成了个人思想观念与行为取向上的变化。布莱克又从历史角度出发,以较为现实的人际关系的变化来解释社会“分化—整合”过程,更具历史感和现实性。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人的理论价值在于,认识到对人的发展来说现代化的进步性就在于通过一系列制度变迁,确立个人主体意识、承认个人主体意识、承认个体经济利益、实现了对人性的一定解放[13]。

从人的本质是“经济人”“、社会人”和“理性人”的有机统一体的角度出发,我国学者陈向阳[7]提出了人的全面现代化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包括人的素质现代化、职业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其理论依据是,人具有4个方面的基本属性,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和精神属性。人的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人的素质的现代化。精神属性独立于自然属性外,但精神属性又依存于自然属性,以自然属性为物质基础,两者密不可分,两个方面,即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人的度专业化的社会,式,。从社会属性来看,现代化社会使现代人的社会性典型表现为组织性,现代社会的人几乎无不是组织的人,因此,人的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人的组织现代化。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人的现代化既是社会现代化的起点,也是终点,社会的现代化应以包括个人情感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抽去了终极关怀与情感的人,只能是附属于工业生产、进行机械运动的机器,是在工业化的旋涡中被异化了的个人。因此,人的现代化研究不仅要关注人的素质的现代化的内容和标准,还应该更加关注如何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现代化应该是包括素质现代化、职业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在内的人的全面现代化。

脑力劳动不断增加,体力劳动逐渐下降,人类逐渐由运动状态的体力劳动者向安静状态的脑力劳动者方面转化,致使整个人口出现以脑力劳动者为典型的“肌肉饥饿”“、运动不足”等现象,文明的发展以人的本能退化为代价。此外,脑力劳动者数量扩大,现代竞争的激烈,使精神紧张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疾病。广州市最近对白领阶层的调查结果表明,9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他们非常需要通过体育锻炼来增进健康。所以现代体育承担着改善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重要责任,其发展人的身体素质的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

(2)体育培养人的竞争观念

现代竞技比赛是在公正精神下体现的高竞争活动。在运动竞赛中,始终贯穿着竞争向上的精神。体育运动经历对培养人的竞争观念影响巨大,它可以使人获得健康积极的情感体验和平等竞争的价值观念。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提倡“夫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深刻地影,,,还。

3德认识和社会适应性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个体道德认识又来自社会传统文明和道德教育的熏陶。现代体育作为人类社会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精神文化财富,是一种有丰富精神内涵的社会活动,对人的社会化起中介转化的作用。体育活动中的公平竞赛原则,本是人类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公德的反映,而那些为使各项活动有章可循地进行的各种体育规则和裁判方法,更是社会法规和人类共同规范的模拟和缩影。“人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能认识和遵循体育活动的特定规则和原则,创造成绩受奖,违反规则受罚,这是对社会契约精神及其文明生活方式的了解和学习过程[16]。”在体育活动的教育和熏陶下,增加了人对社会规范的认识和行为的自我控制力。因此,对参与体育活动的人而言,也是一种社会适应性学习的过程。

(4)体育培养现代人的主体意识

现代体育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崇尚发挥人的主

3 体育对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的作用

“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根据人体生长发育、技能形成和机能提高等规律,达到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改善生活方式与提高生活质量的一

[15]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我们这里讨论的

体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可以说,体育的参与过程是人的自我完善过程。德国科隆体育学院的海克尔教授[16]在来华讲学中不止一次地谈到“:参加体育活动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它也包括了人的思维、感官活动,它是人的整体活动,属于人的完整教育。”在竞技比赛和体育运动中,人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地位和作用,不因种族、性别、财产和政治见解等不同而受到歧视。

(5)体育培养人的开放性

体育,是内涵较广的体育。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体育是社会的缩影和聚焦点,与家庭、宗教、政治、经济等传统研究领域一样,体育也是社会中最广泛的文化领域之一;从教育学的角度看,体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一部分,在人的全面现代化过程中起到对人格要素的不断改造和优化作用。

3.1 体育与人的素质现代化

(1)体育造就现代人的身体基础

现代体育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系统,其最大特点就是运动技术和方式追求最佳效用的有序进程。体育运动参与者一般总是根据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来选择和使用运动技术和方式。同时,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人也必然要不断创造和改造已有的运动技术和方式。因此,体育运动参与者有一个

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加速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

顺应新的生理和心理体验以及新的行为方式的机会,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心理基础。此外,体育运动的科学化,使新的运动项目和新的运动技术,不断突破传统观念应运而生,也进一步促使人在体育的过程中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开放的心理品质。这恰恰是现代人所应具备的重要的心理品质。

3.2 体育与人的职业现代化

赛、英国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和美国网球公开赛)等。

职业竞技运动发展的另一方面就是,1650年在英国成立了著名的“赛马俱乐部”,开创了现代职业竞技运动的组织形式。随后,俱乐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与之相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运行机制,很快就被英国的板球、拳击等其它运动项目效法,并进一步在欧美许多国家流行。美国人在引进英国俱乐部体制的基础上,又发明创造了现代体育职业化、商业化必不可少的“联盟体制”,为现代职业竞技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目前,美国拥有最广泛的、较为成熟的职业竞技体系,传统上有四大职业运动联盟:棒球联盟(MLB)、全国篮球协会(NBA)、全国橄榄球联盟(NFL)和全国冰球联盟

(NHF),共119支职业队。近年来又涌现出一批新的职业竞

职业是现代社会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是人们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职业现代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现代化。“职业的现代化不仅表现为职业形式的更新和大量新型职业的出现,还包括现代职业精神的产生。不同的现代职业具有不同的专业特征,但他们拥有共同的现代精神,这就是职业自由、职业平等和职业忠诚的主体精神。具体的说,人们从事何种职业应是自由的、可选择、可转换的;人们应具有均等的择业机会和权利;任何职业都是平等、独立、自主的,不存在依附关系,这是职业现代化的真谛[7]。”职业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尤其是素质现代化的基础。

(1)竞技运动趋向于职业化,技联盟,如足球联盟(MLS)、美国篮球联盟(ABL)、女子NBA及女子职业垒球协会(WPF),现在全美共有792支职业队[17]。

,为职业运动员、教练员(赛事推广代理人等应、赛事安排、商业、解决争议、法。代理公司主要负责代理球队经营电视转播权、门票、赞助、特许经营、市场开发、公关调研等。

目前,中国完全实行职业化的项目不多,有职业比赛的项目只有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围棋,其中足球最先开始职业化探索。但足球甲A联赛和篮球CBA联赛的市场推广一直在由美国国际管理集团(IMG)运做,中国企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职业竞技的经营理念和手段[18]。1999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期正式的体育经纪人培训班。但由于我国职业竞技的发展本身不成熟,观赏性和对抗性较强的竞技体育在中国的市场基础薄弱,竞技市场还没有发育起来,体育中介机构和体育经纪人行业的发展也仍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国内的竞技体育长期依赖于事业的单位体制,市场运行机制、市场开发手段和市场环境都不健全,还没有为体育的市场化作好准备。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要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运行,区别情况,促进有条件的福利型、事业型单位向经营型、企业型转变”“,有商业价值和市场需求的运动,要积极探索职业化道路,有计划有步骤地按国际通行做法进行规范的职业化运作[19]”。中国体育的职业化发展还有待于体育市场的成熟。

3.3 体育与人的组织现代化

的商业体现。

一方面,值有极大的震撼力中最具价值的部分,,这是人的价值在职业竞技运动中的物质体现。另一方面,运动员在竞技运动中追求自身的超越和完善是个人价值在职业竞技运动中的精神体现。职业竞技运动中诸多的价值观,如公平竞争、集体荣誉、自觉参与、超越自我、出色表现、团队精神、时间效率、成功进取、承担有价值的风险等,对形成现代人的职业品质产生了直接影响,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的职业道德基础、工作的基本态度和行为的衡量准则。

(2)体育的职业化是体育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与市

场接轨的现实产物。

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职业现代化的产生。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高水平竞技为主的职业竞技运动和以健身和休闲为主要内容的娱乐体育迅速兴起。职业竞技运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亮点。

职业竞技通过有组织的职业性比赛,为观众奉献高水平的体育运动技能表演,从而使投资者在门票、电视转播权、广告、销售相关商品以及不定期转让运动员等方面获得投资回报。现代竞技运动中可以作为产业经营的大多数项目,如足球、橄榄球、拳击、高尔夫球以及部分水上和冰上运动项目,

[17]基本上都源于英国人推崇的“户外运动”。随后,逐渐传

社会组织是人们为了有效地达到某一特定目标而按一定规则有意识的建立起来的专业化社会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组织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因为“组织是现代社,会人们基本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群体、主要媒介和活动场所,现代社会已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现代人的社会性典型表现为组织性,现代社会的人几乎无不是组织的人[7]。”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组织性增强,家庭的某些社会组织功能弱化以及家族式组织的瓦解。

播到美国和欧亚一些国家,这在客观上为体育在全世界的职业化发展,奠定了内容上的基础。目前,国际上著名的职业赛事包括:世界杯足球赛、F-1方程式汽车赛及世界拉力锦标赛、欧洲五大足球职业联赛(意甲、西甲、英超、德甲和法甲)、四大网球公开赛(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法国网球公开

作为人的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组织现代化的直接意义就在于它导致了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即使人们的社会性从传统家族性转化成现代组织性;社会交往方式、活动场所和社会群体的主要形式等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出现了建立在平等、自由、独立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关系。与职业现代化一样,组织现代化也不仅仅表现为形式的更新、类型和数量的增加及规模的扩大等外在特征上,更体现为现代组织精神的产生。现代组织精神就是组织的高度专业化、社会化。

中国传统文化重文治、轻武功,使我国古代体育没有形成科学体系。体育组织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地位不高,影响不大,范围不广,多依附其它组织而存在;或在宫廷,或在军队,或在僧寺。从宋朝开始,出现了“弓箭社”、“角抵社”“、英略社”等体育社团。清朝出现了以结盟、传教、习武等活动为凝聚方式的各种民间社团组织,都具有浓厚的家族性或类家族性,内容单一,影响较小。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进入与传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西洋体育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中心的竞技运动以其开展的广泛性、规则的客观性、竞赛制度的公平性、的多样性、从学校到社会,运动蓬勃开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官办体育正在向相对独立依法办会、关注行业、各具特色的方向改革与发展。大量体育民间组织如高尔夫协会等自发建立起来。这些组织的独立性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保护,它们按自身的规律自主地发展着,在健身功能基础上,娱乐、交往功能在强化。更为重要的是,组织的独立性,使建立在平等、自由、独立、自愿的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关系,促进了独立人格的形成。而其活动内容,由于有全面具体的竞赛制度保障和客观的评价标准,使公正、公平的精神形成人的情感内化,从认识到认同,进而从认同升华为信念,有助于人们对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自我评价以及对他人的评价中尊重客观事实和奉行公正原则。这正是一个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现代观念。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内涵与时俱进、有比较性的动态目标体系。在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核心内容,既是现代化的起点,又是现代化的归宿。人的现代化应该是全面而不是片面的。当前,我国正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在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体育对人的现代化发展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终必将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层面上。

[编辑:李寿荣]

体育特有的功能对人的现代化起到了独特的中介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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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

发展纲要[S].20011

范文三:〖探索与争鸣〗 投稿:于衺衻

用竖式

江西省永修县梅棠中心小学 方国荣

北师大版新课标实验教科书二年级上册《作息时间表》的教学中,出现“一节课用了多长时间”等计算经历时间的问题,按题型的难易可分四个层次。A层次:从8︰00到8︰40经过( )分、从9︰20到10︰00经过( )分、从10︰10到10︰50经过( )分;B层次:从6︰30到6︰55经过( )分、从7︰05到7︰26经过( )分;C层次:从8︰40到9︰40经过( )时、从8︰40到9︰20经过( )分、从8︰40到10︰50经过( )时( )分;D层次:从9︰45到10︰25经过( )分、从9︰20到10︰05经过( )分、从9︰20到11︰15经过( )时( )分。

教材意图是让学生借助钟面算出经历的时间,但在实际练习中对学生来说往往是一大难题。在实际教学中像A层次型的题目学生容易掌握; B层次型的题目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掌握,但部分学生有点困难;C、D层次型的题目让绝大部分学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推算,只有极少数学生能推算出来。故形成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恐惧点。

在一堂课中,当我教学B层次题型时,有位学生突然提出:“老师,如果能像以前求差一样列式算那就好了。”我当时恍然一悟,立刻改变先前的教学方案,请同学们采取合作学习方式尝试列竖式计算。经过一阵热烈的小组讨论和愉悦的合作学习,最后通过集体反馈与矫正我保留出同学们的好办法:用竖式计算时间方便可行。特别是对解决C、D层次型问题可谓大大降低了难度。如:从8︰40到9︰40经过(1时 )。

9︰40

-8︰40

1︰00

从8︰40到9︰20经过( 40分 )。

· 60

9︰20 (“分”不够减向“时”借“分”。)

80

- 8︰40

40

从8︰40到10︰50经过(2时10分)。

10︰50

- 8︰40

2︰10

从9︰45到10︰25经过( 40分 )。

· 60

10︰25 (“分”不够减向“时”借“分”。)

85

-9︰45

40

从9︰20到10︰05经过( 45分 )。

· 60

10︰05 (“分”不够减向“时”借“分”。)

65

-9︰20

45

从9︰20到11︰15经过(1时55分)。

· 60

11︰15 (“分”不够减向“时”借“分”。)

75

-9︰20

1︰55

此方法应注意的问题有:①首先要整体看看分钟数够不够减,不能单独看分钟数的个位够不够;②不够时应向小时数位上借1时作60分(关键点)同原有分钟数相加再减。以上的方法对解决求“时间差”的问题思路形象化了。各位同行,你认为如何呢?

范文四:探索与争鸣 投稿:朱瀩瀪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当时如果采取其它方式,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请结合相关历史资料,谈谈你的看法。

苏联及我国档案解密,中G当时想杀死蒋,因为当时杨虎城和张学良周围幕僚很多是共产党,杨虎城老婆就是共党。西安事变是中共参与策划的,中G当时处境很悲惨,处于一战即可剿灭的境地,不得不打着抗日的口号,感化、收买张杨。最后是斯大林一声令下,让中G保住蒋,因为没有蒋,中国会大乱,根本不能组织起对日本的抵抗,会被日本很快灭掉,突然增加对苏联的威胁。而苏联与德国正在酝酿战争,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所以斯大林命令中G必须释放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及对国内外形势的观察,中国共产党做出“和平调停”事变的决策。原因如下:

第一, 西安事变爆发后, 国内并没有出现预想的那种张、杨登高一呼, 各地群起响应的的局面;相反,“拥蒋”气氛却弥漫全国。对蒋介石如何处置, 是当时国内各阶层人士普遍关注的焦点;保蒋安全,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 处理得好, 可赢得群众, 有利于早日结束内战, 实现抗战;反之, 则要脱离群众, 使内战延长和扩大, 只会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第二, 周恩来的西安之行, 有助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蒋介石虽在西安被扣, 但他的军队仍完整无损;他虽在西安成了“阶下囚”, 仍能支配南京政府, 指挥国民党军队。此时如何处置蒋, 确实成了“和”与“战”的关键。周恩来通过与张学良会谈, 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 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

第三, 担心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当时被视为亲日派的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 在蒋介石被扣后, 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 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 成了南京主战派的首领。当时人们认为, 何应钦是想乘西安事变之机, 置蒋于死地, 取而代之。因此,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 “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我们与西安策略, 应扶助左派, 争取中派, 打击右派, 变内战为抗战”。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南京亲日派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完全控制南京政府, 造成大内乱。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英、美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8年5月,针对“速胜论”与“亡国论”,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论断。请你读一读《论持久战》,具体了解持久战论断的主要内容,结合当时的历史谈谈你的读后感。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但是,抗战10个月的实践证明“亡国论”、“速胜论”是完全错误的。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究竟如何?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

文中主要阐述了,在我方弱于敌人时或环境不利于我方时应采取持久战的策略,只要采取此策略则必胜。在此情况下要杜绝投降论和速胜论,因为在敌强于我时这两种论调就不现实,必然导致客观失败。主要内容是:

1、 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

2、 论述了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的思想;

3、 阐明了抗日战争作战的形式上,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

其实,论持久战这篇论文式的著作,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最突出的地方是:它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写成并发表的,对抗日战争做了论述,将抗日战争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而现在再重读论持久战时,与当时抗日战争的历史完全对应,甚至可以说是抗日战争的总结报告。足见毛泽东的军事才华非同寻常。

范文五:理论探索与争鸣 投稿:黄胮胯

作者:刘兹恒于洪彬

2000年01期

  当前,在图书情报学界最时髦的术语恐怕就要数“网络”了。在信息时代来临之际,网络 作为它的急先锋,在新世纪中更显得日益重要,网络化、信息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应 运而生的便是针对这种发展趋势的相关研究,于是一时间“网络环境下的××”文章满目皆 是,尤其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期刊中更是不胜枚举。但细读这些文章,却又不得不使人处 于一种“众说纷纭话网络,不识网络真面目”的疑惑之中。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研究 人员在著书立说时对网络环境本身的认识与说明并不明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

  首先,直接将“网络环境”中的网络当作一种原概念,不加解释、限定,例如许多研究者 将局域网中的某些技术和全球网中的技术不加区分和限定,导致在互相学习交流过程中对各 自具体理论互不认同。当然若将各自的理论放在自己限定的“网络环境”中未必有错,但若 以己之“网络环境”去理解他人之“××理论”就有一点“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味道了 。

  其次,研究者自身认识能力有限。有的将“网络化”的某一具体过程当作网络环境的全部 内涵而加以使用,例如单纯地将Internet理解为网络的全部,或单纯地将计算机联结等理解 为网络等都属此类。这种认识偏于狭隘,在理论上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有的将“网络” 大而化之,只要是网络就属于“网络环境”,将WWW、Internet等简单等同,但在具体行文 时又不知如何区分,只好“宏观”把握,统一口径,直称“网络”。这无疑是一种在学术上 的回避,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无可厚非的是,“网络”作为普及较快的一种术语,在平时的学习与工作中我们的确没有 必要逐一加以解释,就像谈到计算机时没有必要逐一解释一般的计算机与大型计算机、小型 计算机、个人电脑、网络计算机的区别一样。因为作为一种人人皆能感知认知的常用名词, 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花时间去考证它们之间的差异,需要的只是把握这一群体的共性。而 作为学术研究,我们认为采取上述态度似乎有一点不负责任。这不但使研究者自身失去了科 学严谨的态度,使理论的水平与层次流于肤浅,严重的则出现谬误,而且也使后来的学者认 识混乱,不能准确地把握理论研究的现状。

  1网络环境的概念

  本文认为,网络环境,狭义地说,是指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相结合基础上构建起 来的宽带、高速、综合、广域型数字式电信网络。这种网络通过网中设网、国际互联可以覆 盖一国、数国乃至全球。广义地说,网络环境还包括由于网络的渗透、扩张而引起的国家信 息政策、信息管理体制、信息系统组织、用户信息行为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综合起来 考察,前者是指网络的物质实体,我们不妨称其为网络的硬件,而后者是指网络的精神体( 或称抽象体),我们不妨称其为网络的软件。而未来信息社会的网络环境,应该是这种既包 含硬件又包含软件的整体。目前大多数人对此的认识大都只停留在狭义的层次。

  同时,网络环境的产生是网络化的结果,网络化是一种进程,与之相应的网络环境也应该 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客观事实。网络环境的这种动态性决定了图书馆工作的灵活性。我们在 研究图书馆工作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动态性对工作变化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这 种动态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就像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它不是绝对的, 而是一种相对的发展。在某一段时期内,这种变化的幅度相对来说是较小的,具有一定的稳 定 性。也就是说,网络有序、渐进式发展使我们的研究背景——网络环境也呈一种稳定持续 的发展态势。因此,我们完全应该也必须据此来判断与之适应的图书馆工作变化的趋势。

  2我国图书馆所处的网络环境的两个阶段

  根据前面我们对网络环境的分析,依据目前的国情和世界趋势,本文认为我国图书馆所处 的网络环境应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网络化”,也就是图书馆建网、入网阶段。此阶段是我国图书馆接受国际新 潮流、构建图书馆网的阶段。这种图书馆网也须经历由内部网向区域网乃至国家网的发展阶 段。

  第二阶段是“网络社会化”,也就是网络环境阶段。它是在上述基础上,图书馆工作走向 全球化,在信息社会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的阶段。网络社会化要求图书馆在国家信息政策指 导下,建立起符合网络社会发展的信息管理体制和信息组织系统,为满足社会信息需求而创 建 独特的信息服务方式,在丰富社会文化和促进社会进步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这两个阶段并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互有渗透。

  3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发展

  图书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谢拉曾经说过“图书馆如果不是立刻反映,也是最终反映着社 会的变革。”纵观图书馆的发展史,由古代的藏书楼发展到今天为全社会所利用的公共图书 馆、高校图书馆、研究图书馆等,每一次进步无不反映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的进 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国际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在全球建设信 息高速公路热潮的直接带动下,国内外图书馆界对图书馆的未来作出了种种预测和描述。各 种新术语、新名词、新系统层出不穷:如电子图书馆(Electronic Library)、数字图书馆(D igital Library)、虚拟图书馆(Virtual Libraty)、无墙图书馆(Library without Walls) 、多元媒体图书馆(Polymedia Library)、多媒体图书馆(Multimedia Library)、虚拟现实 图书馆(Virtual Reality Library)、全球图书馆(Global Library)等等。

  通过对上述术语与相关概念及文章的分析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基于图书馆的未来的各种 各样的讨论,都是从某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去概括图书馆的全部,要么从技术设施的改进出 发,要么从文献信息载体的变化出发,要么从服务方式的发展出发等等,把图书馆某一方面 的进步当作图书馆发展的全部,于是使用相应的新术语来界定这种发展。严格意义上说,这 是一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作法,仿佛图书馆的某一方面发展了,图书馆这个名字就 得随着改变了;仿佛图书馆发展的决定因素,取决于某一种技术的进步、观念的更新或服务 方式、手段的现代化与多样化。正如前文所述,图书馆的发展是适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和文明进步的,它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的发展。上述各种预测的严重不足及根本弱点在于对社 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不足,而偏重于技术决定主义,因此在预测未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图书馆发 展中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信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文献的形式及其传播方式。 电子图书的出现,电信网络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馆的外部技术环境。但图书馆作为 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也应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定新的战略对策,并据 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信息化、网络化使图书馆与社会保持同步前进,而不是使图书馆消亡 。正是网络所采用的通讯机制,使各个孤立的图书馆连接起来从而形成各类图书馆网,如地 区网、专业网等。而未来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也是吸收了诸多新技术的一种事物,这其中 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网络技术。图书馆必须也一定能生存在网络环境下,网络延伸到哪里,图 书馆的触角就可以延伸到哪里。

  综上所述,未来的图书馆仍将以一种有机的综合体存在并发展,它不断吸收社会进步 所产生的新技术以充实自身,并且不断吸收由于社会进步而产生的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形式 变了,但其精神实质是不会变的。

作者介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范文六:理论探索与争鸣 投稿:张冦冧

作者:刘莹

2000年02期

  1 因特网给图书馆带来了什么?

  现代图书馆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文献信息中心,除了传统的印刷型文献资源,其它如声像资 料、缩微品、机读资料也越来越丰富着图书馆的馆藏。因特网的发展更是拓展了图书馆的资 源空间,图书馆除了利用自己的馆藏提供信息服务,还能通过因特网获取更广泛的信息资源 ,为读者、用户提供阅读、浏览、查询、检索服务;本馆的馆藏也可以通过网络扩大使用范 围,发挥前所未有的效益。按说,图书馆的资源更丰富了,其服务功能应当更强大了,但是 事物总是辨证地存在和发展的。媒体形式的丰富、信息服务机构的多元化,为信息用户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用户通过因特网利用信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经由图书馆的信息流也越来 越多,而且因特网融合了信息的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过程,即“正式交流中的部分信息开 始在非正式交流中流通,可能导致过去作为正式信息交流中继点的图书馆作用降低。”[1 ]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如同广播、电影、电视早已出现多时,人们并没有全然放弃读书 看报一样,网络信息也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对软、硬件设施要求高、投资大,广 泛应用还需假以时日,并且网络信息的获取目前还存在着费用高、速度慢、中文信息少的缺 点;网络信息的长期保存也还有许多问题,因为信息广泛地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结点,网站的 信息总是在变化、更新,商业领域的ISP和ICP是否会像图书馆一样把所有的信息都长期保存 ,分门别类地随时供人查询检索;而且,人作为社会中的存在,单纯的人机交流模式是否符 合人的需求和习惯,等等。

  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需求、获取信息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信息技术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技术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人文的、经济的多种因素都会起作用。因特网作为一种信息 技术工具,其功能无疑是很强大的,传统的图书馆开发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我们讨论因特网给图书馆带来了什么,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媒体更优越,更不是谁取 代谁的问题,而是说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运作方式,更能实现图书馆的整体功能。

  传统的图书馆,经费是其生命线。图书馆主要靠增加投入来增加资源储备,以多年的文献 积累来应对现实中可能的需求,为此,图书馆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信息服务的能力总是滞 后,服务效益不明显。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如果沿用这种运作方式,就会产生与传统图书馆同 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由于行政隶属的关系而牺牲了信息流通的优化结构。图书馆 归属不同的行业,各自依附于为其拨款的行政部门,彼此互不联系、难于沟通,信息资源建 设彼此模仿,低水平重复;其次,政府部门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图书馆经费来源单一, 遇到财政紧缩极易受到波动,如果经费不能保障,将导致图书馆结构性萎缩;第三,政府部 门作为稳定的投资主体,图书馆的管理缺乏“利益刺激”机制,没有内在的发展活力。

  对此,业内有人提出走产业化道路来解决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图书馆属于国家信息基础设 施的一部分,信息服务带有产业的特征,但是,将图书馆完全产业化会带来更大的问题:一 是可能使各级政府部门推卸其应负的责任,而产业投资者追求的是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因此资源基础好的图书馆将受到青睐,不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将越发萎缩,国家要努力建立 一种大范围的开放的信息资源网络的计划就会落空;二是可能使图书馆过分向经济价值和经 济效益倾斜,而实际上图书馆除了信息服务,还担当着保存人类文明成果、开展文化教育的 职能,这与市场没有直接联系,走产业化道路将得不到市场认可。

  总之,因特网使图书馆的思想观念、组织机构、工作方式方法都发生深刻的变化,网络环 境下图书馆能否成为最大的ICP,关键还在于变革原有的机制,为图书馆注入活力。

  2 图书馆要建设数字化信息?

  为了迎接新时代的挑战,由文化部牵头,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电信总公司、中国科学院 、航天工业总公司、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联手合作,诸多专 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国数字化图书馆工程,已在积极筹备之中。“由于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宝库,也将是信息高速公路上最大的信息源,因而图书馆的数字化就成 为首选目标”[2]。从这种意义上讲,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建设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库,但是 ,我国众多的图书馆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隶属于不同的行业部门,究竟怎样参加数字化 信息建设呢?

  网络最吸引图书馆的是资源共享,而资源共享是建立在协作共建、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 尽管现在的图书馆都有资源共享的意识,但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马文峰[3]具体分析了 社会科学文献资源共享的障碍,实际上在整个文献领域又何尝不存在这样的障碍呢?传统图 书馆资源共享的主要形式——馆际互借,但其效果一直不佳、应用不广,就与这些障碍因素 有关。网络的发展虽然改变了资源共享的技术条件,但是图书馆改变不了或作用力不大的因 素在网络环境下仍然存在,并且还出现了新的障碍。如,信息数量庞大,大大超出图书馆的 处理能力;文献老化加剧,在到达用户之前已丧失了共享价值;资金投入不足,还有法律问 题、信息安全问题等,最主要的是缺乏一个权威的宏观调控机构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如 果资源共享并不是利益攸关的事,恐怕图书馆是不会真正参与其间的。有资料表明,我国绝 大多数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只有20%是 公开的,可以说没有政府的有效参与和管理,要建设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巨大的信息资源 网络不是单一的图书馆行业能够担当的,况且图书馆行业内部还存在条块分割、协调困难的 状况。在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原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文化部图书馆司和教育部条件装 备司被取消或改组,而信息产业部又没有设立专门主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部门,进一步弱 化了宏观管理和协调。信息资源与国家各个行业密切相关,每个行业既是信息的制造者,又 是信息的利用者,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跨行业、跨部门的广泛协作。如不是在协作的基 础上,各个图书馆、各行各业都各行其是,各自独立地建设数字化信息,必然是成本高昂、 重复建设、浪费惊人,又重蹈传统图书馆馆藏建设大而全、小而全的覆辙。

  另一方面,图书馆开发利用政府信息资源还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障,这方面美国的法律保障 就比较完备,值得借鉴。美国政府“从60年代至今共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和规则,如: 信息自由法、个人隐私信息法、削减文书法、政府信息资源管理——A130文件……美国联邦 政府的信息资源开发的法规体系,从政府信息公开化原则、开发信息资源的组织机构及职责 、政府信息的发布和收集信息的收费各项工作,都作了详细全面的规定。”[4]只有法律 法规的有力保障,才能保证信息资源建设的有效性。目前许多图书馆都在筹建数字化信息资 源,这种分头建设的信息资源多是自发进行,表现为一种整体上的无序状态,它是否能代表 信息资源建设真正的繁荣?

  3 公共信息能否姓“公”?

  因特网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它使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人、任 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利用因特网自由地获取信息、传播信息……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 景,可以说实现了图书情报工作的目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因特网上信息资源的获取 、传播、利用又是受到限制的。因为网络发展了,信息环境改变了,随之带来了知识产权、 信息安全的问题,“专家发出警告:已经上网的公共信息有可能不再属于所有人,这是因为 发达国家利益集团想方设法确立它们对信息的垄断。”[5]例如,按常规数据库服务是以 双方长期契约为依据的,契约只对签约方有效,对第三方以外的使用就无法控制,如果这种 使用是任意的,那么就打击了数据库投资人的利益。从保护创作源的角度出发,国家对软件 、数据库应当实行知识产权保护,一般各国都适用著作权法(版权法)进行保护。近年来,知 识产权的保护程度越来越高。日本、欧盟、美国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都在研究和强化对数据 库的保护。如:欧盟1996年3月公布了有关保护数据库的“EC指令”,对具有创造性的数据 库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对不具有创造性的数据库,为了保护其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别赋 予了“单独权利”,以此防止提取权、再利用权的侵害;美国虽然强调信息自由,但是著作 权一直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类似于1996年欧盟指令的法律;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基本上同意执行EC指令。[6]

  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既是网络信息的用户,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在传统媒体中,法律赋 予图书馆以合理使用的权利,但在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受到了挑战,主要表现在:(1)网 络传输权,即擅自将他人作品“上载”至网络属于侵权,从网络上“下载”已经上网的作品 更是受到非议。因为法律规定图书馆有合理使用的范畴,有些数字化信息可以通过网络获取 ,读者可以通过图书馆同时使用一份拷贝,作者和出版商就会担心图书馆所买的第一份拷贝 ,将成为他们售出的最后一份拷贝;(2)对 技术措施的保护,即权利人为避免其作品或制品被他人轻易复制或获取而在合法媒体上附加 技术处理,如对软件加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规定各缔约方应为这种技术措施 提供法律保护;(3)对权利信息完整性的保护,即类似于版权信息的标识不能被忽略、更改 和删除。而在图书馆的传播利用过程中,这类信息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图书馆也根本无法控 制。

  上述三个问题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尚无明确规定,但是近几年来国际社会中已确立了一 些规则。我国于1992、1993年分别加入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条约——《伯尔尼公约》、《 世界版权公约》,对著作权的保护要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国际著作权和邻接权条约以及各 国在制定著作权法时,除考虑传播人的权利外,更主要从保证创作源头出发,对权利的限制 是非常谨慎的。据悉,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修订工作已启动,这次修订将着重解决新技术带 来的版权难题,如果版权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图书馆作为传播者的权利将不同于传统媒体 下的合理使用。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图书馆法,图书馆的权利在新的信息环境下面临严峻的 挑战,这种形势下图书馆又将如何应对?

  当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全力动员各国政府,“努力使任何人都有权使用四类属于公众 的信息,这四类信息是:政府信息与法律、档案文献与艺术遗产、公众研究项目的论文与科 学类文章、电脑应用公共规范或语言。”[7]这样说来,图书馆开发利用公众领域的信息 资源将不会因害怕惹上法律上的麻烦而缩手缩脚,但是,现实中的图书馆既缺乏资金,也没 什么权力,如何控制公众领域的信息资源,这仍然是一个难题。

  总之,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空前地需要国家、政府在法律、政策、经济上给予强有力 的保障。图书馆的繁荣代表着国家文化、文明的发达,它不是独立于经济建设之外的、可以 忽略的部分。

作者介绍:湖北教育学院信息中心 武汉 430060

范文七:求索与争鸣 投稿:廖咙咚

作者:陶琬汪德荣

中流 1996年09期

  编者按:当《丰乳肥臀》荣获“大家”巨额奖金之时,便有农民给本刊来信提问这“要奖励出些什么货色来”?(刊2/96期)当这部长篇小说博得传媒齐声喝采之时,更有大学生给本刊来稿指责那“倾斜的母性”;(刊5/96期)后来见到有识之士为文批评“莫言的投枪”,我们及时转载,(刊6/96期)也是为的让读者们都来见识一下:那在光天化日之下张牙舞爪而来的庞然怪物究竟是啥子货色!这种既黄且黑的东西怎么会转眼撇满小摊塞到读者的眼前?俗话说的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心是杆秤!现在,对此件“大家大作”说三道四、评头论足的多起来了。这里,我们分别选登和转载有关评论各一篇,供读者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剖析和批评时的参考。

  歪曲历史 丑化现实

  ——评小说《丰乳肥臀》

  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在大型文学双月刊《大家》上发表后,被授予《大家文学》奖,奖金十万元,接着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急于想一读此书。然而,展卷一阅,竟令人大失所望。但我仍以极大的耐性,怀着苦涩与厌恶之情读完了它。

  这是一部被某些人吹嘘为“史诗式的严肃之作”的小说。作者在扉页上题辞说“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在封底上,作者再次声言“谨将此书献给母亲与大地”。很好,很好,将一部赞美生育与繁衍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献给母亲与大地”,实在是再严肃、再庄重、再好也没有了,可敬得很!

  然而,却不然。失敬得很,我在读完这部“史诗式的严肃之作”以后,竟充满了失望、愤怒、厌恶与羞愧之情,深深地为母亲与大地抱屈。作者竟然把这样一部亵渎母亲,充满丑恶与污言秽语的作品作为“献礼”,献给母亲与大地,实实在在是对母亲的亵渎与不敬,因而感到失望、愤怒与厌恶,并为作者感到羞耻!我想,无论是谁的母亲,或者如作者所说的“大家共同的母亲”与大地之神都决然不敢承受与接纳作者这样的“厚礼”。

  一、总体倾向

  评价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必须客观地冷静地理智地把作品置于它所反映的时代、历史背景之中,对作品的总体倾向、基本的思想内容、风格、品位和艺术水准进行客观的、冷静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实事求是的剖视与评判,而不应只撷取其中的某些个别篇章、情节和词句进行孤立的、片面的、主观臆断式的评判。对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的审视与剖析也应持这样的态度和方法。

  《丰乳肥臀》的历史跨度很长,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德国侵略军入侵山东半岛时起,到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上官金童与汪银枝解除婚约,长达90多年,包括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北伐战争、蒋介石集团血腥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等时期,而以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50多年作为描写的重点。小说以山东半岛的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展示了铁匠上官寿喜的妻子上官鲁氏和她的八个女儿与一个儿子上官金童在半个世纪里带有传奇色彩的艰难而困苦的生活经历与高密东北乡的社会变迁。可能是出于行文上的方便,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称上官鲁氏为母亲,作者自己则自称是她的儿子上官金童。从时间的跨度和小说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的广泛性来看,确乎具“史诗式”的宏大规模。但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是,作品的总体倾向和基本思想内容却是严重地歪曲历史和丑化社会生活的。在某些方面,甚至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真实截然相反。当然,文学作品不同于历史典籍与史志记载,它在总体上或者在基本的内容上尊重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真实的基础上,可以而且应当对情节、人物、事件、场景和细节的描写,进行合理而丰富的想象与艺术的夸张,使作品更加精炼、更加集中、更加鲜明、更加丰富生动和更加突出与真实地反映历史和社会生活。《丰乳肥臀》恰恰是在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宏观把握上、总体倾向上违背和颠倒了历史与社会生活。

  二、被扭歪了的抗日战争

  应该指出:侵华日军曾在山东半岛特别是胶济铁路沿线,毫无人性,疯狂地推行“三光”政策。高密东北乡位于胶济铁路中段,更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之一。当地军民为了赢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了极为艰苦卓绝与英勇顽强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惨烈的牺牲。

  那么,洋洋洒洒43万字,具有“史诗式”的规模的长篇巨制《丰乳肥臀》又是怎样反映这场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的呢?全书有关抗战时期的篇幅将近三分之一,直接描写日军侵华作战的场景只有一处,那就是开头部分日军的一支小部队对高密东北乡大栏镇的进攻。书中的战斗场面并不很激烈,但当地群众却伤亡惨重。

  另一处则是司马库率领抗日别动队炸毁了胶济铁路线上的一座铁桥和日军的一列军火列车以后,日军包围了大栏镇,司马氏全家(连亲戚在内)18口全被日军杀害,并把头悬挂在木架上示众。对于这些描写应该说是真实的或者大体是真实的。不过对侵华日军灭绝人性、疯狂地推行“三光”政策,奸淫掳掠,烧杀洗劫无恶不作的血腥罪行,全书只作了淡淡的点缀,而且有的地方歪曲事实,美化日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书中的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铁路爆炸大队,大队长姓鲁,政委蒋立人。但是我们翻遍全书,却绝然没有这支部队对日军作战的有关活动或破坏敌人铁路运输的有关叙述。书中描写了这支部队摆下地雷阵,同皇协军的一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活捉了敌渤海警备司令、投降敌人的汉奸沙月亮(原鸟枪队队长),鲁大队长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政委蒋立人改姓鲁,以示纪念,并由他任大队长兼政委。

  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竟对这支抗日武装大泼污水。这个大队的领导鲁立人竟是一个毫无原则和政策观念、没有威信、胆小懦弱和上官盼弟乱搞的人物。在他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已沦为纪律松弛、不讲政策、不择手段、花天酒地的乌合之众,干了一系列的坏事、丑事和蠢事。

  1、为了迫使沙月亮投降, 这支部队把沙月亮的妻子上官来弟和他的女儿沙枣花押作人质。

  2、小号兵马童“活泼好动”,是个“仙子般”的人物。 他在村里拜了二十多个“干娘”,而那些“干娘”一见了他就“双乳抖动”,“恨不得将奶头塞到他嘴里,让他咂让他咬”。而这些“干娘”中,有个崔干娘和鲁大队长特有交情。就是因为这样,“在一个满天星斗的深夜里,”“一声清脆的枪响”这个三代单传的青年,就被鲁大队长和蒋政委枪毙了。“罪名是:盗卖子弹”。然而,班长王木根却说:“马童不过是替罪羊!他一个小孩子,盗卖那门子军火?人家爷爷是举人,家里良田千顷,骡马成群,还缺那几个小钱?依我看,他小子是死在那群浪干娘手里。”

  王木根的话很清楚:(一)、盗卖军火确有其人,而且权力很大;(二)、马童的罪名虽是“盗卖军火”,实际是代人受过;他的真实死因和“浪干娘”有关。小说通过马童的爷爷、前清举人之口,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作了极为恶毒的“总结”:“抗日抗日,抗成一片花天酒地。”小说的根本立场和总体倾向,在这里已完全清楚了。但作者还觉不够劲,还觉没有“力透纸背”,于是再进一步“向深层次推进”:

  “马童事件好象一场地震,动摇了爆炸大队的根基。虚假的安定幸福感破灭了,枪毙马童的枪声告诉我们,战乱年代,人的命如蝼蚁。听起来颇似治军有方,执法如铁的马童事件,在爆炸大队内部也产生了消极作用,连日来发生了十几起士兵醉酒、斗殴事件。”

  3、“推完磨就杀驴吃”。马童被枪毙以后, 班长王木根发了几句牢骚,便被撤职,并被两个护兵,把他强行架到大队部。后果如何,肯定不妙。

  4、班长王木根被撤职以后,政委竟任命哑巴为代理班长, 真是荒唐透顶。小说极力诬蔑人民军队,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5、哑巴被任命为代理班长以后, 当天就强奸了上官鲁氏的三女儿鸟仙上官领弟。

  6、为了整肃军纪,政委决定枪毙哑巴。但是, 结果恰恰和政委的预期相反,使爆炸大队和他更加“威信扫地”。小说在这里,对抗日的人民武装,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文字也特别“跳脱、生动、奇特、精彩”,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特摘抄于下:

  “哑巴被五花大绑着推到坑边,几十个兵持枪站成一排。蒋政委向围观的百姓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演讲毕,士兵们拉开枪栓,把子弹推上膛,政委亲自发布命令。子弹即将出膛时……穿着一件白衣的上官领弟翩翩而来。她的步态轻盈,飘飘欲仙。那时刻是鸟仙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她被哑巴强奸了,产生了什么“神奇效应”吗?真是无耻已极!——本文作者按),她在众人面前舞蹈着,像沼泽地里的仙鹤。她的脸鲜艳极了,像红荷花,像白荷花。她身材匀称,肿胀的嘴唇十分诱人。她舞蹈着靠近哑巴,突然停住脚步,歪着脑袋,看着哑巴毡片般的卷发,捏捏他蒜头般的鼻子。最后,她竟然伸出手,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歪回头,对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女人们慌忙歪头避开,男人们却痴迷地看着,脸上挂着鬼鬼崇崇的笑容。

  …………………

  “政委咳嗽一声,很不自然地说:‘拉开他,执行枪决!’

  哑巴昂起头,嗷嗷怪叫,可能是表示抗议。

  鸟仙的手始终捏着他的家伙,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没有人愿意执行政委的命令。

  政委大声地问:‘姑娘,他是强奸还是顺奸?’

  鸟仙不回答。

  政委从人群中找到母亲,为难地说:‘大嫂,您看这事……依我看,不如索性让他们成了亲吧……孙不言有错误,但肯定不是死罪了……’

  ………………

  ‘给他松绑吧’!政委有气无力地说一句, 转身走了”。 (原书160—161页)

  哑巴对上官领弟的强奸,竟然满足了上官领弟“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哑巴不强奸她,反倒是“不自然、不健康”的了!不仅如此,按照作者的意思,鸟仙的内心深处还极“感谢”和“渴望”哑巴的强奸。请看,她不是“始终摸着他的家伙”不放吗?人们极难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小说究竟要宣扬什么?

  紧接着小说抛出了它的“画龙点睛”之笔。“睛”是什么?就是“没有人愿意执行政委的命令”。为什么?似乎大家“同情”哑吧,或者“赞赏”鸟仙,应该让哑巴继续“满足”鸟仙“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军纪呢?政委的命令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不要了,没有了!没有军纪、拒不执行命令的军队还叫什么军队?没有军纪、令不行、禁不止,还有什么军队?鸟仙“法力”真大,一切的一切都消溶在她“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里了!

  接着,小说给这支抗日的人民武装安排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结局——全军覆没。

  抗战胜利了!但是,在万众欢腾之时,在一间小屋里,我们看到

  “烛光晃晃,肉影翩翩。青砖的地面上凌乱地扔着上官盼弟和蒋政委的灰布军装,一只粗布袜子搭在杏黄色的马桶边沿上。上官盼弟赤身裸体地趴在黑瘦的蒋立人身上。大姐撞开了门冲进去。面对着妹妹高翘起的屁股和脊沟里亮晶晶的汁珠犹豫了。……”(原书182页)

  这就是小说描写的抗日根据地里的八路军领导干部。

  下面的场面尤为“精彩”:

  “……鲁立人搀着五姐想走,想走未走之时,二姐夫司马库率着他的抗日别动大队开进了村子。……鲁立人狼狈不堪地趴倒在地,但他立即跳起来,大喊:‘你们是哪一部分?’一个马兵回答:‘你老爷爷那部分的。’话声未毕,一梭子弹几乎擦着鲁立人的头皮横扫过去。鲁立人狼狈不堪地趴倒,但他立即跳起来,大喊:‘我是爆炸大队队长兼政委,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长官!’他的喊声被一阵对空扫射的排子枪淹没了。爆炸大队的队员们乱乱纷纷地从地上抓爬起来,东一头西一头地胡碰着”。(原书184—185页)

  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建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爆炸大队,竟然毫无警觉毫无戒备地被司马库率领的国民党还乡团“包了铰子”,毫无纪律、毫无抵抗能力地被“彻底缴械”了,“狼狈不堪”地被赶出大栏镇。

  小说对司马库的还乡团没有把爆炸大队斩尽杀绝深表遗憾,请看原文:

  “我目睹了爆炸大队士兵在冷月水辉照耀着的蛟龙河上往对岸争渡的情景。呼呼隆隆,连滚带爬,半河骚乱,一河浪花。司马支队的人毫不吝惜子弹,他们的汤姆枪和盒子炮把大量的子弹倾泻在河水中,打得河水像开了锅一样。如果他们要消灭爆炸大队,足可以杀个人芽不剩。但他们施行恐吓战术,没打死爆炸大队一个人。几年之后,当爆炸大队改编成一个独立团杀回来时,司马支队那些被枪毙的士兵和军官,无不感到委屈”。(原书189页)

  司马库的地主还乡团完全是“仁义之师”,对老百姓“关怀备至”。冬天,老百姓要砸开冰层捕鱼,司马库立即令士兵砸开八八六十四个窟窿,为乡亲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庆祝他们赶走八路军,重回大栏镇,他们“……杀了几十口猪,宰了十头牛,挖出十几缸陈酒。肉煮熟了,用大盆装着,放在大街当中的桌子上。肉上插着几把刺刀,任何人都可以前来割食,你割下一只猪耳朵给桌子旁边的狗也没人干涉。酒缸摆在肉桌旁,缸沿上挂铁瓢,谁想喝谁就喝,你用酒洗澡也没人反对”。

  看,在国民党统治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多么“美好舒心”,真是“太平盛世”,令人向往。《丰乳肥臀》颠倒历史,编造谎言,美化日本法西斯和地主还乡团已到了奴颜媚骨、荒诞无耻的程度。

  三、奇特的对比

  小说在描写日军攻占大栏镇后,以一种“纪实”的笔法,展示了一位日本军医在一名日本军官的带领下,救活了难产的上官鲁氏和她生下的一对双胞胎——上官玉女和上官金童。灭绝人性、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法西斯,在小说中反倒成了“文明”、“仁慈”之师。现在日本国内还有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仍竭力否认日军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妄图抹杀南京大屠杀杀害三十多万中国人的血腥罪行。他们可以从《丰乳肥臀》中找到例证了!他们到中国来,不是侵略,不是杀人,而是仁慈文明地“救人”!

  小说中日本法西斯没有干的屠杀无辜中国儿童的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却反倒干了。

  鲁立人掏出手绢揩揩额上的汗,双手绕到身后紧了紧黑布带子,蜡黄着脸,走到台前,高声宣布:‘我们的政府是人民大众的政府,是执行人民意愿的,现在,我请求大家各位,凡是同意枪毙司马库的子女的,请举起手来’!

  上官盼弟怒冲冲地质问鲁立人:‘你疯了吗?’

  台下的百姓都深沉地垂着头,没人举手,也没人出声。

  鲁立人用目光请教大人物。

  大人物脸上挂着一丝冷笑,他对鲁立人说:‘你再问一下台下,有没有同意不枪毙司马库子女的。’

  群众依然深沉地低着头,不举手,也不出声。

  ………………

  鲁立人站在那儿,低着头,像一根木头。

  ……好久接好久,他终于张开嘴,眼里射出赌徒下大赌注时的目光,说:‘我宣布,判处司马库之子司马粮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司马库之女司马凤、司观凰死刑。立即执行!’

  ………………

  鲁立人停止踱步,悲凉地说:‘穷苦的老少爷们,你们说,我鲁立人还是不是个人?枪毙这两个孩子我心里什么滋味?我心里痛啊,这毕竟是两个孩子,何况她们还跟我沾亲带故。但正因为她们是我的亲戚,我才不得不流着泪宣判她们的死刑。老少爷们,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吧,枪毙了司马库的子女,我们就没退路了。我们枪毙的看起来是两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我们枪毙的是一种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枪毙的是两个符号!老少爷们,起来吧,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原书276—279页)

  令人极为困惑的是:原来死去活来要拿司马库的子女抵命的瞎子徐仙儿此时却反说他先前控诉司马库欠他家两条人命并非事实……要求不要枪毙司马库的子女……但此时,司马凤、司马凰早已毙命了!

  小说通过这一段描写,收到了一箭数雕之效:

  (一)、通过丑化“大人物”、鲁立人、上官盼弟等这样一批八路军、解放军干部,丑化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二)、歪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历史,美化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派;(三)、诬蔑和丑化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诬蔑他们不是麻木不仁就是像徐仙儿似的奸钻狡猾、反复无常;(四)诬蔑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在土地改革这样的群众运动中,不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让群众自觉地支持革命,参加革命,而是蓄意采取极端主义的政策,把群众推到第一线,使他们没有退路,逼迫他们跟共产党、解放军走。

  尤为荒诞的是,在老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竟强迫寡妇改嫁,把她们“像分配母鸡一样”“分配给光棍汉”。年过半百的上官鲁氏竟被“分配”给她女婿司马库的哥哥司马亭。几十年来,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法西斯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却找不到任何事实依据。奇妙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几年后的今天,《丰乳肥臀》却对此作了“杰出的贡献”,为他们的反动宣传提供了“佐证”。

  四、洪桐县里无好人

  “洪桐县里无好人”是京剧《玉堂春》里苏三的一句唱词,令人震惊的是《丰乳肥臀》竟按这句唱词来描写共产党的干部:

  大人物“土改专家”在群众大会上幕后指挥,强令鲁立人处死马司库幼小无辜的三名子女。鲁大队长和马童的“崔干娘”有“交情”,因为马童和“崔干娘”有某种关系,所以鲁大队长枪毙了马童。政委鲁立人如前所述“丑恶不堪”,干了一连串的坏事、丑事、蠢事,毫无原则,毫无威信,荒谬绝伦地宣布判处司马库的三名幼小的子女死刑;而在他判处强奸鸟仙的哑巴死刑时,竟无人执行他的命令。上官盼弟是个“六亲不认”的投机分子,为了向上爬,改名换姓,借以表示她和上官家划清界线。大栏市市长纪琼枝,强迫寡妇改嫁,把她们“像分配母鸡一样”分配给光棍汉们。养鸡场长、战斗英雄龙青萍,是一个“疯狂无耻”的“性饥渴”者,为了满足她的“性饥渴”,竟跪倒在上官金童面前,“粗鲁地剥下了他的裤子”;但上官金童仍不为其所动,绝望之余,开枪自杀,“在她的身体还没有丧失感觉之前”,上官金童“满足”了她的“愿望”,她才闭上了眼睛。战斗英雄、特等功臣孙不言——哑巴,是个性疯狂的性虐待者,是他粗暴地强奸了鸟仙;后来他强娶来弟,对来弟进行性虐待,最后被来弟和鸟儿韩打死。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是一个公开索贿的贪污分子。后任市长鲁胜利,是鲁立人和上官盼弟的女儿,是一个极其腐败的女官僚。她有“金项链185条,金手链98条, 金耳环87对。金戒指镶钻的、嵌宝石的、啥也不镶不嵌的共有127个。 白金戒指19个。金胸花17个。纯金纪念币29枚。劳力士金表7只。 其他各式女表一堆。”她“壁橱里的人民币大概有100万元之多。 ”她趁着酒兴,疯狂地对司马粮说:“……马粮表哥,这里没有他娘的什么市长,只有女人……来吧,干个热火朝天……你他妈的真是人四两屌半斤……你是西门庆……我就是你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这个鲁胜利,就是上官来弟再世,不仅腐败,而且滥得连人渣也没有了!

  这就是《丰乳肥臀》中共产党干部的总体形象,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整个儿一团漆黑,没有好人!这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吗?

  不能忘记,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在这长达100多年的岁月里, 中华民族不断地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宰割,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血泪史。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整个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艰苦卓绝、英勇奋战,以2700多万人的生命和血肉赢得的!是100 多年来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取得的第一个完全的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重新站立起来,永远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伟大历史转折!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在这场攸关中华民族命运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卓越的领导作用,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任何一个有责任感有良心的作家,在描写或表现抗日战争的时候,都绝对不应当无视、抹杀或贬低这一历史事实。《丰乳肥臀》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肆意进行歪曲,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极力予以丑化。小说作者这样做,难道不感到这有悖于中国老百姓起码的为人道德吗?难道还有起码的民族自尊心吗?

  五、“脱—脱—脱—”,污言秽语不堪入目

  “脱—脱—脱—”是《丰乳肥臀》中的特等功臣、战斗英雄哑巴——孙不言的口头禅,也是他能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同时,这也是贯穿于全书的一条“鲜明的”黄线!

  从母亲上官鲁氏、女儿上官来弟、上官招弟、上官领弟、上官盼弟……鸡场场长龙青萍、独乳老金、汪银枝……到第三代鲁胜利、沙枣花……无一不在脱。小说把描写女人的脱,安插在各式各样的场合。描写之淫秽,语言之污浊,委实不堪入目,现略抄数段,以见一斑:

  “黑暗中,来弟哧哧地笑。……司马库伸手摸她的脸,她一点都不怕。火机熄灭了,羊在棚里弹蹄子。司马库的笑声。妹夫大姨子,一半腚沟子,司马库说,你不是浪死了吗?我来了……来弟高声叫喊,是疯狂的,冲破房顶的,基本上还是草地上的那些话,浪死了呀,熬死了呀……司马库说:大姨子,你浪我是船,你旱我是雨,我是你的大救星。两人滚在一起,像在水里一样,像掏黄鳝窝一样。上官来弟的叫声比当年鸟仙的叫声还要尖锐……”(原书288页)

  小说以一种赞美的口气、煽情的狂荡不羁的笔触描写守寡的上官来弟与妹夫司马库的偷情。

  “沙枣花说:‘我是处女’。司马粮道:‘一个女贼,竟然是处女,你如果是处女,我就从这大楼上跳下去!’沙枣花委屈地哭着……跳起来,蹦一蹦,蛇蜕皮般把裙子落在脚下,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她大叫:‘司马粮你试试看吧,不是处女我跳楼!’

  …………………

  司马粮重回桂花大楼总统套房后,看到一丝不挂的沙枣花正在窗台上等着她”。(原书593—597)

  这是上官来弟的女儿沙枣花“脱”光了,等着司马粮“试试”她是不是处女。

  “来弟坦然地脱光了衣服……

  鸟儿韩第一次如此仔细地观看着女人的身体。他惊讶地想,女人,这个因为自己倒霉的经历而无法欣赏的灵物,竟比他半生中所看到的美好东西更为美好……他双膝一软,跪在了来弟的身体前,用滚烫的、抖颤的嘴巴,吻着她的脚踝骨下边那块光滑的皮肤。

  上官来弟感到,有一道蓝色的电火,从脚踝骨那儿,飞蹿着爬升……她陡然翻了一个身,把两腿分开,折起身子,搂住了鸟儿韩的脖子。她具有丰富经验的嘴巴, 引导着还是童男子的鸟儿韩……”。 (原书427页)

  这是上官来弟再嫁给特等功臣、战斗英雄哑巴孙不言后,在东厢房里同鸟儿韩脱光了白昼宣淫……而上官鲁氏,作为母亲,仓惶地为他们关上了大门,并且敲打着破铁锅,以掩盖他们宣淫时由于狂喜而发出来的喊叫声。

  《丰乳肥臀》甚至还充满“激情”地描写了司马库和狐仙崔凤仙在坟墓里,在死人的棺材板上的“脱”!

  在司马库即将被枪毙前,还出现了这样一段“绝妙”的描写:

  “司马库色迷迷地盯着女公安坚硬的红唇,又往下观注她把土黄色制服高高挺起的胸脯,道:‘大妹子,你的奶子不小啊’!

  女公安咬着牙根,羞恼地骂道:‘贼,你死到临头了,还想三想四!’

  司马库严肃地说:‘大妹子,我这辈子肏了那么多女人,只可惜至今还未肏过一个女共党’。

  女公安愤怒地扇了司马库一个耳光,响声清脆,震落了屋梁上的灰挂,他却嬉皮笑脸,没事人似的说:‘我有一个小姨子就是女共党,立场坚决,奶膀肥大,我搂着她说:‘他小姨,我弄你’,她却说,‘姐夫,姐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原书388页)

  小说是把司马库作为一位英雄、一名敢作敢为的男子汉来颂扬的。他敢同日本鬼子斗,火烧蛟龙桥,炸日军的军火列车,炸毁铁路桥……他也敢杀共产党、赶走八路军……他还肆无忌惮地搞女人……大姨子、小姨子……村里的浪女人……把这样一个眠花宿柳的淫棍、地主还乡团长描写成为一个英雄,应该说,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确是一个“创造”和“奇迹”。

  小说对女人的乳房作了许多“奇特”而“动人”的描写,“大胆”地把市井无赖、流氓、痞棍的话语淋漓尽致地用上了。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上官金童,就是性变态的“乳房狂”,一个无赖和流氓。

  “女人最重要的特征是生着发达的乳房。乳房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对乳房的爱护和关心的程度,是衡量一个时期内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女人要为自己的乳房感到自豪,男人要为女人的乳房感到骄傲。乳房舒服了,女人才会舒服,女人舒服了,男人才会舒服。因此只有把乳房侍候舒服了,人类才会舒服。一个不关心乳房的社会,是野蛮的社会。一个不爱护乳房的社会,是不人道的社会”。(原书568页)

  这一段“妙文”在小说中没有加引号和附注,显然是小说对自身主题的正面阐述。从小说对女人乳房的“奇特”描写来看,它确乎认为乳房对女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上官金童担任董事长的“独角兽乳罩大世界”开业时,挂的两条大标语上说:“抓住乳房就等于抓住女人”、“抓住女人就等于抓住世界”。

  上官金童在“雪集”上扮演“雪公子”,抚摸了女人的大约一百二十对乳房。后来,他当了“独角兽乳罩大世界”董事长,又“用美金剥掉”女人们的衣服,每天轮流抚摸二十一个女人的乳房,直到他的“手脖子已经软弱无力,手指头上磨起了血泡”摸乳活动才暂告一段落。上官金童摸女人的乳房,“先大致观看外形,然后用双手抚摸,撩拨,检查对刺激的敏锐程度,摸摸里面有无包块。最后把鼻子插在乳沟里闻香,用嘴吻一遍,轮流嘬一下。只要一嘬,大多数都呻吟起来,弯下腰,只有极个别的,竟然无动于衷”。“嘬住了她们的乳头,就抓住了她们的灵魂”,上官金童无耻地说。这个下流的色情狂,对他母亲的乳房,也表现出一种性变态心理:“等我醒来时,第一眼便看到母亲一只秀挺的乳房,乳头像一只慈爱的眼睛,温柔地注视着我。另外一只乳头在我嘴里,它主动地撩拨着我的舌尖,摩擦着我的牙床,甘美的乳汁小溪般注入了我的口腔。我嗅到了母亲乳房上一股浓郁的香气……”他对同母异父的姐姐上官来弟、领弟、念弟的乳房都怀着性变态的心理去欣赏、观察、撩拨。

  “六姐的乳房,光滑柔润,是用玉石雕成的,绝代的好宝贝……”“六姐身上浓烈的芳香薰得我心神狂荡,我的手背叛了我的意志,抓住了她的胸脯……”手,罪恶的手,耻辱的手,抓住了他亲姐姐的乳头……不仅如此,连他外甥女鲁胜利的乳房他都要摸,他说“女人的乳房是公共财产”,是任谁都可以摸的。

  “我就要摸摸你的大奶子,尽管你是我外甥我是你舅舅。女人的乳房是公共财产,就像凤凰公园里那些鲜花一样。攀折花木违犯公共道德,但摸一摸总可以吧?摸也不行。我偏要摸,因为我是精神病,精神病刺杀了美国总统都可以不枪毙,精神病人摸一个女人的奶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管你是什么市长啦行长啦。‘摸摸大奶子……’我对鲁胜利说”。(原书558页)

  小说对淫荡污秽的性的行为和对性的荒唐淫乱的思维活动的极力渲染和恣意描绘,已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人,在小说里只有男人和女人……女人,只有丰乳和肥臀……男人,只有“双腿间那个造孽的家伙”……其它一切的一切,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兴亡、人民大众、伦理道德、兄弟姊妹、善恶美丑、是是非非……通通都不存在了!

  小说中除了这类淫荡污秽、丑恶下流的描写外,流话、痞话、丑话、匪话,随处可见,真可谓污言秽语集其大成!

  现在,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强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每一个作家都必须意识到自己肩上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创作出无愧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时代的优秀作品来,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鼓舞人、陶冶人、教育人。然而,小说《丰乳肥臀》却截然相反,竟以庸俗、淫秽、下流、丑恶的内容污染社会,毒害心灵,坑害读者。不仅如此,这样一部严重歪曲历史、丑化现实的作品出笼以后,居然会被一些人胡吹乱捧为“史诗品格的作品”,大力向社会推销。这种现象表明:当前文化思想领域内,确实存在着某种思想混乱,存在着某种庸俗、丑恶、卑劣的不正之风。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漠然视之,而应予认真、严肃的对待,旗帜鲜明地予以实事求是地分析批评或批判!这对于促进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推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兴旺繁荣,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将大有好处!

  浅谈《丰乳肥臀》关于历史的错误描写

  自古以来的大文学家、大诗人,大都是大思想家,同时也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的心声。他们具有深入事物本质的洞察力,能够深刻的理解历史、理解社会、理解人生。因而他们的著作都是正确的反映历史,真实的表达社会和人民生活,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浓郁的民族性和民族风格。因而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作品自然会赢得人民的喜爱而成为传世佳作。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具有与一般人绝然不同的畸形心态,他们缺乏科学地、正确地考察事物、考察社会、考察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完全不顾社会效果地去发表他们的诗文,虽然也可能有些同调,为他鼓吹,但由于他的畸形心态,他缺乏一般人都具有的天赋的良知良能,因而必然是一种畸形文学。

  《丰乳肥臀》这部长篇小说,被称做史诗式的作品。我们知道,研究历史只能从历史事实出发,任何作家或研究者都不能脱离历史真实,按照自己的思想情绪和意愿来重新假定历史应该是什么样子。历史事件是具体的,某个历史事件以某种形式出现、演进及其结局,都是由一定的客观历史环境决定的。

  我以为小说所描写的胶东半岛高密一带的历史、胶东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是极其谬误的,极端违背历史的真实的。作为一个山东人,作为一个在山东参加了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我所了解的、所知道的山东八路军的战斗里程完全不像小说中所写的那种情况。

  1937年,在日寇大举进攻、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时候,在山东的国民党当局韩复榘之流节节败退,仓皇逃窜,大片国土遭沦陷,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山东的共产党人,山东省委提出“脱掉长衫,拿起枪杆”的号召,在全省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当时党中央派来了一批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 同时八路军主力115 师、 129师也向东挺进,到达了冀南、鲁西和冀鲁边。 这时山东全省的抗日武装发展甚快,首先是鲁中地区的徂徕山起义和鲁西北地区范筑先将军在共产党员推动下的守土抗战,紧接着在泰西、在渤海、在鲁西南先后成立了许多抗日人民自卫团及游击队。这时胶东特委于12月领导举行了著名的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清河地区工委领导了黑铁山起义,组成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活动于胶济路南北,打击日伪军。12月底又在鲁东工委领导下,组织了寿光、昌邑、潍县、坊子等地人民武装起义,成立了鲁东游击第七、第八支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胶东根据地建立之后。打了很多漂亮仗,歼灭了很多日伪军,还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地雷战,出现了民兵爆炸英雄于化虎……许多英雄人物,还开展了海上的游击活动,大大震慑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小说所写的大约是1943年前后的情况,就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开展政治攻势,打击牟平、蓬莱、文登、荣成的敌人,迫使许多城镇据点弃城逃跑。9月2日荣成的六个伪军中队全部反正,我军收复了县城。这一个多月共歼日伪军五千余人,收复县城两座,攻克和迫使敌人撤退的据点130多处, 使胶东四个分区完全连成一片;到年底胶济铁路以南(包括高密一带)的三个军区连成一片,根据地更加扩大。1945年8月, 胶东我军攻占了高密东北一带,控制了崂山(青岛)、即墨流亭飞机场和城阳车站,大大震动了敌人,9月5日攻下了平度县城……至于解放战争时期,胶东更是整个华东野战军的可靠后方,这个地区出的兵力最多,支前也出人力物力最多,现在军委的几位领导人如张万年、迟浩田……都是胶东人,华野9纵、13纵、东北4纵都是我军主力……这就是这部小说大的历史背景。他所写的17团也就是这支英雄部队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并不要求把小说当成历史。

  但是,十分令人失望的是小说却把这支由胶东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相结合建立的军队写成乌七八糟一群毫无目标,毫无政策,毫无纪律的人,甚至竟然说他们“共产共妻”(书中有强迫寡妇嫁人、硬性分配的描写),滥杀无辜,不讲政策,毫无战斗力……这是对死难烈士、对我们这些老战士们的极端不负责任的侮辱和污蔑。更加不能容忍的是竟然写了我们部队让一个哑吧当班长的情节,试问哑吧当班长,怎么领导一班人去打仗?还写了押送犯人的一个细节,也是不真实的,我军绝不会蠢到那种程度,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前边所说的那些胜利又从何而来?

  作者把整个抗日战争,把根据地人民,把人民军队都有意地放在一个被嘲弄的、被讥笑的、被歪曲的地位上,这是完全不真实的。抗日战争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侵略战争的血与火中起死回生的伟大画卷,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解放史。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给她抹黑,作者竟然作了这般的歪曲,不是适足以证明他对历史的无知吗?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荒谬观点怎能不走进茫茫歧途?

  我们认为,评论历史首先必须尊重历史,不能凭自己的主观好恶来判定历史的是非。人类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旧制度迟早要被新制度所取代,因而要正确区别什么力量代表进步、代表正义、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什么力量代表反动、代表非正义、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从而决定讴歌什么,鞭笞什么,这是起码的也是无法逃避的。作者竟然不顾这一切,硬造了一个“成则王,败则寇”的历史观,这是站不住脚的,所谓成败决不以一时一事论定,我们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许多煊赫一时的人终归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而革命者被杀头、被流亡、被打败了,但他们的事业却是永存的,这也是为历史证明了无数次的事实。

  作者所写的鸟儿韩在日本逃避在山林中的那一段,是山东人刘连仁的事迹。刘连仁事迹之所以感人至深,是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他的艰苦历程反映了一个中华儿女坚贞不屈的高尚民族气节。而作者丝毫不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不去发掘崇高的民族精神,相反,却一味的把他写成一个洋相百出的丑角。甚至说他作了几十场报告都是信口开河的瞎编乱造的谎话,这真是岂有此理!真不知作者为什么连起码的民族自尊心都没有,连民族同情心也没有。在中国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爱祖国,许多居住海外的华侨,赤子之情坚韧不拔,在我们国家里可以说爱国主义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的品德情操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衡量一个文学家、文学作品水平高低的标志。自古以来我们就对那些叛国汉奸十分痛恨,作为一个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为什么如此下作地作践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同胞呢?为什么对千千万万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成果,被大多数人视为神圣的东西,却如此不惜一切地去嘲弄、去贬低、去糟蹋?我不知道他生活在哪里,他受的什么教育?

  当然,历史终究是历史。我们前人含辛茹苦、牺牲奋斗的过程中也有过失误,有过挫折和失败,这也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从中总结出可以激励后人的东西,以利继续奋斗,但绝不能变成一片虚无。我们认为没有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本不会有今天,包括作者自己今天所享受到的一切。难道连一点点饮水思源的想法也没有吗?

  关于性描写一般是不应反对的,但作者对于自己的母亲、姐妹,为什么竟这么和常人不同,缺乏了先天就应有的那种纯洁的眷念、尊敬、关心、护持,却一律以一种色情的心理来欣赏、猥亵、戏弄、亵渎。这种反人伦主义的东西纯粹是兽性,试看那些猫啊、狗啊、兔子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异性同类的。作者口口声声要把作品献给母亲,难道这是在为母亲遭受的苦难而控诉吗?实在令人费解,也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准则的。茅盾生前曾经说过:反封建并不能背离我们的社会道德,更不能不考虑对青少年的影响。我觉得是很正确的。

  据说,作者是位部队作家,作为部队的一个老战士,我希望有关领导要重视部队作家的写作倾向,像这样的作品也能够获得什么大奖,真是不能不问一声:“请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

  在我国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作家这一行也不例外,我们都知道鲁迅说自己是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是血。我们不要求每个作家都像他那样奉献给人们营养和温馨,但是,我们起码应当要求我们的作家应该有作家的良心,起码不要放出一些有毒的东西来污染我们青少年的心灵啊!

  (摘自《云南当代文学》1996年4月总第31期)

作者介绍:吴国群,男,1939年生,绍兴文理学院教授,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主编。

范文八:争鸣探索物理空间问题 投稿:彭沷沸

争鸣探索物理空间问题

物理空间问题

1.物体的内部空间问题

物理意义的空间与物体的内部空间的涵义是什么?这是困扰爱因斯坦一生的问题,(见爱因斯坦晚年对他的早年着作《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第十五版的附录)当物体有体积的时候,就应该说有内部空间。但是,爱因斯坦就在此问题上拿不定主意。比如一只两头没有盖(有盖也可以)的大油桶,你说此大油桶占据了什么空间,是圆柱体积?我想通了,是油桶的质量部分占据的空间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体内部空间。 爱因斯坦的“物体具有空间的广延性”,应该就是此涵义。P内就是指此空间结构。

爱因斯坦之所以没有总结出此惯性力学三定律,其原因是把注意力用在了参考系的变换,而忽略了物体的内部空间性,而他到了晚年认识到“物体(不是物质)具有空间的广延性”时(见《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第十五版的附录说明),就已经说明了他开始注意到了物体的内部空间(物体质量部分所占据的空间)性问题,但他已经来不及总结出此惯性力学三定律了。

2.物体的外部空间的问题

地球有重力场,地球也是物体,地球的内部空间也可以定义为物质质量部分占据的空间。地球的此空间,也有此质量部分的“压强梯度”现象(中聚度,如在地球的大气层与海洋中也有此压强梯度。),也可以说P内,但是,具有物理性质的重力场(空间)可以延伸至月球轨道之外,而与质量无关。为了解决此问题,只得承认有一个独特的有物理意义的空间——重力场。而此空间的物理量P外与P内的物理单位相同。P内与P外对距离的积分,还可以理解为有的书中所说的“内势与外势”问题。于是,就一定应该有具有重力场的物体与不具有重力场物体之分情况。只有此种区分,许多问题都顺理成章。进而,重力场必须是有范围的。否则,许多悖论都出现了,许多“应该”发生的“异常现象”没有发生就无法解释。比如:“九星连珠”现象的发生,按理(万有引力)应该有异常现象发生,结果,什么异常现象都没有发生。而按我的结论,就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没有异常现象发生。所以,我说的“只有整体天体才具有重力场,而重力场是有范围的”,是合乎情理的。

3.引力场概念必须抛掉

只要承认在任何物体之间有所谓的引力,引力场概念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只要承认任何物体之间有引力作用,广义相对论也不成立,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也不成立。有“引力”的作用,就没有“场”的“作用”(属性问题),这是不相容的。然而,奇怪的是,多年来学术界竟可以同时运用之。爱因斯坦把把统一场论问题留给了后人,而后人又把此问题转化为四种相互作用力的怎样统一的问题。而通常的解决此不相容的办法是假设什么微粒子的传递,复杂了,麻烦了。靠假设的“东西”(不是某客观东西的抽象)建立的理论,不是理论。

4. 熵空间

有重力场的空间与无重力场的空间是我的理论的前提,是思维的出发点。但是,最好是用“负熵空间与熵空间”(不是狭义的熵)来理解此出发点。因为此空间具有物理意义。有了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有了熵空间与负熵空间,与其分别对应的原来的绝对空间、欧氏空间、平直时空与惯性系及原来的弯曲时空、非惯性系与引力场这些概念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离心分离机之所以有"分?quot;效应,也说明其试管在旋转的情况下,试管内部空间是负熵空间。而放在地球重力场内的静止的"试管"中也有此"分离"效应。

重力场可类比静电场,但又不是静电场。但有人把重力场(引力场)当作“电磁场”来看待,又弄出个什么“引力波”来,是没有客观事实根据的。

5.有关的若干问题

(1)什么绝对运动、相对运动、加速系、绝对时间、相对时间、平直时空、弯曲时空等等,统统撵回到纯运动学那里去;坐标系是描述用的;参考系是操作性问题,不是力学思考的前提问题。把参考系与坐标系也“撵”回到纯运动学那里去。物理就是研究物质的道理,抽象的空间、时间与运动的“本身”没有物理。去掉物体的抽象运动,是形式的问题。不能说空间有物理的属性,弯曲时空有“引力属性”是错误的。弯曲时空是不能证明存在与否的,因为是形式,是抽象的。物质的物理与其形式(空间时间与运动)是同一性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在操作上,有重力场的空间有确定的参照物,而没有重力场的空间就是熵空间。通过我的广义惯性运动定律的加速度a可以转换出其他的运动形式,如a=v2/r等,然后再运用什么坐标系与参考系来描述。绝对参考系问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如有绝对方向参考系,飞机上的“陀螺仪”就是例子。

(2)牛顿的惯性定律实际上包含两个涵义:物体在惯性运动状态时有“被动性”(无外力情况下),而在非惯性运动状态时(有外力的情况下)又有了要改变非惯性运动状态的主动性(能动性)。这才叫对立统一。然而人们只注意了“被动性”方面。

(3)自由落体运动(包括抛体运动),都是广义惯性运动。

(4)把物体的惯性问题与坐标系什么参考系结合起来,叫什么惯性系,这是把“关系”直接赋予了属性的逻辑错误。要把运动状态本身与为了描述运动状态的参考系问题分离开来。

(5)静止在空间中的卫星才可以用“引力定律”计算其“力”,但此力不是“引力”,是其卫星的广义惯性力,此广义惯性力的反作用力的外力应该是某一个阻止卫星下落的另一个实在“力”。宇宙中的天体运动都是广义惯性运动。而与其广义惯性力抗衡的外力,除了碰撞和爆炸等外力外,几乎没有恒定的其它外力与之进行“强”相互作用。所以,计算正在公转运动的行星“引力”是错误的。

(6)当我说“战斗机飞行员已经体验了等效原理的所有内涵”时,有人也许会问:战斗机是在地球的重力场内飞行的,重力场是大范围的ρ非均匀空间,而大范围的ρ均匀空间的等效原理的情况没有算在内,怎么能说战斗机飞行员已经体验了等效原理的所有内涵?回答是:因为地面的水平方向的空间也是ρ均匀空间,重力等势面是二维ρ均匀空间。

(7)像这样的提法:“一个观察者,当他的加速度计读数为零时,他不能辨别他是否在外层空间相对于恒星匀速运动,还是在地球重力场中自由降落因而相对于恒星作加速运动。”这是马赫哲学的提法。把恒星当作了“绝对参考系”。这是抽象的理论与具体问题分不开的错误,容易造成思维的混乱。

(8)之所以我说可能仅在恒星、大行星及部分的整体性的卫星周围存在重力场。也是考虑了重力场内的天体的广义惯性运动一般都是圆锥曲线运动,而拿不准星团、星系内的天体的运动是否是属于这样的运动,从而也拿不准其是否也具有重力场。但从星系内的星体的运动速度角度来看,不符合“引力”定律。因此,我倾向于星团和星系空间不是“重力场空间”的认识。它们仅是类似“流体力学旋涡效应”。接着,就不得不说星系内的真空空间不是“真空”。无论怎样的“真空”,在星系这样大空间范围内,仍然有“流体效应”。

所以,以“引力”为原因来描述天体起源过程,真是牵强附会的提法,而原始星云各粒子"小质量"之间不会达到足以吸引其它粒子的“能力”。在此方面问题上,笛卡儿的“旋涡理论”也许还有它的存在价值。

(9)当我们说产生重力场是整体天体的功能时,可用导电(直流电)螺线管产生磁场的类比来理解其不依赖中心“质量”的机制。而仅对于重力场本身,我们只要能够测量与描述它就够了。目前热核聚变控制问题是靠外因的控制方式,从整体科学的角度,最好是用系统自我控制方式才能解决。太阳就是自我控制方式的热核聚变,重力场的产生机制问题的解决,就与此相关。

(10)天狼星的视曲线的运动被解释为有密度非常大的伴星(白矮星)存在。掉过来的看法,则

是其伴星也许仅是一般类似地球密度的行星,因其公转运动与天狼星无“力”的关系,其视曲线运动需另外解释。

(11)没有发现距离很近,且体积与质量都相等的两个星体互相公转的现象存在。天文观测发现某恒星亮度周期变化,说明有不发光的星体公转,可以类似日食现象。但不能说明是同样的星体。在宇宙中发现的两棵很近的恒星,实际距离很大,并不互为公转。所以,只有一种质量很大的中心星体,而绕其公转的星体体积相对来说又很小的现象存在。这说明如果水星体积与太阳体积同样大,那么会造成内部压强梯度不均匀分布的情况出现,于是,不是被这压强不均匀性所撕裂,也会落到太阳上去。客观上,天体在起源与演化过程中,自然就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水星的体积与太阳体积一样大,则会碎裂,因为会造成其内部的ρ梯度值方向的不平行情况。所以,要保证在重力场内的天体公转的广义惯性运动状态,还有其自身线度及与中心整体天体距离的限制(因为重力场的ρ梯度分布是不均匀的)。星体产生重力场也有尺度的限制,超过了,就爆炸。小了,就不能形成。行星是重力场产生后,有火山不断爆发的阶段及吸收大量星体撞击阶段。

(12)当有人说“苹果自由下落运动是惯性运动”时,有人就反驳道:“重力是万有引力,惯性是运动状态。”这是目前普遍典型的错误认识。“重力是万有引力”的错误自不必说。而“惯性是运动状态”错误认识的实质是把“关系当作了属性”,同时,又是抛开了惯性的另一个在“关系”方面的体现——“力”。

(13)在我的理论里,只有“卡文迪斯实验”与之不相容(实际上与广义相对论也不相容),除了此实验,一切都顺理成章。在此,我完全有理由声明:“卡文迪斯实验”是个伪事实。是一个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伪事实。也许是卡文迪斯本人的测量误差造成的,也可能是卡文迪斯有意的在欺骗公众。这也许是科学历史上最大的“欺骗事件”。如果此实验出现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还有余地承认它。可是,此实验是发生在万有引力被发现之后,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就有理由否定它了。

(14)有人说:1.新理论必须比现有的理论能解释更多的观察事实;2.新理论必须能够推出现有理论全部成功的结论;3.新理论建立的基础必须比现有的理论的基础更深刻、更基本。又有人说,一个好的理论,至少满足三个条件:1.与实验事实符合;2.能解释现有现象;3.能预测新的现象。

范文九:提倡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 投稿:钟牅牆

  2005年10月26日,《探索与争鸣》创刊20周年庆祝活动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上海市社联)六楼会议厅隆重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及学术界、出版界等方面的专家学者100余人欢聚一堂,共同回顾了《探索与争鸣》20年的创业历程,并商讨《探索与争鸣》未来的宏图大业。   上午的会议由上海市社联副主席武克全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秘书长何继良出席了纪念活动。他首先转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和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对《探索与争鸣》20周年刊庆的祝贺。他在讲话中指出,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要“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承担起从理论上回应“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责任,我们的学术理论期刊要关注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并主动承担起那些优秀成果的发表重任。最后,何秘书长对《探索与争鸣》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希望杂志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自己的特色,履行好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在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流派之间的交流和切磋、鼓励充分的批评和反批评,以及鼓励首创精神和学术研讨等方面,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探索与争鸣》主编潘立明在会上回顾了杂志20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刊物的优势、特色、社会影响及工作思路、奋斗目标,指出,坚持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评析,坚持在正确导向下“提倡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注重选题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性”,形成了覆盖全国、具有学科交叉研究能力的作者队伍,是《探索与争鸣》20年来所形成的办刊特色。   在上午的活动中,俞吾金、邓伟志、葛剑雄、陈卫平、王家范等著名学者就学术研究的探索性与争鸣性纷纷发表了感言。活动气氛热烈,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充分肯定了《探索与争鸣》取得的成绩,并为刊物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首先做了主题为“建立必要的张力”的发言。在他看来,虽然现在处在改革开放的情境下,但我们在学术上仍有一种滞后的倾向,可以把它称之为开放状态下的“自说自话”。一方面,经常见诸于大众传媒的所谓“零的突破”、“填补空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等等表达方式,这些都可能是在没有得到认可的前提下的“自说自话”;另一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状态下,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引入了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先进的国外理论和观点,在对这些理论观点本身缺乏细密性考察的前提下,实际上还是在“自说自话”。而要走出“自说自话”的时代,非常重要的是要具有一种深厚的批判意识。而后俞教授以学术研究、学术发展和学术关切为契入点展开论述。就学术研究而言,如何在探索与争鸣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以此推动我们的学术往前发展,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方面,争鸣是探索的一个存在形式。探索是探索新的理论或现实问题,而要取得合理有效的探索结果,一定要以争鸣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没有争鸣、没有交锋则不会使主题深化。另一方面,探索要成为争鸣的方向,如果我们的学术争鸣不以重大的、探索性的问题作为引导,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陷入那种经院式的、从概念到概念的争鸣模式中去。就学术发展而言,就是要在“双百方针”和学术规范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任何学术得以发展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客观规律,而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取得有效的学术成果,其前提就是要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需要区分两种学术规范,即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和实质性的学术规范,而较之于形式上的学术规范,我们更应强调一种实质性的学术规范。实质性的学术规范包含以下内容:在排除了作为教材等目的的前提下,任何被称为学术产品、学术成果的存在体,都必须比同时代人和前人在同一个问题上提供更具实质性的、新的东西。总之,作为内涵的“双百方针”应该与作为形式的学术规范、特别是实质性的学术规范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学术争鸣与探索变得更为有效,更为合理,能够向纵深方向发展。就学术关切而言,应该在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尊重学科相对独立发展的规律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在遵循学科独立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同时,也要关切重大现实问题,把这两者紧密的结合起来。   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回顾了他与《探索与争鸣》近20年的深厚友情,高度评价了杂志的办刊风格。他指出,《探索与争鸣》重视学术、藐视权术,推动学派、反对宗派;作为理论刊物,她是起而论道,而不是坐而论道;她关注现实,近距离提出问题,深层次阐明理论。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则以“真出乎争”为题,展开对“争鸣”之真义的探讨。通过对诸如王安石变法、圆明园规划、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以及明朝的“倭寇”等众多争论的反思和剖析,葛教授深刻地指出,争鸣是一个探索真理的过程,只有充分地争鸣,才能准确地认识真理。争鸣能否正常进行与深入,能否得出正确结论,就取决于争论的各方能否尊重客观事实、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只能从历史留存的资料中去获取,问题是当一些资料在现代科技手段下已无“秘密”可言时,仍用种种不同的“密级”加以封闭,无疑不利于“以事实为根据”的争鸣。   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在以“不争鸣与真理”为主题的发言中,精辟地阐明了“不争鸣”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们获得真理性认识的重要途径。陈教授首先质疑了“真理愈辨愈明、愈辨愈清”的传统说法,在他看来,有时原本是真理的认识经由争论反而会变得不清晰。其理由有以下四点:1、就不争论与争论而言,所谓的争鸣是围绕问题而展开的,但是很难辨别真、假问题,因而在我们争论之前,不争论是必要的,或者说不争论才能使真问题得以呈现、使争论有意义。2、就不争论与意见分歧而言,意见不同于真理,它有真假之分,要经历事后的探索与实践才能加以辨明,真理都是事后意见。由此也可见不争论的必要性。3、就不争论与话语权而言,在争论中,道理充分者,就能说服人,其所讲的话也被认为是真理。但其实他所讲的话不一定是真理,这里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道理充分者,往往是话语权上的强势者,反之亦然。强调不争论,是为了先把这种话语的强势权加以搁置,让弱势者逐渐获得话语权,这时的争论才是旗鼓相当的。4、就不争论和真理观的修正问题而言,现代西方哲学修正了传统的、强调通过争论就可以达成统一认识的真理观,认为真理是多元的。虽然这种新的真理观并不能解答多元的价值观如何进行沟通等问题,但其合理性在于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以为自己在争论中掌握了全部的真理、是永恒真理的代表。   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教授通过反思“回归中国”以及“复兴国学”等学术动向,强调在文化研究领域应摒弃绝对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在警惕一种“翻烧饼”式的反思方式的同时,更应强调一种“年轮”式的反思方式,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学术研究上从一端跳向另一端、搞重复劳动。   之后,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曹培章高度评价了《探索与争鸣》2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并期望《探索与争鸣》在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和五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能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营造一种民主探讨、共同进步的学术氛围。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潘世伟在上午会议的总结中,对《探索与争鸣》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坚持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努力贯彻好党的“双百方针”;二、要有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三、继续树立精品意识和品牌意识;四、要树立奉献意识。   下午的演讲专场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刊业中心主任张勇主持,华民、余伟民、丁钢、葛红兵等著名学者向来自全市各高校的200余位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了精彩的学术讲演。学者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热烈、深入。   复旦大学华民教授以“建构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路径分析”为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构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华教授指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有以下几条,首先它必须是世界发达国家或者地区,最好是世界本位货币国家,而所在的城市首先应该是国内金融中心;充分条件则是,所在城市应该有比较优越的区位优势。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以及金融不开放国家还没有出现过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对于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应选择适合的路径,在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等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则在全面反思现代大学使命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大学是知识创新的场所,由此决定了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是一个国家提高竞争力的主要阵地。而现代大学的技术转让只是其副产品,并不是其发展的中心任务。有鉴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大学教育的高度重视,我国也应建立与国际学术发展前沿相关的学术群体、研究中心以及研发创新平台。为此,我们首先要彻底改变教育投资的方式。因为现今的教育投资方式问题很多,存在着将国家财政变为校长财政、把校长财政变为“洒胡椒面”式财政的倾向。其次,我们也要关注学科的交叉与分化这两个取向,而不能偏于一隅。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整体的学科发展水平,而且可使不同类别或类型的高校拥有各具特色的发展空间。最后,研究生教育与大学学科分布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要适当的控制,而发展大学专业学位的重点在于技术本科。   华东师范大学余伟民教授结合当前历史研究思潮和现实的中日关系,作了题为“历史认识的背后――略论德日对二战历史认识的差异”的演讲。余教授深刻反思了对当前日本人二战历史观成因的认识。他指出,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猖獗的结果,另一部分人则从文化行为学的角度解读了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然而上述的两种解读都有片面性,都忽略了民族文化内部的多种基因及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可变性;事实上影响行为取向的决定因素不是行为方式的差异,而是人们在具体时空条件下自身角色和利益的定位,并由此决定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所以与其说历史认识是对过去行为的一种态度,不如说历史认识实际上反映了现实行为的一种动因。战后日本在国家的定位、制度的变迁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战后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日本人对二战的历史认识。由此可知,日本对历史的认识是其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国家意识的派生物,也反映了在现实地区格局和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观。总之,分析德国、日本对二战历史认识差异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于对所谓左右翼阵营的区分上,也不能仅仅停留于从道德行为上看问题;实际上,作为现实利益的历史投影,在历史认识的背后,是国家的制度特性和国家的战略选择。   最后,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三个问题”的讲演。葛教授深入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亟需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新世纪中国文学面临着价值观选择的重大问题:其一,文学要在中国经验的世界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中国文学要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要有中国性和民族性,同时也要讲中国文学对世界、对人类的意义;其二,文学也要在世界经验的中国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要把中国经验当作世界性成分贡献给世界,要用更为开放的世界性眼光来对待西方文化,要反思我们的文学是否已经提供了不仅仅是对本民族、同时还是对全人类来说都有价值的东西。伟大的文学应该是高标的、超越的,超越一己之个人才曰为集体性,超越国际和民族才曰为世界性。第二,当代文学要关注都市这一题材。整个20世纪的文学都有一种感伤的乡愁左右着我们,但是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中国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整个社会的城市化,此时的文学如果还停留在过去的价值体系中,那么就不能真切地反映这个时代。因此,文学需要构建新的书写体系来充分反映都市化的社会生活。第三,文学要注重对社会的关怀,以此获得解读现实的能力。

范文十:探索与争鸣话语文章 投稿:雷苈苉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路径选择

潘晴雯

[内容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亟待转换,直接动因是基于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突破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束缚,走向多元

,同时还应关注日常生活世界,提倡一种对话式的话语方式。

[关键词]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转换 路径选择 对话

[作者]潘晴雯,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210096)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实施的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完成的必要手段,也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厘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征,把握转向维度,选择推进的路径,对于加强和创新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必要。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基本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通过一定方式表达出来的指向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话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一元性和多层次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既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元性,同时也具有非意识形态的多层次性。“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是指它的政治性、阶级性,也就是说它明确地属于一个阶级,并为这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其作用在于维护一个特定社会的统治阶级的统治。”[1]从学科的政治属性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主义为核心价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从整体上传播思想政治理论,体现意识形态的全面整体性。意识形态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属性,这也从根本上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属性。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开放,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主体的多元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过去的单一的政治话语、文件话语、权力话语的定位中超越出来,其非单一意识形态的一面凸现出来。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张扬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还应该反映不同层面的文化利益与需求,推动和服务每个个体的自我发展。

2、实践性和理论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实践紧密相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来自日常生活实践,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日常生活及利益、需求相契合,具有相应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表达要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对信息认识、理解的程度相契合。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本身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其话语方式反应了一定阶级对于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理论认识,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深度。

3、规定性和强制性

在传统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强制性,它是一种建立在不平等条件下的教育、交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是灌输式教育,根本特征就是控制性。灌输式教育是以教育者为中心,将受教育者置于被动学习地位,重单向灌输、轻平等交流的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者往往通过价值预设,肯定某些道德价值,否定另一些道德价值,使一定的道德规则和理性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的“思想品德”,因此,思想政治话语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和强制性。

上述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征认知和把握,是在传统语境下进行的。当下多元、开放的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亟需转换。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维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向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是基于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介质、载体或符号,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度和信度的有效工具;二是基于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转换迫在眉睫,具体说有三个方面的维度。

1、全球化和网络化背景下的转换维度

中国高校的发展面临着特殊、显著的外在宏观环境特征与境遇: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全球化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层面,深刻改变着传统社会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精神气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可避免地遭遇全球化话语的接触、交流和渗透,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获取更多、更加丰富的话语资源拓宽了空间。全球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它前所未有地带来了西方异质文化价值观念,促成中西话语的冲突与交融,也前所未有地带来了话语背后蕴含的中西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碰撞。

而在当代中国,与全球化相呼应的则是网络的兴起,网络话语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重要补充,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拓展的需要。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使得网络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电子邮件、BBS、OICQ、网络论坛、网络电视等现代交往模式日益普及化,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话语交往模式。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向网络世界、 虚拟世界拓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网络的出现,赋予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一的大学生独立意识、民主意识和自我意识,强化了学生的话语权和主体意识,消解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以教师权威为中心的观点,有利于形成另外一种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体系,即树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平等对话观念、深入学生的生活世界,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观念、平等观念和公正观念。

2、破解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难题的维度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从对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诸方面变化的描述连续使用四个“深刻”,以极强的冲击力勾画出高校所面对的“空前的社会变革”。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不仅体现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更体现在文化

思想领域。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事实上已经被打破,不仅如此,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受到来自传统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的侵蚀和压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抵牾和分野,往往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因为缺乏有效的针对性,而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显然,这种情况也影响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弥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大众日常生活话语之间的缝隙,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者面前的难题。

此外,迅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同样为高校提供了许多新现象、新课题。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以及“非学校中心”的文化传递模式的逐渐形成,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予以关注的历史语境。高等教育国际化、普及化发展趋势打破了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人文环境。而现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模式仍然基本承袭传统的灌输和强制模式,这种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特有模式和语境,在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存在着话语系统不兼容,信息输入输出系统不对称的问题,从而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社会变迁速率的加快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提出了时代性的课题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话语的建构将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教育的话语效度。

3、话语范式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维度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使用语言进行交往,运用话语提升教育效果的特性。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关注和调整学科的语汇,构建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新”话语体系。这种转换与建构将作为一种思维视野、管理教育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给思想政治教育者带来一种全新的诠释和一种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用话语分析方法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话语,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路径,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范式,必将会给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学科引入现代元素和新的工具,加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进程。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路径选择

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新问题上,我们并不是要彻底放弃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而是要在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深入研究和继承的基础上,在现代人文精神的指引下,融入更多的公民社会的理念,实现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改造和发展。

1、努力构建多元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结构

意识形态性固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本质属性,但除此之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还具有非阶级性、社会性的一面,担负着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影响,提高受教育者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使受教育者形成一定有利于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整个社会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进步的任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全新的语境,这是一个崇尚观念和价值多元的新环境,不仅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文化水平、心智水平、价值理念不一样,而且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保持其话语空间的宽容性和自由性,承认教育对象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并在求同的过程中尊重这种差异性,充分尊重个人话语的意义和价值,不让权势话语淹没了个体性的表达。

这是因为,“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存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才有可能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2](p.64)。显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只有多元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话语结构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要求。突破意识形态一元话语的制约,在多个层次和向度上构建多元话语结构将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必然选择。

2、更加契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实生态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功能的过度放大,抽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内涵,使其日益呈现出粗暴化、简单化的工具主义倾向。或者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将一些不切实际的标准强加给普通人,要求普通人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或者将本来内容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简化为一套格式化、统一化、毫无生命力的符号,以教化方式强制灌输给受众。其结果往往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所运行的话语系统,既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更新,也没有与受教育者个体的生活世界产生联系;既非内在于受教育者个体生命的需要,也非源自个体生活经验的渴求。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世界脱节的不良倾向,与个体需求脱节,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要想获得它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就必须建立起与生活世界的联系。这就意味着:其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不能仅仅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还要从张扬人在生活世界中的主体性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从过去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开来,真正回到个体生活世界,关心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关的尊严、自由、平等、幸福、多元等现代公民社会理念。思想政治教育应首先是立人的教育,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的重建,尊重人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其次才会考虑政治的需要。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应真正尊重生活的丰富性,尊重个体的生命体验,承认人性的复杂和多元,同时善于从鲜活生动的、富有生命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提炼出真正能够烛照人性,提升人的境界的元素。思想政治教育应将个体的日常生活作为价值起点,重视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建构。[3](p.256)其三,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沉沦和妥协,而应该是一种建基在对日常生活世界有深刻了解、理性反思基础上的有条件的超越。这是因为,“人之为人而不是神在于他现实地生存于一个生活世界之中;同样,人之为人而不是动物在于他不仅仅感性地生存于生活世界之中,他内在而且必然地包含着一种理性的超越和自我反观” [4]。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的理性精神、反思精神和超越精神。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即既要对生活世界保持谦恭的态度,尊重生活世界的生命体验,又要穿越生活世界的迷雾,对生活世界保持一种审慎的反思态度,一种有所超越的理性态度。

3、坚持平等对话互动交流的话语方式

权威独白式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最典型的特征是命令式的祁使句,诸如应该、一定、保证、必须等等。[5]在这种权力话语教育方式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明显是不对等的关系。教育者占据了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似乎

先天是真理的掌握者,他所做的唯一的工作便是原封不动地将真理和政治命令拷贝到受教育者的头脑中。而为了达到目的,施教者用命令式的话语方式去强调传授内容的权威性和不容置疑性。在这种不对等的状态下,受教育者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更不用说质疑和辩驳了。然而,操持这种独白式的话语方式的教育主体,往往因为无视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和主观能动性,其所传授内容并不能得到受教育者的认同甚至拒斥,而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更重要的是,这种话语方式无疑是与平等、自由、尊重差异的现代人文理念背道而驰的。

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必须实现话语方式的更新,倡导一种对话、启发式的话语方式。这种方式显然有别于说教式的独白话语方式。首先,它意味着对话者持一种积极的、真诚的沟通态度。教育者不再是一个控制者、支配者,更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而是一个真诚的对话者,他积极地参与和介入到讨论中,对话双方之间是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讨论的话题内容,不再是不容置疑的、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在讨论过程中,讨论双方的语言应真正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个体生命体验,而不是局限于冰冷的文件和政策的机械解读。最后,它还意味着,对话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应是真正实现与它者的心灵沟通,真正建立起一种消除了各种矛盾和对立之后建立起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平等、真诚、信任、尊重、民主、自由的交往关系。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过去的僵化的、封闭的意识形态一元化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真正回到多元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真正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建构平等、真诚、民主的对话样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时代性转换

[本文系2009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09SJB88012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2]石书臣.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j].探索,2003(3). [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张秀琴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7.

[3]杨建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高秉江.生活世界与生存主体[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4).

[5]吴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应当体现人文关怀[j].求实,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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