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_范文大全

探索与争鸣

【范文精选】探索与争鸣

【范文大全】探索与争鸣

【专家解析】探索与争鸣

【优秀范文】探索与争鸣

范文一:〖探索与争鸣〗 投稿:于衺衻

用竖式

江西省永修县梅棠中心小学 方国荣

北师大版新课标实验教科书二年级上册《作息时间表》的教学中,出现“一节课用了多长时间”等计算经历时间的问题,按题型的难易可分四个层次。A层次:从8︰00到8︰40经过( )分、从9︰20到10︰00经过( )分、从10︰10到10︰50经过( )分;B层次:从6︰30到6︰55经过( )分、从7︰05到7︰26经过( )分;C层次:从8︰40到9︰40经过( )时、从8︰40到9︰20经过( )分、从8︰40到10︰50经过( )时( )分;D层次:从9︰45到10︰25经过( )分、从9︰20到10︰05经过( )分、从9︰20到11︰15经过( )时( )分。

教材意图是让学生借助钟面算出经历的时间,但在实际练习中对学生来说往往是一大难题。在实际教学中像A层次型的题目学生容易掌握; B层次型的题目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掌握,但部分学生有点困难;C、D层次型的题目让绝大部分学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推算,只有极少数学生能推算出来。故形成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恐惧点。

在一堂课中,当我教学B层次题型时,有位学生突然提出:“老师,如果能像以前求差一样列式算那就好了。”我当时恍然一悟,立刻改变先前的教学方案,请同学们采取合作学习方式尝试列竖式计算。经过一阵热烈的小组讨论和愉悦的合作学习,最后通过集体反馈与矫正我保留出同学们的好办法:用竖式计算时间方便可行。特别是对解决C、D层次型问题可谓大大降低了难度。如:从8︰40到9︰40经过(1时 )。

9︰40

-8︰40

1︰00

从8︰40到9︰20经过( 40分 )。

· 60

9︰20 (“分”不够减向“时”借“分”。)

80

- 8︰40

40

从8︰40到10︰50经过(2时10分)。

10︰50

- 8︰40

2︰10

从9︰45到10︰25经过( 40分 )。

· 60

10︰25 (“分”不够减向“时”借“分”。)

85

-9︰45

40

从9︰20到10︰05经过( 45分 )。

· 60

10︰05 (“分”不够减向“时”借“分”。)

65

-9︰20

45

从9︰20到11︰15经过(1时55分)。

· 60

11︰15 (“分”不够减向“时”借“分”。)

75

-9︰20

1︰55

此方法应注意的问题有:①首先要整体看看分钟数够不够减,不能单独看分钟数的个位够不够;②不够时应向小时数位上借1时作60分(关键点)同原有分钟数相加再减。以上的方法对解决求“时间差”的问题思路形象化了。各位同行,你认为如何呢?

范文二:探索与争鸣 投稿:朱瀩瀪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当时如果采取其它方式,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请结合相关历史资料,谈谈你的看法。

苏联及我国档案解密,中G当时想杀死蒋,因为当时杨虎城和张学良周围幕僚很多是共产党,杨虎城老婆就是共党。西安事变是中共参与策划的,中G当时处境很悲惨,处于一战即可剿灭的境地,不得不打着抗日的口号,感化、收买张杨。最后是斯大林一声令下,让中G保住蒋,因为没有蒋,中国会大乱,根本不能组织起对日本的抵抗,会被日本很快灭掉,突然增加对苏联的威胁。而苏联与德国正在酝酿战争,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所以斯大林命令中G必须释放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及对国内外形势的观察,中国共产党做出“和平调停”事变的决策。原因如下:

第一, 西安事变爆发后, 国内并没有出现预想的那种张、杨登高一呼, 各地群起响应的的局面;相反,“拥蒋”气氛却弥漫全国。对蒋介石如何处置, 是当时国内各阶层人士普遍关注的焦点;保蒋安全,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 处理得好, 可赢得群众, 有利于早日结束内战, 实现抗战;反之, 则要脱离群众, 使内战延长和扩大, 只会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第二, 周恩来的西安之行, 有助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蒋介石虽在西安被扣, 但他的军队仍完整无损;他虽在西安成了“阶下囚”, 仍能支配南京政府, 指挥国民党军队。此时如何处置蒋, 确实成了“和”与“战”的关键。周恩来通过与张学良会谈, 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 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

第三, 担心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当时被视为亲日派的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 在蒋介石被扣后, 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 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 成了南京主战派的首领。当时人们认为, 何应钦是想乘西安事变之机, 置蒋于死地, 取而代之。因此,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 “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我们与西安策略, 应扶助左派, 争取中派, 打击右派, 变内战为抗战”。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南京亲日派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完全控制南京政府, 造成大内乱。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英、美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8年5月,针对“速胜论”与“亡国论”,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论断。请你读一读《论持久战》,具体了解持久战论断的主要内容,结合当时的历史谈谈你的读后感。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但是,抗战10个月的实践证明“亡国论”、“速胜论”是完全错误的。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究竟如何?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

文中主要阐述了,在我方弱于敌人时或环境不利于我方时应采取持久战的策略,只要采取此策略则必胜。在此情况下要杜绝投降论和速胜论,因为在敌强于我时这两种论调就不现实,必然导致客观失败。主要内容是:

1、 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

2、 论述了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的思想;

3、 阐明了抗日战争作战的形式上,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

其实,论持久战这篇论文式的著作,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最突出的地方是:它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写成并发表的,对抗日战争做了论述,将抗日战争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而现在再重读论持久战时,与当时抗日战争的历史完全对应,甚至可以说是抗日战争的总结报告。足见毛泽东的军事才华非同寻常。

范文三:理论探索与争鸣 投稿:黄胮胯

作者:刘兹恒于洪彬

2000年01期

  当前,在图书情报学界最时髦的术语恐怕就要数“网络”了。在信息时代来临之际,网络 作为它的急先锋,在新世纪中更显得日益重要,网络化、信息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应 运而生的便是针对这种发展趋势的相关研究,于是一时间“网络环境下的××”文章满目皆 是,尤其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期刊中更是不胜枚举。但细读这些文章,却又不得不使人处 于一种“众说纷纭话网络,不识网络真面目”的疑惑之中。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研究 人员在著书立说时对网络环境本身的认识与说明并不明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

  首先,直接将“网络环境”中的网络当作一种原概念,不加解释、限定,例如许多研究者 将局域网中的某些技术和全球网中的技术不加区分和限定,导致在互相学习交流过程中对各 自具体理论互不认同。当然若将各自的理论放在自己限定的“网络环境”中未必有错,但若 以己之“网络环境”去理解他人之“××理论”就有一点“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味道了 。

  其次,研究者自身认识能力有限。有的将“网络化”的某一具体过程当作网络环境的全部 内涵而加以使用,例如单纯地将Internet理解为网络的全部,或单纯地将计算机联结等理解 为网络等都属此类。这种认识偏于狭隘,在理论上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有的将“网络” 大而化之,只要是网络就属于“网络环境”,将WWW、Internet等简单等同,但在具体行文 时又不知如何区分,只好“宏观”把握,统一口径,直称“网络”。这无疑是一种在学术上 的回避,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无可厚非的是,“网络”作为普及较快的一种术语,在平时的学习与工作中我们的确没有 必要逐一加以解释,就像谈到计算机时没有必要逐一解释一般的计算机与大型计算机、小型 计算机、个人电脑、网络计算机的区别一样。因为作为一种人人皆能感知认知的常用名词, 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花时间去考证它们之间的差异,需要的只是把握这一群体的共性。而 作为学术研究,我们认为采取上述态度似乎有一点不负责任。这不但使研究者自身失去了科 学严谨的态度,使理论的水平与层次流于肤浅,严重的则出现谬误,而且也使后来的学者认 识混乱,不能准确地把握理论研究的现状。

  1网络环境的概念

  本文认为,网络环境,狭义地说,是指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相结合基础上构建起 来的宽带、高速、综合、广域型数字式电信网络。这种网络通过网中设网、国际互联可以覆 盖一国、数国乃至全球。广义地说,网络环境还包括由于网络的渗透、扩张而引起的国家信 息政策、信息管理体制、信息系统组织、用户信息行为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综合起来 考察,前者是指网络的物质实体,我们不妨称其为网络的硬件,而后者是指网络的精神体( 或称抽象体),我们不妨称其为网络的软件。而未来信息社会的网络环境,应该是这种既包 含硬件又包含软件的整体。目前大多数人对此的认识大都只停留在狭义的层次。

  同时,网络环境的产生是网络化的结果,网络化是一种进程,与之相应的网络环境也应该 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客观事实。网络环境的这种动态性决定了图书馆工作的灵活性。我们在 研究图书馆工作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动态性对工作变化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这 种动态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就像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它不是绝对的, 而是一种相对的发展。在某一段时期内,这种变化的幅度相对来说是较小的,具有一定的稳 定 性。也就是说,网络有序、渐进式发展使我们的研究背景——网络环境也呈一种稳定持续 的发展态势。因此,我们完全应该也必须据此来判断与之适应的图书馆工作变化的趋势。

  2我国图书馆所处的网络环境的两个阶段

  根据前面我们对网络环境的分析,依据目前的国情和世界趋势,本文认为我国图书馆所处 的网络环境应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网络化”,也就是图书馆建网、入网阶段。此阶段是我国图书馆接受国际新 潮流、构建图书馆网的阶段。这种图书馆网也须经历由内部网向区域网乃至国家网的发展阶 段。

  第二阶段是“网络社会化”,也就是网络环境阶段。它是在上述基础上,图书馆工作走向 全球化,在信息社会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的阶段。网络社会化要求图书馆在国家信息政策指 导下,建立起符合网络社会发展的信息管理体制和信息组织系统,为满足社会信息需求而创 建 独特的信息服务方式,在丰富社会文化和促进社会进步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这两个阶段并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互有渗透。

  3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发展

  图书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谢拉曾经说过“图书馆如果不是立刻反映,也是最终反映着社 会的变革。”纵观图书馆的发展史,由古代的藏书楼发展到今天为全社会所利用的公共图书 馆、高校图书馆、研究图书馆等,每一次进步无不反映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的进 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国际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在全球建设信 息高速公路热潮的直接带动下,国内外图书馆界对图书馆的未来作出了种种预测和描述。各 种新术语、新名词、新系统层出不穷:如电子图书馆(Electronic Library)、数字图书馆(D igital Library)、虚拟图书馆(Virtual Libraty)、无墙图书馆(Library without Walls) 、多元媒体图书馆(Polymedia Library)、多媒体图书馆(Multimedia Library)、虚拟现实 图书馆(Virtual Reality Library)、全球图书馆(Global Library)等等。

  通过对上述术语与相关概念及文章的分析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基于图书馆的未来的各种 各样的讨论,都是从某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去概括图书馆的全部,要么从技术设施的改进出 发,要么从文献信息载体的变化出发,要么从服务方式的发展出发等等,把图书馆某一方面 的进步当作图书馆发展的全部,于是使用相应的新术语来界定这种发展。严格意义上说,这 是一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作法,仿佛图书馆的某一方面发展了,图书馆这个名字就 得随着改变了;仿佛图书馆发展的决定因素,取决于某一种技术的进步、观念的更新或服务 方式、手段的现代化与多样化。正如前文所述,图书馆的发展是适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和文明进步的,它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的发展。上述各种预测的严重不足及根本弱点在于对社 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不足,而偏重于技术决定主义,因此在预测未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图书馆发 展中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信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文献的形式及其传播方式。 电子图书的出现,电信网络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馆的外部技术环境。但图书馆作为 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也应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定新的战略对策,并据 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信息化、网络化使图书馆与社会保持同步前进,而不是使图书馆消亡 。正是网络所采用的通讯机制,使各个孤立的图书馆连接起来从而形成各类图书馆网,如地 区网、专业网等。而未来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也是吸收了诸多新技术的一种事物,这其中 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网络技术。图书馆必须也一定能生存在网络环境下,网络延伸到哪里,图 书馆的触角就可以延伸到哪里。

  综上所述,未来的图书馆仍将以一种有机的综合体存在并发展,它不断吸收社会进步 所产生的新技术以充实自身,并且不断吸收由于社会进步而产生的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形式 变了,但其精神实质是不会变的。

作者介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范文四:理论探索与争鸣 投稿:张冦冧

作者:刘莹

2000年02期

  1 因特网给图书馆带来了什么?

  现代图书馆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文献信息中心,除了传统的印刷型文献资源,其它如声像资 料、缩微品、机读资料也越来越丰富着图书馆的馆藏。因特网的发展更是拓展了图书馆的资 源空间,图书馆除了利用自己的馆藏提供信息服务,还能通过因特网获取更广泛的信息资源 ,为读者、用户提供阅读、浏览、查询、检索服务;本馆的馆藏也可以通过网络扩大使用范 围,发挥前所未有的效益。按说,图书馆的资源更丰富了,其服务功能应当更强大了,但是 事物总是辨证地存在和发展的。媒体形式的丰富、信息服务机构的多元化,为信息用户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用户通过因特网利用信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经由图书馆的信息流也越来 越多,而且因特网融合了信息的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过程,即“正式交流中的部分信息开 始在非正式交流中流通,可能导致过去作为正式信息交流中继点的图书馆作用降低。”[1 ]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如同广播、电影、电视早已出现多时,人们并没有全然放弃读书 看报一样,网络信息也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对软、硬件设施要求高、投资大,广 泛应用还需假以时日,并且网络信息的获取目前还存在着费用高、速度慢、中文信息少的缺 点;网络信息的长期保存也还有许多问题,因为信息广泛地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结点,网站的 信息总是在变化、更新,商业领域的ISP和ICP是否会像图书馆一样把所有的信息都长期保存 ,分门别类地随时供人查询检索;而且,人作为社会中的存在,单纯的人机交流模式是否符 合人的需求和习惯,等等。

  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需求、获取信息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信息技术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技术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人文的、经济的多种因素都会起作用。因特网作为一种信息 技术工具,其功能无疑是很强大的,传统的图书馆开发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我们讨论因特网给图书馆带来了什么,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媒体更优越,更不是谁取 代谁的问题,而是说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运作方式,更能实现图书馆的整体功能。

  传统的图书馆,经费是其生命线。图书馆主要靠增加投入来增加资源储备,以多年的文献 积累来应对现实中可能的需求,为此,图书馆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信息服务的能力总是滞 后,服务效益不明显。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如果沿用这种运作方式,就会产生与传统图书馆同 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由于行政隶属的关系而牺牲了信息流通的优化结构。图书馆 归属不同的行业,各自依附于为其拨款的行政部门,彼此互不联系、难于沟通,信息资源建 设彼此模仿,低水平重复;其次,政府部门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图书馆经费来源单一, 遇到财政紧缩极易受到波动,如果经费不能保障,将导致图书馆结构性萎缩;第三,政府部 门作为稳定的投资主体,图书馆的管理缺乏“利益刺激”机制,没有内在的发展活力。

  对此,业内有人提出走产业化道路来解决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图书馆属于国家信息基础设 施的一部分,信息服务带有产业的特征,但是,将图书馆完全产业化会带来更大的问题:一 是可能使各级政府部门推卸其应负的责任,而产业投资者追求的是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因此资源基础好的图书馆将受到青睐,不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将越发萎缩,国家要努力建立 一种大范围的开放的信息资源网络的计划就会落空;二是可能使图书馆过分向经济价值和经 济效益倾斜,而实际上图书馆除了信息服务,还担当着保存人类文明成果、开展文化教育的 职能,这与市场没有直接联系,走产业化道路将得不到市场认可。

  总之,因特网使图书馆的思想观念、组织机构、工作方式方法都发生深刻的变化,网络环 境下图书馆能否成为最大的ICP,关键还在于变革原有的机制,为图书馆注入活力。

  2 图书馆要建设数字化信息?

  为了迎接新时代的挑战,由文化部牵头,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电信总公司、中国科学院 、航天工业总公司、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联手合作,诸多专 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国数字化图书馆工程,已在积极筹备之中。“由于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宝库,也将是信息高速公路上最大的信息源,因而图书馆的数字化就成 为首选目标”[2]。从这种意义上讲,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建设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库,但是 ,我国众多的图书馆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隶属于不同的行业部门,究竟怎样参加数字化 信息建设呢?

  网络最吸引图书馆的是资源共享,而资源共享是建立在协作共建、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 尽管现在的图书馆都有资源共享的意识,但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马文峰[3]具体分析了 社会科学文献资源共享的障碍,实际上在整个文献领域又何尝不存在这样的障碍呢?传统图 书馆资源共享的主要形式——馆际互借,但其效果一直不佳、应用不广,就与这些障碍因素 有关。网络的发展虽然改变了资源共享的技术条件,但是图书馆改变不了或作用力不大的因 素在网络环境下仍然存在,并且还出现了新的障碍。如,信息数量庞大,大大超出图书馆的 处理能力;文献老化加剧,在到达用户之前已丧失了共享价值;资金投入不足,还有法律问 题、信息安全问题等,最主要的是缺乏一个权威的宏观调控机构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如 果资源共享并不是利益攸关的事,恐怕图书馆是不会真正参与其间的。有资料表明,我国绝 大多数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只有20%是 公开的,可以说没有政府的有效参与和管理,要建设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巨大的信息资源 网络不是单一的图书馆行业能够担当的,况且图书馆行业内部还存在条块分割、协调困难的 状况。在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原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文化部图书馆司和教育部条件装 备司被取消或改组,而信息产业部又没有设立专门主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部门,进一步弱 化了宏观管理和协调。信息资源与国家各个行业密切相关,每个行业既是信息的制造者,又 是信息的利用者,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跨行业、跨部门的广泛协作。如不是在协作的基 础上,各个图书馆、各行各业都各行其是,各自独立地建设数字化信息,必然是成本高昂、 重复建设、浪费惊人,又重蹈传统图书馆馆藏建设大而全、小而全的覆辙。

  另一方面,图书馆开发利用政府信息资源还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障,这方面美国的法律保障 就比较完备,值得借鉴。美国政府“从60年代至今共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和规则,如: 信息自由法、个人隐私信息法、削减文书法、政府信息资源管理——A130文件……美国联邦 政府的信息资源开发的法规体系,从政府信息公开化原则、开发信息资源的组织机构及职责 、政府信息的发布和收集信息的收费各项工作,都作了详细全面的规定。”[4]只有法律 法规的有力保障,才能保证信息资源建设的有效性。目前许多图书馆都在筹建数字化信息资 源,这种分头建设的信息资源多是自发进行,表现为一种整体上的无序状态,它是否能代表 信息资源建设真正的繁荣?

  3 公共信息能否姓“公”?

  因特网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它使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人、任 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利用因特网自由地获取信息、传播信息……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 景,可以说实现了图书情报工作的目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因特网上信息资源的获取 、传播、利用又是受到限制的。因为网络发展了,信息环境改变了,随之带来了知识产权、 信息安全的问题,“专家发出警告:已经上网的公共信息有可能不再属于所有人,这是因为 发达国家利益集团想方设法确立它们对信息的垄断。”[5]例如,按常规数据库服务是以 双方长期契约为依据的,契约只对签约方有效,对第三方以外的使用就无法控制,如果这种 使用是任意的,那么就打击了数据库投资人的利益。从保护创作源的角度出发,国家对软件 、数据库应当实行知识产权保护,一般各国都适用著作权法(版权法)进行保护。近年来,知 识产权的保护程度越来越高。日本、欧盟、美国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都在研究和强化对数据 库的保护。如:欧盟1996年3月公布了有关保护数据库的“EC指令”,对具有创造性的数据 库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对不具有创造性的数据库,为了保护其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别赋 予了“单独权利”,以此防止提取权、再利用权的侵害;美国虽然强调信息自由,但是著作 权一直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类似于1996年欧盟指令的法律;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基本上同意执行EC指令。[6]

  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既是网络信息的用户,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在传统媒体中,法律赋 予图书馆以合理使用的权利,但在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受到了挑战,主要表现在:(1)网 络传输权,即擅自将他人作品“上载”至网络属于侵权,从网络上“下载”已经上网的作品 更是受到非议。因为法律规定图书馆有合理使用的范畴,有些数字化信息可以通过网络获取 ,读者可以通过图书馆同时使用一份拷贝,作者和出版商就会担心图书馆所买的第一份拷贝 ,将成为他们售出的最后一份拷贝;(2)对 技术措施的保护,即权利人为避免其作品或制品被他人轻易复制或获取而在合法媒体上附加 技术处理,如对软件加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规定各缔约方应为这种技术措施 提供法律保护;(3)对权利信息完整性的保护,即类似于版权信息的标识不能被忽略、更改 和删除。而在图书馆的传播利用过程中,这类信息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图书馆也根本无法控 制。

  上述三个问题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尚无明确规定,但是近几年来国际社会中已确立了一 些规则。我国于1992、1993年分别加入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条约——《伯尔尼公约》、《 世界版权公约》,对著作权的保护要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国际著作权和邻接权条约以及各 国在制定著作权法时,除考虑传播人的权利外,更主要从保证创作源头出发,对权利的限制 是非常谨慎的。据悉,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修订工作已启动,这次修订将着重解决新技术带 来的版权难题,如果版权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图书馆作为传播者的权利将不同于传统媒体 下的合理使用。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图书馆法,图书馆的权利在新的信息环境下面临严峻的 挑战,这种形势下图书馆又将如何应对?

  当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全力动员各国政府,“努力使任何人都有权使用四类属于公众 的信息,这四类信息是:政府信息与法律、档案文献与艺术遗产、公众研究项目的论文与科 学类文章、电脑应用公共规范或语言。”[7]这样说来,图书馆开发利用公众领域的信息 资源将不会因害怕惹上法律上的麻烦而缩手缩脚,但是,现实中的图书馆既缺乏资金,也没 什么权力,如何控制公众领域的信息资源,这仍然是一个难题。

  总之,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空前地需要国家、政府在法律、政策、经济上给予强有力 的保障。图书馆的繁荣代表着国家文化、文明的发达,它不是独立于经济建设之外的、可以 忽略的部分。

作者介绍:湖北教育学院信息中心 武汉 430060

范文五:提倡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 投稿:钟牅牆

2005年10月26日,《探索与争鸣》创刊20周年庆祝活动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上海市社联)六楼会议厅隆重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及学术界、出版界等方面的专家学者100余人欢聚一堂,共同回顾了《探索与争鸣》20年的创业历程,并商讨《探索与争鸣》未来的宏图大业。   上午的会议由上海市社联副主席武克全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秘书长何继良出席了纪念活动。他首先转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和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对《探索与争鸣》20周年刊庆的祝贺。他在讲话中指出,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要“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承担起从理论上回应“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责任,我们的学术理论期刊要关注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并主动承担起那些优秀成果的发表重任。最后,何秘书长对《探索与争鸣》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希望杂志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自己的特色,履行好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在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流派之间的交流和切磋、鼓励充分的批评和反批评,以及鼓励首创精神和学术研讨等方面,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探索与争鸣》主编潘立明在会上回顾了杂志20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刊物的优势、特色、社会影响及工作思路、奋斗目标,指出,坚持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评析,坚持在正确导向下“提倡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注重选题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性”,形成了覆盖全国、具有学科交叉研究能力的作者队伍,是《探索与争鸣》20年来所形成的办刊特色。   在上午的活动中,俞吾金、邓伟志、葛剑雄、陈卫平、王家范等著名学者就学术研究的探索性与争鸣性纷纷发表了感言。活动气氛热烈,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充分肯定了《探索与争鸣》取得的成绩,并为刊物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首先做了主题为“建立必要的张力”的发言。在他看来,虽然现在处在改革开放的情境下,但我们在学术上仍有一种滞后的倾向,可以把它称之为开放状态下的“自说自话”。一方面,经常见诸于大众传媒的所谓“零的突破”、“填补空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等等表达方式,这些都可能是在没有得到认可的前提下的“自说自话”;另一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状态下,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引入了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先进的国外理论和观点,在对这些理论观点本身缺乏细密性考察的前提下,实际上还是在“自说自话”。而要走出“自说自话”的时代,非常重要的是要具有一种深厚的批判意识。而后俞教授以学术研究、学术发展和学术关切为契入点展开论述。就学术研究而言,如何在探索与争鸣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以此推动我们的学术往前发展,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方面,争鸣是探索的一个存在形式。探索是探索新的理论或现实问题,而要取得合理有效的探索结果,一定要以争鸣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没有争鸣、没有交锋则不会使主题深化。另一方面,探索要成为争鸣的方向,如果我们的学术争鸣不以重大的、探索性的问题作为引导,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陷入那种经院式的、从概念到概念的争鸣模式中去。就学术发展而言,就是要在“双百方针”和学术规范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任何学术得以发展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客观规律,而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取得有效的学术成果,其前提就是要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需要区分两种学术规范,即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和实质性的学术规范,而较之于形式上的学术规范,我们更应强调一种实质性的学术规范。实质性的学术规范包含以下内容:在排除了作为教材等目的的前提下,任何被称为学术产品、学术成果的存在体,都必须比同时代人和前人在同一个问题上提供更具实质性的、新的东西。总之,作为内涵的“双百方针”应该与作为形式的学术规范、特别是实质性的学术规范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学术争鸣与探索变得更为有效,更为合理,能够向纵深方向发展。就学术关切而言,应该在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尊重学科相对独立发展的规律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在遵循学科独立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同时,也要关切重大现实问题,把这两者紧密的结合起来。   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回顾了他与《探索与争鸣》近20年的深厚友情,高度评价了杂志的办刊风格。他指出,《探索与争鸣》重视学术、藐视权术,推动学派、反对宗派;作为理论刊物,她是起而论道,而不是坐而论道;她关注现实,近距离提出问题,深层次阐明理论。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则以“真出乎争”为题,展开对“争鸣”之真义的探讨。通过对诸如王安石变法、圆明园规划、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以及明朝的“倭寇”等众多争论的反思和剖析,葛教授深刻地指出,争鸣是一个探索真理的过程,只有充分地争鸣,才能准确地认识真理。争鸣能否正常进行与深入,能否得出正确结论,就取决于争论的各方能否尊重客观事实、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只能从历史留存的资料中去获取,问题是当一些资料在现代科技手段下已无“秘密”可言时,仍用种种不同的“密级”加以封闭,无疑不利于“以事实为根据”的争鸣。   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在以“不争鸣与真理”为主题的发言中,精辟地阐明了“不争鸣”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们获得真理性认识的重要途径。陈教授首先质疑了“真理愈辨愈明、愈辨愈清”的传统说法,在他看来,有时原本是真理的认识经由争论反而会变得不清晰。其理由有以下四点:1、就不争论与争论而言,所谓的争鸣是围绕问题而展开的,但是很难辨别真、假问题,因而在我们争论之前,不争论是必要的,或者说不争论才能使真问题得以呈现、使争论有意义。2、就不争论与意见分歧而言,意见不同于真理,它有真假之分,要经历事后的探索与实践才能加以辨明,真理都是事后意见。由此也可见不争论的必要性。3、就不争论与话语权而言,在争论中,道理充分者,就能说服人,其所讲的话也被认为是真理。但其实他所讲的话不一定是真理,这里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道理充分者,往往是话语权上的强势者,反之亦然。强调不争论,是为了先把这种话语的强势权加以搁置,让弱势者逐渐获得话语权,这时的争论才是旗鼓相当的。4、就不争论和真理观的修正问题而言,现代西方哲学修正了传统的、强调通过争论就可以达成统一认识的真理观,认为真理是多元的。虽然这种新的真理观并不能解答多元的价值观如何进行沟通等问题,但其合理性在于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以为自己在争论中掌握了全部的真理、是永恒真理的代表。   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教授通过反思“回归中国”以及“复兴国学”等学术动向,强调在文化研究领域应摒弃绝对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在警惕一种“翻烧饼”式的反思方式的同时,更应强调一种“年轮”式的反思方式,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学术研究上从一端跳向另一端、搞重复劳动。   之后,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曹培章高度评价了《探索与争鸣》2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并期望《探索与争鸣》在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和五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能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营造一种民主探讨、共同进步的学术氛围。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潘世伟在上午会议的总结中,对《探索与争鸣》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坚持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努力贯彻好党的“双百方针”;二、要有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三、继续树立精品意识和品牌意识;四、要树立奉献意识。   下午的演讲专场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刊业中心主任张勇主持,华民、余伟民、丁钢、葛红兵等著名学者向来自全市各高校的200余位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了精彩的学术讲演。学者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热烈、深入。   复旦大学华民教授以“建构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路径分析”为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构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华教授指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有以下几条,首先它必须是世界发达国家或者地区,最好是世界本位货币国家,而所在的城市首先应该是国内金融中心;充分条件则是,所在城市应该有比较优越的区位优势。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以及金融不开放国家还没有出现过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对于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应选择适合的路径,在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等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则在全面反思现代大学使命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大学是知识创新的场所,由此决定了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脉,是一个国家提高竞争力的主要阵地。而现代大学的技术转让只是其副产品,并不是其发展的中心任务。有鉴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大学教育的高度重视,我国也应建立与国际学术发展前沿相关的学术群体、研究中心以及研发创新平台。为此,我们首先要彻底改变教育投资的方式。因为现今的教育投资方式问题很多,存在着将国家财政变为校长财政、把校长财政变为“洒胡椒面”式财政的倾向。其次,我们也要关注学科的交叉与分化这两个取向,而不能偏于一隅。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整体的学科发展水平,而且可使不同类别或类型的高校拥有各具特色的发展空间。最后,研究生教育与大学学科分布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要适当的控制,而发展大学专业学位的重点在于技术本科。   华东师范大学余伟民教授结合当前历史研究思潮和现实的中日关系,作了题为“历史认识的背后――略论德日对二战历史认识的差异”的演讲。余教授深刻反思了对当前日本人二战历史观成因的认识。他指出,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猖獗的结果,另一部分人则从文化行为学的角度解读了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然而上述的两种解读都有片面性,都忽略了民族文化内部的多种基因及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可变性;事实上影响行为取向的决定因素不是行为方式的差异,而是人们在具体时空条件下自身角色和利益的定位,并由此决定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所以与其说历史认识是对过去行为的一种态度,不如说历史认识实际上反映了现实行为的一种动因。战后日本在国家的定位、制度的变迁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战后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日本人对二战的历史认识。由此可知,日本对历史的认识是其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国家意识的派生物,也反映了在现实地区格局和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观。总之,分析德国、日本对二战历史认识差异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于对所谓左右翼阵营的区分上,也不能仅仅停留于从道德行为上看问题;实际上,作为现实利益的历史投影,在历史认识的背后,是国家的制度特性和国家的战略选择。   最后,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三个问题”的讲演。葛教授深入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亟需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新世纪中国文学面临着价值观选择的重大问题:其一,文学要在中国经验的世界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中国文学要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要有中国性和民族性,同时也要讲中国文学对世界、对人类的意义;其二,文学也要在世界经验的中国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要把中国经验当作世界性成分贡献给世界,要用更为开放的世界性眼光来对待西方文化,要反思我们的文学是否已经提供了不仅仅是对本民族、同时还是对全人类来说都有价值的东西。伟大的文学应该是高标的、超越的,超越一己之个人才曰为集体性,超越国际和民族才曰为世界性。第二,当代文学要关注都市这一题材。整个20世纪的文学都有一种感伤的乡愁左右着我们,但是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中国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整个社会的城市化,此时的文学如果还停留在过去的价值体系中,那么就不能真切地反映这个时代。因此,文学需要构建新的书写体系来充分反映都市化的社会生活。第三,文学要注重对社会的关怀,以此获得解读现实的能力。

范文六:争鸣探索物理空间问题 投稿:彭沷沸

争鸣探索物理空间问题

物理空间问题

1.物体的内部空间问题

物理意义的空间与物体的内部空间的涵义是什么?这是困扰爱因斯坦一生的问题,(见爱因斯坦晚年对他的早年着作《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第十五版的附录)当物体有体积的时候,就应该说有内部空间。但是,爱因斯坦就在此问题上拿不定主意。比如一只两头没有盖(有盖也可以)的大油桶,你说此大油桶占据了什么空间,是圆柱体积?我想通了,是油桶的质量部分占据的空间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体内部空间。 爱因斯坦的“物体具有空间的广延性”,应该就是此涵义。P内就是指此空间结构。

爱因斯坦之所以没有总结出此惯性力学三定律,其原因是把注意力用在了参考系的变换,而忽略了物体的内部空间性,而他到了晚年认识到“物体(不是物质)具有空间的广延性”时(见《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第十五版的附录说明),就已经说明了他开始注意到了物体的内部空间(物体质量部分所占据的空间)性问题,但他已经来不及总结出此惯性力学三定律了。

2.物体的外部空间的问题

地球有重力场,地球也是物体,地球的内部空间也可以定义为物质质量部分占据的空间。地球的此空间,也有此质量部分的“压强梯度”现象(中聚度,如在地球的大气层与海洋中也有此压强梯度。),也可以说P内,但是,具有物理性质的重力场(空间)可以延伸至月球轨道之外,而与质量无关。为了解决此问题,只得承认有一个独特的有物理意义的空间——重力场。而此空间的物理量P外与P内的物理单位相同。P内与P外对距离的积分,还可以理解为有的书中所说的“内势与外势”问题。于是,就一定应该有具有重力场的物体与不具有重力场物体之分情况。只有此种区分,许多问题都顺理成章。进而,重力场必须是有范围的。否则,许多悖论都出现了,许多“应该”发生的“异常现象”没有发生就无法解释。比如:“九星连珠”现象的发生,按理(万有引力)应该有异常现象发生,结果,什么异常现象都没有发生。而按我的结论,就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没有异常现象发生。所以,我说的“只有整体天体才具有重力场,而重力场是有范围的”,是合乎情理的。

3.引力场概念必须抛掉

只要承认在任何物体之间有所谓的引力,引力场概念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只要承认任何物体之间有引力作用,广义相对论也不成立,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也不成立。有“引力”的作用,就没有“场”的“作用”(属性问题),这是不相容的。然而,奇怪的是,多年来学术界竟可以同时运用之。爱因斯坦把把统一场论问题留给了后人,而后人又把此问题转化为四种相互作用力的怎样统一的问题。而通常的解决此不相容的办法是假设什么微粒子的传递,复杂了,麻烦了。靠假设的“东西”(不是某客观东西的抽象)建立的理论,不是理论。

4. 熵空间

有重力场的空间与无重力场的空间是我的理论的前提,是思维的出发点。但是,最好是用“负熵空间与熵空间”(不是狭义的熵)来理解此出发点。因为此空间具有物理意义。有了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有了熵空间与负熵空间,与其分别对应的原来的绝对空间、欧氏空间、平直时空与惯性系及原来的弯曲时空、非惯性系与引力场这些概念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离心分离机之所以有"分?quot;效应,也说明其试管在旋转的情况下,试管内部空间是负熵空间。而放在地球重力场内的静止的"试管"中也有此"分离"效应。

重力场可类比静电场,但又不是静电场。但有人把重力场(引力场)当作“电磁场”来看待,又弄出个什么“引力波”来,是没有客观事实根据的。

5.有关的若干问题

(1)什么绝对运动、相对运动、加速系、绝对时间、相对时间、平直时空、弯曲时空等等,统统撵回到纯运动学那里去;坐标系是描述用的;参考系是操作性问题,不是力学思考的前提问题。把参考系与坐标系也“撵”回到纯运动学那里去。物理就是研究物质的道理,抽象的空间、时间与运动的“本身”没有物理。去掉物体的抽象运动,是形式的问题。不能说空间有物理的属性,弯曲时空有“引力属性”是错误的。弯曲时空是不能证明存在与否的,因为是形式,是抽象的。物质的物理与其形式(空间时间与运动)是同一性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在操作上,有重力场的空间有确定的参照物,而没有重力场的空间就是熵空间。通过我的广义惯性运动定律的加速度a可以转换出其他的运动形式,如a=v2/r等,然后再运用什么坐标系与参考系来描述。绝对参考系问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如有绝对方向参考系,飞机上的“陀螺仪”就是例子。

(2)牛顿的惯性定律实际上包含两个涵义:物体在惯性运动状态时有“被动性”(无外力情况下),而在非惯性运动状态时(有外力的情况下)又有了要改变非惯性运动状态的主动性(能动性)。这才叫对立统一。然而人们只注意了“被动性”方面。

(3)自由落体运动(包括抛体运动),都是广义惯性运动。

(4)把物体的惯性问题与坐标系什么参考系结合起来,叫什么惯性系,这是把“关系”直接赋予了属性的逻辑错误。要把运动状态本身与为了描述运动状态的参考系问题分离开来。

(5)静止在空间中的卫星才可以用“引力定律”计算其“力”,但此力不是“引力”,是其卫星的广义惯性力,此广义惯性力的反作用力的外力应该是某一个阻止卫星下落的另一个实在“力”。宇宙中的天体运动都是广义惯性运动。而与其广义惯性力抗衡的外力,除了碰撞和爆炸等外力外,几乎没有恒定的其它外力与之进行“强”相互作用。所以,计算正在公转运动的行星“引力”是错误的。

(6)当我说“战斗机飞行员已经体验了等效原理的所有内涵”时,有人也许会问:战斗机是在地球的重力场内飞行的,重力场是大范围的ρ非均匀空间,而大范围的ρ均匀空间的等效原理的情况没有算在内,怎么能说战斗机飞行员已经体验了等效原理的所有内涵?回答是:因为地面的水平方向的空间也是ρ均匀空间,重力等势面是二维ρ均匀空间。

(7)像这样的提法:“一个观察者,当他的加速度计读数为零时,他不能辨别他是否在外层空间相对于恒星匀速运动,还是在地球重力场中自由降落因而相对于恒星作加速运动。”这是马赫哲学的提法。把恒星当作了“绝对参考系”。这是抽象的理论与具体问题分不开的错误,容易造成思维的混乱。

(8)之所以我说可能仅在恒星、大行星及部分的整体性的卫星周围存在重力场。也是考虑了重力场内的天体的广义惯性运动一般都是圆锥曲线运动,而拿不准星团、星系内的天体的运动是否是属于这样的运动,从而也拿不准其是否也具有重力场。但从星系内的星体的运动速度角度来看,不符合“引力”定律。因此,我倾向于星团和星系空间不是“重力场空间”的认识。它们仅是类似“流体力学旋涡效应”。接着,就不得不说星系内的真空空间不是“真空”。无论怎样的“真空”,在星系这样大空间范围内,仍然有“流体效应”。

所以,以“引力”为原因来描述天体起源过程,真是牵强附会的提法,而原始星云各粒子"小质量"之间不会达到足以吸引其它粒子的“能力”。在此方面问题上,笛卡儿的“旋涡理论”也许还有它的存在价值。

(9)当我们说产生重力场是整体天体的功能时,可用导电(直流电)螺线管产生磁场的类比来理解其不依赖中心“质量”的机制。而仅对于重力场本身,我们只要能够测量与描述它就够了。目前热核聚变控制问题是靠外因的控制方式,从整体科学的角度,最好是用系统自我控制方式才能解决。太阳就是自我控制方式的热核聚变,重力场的产生机制问题的解决,就与此相关。

(10)天狼星的视曲线的运动被解释为有密度非常大的伴星(白矮星)存在。掉过来的看法,则

是其伴星也许仅是一般类似地球密度的行星,因其公转运动与天狼星无“力”的关系,其视曲线运动需另外解释。

(11)没有发现距离很近,且体积与质量都相等的两个星体互相公转的现象存在。天文观测发现某恒星亮度周期变化,说明有不发光的星体公转,可以类似日食现象。但不能说明是同样的星体。在宇宙中发现的两棵很近的恒星,实际距离很大,并不互为公转。所以,只有一种质量很大的中心星体,而绕其公转的星体体积相对来说又很小的现象存在。这说明如果水星体积与太阳体积同样大,那么会造成内部压强梯度不均匀分布的情况出现,于是,不是被这压强不均匀性所撕裂,也会落到太阳上去。客观上,天体在起源与演化过程中,自然就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水星的体积与太阳体积一样大,则会碎裂,因为会造成其内部的ρ梯度值方向的不平行情况。所以,要保证在重力场内的天体公转的广义惯性运动状态,还有其自身线度及与中心整体天体距离的限制(因为重力场的ρ梯度分布是不均匀的)。星体产生重力场也有尺度的限制,超过了,就爆炸。小了,就不能形成。行星是重力场产生后,有火山不断爆发的阶段及吸收大量星体撞击阶段。

(12)当有人说“苹果自由下落运动是惯性运动”时,有人就反驳道:“重力是万有引力,惯性是运动状态。”这是目前普遍典型的错误认识。“重力是万有引力”的错误自不必说。而“惯性是运动状态”错误认识的实质是把“关系当作了属性”,同时,又是抛开了惯性的另一个在“关系”方面的体现——“力”。

(13)在我的理论里,只有“卡文迪斯实验”与之不相容(实际上与广义相对论也不相容),除了此实验,一切都顺理成章。在此,我完全有理由声明:“卡文迪斯实验”是个伪事实。是一个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伪事实。也许是卡文迪斯本人的测量误差造成的,也可能是卡文迪斯有意的在欺骗公众。这也许是科学历史上最大的“欺骗事件”。如果此实验出现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还有余地承认它。可是,此实验是发生在万有引力被发现之后,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就有理由否定它了。

(14)有人说:1.新理论必须比现有的理论能解释更多的观察事实;2.新理论必须能够推出现有理论全部成功的结论;3.新理论建立的基础必须比现有的理论的基础更深刻、更基本。又有人说,一个好的理论,至少满足三个条件:1.与实验事实符合;2.能解释现有现象;3.能预测新的现象。

范文七:探索与争鸣话语文章 投稿:雷苈苉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路径选择

潘晴雯

[内容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亟待转换,直接动因是基于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突破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束缚,走向多元

,同时还应关注日常生活世界,提倡一种对话式的话语方式。

[关键词]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转换 路径选择 对话

[作者]潘晴雯,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210096)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实施的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完成的必要手段,也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厘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征,把握转向维度,选择推进的路径,对于加强和创新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必要。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基本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通过一定方式表达出来的指向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话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一元性和多层次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既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元性,同时也具有非意识形态的多层次性。“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是指它的政治性、阶级性,也就是说它明确地属于一个阶级,并为这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其作用在于维护一个特定社会的统治阶级的统治。”[1]从学科的政治属性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主义为核心价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从整体上传播思想政治理论,体现意识形态的全面整体性。意识形态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属性,这也从根本上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属性。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开放,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主体的多元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过去的单一的政治话语、文件话语、权力话语的定位中超越出来,其非单一意识形态的一面凸现出来。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张扬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还应该反映不同层面的文化利益与需求,推动和服务每个个体的自我发展。

2、实践性和理论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实践紧密相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来自日常生活实践,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日常生活及利益、需求相契合,具有相应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表达要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对信息认识、理解的程度相契合。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本身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其话语方式反应了一定阶级对于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理论认识,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深度。

3、规定性和强制性

在传统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强制性,它是一种建立在不平等条件下的教育、交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是灌输式教育,根本特征就是控制性。灌输式教育是以教育者为中心,将受教育者置于被动学习地位,重单向灌输、轻平等交流的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者往往通过价值预设,肯定某些道德价值,否定另一些道德价值,使一定的道德规则和理性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的“思想品德”,因此,思想政治话语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和强制性。

上述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征认知和把握,是在传统语境下进行的。当下多元、开放的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亟需转换。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维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向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是基于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介质、载体或符号,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度和信度的有效工具;二是基于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转换迫在眉睫,具体说有三个方面的维度。

1、全球化和网络化背景下的转换维度

中国高校的发展面临着特殊、显著的外在宏观环境特征与境遇: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全球化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层面,深刻改变着传统社会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精神气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可避免地遭遇全球化话语的接触、交流和渗透,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获取更多、更加丰富的话语资源拓宽了空间。全球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它前所未有地带来了西方异质文化价值观念,促成中西话语的冲突与交融,也前所未有地带来了话语背后蕴含的中西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碰撞。

而在当代中国,与全球化相呼应的则是网络的兴起,网络话语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重要补充,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拓展的需要。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使得网络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电子邮件、BBS、OICQ、网络论坛、网络电视等现代交往模式日益普及化,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话语交往模式。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向网络世界、 虚拟世界拓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网络的出现,赋予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一的大学生独立意识、民主意识和自我意识,强化了学生的话语权和主体意识,消解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以教师权威为中心的观点,有利于形成另外一种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体系,即树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平等对话观念、深入学生的生活世界,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观念、平等观念和公正观念。

2、破解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难题的维度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从对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诸方面变化的描述连续使用四个“深刻”,以极强的冲击力勾画出高校所面对的“空前的社会变革”。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不仅体现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更体现在文化

思想领域。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事实上已经被打破,不仅如此,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受到来自传统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的侵蚀和压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抵牾和分野,往往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因为缺乏有效的针对性,而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显然,这种情况也影响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弥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大众日常生活话语之间的缝隙,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者面前的难题。

此外,迅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同样为高校提供了许多新现象、新课题。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以及“非学校中心”的文化传递模式的逐渐形成,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予以关注的历史语境。高等教育国际化、普及化发展趋势打破了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人文环境。而现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模式仍然基本承袭传统的灌输和强制模式,这种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特有模式和语境,在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存在着话语系统不兼容,信息输入输出系统不对称的问题,从而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社会变迁速率的加快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提出了时代性的课题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话语的建构将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教育的话语效度。

3、话语范式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维度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使用语言进行交往,运用话语提升教育效果的特性。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关注和调整学科的语汇,构建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新”话语体系。这种转换与建构将作为一种思维视野、管理教育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给思想政治教育者带来一种全新的诠释和一种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用话语分析方法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话语,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路径,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范式,必将会给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学科引入现代元素和新的工具,加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进程。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路径选择

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新问题上,我们并不是要彻底放弃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而是要在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深入研究和继承的基础上,在现代人文精神的指引下,融入更多的公民社会的理念,实现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改造和发展。

1、努力构建多元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结构

意识形态性固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本质属性,但除此之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还具有非阶级性、社会性的一面,担负着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影响,提高受教育者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使受教育者形成一定有利于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整个社会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进步的任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全新的语境,这是一个崇尚观念和价值多元的新环境,不仅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文化水平、心智水平、价值理念不一样,而且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保持其话语空间的宽容性和自由性,承认教育对象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并在求同的过程中尊重这种差异性,充分尊重个人话语的意义和价值,不让权势话语淹没了个体性的表达。

这是因为,“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存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才有可能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2](p.64)。显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只有多元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话语结构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要求。突破意识形态一元话语的制约,在多个层次和向度上构建多元话语结构将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必然选择。

2、更加契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实生态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功能的过度放大,抽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内涵,使其日益呈现出粗暴化、简单化的工具主义倾向。或者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将一些不切实际的标准强加给普通人,要求普通人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或者将本来内容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简化为一套格式化、统一化、毫无生命力的符号,以教化方式强制灌输给受众。其结果往往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所运行的话语系统,既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更新,也没有与受教育者个体的生活世界产生联系;既非内在于受教育者个体生命的需要,也非源自个体生活经验的渴求。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世界脱节的不良倾向,与个体需求脱节,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要想获得它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就必须建立起与生活世界的联系。这就意味着:其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不能仅仅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还要从张扬人在生活世界中的主体性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从过去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开来,真正回到个体生活世界,关心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关的尊严、自由、平等、幸福、多元等现代公民社会理念。思想政治教育应首先是立人的教育,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的重建,尊重人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其次才会考虑政治的需要。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应真正尊重生活的丰富性,尊重个体的生命体验,承认人性的复杂和多元,同时善于从鲜活生动的、富有生命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提炼出真正能够烛照人性,提升人的境界的元素。思想政治教育应将个体的日常生活作为价值起点,重视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建构。[3](p.256)其三,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沉沦和妥协,而应该是一种建基在对日常生活世界有深刻了解、理性反思基础上的有条件的超越。这是因为,“人之为人而不是神在于他现实地生存于一个生活世界之中;同样,人之为人而不是动物在于他不仅仅感性地生存于生活世界之中,他内在而且必然地包含着一种理性的超越和自我反观” [4]。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的理性精神、反思精神和超越精神。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即既要对生活世界保持谦恭的态度,尊重生活世界的生命体验,又要穿越生活世界的迷雾,对生活世界保持一种审慎的反思态度,一种有所超越的理性态度。

3、坚持平等对话互动交流的话语方式

权威独白式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最典型的特征是命令式的祁使句,诸如应该、一定、保证、必须等等。[5]在这种权力话语教育方式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明显是不对等的关系。教育者占据了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似乎

先天是真理的掌握者,他所做的唯一的工作便是原封不动地将真理和政治命令拷贝到受教育者的头脑中。而为了达到目的,施教者用命令式的话语方式去强调传授内容的权威性和不容置疑性。在这种不对等的状态下,受教育者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更不用说质疑和辩驳了。然而,操持这种独白式的话语方式的教育主体,往往因为无视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和主观能动性,其所传授内容并不能得到受教育者的认同甚至拒斥,而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更重要的是,这种话语方式无疑是与平等、自由、尊重差异的现代人文理念背道而驰的。

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必须实现话语方式的更新,倡导一种对话、启发式的话语方式。这种方式显然有别于说教式的独白话语方式。首先,它意味着对话者持一种积极的、真诚的沟通态度。教育者不再是一个控制者、支配者,更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而是一个真诚的对话者,他积极地参与和介入到讨论中,对话双方之间是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讨论的话题内容,不再是不容置疑的、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在讨论过程中,讨论双方的语言应真正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个体生命体验,而不是局限于冰冷的文件和政策的机械解读。最后,它还意味着,对话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应是真正实现与它者的心灵沟通,真正建立起一种消除了各种矛盾和对立之后建立起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平等、真诚、信任、尊重、民主、自由的交往关系。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过去的僵化的、封闭的意识形态一元化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真正回到多元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真正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建构平等、真诚、民主的对话样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时代性转换

[本文系2009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09SJB88012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2]石书臣.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j].探索,2003(3). [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张秀琴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7.

[3]杨建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高秉江.生活世界与生存主体[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4).

[5]吴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应当体现人文关怀[j].求实,2008(7).

范文八:探索与争鸣学生“直升”弊端多 投稿:邵瑞瑟

作者:李佩莹严昌英陆曙东

中小学管理 1997年08期

  学生“直升”,是指中小学严格控制留级或干脆不准留级,使学生基本都升级或全部升级的做法,这种做法不能适应和促进差生身心的发展,因为:

  “直升”违反了教学原则

  1.违反了循序渐进原则。应该留级的孩子,往往对第七册、第八册学得很差,如同未学,考试只能得二三十分,可却要他去学第九册,这不是由深到深、由难到难、由繁到繁了吗?

  2.违反了启发性原则。“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讲的都是在已知一点的情况下类推其它。可由于拔苗助长而升级的学生水平太低,往往一无所知,所以,“启而不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3.违反了因材施教原则。该留级而未让留级的学生,比其他学生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年级。将这两部分学生编在一个年级学习,给因材施教平添了巨大困难。

  “直升”扼杀了未来的人才

  该留级而不让留级的,几乎都被当成了不堪造就的“二等”学生。作业做不出就抄,抄不出就不交,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过问,放任自流。这种学生将来果真是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吗?不一定。历史上,这种学生中有些甚至还是大器晚成的高级人才。科学界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小时候被当成“傻瓜”的并不鲜见。费雷德·J·爱波斯坦是美国纽约大学医疗中心儿童神经外科主任,世界第一流脑外科权威。谁能想到,他曾是“智障者”。他回忆说,小学上到二年级时,甚至理解2+2也有困难;上十年级时,还不得不在一所专门为学习困难孩子办的私立中学就读。像他这类学生,早期的成绩往往很差,不能跟班。如果让他们留级,就给了他们一个消化吸收,奋起直追的宝贵时间;如果硬要使他们“直升”,那就毁坏了他们的一生!而另有一些青少年儿童不能升级,并非因为身心发展起始得迟,也不是因为发展曲线高峰来得晚,而是因为贪玩,或者是因为家庭环境恶化,比如亲人死亡。让这些学生留级,对贪玩的来说,是一次改正的机会;对家庭环境恶化的来说,是一种道义上的补救。

  “直升”产生了德育“次品”

  通过对青少年犯罪者的调查,我们发现他们中有80%的人在校成绩都很差。差的主要根源便是“直升”。差生为什么容易成为德育上的“次品”?这得从思想品德的“知、情、意、行”四要素谈起。

  知,指人们对道德准则及其意义的认识。“差生”因为“厌学”,所以在如何正确理解是非、善恶、美丑方面,即使老师去掰开揉碎地讲,他们也是听不进去的。

  情,指道德感情,是人们对一定道德的内心体验。由于“差生”考分低,把班级的平均分数往下拉,非但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同情,而且还受到憎恨和嘲笑。所以,“直升”的“差生”对道德准则无论是具体的情感体验(如同情、赞美、憎恶),还是较高层次的情感体验(如荣誉感、责任感、义务感),同其他同学对比,都要大打折扣。

  意,指道德意志,它是自觉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坚持不懈的心理品质。“直升”的学生因为掉队的距离太大,即使努力几个月、几个学期也很难赶上大队伍。长期的努力,长期的失败,只能使他们丧失自信,畏惧困难,降低争取胜利的勇气。

  行,指在一定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支配下有目的的行为表现。“直升”的学生由于没有正确的道德认识,没有正义的道德情感,当然容易成为德育“次品”。

  坚持“直升”的同志对留级颇有反对的理由:“本来三年就可以初中毕业的,你却让他读四年,不是浪费了么?”这实际上是因果颠倒,因为造成浪费的不是留级,而是“直升”。前例表明,学生留了级,可以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进,基本上都能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习任务。而“直升”的,基本上都不能完成学习任务。用四年时间保证了质量,用三年时间却造成了“次品”,哪一个是浪费?教育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真理;而教育政策是人们主观意识的产物。正确的教育政策应当符合教育的客观规律。目前,市场上打击“假冒伪劣”的呼声很高,那种为了达到规定的“合格率”而把只能读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直升”到初中二年级去的行为,是不是也是一种“假冒”?为了救救身心发展差的学生,使他们成人、成才,而不是报“废”、犯“罪”,让“直升”永远“安息”吧!

作者介绍:李佩莹 严昌英 陆曙东 江苏射阳县

范文九:陈序经和梁漱溟有关宪政的争论片议(探索与争鸣) 投稿:孔贃贄

陈序经和梁漱溟宪政争论片议

——读张世保博士《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后、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刘 东 超

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陈序经以力挺“全盘西化”论著称。人们对他的了解也往往仅和“全盘西化”这四个字联系起来,实际上他是一个知识相当广博、成果极为丰富的学者。张世保博士《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对于他的学术成果进行了论列。在文化学方面,他的论著有《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文化论丛》20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的《文化学概观》是其中的4册)以及发表在《岭南学报》上的《东西文化观》和《南北文化观》等文章;在政治学方面,他的论著有英文版的博士论文《现代主权论》和《宪政、选举与东西文化——评梁漱溟的“预告选灾,追论宪政治”》等多篇论文;在社会学方面,他的论著有《乡村建设运动》(大东书局1946年版)、《疍民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及一些论文和调查报告;在教育学方面,他发表有《论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论留学》、《论师范教育》、《教育的中国化与现代化》等大量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基本收入他的《大学教育论文集》;在历史学方面,他著有《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其中包括八种著作:《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掸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南海古史初述》,他还著有《匈奴史稿》、《泐史漫笔》、《暹罗与中国》及一些论文。以上我们仅根据对其论著的简单罗列来彰显其成果之丰,实际上在以上每个领域他的学术成就都相当可观,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设想,在以上五个领域中,即使在一个方面取得如此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而陈氏能在五个领域获取如此的成就,足见其用功之勤奋、视野之开阔、学识之广博。不过,在张世保博士看来,以上五个方面在陈氏的学术世界中并非平等并列,而是有着轻重高低之别。他认为,比较起来,陈序经的政治学研究是最为重要的,其“政治哲学思想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只有对其政治哲学加以研究,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地理解他的文化思想、教育思想以及社会学思想,他所极力主张的全盘西化论也才能获得较为确切的理解。”在此,笔者不想过多讨论陈氏学术中哪一个方面最为重要,因为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观察尺度自然会得出不同的主次轻重的判断,而每个学者的观察视角和观察尺度虽然有其道理,但也并不必然能够排斥掉其他视角和尺度的价值和理由。但是,我同意张博士关于目前学术界对于陈序经政治思想较为忽略因而研究不够的认定,也同意张博士肯定陈序经政治思想可以为中国未来政治思想提供有用资源的判断。也正因此,我觉得张博士《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有着可观的学术价值,是对二十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一处空白的填补。

不过,坦率地说,在阅读张博士这部著作时有的地方略感浅显和粗疏,这大约和他写作时间的仓促及精力分散(写作时他还有较多的异地教学任务)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仍然能在这部著作中读到许多有趣和需要深思的地方,仍然能发现作者把握问题的准确和独到之处。在此,我想就书中着墨较多的陈序经和梁漱溟有关宪政的争论为例来说明一下,同时略作引申和探讨。

如学界所周知,中国的宪政问题和宪政运动早在晚清就出现了,而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明确将中国革命设想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他的宪政思想为抗日时期出现的新宪政[1]

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一运动的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及西南实力派(龙云、刘文辉等人)甚至还涉及到孙科等国民党要员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在中国实行宪政的民主运动。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时期,引发了各阶层、各类人士的多种参与和讨论。有趣的是,曾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重要领导人的梁漱溟在1947年的时候却对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宪政提出了一些置疑,这当然与当时的时局和他个人的心理状况(调停国共和谈失败)及其文化主义思想倾向有关。而他的这种观点受到自由主义者陈序经等人的批评也是自然的。

这年9月,梁氏在著名的《观察》杂志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对于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宪政民主明确地表示忧虑。其主要的理由如下:第一,他认为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必定引发吴稚晖所谓的“选灾”。这种“选灾”是“古所未有,比什么都重大底灾祸。”其结果是:“打架斗殴,有形之灾亦既惨矣;社会风纪乡里人情之无形破坏,尤遗祸无穷„„它除了丑恶,还是丑恶,别无所有。”(《预告选灾,追论宪政》,载《观察》第3卷第4期)。第二,他认为当时民众现状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只能导致恶劣的结果。他认为当时的老百姓“无钱、无势、无知、无胆、无空间、无兴趣”,那么在选举中自然无从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思想。“其结果,当然只是对成势力的那些新旧恶势力之一度取得民选美名,更加他们一层合法保障而已。”(同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必须让民主和宪政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引申发挥出来,才能适应现实的形势,仅仅袭取外国制度肯定不能在中国取得成功。这种观点用他自己的一篇文章来表述就是:“政治的根本在文化”(载《大公报》1947年1月1日)。

对于他的这些说法,陈序经逐一予以批驳。第一,陈氏认为,“选灾”是中国实行宪政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在西方国家也曾经付出过。“选灾”充其量不过是宪政民主的一种流弊,不能因为流弊的存在就因噎废食地放弃宪政本身。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流弊可以通过改进选举工作逐渐克服。第二,他不同意梁氏根据民众的现实状态质疑宪政民主的说法。这一是因为从权力的角度来看,除非中国百姓甘愿永远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否则,他们应该能够借助形势的改变来实行宪政,获得选举的权力。二是因为从过程的角度来看,民主宪政的实行可以使百姓逐渐变得“有钱、有势、有知、有胆、有空间、有兴趣”。也就是说,民主宪政是百姓生活状态改变、好转的推动力量。反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百姓永远不可能改变无权力、受奴役的悲惨状态。西方国家在宪政民主机制下改善百姓生活状态的历史应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民主和宪政,当然无法从中引申和发挥出来。他指出,连梁漱溟本人都承认中国文化中没有权利自由的观念,那么,从哪里引申和发挥呢?

站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回看当年的这场争论,从理论层面着眼,在大的方面陈序经无疑是正确的:从一个旧式的专制国家转变为宪政国家当然要付出许多代价,包括选举过程的各种流弊根本无法全部避免。即使在今天的欧美国家“选灾”还是存在。至于象台湾这种地方的“选灾”就更是变本加厉、不知伊于胡底了。再有,由于担心民众素质低下或选举结果恶劣而怀疑宪政民主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涉及到现代社会对人民基本政治法律权利保障的问题。而宪政民主的实行本身也可以极大地改善民众的素质和福祉,这已经为人类近现代历史所证明。还有,在宪政之下即使选举结果再恶劣一般也比专制独裁的结果好得多,而且,即使一次出现恶劣的选举结果,宪政民主和选举本身也可以在下一次矫正,专制独裁体制则

不具有这种矫正机制。这本也是现代政治理论中的常识了。最后,现代民主宪政虽然不能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一点影子,但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甚低的生产力水平和狭窄的社会空间使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宪政文化及民主制度之间存在本质的、深层的区别,中国社会与现代宪政民主制度长期以来的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至今还存在)就与此有关。因此,试图象梁漱溟所说的那样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引申发挥出宪政民主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梁氏当年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就没有思考的和必要和价值了。第一,他提出在一个国家实行宪政时应该充分关注文化资源问题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在今天没有必要象他那样将文化环境或资源理解成对于宪政体制运行具有决定作用。此处的关键问题在于,一种政治制度(宪政民主也包括在内)的推行应该注意社会中文化因素对它的推进和阻碍作用,其中既包括传统文化因素,也包括现实文化因素。对于社会文化中积极的促进因素应该使其发扬光大,对于其中消极的阻碍因素应该设法使之消弭或舒缓其作用。宪政民主的展开当然也有个借助文化动力和消除文化阻力的问题。但须注意的是,对于政治运作来说,现实文化因素远比传统文化因素重要。梁氏过于看重后者而忽略前者,这和他个人的知识背景是有联系的。第二,梁氏当年担心宪政民主会导致各种恶势力借助选举而合法化其权势。这当然不应该成为阻碍宪政民主实行的理由,但这种情况总会或多或少地在各种选举中冒出来。甚至到了今天,我国基层民主选举中都出现过黑恶势力操控的现象,而这些地方的百姓有时还会处于无钱、无胆、无知(没有法律知识)、无空间(社会活动空间)、无兴趣的地位。结果常常是权力被黑恶势力通过这样的“选举”得到并被用来剥夺、压迫百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氏当年的担心确也并不无所见,从中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宪政和法制建设的艰难和复杂。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张博士书中对于陈、梁二氏讨论的评论上去。在我看来,他对陈序经观点的肯定是到位的,引用郭叔壬、胡适之、马相伯、萧公权等的话来支持陈氏观点也有力度。但是,他对梁漱溟观点的评说有些缺陷,他仅注意到其中的错误而没有注意到“筛”去极端、错谬、偏颇之后的深刻之处、难得之点,应该说是不太周全的。不过从整体上来说,张博士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重提当年的这这段学术公案,揭示了前贤为追求中国法制现代化而付出的艰辛探索和走过的曲折历程,也为我们在今天思考宪政民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知识资源。

参考文献:

[1] 张世保.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

作 者 简 介

刘东超,1969年生,河北吴桥人,男,汉族,哲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思想,目前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已发表文章六十余篇,出版专著《生命的层级——冯友兰人生境界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中国当代官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5月)、《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批判》(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月1月)及《中国当代儒学批判》(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并主编有《儒学与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

联系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86号院3号楼510室(100037)

电话:(010)68417502

手机;13521255021

邮箱:uu32000@yahoo.com.cn

内容摘要 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等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实行宪政的政治条件下,作为民主力量重要参与者之一的梁漱溟却发表文章置疑在中国实行宪政,为此陈序经对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批评。这场争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陈序经 梁漱溟 宪政 争论

范文十:战争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探索与争鸣 投稿:潘斲斳

近年来,网络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为应对网络威胁,国际上关于制定网络安全规则的呼声和提议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其中,现有战争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问题便是当前国际讨论的热点之一。   网络活动性质各异,   网络战存在与否仍存争议   一、网络活动性质各异   网络活动种类繁多,但其性质却有很大不同,人们对网络活动、网络威胁和网络安全的认识也存在差别。例如,有人认为,网络威胁可以分为网络侵入、有组织犯罪、意识形态和政治极端主义、国家发起的网络侵略等四个层次;也有人认为,网络攻击包括黑客行为、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特洛伊木马等;还有人认为,网络攻击包括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战、网络犯罪、网络间谍等四种类型,其中,虽然恐怖主义组织在网上也有其存在形式,但真正的网络恐怖主义仍十分罕见,真正的网络战争也从未发生过。相反,最紧迫的问题是网络犯罪和网络间谍。鉴于网络活动复杂多变,网络威胁广泛存在,制定应对网络威胁、维护网络安全的规则势在必行。   网络战作为网络威胁和网络攻击的极端表现形式,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实际上,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国际上关于网络战的讨论和声音就不绝于耳,各国竞相争夺“制网权”。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网络工具都大显身手。许多国家近年来更是采取各种措施,纷纷出台网络政策,制定网络战略,建立网络司令部,加强网络建军,“网络战”似乎一触即发。近年发生的一些网络攻击事件进一步为网络战的到来提供了佐证,2007年爱沙尼亚受到的网络攻击和2010年发现的“震网”蠕虫病毒便被视为网络战的最新案例。前者被爱沙尼亚国防部长称为“没有被注意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西方网络战专家更是将其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网络战。“震网”病毒虽未能摧毁伊朗核设施,但致使伊朗约20%的离心机就此报废,从而大大延迟了伊朗核计划。“震网”病毒的出现标志着又一种网络武器的诞生,网络战也进入了新阶段。   二、网络战存在与否仍存争议   人们对战争的定义与理解不同,对网络战的认识也有差异。总体而言,目前对网络战的存在与否尚无共识,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存在网络战,已经发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存在网络战,尚未发生。早在1993年,美国兰德公司的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和戴维·朗菲尔德(David Ronfeldt)就宣称,“网络战来啦!”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三世(William Lynn Ⅲ)2010年写道,“尽管网络空间是一个人造领域”,但对军事行动来说,它已变得“和陆、海、空、天一样重要”。白宫的前网络“沙皇”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认为,网络战使“9·11”事件都显得相形见绌,并敦促采取大量措施,“以便现在就开始防止网络战的灾难”。2011年2月,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更是发出警告,“下一个珍珠港很可能是一场网络攻击”。当然,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网络狂躁症”,是对网络攻击的过度反应。   与此“狂躁症”不同,伦敦国王学院的托马斯·里德(Thomas Rid)则认为,尽管有许多网络攻击发生,但网络战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一种进攻性行为必须满足某些条件才能构成战争行为。按照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战争必须具备暴力性、工具性、政治性三个特点。或者说,任何战争行为都必须具有潜在的致命性、工具性和政治性。但是,在已经发生的网络攻击中,无论是较小或重大的网络攻击,尚无一起满足这些条件,也就不能构成战争行为。相反,所有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性网络攻击都可以归为三种较为复杂的活动形式,即颠覆(subversion)、间谍(espionage)、破坏(sabotage),而它们与战争一样古老。   界定“网络战”   需要考虑的几个维度   在对网络战概念尚无共识的情况下,厘清网络战的几个维度对准确界定和理解网络战将大有裨益,如攻击者和攻击目标、目的以及后果等。   一、攻击者和攻击目标   简单地说,攻击者可以分为个人、团体、国家三个层次的行为体。如果对之进行搭配,便可以结成不同的对子:个人←→个人、个人←→团体、个人←→国家、团体←→团体、团体←→国家、国家←→国家。就上述各个对子之间的搭配而言,只有国家←→国家之间的攻击才能被称为战争行为,而另外五个对子之间的攻击则很难被称为战争行为。当然,如果个人和团体得到国家的授意、授权或指使,也可以构成战争行为。然而,由于网络空间自身的特性,难以对网络攻击进行溯源,因此,也就很难确定攻击者,很难判定网络战的存在与否。   就攻击目标而言,通常包括计算机操作系统及软硬件;个人信息、商业机密、知识产权等软资源和计算机信息;银行、航空、交通、水利、大坝、电站等关键基础设施。这些目标可能属于个人、团体或国家的资产,所处的层次不同,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仅凭某个单一要素/维度很难确定网络战的存在与否。这也是从攻击者和攻击目标的角度界定网络战时所面临的难题。   二、网络攻击的目的和后果   与网络活动的种类一样,网络攻击的目的也是五花八门。有些完全是出于攻击者个人的兴趣和好奇心,或者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计算机才华和才能,早期的“黑客”大都如此。有些是为了获取商业机密,谋取经济利益,甚至进行网络诈骗。有些是为了进行破坏活动,包括破坏和删除目标计算机的信息,破坏或瘫痪计算机的软件和操作系统,破坏计算机硬件或信息基础设施,等等。当然,还有些网络攻击是为了进行网络战,包括有限的和无限的网络战。   与此相应,不同目的的网络攻击,也会造成不同的后果。这些可能的后果包括:个人和商业信息的丢失,知识产权的被窃,计算机软硬件及操作系统的破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摧毁,甚至是人员的伤亡,等等。除人员伤亡外,其余的后果在现实世界中都有发生,但它们却很难被视为构成网络战的要件。即使发生了人员伤亡的情况,还需要区分是直接伤亡,还是间接伤亡。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对网络战发生与否、存在与否的判断。   简言之,在分析和判断网络事件的性质时,应综合考虑各种要素,客观分析具体情况,包括网络攻击的主体、客体、目的以及可能的后果等,不应夸大或罔顾事实,避免把所有网络攻击一概归为战争行为,陷入网络战的简单化逻辑。   网络战的规范与战争法   一、如何规范网络空间冲突与战争   对网络战进行规范,无外乎两种办法:一是制定新的国际法规则,签订新的国际条约,如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提出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二是调整现有国际法规范,使之适用于网络空间和网络战,这得到了美国和北约等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2011年9月12日,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请其把《准则》作为第66届联大的正式文件散发,呼吁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讨论该文件,以尽早就涉及信息和网络空间的国际准则达成共识,规范国家行为。这是国际社会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有关信息和网络安全国际准则的文件。然而,“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很大程度上”对该《准则》草案“置之不理”。最近,卡特政府时期的高级顾问阿米塔伊·艾次奥尼(Amitai Etzioni)表示,“如果不知道是哪些国家提交了该提案,那么就会很容易地认为,该提案95%的内容是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起草的”。这充分说明了《准则》的普遍意义。   与此相反,美国、北约等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认为,现有国际法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无需另立新法。2012年9月,美国国务院韩裔法律顾问高洪柱(Harold Hongju Koh)在美国网络司令部的部门间法律会议上正式表达了这种立场。同月,北约在历时三年的研究之后,也发布了《关于国际法适用于网络战的塔林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在编撰过程中,《手册》汇集了北约国家在国际法、国际关系、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几十位专家,成员国政府也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参与有关讨论。《手册》提出了适用于网络战的95条规则,涉及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权利与责任、武力的使用等内容,并配有对每条规则的评论,反映了《手册》制定过程中的有关讨论、共识及分歧。作为一部指导手册,内容非常全面。当然,北约也表示《手册》并不代表其官方观点,而是各位专家的个人观点。在人们对网络战的存在与否仍然存在分歧的情况下,美国不仅明确认为现有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北约更是编撰了详细的指导手册,在规范网络战方面走得可谓相当超前。   二、战争法的双重目的   除《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51条)等规范武力使用合法性的规则之外,专门用于规范战争行为的国际法律规范还包括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1]亦即通常所谓的战争法,也被称为武装冲突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IHL)。就网络空间而言,除制定专门用于网络战的国际规则外,便是要讨论战争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可能性。然而,这方面的许多讨论往往忽视了战争法的初始目的。   无论是制定关于网络战的新规则,还是把现有国际规范用于网络战,都不能忘记战争法的最初目的:一是保护那些没有或不再参加战斗的人(如平民、军队中的医务和宗教人员)以及那些已经停止参加战斗的人(如受伤、遇船难和生病的战斗员以及俘虏);二是限制作战手段(特别是武器)和作战方法(如军事战术),进而减轻武装冲突的影响。战争法禁止使用可导致下列后果的所有作战手段和方法:无法区分参战人员和未参战人员(如平民),其目的是保护平民居民、平民个人和平民财产;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对环境造成严重或长期的损害。明确战争法的目的可以使有关讨论更加聚焦、集中,增强其针对性和目的性,进而提升其适用性和有效性。   战争法基本原则在   网络空间的适用性及其困境   从战争法的双重目的来看,应当肯定战争法也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即在网络战中保护非战斗人员以及限制网络武器。然而,把战争法基本原则用于网络空间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在具体运用战争法的基本原则时,便会出现许多难题。   一、网络战的门槛与合法自卫原则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然而,在网络空间,什么样的网络攻击才算“使用武力”和“武装攻击”呢?这涉及到网络战的门槛问题,亦即什么样的网络攻击才算网络战。由于大部分恶意网络活动并非网络战,而是网络犯罪和网络间谍行为,因此,网络战的门槛应该高设,而非低设。否则,不仅会在概念上陷入混乱,致使各国应接不暇,在国际法的应用上也会陷入混乱。《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然而,在网络空间进行自卫需要哪些条件?可以使用哪些手段进行自卫?能否使用常规武器进行报复?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明确。而且,由于网络攻击具有匿名性、非对称性、即时性、突发性等特点,往往被视为弱者的武器,宣战原则要用于网络空间并非易事。否则,若进行宣战,网络攻击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二、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   根据战争法的区分原则,即使是网络攻击,原则上也应该只针对军用网络,应区分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民用设施与军用设施、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平民与武装部队。然而,在今天的网络世界中,要进行这种区分并不容易,因为网络基础设施往往大都是军民“两用”,不可能完全隔离开来。而且,攻击目标一旦确定,军人和平民都可以发起攻击,难以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原则要求军事行动造成的连带损害不能超过这种行动所可能带来的直接、具体的军事好处。在网络空间,虽然可以进行“精确定位”式的网络攻击,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害,评估网络攻击所可能带来的好处也尚属可能,但要限制网络攻击可能造成的连带损失则相当困难,因为这种连带影响可能涉及多个维度和层次,包括军事、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造成的后果往往难以估量。因此,作为一般性的战争法原则,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在网络攻击中应得到遵守,但在实际应用中将遇到不少难题。   三、中立原则和中立国的利益   国际法保护中立国的合法权益,在网络空间中亦不例外。如前所述,网络攻击的形式多种多样,而网络溯源却十分困难。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等类型的网络攻击需要动用大量的计算机参与其中,致使许多计算机网络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成为他者用来实施网络攻击的“僵尸”网络。在网络战中,中立国的网络系统和资源也很容易被交战一方用来攻击另一方,而中立国却“浑然不知”。因此,一方面,中立国很容易成为网络攻击的“替罪羊”,而真正的攻击者却逍遥法外;另一方面,鉴于难以网络溯源的现实,在网络战中保护中立国的权益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中立原则用于网络空间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四、网络主权原则   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基石和基本原则。无论是2010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白皮书以及前述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还是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2003年12月的《日内瓦原则宣言》以及2005年的《突尼斯议程》,都承认一国的网络主权。前述高洪柱在演讲中也认为,在网络空间开展活动的国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主权,包括在非武装冲突的背景下也是如此。他指出,支持互联网和网络活动的物理基础设施通常位于主权领土范围内,受所属领土国家的管辖;由于网络空间相互联系和兼容的性质,针对一国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行动可能在另一国产生影响;一国无论何时考虑在网络空间进行活动,都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主权。北约的《塔林手册》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对网络空间本身宣称拥有主权,各国可以对其领土内的任何网络基础设施及与其相关的活动行使主权,包括在其领土上从事网络活动的人员、位于其领土内的网络基础设施以及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治外法权”。简言之,网络主权原则包括对一国领土内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个人和团体及其网络活动的管辖权,以及互联网公共政策的制定权等几个方面。网络主权原则使各国在网络空间处于同等地位,有利于各国维护自身网络安全与利益。理论上,各国在网络主权问题上应该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中,对网络主权内涵和内容的解读却可能存在差异。   五、战争法适用于网络战的情况   作为一个新领域,网络空间还存在着许多未知数,战争法应用于网络战时也面临着诸多难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法就不能适用于网络空间,也不意味着人们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无动于衷,毫不作为。相反,为避免后见之明,我们应积极探索战争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而不是经过历史上的那种残酷战争之后才制定相关准则和行为规范。就此而言,除讨论战争法的哪些基本原则能够适用于网络空间之外,还应积极探索到底在哪些情况下战争法能够适用于网络空间。   在当前的诸多讨论中,似乎正逐渐出现一些共识:一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战争法是适用的;二是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战争法也适用。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网络战只是整体战争的一部分,网络也只是可资利用的战争工具和手段之一,战争法自然适用。而当前讨论较多的重大人员伤亡主要是指发生“网络珍珠港”、“网络9·11”那样的重大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然而,到底什么样的人员伤亡才能称为重大伤亡,还需要更加深入的讨论。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欧洲研究部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   [1] 四公约是指《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一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二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三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附加议定书包括第一附加议定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1977年6月8日订立)、第二附加议定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1977年6月8日订立)、第三附加议定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采用新增标志性徽章的附加议定书》(2005年12月8日订立)。

字典词典愚公移山精神的内涵愚公移山精神的内涵【范文精选】愚公移山精神的内涵【专家解析】陆游唐婉钗头凤赏析陆游唐婉钗头凤赏析【范文精选】陆游唐婉钗头凤赏析【专家解析】医院转正申请书范文医院转正申请书范文【范文精选】医院转正申请书范文【专家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