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论_范文大全

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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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论

范文一:我国公共收支验证瓦格纳法则和收入增长引致论 投稿:侯墍墎

建国以后我过公共财政支出呈快速增长趋势,用下面一组数据和图形进行说明:

在上述数据和图形中可以发现,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不断上升,且上升的速度也快。其主要原因有,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工业和经济不断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呈狂飙式发展,需要更多的法律和制度体系进行规范。并且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更加突出,市场自身不能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政府需要进行干预,促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政府需要更多人员进行管理,导致政府为此增加支出。另外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需要更多的资源进行合理协调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导致公共支出呈加速上升趋势,这里符合瓦格纳法则。

瓦格纳法则既: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将会提高,这就是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 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在上表和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87年到1996年公共支出占GNP的比重并不符合瓦格纳法则,从1997年至今公共支出占GNP的比重是符合瓦格纳法则的。之所以在1978年到1996年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是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以至于很大程度上超出特定的比例。从而另外于瓦格纳法则。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财政支出不断上升,政府总是喜欢多支出,纳税人希望能够少纳税,这就会形成一个平衡,但在战争时期或是突发公共事件期间,公共支出上升的压力骤然增大,政府被迫提高税率,而公众在危急时期也会接受提高了的税率。

在图中:在和平时期,财政支出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这时的增长是直线型的;在战争时期,财政支出呈跳跃性增长态势,这时,由于战争支出的大量增加,私人部门支出和民用财政支出相对减少;战后,民用财政支出快速增长。但在突发事件结束后,公共支出并没有退回到原有水平。这就是收入增长引致论。

范文二:我国公共支出的趋势——论证瓦格纳法则和收入增长引致论 投稿:武喉喊

建国后我国公共支出趋势

目次

封面 I

目次 II

1.引言1

1.1两个现象2.论证两个现象 2

2.1论证瓦格纳法则2.2论证收入增长引致论3.我国公共支出变动的特点及展望3

3.1变动特点3.2对完善我国公共支出的建议和展望参考文献 6

1.引言:

自工业化革命以来,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两个现

象。

1.1两个现象

其一:公共支出在GDP中的相对额均呈现出了显著增长的态势。 以美国为例,1913

年,美国的公共支出占不到国民产出的1/10,1946年升为13%,而到了1998年,美国的公

共支出约占GDP的1/3。

经济学家将这种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现象总结为“瓦格纳法则”,并用最早发现和探索

这一现象的德国19世纪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的名字来命名它。瓦格纳根据其所处政治经

济及社会背景,通过吸收、整理、总结以前社会政策学派史泰因、谢夫勒等人的思想及观点,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以社会财政、税收思想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他把社会经济组织分为“个人

的经济组织”、“共同的经济组织”和“慈善的经济组织”三种,财政是“共同的经济组织中

由权利共同体构成的强制共同经济”。他据此提出了新的国家职能观,认为国家的职能应有

发展文化教育和增进社会福利的职能,国家应为“社会国家”。

图1美国财政支出中主要项目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趋势(%)

其二:由于战争支出的大量增加,私人部门支出和民用财政支出相对减少;战后,民用财政支出快速增长,部分替代战争支出的下降。

英国经济学家皮考克(A.T.Peacock)和魏茨曼(J.Wiseman)于1961年出版《联合王国公共支出的增长》,在对英国1890-1955年的财政支出考察之后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财政支出的增长并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呈现出阶梯性增长的特点。这被称之为“梯度渐进增长论”。他们的这一观点可以用下图表示:

图2

在图中:在和平时期,财政支出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这时的增长是直线型的;在战争时期,财政支出呈跳跃性增长态势,这时,由于战争支出的大量增加,私人部门支出和民用财政支出相对减少;战后,民用财政支出快速增长,部分替代战争支出的下降。

皮考克和魏茨曼认为,和平时期,财政支出的增长之所以呈直线型,是因为公众心里有一个“可容忍的纳税水平”,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受这一水平的制约;但在战争时,公众“可容忍的纳税水平”提高,财政支出就出现阶梯性跳跃增长;战后,公众“可容忍的纳税水平”并没有降低,从而财政支出规模可以继续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这就是“审视效应” 。他们还认为,一是战时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扩大,而私人支出和民用财政支出规模相应减少;二是战后,政府战争支出减少,而民用财政支出增加。这就是“替代效应”。

在皮考克和魏茨曼的模型中,强调了公共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制约,因此,又有人将这一理论称之为“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论”。

2.论证两个现象

我国在建国后,百废待兴,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是“大而全”的财政,财政支出的范围极其广泛,可以说无所不包。1978 年的改革开放启动了财政的公共化转型,特别是1998 年公共财政成为我国财政改革的战略目标后,更是加快了从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的渐进转型步伐。

2.1论证瓦格纳法则

图3 1980-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在上述数据和图形中可以发现,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不断上升,且上升的速度也快。其主要原因有,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工业和经济不断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呈狂飙式发展,需要更多的法律和制度体系进行规范。并且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更加突出,市场自身不能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政府需要进行干预,促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政府需要更多人员进行管理,导致政府为此增加支出。另外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需要更多的资源进行合理协调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导致公共支出呈加速上升趋势,这里符合瓦格纳法则。

图4 1980-2010年我国公共支出占GNP比重

瓦格纳法则既: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将会提高,这就是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 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在上表和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87年到1996年公共支出占GNP的比重并不符合瓦格纳法则,从1997年至今公共支出占GNP的比重是符合瓦格纳法则的。之所以在1978年到1996年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是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以至于很大程度上超出特定的比例。从而另外于瓦格纳法则。

2.2论证收入增长引致论

图5 1980-2008 我国财政支出走势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财政支出不断上升,政府总是喜欢多支出,纳税人希望能够少纳税,这就会形成一个平衡,但在战争时期或是突发公共事件期间,公共支出上升的压力骤然增大,政府被迫提高税率,而公众在危急时期也会接受提高了的税率。这里验证了收入增长引致论。

3.我国公共支出变动的特点及展望

3.1变动的特点

中国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国家财政的转型和公共财政的建设密切相关。自1998 年全国财政会议明确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改革目标后,我国公共财政制度不断健全,财政支出不断向民生方面倾斜,公共服务提供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关注焦点。

图6 我国公共支出构成图

图7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变化趋势显示图 (%)

由图可知,我国公共支出结构变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经济建设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断降低。我国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基本上包含了所有的生产性支出,分为: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增拨企业流动资金,等等。从经济建设费占财政支出比例的下降来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政府职能范围的调整,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已经进行了积极的调整,财政资源中直接用于生产性领域投资的比例在下降,政府渐进地退出了竞争性项目,其介入私人产品领域的程度不断降低。

(二)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在较低的起点上快速增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养老保险方面、医疗保险方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方面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反映了在财政支出结构上,社会保障支出和福利支出的不断提高。

(三)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不断下滑的态势基本得到控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面实施 应该说,我国近年在教育财政支出上最突出的成就是在农村全面推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将公共财政的“阳光”照到了农村。

(四)行政支出迅速膨胀。说明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财富增量资源流向政府行政部门。

(五)国防支出呈双下降趋势。国防开支的下降,既与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规模裁军有关,同时又与世界和平特别是冷战结束密不可分。

3.2对完善我国公共支出的建议和展望

完善我国近年公共支出结构的政策建议与前景展望 :

(一)积极财政政策应适时从扩张投资转为扩张消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领域的支出,是扩大内需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二)提高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速度,并确保其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 不断上升。

(三)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为农村居民提供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四)推进财政管理体制创新,有效解决基层政府财政困难。

参考文献:

1.姚静《我国公共支出的趋势——对瓦格纳法则的论证》

2.《中国公共支出发展趋势》佚名

3.黄燕芬 林帆《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发展和变化》

4.中国财政部官网数据资料年鉴

5.中国审计局官网数据资料库

6.李勇林老师课件ppt

范文三:经济增长、地区收入差距与公共支出 投稿:洪襼襽

[摘 要] 建立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将公共支出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出手段对区域发展的综合影响。该模型表明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

  [关键词] 公共支出;区域差距;革新成本

  [中图分类号] F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0-0015-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扩大的区域差距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备受世人关注。区域差距与非均衡的产生及其变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传统要素的自然条件和初始起点是影响地区差距形成的因素,但并不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必然原因。政府的调控通过对传统要素的“渗透”,可以影响传统要素的禀赋结构和质量。在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差距状况的变动趋势时,承认造成中国区域非均衡扩大的人为原因比单纯运用自然条件解释区域差距的扩大更有说服力,由此引出的政策含义更值得我们关注。它说明,只要我们调整政府政策偏好,就可能既避免两极分化,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增长。

  有关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的著述颇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rrow、Kurz和Barro在政府直接干预模型的构造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认识到政府支出在高速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生产性以及政府在很多方面支出的不可替代性之后,他们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将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开拓了这个领域的研究。Arrow & Kurz (1970)在公共支出是生产性的假设下,把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得出私人投资将从政府支出中获益。Barro (1990)假设政府的目标是追求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得出公共支出具有生产性,并证明了增长率最大化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一致的,但是该模型把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忽略了,没有考虑政府的公平性目标。

  国内理论界虽然十分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但研究视野主要放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上,少有学者注意到财政政策对区域这一中观层次的调控问题。龚六堂(2002)将政府分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将公共资本流量纳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得出各种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娄洪(2004)则分析了多个地区不同的公共基础设施流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政府基础设施资本的外溢效应扩大了两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主要问题在于,研究往往将政府干预调控的某一方面(如公共投资资本、转移支付等)单独带入生产函数,得出经济增长与其的函数关系,没有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持手段对区域发展的综合影响。更主要的是,大部分研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政策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

  笔者旨在分析各种政府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达到这个目的,笔者借鉴Martin & Ottaviano(1999)的方法,建立一个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政府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

  

  二、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

  

  Martin & Ottaviano(1999)将Romer(1990)创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Helpman & Krugman(1985)创立的经济地理模型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企业定位和公共基础设施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之前,对本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作如下设定:

  第一,存在两个区域:地区1和地区2。地区1和地区2都有固定数量的劳动(L),两地区除了初始收入水平外其余禀赋都相同,地区1比地区2更富裕。资本流动和企业定位在地区间都是自由的。

  第二,经济由三个部门组成:一是典型的家庭部门。家庭拥有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消费获得效用。二是生产部门。生产部门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潜在利润的差异导致企业定位的改变。生产部门又分为存在地方外溢性的研发部门、规模报酬不变部门和规模报酬递增部门。三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无偿提供给企业使用。在分析外生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时,不考虑政府部门。

  第三,经济地理是两个地区的革新增长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地理由企业定位的均衡来描述。

  第四,两个地区间和地区内部都存在交易成本,而且公共基础设施会影响这两类交易成本。由于交易成本会改变经济地理,基础设施的变化将对企业定位、经济增长率以及地区间名义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由于模型具有对称性,我们只考虑地区1(地区2的变量都用*表示)。

  

  2.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提高地区2内部的基础设施,即?啄*D增加。根据方程(6),对于给定的?兹E,γ将减小,从而曲线γ(?兹E)向右移动(见图3)。随着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地区2的产品交易成本将下降,而有效需求会增加。由于假定规模报酬递增,生产异质产品的企业会移到地区2,γ减少。从地区1迁到地区2会使研发成本增加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由于更多的企业在地区2从事生产致使当地生产的产品的交易成本降低,地区2的价格指数相对地区1减少,另一方面,名义收入差距增加,从而真实收入差距是不明确的。因此,这项政策使企业集中程度降低、经济增长减缓,而对真实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确。

  3.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提高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即?啄I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地区1有比地区2更大的市场规模,那么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提高地区1的工业集中程度,所以,曲线γ(?兹E)将会向左移动(见图4)。此时,这项政策与图3所示的减少地区2内部交易成本的效应正好相反:随着企业集中程度γ增加,增长率g将提高,名义收入差距?兹E将减少,但真实收入差距的改变不明确。如Martin & Ottaviano(1999)所说,如果地区间的交易成本已经足够低以至于价格指数的影响并不十分重要,那么旨在减少地区间交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减少地区间真实收入差距。

  一项旨在减少地区1内部交易成本的政策将与此处所说的改善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政策具有相同的效应。

  4.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减少经济中的革新成本,即η减少,比如通过对R&D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曲线g(γ)将会向左移动(见图5)。随着革新成本降低,更多的工厂进入市场削弱了已有工厂的垄断地位,从而减少地区1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这样不仅减少了地区间收入差距,而且也促使更多的企业重新定位在地区2。从方程(10)可知,革新成本的降低能弥补空间集中程度的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率仍然增加②。而地区1空间集中程度降低且同时地区间名义收入差距减少使得真实收入差距减少。因此,旨在降低革新成本的公共政策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保障公平。

  上述分析表明: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增长和区域间平衡存在政策上的权衡。对贫困地区直接的货币转移支付政府支出政策能促进区域间平等,但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在贫困地区内部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政策提高了名义收入差距,但对经济增长不利;改善地区间或富裕地区内部基础设施的政策则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并减少名义收入差距,但对真实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确;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对减少革新成本的人力资本及研发等进行投资既能促进增长又能维护公平。

  

  四、结论

  

  我们借鉴Martin & Ottaviano(1999)的方法,建立一个由内生增长框架和经济地理框架联合起来的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将各种政府支出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持手段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综合影响。该模型表明,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增长和区域间平衡存在政策上的权衡。转移支付或传统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平等存在取舍,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当然,这个模型并不完整,并且某些假定不符合事实,以至于结果可能对政府政策的描述不公平。但它有助于我们明白政府政策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的公共支出政策对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都有不同的影响。

  中国有许多学者对不同的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刘晓昀等(2003)从农户收入和支出的角度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通过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户明显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但同时还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的影响往往因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王�、汪三贵(2006)对中国分区域农村教育对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东西部农村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系数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及其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整体上低于东部地区。高梦滔、姚洋(2006)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加以分析,估计的结果表明,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物质资本包括土地对农户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而且在不同的收入组别上,人力资本的回报都显著高于物资资本的回报。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对政府确定今后投资的优先次序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研究发现各种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果和缩小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效果有很大差异,重新合理配置政府资源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只要我们调整政府政策偏好,就可能既避免两级分化,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增长。基于本研究结果,现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继续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投资是促进农业增长、缩小地区差距的最有效措施。二是农业科研投资势在必行。农业科研投资不仅经济回报高,而且对农村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也具有重要作用。三是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地区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国家尤其应当重视对西部地区农业科研、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由于西部地区税基很小,应由东部富裕地区向西部地区实行财政转移,支持西部开发,缩小地区间收入不平等。

  

  [参考文献]

  [1]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经济研究,2006,(12).

  [2]龚六堂,邹恒甫.最优税率、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

  [3]刘晓昀,辛贤,毛学峰.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03,(1).

  [4]娄洪.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J].经济研究,2004,(3).

  [5]王�,汪三贵.教育对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6,(2).

  [6]Arrow, K. & M.Kurz,1970, Public Investment, 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 John Hopkins Press.

  [7]Barro, R.,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PP103-125.

  [8]Martin, P. and Ottaviano, G.I.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3,PP281-302.

  [9]Martin, P. 1999, "Public policies,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73,PP85-105.

  责任编辑:艾 岚

  责任校对:杰 卿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范文四:我们的收入“被增长”了吗? 投稿:廖弥弦

一面是两位数增长的平均工资,一面却是居民10年来最低的收人感,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方法不科学的问题,从更深层来讲,已经涉及到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

  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638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674元,增长12.9%,同比回落5.1个百分点。由此推算,上半年在岗职工月平均税前工资约为2500元。

  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各行业月平均工资都有不同程度上涨。金融业成为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平均工资为3060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倍。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是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其平均工资分别为9885元、10349元和11661元,分别只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7.5%、70.7%和79.7%。

  不过,与今年4月份统计局公布一季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时一样,不少人对工资统计数据再次提出质疑。

  

  “我的工资被增长了”

  

  统计局发布的工资统计数据屡遭坊间质疑,原因之一就是实际感受与数据不符。

  在发布数据的同时,统计局声明: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住,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并且,工资总额统计的是个人税前工资,并且包括个人交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账户的基金。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狄煌说,城乡职工总共4.1亿,而纳入上述统计范围的职工只有1.1亿。不仅是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农民工也没有统计在内。“这种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反映真正的社会平均工资。”

  “原来我是未纳入统计的那3/4,我终于明白工资‘增长’的原因了。”一位私企工作人员感慨道。

  今年上半年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行业差距继续扩大为3.1:1。狄煌认为,工资差距一直没有有效的措施来稳定。有的行业在资源和政策上具有先天优势,这种优势必然传导到工资上。“不能简单地看成工资差距,这是工资背后的资源占有、准入制度和行业结构的问题。”

  

  疑问一:居民感受为什么与数据有差距?

  背景:虽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和工资数据都显示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但央行调查统计司公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却显示,今年二季度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比一季度大幅下降20个百分点,是1999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_

  国家统计局:平均工资是单位工资总额除以年内(季度内)平均职工人数得出的。工资总额统计的是个人税前工资,包括个人交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账户的基金。此外,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目前尚未包括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照上述口径,平均工资与每个人自己拿到的工资或工资单上的工资是有差别的。

  专业人士:居民感受相对于实际数据而言,其精准性显然要大打折扣。收入与工资也是不同概念,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在岗职工税前工资,而居民收入的范畴包括投资收入、转移支付等多方面。此外,国家统计局的在岗职工薪酬数据并不包括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但恰是这些群体收入下降更明显。

  

  疑问二:工资增速为何与个税增速不符?

  背景:财政部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0.7%,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回落26.5个百分点。这一增速似乎与城镇居民工资增速差异明显。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速却大幅下降,这两者相互矛盾。

  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张永军:个人所得税范围很广,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在内大约有11项内容,所以个人所得税增速不能直接与工资增速挂钩。此外,个人所得税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这部分经济体并没有纳入到国家统计局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之内,如果加上这一部分。职工工资增幅将有所下降。

  专业人士:如果不考虑征收范围,个人所得税增幅放缓从数据上来说总体上有两方面的诱导因素,一是纳税人收入营减少,二是纳税人数量减少。既然从工资上来看,纳税人的收入没有下降,那么显然是纳税人数量减少了。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许多企业为了减少成本而裁员,失业人数有所增加,纳税人由此减少也符合现实。

  

  解读一:职工薪酬受危机影响明显

  社科院经济学博士付立春:在上半年经济增长同比放缓的情况下,在岗职工的平均税前工资收入仍取得近13%的增长,说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工资收入的份额有所提升。在物价同比下降的情况下,这会增加购买力,从而拉动消费。

  专业人士:薪酬作为一个刚性指标,一般而言是只涨不跌,所以很多企业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更多的是采用裁员方式来替代降薪。但是,同比增速回落5.1个百分点,幅度并不小,说明整体在岗职工薪酬确实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

  

  解读二:金融机构受危机冲击不大

  专业人士:金融业属于相对高端的行业,其总体薪酬一直处于各行业前列。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国外金融机构受到的冲击较大,相比而言,我国金融业表现较好。受到冲击较大的多为实体经济或出口产业、制造业等。因此,从我国金融业的薪酬尤其是平均薪酬来看,并不能看出经济危机对其的影响。

  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张永军:除了金融机构受危机冲击小的原因之外,我国金融业还普遍存在收入分化的现象,高管薪酬较高,而普通员工薪酬其实也很一般。在经济危机背景下,虽然一些金融机构宣布高管降薪,但对于业绩突出的员工和在裁员中被留下的员工,还是进行了加薪奖励,因此整体平均下来变化不大。

  (来源:《深圳商报》)

范文五:谁的收入“被增长” 投稿:任蛵蛶

真正涨了工资的仅仅是公务员和垄断行业,而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涨工资”只能是望梅止渴式的“被增长”。忽略了社会近70%就业人口收入情况的社会平均工资,其意义和价值何在

  

  2010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调查司司长魏贵祥做客新华网,在谈到城镇居民收入时,他表示,2009年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7175元,比上一年涨了8.8%。

  面对这一数据,很多网友提出质疑,大呼“收入再一次‘被增长’”。

  被代表、被捐款、被失踪、被就业、被自愿、被自杀……“被”字短语近来流行。“收入被增长”是一位网名叫“夏余才”的网友首先提出的。

  起因很简单。2009年7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据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9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

  数据表明,尽管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仍旧实现了较快增长,增速超过了GDP。

  然而,在这样的数据面前,网友夏余才感到“羞愧不已”,因为他“又一次给国家统计局添了麻烦,给全国城镇居民拖了后腿”。对照国家的统计数字,他的实际收入远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于是感慨“我的收入在国家统计局那里‘被增长’了”。

  

  近70%的就业人口不在统计之列

  

  事实上,像夏余才这样收入“被增长”的人并不在少数。

  《新财经》记者采访发现,多数人的工资与上一年相比,并无明显增加,有的人甚至表示,受金融危机影响,收入不增反减,单位能少发的钱就少发,能不给的钱就不给。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物价一直在上涨,房价涨了、油价涨了、水价涨了、气价涨了……

  兴许记者调查的这些人,恰巧不在国家统计局调查的那6.5万户城镇居民之列。不知国家统计局是花了多大功夫才海选到这么具有代表性的那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国家统计局的平均工资又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了解到,国家统计局按年度和季度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根据“劳动统计报表制度”,以职工工资总额除以同期职工平均人数得出平均工资。根据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资的构成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和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六个部分,此外,单位代扣、代缴的职工个人应交纳的社会保险金和个人收入所得税也计算在内。工资统计的范围包括:城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和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但不包括私营单位、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数据收集则是由各级统计局按照季度、年度等时间要求,向全国约160万家城镇单位布置统计报表,各单位填写后逐级汇总上报至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进行审核、汇总、评估后发布。

  记者还了解到,《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发布于1990年,一直沿用至今,已有二十年历史。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主体已经逐步趋向多元化,非公有制经济、私营单位、个体工商户发展迅猛,灵活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国的就业主渠道,近年来城镇就业岗位70%以上由民营企业提供。而这部分从业人员却不在统计范围之内。缺了他们,又何谈“社会平均工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被忽略的这部分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较低。因此,不难看出,现行的统计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样的统计数据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数据虚高,掩盖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真实状况,没有反映社会收入的全貌。

  

  四项举措能否避免“被增长”

  

  面对工资“被增长”现象,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司长冯乃林表示:“首先,我们原来没有把私营单位包括进来,反映的变化情况是不包括私营单位的数字;其次,我们发布的是平均数,从统计上来讲比较大的弱点就是把差异给删掉了,可能高收入的人员只要有一两个,就把一批低收入的人给带起来了。所以,‘工资被增长’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工资统计制度的一个缺陷。”

  冯乃林还透露,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未来两三年内,将实行以下四项改革,以提高工资统计数据的质量。

  首先,针对目前工资统计只有平均工资,不能很好地反映工资收入差异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增加反映劳动报酬结构和差异的统计指标,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指标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加反映工资结构的指标,增加并规范企业对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的统计。

  其次,改革劳动工资统计的调查方式。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一直延续了全面报表的统计方法,报表单位有150多万家,工作量很大,而且对数据也不能做更多的分析。从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将逐步推广在私营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也实行抽样调查。

  再有,改革劳动工资统计的数据汇总方式。从2009年年报开始,国家统计局已经改变了现行工资统计数据逐级汇总的模式,要求地方统计局直接上报基层单位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对基层单位数据进行超级汇总。

  最后,从2010年起,国家统计局将改进工资统计的数据发布方式,每年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发布详细的分行业、地区、注册类型和单位类型的年度数据。

  另据记者了解,2009年10月,统计局曾宣布当年正式建立年度私营单位工资统计抽样调查制度,将私营单位纳入工资统计调查的范围。但因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较低,计入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会拉低总体工资水平,进而影响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统计局目前并未将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计入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中。

  要福利还是要数据?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而应该是双选,两者都要兼顾。

  

  统计方式改革不能以牺牲百姓福利为代价

  

  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工资一旦纳入平均工资统计后,整体的平均工资水平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推算,仅这一统计口径的改变,将使现行劳动统计制度覆盖人员平均工资下降15%~20%。

  平均工资数据与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据记者了解,百姓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不少社会保障体系,都是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建立确定的,那么,社会平均工资的大幅度调整,是否会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进而给百姓福利方面带来影响?

  冯乃林表示:“平均工资下降了以后,确实可能会对居民的养老、失业、医疗、生育、保险等造成一定影响。以北京的企业为例,企业为个人缴纳的公积金是按照原来北京月平均工资3000元的3倍为基数按比例缴纳的,即9000元乘以8%~12%。北京的平均工资水平一旦下降,单位缴纳的公积金就会减少。如果按照统计局公布的下降15%计算,单位为个人缴纳的公积金一年下来就会少1300元。如果说‘被增长’为虚,那么,被降低则为实,将会减少一部分人的救命钱和养老钱。”

  对此,国家统计局承诺:“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不因数据统计范围的变化,给其他具体政策实施带来太大的冲击,相关基数的调整,肯定不会出现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这么巨大的幅度”。

  毫无疑问,将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纳入统计范围是必要的,而新的统计方式当然不能以牺牲原本就已经很薄弱的百姓福利为代价。在国家统计局酝酿发布包括私营单位在内的平均工资数据的同时,有关部门应评估其对现行政策的影响,并相应调整现行措施,研究出台一些新的政策衔接办法,避免因统计方法改变而对百姓福利造成影响。

范文六:公共资源开发推动GDP增长下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投稿:于欮欯

【摘要】 基于非私有的公共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是当前我国一些以公共资源开发推动经济发展为主的地区面临的一个难题。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消除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带来的种种风险,采取多种措施缩小收入差距,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公正。

  【关键词】公共资源 收入分配 收入差距

  

  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七大的这一提法对于缩小我国日益扩大的居民收入差异,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那些基于公共资源使用和消耗推动GDP高速增长的地区,必须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加大实施收入调控力度,通过多种手段来维护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公正。

  

   一、基于旅游产业GDP高速增长下张家界的收入分配问题

  

  在旅游产业的推动下,张家界市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从2002年到2006年,张家界市的GDP总量从72.84亿元增长到127.54亿元,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在GDP高速增长中贡献最大的是以旅游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从2002年的40.91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75.8亿元,在推动GDP增长中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2006年的第三产业的贡献率更是高达71.4%。

  但由于张家界的旅游景点主要集中在武陵源区和永定区这两个地方,因此主要的受益对象也是这两个区的居民,而在张家界市行政区划中占人口2/3多数的慈利和桑植两县受益却相当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远远落后于武陵和永定两区。2006年张家界全市、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桑植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8424元、8981元、7200元、7980元、717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324元、2705元、3299.58元、2607元、1732元。由于张家界市各区县的工业发展水平比较低,第二产业中的就业人口占的比例较低,其城镇人口主要为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人员,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主要为工资性收入,这种收入受财政支出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张家界市各区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永定区是最低的桑植县的1.25倍,绝对差距是1805元,扣除物价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工资差异对城镇居民的生活影响并不是特别大。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就显得比较大,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武陵源区是最低的桑植县的1.91倍,绝对差距高达1567.58元,这种绝对差距对农村居民来说无论是比例上、绝对数值上,还是在生活水平的影响上都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如果将外出务工的转移性收入排除在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差距还会更大。

  张家界市当前的这种收入分配状况使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个现实问题,即基于公共资源开发和使用带来的收入差距问题如何解决?导致这种收入差距出现的原因不是基于劳动者素质和私有的生产要素的差异,而是基于居民居住地的差异。由于居住地的差异而导致其能够在公共资源开发使用中受益,而远离这些公共资源的居民则无法从公共资源的开发使用中受益,是一种明显的不公平现象,这种不公平现象对于社会稳定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二、收入差距拉大的危害

  

  由于基于公共资源开发使用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与劳动者素质差异及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差异无关,而是基于居住地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这种差异是建立在一种不公平的占有基础上的。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必然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最终有可能破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

  1、公共资源恶性开发带来的恶性竞争有可能破坏该地的旅游环境

  从我国一些与张家界有着相似发展方式的地方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由于开发公共的自然资源可以增加经济收入,因此同一区域内无法从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中受益的居民便会采用模仿性策略开发相似的公共资源,从而在一个区域范围中出现相同或者相近的旅游景观。这种开发虽然能在较短时间内改善一个地方的经济,但从长远来说是不利于张家界旅游经济发展的。同一区域内的相同景观开发只是导致了游客的分流,而不会从总量上导致游客的增多,因此这种同质的开发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说是没有价值的。而且这种重复开发导致的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使社会资本在特定产业的大量沉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2、当地其他地区的民众为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手段有可能毁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从而破坏自然风光

  当地其他地区的民众在无法从公共资源开发使用中受益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手段有可能毁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从而破坏旅游业所赖以发展的自然风光,自然风光一旦破坏就会导致现有的贫富差异格局转化为共同贫穷格局。由于张家界地区中西部地区,第一二产业发展的条件都相当有限,因此在区域范围内没有旅游资源可供开发的地方经济发展都相当落后,但为了追求GDP的增长,为了快速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他们选择了通过消耗资源来发展经济的模式,以掠夺式的采卖自然资源的方式来发展地方经济,一些地方政府和民众违反国家禁令,毁林烧炭、大面积出卖林地用于其他项目开发、疯狂开挖地下矿产。在没有资源可以采卖的地方,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违规引进污染严重的企业,以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些行为都严重的破坏了张家界市自然风光赖以存续的自然环境,在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张家界的自然风光也必然难以幸免,从而彻底破坏了张家界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

  3、收入差距拉大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收入差距拉大之后,在无法凭借合法经营和劳动获得财富缩小贫富差距的情况下,居民往往寄希望于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获取财富,这也是张家界市一些地方成为湖南省地下六合彩的重灾区的原因。

  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慈利县大量农村居民都加入到买地下六合彩的行业中,而居民收入较高的武陵源区却很少有人参与其中;同时与慈利相邻的桃源、石门这两县居民参与的也相对较少。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还是在于同一区域范围内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居民占有财富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在一般情况下,居民主要还是在一定的行政区域中进行收入差距对比,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一旦过大,就会导致居民对财富的占有心理发生异常改变。在民众想快速占有财富的心理在被极少数人利用以后,慈利迅速成为湖南省地下六合彩的重灾区,买地下六合彩导致的结果并不是获得财富,而是个人财富的流失,甚至有人为此负债累累。大量非法债务关系的形成,成为影响地方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在政府主导下,探寻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模式

  

  收入差距拉大存在的现实及潜在的危险要求地方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以防止居民为追求财富增加采取的经济发展方式毁坏地方旅游资源,防范为追求共同富裕而导致资源破坏以后的共同贫穷。

  1、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引导地方收入分配的调整,防范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这几年来,张家界各区县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武陵源区和最低的桑植县的收入差距为1158元,2006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568元,不同区县之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距在不断扩大。

  针对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地方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精神,在不阻碍、干扰高收入地区经济发展和打击居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采取适当措施,调节过高的收入,在行政区划内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原则落到实处。

  2、通过加大政府主导的转移性支付力度,对不能直接从公共资源开发使用中受益的居民进行财政补偿

  由于公共资源的所有权是属于该行政区划内所有居民共有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性支付手段在行政区划内对那些不能直接享有公共资源开发使用收益的居民进行补偿,或者通过分红的方式来实现。

  考虑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环境与整个张家界市的自然生态平衡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他地方的生态环境破坏必然会最终影响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自然风光,因此政府应当积极推动同一区划中其他地方发展环保产业,对于那些为保护自然生态平衡而不得不关闭的产业实行补偿。

  同时对那些在同一区划内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做得好的地方政府和居民给予旅游收益的分红奖励,以调动广大地方政府和居民自觉自发的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

  3、政府加大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维护社会心理的平衡

  在收入分配上现在还无法完全实现公平与公正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当前我国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村地区,要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医疗和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来解决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在传统观念的勤俭持家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更看重的是收入的保障功能而不是消费功能,因此如果能够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一套让民众真正放心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为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心理压力,对于稳定社会起着重要作用。

  基于公共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只要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就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7.

  [2] 湖南统计信息网、张家界统计信息网:张家界市统计局、永定区统计局、武陵源统计局、慈利县统计局、桑植县统计局2002-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

范文七:农村公共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因果检验 投稿:萧趈趉

[摘要] 本文运用 1978――2006 年的数据,对农村公共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支出的运用效率还十分低下,影响了农村公共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绩效的发挥。同时公共支出和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不公,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农村公共支出农民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因果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支出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本文就 Granger 因果检验技术对农村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检验,以期进一步推进农村公共支出的效率。

  一、指标选择

  在进行Granger 因果分析中,我们拟采用的变量有CXCJ、NMSR、GOVdex、GOVf和GOVz。相关指标根据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具体情况见表1。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一致性,本文分析的时间跨度为1978年――2006年,运用的计量软件为 Eviews6.0。

  二、Granger 因果检验

  滞后期选择了滞后1期、滞后2期和滞后3期三种情况。分析结果如下( 表2)。

  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做出以下判断:

  (1)农民收入水平是农村公共支出规模的Granger 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进而影响公共支出规模。但是反过来,政府支援农村公共支出规模不是农民收入水平的原因,说明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支出的运用效率不高,影响了农村公共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绩效的发挥。

  (2)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支出内部结构互为因果关系。说明通过公共支出的方式来弥补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和农业生产性支出不足的缺陷,对推动农业生产以及农民收入的增长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反过来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促使了政府用于生产性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比例的扩大。

  (3) 农村支出结构是城乡差距的原因。这主要是和我国公共支出和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平等性有关。城乡差距不是公共支出城乡相对比例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在进行公共支出配置决策时对社会福利的重视程度不够。

  三、结论及建议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支出的运用效率还十分低下,影响了农村公共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绩效的发挥。同时公共支出和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不公,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为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政策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该首先改变支出总量的城乡二元结构,把促进农业与农村发展作为公共支出政策的重要着力点,适当提高对农村的公共支出占整个公共支出中的比重;其次,从支出结构而言,应该适当调整国家财政对农业公共支出的结构,在增加农村公共支出总量的同时,提高在科技和农村救济等方面的支出比例,并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收入的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宋洪远、庞丽华、赵长保.《统筹城乡,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当前的农村问题和未来的政策选择》.《管理世界》,2003 年第 11 期

  [2]黄季琨.《中国农业的过去和未来》.《管理世界》,2004 年第 3 期

  [3]姚耀军、和丕禅.《农业财政支出与农业 GDP(1978 ̄2001):一个实证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何秀秀)

范文八:2015:收入增长如何更公平 投稿:范鰖鰗

2015:收入增长如何更公平

作者:本报记者 冯蕾 鲁元珍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26日 15版)

制图:鲁元珍

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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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按照各地两会消息,2015年已有26个省(区、市)下调了城乡收入增长目标

■ 2014年沪京浙深等省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都超过4万元,上海达47710元,从东中西看,收入差距依然显著

■在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物价增幅也在下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做好“托底”任重道远

按照各地两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与2014年相比,今年计有26个省(区、市)下调了城乡收入的同比增长目标,4省(区、市)保持不变,仅有西藏目标上调。在13个公

布了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省(区、市)中,实际增速慢于该省去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的有9个。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乡收入增长目标下调符合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如何加大保障支出,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是确保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

1.收入与GDP:同步下调,还需同步提质

以较发达省份江苏为例,2012年、2013年、2014年该省GDP分别同比增长10.1%、9.6%、

8.7%;城镇居民收入分别名义增长12%、9.6%、8.7%。

收入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趋一致。从各地情况看,仅有西藏将收入增长目标从去年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上调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

陕西、江西、安徽、内蒙古的收入增长目标基本保持不变。其余26个省(区、市)均不同程度地下调了城乡收入的同比增长目标。其中,重庆、江苏、广东、上海、辽宁5个省市去年与今年均提出,当地居民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增长同步或基本同步,但是这5个省市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均较去年有所下调。

各省比较来看,吉林从去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下调至今年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5%左右”,下调幅度最为明显。此外,天津、青海、甘肃、宁夏4个省(区、市)同步下调了城乡收入增长目标各2个百分点。

对于城乡收入增长目标普遍下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形势的客观实际。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为正相关关系。目前中国正着眼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中高”要求收入增长目标进行科学调整。放慢脚步是为了走了更好。各地今年纷纷下调经济增速,把重心放在升质增效和改善民生上。从长远看,这恰恰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2.收入与CPI:风险抵消,还需完善社保

分析2014年收入与CPI可以看出,在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水平也一同下降。相当一部分省区市的CPI在2%以下的低位——北京1.6%、天津1.9%、山西1.7%,内蒙古1.6%,辽宁1.7%,安徽1.6%,河南1.9%。超过2%的省区市包括上海2.7%、青海2.8%,广西2.1%、甘肃2.1%等。

CPI增长的放缓体现了有利的一面,这使得居民收入实际购买力水平的增幅要大于名义收入对购买力水平的提升。但2015年的情形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各地两会透露的信息看,对CPI的预判值高于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重庆、内蒙古、辽宁、安徽、河南、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分别将2015年CPI调控目标定为“3%左右”。随着相关省份居民收入目标的下调和CPI增幅的判断,要防止物价等因

素产生的不利影响,还需要完善相关社会保障,让收入能持续稳定增长,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

而从目前看,通缩的风险似乎更大。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农产品物价水平将显著下降,这将降低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速度,直接拉低低收入户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关专家也提出,在收入增长目标回落的同时,政府应该增加保障支出,以稳定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这既可以采用减税的办法,也可以扩大民生开支。

3.收入与基尼系数:贫富差距,还需打破固化

中国基尼系数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013年0.473,呈逐步回落趋势。尽管如此,超越0.4警戒线的这一数值仍须引起高度重视。作为能以一个数值反映总体收入差距状况的指标,基尼系数具有一定说服力,但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基尼系数似乎不足以概括收入差距的真实。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2014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比上年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记者梳理发现,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天津、福建、山东、辽宁这9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从收入数额分析,2014年上海、北京、浙江、深圳等省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4万元大关,其中,上海最高,达47710元,北京43910元位居第二,深圳40948元,浙江40393元。

从东中西看,收入差距依然十分显著。2014年青海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307元,甘肃暂排最后,为20804元。从城乡居民收入的总体情况看,也体现了这种差距—-东部:2014年浙江32658元,江苏27173元,广东25685元;中部:湖北为18283元,河南15695元,湖南17622元;西部: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80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736元。

从东中西部收入差距到城乡收入差距,从行业间收入差距到不同职级收入差距,如何实现分配的公平考验着中国,考验着改革。在很多专家看来,关键是要打破贫富凝固,形成上下流动的通道,让更多中低收入者实现收入增长,而中低收入群体正是拉动消费最有力的生力军。机制的完善关键在于加快改革。提低、扩中、控高的六字方针需要有效落实。

提低——包括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大教育投资等。北京市近日宣布上调6项社保待遇标准。其中,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每月人均增加305元达到3355元;4月1日起,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也将上调160元,达到1720元。6项标准调整后将惠及该市314.2万人。限高——主要是对国企高管等高收入群体,通过对垄断行业企业收入进行调控实现更公平的分配,目前正在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扩中——则需要通过各项措施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4.收入与最低工资标准:积极有为,还需量力而行

2014年,已经有1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这19个地区分别为:重庆、陕西、深圳、山东、北京、上海、天津、山西、青海、甘肃、云南、四川、江西、贵州、内蒙古、河南、浙江、江苏、河北。调整之后,从最低工资标准的绝对数上来看,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仍然是上海,分别达到1820元和17元。

从最低工资增长幅度看,2014年最低工资平均涨幅较往年出现下降。人社部透露的数据显示,去年1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在14.1%。虽然增长幅度达到了两位数,但14.1%仍是近年最低水平。据统计,2011年全国24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2012年25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国2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7%。

“最低工资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并非调得越高越好,必须把握好度。”长期研究工资问题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提高得过慢过少,就会影响低收入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如果提高得过快过多,就会给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就业。事实上,改革进展到今天,这样的“两难”问题越来越多。民生改革需要更多辩证思维,要积极而为,也要量力而行。

5.收入与失业率:结构矛盾,还需苦练内功

最近,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和国内网站展开调查,并联合发布了《90后毕业生饭碗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起薪平均为2443元/月,高于去年毕业生起薪2119元/月的水平,但许多大学毕业生入不敷出,约四成毕业生仍需“啃老”。2003至2014年,我国GDP从1.64万亿美元,增长到10.17万亿美元,增长6倍多。同时,北京最低工资标准从495元/月涨到1560元/月,增长3倍多;大学生起薪由1550.7元/月增加到2443元/月,只增长了约一半。

地域对比:上海应届毕业生起薪水平排名第一,为3241元/月;北京排名第二,为3109元/月;深圳排名第三,为2905元/月。除上述城市外,省会城市应届毕业生起薪南京(2813元/月)、合肥(2717元/月)、杭州(2664元/月)、苏州(2625元/月)在前十名中。

河南省某国企负责人介绍,虽然不同学历在工资上仍有差距,但相差不大,新入职的本科生月薪为2800~2900元,硕士毕业生月薪为3000~3100元,但两者在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等方面并无明显差异。

杨宜勇指出,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导致大学毕业生需求量增长缓慢,加之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加,两者共同作用导致大学毕业生工资增长乏力。下一步,在经济放慢脚步的同时,更应提质增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大学生就业门路,改变结构性失业增长的现状。

(本报记者 冯蕾 鲁元珍)

范文九:2015:收入增长如何更公平 投稿:夏璪璫

新常态 新认识 新思路·民生关注

2015:收入增长如何更公平

作者:本报记者 冯蕾 鲁元珍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26日 15版)

制图:鲁元珍

核心提示

■ 按照各地两会消息,2015年已有26个省(区、市)下调了城乡收入增长目标 ■ 2014年沪京浙深等省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都超过4万元,上海达47710元,从东中西看,收入差距依然显著

■在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物价增幅也在下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做好“托底”任重道远

按照各地两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与2014年相比,今年计有26个省(区、市)下调了城乡收入的同比增长目标,4省(区、市)保持不变,仅有西藏目标上调。在13个公布了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省(区、市)中,实际增速慢于该省去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的有9个。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乡收入增长目标下调符合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如何加大保障支出,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是确保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

1.收入与GDP:同步下调,还需同步提质

以较发达省份江苏为例,2012年、2013年、2014年该省GDP分别同比增长10.1%、

9.6%、8.7%;城镇居民收入分别名义增长12%、9.6%、8.7%。

收入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趋一致。从各地情况看,仅有西藏将收入增长目标从去年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上调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

陕西、江西、安徽、内蒙古的收入增长目标基本保持不变。其余26个省(区、市)均不同程度地下调了城乡收入的同比增长目标。其中,重庆、江苏、广东、上海、辽宁5个省市去年与今年均提出,当地居民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增长同步或基本同步,但是这5个省市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均较去年有所下调。

各省比较来看,吉林从去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下调至今年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5%左右”,下调幅度最为明显。此外,天津、青海、甘肃、宁夏4个省(区、市)同步下调了城乡收入增长目标各2个百分点。

对于城乡收入增长目标普遍下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形势的客观实际。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为正相关关系。目前中国正着眼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中高”要求收入增长目标进行科学调整。放慢脚步是为了走了更好。各地今年纷纷下调经济增速,把重心放在升质增效和改善民生上。从长远看,这恰恰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2.收入与CPI:风险抵消,还需完善社保

分析2014年收入与CPI可以看出,在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水平也一同下降。相当一部分省区市的CPI在2%以下的低位——北京1.6%、天津1.9%、山西1.7%,内蒙古1.6%,辽宁1.7%,安徽1.6%,河南1.9%。超过2%的省区市包括上海2.7%、青海2.8%,广西2.1%、甘肃2.1%等。

CPI增长的放缓体现了有利的一面,这使得居民收入实际购买力水平的增幅要大于名义收入对购买力水平的提升。但2015年的情形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各地两会透露的信息看,对CPI的预判值高于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重庆、内蒙古、辽宁、安徽、河南、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分别将2015年CPI调控目标定为“3%左右”。随着相关省份居民收入目标的下调和CPI增幅的判断,要防止物价等因素产生的不利影响,还需要完善相关社会保障,让收入能持续稳定增长,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

而从目前看,通缩的风险似乎更大。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农产品物价水平将显著下降,这将降低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速度,直接拉低低收入户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关专家也提出,在收入增长目标回落的同时,政府

应该增加保障支出,以稳定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这既可以采用减税的办法,也可以扩大民生开支。

3.收入与基尼系数:贫富差距,还需打破固化

中国基尼系数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013年0.473,呈逐步回落趋势。尽管如此,超越0.4警戒线的这一数值仍须引起高度重视。作为能以一个数值反映总体收入差距状况的指标,基尼系数具有一定说服力,但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基尼系数似乎不足以概括收入差距的真实。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2014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比上年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记者梳理发现,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天津、福建、山东、辽宁这9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从收入数额分析,2014年上海、北京、浙江、深圳等省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4万元大关,其中,上海最高,达47710元,北京43910元位居第二,深圳40948元,浙江40393元。

从东中西看,收入差距依然十分显著。2014年青海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307元,甘肃暂排最后,为20804元。从城乡居民收入的总体情况看,也体现了这种差距—-东部:2014年浙江32658元,江苏27173元,广东25685元;中部:湖北为18283元,河南15695元,湖南17622元;西部: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80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736元。

从东中西部收入差距到城乡收入差距,从行业间收入差距到不同职级收入差距,如何实现分配的公平考验着中国,考验着改革。在很多专家看来,关键是要打破贫富凝固,形成上下流动的通道,让更多中低收入者实现收入增长,而中低收入群体正是拉动消费最有力的生力军。机制的完善关键在于加快改革。提低、扩中、控高的六字方针需要有效落实。

提低——包括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大教育投资等。北京市近日宣布上调6项社保待遇标准。其中,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每月人均增加305元达到3355元;4月1日起,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也将上调160元,达到1720元。6项标准调整后将惠及该市314.2万人。限高——主要是对国企高管等高收入群体,通过对垄断行业企业收入进行调控实现更公平的分配,目前正在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扩中——则需要通过各项措施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4.收入与最低工资标准:积极有为,还需量力而行

2014年,已经有1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这19个地区分别为:重庆、陕西、深圳、山东、北京、上海、天津、山西、青海、甘肃、云南、四川、江西、贵州、内蒙古、河南、浙江、江苏、河北。调整之后,从最低工资标准的绝对数上来看,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仍然是上海,分别达到1820元和17元。

从最低工资增长幅度看,2014年最低工资平均涨幅较往年出现下降。人社部透露的数据显示,去年1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在14.1%。虽然增长幅度达到了两位数,但14.1%仍是近年最低水平。据统计,2011年全国24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2012年25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国2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7%。

“最低工资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并非调得越高越好,必须把握好度。”长期研究工资问题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提高得过慢过少,就会影响低收入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如果提高得过快过多,就会给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就业。事实上,改革进展到今天,这样的“两难”问题越来越多。民生改革需要更多辩证思维,要积极而为,也要量力而行。

5.收入与失业率:结构矛盾,还需苦练内功

最近,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和国内网站展开调查,并联合发布了《90后毕业生饭碗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起薪平均为2443元/月,高于去年毕业生起薪2119元/月的水平,但许多大学毕业生入不敷出,约四成毕业生仍需“啃老”。2003至2014年,我国GDP从1.64万亿美元,增长到10.17万亿美元,增长6倍多。同时,北京最低工资标准从495元/月涨到1560元/月,增长3倍多;大学生起薪由1550.7元/月增加到2443元/月,只增长了约一半。

地域对比:上海应届毕业生起薪水平排名第一,为3241元/月;北京排名第二,为3109元/月;深圳排名第三,为2905元/月。除上述城市外,省会城市应届毕业生起薪南京(2813元/月)、合肥(2717元/月)、杭州(2664元/月)、苏州(2625元/月)在前十名中。

河南省某国企负责人介绍,虽然不同学历在工资上仍有差距,但相差不大,新入职的本科生月薪为2800~2900元,硕士毕业生月薪为3000~3100元,但两者在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等方面并无明显差异。

杨宜勇指出,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导致大学毕业生需求量增长缓慢,加之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加,两者共同作用导致大学毕业生工资增长乏力。下一步,在经济放慢脚步的同时,更应提质增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大学生就业门路,改变结构性失业增长的现状。

(本报记者 冯蕾 鲁元珍)

范文十:2015:收入增长如何更公平 投稿:邱軗軘

制图:鲁元珍

CFP

CFP

核心提示

■ 按照各地两会消息,2015年已有26个省(区、市)下调了城乡收入增长目标

■ 2014年沪京浙深等省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都超过4万元,上海达47710元,从东中西看,收入差距依然显著

■在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物价增幅也在下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做好“托底”任重道远

按照各地两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与2014年相比,今年计有26个省(区、市)下调了城乡收入的同比增长目标,4省(区、市)保持不变,仅有西藏目标上调。在13个公布了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省(区、市)中,实际增速慢于该省去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的有9个。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乡收入增长目标下调符合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如何加大保障支出,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是确保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

1.收入与GDP:同步下调,还需同步提质

以较发达省份江苏为例,2012年、2013年、2014年该省GDP分别同比增长10.1%、9.6%、

8.7%;城镇居民收入分别名义增长12%、9.6%、8.7%。

收入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趋一致。从各地情况看,仅有西藏将收入增长目标从去年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上调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

陕西、江西、安徽、内蒙古的收入增长目标基本保持不变。其余26个省(区、市)均不同程度地下调了城乡收入的同比增长目标。其中,重庆、江苏、广东、上海、辽宁5个省

市去年与今年均提出,当地居民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增长同步或基本同步,但是这5个省市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均较去年有所下调。

各省比较来看,吉林从去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下调至今年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5%左右”,下调幅度最为明显。此外,天津、青海、甘肃、宁夏4个省(区、市)同步下调了城乡收入增长目标各2个百分点。

对于城乡收入增长目标普遍下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形势的客观实际。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为正相关关系。目前中国正着眼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中高”要求收入增长目标进行科学调整。放慢脚步是为了走了更好。各地今年纷纷下调经济增速,把重心放在升质增效和改善民生上。从长远看,这恰恰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2.收入与CPI:风险抵消,还需完善社保

分析2014年收入与CPI可以看出,在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水平也一同下降。相当一部分省区市的CPI在2%以下的低位——北京1.6%、天津1.9%、山西1.7%,内蒙古1.6%,辽宁1.7%,安徽1.6%,河南1.9%。超过2%的省区市包括上海2.7%、青海2.8%,广西2.1%、甘肃2.1%等。

CPI增长的放缓体现了有利的一面,这使得居民收入实际购买力水平的增幅要大于名义收入对购买力水平的提升。但2015年的情形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各地两会透露的信息看,对CPI的预判值高于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重庆、内蒙古、辽宁、安徽、河南、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分别将2015年CPI调控目标定为“3%左右”。随着相关省份居民收入目标的下调和CPI增幅的判断,要防止物价等因素产生的不利影响,还需要完善相关社会保障,让收入能持续稳定增长,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

而从目前看,通缩的风险似乎更大。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农产品物价水平将显著下降,这将降低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速度,直接拉低低收入户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关专家也提出,在收入增长目标回落的同时,政府应该增加保障支出,以稳定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这既可以采用减税的办法,也可以扩大民生开支。

3.收入与基尼系数:贫富差距,还需打破固化

中国基尼系数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013年0.473,呈逐步回落趋势。尽管如此,超越0.4警戒线的这一数值仍须引起高度重视。作为能以一个数值反映总体收入差距状况的指标,基尼系数具有一定说服力,但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基尼系数似乎不足以概括收入差距的真实。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2014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比上年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记者梳理发现,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天津、福建、山东、辽宁这9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从收入数额分析,2014年上海、北京、浙江、深圳等省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4万元大关,其中,上海最高,达47710元,北京43910元位居第二,深圳40948元,浙江40393元。

从东中西看,收入差距依然十分显著。2014年青海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307元,甘肃暂排最后,为20804元。从城乡居民收入的总体情况看,也体现了这种差距—-东部:2014年浙江32658元,江苏27173元,广东25685元;中部:湖北为18283元,河南15695元,湖南17622元;西部: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80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736元。

从东中西部收入差距到城乡收入差距,从行业间收入差距到不同职级收入差距,如何实现分配的公平考验着中国,考验着改革。在很多专家看来,关键是要打破贫富凝固,形成上

下流动的通道,让更多中低收入者实现收入增长,而中低收入群体正是拉动消费最有力的生力军。机制的完善关键在于加快改革。提低、扩中、控高的六字方针需要有效落实。

提低——包括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大教育投资等。北京市近日宣布上调6项社保待遇标准。其中,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每月人均增加305元达到3355元;4月1日起,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也将上调160元,达到1720元。6项标准调整后将惠及该市314.2万人。限高——主要是对国企高管等高收入群体,通过对垄断行业企业收入进行调控实现更公平的分配,目前正在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扩中——则需要通过各项措施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4.收入与最低工资标准:积极有为,还需量力而行

2014年,已经有1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这19个地区分别为:重庆、陕西、深圳、山东、北京、上海、天津、山西、青海、甘肃、云南、四川、江西、贵州、内蒙古、河南、浙江、江苏、河北。调整之后,从最低工资标准的绝对数上来看,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仍然是上海,分别达到1820元和17元。

从最低工资增长幅度看,2014年最低工资平均涨幅较往年出现下降。人社部透露的数据显示,去年1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在14.1%。虽然增长幅度达到了两位数,但14.1%仍是近年最低水平。据统计,2011年全国24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2012年25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国2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7%。

“最低工资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并非调得越高越好,必须把握好度。”长期研究工资问题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提高得过慢过少,就会影响低收入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如果提高得过快过多,就会给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就业。事实上,改革进展到今天,这样的“两难”问题越来越多。民生改革需要更多辩证思维,要积极而为,也要量力而行。

5.收入与失业率:结构矛盾,还需苦练内功

最近,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和国内网站展开调查,并联合发布了《90后毕业生饭碗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起薪平均为2443元/月,高于去年毕业生起薪2119元/月的水平,但许多大学毕业生入不敷出,约四成毕业生仍需“啃老”。2003至2014年,我国GDP从1.64万亿美元,增长到10.17万亿美元,增长6倍多。同时,北京最低工资标准从495元/月涨到1560元/月,增长3倍多;大学生起薪由1550.7元/月增加到2443元/月,只增长了约一半。

地域对比:上海应届毕业生起薪水平排名第一,为3241元/月;北京排名第二,为3109元/月;深圳排名第三,为2905元/月。除上述城市外,省会城市应届毕业生起薪南京(2813元/月)、合肥(2717元/月)、杭州(2664元/月)、苏州(2625元/月)在前十名中。

河南省某国企负责人介绍,虽然不同学历在工资上仍有差距,但相差不大,新入职的本科生月薪为2800~2900元,硕士毕业生月薪为3000~3100元,但两者在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等方面并无明显差异。

杨宜勇指出,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导致大学毕业生需求量增长缓慢,加之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加,两者共同作用导致大学毕业生工资增长乏力。下一步,在经济放慢脚步的同时,更应提质增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大学生就业门路,改变结构性失业增长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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